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公共言论中的“骂” 徐 贲   北大教授孔庆东微博上爆“三妈”粗口，令人想起了 2007 年一件相似的事情：一位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对批评他的一位教授发飙，连续发表 10 篇攻击性文章。攻击的言辞非常激烈，称自己要做回流氓。教授们粗口谩骂，引起社会公众侧面，认为有辱斯文。然而，就连本该斯斯文文的教授都能开口谩骂，这又在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公共言论出了什么非常严重的问题？ 网上有消息说，有 6 成网民支持孔庆东，认为他骂人功夫了得，成为无数人的代言人，“作为中文系教授的孔庆东绝对是语言天才，能够将问题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骂’出来。成为孔庆东嘴下‘骂鬼’小至个人和组织，大至国家到帝国主义。……如此娴熟自如的操纵语言，能够骂得彻底、骂得淋漓尽致，骂出很多人的心声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细细看一下这种称赞的措辞，就不难发现用的都是正面意义的字眼，如“天才”、“娴熟自如”、“通俗易懂”、“彻底”、“淋漓尽致”。用这样的正面字眼去看待“骂”的行为，“骂”也就获得了正面的意义。在修辞上，这叫语义感染，也叫“有倾向用词” (spin) 。 语言词汇本来就是带有各种感情色彩，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客观、中立的说法来指称“骂”这种行为。当我们把一种语言行为称为“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表明某种不赞成的态度了。为了避免有意无意地美化“骂”，我们应该特别留意自已是在用什么词汇在言说“骂”。 洛杉矶加大的心理学教授马拉姆斯（ Neil Malamuth ）曾经提供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对同一个男子人群问了两次问题，第一次问的是，如果你强迫一个女子与你发生性行为，而无须负有任何责任的话，你会这么做吗？有一半人说会这么做。第二次问的是，如果你强奸一个女子而无需负有任何责任的话，你会这么做吗？只有 15% 的人说会这么做。其实莫拉姆斯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用不同的字在说同一件事而已，但在第二个问题里他用了“强奸”这个坏的字眼。 如果我们问，你同意一位教授用“下流话”对待别人吗？我很怀疑会有 6 成的人同意他这么做，而事实上，这位教授的“骂”其实就是下流话。下流话是所有“骂”中最有伤害性和杀伤力的，也是最“通俗易懂”的。下流话破坏的是普通人都应该有的言语禁忌。 人是有禁忌的动物，禁忌是被外力禁止 , 被内心默默接受的事情。有的禁忌给人带来 “ 恐惧 ” （如 亵渎 神灵） , 有的禁忌给人带来的是 “ 羞耻 ” 。 “ 羞耻 ” 和 “ 罪感 ” 不同 , 罪感与内心（ “ 内疚 ” ）相关，而羞耻则与视觉（ “ 看见 ”) 相关。羞耻是害怕被人看见不该看见 ( 见不得人，觉得丢脸 ) 的东西或事情。性是给人带来羞耻的一种禁忌，而“骂娘”则又是从最为禁忌的一种性行为生发出来的，所以带“娘”的骂是最令人羞耻的一种谩骂。 带“娘”的和其他与性有关的骂已经代替革命暴力语言成为当今最有虐杀力的谩骂。与所有的谩骂一样，它使用的是一些感情色彩浓烈的词汇，这是所有谩骂的共同特点。“文革”时期的公共语言中充满了这类词汇，那些“坏词”构成了极具摧残性的语言暴力。这些“坏词”将人妖魔化，把活生生的人说成为非人的异类，排斥到人类之外，剥夺他们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低人一等 , 施虐者没有负疚之感。例如， “ 牛鬼蛇神 ” 、 “ 砸烂狗头 ” 、 “ 臭老九 ” 、 “ 小爬虫 ” 、 “ 害人虫 ” 、 “ 走狗 ” 、等等。这种明显的暴力语言如今已经淡出公共语言，应该说是一种政治进步。然而不幸的是，一种具有人类原始粗鲁的“生殖”和“排泄”式的谩骂，却成为当今的主流谩骂。 奥维尔在《政治与英语》中说，一个社会文明的衰败表现在“它的语言在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语言的退化，必定有其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教授的不良影响。但是，“结果也可能成为原因，它强化了最初的原因，导致了相同结果的强化，如此恶性循环，不知伊于胡底”。人们对孔庆东的谩骂觉得反感，应该是出于与奥维尔相同的对公共语言状态的担忧。   《南方周末》

少女 援交与中国人的 幸福 徐 贲   上海警方破获未成年女性“援交”，即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由于人数众多，其中多数又是在校中学生，而且 2 人为未满 14 周岁的幼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涉案的女青少年并不是天生的罪犯，也不能单纯用“寡廉鲜耻”来理解她们的行为。她们是在以自已特定的方式追求着什么——或许是她们心目中的“幸福”，或许是比她们所付出的更有价值的某种“奋斗目标”。   青少年在追求什么   青少年的幸福观出现危机，奋斗目标发生扭曲，并不是今天才发生在这些援交少女身上。两年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主题为《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的在线调查， 9844 名参与者中， 84.3% 的人确认自己“正在奋斗”。而人们眼中的奋斗目标排名比较靠前的依次为“房子和车子（ 53.5% ）”、“更理想的生活（ 44.0% ）”、“成为有钱人（ 43.70% ）”、“找个好工作（ 23.9% ）”。这些非常现实的目标显示，金钱和物质在当今社会中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成功标志，有了钱就能达到这些目标。任何一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援交，只要能快速挣钱，都是“致富”的正当途径，都是追求个人心目中“幸福”和“好生活”的正当手段。 在伦理哲学中，好生活的“好”往往是用“幸福”这个概念来表述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的第一卷就把“幸福”作为伦理的核心问题提了出来，紧接着又在第二、第三卷里分别提出了“德行”（“善”）和“行为”的问题，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幸福”或者好生活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进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 :“ 幸福是一种完全合乎德行的现实活动 ” 。他说，许多人“以生活享受为满足”，更有许多人过着 “ 很明显是一种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满有道理”。