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

爱思想 | 韦森:我眼中的科斯和他的中国情怀

  9月3上午,打开电脑,就收到了科斯研究所的秘书Alexandra Benham 的邮件,说我们敬爱的科斯教授过世了。读到这封邮件,我眼泪即刻掉了下来。本来,前些日子在浙大开会,罗卫东教授还告诉我,已与王宁和张五常教授商定好,今年9月底或10月初浙江大学“科斯研究中心”成立时,要邀请科斯本人来中国。我在复旦上学期还与学生预告过,9月底或10月初科斯会来中国,到时候我们可以有机会在中国接待和拜会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值得一提的是,科斯研究所的秘书提到,科斯去世前,还在读《science》和《nature》等杂志上的文章,他一直在思考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他晚年在阅读这些东西,让我感到有点意外。   在我眼中,科斯是个活着的“圣人”。他是那么纯粹、平实、谦虚、善良和待人和善。2010年在芝加哥见到他的时候,感到他满面充满光,心里无任何杂念,一生都在思考和研究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   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但在资助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又是那样慷慨大方。譬如, 2008年和2010年两次在芝加哥大学组织有关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理论研讨会,据科斯晚年的研究助手王宁博士告诉我,经费都是从科斯个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和个人积储中支付的。科斯一生把整自己的精力和思考都融入经济学的研究与理论建构当中,实际上也支持了中国经济学人的理论研究。   科斯到了老年,生活得非常艰难。他曾亲口告诉我,人老了,“life is very difficult”。他没有子女,晚年在养老院生活。他夫人去年去世,他非常伤心。这大半年来,我们这些熟悉科斯的中外学人和朋友,都真的很担心他受不了一生相依相伴的老伴离他而去。   这一两年我参加了浙大的一些会议,正在筹备成立的科斯研究中心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编辑出版中文和英文的《科斯全集》。我们想趁今年9月底或10月初科斯研究中心成立时,把科斯先生接来中国,甚至考虑让他在中国安享晚年。   今年4月份,科斯研究所邀我去芝加哥参加诺思先生的生日宴会,因为太忙而没能成行,不然,我总能在科斯先生逝世前到芝加哥再次拜见一下他老人家。可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为此我更感到欷口和悲痛不已。考虑到科斯先生是在102岁的高龄安详仙去,用中国社会的传统说法,这应该叫“喜丧”,由此还感到一丝安慰。   我所理解的科斯经济学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从苏联引入了一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资本主义部分基本上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帝国主义部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斯大林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三本书基本奠定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而这种经济学基本上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框架。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科开始普遍教授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教授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等。这些当代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是一套建立在一些公理化的假设之上的数量分析体系或言“科学”体系。这种新古典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教给学生的是,消费者如何行为,生产者如何行为,以及市场竞争如何导致资源配置的最优分配,如何导致市场均衡,但是基本上不考虑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   科斯经济学出现后,出现了新的变化。科斯明确批评“黑板经济学”,倡导研究现实世界的经济学,把运用市场的费用的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之中,也实际上把市场运行的基本制度条件运用到当代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尽管有些争议,但这对原来以新古典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的冲击和改造是革命性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几乎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都会讲到市场运行的成本、制度以及社会成本问题了。这一切都是科斯带给当代人类社会的思想和理论贡献。   科斯有两篇经典文章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理论的制度分析基础,故科斯的理论也被称作为“科斯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并进而在当代经济学中形成了以科斯、诺思、阿尔钦、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张五常、巴泽尔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   科斯的《企业性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平朴的文章,于1937年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报《Economica》上。这篇文章开始就想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企业──或言“厂商”是什么,为什么在市场中存在企业?这篇经典文章所问的问题,今天在一些人看来,可能觉得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不管企业的性质是什么,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企业在任何现代社会中总是存在着,我们只是研究企业如何运行就行了,企业的本质是什么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科斯所问的问题,实际上却影射或者探寻了20世纪曾存在过的两大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理论基础: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市场资源配置制度。完全的计划经济,可以说一个国家就是厂商或者一个大企业;而市场经济,相当于许许多多厂商或者企业在市场中进行交易。人类社会的生产,到底是由一个国家“超级企业”或者用另一位制度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奥利华•威廉姆森的说法──用一个巨大的行政科层来进行配置更有效率,还是由许许多多的企业竞争而配置资源更有效率,这取决于运用市场的费用(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或言管理费用)的高低。这实际上并不只是研究企业的性质问题,而是探讨了市场运行的基本原理和合理性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在人类现代社会中,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还是选择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谁是最优的问题。   