当下评论

时下，关于民间采取暴力行为的正当性被微妙地论辩着， 非暴力主张本来已经成为全球政治文明共识，但是不能不意识到， 当一个社会连这个看似毋庸置疑的问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 应当对社会进步的总体方向进行一番检讨和修正。至少应意识到， 在各个利益主体的代表组织被允许成立之前的社会力—— 遭受强烈被剥夺感而又充满能量的群众行动通常以直接暴力的方式出 现。 释放社会力，方能驯化暴力   彭晓芸   23 日 20 时 38 分，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很快， 消息传至微博，舆论热切关注事态发展， 网民们或悲愤咆哮或冷静分析，彻夜无眠。人们转发各种求助信息， 很快就传来温州现场市民排队等待献血的图片， 网民大赞温州市民行动力之迅捷。传统的新闻报道及公民行动模式， 在这里，被彻底颠覆了。   25日晚上，温州 市民自发来到世纪广场为遇难者守夜， 他们秉烛祈祷，动容泪下，在地上烛光拼成硕大的 “7.23″ 字样 以示纪念，市民的悼念活动再次通过记者及公民传递到微博， 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次转发和评论，可以听得见是：公民在哭泣， 公民在呐喊，他们唱起了国歌，他们期待着真相和正义。   此情此景，与去年 “11.15” 上海大火之十万市民鲜花行动， 何其相似！   而这仅仅是当前中国社会力崛起的一个小小切片，它以积极的、 多元的姿态展示着民间社会在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之后， 有了更进一步的公民诉求：他们不再仅仅关心自己吃饱喝足， 他们还关切他人命运， 共同承担着复杂社会背景下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危机与无常。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随着政治权利的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壮大， 社会形态不再是过去的扁平化格局了，从 2008 年汶川地震志愿者 的蓬勃爆发至今日微博参政议政的火热程度， 就可以窥见民意走向清晰的脉络。他们不仅渴望我的地盘我作主， 也热切期待参与公共生活， 渴望从多元共同体的建构和归属中体认个体价值， 绽放个体生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社会力作为相对于政治力、经济力而存在的一个概念， 也被社会学称之为 “ 第三部门 ” 或所谓 “ 志愿性部门 ” （ 它不是一个行政概念，而是一个共同体或民间组织概念）， 指的是在国家与市场之外的 “ 第三种力量 ” ， 相对于国家机器所具有的强制力和市场的逐利本质， “ 第三部门 ” 具 有强烈的公益性和自发性，作为一种民间社会力量而存在。   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释放的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力， 1992 年邓公 南巡则是再次确认中国不排斥市场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大方向。 当一个社会的政治力量高度凝聚、经济实力持续攀升，那么， 社会力的萌芽至崛起则是发展的必然逻辑了。   而今，在如何实现公平与正义的路径上，中国人再一次面临抉择： 治标不治本地问责地方官员了事还是追究事故与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 因？被基层维稳 “ 产业化、利益化 ” 绑架还是全面创新社会管理？ 压制还是建立民间利益博弈、意见表达的自主机制？做全能政府、 揽无限责任还是释放社会力、鼓励民间组织成立？   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将是中国能否从政治力、 经济力的强大走向社会力的强大的关键，从而夯实社会基础， 找到一条真正实现稳定与发展的第三次转型之路。   为什么说社会力的壮大显得如此重要，如此关系社会的长治久安呢？ 