他认为，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而另外两种更高的幸福则是“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对于今天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中国青少年来说，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 两种更高的幸福也许是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这句话，因为援交少女让我们看到，最低层次竟然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极低的层次上，“幸福”完全受人的自然欲望支配，变得完全不受羞耻和其他道德观念的约束。   被生活世界扭曲的“幸福”   在完全被金钱和自然欲望支配的世界里，就像在完全被强权政治支配的世界里一样，人们往往对幸福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感觉到某种幸福，而是说他们的幸福感会被极度扭曲。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说了一个“幸福”感觉的故事。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的 犯人伊凡 · 杰尼索维奇 · 舒霍夫从前一天晚上起就觉得不舒服，有些发烧，他早晨起来，觉得头昏眼花、全身无力，不知道这一天要怎么熬过去。可是一天下来，居然过得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去干最苦的活，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砌墙砌得恨愉快，搜身的时候偷带的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别的犯人那里弄到了东西，还搞到了烟叶。没有生病，一天就这样挺过来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这个故事说的是个人的“幸福”感觉（它也让人联想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故事），它基于达到个人“需要”的某种满足程度。满足了就“快乐”，反之则“痛苦”。 但是，社会价值和伦理的“幸福”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意义，“幸福”与人们平时所说的“快乐”是有区别的。著名 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 Victor Frankl ）在总结人生时说：对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趋乐避苦，而是在乐或苦中看到价值意义”。“羞耻”便是一种被人类普遍认为很重要的价值意义观念，而这又恰恰是与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活在一个有约束的世界里，不能百无禁忌，禁忌是被外力禁止 , 被内心默默接受的事情。有的禁忌给人带来 “ 恐惧 ” （如 亵渎 神灵、冒犯操掌生杀大权的暴君） , 有的禁忌给人带来的是 “ 羞耻 ” 。性就是给人带来羞耻的那种禁忌。 “ 羞耻 ” 和 “ 罪感 ” 不同 , 罪感与内心（ “ 内疚 ” ）相关，而羞耻则与视觉（ “ 看见 ”) 相关。羞耻是害怕被人看见不该看见 ( 见不得人 ) 的东西或事情。   人不能百无禁忌   在一个失去了禁忌约束的社会里，习俗的道德与个人的羞耻都失去了依据，习俗道德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大多数的成年人自觉地遵守它，而这对青少年有好的示范作用。然而，当许多成年人，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中被视为“成功”的人士们——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行为严重违背习俗道德规范的时候，青少年的“堕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经在《文化与承诺：代沟的研究中》指出：当代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因此导致了一种危机，她称之为“信仰危机”，她写道，“我相信这种信仰危机可以归因于……现在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太多的成年人沉溺于物质享受和声色之乐，媒体却往往将之报道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提高。长期的长官命令和洗脑式革命道德教育使得这些成年人成为极其缺乏独立价值选择能力的一代人。而今，面对女青少年援交，这些成年人最有可能持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对她们作居高临下的谴责，另一种是将援交视为一种与其他国家、地区可以类比的“现代青少年现象”。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禁忌，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不可耻的，在另一种文化中则不是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女青少年援交行为通过媒体公开揭露，会成为一个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青少年新趋势”。   “幸福”是一种意义   求生避死，趋乐避苦是人和其他一切动物共有的本能和欲望，而只有人才能在“生”和“乐”之外寻找到一种可以称作为“好”和“幸福”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说：“那最为平庸的人，把幸福和快乐等同，因此，他们以生活享受为满足。”这种享受可能超出肉体的需要，但仍然只是快乐而不是幸福，例如有人花 400 万买一只藏獒，用 30 辆 奔驰 轿车迎接，他享受了“体面”的快乐，但有多少人会同意这是一种“幸福”呢？同样，那些从事援交的女青少年，还有那些当“二奶”，或者以其他方式出卖肉体来满足她们各自快乐需求的成年女子们，她们的幸福又在哪里呢？ 人是在对某种意义，尤其是价值意义的追求中实现自己幸福生活的，脱离了价值，便无“幸福”或“好”可言。由于价值的存在，人不仅能在快乐中，而且也能在痛苦中找到意义，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 伦理学家凡维克（ Robert Van Wyk ）说，“一个好生活必须至少包含两个部分，幸福以及不要在寻找幸福中上当受骗。” 越容易受骗上当，就越不容易找到真正的好生活。