科斯的第二篇经典文章,是1962年发表在科斯本人主编的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杂志》上的“社会成本问题”,这是一篇关于市场运行中权利配置问题的文章,也实际上涉及到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问题,并由此奠定了法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分析基础。概言之,科斯的思想和理论分析,使当代经济学更进一步地靠近了现实,也部分改变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这一点是为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公认的。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言中,尤其是他后来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经典文章中,他曾非常有信心地说了一句话:未来几十年,相信的所有经济学都会变成制度经济学了。   我所感受的科斯的中国情怀   我是在2010年参加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所主办的会议上第一次遇见科斯先生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科斯在芝加哥的会议上告诉我,他现在都没有去过中国,并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有趣的是,科斯经济学在中国甚至比在西方似乎影响更加深远。科斯的经济学思想被张五常、汪丁丁、周其仁、盛洪等其他中国经济学家介绍到中国之后,正好与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需求相一致,广为传播,也为大家所深入研究和探讨。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科斯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大部分著作都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教育了新一代的中国经济学人。现在新一代的中国中青年经济学人,可以说无人不受科斯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影响。甚至也可以认为,几乎中国青年一代的经济学家都是制度经济学家了。无论是研究金融、货币、国际贸易甚至区域经济学的,还是研究管理学以及研究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大家基本上都对科斯的思想和理论比较熟悉。   科斯生前曾对中国经济学家充满期待,他希望中国经济学家不要完全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路子,要思考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走出一条独立的路子。他希望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在观察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中发展经济学理论,使经济学回归正道。   在2010年7月的研讨会闭幕后,99岁高龄的科斯参加了在芝加哥的一家华人海鲜餐馆举行的告别宴会。因为知道我在中国也是教制度经济学的,科斯研究所的Lee Benham把我叫到科斯教授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与科斯先生聊了半个多小时。我现在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的声音和笑貌,尤其还记得,他怕我听不清楚他的嘱咐,把身子向前凑了一下,趴在我耳边告诉我,并反复强调了三遍: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经济学家正在成长,他寄很大希望于中国经济学家,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能为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惊闻科斯先生仙逝的噩耗后,他那天晚上对我的叮嘱又不时清晰地在耳边响起,且一生都不敢也不会忘记。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大师和经典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46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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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许小年:走入迷途的中国房价

  2002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逐步升温,经过2003年的大幅上涨,2004年1到9月份的全国商品房价格涨幅仍达到了13%,商品房平均价格达到2777元,相比2002年底,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价格上涨超过四分之一。对于住房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来说,这样的涨幅堪称暴涨。同时房地产市场繁荣火爆的景象从东南沿海局部地区开始,逐渐向全国大部分地区扩散,出现了经济基本面比较好的地区价格上涨,经济基本面不太好的地区价格也上涨的局面,甚至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价格上涨超过了发达地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住房市场化改革后的第一次全面繁荣,即使是2003年出现的“非典”和央行的121号文件对这一轮的房地产市场上行也没有构成多少实质性的影响。   伴随着这一轮房地产繁荣的,除了人均住房面积提高的统计数字和接连不断的违规拆迁、非法占用农田造成的惨痛故事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顽强上行的房地产价格和对房地产泡沫的各式各样的争论。早在2002年上半年,泡沫之说就已经出现,2002年11月,时任总理的朱容基表示了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在2003年6月央行出台了121号文件,此时对房地产泡沫的争论也达到了第一波高潮。此后开始的宏观调控更是引发了各界对房价涨跌的大论战。进入2004年后,随着每一季度经济统计数字的报出,看着日长夜大的房地产价格,对泡沫的争论也日趋白热化。2004年10月,建设部推出了关于房地产市场形势的报告,不久以后央行宣布了9年来的第一次加息决定,管理层对形势的看法和宏观经济条件的改变可能对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冲击更成为利益相关各方关注的焦点,掀起了对房地产泡沫争论的第二波高潮,各路官员、学者、房地产商轮番上场,互联网上的讨论也是此起彼伏、异常激烈。   这场争论中,房地产管理部门、房地产商和一部分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繁荣是有真实需求支撑的,所以不存在泡沫,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现在的房地产价格远远超出了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出现了很严重的泡沫,并且泡沫即将面临破灭。对此,我们要用这篇文章来说明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全局性房地产价格泡沫;第二,虽然房地产泡沫非常明显,但价格很难大幅下跌;第三,虽然价格不会大跌,但也决不是什么好事。   纵观历史上从郁金香狂热开始到上世纪末的互联网热潮历次著名泡沫事件,我们可以得出只要是泡沫就没有不破灭的结论。但是如果要把这个结论套在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似乎很难行得通,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半市场化的市场,市场价格的形成不完全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利益均衡的结果。在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机制中牵扯到了太多的利益,因此价格形成远远不是供需平衡那么简单。如果有一天市场的力量强大到了利益任何一方都无法抵挡的地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是真正实现了市场化。   我们对此的价值判断与经济学告诉我们的结论是一样的:是泡沫,最好让它破灭,而且越早破灭越好。