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评论

全文摘要：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一个危机四伏、信仰缺失的社会，才会激发起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民族主义情感是在社会矛盾当中谋求安全感和共同体认同的本能反应，苛责于这种情绪本身无助于深切理解中国问题的艰涩与困顿。 需要警惕的是“官方民族主义”，“官方民族主义”本质上是王朝为了巩固政权而诞生的，它将官方的意识形态强加在王朝疆域内人民，官方民族主义的极度扩大便是「帝国主义」。 因篇幅限制，媒体正在连载，只能按照出版先贴出部分，网络转载请等全文并注明出处。谢谢。 《當插科打諢遭遇民族主義（三之一）》微博戰火延燒 南北媒體鴻溝現   彭晓芸 上周的专栏刚刚谈过大陆新浪微博日益成为一个充满硝烟的地方，这周的「战火」又烧到了媒体人身上，而且罕见地将南北媒体之间的价值差异和对话鸿沟赤裸裸呈现于公众注目之下。 化约地将这种分歧称之为「南北差异」或许不甚确切，但指向市场化媒体与党媒的分歧，似乎也不那么尽如人意，严格来说，当前的媒体，只要有刊号有采访权均属体制内媒体。大陆并不存在台湾威权时代的所谓党外报刊。 无论以什么命名，这几起事关民族主义情绪的争论，倒是呈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多元面向及背后的复杂逻辑，颇为值得观察。 过度解构将适得其反 事情缘起于南方报业旗下媒体《南都周刊》主编西门不暗（微博ID）在微博针对「九•一八」发表了一番不当言论，大抵是想解构官方意识形态垄断下的宣传话语，但由于习惯性地将类似饭局黄段子的风格搬上了微博，一时激起千层浪，招致网络上民族主义者的猛烈炮轰，有网友发起要求其辞职的网络运动，有声称要自费刊登广告抵制这一伤害公众民族感情的言论，甚至要求广告商不要再在这个刊物投放广告。当然，这种抗议由于匿名性、随机性而导致程序上的非制度化和混乱，往往演变成对人的上纲上线攻击，如果大陆有诸如台湾的媒体改造学社、媒体观察基金会这样的合法组织，公民实践对媒体及媒体人言论的监督或抗议，就有了制度化的合理性、合法性。 借着公众群情激奋之「东风」，北京的党媒《环球时报》官方网站刊登了两篇对西门不暗言论进行严厉批评的文章，正式拉开了一场媒体人之间公开对峙的舆论战。 其中一篇题为《主张去民族化思想的自由主义者不要过于迷恋自己》的文章，由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梅雨堂所写，这篇文章语气温和，区别于网民的非理性谩骂，作者称：「我也不认为西门不暗是‘汉奸’。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不会聊天’，在错误的时间说了一句‘冷笑话’，不仅没能起到调侃的作用，还给自己弄得一身臭。」文章同时批评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走向了极端和傲慢，「成为自由派中的迂腐分子，丧失了先进性。」针对网民对西门不暗的讨伐，梅雨堂认为：「如果一个人狭隘的对待不同思想，他自己的言论空间也会被挤压。」 这番言论倒也体现了对话的意愿，立场虽不同，但击中了近些年来将自由主义简单化理解的自由派媒体人遭遇的困境：一味地插科打诨和解构，在言论不自由的高压下，的确起到了消解威权的作用，却并不能更好地达致社会共识，恐将导致更为剧烈的族群撕裂或干脆转向犬儒主义。 浮华语言令思想枯竭 为什么这样说？从大陆持续至今的韩寒热可见端倪。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韩寒不该成为偶像，而是指，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学者、媒体人如此热切地赞美着韩寒，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的一种逃避，一些知识分子鼓吹一个韩寒胜过千百个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无奈的说辞。 韩寒自身是清醒的，他曾经坦诚自己十年来几乎不读书了，严格来说，韩寒承担不了公共知识分子解剖社会的责任，但他有着极好的批判性思维，这倒恰恰缘于他的不读书——早早退学，远离应试教育的戮害。过去这些年，韩式话语风靡互联网，韩寒的每一篇透着机智的博客文章被网民大量传播，其幽默调侃的风格让网民们兴奋，甚至让很多媒体人也极为推崇，不少媒体以刊登此类风格的文章为荣。 遗憾的是，并非每个人都有韩寒的睿智或幸运，插科打诨是一种冒险，一不小心将堕入滑稽的境地。 2010年4月，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的文章，并策划了一期关于「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的专题，表达了对这样一种时代风潮的忧虑。