因为无论从中国社会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好， 其他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好， 都证明了当政治和经济能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被压抑的社会力如果得不到释放， 民间利益诉求会趋于暴力化的自力救济而不是有策略、 制度化的理性博弈， 如中国目前出现的各种局部骚乱或泄愤型暴力事件。   时下，关于民间采取暴力行为的正当性被微妙地论辩着， 非暴力主张本来已经成为全球政治文明共识，但是不能不意识到， 当一个社会连这个看似毋庸置疑的问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 应当对社会进步的总体方向进行一番检讨和修正。至少应意识到， 在各个利益主体的代表组织被允许成立之前的社会力—— 遭受强烈被剥夺感而又充满能量的群众行动通常以直接暴力的方式出 现。   当法制化表达渠道、博弈机制被阻碍时， 公民极有可能采取极端化的、 暴力化的非理性手段来赢得关注或宣泄不公平感。甚至， 这种泄愤行为还赢得社会层面不可思议的喝彩，这是因为， 很多平素也遭遇过不公的人们在这些案例上投射了他们的“ 命运共同体”感受，于是出现有的人将个体暴力抗命视为 “ 英雄 ” 予 以赞美。   在社会力萌芽的早期阶段，往往伴随着暴力的增长， 只有当社会力的能量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格局当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时候 ，良性的社会力会遏制恶质的社会力增长， 暴戾社会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公民力量自动洗牌挤压掉， 出现更多诸如上海市民、温州市民这样“优雅” 地表达哀伤的社会运动。   社会力的发展与否关系到该社会的文化健康与政治制度的健全。 如何发展社会力，如何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容忍第三部门的发展， 并使其发挥对社会整体的导航、协调作用， 是诸多社会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共同关怀，也是一个社会从政治力、 经济力独大的不平衡状态走向将社会力纳入制度化轨道的必然选择。   一个成熟的政府，在面对社会力兴起早期阶段的非理性时， 保持最大的克制，同时尽快正视社会力崛起和民意所向， 如是才可能实现社会力的转化，从暴戾走向理性和制度化， 最终驯服暴力，同时充分吸纳社会力来共同承担社会风险， 从而实现公共政治生活的协力治理。                                        《环球时报》2011年7月27日 推荐同主题阅读： 刘康：不应给暴力合理化任何借口 作者：刘康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挪威杀手布雷维克在宣言中写道：穆斯林必须被视作野兽。这是这个“天堂里的杀手”的真实杀戮动机。在挪威这个西方人眼中最和平的国家里，以暴易暴的恶行突然爆发，的确令世界震撼。如果发生在美国，此事也许不会引发如此大的心理震荡。美国是一个枪杀案不断的国度，自从“9•11”之后美国成为“全球反恐”桥头堡，这一以道义和人权领袖自诩的超级大国，越来越向暴力主义方向滑落。小布什在发布反恐宣言时说漏了嘴，用了“十字军东征”这一字眼来形容反恐战争，暴露了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数千年延绵不绝的恩怨，并未随着文明的进步有任何改观。 　　人类至今依然依靠暴力、战争、杀戮来解决多数争端，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暴力却自始至终都是人类共同价值零容忍的野蛮行径。没有哪个政党、阶级或团体会把暴力当作其终极目标。战争中的敌对双方也都会祭起捍卫正义、反叛压迫和侵略的大旗，把最终消灭暴力作为宗旨。虽然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必须厘清，但文明的逻辑毕竟不能认同暴力。走出暴力怪圈，摒弃暴力这一人类之殇，乃是人类文明永恒的问题。 　　去年我去了一趟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用彻底的工具理性来合理化种族灭绝的暴行，奥斯维辛的管理全盘遵循着效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法则，恍惚中让我模糊了现代商学院的理念和纳粹工具理性主义的界限。当然，最根本的区分依然是暴力至上还是非暴力手段，但法兰克福学派哲人的沉思却时时让人警醒。