因为泡沫的出现扭曲了市场价格体系,会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泡沫持续时间越长,资源误配的效率损失越大,泡沫破灭越早,对整体经济的冲击越小。然而这个看起来谁都明白的道理在现实中似乎不那么容易把握,否则就不会有泡沫破灭后连续衰退14年的日本经济。   一、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全局性房地产价格泡沫   在对这个论点进行论证之前,我们要先说明一个本不需要说明的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是泡沫?在我们看到的争论中,相当一部分学者没有表现出基本的专业素质,比如有人就凭中国人多地少就可以喊出了“房价若干年要涨若干倍”的口号,反映出其对资产价格的规律缺乏起码常识。在我们不愿意怀疑其动机的情况下,只能怀疑其专业素质。   在经济学里,影响最大的泡沫定义是以研究金融危机著称的经济学家金德尔博格(Kindle berger)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给出的:   “泡沫状态”这个词,随便一点说,就是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出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盈利的能力是不感兴趣的。随着涨价常常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的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通常,“繁荣(Boom)”的时间要比泡沫状态长些,价格、生产和利润的上升也比较温和一些,以后也许接着就是以暴跌(或恐慌)的形式出现危机,或者以繁荣逐渐消退告终而不发生危机。   金德尔博格对泡沫的定义比较形象,但是在理论研究中比较难以操作。现代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将泡沫定义为资产价格对其基本价值的持续性偏离。这样的定义简化了对泡沫的判断,所需要做的工作有两点,一是决定资产的基本价值,二是看资产价格的偏离是持续性的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   1.当前的房地产价格反映其基本价值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房地产的基本价值。房产做为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比如面包和股票相比,有着比较特殊的属性。那就是它既可以像面包一样做为一种消费品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又可以像股票一样做为一种投资品满足人们投资获利、实现消费跨期替代的愿望。只有弄清楚房产做为这两种商品属性的价值,才可以确定的它的基本价值。   首先做为消费品,房产的基本价值可以这样确定,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商品的均衡价格等于其生产的边际成本,在现代经济学中并不特意区别价值和价格,可以认为,供需决定的均衡价格就是它的基本价值。做为投资品,可以由资产定价的基本原理决定,生息资产的基本价值等于预期的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和。对于房产来说,把预期的未来每一年的租金和最后一年房产的残值贴现到当前,就是它的基本价值。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房产做为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基本价值。   先来看看做为消费品,现在中国的房子应该值多少钱。首先从供给这一方看,因为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爆,许多地方的楼盘都是在开盘前几天开始排队,开盘当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销售一空,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下,开发商没有理由以低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卖房,这样实际的成交价格一定是高于边际成本的。因为定价权掌握在卖方手里,做为买方的消费者就成为价格接受者。卖方要做到利润最大化,可以将价格提高到买方所能接受的最高价格,在经济学上称为保留价格。如果我们很难得到开发商的边际成本数据,我们可以利用消费者这一方的数据推算出购房者的保留价格。如果房子的实际价格高出了消费者的保留价格,那么做为消费品,它的价格可以认为是被高估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以保留价格成交,价格仍有可能是高估的,因为开发商可以采用囤积不卖的方式提高价格直到达到购买者的保留价格。这种情形在整个市场处于上行的阶段,即使开发商之间是完全竞争的,仍然有可能出现。自2003年以来,已经有几个城市政府针对开发商有房不卖出台了惩罚措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现象。   下面我们估算一个代表性的消费者所能接受的对住房的保留价格,或者说是代表性消费者所能接受的住房的价格。假定这个代表性的消费者拥有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财富和平均收入,她利用自己现有的财富和未来的收入为购买住房融资。按2002年6月进行的我国首次《城市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我国城市居民户均资产22.83万元,其中金融资产7.98万元,占34.9%,房产10.94万元,占47.9%,其他为耐用消费品和经营性资产。2003年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元,户均人口为3.1人,这样每户平均的可支配收入为26263元。   假定这个消费者将自己的现有房产以9折变现,做为首付款购买新房,未来收入中的一部分支付按揭款。那么收入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可以用作房款支出对可买新房的售价有很大影响。我们可以这样分析这个问题,2003年底,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7,就是说居民有37%的收入用于食品支出,如果假定消费者用30%的收入支付按揭款,剩下的33%支付衣物、交通通讯、娱乐教育、医疗保健等其他生活支出和必要的储蓄,事实上这样的生活已经算不上宽裕了。就是说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30%的收入用于供房已经是上限了。这样可以用于支付按揭款的收入为7879元,按照现行的5.31%的按揭利率,加上以现有房产支付的首付款,代表性消费者所能支付得起的住房价格为:当采用20年按揭时,为19.4万元,当采用30年按揭时,为21.5万元。   因为住房是一种不连续的商品,所以在市场上不可能买到任意大小的房子。根据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查,一般两居室的住宅建筑面积为90~120平方米,三居室的住宅建筑面积为110~140平方米。假定消费者可以买到的房子平均为100平方米,按照当前的价格,房屋总售价为27.8万元。这个价格比消费者采用20年或30年按揭时的保留价格要分别高出43.3%和29.3%.   有人会说,在上面的计算中,没有考虑消费者未来收入的增长。如果消费者未来的收入增长了,她可以用来支付的按揭款也可以增长,那么她可以购买的住房价格会有所增加。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在当前的现实中还很难实现,因为通常银行不会允许递增还款的方式,这样做等于要求银行确信消费者未来的收入一定会以某一速度增长,这增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虽然这样的融资方案在现实中还不可行,我们还是算出当消费者收入增长时,她可以支付的范围价格。假定消费者可以用于住房按揭的支出每年增长4%(我国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约为7%,考虑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尺度内的风险调整因素,4%的增长速度是比较理性的),则采用20年或30年按揭的时消费者可以支付的房价分别为23.2万元和28.7万元。在前一种情形下,实际价格高出保留价格19.8%,后一种情形下,保留价格比实际价格略高3.2%.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价格度量是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度量,即认为让平均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可以买得起平均价格的住房有着较高的配置效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居民的住房需求可以通过市场这个交易成本最低的配置手段解决。   综合上面的计算结果,目前国内的房屋价格远远高出中等收入消费者的承受水平,相对于消费者的保留价格,房屋价格大约高估了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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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风暴眼中的茅于轼