这不是预测，而是身在其中的尴尬，在夹缝中生存的媒体人，很容易感受到语言上的浮华可能导致的思想枯竭。美国人尼尔•波兹曼曾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而当今的中国，似乎对这两种趋势均抵抗力不足，一方面是因言获罪的案例仍然不能消除，另一方面是插科打诨式的集体话语正在吞噬力透纸背的直接言说。 又如奥威尔曾经精辟指出的，「‘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它的恶果是犬儒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及‘双重思想’——在表演的同时嘲笑表演，怀着轻蔑投入机会主义。」尽管「新话」概念指向的是统治话语，但民间话语的枯竭与此是同构互生的。当人们都以戏谑的话语来面对威权的时候，威权倒是可以以你在开玩笑为由而轻松藐视，不予搭理，最终仍然是「新话」的胜利。                                                        《旺报》 2011/09/25

很久前的文章了，忘了贴出来。听闻所谓微博牌照问题，简直是赤裸裸的强奸，如果是真的。 概要： 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 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 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 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 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 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如果限 制 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 乃至谣 言 。假如连同互联网也 予以 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 “ 自媒体 ” 发言， 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 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 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彭晓芸            这是中国近20年来从未有过的景象：新闻管制下， 一些媒体不但选择了抗拒禁令，坚持报道，还痛斥向官方发出了 “ 匪 夷所思 ” 献媚之词的同行，质问为铁道部辩护的媒体 “ 是否还有最基 本的媒体良知与操守，是否还存在着对那40条逝去的活生生的生命 的基本尊重？ ”   这一幕发生在温州动车事故的第七天——按照中国人的丧殡习俗， 这一天叫 “ 头七 ” ，是一个安魂致哀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媒体， 不管是官方色彩浓重的中央级媒体还是地方都市类报纸， 都动用了大量的人马，制作了可观的版面和节目， 准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表达对事故罹难者的哀悼以及对真相的进一 步拷问。   舆论对铁道部的 “ 轮番轰炸 ” 、对 “ 中国高铁模式 ” 的反思， 在官方看来犹如 “ 脱缰的野马 ” ，非拉回来不可了： 宣传部的禁令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来临的。   7 月 30 日凌晨 ，大量媒体人通过新浪微博公开对禁令发出抗议， 当夜被撤销的版面纷纷上传 至 互联网。在一片愤怒的抗议 、 无奈的抱 怨和哀叹之声中，仍有不少媒体成功突围。《经济观察报》以 “ 温州 没有奇迹 ” 的大篇幅专题报道深入剖析温州事故，同时刊发了对《 环球时报》 等媒体的 批评文章。   尽管事后流传的说法是，禁令下达时，该报已经付印。 但人们仍然愿意相信 该报此举 是出于勇气，并将这篇题为《 做有良知 的媒体 》文章，视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这次事件中的底线宣言。   “ 闯红灯 ” 的并不只有一两家媒体。 很多都市类日报依然进行动态报道，有编辑 在微博宣告“ 禁令不是万 能的 ” ，并 骄傲地提醒 读者 ：“ 看清了 ， 这不是被枪毙的版面 ， 而是 最终开印的 ” 。也有杂志拒绝放弃精心准备的专题。 