毕竟广岛、长崎原子弹的人类之殇和二次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均无法用理性全然解释得清。 　　另一让我震撼的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了以色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集中营最多的参观者来自以色列，中小学生、大学生为主体。每个人背上披着两米见方的以色列国旗，或合唱，或举行烛光聚会。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对纳粹大屠杀的追忆、祈祷、仇恨，无不在强化着复仇的种子。的确，犹太民族孕育了无数伟大的哲人和学者，涌现了世上最富有的金融家、 企业 家和媒体大亨，现代以色列也无时无刻不渲染其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可惜，中东地区的民族仇恨、种族仇恨、宗教仇恨，却从未有过真正化解的时刻。我百思不得，纳粹才是大屠杀的制造者，为什么跟其并无干系的阿拉伯穆斯林却最终成了犹太复国主义施暴的对象？中东战争的恩恩怨怨，极其错综复杂。从“9•11”到塔利班、“基地”组织，再到被美国先后斩首的萨达姆、本•拉登，他们都深深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无法脱身。 　　挪威的暴力杀戮事件告诉我们，今天谁都不能幸免暴力的怪圈。中国当然不是例外。中国的暴力事件不再仅仅是少数“疆独”和“藏独”分子的恐怖主义行径。在高速狂奔的中国，社会共识越来越匮缺，不同阶层、地域、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分离越来越严重。暴力事件、群体事件也越来越频发，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一个社会价值多元、社会分化加剧的时代。我们一方面要把建设法制社会和公平公正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去追求，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中国成为高风险社会、暴力事件不断出现的严峻现实。 　　毋庸置疑，中国社会存在着挪威杀手布雷维克这类的极端分子，也存在着孕育了塔利班、“基地”组织和犹太复国主义等形形色色极端势力的土壤。中国不曾给自己贴过“最和平国家”和“天堂般国度”的标签，法制不健全，权力超大的官方力量跟脆弱的民间社会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给中国暴力事件的产生带来更多负面影响。在此情形下，以暴易暴的逻辑很容易滋生蔓延。任何给予暴力和暴行以合理化借口的说辞，无论多么冠冕堂皇，都会有意无意助长暴力非理性的暗流。中国身处全球化进程的前沿，同时又已深入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纵深腹地，所以无论是民族民粹主义的极端诉求，还是堂而皇之的民主自由主义理由，都不得不在中国与全球化的纠结氛围中经过考验。换言之，我们必须警惕中国版的塔利班或草根民粹主义，同时也不可对民主自由主义的高调盲目跟随。 　　是否给暴力任何合理化解释，是否对任何暴力零容忍，就是我们对当前中国各种主张和主义的一个试金石。滥用公权力的暴行必须遏止，以反政府为名的暴力也绝不能获得豁免。中国不容忍暴力，人类不容忍暴力。暴力的对象往往是错置的，就像犹太复国主义的复仇靶子错对了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塔利班“基地”组织错对了纽约世贸双子塔楼的普通人那样，更遑论挪威那些无辜天真的孩子们？▲（作者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鉴于微博目前承担的颇具公民社会意味的媒介功能，有人在忧虑微博的命运，实际上，官方应该意识到，微博延缓了群众上街的冲动，微博拯救着自焚的绝望，微博化解着暴力袭击政府大楼或滥杀无辜者的戾气。微博是一场公民文明的网络社会运动，它既虚拟又真实，它提供了一种练习“交通规则”的机会。否则，“无证驾驶”的横冲直撞将如动车一般导致灾难性后果。 动车之殇：网络社会运动崛起，管制不是出路 　　 　　彭晓芸 　　  “【不成啊, 温总理】您昨天在现场说调查组是独立的，今天一看名单，铁道部副部长居然是调查组副组长！