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我的《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东方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后，有人批评说是“公知”写的东西。书中《民主不需要完美主义》一文提到了政治学者王绍光的《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8月），批评者认为，“王绍光这部书至少还是大学里严肃的政治学讲义，而徐贲不过是一个英文专业的博士在谈论美国政治。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所谓的公知就是那些越界、不守专业操守的知识分子。” 　　按照这种说法，如果你拿的不是政治学的博士学位，那么你就对政治学博士的政治见解无权发表意见，不然就是“越界”和“不守专业操守”。那没有高学位的普通人怎么办呢？难道只能让那些有博士头衔的人在被垄断的“专业话题”和被专有的公共问题上发表评论吗？ 　　“有牙齿的嘴巴” 　　用专业主义、恪守专业界限或维护专业操守为名，来否定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在今天是相当普遍的。这种否定不是常见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而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在中国的特殊语境里，这二者有所区别，但也相互联系。 　　反智主义又叫反智识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对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有害而无益，如“文革”时期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另一种则是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如“文革”时期的骂语“臭老九”。“专业主义”则不同，它看起来不仅不反对，而且还很尊崇智性或知识。但是，它反对的是那些不能用学科来设定界限，不能用专业来体制化的知识。 　　我这里要讨论的是“公知”所受到的来自专业主义的排斥。有人总结道，这种排斥的根源在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在识结构和思维方法上的缺陷：知识结构上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法学等分析框架，同时社会实践不足；思维方法上逻辑缺失、煽情泛滥；专家与“求真”力量持续崛起。这三点可以归结为基本的一条——那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知识够不上专业水准的知识标准。 　　那么，什么是“专业水准”的知识呢？一般认为是能掌握某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相关“学科训练”。它有较为严格的专门化研究领域和专业界限，往往用同一套语汇、方法、文献、权威和规范，并可以用这些话语记号来进行学科的自我辨认。专业主义的问题不在于专业，而在于用专业垄断话语权，你不是政治学博士，所以你就没有资格谈论政治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公知”并不完美，但社会非常需要公知，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是越界的人。他们虽然未必个个都算得上是苏格拉底说的那种社会的“牛虻”，但都能算是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的那种爱多嘴、管闲事的kibitzers，在罗蒂看来，这本来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 　　罗蒂认为，最好把哲学家看成是些kibitzers，知识分子也是一样。什么是kibitzers呢？简单地说，就是多嘴的人，打乱别人自以为是、自鸣得意的好心情的人。Kibitzers的多嘴不是甜言蜜语、歌功颂德，说好听的话，而是说些未必中听，却不能不说的真话，用尼采的话来说，是从有牙齿的嘴里说出来的话。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一张没有牙齿的嘴，不再具有说出真理的权利”。我们有很多教授，他们都有专业知识，都是有嘴的人，但不少都是没有牙齿的嘴。 　　公知（public　intellectuals）与之相区别的其实不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而是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编辑、工程师等。专业知识只能在与职业相关的或学院的小圈子里内部流通。公共知识分子运用的是与专业主义不同的知识，知识取向也不同。他们的知识取向不是与专业主义对着干的“反专业主义”，而是把专业主义搁到一边的“业余作为”，这种业余性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 　　今天我想就四个问题（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业余性的误解；怎么看待一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够专业主义；公共知识分子谈何种“常识”，做何种“启蒙”）来谈谈以业余性为特征的公共知识分子，希望有助于厘请一些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误解。 　　