青少年是一个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时期，尤其是上她们周围的成年人的当和骗。 援交少女需要的也许不是法律的惩罚，而是价值观教育。这种教育不应该仅仅是个人的，而应该放置在全社会的价值讨论之中进行。 个人心目中有了好生活的想法，不等于公共社会中就有了可以共同认可的好生活理念。 在讨论好生活时，需要区别对个人来说的“好生活”和对群体来说的“好的公共生活”，前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而后一个则需要由公民群体一起来确立和维持，因此也才需要成为一个公共讨论的议题。 好的公共生活，它的价值意义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来源：政治的和普世道德的。政治性的幸福生活价值往往以国家、民族、革命事业为中心，它要求牺牲个体，因而也忽视了个体。基于政治信仰之上的幸福感往往是不稳定的，时过境迁后甚至会被发现是荒谬的 普世道德的幸福生活价值往往基于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或人本价值的道德观，不仅是幸福的来源，也提供获得幸福的途径。好的公共生活所必需具备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尊严、真实、诚信，是由公民社会而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和再生的。历史上许多对“幸福”的政治狂燥追求，都是由国家权力主导，结果是灾难性的。今天，要造就一种能够持续有效的幸福观和好生活观，恐怕还要从培养公民社会，建立好的公共生活价值观开始。  

市检察长之争与司法民主 徐 贲   在美国，司法的作用是体现在法官们的职能上的，除了行使对政府的司法审查权之外，法官们裁决利害冲突、管理刑事审判制度、制定各种法规。他们不仅成为“争执的调解者”，而且成为“问题的解决者”，他们还指导政府机构去执行某些政策，有时指导的非常详细。那么，那些重要的法官们又是如何被安置到他们的职位上去的呢？在 11 月 15 日的公民投票中，奥克兰市选民就要决定一件与此有关的事情。 按照奥克兰现在的法律规定，市检察官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今年的选举提案中有一个 H 提案，要求改变这一规定，将市检察官的选举改变为由市政府管理委员会任命产生。这项提案引起了选民的普遍关注，为此《奥克兰论坛报》于 10 月 28 日发表了《选民应拒绝 H 提案》的社论。 市检察长由选民选举产生，这是美国民主强劲生命力的一个显现，也是美国公民社会特有的现象。在联邦的政治架构中，总检察长是由总统任命的，他的主要职能是为政府和总统提供法律咨询，而在“市”这一级，具有相似职能的检察官却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表明，美国的地方政治比联邦政治更贴近选民。 支持 H 提案的理由是，由于市检察官产生于民选，他所受到的民选政治压力会使他难以秉持司法公正的原则。竞选这个职位需要经费，光进入竞选就需要 30 万美元。竞选人在筹集经费时会对经费提供者作出承诺，因此就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许多优秀的检察官由于不愿意蹚募款选举的浑水而不能得到这个职位。相反，参加竞选的大多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把这个小小城市的检察长职位当作跳板，谋求日后更大的政治发展。这种人是“一脚进一脚出”的政客，而不是真正司法公正的捍卫者。 提出这样的理由自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而这样的理由也同样可以用来反对任何其他形式的民主竞选：民主选举很花钱，而且未必就能选举出真正优秀的政治人才。那么是否就应该用任命制来代替民主选举呢？ 以公民选举和投票决定为基础的民主，它本来就是一件“蹚浑水”（ messy ）的事情。但这个浑水至少是在流动的，所以它不会像专制政治那样变成一潭滋生全面腐败的死水。普通美国人有注重常识和经验的传统习惯，常识和经验告诉他们，就算被任命的是一个贤者，也是听命于“上面”而不是受制于人民的贤者。 《选民应拒绝 H 提案》提出，如果让市政府管理委员任命检察长，那么，由于“任命”，检察长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市政府管理委员会。任何一个“委员会”都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委员会不会任命一个大多数成员不喜欢的法官来担任检察长，而被“任命”的那位也就会不得不对控制政府管理委员会的那些人唯命是从。 就在不久前，市检察长罗 索 （ John Russo ）就因为与市政府管理委员会的多次分歧和冲突而愤然离职，其中之一便是关于大麻种植合法化问题的。市政府管理委员会要求将大麻种植在奥克兰市合法化，但罗 索表示反对，理由是加州和联邦都有禁止种植大麻的法律，市政府的作为会造成与州和联邦政府的冲突。在这个问题上， 罗 索对市政府的建议是合理的。然而， 政府管理委员会不仅没有接受他 的建议，反而另外聘用一位检察官来推行大麻种植合法化的计划。这个计划后来无疾而终，但却暴露了市政府动用不当权力的意图。 民主选举过程对当选人可能产生的利益影响是比较间接的，而且不同的利益影响之间也有相互抵消与平衡的效果，相比之下，任命者（们）对被任命人的影响要直接的多。托克维尔说：“如果有人问我美国的贵族在哪里，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贵族占据着法官和律师界。……在美国发生的任何政治问题，或早或迟，很少有不转化为司法问题的”，司法的重要性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政治民主，包括司法民主的一个焦点。对于司法民主来说，任命的危险远远超过选举的危险，奥克兰市民关于市检察长产生方式的投票将是对司法民主的一次表决。    

“信誉”是怎么丢失的？ 徐 贲   近日，华声论坛出现一篇题为《小朋友过生日，县委宣传部祝贺》的帖子，贴出了三张关于一名小朋友在中影射阳国际影城庆祝 10 岁生日的图片，其中一条落款为中共射阳县委宣传部的庆生条幅尤为引人注目。一个 10 岁小朋友过生日，县委宣传部参加 “ 祝寿 ” ，引起了记者的好奇，当记者询问该宣传部时，该部门网络新闻管理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射阳县委宣传部名义为董姓小朋友庆生的条幅不是宣传部的人挂的，也不是宣传部的人授意挂的，当记者进一步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该工作人员反复称不方便透露”。 谁挂的庆生条幅应该是一件很容易弄清楚的事情，有人冒充宣传部挂条幅也是有可能的。宣传部是搞宣传的，自然知道如何向群众解释，以维护党政机关的威信。但是，该部门人员“反复称不方便透露”，这便十分令人蹊跷和不解了。 对这条消息，跟贴的网友似乎没有一个人相信不是宣传部挂的。于是在“否认”与“不相信”之间形成了僵局。类似的情况最近在新闻中屡屡出现，这便令人纳闷，“否认”的那一方为什么这么难以说服民众？