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

编者按：发生于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亦即所谓的“大萧条”，彻底击碎了人们关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美好梦想。毫无征兆地，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崩溃了——股市暴跌、银行倒闭、生产停滞、失业率高企。“看不见的手”不再魔力无边，而古典经济学家们预言的曙光久久未见踪影。终于，在“这片腐坯的土壤之中，迟迟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萨缪尔森语）伴随着“动物精神”、“流动性陷阱”、“总需求”和“乘数效应”等一系列崭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凯恩斯和他的《通论》横空出世。从此，政府不再是经济角斗场上的看客，而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比赛的进程之中。自由放任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在各国政府的刺激政策和监管之下，世界经济开始缓慢地恢复活力。 但是，围绕大萧条的争论，却并未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而告终结，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大萧条？政府在大萧条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真的是凯恩斯主义拯救了世界吗？这些问题，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宏观经济学发展史。而每当经济陷入停滞或者衰退，大萧条的幽灵都会悄然出现，并在我们心头投下一片不祥的阴影。 熊彼特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一切社会科学，归根到底都是研究人的学问；而只有通过历史，我们才能对人类的天性和行为方式有一个清醒而全面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每当遇到社会危机，我们都会去史书之中寻找救赎之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研究大萧条仍然有其重要而深刻的意义。谭锦华君主笔的这一组文章，以其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剖析，为我们拉开了历史帷幕的小小一角，使我们得以梦回百年前，重温那场活跃着天才和政客，充斥着绝望和恐惧的伟大戏剧。     回顾大萧条（一）： 疯狂的黄金时代和黄金的恶魔面孔   文/谭笑疯森     那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世界经济经历了一场浩劫，作为一战的延续和二战的开始，1929~1933年大萧条（这分成两个阶段：1929~1930信贷萎缩和1931~1933英镑危机）将宏观经济学从微观经济学中独立起来，也吸引了众多天才的注意，凯恩斯、弗里德曼、哈特、萨金特和卢卡斯等众多天才都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大萧条会发生，为什么它会持续那么久和为什么它会蔓延到全世界。     那么首先，让我们回到历史，去看看这个起于黄金，再止于黄金的货币浩劫。   一、黄金时代：1918~1928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包括一个当时被证实非常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货币制度：金本位。 简单来说，金本位是指一个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价值是直接与黄金挂钩的，中央银行制定货币与黄金的汇率，同时也允许人们自由的把货币兑换成黄金的一种货币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一件事，就是央行是不允许胡乱发行货币的，在货币/黄金汇率固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央行发行货币（即央行票据）来倒推央行的黄金储备的，黄金储备也限制了央行能够印发的货币最大量。 这个制度在古代是得到支持的，并且被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所接受（中国、日本和朝鲜等使用银本位），原因有二：一是古代的生产力有限（虽然黄金冶炼产量也很有限），货币需求不会太大；二是趋向通缩的货币制度有利于债权人有害于债务人，而古代是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保护储蓄是异常重要的。 在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突然爆炸，虽然相应的黄金冶炼能力也得到了增强，但黄金的产量已经不能满足货币需求，古典金本位制就更趋向于通货紧缩了。 这种紧缩在一战爆发后就立马变得不合时宜，债务人政府发现借贷成本太高了，为了赢得战争，参战国（欧洲大陆）和一些被卷入的国家（美国）废除了金本位制，世界进入了通胀时代，战争机器开始刺激生产力进一步增长。 