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主义的知识分子 　　业余是公共知识分子与学院体制中的专业主义保持距离的一种批判姿态。在公共知识分子看来，专业主义指的是知识分子在知识活动中画地为牢、自我孤立、逃避社会责任、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意愿与能力。专业主义使知识和学术脱离现实，变得狭隘、琐屑、僵死，成为一种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专业主义已经成为一些知识分子用来与体制合作，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 　　其实，知识分子最初把“专业”确立为学术自身的价值，是为了用专业诉求来争取自主独立，不受政治的威胁、控制或金钱的收买、利诱。专业主义最初强调的是学术归学术，知识与政治分家，知识要客观真实。专业主义要求尊重真实，真实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学术之外的政治、金钱势力对知识的产生和传播横加干预。这本来具有争取知识民主的意义。 　　一旦他们的自我利益受到所谓专业化体制的保护，就不会想改变现有体制，相反，他们会积极维护这个体制。 　　今天已经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典范人物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一开始也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也不敢公然宣告他的业余性，至少是没有这么做。他的第一本书是论英国作家康拉德的，第二本书《开始：意图与方法》仍然是一本标准的关于文学研究的专著。一直等到他出版了《东方主义》（1978）、《巴勒斯坦问题》（1980）和《报道伊斯兰》（1981）后，他才从文学专业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在《世界、文本和批评者》（1983）中，他正式把批评者定义为持异见的知识分子。他批判专业主义，亮出“业余者”这个异议身份，是因为他有两个本钱：第一，他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专家，有内行的认可；第二，他有社会、政治批评的著作，有社会的认可。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种本钱，他都不能理直气壮地以“业余者”自居。 　　对业余性的误解 　　如今“专业”与“业余”的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感知到，微博上也开始有相关讨论。这是知识向下流动、扩散的必然过程，还是和中国社会某些结构性的变化相关？我觉得人们对“业余”有误解，以为业余就是“玩玩”和不专业，所以才会向下流动、扩散，成为一般民众的普通知识。其实不是这样。 　　这里说的业余，是很有实力的那种业余。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说，他希望自己能像一个业余提琴手那样演奏。麻省理工学院的莱特曼（Alan　Lightman）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业余写了一本叫《爱因斯坦的梦》（Einstein,s　Dreams）的小说，在全世界畅销。 　　莱特曼要探索的是何种灵感让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改变了当时世人的时空观念。这种对人与时间关系的思考，是很有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业余”。 　　业余性不是不要专业主义，反对专业主义，而是要在专业主义之外另有作为。许多信奉专业主义的人，自以为是“专家”、“学者”的，其实许多不过是有专业无智慧、有知识无见解的庸人，或者根本就是小心眼的知识小贩，他们的全部本钱就是那一点点专业知识。 　　怎么看待一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够专业 　　人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批评就是他们不够“专业”，有的在谈论社会问题时有“模式化”的问题，有的是跨界太远导致发言质量下降。 　　在我看来，中国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不够“专业”是个事实，但不一定是一个缺陷，当然能够专业一些会更好。其实，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一定非要是像西方著名公共知识分子那样的人物，如爱因斯坦、加缪、萨特、亚瑟·凯斯特勒、乔姆斯基、桑塔格、卡尔·萨根（Carl　Sagan）、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萨义德……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造诣、职业特征和公共活动方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国家里，“公共”的含义也并不相同，这与公众关心怎样的“公共问题”有关。不同的公共问题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一般中国民众对“公共问题”的理解比美国人狭窄和专一，主要是像民主、公民权利和法治这样的话题。