它的信誉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 早在 2 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就指出，要说服别人，有三个必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称为“逻辑”，也就是言之成理，清楚明了，最清楚明了的便是“事实”。谁挂的庆生条幅，不是张三，就是李四，没有什么“不方便透露”的。“不方便透露”不合逻辑，所以也就不能言之成理。 说服别人需要的第二个因素是“信誉”，“信誉 是存在于说话者品格中的东西 ”，而第三个因素则是听话者的“情绪”，这里姑且略过第三因素，专门谈谈第二因素。 亚里士多德的同时代人，希腊修辞家 伊索 格拉底 (Isocrates) 也很重视“说服”与一个人的名声和影响力的关系。他说： “ 谁想要说服别人 , 谁就不能忽视自己的品格。 …… 他要努力为自己在其他公民当中建立好的名声。名声优秀者比名声蒙羞者说话更有说服力。一个人一生的行为比他一时的言论更有说服力。 ” 伊索 格拉底甚至认为 , 就话语的影响力而论 , 谁说话比说什么话更为重要。 网友死活不相信宣传部，从这一情况来看，宣传部的信誉名声似乎不是太好。人们往往并不一定要在有了确实信息或彻底了解以后才会被说服。 人们觉得谁可靠或可信往往是出于习惯的力量，与说话者的职业、知识、地位等因素有关。如果你信任一位医生，那么他嘱咐你做什么，你即便不完全明白为什么，也还是会照着医生的话去做。同样，如果你尊敬一位师长，他说服你去做某一件事，你就算不完全明白他的用意或者甚至不完全同意他的理由，你也还是会被说服。 相反，如果你不相信一个人，就算他把道理再说得明白透彻，再坚决地表明他对你的善意，你也未必会被说服。在一个信任匮乏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会普遍觉得难以信任他们本该信任的那些有地位、身份或权威的人士，如官员、教授、医生、专家，这时候，信誉匮缺也就成为一个社会性的普遍问题。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本该一说话就能让大多数人相信的许多权威，包括像宣传部这么重要的说话部门，现在说话也没有人信了。 挂庆生条幅不过是一件区区小事，宣传部连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都无法说服民众，还怎么能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并真正说服他们呢？ 说话者，一个人也好，一个部门也罢，是否值得信赖或相信，不只是一种印象，而且还往往是一种“合理”印象。一个人因为一贯诚实、言而有信而被别人看成是可靠之人，反之则是一个无信之人。这不能保证可靠之人一定不会说谎，或无信之人就一定不可能说真话，但人们一般不这么看，一旦他们形成了可靠或不可靠、可信或不可信的印象后，便很难轻易改变。可靠性或可信度在说理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个人、组织、政府都是一样。一个人、一份报纸、一个组织、一个政府如果有说谎的历史，自然也就被人们视为不可靠、不可信，即便在某个具体问题说的是真话，也还是会被人怀疑，难以取得说服他人的效果。   《南方都市报》    

2011年11月09日 19:05:46 　　按：我批评维稳的年代缺乏政治，缺乏不同利益和意见之间的协商，缺乏在协商基础之上（而不是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整合，这并不等于说作为反对者，就天然拥有了一种政治性，不等于说从反对的活动中，人们便自动取得了恰当的政治眼光和立场。有时候人们在谈论“政治化”或者“非政治化”时，仍然是权威钦定的“政治”。   　　许多东西我们需要从头开始学习，我们同样缺课太多。除非有了一些新的起点，事情才会有一些新的面貌。也许，只有是自我限制的，才可能是更大自由的。放在这里的是去年一篇长文的部分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175.html 。在这之前有许多讨论，在这之后还有许多讨论。此番单独拿出来，同样希望听取不同意见的讨论。   　　这里言及反对派的政治有四条：一、自我限制；二、重建社会的自主性；三、要结束的是专制统治；四、生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   　　反对的政治   　　 自我限制的革命   　　 ——反对的政治之一   　　作为反对派如何处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其实，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还在于反对派要不要考虑政治？   　　当然，道德必然成为反对派的主要战场，一意孤行的专制制度贯穿了一个基本特色，那就是明显违反人们的道德感，结果造成谎言盛行、不负责任至上的沉沦局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互相利用的关系，对上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对下则是轻视冷漠，乃至肆意践踏。但是民主的反对派是否仅仅停留在某种道德情绪上面，是否仅仅是靠道德义愤就能够解决问题？是否越是这样，事情就到了快要解决的地步？   　　不揣冒昧地说，我的同胞当中不乏有人仍然继承了一种类似巫术的心理，是不发生直接接触的交感巫术那种。潜意识中相信只要我在这里念动几句咒语，那边就有一个人应声倒下了。这帮助说明被压迫者的天空总是低矮的，在他们的多种基本权利受到限制时，他们政治上的想象力也同样会受到损害，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他们便不需要一些政治上的眼光？不可以提出他们政治上的规划？   　　说到“政治上的规划”，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些“前景”，这当然是需要的。但是除了“远景”，我们能不能有一些近景？除了我们想要去完成的蓝图，我们能不能考虑眼下能够做起来的？而如何去做，取决于对于眼下形势的分析，对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判断估计，对于自身力量的估计，包括也许要想一想，对方正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才是米奇尼克真正的长处。他说过他的分析始终是对于处境的分析，因此胡平先生说他是“战略家”。今天我们介绍和谈论米奇尼克这个人，并不意味着要照搬波兰的经验，有谁说过波兰与中国一样吗？但是反对派如何拥有一种政治意识、具有政治眼光和自身的政治策略，而不仅仅停留在道德控诉以及揭露的层面，这对于我们恐怕不是一个过时话题。人们是多么容易与他的环境长成一体啊。米奇尼克在某处将“持异见者”与“反对派”区别开来，这是有意思的。我的理解是，前者是个人性的、文化性的，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的工作，比如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但是这并不代表工作的全部。“伦理并不能成为政治纲领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波兰和苏联关系的前景”。