但在一战之后，法币制度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理由，各个国家开始恢复金本位制，1925年英国率先进入，而1928年回归的法国是最顽固的支持金本位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法国仍然是个以农业为主（相对于英美等）的国家。到了1929年，除了西班牙以外的欧洲大陆与除拉丁美洲以外的美洲大陆已经完全回归了金本位的回报。 受惠于一战的需求激增和法币制度的总供给增加，商业银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放贷规模（跟现在一比小巫见大巫了），至于为什么法币制度下商业银行放贷会超过金本位制下呢？ 这得从金融行业，特别是商业银行开始。 金融的基础是什么？是商业银行，通过吸纳社会存款并放贷给有需要的人完成资本转换的机构。学过经济学101的你肯定知道，发放贷款会增加社会货币供给的。鉴于金本位是一个那么远古的货币制度，多数人已经没有涉及过，现列出金本位的货币供给方程如下： M1=(M1/BASE)*(BASE/RES)*(RES/GOLD)*(PGOLD*QGOLD) （打开括号作用相等，这个不用说吧。） 第一个括号代表的是M1与货币基数之比（货币基数是流通货币+商行准备金），也就是货币乘数，第二个括号是货币基数与央行资产之比（央行资产包括外汇和黄金），第三个括号是央行资产比央行储备黄金，第四个括号是黄金汇率乘以黄金储备量，则是以本币计价的黄金价值。 如果我们对其求对数，并限定黄金价值的增速恒定的话，会发现，乘数决定了货币供给；同样，如果限制其他因素，也会发现黄金价值的增速决定了货币供给的增速。 如果你问，为什么央行不把货币/黄金汇率调低呢？ 真聪明！罗斯福怎么没想到呢？事实是，民众不愿意。 连金融制度已经如此高端了的现代，普通民众还觉得通缩比通胀好…… 1929年，古典金本位制度重新建立，随后农产品价格下跌，随后股市崩盘…… 但最恐怖的还没开始。   二、被黄金吞噬   那个年代，人人都爱古典经济学，人人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法国除外），我们资本主义就是依靠无形的手啦！现在突然价格下降啦，我们就失业嘛，市场之手会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 股市崩盘不是什么问题，华尔街建立到那个时候，崩盘也不是几十次了。但问题就在于，这次的恐慌崩盘带来了两个恶果，一是货币投机；二是信贷困境（这两个都不在这一章讨论）。 从宏观上来说，信奉古典经济学的各国政府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信贷过度上。的确，经过了一次世界大战和黄金十年，全球的贷款份额是很庞大，导致银行可能不够流动性来维持自己经营了，那么我们就开始存钱吧！ 嗯，胡佛总统是这么说的，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一个叫凯恩斯的男人写了一篇通论，一个叫罗斯福的男人开始了新政，用一句很吊的话叫，rest of that, is the so-called history。 但是仅从金本位1925~1929年建立，世界性的大萧条从1929到1936年这个时间上的“巧合”并不能说明真正的问题，弗里德曼和舒瓦茨的理论也不能建立起来，这还需要另外的比较。 法国，为弗里德曼的理论付出了很多，它充当了一次实验者，又充当了一次对照组。 还是先从对照组说起吧（虽然实验组更早发生）。 由于主要政治势力——农民的存在，金本位在法国异常受欢迎，（有土地的）农民很少借贷，但会储蓄，他们是天生的债权人，再加上法国曾经有一次美好的尝试，让它的金本位更加优越（实验组的故事），它于1928年回归金本位，直到1936年才废除金本位实行法币制度，在这8年里，法国的经济一直没有让人看到希望。 除了法国，倒霉鬼波兰和比利时都是黄金家族的一员，他们直到大萧条的末期才废除金本位制，而1931年英镑危机发生之后就果断脱离金本位制的英国已经复苏，1933年才废除金本位制的美国也已经有扭转迹象了。     （各国黄金储备变化：1929~1936，各国脱离金本位制的时间如下：英国1931；瑞典1931；美国1933；法国、波兰、比利时1936；）   由于各国存量不一样，本图仅表现趋势，因此对于每个国家的黄金储备有所缩放，例如美国储备全部除以10，而瑞典储备全部乘以10。 金本位制国家和非金本位制国家的黄金储备变化，从1931年开始就明显改变了，你能想象吗？金本位制国家的黄金却流入了非金本位制国家？！（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讨论） 而如果我们来观测M1变化的话，这个改变会相当明显。     （M1变化：1929~1936，数值做缩放处理，比利时1934年发生货币危机）   明显可以看到的变化是，英国和瑞典的货币开始扩张，而美国在1933年脱离了金本位制之后货币也开始扩张。 由于危机爆发时货币的短期非中性，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工资高于均衡工资，因此很多人被挤出就业市场，而在货币扩张之后，实际工资才开始与均衡工资靠拢，失业率也才有所恢复。 更重要的是信贷，废除金本位制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信贷。英国和瑞典在1931年废除了金本位制之后，次年（1932年）的货币乘数就达到了危机前水平，而英国才刚刚爆发了英镑危机。 这种发展的极不均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关系，这个事实关系也印证了弗里德曼与舒瓦茨的理论：大萧条因信贷和通胀突然停止的刺激而爆发。（什么弗里德曼否认菲利普斯曲线的孩子还是回去看看书吧。） 