这样的调查组想独立于铁道部都是一句空话，不知道您的词典里如何解释“独立”一词的。还是希望用您巨大的影响力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别调查吧。法律规定国务院可以提出这样的议案的。” 　　 　　 微博或成“政治广场” 　　 　　 这是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7月29日的微博发言，很快被删除，但在删除以前，已经被转发和评论了数千次。从7月23日晚发生温州动车事故至今，一周过去，微博依然在沸腾、在哀嚎、在追问、在抗争，众声喧哗，有冷静分析，恳切诉求，有怒气冲天，绝望灰心…… 　　 其中以新浪微博最具代表性，它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媒体”。同时，它也在成为中国社会目前最为可能的政治广场。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改革开放确立的市场经济主导带来的经济发展，大陆生长起一批可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市民、城市白领。可以说，大陆的公民社会乃至自发的社会运动，近十年来从萌芽走向了崛起的态势。但是，由于官方对公民社会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犹疑，甚至一度有官方媒体《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称社会管理要“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当然，此说很快遭到批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随后撰文指这种看法是一种偏见，是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呼吁中国官员“应鼓励、支持”公民社会发展。而广东更是在7月14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官方社会治理的思路是“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 　　 　　 颠覆传统社运概念  　　 　　 按理来说，发展公民社会，鼓励微博成为一个在线（online）的公共空间，在当下当无疑义甚至显得极为迫切。但深切了解这个被社会学家孙立平诊断为患有“体制性拘谨”顽疾的社会的人们，还是显得极为焦躁不安，人们开始担心，微博还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吗？这种看起来已经非常蓬勃的多元交叉网络社会运动，会面临鸿鹄折羽的命运吗？ 　　 在微博空间，传统的社会运动概念被完全地颠覆了，它是一种多方互动的“抗争性话语”（contentious conversation），其主要形式是发帖转帖评论，当然，还有影像和视频数据借助微博得以传播，但总体来说，网络社会运动仍然以话语为主要的抗争工具，有的人将这种网络生态评估为“围观改变中国”。实际上，有必要更新一下这样一种表述，因为庞大的民意表达已不仅仅是“打酱油”或“围观”了，只要在每一个呐喊的网民面前架上摄像头、递上麦克风，他们就是一次次可被实现的公民政治广播，就是实实在在的广场政治。 　　 在网络社会运动这里，说即是做，意见表达实际上已经非常显著地影响着官方决策，很多的民意呼声和质询，官方都不得不重视和回应。而由于微博的实名认证制，更加给这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技术上更趋“去虚拟化”的条件。 　　 因此，不能再把网络社会运动仅仅视为虚拟的政治抗争了。你能否想象，在微博上，不仅有无数不知名的网民，还有大量实名认证的学者、媒体人、律师、企业家甚至政府官员、宣传部门干部，抗议者和诉求对象，甚至可能就在这同一空间中展开对话，而受害者、事件当事人，更是越来越多地开始借助微博的威力来伸张自己的诉求。此前有宜黄自焚事件中的钟氏姐妹，今天有温州动车事故中不幸失去五位亲人的家属杨峰，他成为了此次微博声援动车受害者网络社会运动中的焦点人物。 　　 此前，杨峰问责政府时悲愤而掷地有声的视频影像在微博广为传播，人们同情而又赞赏这位公民展现出来的现代公民意识。随后，杨峰真的来了！上了微博的杨峰给自己注册的ID是“杨峰陈碧”，陈碧是他痛失的太太的名字。有些网民希望杨峰持续抗争，为所有罹难者也为社会公义而发挥作用。