（《新演进》）。   　　政治不是抽象的，是“你”与“我”的关系，是一个人出现在另一个人的身边，是一个人站到了另一个人的身边，是互相看得见眼睛和鼻子，而不是仅凭想象泛泛而谈。在那个年代，米奇尼克们怎么谈论自己呢？如何说明自己的存在呢？他们会在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框架之下开展自己的工作？如何给自己一些限定，而不被老虎当作美餐一口吃掉？   　　这就有了“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才能进行”。这话其实无关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考量，一个十足现实主义的考量。作为“反对派”要怎么活动才好呢？不要闹到引来苏联军队，这是一条大限。经历了1956年出兵匈牙利和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就苏联方面而言，它也不想再次手上沾血；而波兰统一工人党虽然面临苏联压力，但是其中也没有人想以“卖国贼”为业，成为波兰民众千夫所指。但是这并不是说，苏军入侵完全不可能。就它的本性来说，莫斯科一定想这样做。“如果所有的人都失掉了常识、现实感和节制，那么这也许成为不可避免”，米奇尼克分析道。   　　所谓“苏联军队”、“雅尔塔条约”在今天听起来已经是十分遥远了，但是相关意思可以翻译为——民主的反对派需要在“在现有宪法赋予的框架之内活动”，不要超出这个已有的框架。这个表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如出一辙。称之为“七七宪章”，区区几千字，就是一个中心思想，请掌权的老虎同志们，真正落实这个国家的宪法上已经写明的人权条款，落实你已经向全世界表明已经加入的赫尔辛基人权条约。   　　运用现有框架，在现有法律框架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为深沉的考虑，那就是不希望再次看到某种突然爆发的场景，不希望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突如其来的喷发与骚乱当中，认为那样一种状态，并不能真正推动民族的民主化进程，并不带来新的起点，而且很可能导致倒退。米奇尼克提到当年他们与哈维尔在捷波边境一个叫做白山的地方非法聚会，想来他们就此深入交换过意见，看法完全一致。哈维尔说：这种时刻“有着旺盛的暴躁的仇恨、报复性的愤怒，和一种对于所有忍受的屈辱自己弥补的狂热要求。”而掌权的人们感到自己“曝光于前所未闻的威胁中时，会毫不犹豫地调来上百万外国士兵来拯救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1975）当然，如果本国的军队足够的话，便不需要向外搬兵。米奇尼克说：“民主的反对派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更加宽广的问题，它和一种急切爆发的可能性没有必然关系。一种爆发可能导致社会压力的正常渠道被关闭。”（1979）。   　　在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是两个起点，既是道德的，又是政治的，这两个起点如何统一时，米奇尼克答道：“既然我们已经给出了道德上的起点，承诺要反对专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涯。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希望上的规划，充满希望的规划，它不仅停留于一些道德上的做法和举措，要有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战略，以期取得一些变化……我们需要找到通向自由的道路本身，如何将自由变成一种日常生活。”因而，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所启动的层面，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是那些身边的细小末节，人们不需要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只是换一些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便可以加入到这场“革命”中来。   　　如果从现在起，就开始过一种自由而符合尊严的生活，那个结尾（“最终一击”）什么时候到来，已经不重要了，时间表也已经完全不重要了。于是，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便彻底区别于列宁主义的“革命观”——不仅在于完全放弃暴力，而且在于不是那么在意权力，也不在意权力的更替，不在意如何将今天当权的人们拉下马，换上一批自己的人上去。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是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人的尊严的革命。因而，有人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称之为“十诫的革命”（《圣经》中的“十诫”）。   　　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啊，是不是等待所有条件都齐备了，才开始从事我们的民主呢？我们虽然没有宗教，我们不是也有基本的道德感吗？在这方面有不少中国传统资源。转化是一回事，但不等于完全抹杀。我们的古人完全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生活的，也不是鲁迅先生所写，除了“吃人”之外没别的。这只是一个文学上的隐喻而已，并不是人们实际生活的历史。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道德精神方面的智慧和积累，否则她不可能延续下来。看看1949年之前的知识分子就略微知道一些。而假如没有来自生活和道德的革命，没有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即使更换权力也没有用。很显然，如果掌权者越是执意与道德为敌、与人的尊严为敌，那么它只能是越来越缺乏基础、摇摇晃晃的。   　　在现有宪法的框架之内，每个人都来动手进行“日常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尊严的革命”，如此这般，“道德”与“政治”又神奇地统一了起来。   　　 重建社会的自主性   　　 ——反对的政治之二   　　打个比方来说。比如一个乌尔苏斯的工人因为罢工而被开除和关押，一个拉多姆的工人因为携带了一些违禁传单而被捕，他们家庭的平衡因此就被打破，家中的妻子孩子的生活变得没有来源。就这个家庭的妇女儿童来说，她们起码需要一些经济方面的帮助。按照惯例，能够给贫困家庭提供援助的是官方的慈善机构，能够发放补助的人们希望“统一”发放。因为那也是一种权力，控制的权力。但这时候有人也拿出了200块钱，送给这个急需的家庭，他觉着可以自己在官方的体制之外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人就是KOR——“保卫工人委员会”。