许多社会权利的问题，如农民工的工作条件、他们子女的教育机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也都是因为缺乏公民权利的争取才造成的。 　　讨论和批评这些问题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波兹纳或其他研究者所说的那种有专业造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正直、勇敢、富有正义感的“公民”，独立公民，自由公民。 　　美国革命之前，伟大的平民思想者托马斯·潘恩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公民角色。他是一个鞋匠，虽然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小册子，美国人仍然称他是“公民潘恩”，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潘恩”。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公民，他先于美国共和而出现，是一个呼唤和帮助这个共和诞生的思想者，一个美国革命的助产婆，一个在精神、人格和心灵上自由的人。潘恩撰写的《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常识》都是一个自由人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也无需用知识分子或知识产品的标准来衡量。 　　专业知识有助于参与公共事务的质量。专业知识分子能够就社会事务发表意见，对不良现象提出批评，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问题在于很多有专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法学学识的学者并不愿意出来说话。那怎么办呢？总得要有人站出来说话吧，否则岂不是连一点异议的声音都没有了。 　　波兹纳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给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牛虻”，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虽然不一定都要振聋发聩，但也能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根据赛义德的说法，他们应该能“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而不是制造它们），不能轻易被纳入政府和企业”；波兹纳补充道，“也不能轻易被纳入其他宗教、社会、学术的教条。” 　　公民常识与公民启蒙 　　有的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公共事务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不需要专业知识背景，就可通过常识来判断对错；一类是需要专业知识背景的，比如转基因、PM2.5问题等。 　　我认为，就公共启蒙而言，应该对“常识”做一个界定，公共知识分子谈的应该是公民常识。 　　公民常识指的是与民主和法治有关的普通知识，这种常识在中国还不能称为常识，因为许多民众还不知道。不断地介绍这样的常识，是为了使它在中国民众那里深入人心。在中国，把这种常识称为“公民知识”似乎更合适一些。传播这类知识的知识分子，与其叫他们“公共知识分子”，不如称之为“公民知识分子”更为恰当。他们的写作是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就生活中与人们普遍而基本的生存权利相关的公共话题展开讨论。 　　专栏文字很自然地成为公民知识分子传播此类知识的写作方式，以专栏文字的形式介绍一些政治或政治伦理概念形成的小知识，这是普及常识的一部分。例如，什么是公民的“知情权”？“行政保密”又是怎么一回事？“权力”会有怎样的“秘密”结合？“参与”是什么意思？公共生活中的“粗鄙”和“粗俗”有什么不同？……专栏文字可以这种方式向人们提供一些新的联想和思考线索，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感兴趣，可以按图索骥，寻找新知识点，触类旁通、由此及彼、由远而近地思考一些身边发生的事情。这种联想式的思考没有固定的规则，也不可能预计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非常日常化的解读，一种常识化的理解。 　　所谓常识，按照人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观念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观念无法自动进入人的头脑和想法中去，需要通过经验或教育来逐渐形成。如果某些观念不能从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中习得，那就不妨从他人那里介绍过来，其中的知识越普及，观念就越可能以“看法”的形式变成常识。 　　在常识里，这样的观念未必就是言之成文的“知识”（知识分子可能有这样的知识），而只是一些“看法”。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有这些自由和权利比没有要好，更有利于个人和社会。柏拉图的《美诺》(Meno)篇中，苏格拉底称赞“正确看法”（correct　opinion）的作用。他说，“正确的看法并不比知识逊色，看法能帮助指导人的行动，并不次于知识。有看法的人一点也不比有知识的人差。”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智识平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术规范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272.html