胡舒立带领下的《新世纪》周刊，就坚持推出以 “ 大崩溃 ” 为题的封 面报道，详细报道了事故发生过程，同时通过深度调查，剖析揭露 “ 高铁利益共同体 ” 背后庞杂的产业链和利益分食者。   中国媒体 发生 的这一现象，被称为 “ 集体抗命 ”。 网民们在微博上为 之欢呼，宣称要去抢购那些珍贵的报纸以示支持； 娱乐明星如姚晨等人，也向媒体人致敬。 也有人为媒体没有走得更远感到失望。 一位香港观察者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认为 “ 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 气 ” ， “ 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 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     不管是向媒体人的 “ 勇敢 ” 致敬， 还是对媒体人缺乏集体抗争意识的批评，都只说对了一半。一方面， 中国媒体从来没有停下争取新闻自由的脚步；另一方面， 集体抗争尚存在着复杂面向和当前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闻人个体的抗争一直与这个体制的颠簸同在， 他们前赴后继， 为新闻自由付出了 诸多个人 代价， 而违背来自上级的宣传指令的集体抗争则需要更多的条件。 类似这次温州事故的禁令大规模 “ 失灵 ” 状况，过去并非没有发生。 在 2008 年的四川地震以及 2010 年的上海大火事件中， 都有显著表现。集体抗争的必要条件是媒体总编们的坚持， 以及更高层级的决策者们的默许。而媒体总编和新闻内部审查者， 通常只会在发生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时，才会倾向于不理会禁令。 中国人历来有“人命关天”的观念。中国媒体人也认为， 在重大灾难尤其是人祸面前，敬畏生命比敬畏上级更为重要。   或许有人会问，诸如矿难等灾难性事故似乎并不能导致集体抗命。 除 矿工作业被视为高风险职业的刻板印象等原因之外，这恐怕 涉及第二 个影响媒体人作为的 关键 因素：关于 “ 命运共同体 ” 的建构 与 认同。 无论媒体人承认与否， “ 感同身受 ” 作为集体认同当中重要的情感因 素，在这轮抗命潮当中，起着达成业界默契和集体动员的作用， 悲观的情绪在他们中间传递，很多媒体人感到： 这是一个空前的社会危机的信号， 连中产阶层也面临着体制性缺陷的吞噬，他们不能坐以待毙了！    这一轮报道和评论当中，即便代表喉舌声音的《人民日报》 也发出文章，呼告中国要发展， 但 “ 不要带血的GDP ” 。 而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 则试图在双轨的政治话语上走得更远， 一方面发出饱受诟病的为高铁发展代价辩护的文章， 同时却发出一篇获同行认可、被读者传诵的社论文章，这篇题为 《 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 的 社评指出， 部分政府机构在面对舆论的态度上有根本错误 ，应对公共危机显得 “ 笨拙 ” ，继而认为： “ 在这个新时代里，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 ‘ 引导 ’ 舆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 ”      这被认为是党媒也 在 对新闻管制表达微妙不满的信号。实际上， 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 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 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 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 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 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环球时报》社论所言的 “ 新时代 ” 在这一背景之下就颇 值得体味 ， 它既可以指市场经济格局与 “ 体制性拘谨 ” 互相不适应的大背景， 也可以指资讯流通如此发达的 “ 后互联网时代 ” —— 一个人 人可上微博，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难以垄断信息发布和流通渠道的时代了。 如果限 制 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 乃至谣 言 。假如连同互联网也 予以 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 “ 自媒体 ” 发言， 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 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 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2011年8月4日