后来的团结工会继承了这个KOR的灵魂。并把创建KOR的米奇尼克、库隆等人请为顾问。   　　如果说狭义的政治即意味着“竞争”，那么波兰的人们不主张以一种竞争的姿态而出现——是民主的，但不是竞争的。这个工作框架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维权”，停留在一些具体工作、具体人们的层面，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维权”。这个最初启动的阶段，其实是有类比性的。除了帮助具体的人们，拥有“社会”视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创造“独立的公众舆论”，要能够面对整个社会说话，提取和创造全社会的共同语言，而不是小圈子自说自画，那样做与极权政府自说自画恰恰形成同构。   　　放在当时波兰的语境中，这些做法的“政治含义”不可避免地释放出来。称之为“极权主义”，它的本性就是想控制一切，它的权力覆盖社会的每个角落，它希望能够掌握和控制所有的主动权，只有它自己是主动的，别人都是被动的和服从的。因此，力量只是从他自己的方向施加下来，而人们都像是臂膀上缠了绷带，腿上打了石膏，不要动弹、不许动弹，处于麻痹和半麻痹状态。这是它的本性使然，是它从一开始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真理那里开始的：一方面是永远正确、万寿无疆，另一方面就只有生活在没有完结的错误、耻辱以及无能为力。   　　从这样的“世界观”看问题，任何一个不再体制框架之内的起点，从人们从自身出发的起点，都会被看作是对于这个万无一失的权威的“挑战”，看作是对于它的“刺激”。比如说你要去帮助别人，这个举动包含了起码三点它所不喜欢的：第一，你挑开了某个伤口，而它们本来是需要掩饰的。你的意思是说“有人需要帮助”，那就等于批评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第二，你怎么能够成为施加力量者，你怎么能够有力量？你为什么还有力量，而不乖乖地呆在某处原地不动？第三，你想要与另外一些人们接触吗？你是不是通过这种接触，来发展自己的力量，你为什么要强大起来呢？强大的只有我们！试图隔断所有人们互相之间的联系，为此不惜使用所有不合法的途径，让人们陷入“分而治之”的黑暗中，是这个制度最为宏伟的梦想！   　　尤其是第三点，是现代极权主义不同于古代专制的地方。古代专制比如中国那么多代皇帝，除了极个别极为残暴的，一般来说，只要你不造反，不喊打倒皇帝，而皇帝并不关心那么多你自己的事情，你于是可以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们组个诗社啊、赏月俱乐部什么的，没有人怀疑其中有什么阴谋。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基本上是地方自治、乡村自治，中国传统的乡绅便是所处乡间的社会组织者。同时还有各种行业协会包括宗教团体，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拥有自己的归属，不至于因为孤独隔离而退回到野蛮状态。在孤独带来的虚无中，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今天人们谈论社会溃败，既是人与人关系的溃败，也是人心的溃败，道德的溃败。这是若干年切断了人们之间任何横向联系的结果，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可能成为互助的和互为依托的关系，而仅仅成为虎狼关系，互相利用、互相倾轧，用冉云飞先生的话来说，造成一个“互害”的社会。   　　KOR的成员面临不断地逮捕、审讯、被关押和被判刑，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然而即使在高压之下，他们也不想发展成为秘密团体，密谋只会进一步损害社会。所有那些不能在阳光之下进行的，都极具破坏性。不提出直接的政治诉求，并不意味着回避政治。当官方以“政治”的名义抓捕他们的时候，或者抓捕其他工人的时候，为被捕者进行呼吁、奔走、营救就不能不是政治的。完全回避政治，绕着政治走，看到政治的门就不敢进去，这属于市侩的做法。“社会的，就是政治的”，这是在极权主义条件下，“社会”与“政治”之间特殊的“辩证法”。   　　问题还在于，KOR成为一个独立的新起点，这个原则是否能够得到彻底贯彻，比如说其成员是否同时拥有这种起点，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开展自己的工作，而不受所谓组织形式的约束？回答是肯定的。KOR的工作原则有四条：第一、真实性；第二，公开性；第三，行动的自主性；第四条，互相信任。而后两条，则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它们同时也回答了KOR并非一个严密的组织，不需要有“领导”来吩咐其他人干什么，尤其是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情。里普斯基写了一本关于KOR的书，其中谈到“这个原则是，如果有人想做一件事情，而又不违反KOR的原则，他们应该被允许追寻自己的理念。”而这就尤其需要互相信任的保障：“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   　　不搞小圈子，不在小圈子弄出另一套权力中心论来，任何起点都被认为有其自身的理由、过程和收获，应该得到信任和鼓励，使得KOR的活动拥有一种真正的开放性，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KOR的一个长远目标是促使不同地区产生独立自主的新的中心，促使更多KOR式的独立社会组织出现。”里普斯基说。最早就有KOR的成员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组织工人罢工，米奇尼克前往帮助工人进行谈判。接着他们一干人被捕，群情激愤，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导致了团结工会的诞生。而在团结工会成立之后，KOR即宣告解散，库隆与米奇尼克做了团结工会的顾问。也许，这种不求个人得失、不搞小政治，而将整个社会视为一盘棋的做法，面对整个社会来发言做事情，是需要我们借鉴的。   　　比较起来，哈维尔更加具有哲学及艺术家的气质，他着重强调了恢复“个人的自主性”，即以良心为起点；即便是政治，也希望是良心的政治。米奇尼克和他的同胞所强调的是恢复“社会的自主性”，即从个人扩展到人与人之间，扩展到社会。这是一对孪生的自主性。在北京他谈到了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不一样在于——比较起来，捷克人的做法更加精英，这同样是有意义的。而波兰最大的特点是丰富多样，在各个群体人们内部，都有生气勃勃的公民草根运动。比如在大学内部举办不同的研讨会，地下工会的形式、农民团体的形式等等。   　　“平行”、“平行机构”这个表达应该来自匈牙利人，但是在当时的东欧流传甚广，即建立各种与政府相平行的平台，不是为了夺取政府的权力，也不是为了与政府作对，而是在它旁边同时建设我们的社会、所有人的社会。   　　