一周语文‖2013〈30〉‖2013-7-22～2013-7-28 右 为本周单字“刀”，“菜刀”的“刀”。来自《新京报》的报道说，周一，一位有精神病史的中年男子在该超市买刀后连伤四人，造成一死三伤。此前几天，另一精神病男性患者持刀在北京朝阳区大悦城东侧将两名路人砍死。随后，北京多家超市停售刀具……媒体上，有关“超市停售刀具是否有用”的讨论随即展开。 “‘朝阳大悦城杀人（17日），机场出口爆炸（20日），马连道家乐福砍人（22日），光明楼金凤成祥爆炸（24日），双井家乐福着火（24日）’，昨天，类似的总结在中国微博上频繁出现，标题大都聚焦于‘北京怎么了’。而在海外媒体眼中，‘ 中国怎么了 ’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些天看到的，都是些让人难受的新闻。充满戾气的社会像个大火药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爆炸，不知道哪里就是生命的出口。我们这些小民，且莫谈更大更空的东西，还是先力所能及，从自己从身边做起，对他人多抱一分春风化雨的善意吧。为别人，更为自己。一会儿出门，先向电梯里的陌生人问个好”……前面这段无助之慨出自导演 胡淑芬 。 汉字“刀”为象形字，《说文-刀部》里的解释说，刀，兵也，象形，本义为一种武器，后泛指用于切割砍削的有锋刃的工具，其引申义还包括像刀的东西、古代刀型钱币、纸的计量单位等。 ————————————————————————————————————————— ● 「 专业办理取保候审保外就医 」 语出饭友老刘不忙周二饭文：“经过一个小巷，看到一墙角赫然写着一行字：‘所里有人 专业办理取保候审保外就医 ’，你说是社会风气开放了，还是广告审查开放了，还是贵国所有的一切都开放了？” ● 「 SON 」 来自本周新闻。网友英国那些事儿周二微博点评当日英国“王室宝宝”热闻：“太阳报……太阳报……又是太阳报又一次把博眼球的功力发挥到了极致啊！ 英国各大报纸的编辑想破了头想在明天的头版出彩……可是在太阳报的面前就是渣啊。 直接把网站和明天报纸头版的‘THE SUN’改名成‘ THE SON ’！在这标题面前，任何其他的文字都是多余的……怒赞！！” ● 「 一个心中充满仇恨的人可以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找到施暴的理由 」 来自诗人叶三 推荐 ，语出学者李子暘旧文：“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不公正和不人道，更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幸福和满意。如果某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认为自己的委屈很大，就要出手屠杀无辜的人，甚至屠杀无辜的儿童。那么，指望着让社会变得完善，来杜绝这种暴行，是不可能的。 一个心中充满仇恨的人，可以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找到施暴的理由 。” ● 「 微信抽风 」 本周新成语之一，相对正式的命名是“微信宕机”，来自评家黑色金光刊载于钛媒体 专文 ，原题“微信宕机，反窥社交软件危机中的商机”。文章说：本周一“早7点半左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多地包括海外微信发生故障，无法登陆使用。直至下午14:25, 腾讯微信团队宣称，经团队全力抢修，微信恢复正常……‘史称微信7.22事件’（也称微信抽风事件）”……据短文评述，此次微信抽风，一是可见社交平台基础脆弱，一是可见微信分流了海样微博用户（微信一宕机，微博就高潮），一是越是宕机，越是显现移动互联的时代信息传播特质：“互联网松散的、无中心的、持续的数据产生方式，犹如大海一样。数据背后是人的海洋。” ● 「 寄到很远的国度去 了」 来自本周媒体报道，语出诗人纪弦。周一，台湾诗人纪弦辞世，享年101岁。网间众多读者转发讣闻并致哀悼。上句出自纪弦短诗作“火葬”……它自是没有《你的名字》那样的周知率，可似乎更具空无人生百念成灰后的寂然之美：“如一张写满了的信笺，/躺在一只牛皮纸的信封里，/人们把他钉入一具薄皮棺材；/复如一封信的投入邮筒，/人们把他塞进火葬场的炉门……/总之，象一封信，/贴了邮票，盖了邮戳，/寄到很远的国度去了。” ● 「 盆栽界 」 来自本周网友推荐，语出网友eyangyuhan微博：“新单位也和老单位一样，每桌供奉着一盆绿萝，不禁纳闷，这种植物到底在 盆栽界 有什么背景。”将“盆栽”入“界”，貌似顺嘴说，其实无非刻意大惊小怪，让凡俗日子凭空多出些些俏皮。 ● 「 你永远哄不睡一对觉醒的人 」 来自编辑波斯蜗牛 本周推荐 ，语出网友马忧今年早些时候的一则微博：“李承鹏和左小祖咒都擅长悲愤，做人的底线就是逢谣必传，传则必透。周濂应该为他们写个传，就叫你永远哄不睡一对觉醒的人。”与本句一样被疯狂转荐的，还有网友董晓磊Nikita对马忧之句的一个附和：“嗯，摁都摁不住的觉醒”……顺便可说的是，马忧句中提到学者“周濂”属用典——2012年，学者周濂曾出版文化随笔《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永远哄不睡一对觉醒的人”之说据此而来。 ● 「 雷剧 」 网络流行语，亦有“神剧”“天雷剧”等别称。“雷剧”是“雷人之剧”的简称，在某些语境中，它也指那类粗制滥造的自制剧。