但杨峰坦承：“天上不是5位而是40位看着我，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了，请原谅我，如果我再坚持，我将失去我最后的第六个亲人，对不起大家，我自私了，我必须要为我死去的老婆做这件事情，因为上帝留了他,就是在给我机会去照顾他，我一定要做到，再次表示对你们的歉意。”网民多表示理解和宽慰，并接过持续抗争之棒，继续表达对真相的诉求，对救援不力的不满。 　　 这样的互动颠覆了传统社会运动封闭式的行动组织空间，它变得没有组织而多元交互依赖。这既扩展了抗争者的话语空间，但同时也方便了动态追踪甚至监控、防范，可以说，微博当前的技术条件让这场网络社会运动呈现着透明、多元、无中心无组织的原生态，使得动员机制和抗议机制几乎同步生发。 　　 　　 管制微博不是出路 　　 　　 鉴于微博目前承担的颇具公民社会意味的媒介功能，有人在忧虑微博的命运，实际上，官方应该意识到，微博延缓了群众上街的冲动，微博拯救着自焚的绝望，微博化解着暴力袭击政府大楼或滥杀无辜者的戾气。微博是一场公民文明的网络社会运动，它既虚拟又真实，它提供了一种练习“交通规则”的机会。否则，“无证驾驶”的横冲直撞将如动车一般导致灾难性后果。 　　 而从熟悉“交通规则”到“驾车上路”，期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真如广东政府所鼓励的，真正要发展民间组织，培育社会力，退出全能政府的超政府职能，需要各方条件的支持，其中，必然也包括社会舆论的鼓励，包括诸如微博广场的发育和锻炼。  　　 如果官方以健康的社会治理心态来看待微博，应当从这种便利中看到了协商性民主的微妙远景，看到了协力治理的现实条件，但如果将其视为威胁维稳的洪水猛兽，恐怕就会启动管制之闸，将网络社会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网络社会运动从此消失了，而是民意的出口阻滞了之后，会在其它管道谋求出路。实际上，对于危机四伏的转型期社会，各种局部的骚乱和暴力冲突一直在悄然发生，与温州事故几乎同时发生的，有关于贵州安顺城管打死残疾小贩的事情也在传播，这是又一起可能会引起民意沸腾的事件。 　　 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否发生，实际上和技术工具并无必然联系，曾经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最终导致大陆废除收容条例的孙志刚事件发生于2003年，那时，并无微博。可见核心问题不在于管不管制微博，而是如何从这些不断发酵的民间诉求当中，发现和检讨当前濒临危机的政府公信力及其背后的体制性缺陷，适时开启政治改革、释放社会力之门。 　                                                      《旺报》陆媒新视界 20110731

摘要：爱情与钱无关，但离婚赔偿不是赔偿爱情，而是违约赔偿，是一种对契约精神的尊重。婚前协议可以百花齐放，可以约定互不赔偿，也可以约定即便女方出轨也应当赔偿。 1.我赞成父母财产产权清晰，子女不要啃老 2.我认为爱情与钱无关，但离婚赔偿不是赔偿爱情，而是违约赔偿，是一种对契约精神的尊重。 婚前协议可以百花齐放，可以约定互不赔偿，也可以约定即便女方出轨也应当赔偿。 甚至可以细化到有无生育子女的赔偿。譬如无子女可互不赔偿。有子女要充分考虑儿童的权益和教育成本。婚姻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合作和抚育后代的共同体，因此具有社会性，不可能和爱情那么简单，也不是完全个体化的产权清晰所能解释的。否则，那就不要结婚好了。 现在很多有能力的、独立自主的女性并不那么渴望婚姻，原因即在于此。台湾女性单身比例非常高。她们未必就是剩女，而是可以有恋爱，但不太愿意被婚姻束缚。男性亦然。大陆很多所谓的钻石王老五，即是此类。 3.婚姻法解释不能偷懒，目前的这种一刀切是一种懒惰法，估计基于实操经验当中的纠纷和繁琐而进行界定，打击漫天要价、闹个不停，便于司法案例的调解和裁决。 虽然个人很反感女性漫天要价，视离婚为末日。但我理解居于婚姻中和社会中弱势地位的一部分女性的生存困境，她们未必能够立即成为强者，未必能够立即改变价值观，未必能够从家庭主妇角色变成事业型女强人，何况，还要认同这个社会有一部分女性就是热爱家庭主妇这个角色，所谓的性别公正，不是绝对的男女平等，也不是绝对不允许社会分工和角色的多元化。就像，我们应当认可家庭煮男的存在一样。 4.如上所述，婚姻关系有经济合作和共同抚育孩子的功能，尤其是在抚养孩子这一条，由于女性的母亲身份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人格养育影响重大，加上实际操作中，离婚案例子女归女方抚养居多，因此，在离婚赔偿上对女方倾斜，实际上是对一个民族的后代负责任。 