袁凌:风暴眼中的茅于轼 进入专题 : 茅于轼    ● 袁凌        作为一位研究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着力于以清晰的逻辑清除人们头脑中的观念误区,这使得他会与习惯冲突性思维和情绪化表达的社会氛围发生错位,始终处在舆论的风暴眼中      2013年5月11日下午,重庆南开中学的一间教室里,由天则经济研究所(下称天则所)主办的“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正在上课。这里还是茅于轼昔年就读的学校。84岁的茅于轼像70年前一样坐在学生座位的前排,听着台上的法律学者王建勋主讲宪政。      下课后,“学生”茅于轼举手提出了一个问题:民主和独裁政体究竟哪个好一些?      在茅于轼自己看来,在条件不够的情形下,乱哄哄的民主未必会强过独裁。      这番问答,跟近月来连续的两场风波有关。此前4月25日,茅于轼在辽宁沈阳作一场关于非公经济问题的学术报告。当他讲到剩余价值剥削理论是错误的观点时,台下的一名听众开始大声喊叫,说他在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名听众的身份是辽宁省党史研究会副秘书长。      九天之后,茅于轼的湖南长沙之行引起更大风波,数名男子聚集在广场举着领袖像打出横幅,其中有“打倒美国豢养的汉奸走狗”等字样。他的讲演最后改在一个小型场所进行。在讲座中,茅于轼首先谈到了钓鱼岛冲突,以及国家利益和老百姓利益的关系,认为有人宣称“要为钓鱼岛牺牲”是不可思议的。随后他再次提到“最低工资标准不一定是好事”的著名话题。      当天,茅于轼在他有156万余粉丝的微博上发言:“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到底在哪儿,喜欢听灌米汤式的宣传。这真是我们国家的危险所在。”      对于他的发言方式,《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单仁平”的社论说,“公众对茅的经济学观点印象不深,他成为舆论焦点,大多是因为与经济关系不大,反而跟政治牵涉较深的言论。”茅于轼就此发表博文声明,他从未试图引起冲突或做大众政治焦点,只是选择了发言,目的正是理性思考求同存异。      在天则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盛洪看来,茅于轼的发言容易引来非议的原因,恰恰由于他是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心目中从未放弃过自由市场的图景,以及严格的逻辑思维方式。      作为一位研究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着力于以清晰的逻辑清除人们头脑中的观念误区,这使得他会与习惯冲突性思维和情绪化表达的社会氛围发生错位,始终处在舆论的风暴眼中。他自己却一如既往地平静。      茅于轼的学术助理岑科略带隐忧:“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纪念,还是未来的标杆性人物,取决于今后的转折。”      从择优分配到法治宪政      颇有预示意味的是,茅于轼早年的经济学研究并非始于宁静的书斋,而是在一辆奔驰的蒸汽火车头上开始的。      作为实习机车驾驶和司炉的大学毕业生,茅于轼考虑的是通过怎样的速度调配,保证正点的同时减少燃煤消耗。由于对多拉快跑的贡献,他获得了铁路局奖励的一支钢笔、一套绒衣。这鼓励他在以后的十几年中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推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      即使是被打成“右派”下放和在“文革”中被批斗,也没有阻止他的思考。跟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者如顾准、杨小凯一样,茅于轼只能在信息闭塞的黑暗中摸索前行,思想轨迹却与“二战”以后国外的数理经济学进展暗合。      “文革”结束之后,茅于轼“发现了桃花源”,基本完成了他的均衡价格最优理论,亦即以后的择优分配原理。1980年,他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择优分配原理简介》,两年后又出版了专著。这是他一生思想和言行的立足点。      盛洪描述,这一时期的茅于轼从对计划经济的现实思考开始,形成了一套独立的接近微观经济学的产投效益理论。以后接触西方经济学,茅于轼又发现计划经济根本做不到资源最佳配置,不存在完美的“计算机乌托邦”,反而会造成大跃进和大饥荒的恶果——在其中他亲尝了浮肿和以蚂蚱为食的苦味——只有市场本身才可能接近边际效益。于是茅于轼走向主流的自由市场理论,形成《择优分配原理》一书,确立了他的经济学家地位。茅于轼自称,“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解释了微观经济学。”      这一理论在当时计划经济理论的背景下让人耳目一新,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张维迎、宋国青、王国乡等人即是其中代表。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对《财经》记者回忆,1982年在西北大学召开的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上,身为研究生的他第一次听茅于轼讲择优分配理论,深受感染,竟在大会发言中声言“有些经济学家不是考虑中国怎么富强发展,而是死抱计划经济教条,良心何在”,因而得罪了权威,幸赖茅于轼勉力圆场。      上世纪80年代,自由市场理论成为经济改革的思想原动力,张维迎在价格双轨制改革中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他的讨论价格问题的论文是经茅于轼修改后发表的。      自由市场的理想状态是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随着现实的发展,中国市场不规范的问题开始体现出来。怎样保证一个有效的市场?茅于轼自述,他由此步入了制度经济学领地,这一次是年轻学者盛洪启发了他。      盛洪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与茅于轼相识。他回忆,最初是茅于轼看到他的文章后直接来信,二人从此交流日频。制度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在路径上稍有分歧,前者认为,每个个体的自利行为并非全都会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有时会陷入全体受损的“囚徒困境”。但由于两种理论的大部分主张是重合的,对于从实际中领悟经济理论又充满社会关切的茅于轼来说,接受起来并不困难。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界定和行使,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机构来保障产权?维护公平竞争,是借助政府干预,还是诉诸道德自律?茅于轼晚年注意力的焦点,端倪已现。      茅于轼的挚友杨小凯是其走出单纯数理经济学的另一个带路人。2004年过世的杨小凯曾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茅于轼回忆,他曾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的油印稿寄给杨小凯,后者逐字逐句读完。以后杨小凯考入中国社科院,二人在一次会议上相遇,杨小凯谈到自己专注于分工理论。分工理论超越了静止市场模型下的数学推理,着眼于人类的分工和消费,由此导致对人类情感、文化传统和信仰的重视。杨小凯本人后来成为基督徒。      好友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对茅于轼冲击很大。