2013暑期，被大众公认的雷剧如《新洛神》《天天有喜》等。来自媒体的一则报道 说 ：“一面是口诛笔伐的大肆攻击，一面是收视暴涨的凯歌高奏，‘雷剧越雷越走红’已经成为了颠簸不破的荧屏铁律。每当有雷剧开播又收视大热的时候，都有人会发现这个现象：雷剧越雷越走红。” ● 「 或许就能多活一日 」 语出主持人孟非微博：“看到在路边卖瓜的，方便的话就买个瓜吧，让他们早点卖完回家， 或许就能，多活一日 。” ● 「 鼓掌病 」 语出学者 徐贲 博文，原题《鼓掌是一种“社会传染病”》。文末，徐贲先生由远及近，将“鼓掌”从历史拉回眼前：“政治仪式的鼓掌欢呼并不一定需要用手掌拍出响亮的声音，或者用嘴巴发出激动的呼叫，它也可以用其他更有创造性的方式来进行表演……率先撤销‘梦办’要比率先成立‘梦办’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有人批评说建‘梦办’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跟风，其实，这个跟风不只是形式主义，它根本就是一种‘鼓掌病’，而它的压力则来自‘整个房间里的掌声’”。 ● 「 开放自由民主的国家本身就是最大规模的说服性武器 」 语出知乎作者许晓明。针对本周有关“大规模说服性武器”（高新七号）的闲话闲扯，许晓明说：“先进的国家如美国、俄罗斯、日本、以色列很少有大规模说服性武器，因为 开放、自由、民主的国家本身就是最大规模的说服性武器 。” ● 「 中二病 」 网络熟词，亦称“初二症”，语出日本某广播节目，后成为流行词。“中二”在日语为“初中二年级”之意。经由网络放大，原有“初二少年的某些奇怪意识或看法”的词意界定已相对松弛，语义边界随即扩充，实际语用中，其外延边界已扩充至“青少年时期”，相关流行语如“人不中二枉少年”等，有很多。甚至有网友将其扩展为“中二后遗症”，那意思当然不难猜，可这个扩展词极易与“中风二次后遗症”压缩称混淆，最好不用。 ● 「 我想要点黄昏在厅里 」 来自翻译家鳄鱼茶微博，语出鳄老师所译英国诗人乔治-西尔泰斯的一首短诗：“我们是不是该关上门，把黄昏挡在外头。孩子赫尔嘉问。不，最好让它进来，父亲咕哝说。 我想要点黄昏在厅里 。” ● 「 碧莲 」 网络熟词，常以“药店碧莲”组合使用，多在极度愤怒、情绪失控瞬间脱口而出。将“要点逼脸”有意误写为“药店碧莲”属明知粗粝不雅，却又无从选择，从旁侧证出那愤怒之怒已忍无可忍……当然，它也一定也是拼音输入法的连带奉献或启发。 ● 「 从裤兜里开始捏我的蛋蛋 」 来自知乎话题讨论。针对论题“新浪微博日益海量呈现推广微博是否会流失大量用户”，网友张小北 说 ：“当新浪微博开始在时间线（轴）里直接置入我并未关注的广告ID后，它就已经越线……（我感觉），新浪微博已经开始一步步地把手伸进了我的裤子，从裤兜里开始捏我的蛋蛋，并试图从它们的碰撞声中听出金币的响动”……新浪微博的这种“强行植入”带给用户的不爽似有普遍性，而来自虎嗅网的最新数据分析 显示 ，“新浪微博活跃度已经降至2011年初的水平，距高峰期持续下滑超过30%。”

http://www.jcxx.cc/gjld/qtzl/shrw/2013-05-17/41769.html 编者按：本文为徐贲新著《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序言，由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许多人厌恶政治，嫌政治不干净，认为政治无非就是权术、阴谋、诡计和欺骗。他们躲避政治，尽可能不与它打交道，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与它周旋。他们对政治小心翼翼，如避火或是防贼，随时害怕惹祸上身。对于高高在上的政治领袖，他们更是一面当神明供奉，一面当虎狼提防，用马基雅维利的话来说，是不指望政治人物“去实践那些认为是好人应做的事情，因为他要统治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 　　 政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 　　政治的不干净和不诚实，连政治家自己也常不讳言。戴高乐说，“为了要当主子，政治人物总是先装成仆人。”赫鲁晓夫说，“政治人物到处都一样。就算在没有河流的地方，他们也发誓说要造桥。”在普通人眼里，如萨特在《肮脏的手》中所描绘的，政治更是一种天生不洁和非善的行当。政治是一桩无需本钱便有利可图的生意，一个人再平庸无能、人品猥琐，只要政治正确，照样能出人头地。因此有人把政治当作官场，虽然官场中风云莫测、深浅难料，但毕竟有机会从中得到相当的好处：权势、地位、尊贵。政治可以帮助他们敲开幸福的大门，让他们能够荣华富贵、呼风唤雨，极大地满足对权力的欲望。他们把政治当作通往个人名利的捷径和通道，即便不是附膻逐腥之地，也绝对与道德高尚、思想杰出、能力出众没有关联。 　　但是，也有人不这么看待政治，像丁文江、胡适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把政治看成是一种能够让“好人”精英实现“出山要比在山清”抱负的事业。丁文江呼吁，“有知识有道德的人要向政治上努力”，如果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因为鄙视政治而置身事外，那么政治便真的会变成污泥浊水，在里面不嫌肮脏、尽情玩耍的也便只能是一些无才、无德、无耻的小人和歹徒。在这之前，梁启超就希望“公正自爱之人”不要嫌麻烦，要为公尽责，因为好人不管，就可能让坏人来管，则业将败坏殆尽。“好人政治”设想的好人是少数的精英人士，好人不意味着道德上一定是圣人(如果是自然更好)，而是有道德操守、专业知识，有行政特长的“治国专家”。但是，中国的好人政治理念犹如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因为丁文江等人曾以为，中国的政治架构已经是民主的制度，所以只要有“一打好人”出场，加以修补，自然会更趋完善。