这一点，中国尤其糟糕，甚至即便有了经济优势的强势女性，也未必能够当好单身妈妈的角色，我尤其指精神上的独立和愉悦，不传递怨恨给子女这一点，中国女性大多数做得很不好。这样一来，更加需要对这一群体有所帮助和照顾，一是经济保障，二是心理健康，人格尊严。前者需要制度环境和政策，后者需要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变革。 加上此前写过的几点，我的观点差不多就这么多吧： 1  立法的价值取向是社会福利、公平且兼顾现实还是维护社会道德、引导女性独立？貌似争论不下。站在性别公正的角度，我赞成爱情和金钱离得越远越好，女性应自主独立，但站在当前社会现实之下，我的性别公正主张只是一种理论想象，我警惕和检讨这点。  2  在台湾，访问了一个比较小众的边缘组织，谋求性工作者合法化的民间机构。如果从理论愿景来说，我应该是极力反对性工作合法化的，因为这样强化了女性成为消费品，对性别公正无益。但是，了解现实状况，我又不得不去试图想象，社会不同群体的不同生存诉求，也有她们一定的现实性甚至合法性。  3  中国很诡异，没有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即开始进入性别公正阶段的立法精神，这样的制度环境究竟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不敢评判。中国现在走得比西方还远了，而西方的女性就业环境显然并不比中国差，婚配环境更不差。这叫做揠苗助长吗？催生中国女性成为世界第一强人？  4  立法和个人的道德偏好，显然不是一回事。在政府的立法环节，是否应该坚持道德中立的原则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问题。中国女性物化的程度确实触目惊心，且有一种女性的民粹主义在获得赞赏，这是我反对甚至厌恶的。但这个状况是否就是目前立法的价值引导、道德偏好依据？不能武断地下结论。  5  回覆@马越马甲: 自上而下的那种男女绝对平等，不是社会运动范畴，而是政治需要，是一种政治上的战略而已。 //@马越马甲:我记得中国的女权运动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的很多成就都被选择性遗忘了呢。  6  回覆@万如海: 是，好像目前被调转过来，在社会的价值观层面，应该批判的，反而被谩骂为道德绑架，而在立法层面应该谨慎的，倒反而容易被喝彩，这是很奇特的颠倒。 //@万如海:别太理想化，社会进步只能小步推进，曲折和迂回是难免的。如果以你前面的理论愿景来执政，就跟朱熹差不多了。  7  回覆@普罗旺斯女人:只有植根于社会层面的女权运动，才能真正从价值观上改变两性生态，融入日常生活，价值观上没有革命，仅仅靠制度扭曲，实际上只会产生很多的怪胎。当前就是这样了。 //@普罗旺斯女人:为什么非要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才能获得性别公正呢？  8  回覆@孙辉_熊桑: 你错了，这种立法对于偏好独立自主的女性当然是有利的，完全符合我的性别公正主张，但讨论立法问题而不是价值取向必须撇开个人喜好，客观评估当前女性群体的普遍处境 //@孙辉_熊桑:哎~这个时候就开始想着自己了~被人欺负就开始以点论事~从没考虑从大方向解决问题~中国媒体人就这个德行  9  讨论问题如果总是强烈地代入个人喜好，基本上就不用谈了，那是一个撕裂的社会局面，每个人都从对自己有利无利出发。对于我等有孩子的中年妇女，这种立法显然是好事情，年轻貌美的价值贬低了，通过婚配获得经济好处可能性降低了。但年轻女性就业环境很糟糕，这阻断她们通过家庭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  10  家务劳动有所体现其价值，这在西方已经充分地在政府的政策，福利，税收制度以及法律当中体现了。没想到中国的立法和释法如此肤浅粗糙。我不会选择做全职主妇，这法与我本无干系，但是，我们必须尊重和保护那些选择做家庭主妇的妇女的权益，这都是个人偏好，无高下之分。 11  其实，中国社会这种偏差状况就是因为道德话语被国家强权垄断了，而民间社会则总是放弃自己的价值观革命。想起那天推荐的共识网那篇文章《无道德社会的启示》，对抗极权，不是民间放弃道德话语，如果放弃了，恰恰给予了强权实施其价值偏好、道德取向的机会。奈何！现在民间已经形成了不可谈道德的暴戾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