摘要： 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微博或进入倦怠期： 从弱联系走向强联系不可阻挡     彭晓芸 一位作家在新浪微博写道：「部分新闻自由，已在微博实现了。」 可以说，他说的是部分实情。台湾朋友曾经问过我，你们坐在一起谈论政治，会被告发或修理吗？我被这位朋友可爱的天真逗笑了，不得不拿微博当例子，跟他说，别说是坐在一起聊聊政治，就是在微博公开地、实名地批评执政党，这些言论也是畅通无阻的。这种批评的声音，几乎每个上过微博的知识分子、公民都或多或少地发出过，刻意与普世价值唱反调的职业网评员，或少数极端国族主义者除外。 官媒迟来的表态 就是执政党本身，也意识到必须正视微博时代的民意表达。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本月14日发出一组「继续为微博背书」（人民网舆情频道主编祝华新在微博推荐这组文章时语）的评论文章，这组名为〈微博，干群关系新「变量」〉的专题以两篇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已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在信息管道众多的情况下，你不能通过权威途径客观、及时地对外公布，就可能有人通过其它途径歪曲、虚假地公布，并调动起整个社会的情绪。征询民意是成本低、范围广、易于说真话的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与机制之一，确认这种形式是对社会力量的尊重。」 《人民日报》站在官方立场，从更新社会治理手段的角度劝诫官员调整心态语态，适应网络时代的话语方式，甚至提出「把微博的互动管道制度化，成为政治沟通的必要制度安排。」官媒发出这样开明理性的声音值得赞赏，但姗姗来迟的表态，赶上了微博已经开始进入倦怠期，远远没有央视播出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节目时遭遇的攻击、谩骂的激烈回馈了。 无论是《人民日报》从官方立场出发，建议政府部门重视微博传递的民意，还是央视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其实都是一个问题的多视角阐发，两者并举、同时成为议题并无不可，但在日益积怨的社会情绪里，后者是说不得的，一触即发。 微博上的「小文革」？ 此类极化思维，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微博生态有恶质化的倾向。近期，微博上针对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于建嵘等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这些非观点之争的人身攻击和诽谤，将致力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拉入一个类似文革话语系统，一个个匿名ID几乎不受限制地贴着大字报，无需为自己轻佻的言论承担责任，让这群意见领袖是否要对此争辩，陷入两难境地。 而对于攻击者来说，只要达到干扰、分散注意力的目的即是网络战争的胜利，他们甚至打着求证的名义散布各种诽谤言论，只要让人对这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打上问号，便可削弱其号召力和影响力。 曾经乐观地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评论人笑蜀在微博意兴阑珊地说：「关不了围脖，但可关人；关人无须自己动手，一个暗示，民团力量足够；枪打出头鸟，定点攻击狼群战术，莫须有，让其百口莫辩越描越黑，即围脖（微博）小文革。于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不玩围脖，埋头写长篇。」 “微博小文革”——笑蜀的喟叹大约不是个别人的观感，这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言论箝制，民意无处抒发，而微博是有技术革命意义的公共平台，提供双向流动的扁平化话语空间，匿名更可肆无忌惮宣泄各种激愤情绪。当然，这不成为要求互联网走向全面实名的理由，但也在对网站的管理者提出小区自治的考验，当google+、twitter已有成熟的网络小区公约的时候，中国的网络媒体仍在纠结于小区规则是不是等同于专制、控制等打压措施。