然而，一直到今天，实现这样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一个尚未实现的梦想，即使有好人，也还是不能拔除制度的弊病。 　　即使在民主政治制度真的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好的政治仍然不可能只靠少数好人来实现和维持，它离不开具有民主政治素质和经验的广大公民。 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公民政治 。美国已故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1951—1969任参议员)说：“政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既然政治是通过政府指挥人间事务的艺术，它就应该是这个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他认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有可能这样看待政治，“现在许多人似乎把政治与坏事、腐败行为、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等同起来。我发现古往今来， 大多数这些抹黑政治的话都是在人民不能选举公职人员的地方发出的。 ” 　　人民以之为副业的不只是政治，而且是公民政治。政治是“最好的职业”，指的是它所要求的公民道德、学识和能力。这种对政治的期待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一样，是政治哲学的表述。德克森所表达的与其说是民主的现状，不如说是对民主的理想和对民主政治的信念。然而，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和信念，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说，“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差异，在于前者理解到个人信念只具有相对的有效性，但却能够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些信念。”美国人民对他们的政治人物并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民主的信念。理想的政治人物实在只是虚构和想象的，因为这样的政治人物必须是能够让人人满意的政治家，而这是不可能的。拥有坚实基础的民主，它的根本条件不是哲学家们想象的以政治为最好职业的少数政治精英，而是千百万以政治为副业，并对民主政治相当精明的普通公民。 　　 精明的公民是知情的公民 　　“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s)是那些坚持自我治理和能力自我优化，并努力具备与之一致的知识与素质的公民。做精明的公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有效地进行民主参与，真正成为“人民政治”的主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一种公共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的诞生和存在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类型的人的出现。相反，一种生活方式的衰亡也总是伴随着某种类型的人的消逝。精明的公民往往是在政治民主的开端时期和公民文化的成长环境中有待充分形成的一种新型公民。 　　精明的公民通过自我教育获得有关政治民主的必要知识，摆脱政治愚昧，而变得善于运用自己的头脑。他们不那么容易被权力操纵、愚弄，不会像群众社会中的群氓那样，轻易就相信蛊惑家们的动听言辞和信仰表白。他们能够自由而理性地思考，对事物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和判断。具备了这样的素质与禀性，公民才称得上是精明的或聪明的公民。 　　 当今世界特别需要精明的公民的，是一些正在形成或尚未形成民主制度和公民文化的国家 。这些国家正在经历从专制向民主的过渡，许多在那里身为“国民”的公民还没有机会接受民主的公民教育，更没有机会在民主的历史传统、社会规范和日常生活方式中从小潜移默化地接受公民文化的熏陶。他们要成为精明的公民，特别需要争取公共信息的知情权，这包括自由的公民言论、公共新闻、民主知识的传播、历史真相的公开和澄清。有了这样的求知基础和条件，公民才能争取提高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机会。 　　 参与公共事务要求的不仅是参与，而且是在知情条件下的参与 。知情的公民积极获取、把握、消化信息，并用它来增进社会的共同福祉。不知情的参与不仅没有质量，而且还可能被专制权力蛊惑、操纵和利用，成为非理性的、暴力盲从的群众运动。在经历过专制统治的国家里，有见识的公民对此有特别深切的认识。21世纪初的智利便是一个例子。智利在经过了皮诺切特·乌加特的军事独裁和恐怖统治之后，艰难地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这时候，大多数的智利人都还缺乏关于民主参与的启蒙。2009年12月，在智利出现了一个叫“精明公民基金会”(Fundación Ciudadano Inteligente，英文名Smart Citizen Foundation)的组织，为即将来临的民主选举积极准备。“精明公民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非政府性质的公民组织，总部设在首都圣地亚哥。