他表示,自己和杨小凯有相似性,都是由数理经济学出发回归对人的关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茅于轼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一起创办天则所,聚集了一批同道,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包括证券市场和国企改革。和一部分注意市场失灵的学者不同,茅于轼对加强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式理论心存畏忌。他的注意力自然转向市场经济的道德问题,在90年代后期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      这本书以小说《镜花缘》中“君子国”的交易困难开始,论述了市场中的自利和利他问题,指出自利观念是市场的前提,自利利他的商业活动最有益于社会,过去几十年宣扬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观念不可行,但在市场不平等的前提下又存在损己为人的道德需求。茅于轼心目中的解决之道是:尽可能实现市场交换的自由和平等,保障人权,反对特权,尤其是限制政府权力。这在历次修改再版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越来越明显。      2002年,在广东珠海打工的岑科因为阅读《生活中的经济学》结识了茅于轼,数年后成为茅的亲密助手。他描述,茅于轼的思想有一个清晰的逻辑脉络:建立市场经济,前提是主体平等和产权明确,人人平等而没有特权。从市场推导到人权保护,最后得到结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特权,遵守规则。      由此,从数量经济学开始,茅于轼渐次触及到法治和宪政。      张维迎评述这位早年精神导师的思想轨迹说,茅于轼从一个研究技术问题的工程师开始,发展成为数量经济学家,到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趋向一个人文经济学家,更多从社会制度、文化、道德思想问题出发,将经济学生活化,而其中又贯穿着清晰的经济学思路。如果说当初茅于轼关心的是配置资源,以后则更多考虑人的幸福。      提前一步的发言方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茅于轼称为“经济改革战友”的张维迎因为发表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引起全国声讨,被批判为“精神污染”。20年后,张维迎又因“官员是改革中最大利益受损群体”的发言遭遇一众口水。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近年的茅于轼身上。从“国企应该破产”开始,到“大学不应降低收费”“春运不涨价不一定好”“廉租房不应该修厕所”“18亿亩土地红线必须取消”“不应该设立最低工资”,以至于他的行事原则——“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都引起了剧烈的争议。      这些不满一部分来自计划体制的原教旨维护者,是由茅于轼站在市场经济立场上对计划体制及集体思想的彻底批判引起的,但也有一部分来自普通民众的不适应。      盛洪解释说,大众习惯于直观的思维方式,不了解经济学的内部推导过程,这一过程又不是线性的一对一关系。把推导结论直接提供给大众,后者接受起来就有困难。譬如说最低工资的副作用,是经济学常识:因为企业主可以选择少雇人,最后造成工人失业,吃亏的还是工人。但是大众看不到这个因果链条,只觉得茅于轼是在为老板说话。      对于茅于轼受到的一些攻击,曾饱受争议的张维迎“感同身受”。      茅于轼的另一名学生张敢明则婉言:“西方经济学如同牛顿力学,在‘低速’情况下十分接近真实,但在‘高速’情况下就不再适用。当今社会正在加速前进,西方经济学所产生的某些政策主张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偏差,既有的西方经济学应当从范式上加以革新。而茅老师在他所信奉的范式中,始终保持着严肃、认真乃至虔诚的学者风范。”      这段话隐晦地透露了,茅于轼心目中始终存在着那个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理想市场图景。虽然此后经过了现实的打磨,接触了制度经济学以至法治宪政理念,这个自己独立探索出来的自由市场范式却没有褪色,此后的一切关注,仍然是虔诚地试图接近这样一个自由的市场。张维迎坦承,在经济学家群体中,他和茅于轼都是自由市场的坚定信仰者。      茅于轼对“市场失灵”的说法很警惕。“市场犯错误,最终它会自己纠正,政府犯错误却不会自动纠正。相比之下,还是市场比较能够自我解决问题,不可能完全放弃它。”他在《八十回望》中说。大多数情形所谓的“市场失灵”,在其看来,正是市场化不够的后果。      至于中国的现实,如同盛洪所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同时,政治体制却没有发生变化,掌握公权力的人发现了在市场条件下寻租的诀窍。      这些行为一方面很隐蔽,一方面又戴着市场化的面具出现,这使很多人对市场化发生反感。教育、医疗、住房的产业化改革,都引发了社会情绪。      学者秦晖分析,在强大的公权力作用下,与国外的自由派和社会派争相讨好民众,最终引发“次贷危机”不同,中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争相讨好政府,自由派帮助政府卸脱义务,却并不敢要求放权;保守派支持政府扩权,却不敢要求社会福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派学者茅于轼一系列针砭社会福利的言论,就显得引人注目。虽然背后暗含的是其一贯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思路,试图揭示“政府提供的福利出自老百姓自己”,却容易给人忽视民众利益、帮助政府卸脱义务的口实。      “经济学家只讲市场已经不够了,市场化必须纳入宪政框架中来。”盛洪说。  另外,张维迎这样的自由市场派学者,也在2013年天则所的新年寄语中期待走向宪政民主。岑科在各种讲座辩论中更是强烈地感到了这种需求。      茅于轼也认为,眼下经济学家起作用的高峰期已经过去,让位于法政学者。但他强调,宪政首先是观念问题,是遵守一个约定的规则。或许由于“文革”中所谓“大民主”的经历,对于与宪政通常并列出现的民主,茅于轼保持着深深的警惕。这使得他更愿意撤后一步,从法治和观念角度去谈论宪政,而非直接呼吁政改。      李慎之是茅于轼自认“对我有重要影响的几个人”之一,他生前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将茅于轼调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改变了其人生轨迹。李慎之以后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精神领袖之一,茅于轼认为自己的观念和他很接近。不过,两人的关注重点仍有明显区别:李慎之着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建立公民社会,并在《风雨苍黄五十年》等文中疾呼政改;茅于轼则着眼于消除贫富对立思维,强调自由平等人权。      实际上,茅于轼主持的天则所,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展了扶持基层民主选举的项目,民间学者周鸿陵的“新时代教育研究院”挂靠在茅于轼私人名下完成了北京九道湾的街区直选项目;熊伟则在茅于轼支持下向2004年“两会”代表递交《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稿,(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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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李银河:卢德之谈话记录