由此也可见出，反对派并不是想将社会拉到自己这方面来，让社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弄出一个东西来强加于社会，相反，而是创造条件让社会自我发育，让社会了解它自己要什么、将要去什么方向以及有什么潜力。它让社会及个人发挥自己的高尚想象（见徐贲），而不是一再陷入丑闻和难以自拔的泥潭当中。无疑，东欧的反对派们重新激活了古老的“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激活和体现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公民的首创精神”。   　　 要结束的是专制统治   　　 ——反对的政治之三   　　与共产党的关系，如何看待共产党和体制内，是米奇尼克这次来北京为人诟病的主要对象。他在北京回答推友的这一段话被单独拿出来：“我认为在目前民主条件下的共产党人，已经不是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旧制度下的一个党派，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他们变成了资产阶级。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共产人是当权的共产党人，是维护权力的教条的人，他们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顺便地说，迄今还没有关于米奇尼克与众人谈话问答的完整版。而推特这个工具特点是快，不足是只能容纳140个字，因而不能不是最为简略的。同时即使是再好的翻译，在不熟悉该话题的情况下，在现场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准确。因为找不到波兰语翻译，只能请来一位法语翻译，因此必须请米奇尼克先生讲法语，而不是他的母语。虽然是面对面，但还是隔山隔海的。   　　米奇尼克这段话主要适用于今天波兰条件下的前共产主义者，即已经完成民主转型条件下的原共产党人，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引起人不快的应该是后半段，指称共产党人“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这被认为是米奇尼克先生“健忘”的体现。但是，这并不是米奇尼克在北京才这样说，也不是因为二十年过去了才这样说，他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他的贯穿始终的基本立场。   　　在《新演进》中他是这样说的：“实用主义使得这些人削弱了意识形态的教条，而更多谈论教育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更有力的科学技术的合作以及开展竞争，显然，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会去追求民主。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没有理由将目标定为民主的转变，定为多元化和真正的自治。但是，他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因为他知道镇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为下一个社会不满的大爆发准备前提。”其中的意思很明显，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作为个人他已经不再有什么确信，为什么要一定相信“专制”才是唯一的出路？对于民主他虽然谈不上亲近，谈不上自己去实行，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抱有恶感？难道他们是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比如当他们在强调“民主不适合中国”时，不同时就等于说在说这个东西也许“不错”，就是不能“拿”过来吗？   　　影响他采取决定的是他屁股底下的那个位置和他自身的利益。而同时不是别的，正是这个位置和利益也要求他不能像从前那样，对任何不同意见进行残酷地镇压，像在东欧五十年代，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在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之后，即进入所谓的“后极权主义”之后，政府不得不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们采取了新的策略——“在容忍和镇压之间进行选择”，米奇尼克在北京说道。发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主要也不是老虎本身，而是持续不断的“公众舆论以及民族经济压力的影响。”   　　不指望党内改革派能够解决问题，对他们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将他们的出发点当作自己的起点，这并不意味着将这个体制内所有可能的进步力量一棍子打死，从而也堵死了任何对话、互动的途径，民主社会毕竟需要民主的方式来建立，这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便需要信仰——是的，信仰。相信民主的力量一定会胜利，专制一定会结束。这需要一个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专制者那样的短视。“从长远来看，我们有理由乐观，但我们必须和这个独裁的执政党并肩行动。”（米奇尼克《论反对派和1979年波兰总的形势》。）   　　只有能够看出这个执政党其实是在变化，才有可能去进一步促使这个变化，使得事情往好的方面转变。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才会去做一些事情。这也不等于说重新出发再去寻找一个党内的代理人，就像这个党总是在批评民主人士是外国反华势力的代理人一样。没有代理人和庇护人这一说。起点的不一样决定了面貌和性质的区别。但是为了民族的民主化考虑，反对派其实可以说一句话——即使目前这个党内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改革派力量，那么无论如何也要帮助它再度创造一个出来。如果今天没有，那么让它明天肯定有；如果现在没有，那么让它将来肯定有。前几年流行一个说法，叫做“打造一个中产阶级给党用用”，借用这个句式，那么，民主的反对派需要帮助促进出现一个党内改革派，创造那样一种政治现实，为了民族的未来。在这个人（这些人们）身上，应该体现出来自社会的压力，人民的要求，民族的历史责任。即使他不愿意，也一定要让他这么做。   　　将波兰的经验看成是“妥协”的经验，难免以偏概全。准确地说，波兰的经验是“驯虎记”，是把老虎赶进笼子里。因为是老虎，它就必须进笼子，否则它就要吃人，成为灾难本身。说到底这是权力的本性，而不是人的差别。不受限制的权力，叫它做国民党、共产党，都是一样的。根本目的在于让这个民族永远结束专制的统治，而不是共产党的统治。前者才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矢志，也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简短地回顾共产党所走过的道路，也许是必要的。