这样的矛盾心理和命题紊乱，导致了一道奇特景观──西方很多网站反倒在感叹中国的网络开放、自由，竟然可以肆意地贩卖他人隐私，造谣诽谤而无需负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散沙民意  未能凝聚 恰如汉娜‧阿伦特论证过的，极权将导向一种人性的变异，但假设我们具体而微地考察，则发现是长期以来公民教育及逻辑思维训练的匮乏，导致公共理性难以养成。这是往前追本溯源的一个说法，而另外一种视角，则是面向未来的，网络上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如何走出困局，成为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力呢？ 温州动车事故时，微博舆论的沸腾有其效应，对当事人而言，舆论的压力被官方吸纳后，的确可能让受害人的利益获得更大的保障，诸如赔偿金额的攀升，以及调降动车车速。但相对于希冀追究体制之困的外围人士来说，一盘散沙的民意未能凝聚起变革社会的中坚力量，下回再遇同类事件，将一切从头做起，未能在标志性事件取得的成果上持续推进。 如果不能清晰界定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存在差异，如果不能摆脱网络依赖症般的宣泄迷思，那么，正如温州动车事故一片咆哮和沸腾之后很快归于沉寂那样，网络上的民意也许某种程度上为官方所吸纳，但是于民间社会而言，却难以留下扎扎实实的社会网络和基层自治组织，培养起自治能力与公共理性。 正因为如此，仅由官方提出将网络民意制度化是远远不够的，恰如广东也曾经将网络问政搞得风生水起，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民意吸纳，其思维模式仍然是管制思维，而不是真正开放社会空间，让鱼龙混杂的民间社会通过切实的博奕和自发组织，最终实现有效自治。 线上的有限开放如何延伸至线下？ 温家宝总理近日关于政改的发言中，就明确提出基层自治的概念，以及由党内民主而及党外民主等5点政改主张。而今年7月，广东省通过一项官方决议，明确提出要「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思路值得大为赞赏并加以实施，但遗憾的是，在维稳控制一切的体制下，这样的治理方略似乎仍停留在表述层面。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旺报》2011/9/18  《陆媒新视界》专栏    

王晓明：现在似乎是只有彻底放弃现实回报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底线。只要还有一点顾忌：家人啊、同事啊、所属的团队、学科、单位、学生…… 就很难完全守得住。特别是年轻人，有诸多的现实需要，也就随之会有诸多顾虑，要他在如此力弱的情况下顶住威逼利诱，事实上也很难。 今天社会上实际弥漫着不安和愧疚感。良知并不会完全泯灭，只不过现在更多地表现为犬儒之后的不安。社会也就因此有了一种巨大的自我辩解的心理需求，需要发明形形色色的歪理，为伦理的失守辩护。在一些媒体和网络上，这种歪理真是太多了。 ————-此说拿来解读媒体人被再三打压为何不抗争，甚有道理 我不幸进行过很小很小的抗争实验，但这种抗争，除了特别特别挚爱的同事，小团队支持我，基本上，抗争是让你孤立的。甚至于包括不相关的同行，也会孤立你，他们有一种自辩逻辑，首先是丑化抗争，将抗争视为高调，张扬，炒作，排斥你，厌恶你。 然后，他们构筑一种低调的美学，为不抵抗进行辩护，说那是风轻云淡，是襟怀开阔。抗争的人，反而成为了斤斤计较了。可是，谁又知道，抗争是放弃交易的，恰恰是损失经济利益的。 他们认为抗争了损害品牌，内部人也会给予压力，让被辞职的人不要抗争的。有些离职的人还得进行悲情辩护，为组织说话，为品牌说话。就是说，很多人已经迷信品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受不了报社被批评，连被议论都不行。其实，和党国体制已经同化了。 实际上，我从来认为离职跟品牌两回事，如果真是上面干的，跟品牌没啥关系。 关键还是在于这种事件是组织进行过一定的抵制和努力之后无奈面对，还是这个组织内部就在借机搞权力斗争。如果是后者，尤其是无能者、小人倾向于趁机搞走一个团队里较有业务实力的人，那么，这个组织恶质化，出品质量下降即是必然的。如果是前者，抗争之后走人，后来者仍然秉持职业理想，那么，品牌依然是靠具体的作品来支撑起来的。 抗争是为了从业的后来者，谋求明规则，拒绝和抵制潜规则，增加透明度，增加打压成本。而不是以受害者自居谋求政治资本。实际上，这种虚拟的政治资本毫无价值，媒体人并不是政客或政治活动家，区区一个离职事件，不能让个人增益半分。你的能量，依然在于你的言论和作品，而这些，是需要靠实力的，不是靠忽悠，需要诚实地面对业务上的不断学习，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