  关于若干重大问题的谈话纪要      一、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不表现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而表现为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权威主义,包括经济上的权威主义,也包括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主义,中国社会是发展不到今天的。但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当这种权威主义继续发展,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的时候,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权利意识和保障意识加强的情况下,大众权利如何保障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由此,就产生了人们对公平正义和基本权利的追求与传统权威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表象上看,直接体现为官民之间的矛盾。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在客观上让一部分能力强的、科学知识水平高的或人脉关系广的人,首先致富了。我把富分为正义的富和非正义的富,即便是正义的富也会引起人们的嫉妒感,而非正义的富实际上是通过寻租方式,或者说通过权力来获了不正当的经济利益,势必引发人们的不满和仇恨,这就导致产生了贫富矛盾。如果不正当致富的人,再凭借自身优势继续扩大财富分配差距,就会导致贫富矛盾不断激化。      二、 关于社会信仰与法治      我们到底确定什么样的理想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这几十年,我们强调共产主义的信仰,问题是到底有多少人真信呢?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党的高级干部也真的说不清。一个没有信仰和理想的时代,是非常可悲的,就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一样。我们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很多人认为没有普世价值,也许完全普世的做法确实没有,但普世价值是有的,比如西方社会强调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东方社会强调的和谐、中庸等,东西方文化中都承认的大爱、博爱,就应该是“普世价值”,或者换一个说法叫“共同价值”。      关于法治问题,需要提倡法治精神,既包括立法,也包括依法治理。比如关于领导人的住房,要有法律、有规矩,然后依法治理,就不会出现动辄把几百万、上千万的房产变为个人所有的情况。如果美国总统总占着白宫不走,也许,华盛顿就出现好多个“白宫”了。      三、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一)当前政治体制的反思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真的得到了大多数劳苦大众的拥戴,否则也不可能取得1949年执政的成果,但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与演变,现在至少从表象上看,有几大问题难以克服。      一是以党为核心的体制,让很多人不舒服,或者说大多数没有幸福感。中央电视台正在找一个话题:你是否幸福?连莫言先生都不知道。我真的搞不清有多少人感觉到幸福。当了官的,包括当了很大官的人,感觉不幸福,没当官的人,更感觉不幸福;发了财的人感觉不幸福,没有发财的人更感觉不幸福;有知识的人不幸福,没有知识的人,也感觉不幸福。我们设计了一种制度,让多数人不幸福,岂不是一种异化吗?二是不能有效地防止野心家的产生。薄熙来之流是被揪出来了,党内是否还有一个又一个的“薄熙来”?如果这个人的野心成功了,成为了很高很高的领导人,大家明明知道,也没有办法把他拉下来,那怎么办?原来还有个中顾委,现在连中顾委也没有了。这怎么办?可以这么说,在当今的社会制度中,很少有像我们这样的体制,这么容易产生这么多野心家、阴谋家。三是不能让最优秀的社会精英脱颖而出。奥巴马式的人物在中国现在没法诞生,在中国现在,当大官、当大学者和大企业家后面没有人,都不行。四是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我们的领导人也难以自律,比如说住房问题,过去中纪委有明文规定,哪一级干部该住多大的房子,但带头改变或者说破坏这些规定的,又是领导人,连高级干部也怨声载道,这成何体统?我们做出那么大的牺牲,革命的目的难道就是剥夺“剥夺者”,而让自己成为“剥夺者”吗?难怪被人们称为“可恨的利益集团”。      对以上现象,如果做一个政治学分析,我们会发现现在的权力既缺少优越性、又缺少监督性,更缺少竞争性。让三性做到三位一体,就更难了。      权力本来是有优越性,它是让人向往的,是受人尊重的,是让许多有识之士去争取的。可是在当下,由于我们理论上的说不清,比如我们老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怎么“公仆”的钱比“主人”还多呢?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我们的官员正式的、按规则获得的待遇是很低的,我问过一个年轻的县委书记,他的工资也就3000左右,一个县委书记每月拿3000多的工资,如果他一点不腐败,能有尊严吗?连吃饭的钱都缺少了,但是哪个县委书记少了吃饭的钱呢,缺的部分从哪里来,只能通过各种渠道。理论上讲,收一包茶叶和收100万元性质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虽然按规则官员们的待遇都很低,但大家都没有按规则,都是在按潜规则行事,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要么规则是虚假的,要么不承认规则是虚假的,那规则下的官员都是坏人,因为官员们很少没有收过茶叶、收过烟。规则不发挥作用,发挥作用的是潜规则。      权力失去优越性的状态下,权力的监督性如何能体现?是按规则监督,还是按潜规则监督?如果按规则监督,都是坏人,按潜规则监督就没标准了,坏人监督坏人,或者小坏人监督大坏人,更有可能是大坏人监督小坏人。      当然,也谈不上权力竞争性。权力的竞争性分为内部竞争和外部竞争,或者说是党内竞争和党外竞争,党外竞争让社会大众来选择权力的代表者。当然,在中国一下子搞普选太难,先要实现党内的有序竞争,而权力优越性、监督性不能保障,也难以有党内权力竞争的有序性。你有多大的功劳、多高水平、多强的能力和多高的道德水准,变得很苍白了,主要是靠利益关系和裙带关系来选择当权者,这就很难防止野心家的出现了。也就当然无法防止腐败了,反腐仅仅成了攫取权力的手段了。      一种制度腐败并不可怕,但要是腐朽了,就没辙了。因为它已经无生命体征了。我们这个制度现在,第一要防止暴死,如果要死,也要争取安乐死;第二、要争取新生。怎么新生法?我觉得要防止两点,第一是防止过早地推动多党制、一人一票的选举制,过度地自由化;第二、要防止固步自封,不想对党进行改造的保守主义,不想进行党内改革,就是不想党活;要想实现党活,必须党改。我期待我们的领导人能够真正成为新时期帮党、帮体制找到活路,促进体制走向再生的推动者,再无能也至少要做一个安乐死的医生。绝不能让暴死成为现实,那样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了。      怎么实行党改,不妨学习国民党的经验,现在的国民党很像六十年前的共产党,现在的共产党也有一些像六十年前的国民党,但现在国民党改出成绩,国共这两兄弟都是有理想的,也都犯过错误,也许他们是未来中国两岸统一、社会进步的主导者。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共识      在当前,中国的各种改革中,最重要、最紧迫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执政党的改革,而执政党改革的核心是分权与监督的问题。      分权要求执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非常清晰,从少数人控制的传统权威性权力机构变为科学合理的现代权力结构。现代权力机构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权力的决策层,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就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二是权力的执行层,也就是现在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三是权力的监督层,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三者应为平行机构,决策层为最高决策机构,执行层是最高执行机构,监督层是最高监督机构。但目前是执行机构代行决策职能,导致决策机构虚化,监督机构又置于执行机构的领导之下,导致监督职能也受到了弱化。      改革,对内是执政党内部权力结构的改变,对外是执政党职能的调整,执政党只管好大政方针,管好军队就可以了,应该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和政府的作用,真正行使相应权力,成为真正的权威。人大、政协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大都是党员,只要管住党员,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目前,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有几点基本共识:一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二是改革非进行不可,不改等死,改还有活路,但乱改等于找死;三是改革必须分步骤进行,切忌民粹主义泛滥,不要让所谓推倒重来的革命在这块土地上再发生,等等。