共产党从哪里走出来的？什么是它最初的宗旨？不正是为了民主自由、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我本人相信这个党的成员中曾经有过非常优秀的人们，他们是我们民族最为杰出的儿女，我们许多人的父辈甚至更早一辈或几辈都在其中。但是包括这些人在内，最终却走上了一条与自己的目标完全相反的道路，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个惨痛的教训，是今天立志要让我们民族走上民主道路的人们，不得不认真反思的——如何才能够找到新的起点和途径，而不是重复他们过去的道路？   　　作为民主的反对派没有必要将拯救这个党本身也当作自己的工作任务，他们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这件事情应该由这个党的成员本身来做，比如党校的那些人们可以考虑得更多一些。这个党内如果还有对党忠诚的，有愿意为这个党负责的，也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的，于是人们就“有理由”等待看到出现党内自我拯救的力量。当他们考虑自我拯救时，这便是出现转机的时刻。光靠少数反对派本身，这也是天方夜谭。任何社会变动社会进步，都是多种合力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单方面的。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每次具有公共危机性质的事件发生，体制内的有关人们，尤其是那些新闻官员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是如实向公众报告呢？还是按照某些内定的尺度隐瞒其中的一部分？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采取了后者，因此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众矢之的”，引发公众的进一步不满。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对于公众的要求好像充耳不闻，但其实来自民众的呼声，对于他们还是有压力的，这种压力实际上越积越大。等到下次再出现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就需要想一想，至少更加感到自己身上的压力。而公众也在一如既往地等待，等待他们在某一刻会公布那个真实数字。人们自然抱有这样的期待，正是这种期待构成了对于他们的压力。取消了期待，也就等于取消了压力。近期发生的通缉记者而后上门道歉，就是人们“期待—压力”的结果。   　　反对的政治之四   　　——生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   　　旧意识形态喜欢到处拿出一副“决裂”的架势。与过去的“历史”决裂，与从前的“价值”决裂，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弄出这样那样的名目来，目的就是制造人们之间的隔离与割裂。米奇尼克不仅是反对派，而且还是犹太人，在这方面他也没有少受气。那些审讯他的人会问他：“你为什么不去特拉维夫？”这真是一个混帐问题。   　　米奇尼克相反，他强调的是“延续”和“共存”。他强调知识分子除了“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还要成为价值的保存者——“捍卫基本原则”。在专制条件下，“不服从”成了波兰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传统。在一篇叫做《蛆虫与天使》的文章结尾，米奇尼克写道：“一个不尊重社会连续价值的运动，不能够有效和成熟地承担起社会的重建。”关于这篇文章，还要说几句。不要以为米奇尼克关于“妥协”、“对话”的想法，在波兰是多么容易接受。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是一个饱受蹂躏的国家，因而人们在不得不接受奴役（不得不当“蛆虫”）的同时，却同时发展出一种“天使”的学说，对于任何“妥协”抱有一种天然的深度敌视。在这篇文章中，米奇尼克试图超越这两者。   　　当米奇尼克作为反对派，当他与他的朋友提倡“并存”“平行”，发起“重建社会”、“平行机构”、“日常生活的革命”等，所有这些，没有一个不能带入社会的下一个阶段，在新一轮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被其包容、吸收和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只是提前创造了新的社会风气以及某些社会结构或机构。这些人们确实做到了手段与目标的一致，自己之前说的和后来做的一致。   　　他要这样去说和去做就变成十分自然的了：前是雅鲁泽尔斯基不让我们生活在波兰，今天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不让他们生活在这个共同的家园。从前的意识形态在人们之间制造各种对立，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则是创造一种共同语言，创造一种共同的秩序，让所有的人们都能够生活在自己的祖国，而不至于背井离乡或者在自己的家乡流浪。“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所有的人。而我们则要说，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   　　1988年，当法国大名鼎鼎的六八年人丹尼尔?科恩?邦迪问他：“亚当，为什么你老是令人想起你是一个波兰人，我却发现自己的民族性没有那么重要。”米奇尼克答道：“我认可自己的波兰人身份，是因为我认同所有弱者、被压迫者和被羞辱者。如果波兰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也许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和吉普赛人。但是，波兰是被压迫者和被羞辱者，波兰人民生活在悲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定地和这些人们、这种语言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他在北京接受最后一个问题是在饭桌上。7月10日是世界杯正酣的时候，80后的专栏作家贾葭问他喜欢哪支球队，他回答说自己是一个爱国者，所以喜欢波兰球队。但是波兰球队与中国球队差不多，表现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只好喜欢西班牙球队。听到他仍然喜欢说自己是“爱国者”，虽然他爱的是自己的祖国波兰，却加深了我对于这个人的深深认同。   　　2010-7-31改毕   　　  上一篇： 维稳年代的政治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1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