它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网络技术收集与扩散有关民主政治的信息，推动知情的公民行动(informed citizen action)，监督政府为其行为必须承担的责任。它同时进行好几种与民主公民政治有关的活动，包括“精明地投票”(Vota Inteligente，Vote Smartly)，对公共信息的“精明地获得”(Acceso Inteligente，Smart Access)，等等。 　　智利“精明公民基金会”的宗旨是缩小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差别、打破政府的信息垄断和控制、提高政府权力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鼓励公民们进行知情的独立思考并积极参与、帮助公民们增强集体行动的能力、保护公众利益不受少数权贵阶层的侵犯。公民们因知情而变得精明、能干、积极参与，这符合智利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享有普遍共识的世界民主潮流和人权价值标准。“精明公民基金会”的宗旨和许多活动很快获得了智利国内和国际间的认可和赞赏。 　　在非洲东部国家肯尼亚也有一个叫“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的公民组织。肯尼亚是非洲一个政治比较稳定，民主制度比较有共识的国家。1963年独立后，肯尼亚民族联盟长期一党执政，1991年12月肯尼亚改行多党制后，又连获1992年和1997年两次多党选举胜利。2002年12月，由14个反对党组成的全国彩虹同盟在第三次多党选举中击败民族联盟上台。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是一种民主的转变，在长达近三十年的一党制统治下，肯尼亚人很少有学做精明的公民的机会。“精明的公民”这个公民组织便成为肯尼亚人为民主政治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象征。这个组织在“自我介绍”中说，“精明的公民”是“一个公民社会组织，旨在推动肯尼亚和整个非洲的改革。……让所有阶层的公民能够享有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资源，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改变。如果不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听天由命和麻痹冷漠，任何有意义的改变都不可能发生。公民们站起来，承担自由参与治理的时刻已经来到。” 　　肯尼亚“精明的公民”组织的宗旨主要也是有关公共信息的：“收集、核对、传播客观信息，帮助公民们以知情的、非暴力的积极方式参与到与他们生活有关的治理程序中去。”这个组织同时提出了四点“核心价值”：一、创新，增强符合肯尼亚国情的解决问题能力;二、正直，言行一致;三、知识，掌握客观信息;四、参与，了解协同行动的益处。它在网站上写道，“没有选择便没有人生，成千上万的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形成压力，想象一下它的威力吧。……做一个精明的公民就是要在所有的事情上争取客观的信息，了解真情，为争取进步发展而积极行动。”面对这样的任务，人民没有别的选择，“选择当精明的公民吧!” 　　“知情”是公民的权利，包括知悉权、资讯权、信息权或了解权。知情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它不仅是一个法律领域(公法和私法)的概念，而且更是一个政府对公民思想、结社、知识传播是否拥有合法控制权力的概念。没有知情权便没有政治自由意义上的公民。不知情的“公民”会成为孤独的散沙个体，聚合为群氓。正如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这样的群氓“就像是一堆码好的砖块，略经风雨就会坍塌，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把它们粘合起来”。他们没有办法结合成为有机的公民群体，也没有办法成为精明而有效的公民。 　　 精明的公民与受过教育的公民 　　与智利和肯尼亚这样的国家相比，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公共生活要健全得多，具有民主知识和素养的公民有一个历史更悠久，更为人们熟悉的名号：“受过教育的公民”。2009年11月奥巴马访问中国时，在给《南方周末》及其读者的题词中写道，“我希望继续维护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并祝贺你们在分析及传递关键政治信息上的贡献。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个有为政府的重要前提，而出版自由对这一有智识的公民社会大有助益”，其中“政治信息”(知情)和“受过教育”(因有知识而聪明和精明)是联系在一起的。 　　民主理论中的“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概念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建国时期即已如此。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中就这么写道，“与德性一样，普遍存在于人民中间的智慧和知识对于维护人民的权利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杰弗逊(美国第三任总统)说，“知情的公民是唯一靠得住的民意储藏”。