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改革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呢?大家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我记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教授曾经讲过:不用担心中国学习美国的技术,因为美国可以更快地发明新的技术;最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学习的是美国独立宣言、宪法等代表美国价值的东西,当中国开始拷贝这些东西时,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开始,那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我们的改革方向是不是就是西方或者美国推行的体制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精神,不可照搬他们的体制。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社会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和惯性。现在真要冒出三四个党,西方势力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分别支持某一党派,可能天下就会大乱,中国很可能又倒退到了一百年前,但现在中国乱不起、伤不起。      二三十年以后,中国能否搞两党制或多党制,目前无法预料,也不能拒绝,但当下的十到二十年,中国不应该搞多党制,不能分散和弱化现在执政党的权威性。当然,这个党是否改名,不叫“共产党”,叫“共享党”呢,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各方面更能接受。或者说,我们对“共产”的理解应该有新的认识,以前人们觉得“共产”就是“共同拥有财产”,我们现在更应该理解为“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在当下,中国大陆可以借鉴97年以前的香港,一党长期执政的新加坡和蒋经国时代的台湾,这些地方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汲取。      四、关于经济状况的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得益于两点: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二是得益于法治建设,社会对产权的保护,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两个东西都是共产党权威主义执行的结果。怎么把中国社会尽快推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这是执政党和社会精英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我不担心中国经济出现大问题,中国经济如果出了大问题,肯定是政治体制出了大问题,即出现了暴死的状态。苏联体制暴死后,还可以休克疗法,中国现有体制暴死,连休克疗法的机会也没有了,可能出现长期的分裂动荡,吃苦受难的最后还是广大民众。所以中国的经济也是政治问题,某种意义上,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十八大后,如果我们能够把发展重心移到几亿农民身上,也许就会出现生机。例如真正把农民的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问题作为根本问题对待,社会就会逐步走向公平,社会矛盾就会大大减少,内需市场就会大大拓展。朴正熙用10年时间改变了韩国农村问题,未来十年能否学习朴正熙,较彻底地把三农问题解决好?达到什么的状态呢?到台湾去看看,那里就有点像我们追求的社会形态了,那里不是均贫,而是均富,大多数人是中产阶级,到那个时候,发展民主政治就有了基础,你看他们成天吵吵闹闹的,但谁也不想造反,杀人放火,因为谁都是有产者,不热衷于革命。      对于经济的研究,我认为既要有宏观的国家经济学研究,又要有中观的行业经济学研究,当然也要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微观经济学研究。关于企业经济管理研究,现在我们初步与国际接轨了,行业经济研究还做的不够,但已经刚刚起步,宏观战略的国家经济学研究差距太大了。小平同志说204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在看来已经提前30年实现了,那说明我们的战略研究不是现在不够,当年是小平同志也研究得不够。50年后怎么办?体制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如何解决?必须要有“大智慧”、“大思路”,而且目前要实现“大突围”,      有一点值得大家,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注意。无论如何中国的市场都是一块肥肉,它一定会不断发达,因为我们还有几亿人的市场没有启动,中国的需求肯定会不断扩大。欧美经济在走下坡路,这个趋势不管一些经济学家怎么说,都是不能改变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到境外,特别是到西方去寻找、去获取一流的品牌、一流的研发能力和一流的市场。从我们的实践来看,欧美在放弃一些技术、市场和品牌方面反而好办,但中国现在的接纳能力非常有限,一是我们的国企死守着经营得一塌糊涂的金融工具不放,二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又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      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可以确定一个框架安排,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占了70%的银行存量资产)进行安全性保守化经营,因为这些存量资产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能贸然冒险。拿出30%的商业银行,来做资本创新性业务,保证五到十年内,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境外收购兼并中获得突破性进展。要获得品牌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时间等着我们去发展品牌了,而获得先进技术,光靠我们自己不够,现在社会又如此浮躁,确实很难有很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科学家沉下心来,搞研究,人家做一个螺丝钉的实验需要三五年,我们可能三天就搞完了,怎么可能形成先进的技术数据呢。只有该引进的引进,能收购的收购,对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这些观点我与我的挚友唐万新先生讨论过多次,他的许多见解值得特别重视,他比我更懂经济。      五、关于国企改革      这些年,人们都在说“国进民退”,实际上,既有“国进民退”,也有“国退民进”。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国企。一些不应该、不需要或者没有充分发育的竞争领域,简单地拿到市场上火拼,是绝对不行的。比如造币公司只能是国家的,再比如公交公司也只能是国企,因为需要国家大量的补贴。问题是这些年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太大了,而且要害的资源全都控制了。国企与民企在几乎所有政策待遇上都处于极不平等的状态,不管是银行贷款,还是资源开发等等。我不想太多地讲藏富于民的道理,只是想说,国企一方面在国计民生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地方让人无法接受,比如现在的国企领导人,大都是由掌握权力的官员或官员的家属转换而来的,导致这些企业与权力之间形成了特殊利益连接,搞成了人们痛恨的所谓“利益集团”。再比如,因为国企工资高,福利好,成为掌权阶层的子弟向往之地,还可以做官,成为他们既升官又发财的好地方。当经济上行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可以被掩盖掉。但问题是,全球经济走下坡路时,所有问题就集中爆发了,可能比别的国家的情况还严重一些。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相当多领导,既没有企业家的视野胸怀,也没有企业家的素质,既不能打造民族品牌,也无法创新技术,又无法形成先进的管理。这怎么得了!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不能造就一批一流的企业和企业家,怎么与别人竞争呢。用厨师来当医生,怎么可能有先进的医疗技术?特殊利益集团在国内捞够了,却在国际上没有办法参与竞争,这样的话,这些企业怎么办,中华民族怎么办?再从深层次理解,我们相当一部分国企是把计划经济坏的东西和市场经济坏的东西“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一部分国企领导利用和控制这么一个结合平台谋取私利,这是对中华民族不负责任的。要知道,也许官员有清官、贪官,也有能官、庸官,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沾沾官气,做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做企业就不一样了,一百个人里也未必能出一个企业家,我做了快三十年企业了,也没觉得自己做企业家做得多好,而且能挣钱未必是优秀的企业家,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懂啊。国企必须改革,应该还资源于民,还利益于民,只有民富才能国强。不能藏富于民,国家控制的财力无限扩大,这是说不清的一件事。政府掌握那么多财产,又说不清楚,国际上对你不放心,也是有理由的。隋朝的时候,国富民穷,皇帝随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但政权没有几天就亡了。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的GDP不如美苏,但通过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把资源集中起来,甚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世界性的灾难。这样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      六、 关于富人怎么做富人的问题      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是希望先富带动没有富或后富的共同致富。但据统计中国有27%的亿万富翁完成了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我不反对移民。一方面,选择居住地自由是天赋人权,这些同胞移民是有原因的。比如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同时,还能够有更优越的教育质量,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更稳定的社会福利,更安全的法律保障等等,中国社会正处在发展过程中,在这些方面还不健全、不完善,发达国家确实比中国有优势。另一方面,第三次移民潮的到来,也证明了中国社会在发展进步,人们的财富得到了积累,有了移民的条件,对于移民现象,能够得到社会的基本认同,政府也允许人们更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居住地。有人说,这是在“用脚投票”,也有人说这是在“买保险”。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国内有很多“裸商”,孩子老婆在国外,自己一个人在国内继续分享市场成果,这里面有正义的富起来的,也有非正义富起来的,特别是非正义的富起来的人,走出去就出去了,过了几代,洗干净再回来也是可以的,而且也应该会回来,毕竟根在这里。但现在不能让这样的“裸商”继续攫取多数人的血汗。要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样对得起小平同志,对得起生我们养我们的这块土地,对得起父老乡亲。但我强调必须是自觉的承担,是富人的资本精神的体现。      (这是卢德之与某要员谈话记录)         百度上关于卢德之的介绍,特录于下:   卢德之,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博士。        1962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碑矶村。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基层行政职务,后就职于湖南省民政厅、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20世纪80年代中期,积极参与和组织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城市社区服务的探索及实践。20世纪90年代初期,担任国有企业领导并参与国企改制工作。20世纪末,投身民营经济大潮,为民营企业发展和维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以及社会公益事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李光荣先生及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注册成立了华民慈善基金会,卢德之是华民慈善基金会法人代表,亲任理事长。        现除担任企业职务外,还担任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中外企业诚信联盟副理事长、中国跨国公司促进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曾发展经济学、伦理学、管理学等领域的论文数十篇,著有《交易伦理论》。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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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谷飞鸿 | 从一到一千万:可汗学院免费教学造福人类

可汗学院院徽(可汗学院网站) 《福布斯》杂志在最近一期的封面报道中,介绍了位于美国加州、由亚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 Salman Amin ‘Sal’ Khan )创办的免费网络教学机构“可汗学院”( Khan Academy ),封面报道的标题是“一个人、一台电脑、一千万学生:可汗学院是如何创新教育的?”   可汗学院的创办人萨尔曼•可汗是网络教育的著名人物,他以一人之力,在家中的小房间开创了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学校,估计有一千万学生参与学习。这个学院所教课程全部免费,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电脑、生物、天文、医学、金融、经济、历史、公民教育、美术史、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及其它各种学科。   目前全球有许多互联网大学,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达到学习的目的,绝大多数此类大学都以营利为目的,虽然有些著名大学,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哈佛、耶鲁也将一部分课程放到网上供网民免费使用,但毕竟规模较小,而且课程程度较深,不适合一般人的学习需求。像可汗学院这种大规模、全方位、多层次的免费互联网学校还很少见。难怪《福布斯》杂志要将可汗学院的教学方法,比喻为改变整个教育模式的先声。   可汗学院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办学宗旨是让世界上的任何人,从任何地方都可以自由地得到高质量的教育。可汗学院网站上的所有资源,包括课程以及其他学习材料向所有人公开,不管是学生、教师、校长还是成年人,同时这些资源完全免费。   萨尔曼•可汗 1976 年生于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父亲是孟加拉国移民,母亲是印度移民,他从小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很好。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数学、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两个学士学位以及一个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并从哈佛商学院获得了管理学 MBA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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