19、20世纪，随着新闻、传媒、各种知识对公共生活影响的不断增强， 知情权已经强化为公民的一种不可让渡的权利，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公民自己愿意放弃这种权利，政府也没有权利限制或剥夺他的这项权利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已经成为普遍人权和民主权利的基石。智利和肯尼亚的那些有见识的公民不仅要捍卫这个权利，而且还把知情确立为他们民主参与的首要条件和任务。 　　优秀的民主离不开素质优秀的公民，优秀的公民是受过教育的公民。奥巴马说的“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个有为政府的重要前提”(An educated citizenry is the key to an effective government)与杰弗逊说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我们作为自由人民生存的关键”(An educated citizenry is a vital requisite for our survival as a free people)甚为相似，他们之间虽然相隔二百多年，但都强调公民的政治素质。他们所说的“受过教育”，并不仅仅是指拥有学历和文凭，而是指懂得如何在民主政治中成为能有效参与的精明的公民。 　　 这样的公民受到过两个方面的教育：第一是知道自己的权利，第二是对暴政保持高度警觉。 人民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一个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为政府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受过教育的公民具备关于政府形式的知识，了解那些既能够制衡政府权力，又能使政府运行的政治制度。他们清楚地知道，即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对于民众的自由权利也不是充分安全的。因此，全体民众要随时对政府保持一种明达的、不松懈的警觉，否则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里去。 　　与美国公民的“受过教育”相比，智利和肯尼亚公民的“精明”更具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含义。美国有比较健全的政治、社会制度、公民社会文化，学校公民教育也为美国人成长为民主公民提供了方便的教育环境。与美国相比，智利和肯尼亚的外部教育条件就要逊色得多。在这些国家里，公民更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聪明起来。 　　在智利和肯尼亚先精明起来的公民，他们对其他类似国家的人民也具有成功先例的价值和启发作用。他们的公民实践证明，即使在缺乏公民教育的环境下，仍然有学做精明的公民的可能。想要学做精明的公民，这个意愿本身就可以成为变聪明的力量和条件，也成为对强迫性愚化和奴化的一种抵抗。 　　在“文革”中度过青年时代思想形成期的人们，有不少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过类似“变聪明”的经验。当时整个国家陷入“革命”的疯狂之中，从四面八方汇集而至的是致人彻底愚昧和盲目服从的胁迫力量。它看上去足以将整个一代人变成同一类型的群氓，有的人也确实因此落下终身的思想残疾。但是，他们当中还是有许多个体通过自我教育而变得聪明起来，不仅偷偷学习了文化知识，而且还思考了一些政治和社会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这些个体在思考着，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每个人就像是一粒沙子，但却是一粒因为保持了自由意识而不可粉碎的沙子（云之：称原子更恰当吧，因为沙子是彼此依附和拥挤的，而原子彼此具有一定的张力和空间）。不要小看了一粒沙子，它跳起来可以迷了眼睛，落下去可以生一颗珠子。 　　 精明的公民是自我教育的公民 　　1787年9月，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碰到一位妇女。她问：“富兰克林博士，你们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富兰克林答道，“夫人，是共和制，如果你们能够守住它的话。”制宪会议只是“制定”了一个共和，而不是“建立”了一个共和国的实体，只有守住共和，共和国这个实体才算建立起来。 　　如何守住共和?守住什么样的共和?又由谁来守住共和?这是每一个被称为共和国的国家民众必须回答的问题。他们需要知道，自己要守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和?他们在接受一个为自己制定的共和政体的时候，是否已经有知识，已经在民主政治上足够地精明和能干，来守卫这个制度?如果要获得这种能力、知识和智慧，又该从哪里去接受这样的教育? 　　在美国建国初期，这样的公民教育首先是在民主的生活里，而不是在学校或通过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来实现的。这和今天的美国人是很不一样的。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来说，是否能够守住共和，守住怎样的共和，似乎不再是迫切的问题。正如教育学家古德拉德(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