接着说法国为货币主义做出的实验性贡献是：1926~1928年，伟大数学家亨利·庞加莱的堂弟，法国总理雷蒙·庞加莱所带来的庞加莱稳定，他的具体作法是：事先算出社会需要的总货币供给，通过算出社会所需要的M1数值来确定货币/黄金汇率，这为法国带来了异常稳定的经济增长（虽然只有3年）。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货币主义的主张啊？   三、市场的力量？预期的力量？   古典经济学里把市场的力量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任何一个学过中级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的力量漏洞百出。而且，说到底，市场的力量实际上是预期的力量。 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均衡一样，当价格偏离均衡的时候有套利者进行套利，于是价格又回到均衡点。这个理论没错，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次了。但实际上它预设了一个前提：人们预期价格会回到均衡。 但如果人们不这么想呢？如果中国每一个人都预期房价还会继续上涨呢？当然你会说房价总有一天会跌下去的嘛。那当然，一个概率为亿分之一的事件，理论上说你不断尝试也有可能发生的，这个跟预测生死一样嘛。谁都会死，但如果市场之手的滞后性那么大，我们还要抱死市场之手吗？ 1929年的大萧条正是有了这样一种预期，人们预测金本位会支撑不住，金本位国家会苦苦支撑自己的黄金储备，于是汇率投机异常活跃，这也导致了金本位国家对非金本位国家的黄金净流出。 同样的，如果人们预期这家银行可能破产呢？ 这就是美国迟迟没有恢复的原因。由于金融制度的突然改变，刚刚成立的联储并不打算对存款进行再保险，这导致美国的商业银行遭受灭顶之灾：当人们预测A银行可能破产的时候，人们就会赶去A银行提走自己的存款，银行是不可能把全部存款放在家里而不放贷的，因此银行不会有那么充裕的现金。为了兑现自己对储户的承诺，银行只能卖掉自己的资产（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是发放的贷款，而负债是存款），而资产的变现能力并不好，银行只能折价卖，这更激发了人们对A银行倒闭的预期，更多的人挤兑，最终A银行破产。 这叫做预期的自我实现（self-fulfilled）。 这才是相机决策的要点，当市场预期悲观的时候，政府和央行要保持乐观；而当市场预期乐观的时候，政府和央行要保持悲观。   回顾大萧条下期：《商业银行的溃败、清算所与美国联邦储备》 （未经作者许可，请勿转载）     （采编：宋晓慧，责编：徐海星）     您可能也喜欢： ＜玉衡＞孤独和爱情–关于李志 ＜开阳＞社会规范与法律治理的错位——对黄艺博事件和杜同学踢馆的共同结论：让自由来得更猛烈些吧 ＜天权＞黄真伊的时调是我的美容SPA——读黄真伊时调二首 下棋和九品官人 ＜摇光＞闲话韩寒&黄思路 无觅

　　 摘要 　　作者试图将人权的定义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放在比较能普遍接受的基础上。他将人权定义为人人都可以享有而不会彼此冲突的权利。从这定义出发，可以得出生存权、人身权、隐私权、知情权、言论权以及所有权都属于人权，也讨论了这些人权所受的限制。与人权对立的是特权，如一些人拥有特权就会引起彼此冲突。人权之所以不能牢固地树立，正是因为有特权。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用不着去争取。人权又是没有义务的权力，所以有天赋人权之说。 　　文中讨论了何以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制度能导致经济发展。进一步讨论了何以市场制度在人类历史的晚近年代才出现。作者认为是因为过去的特权制度妨碍了从交换中产生并维护共同遵守的规则，理论和经验都证明了人权社会和市场制度是互相推动和发展的。作者回顾了五四运动以来80年中的前60年因为战乱，又没有市场，结果既没有民主，又没有科学，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后20年因为有了市场、民主和科学都有重大进步。在中国追求民主科学和确立人权的历程中，市场是一个极好的老师。但市场是否一定能导致人权和法治的社会，这是尚未有定论的问题。历史经验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有。中国政府如有灵活性，中国人民如有耐性，再过几十年中国将进入民主和法制的人权社会。 　 　1、什么是人权 　　关于什么是人权的问题，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我们需要对人权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所谓“科学”就是它可以不受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它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它是客观的。 　　科学的人权定义应该是：人人都可以享受，而且不会引起冲突的权利。与人权相对立的是特权。特权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权利。如果更多的人都要享受这种权利就会引起冲突。 　　按照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推断下面的一些权利应该属于人权。 　　A） 生存权是人权。地球上的资源足够让更多的人生存。此人的生存并不排除他人的生存，所以生存权是人权。在大海上飘泊的小船上，食物和淡水供应有限，生存权就不再是人权，而变成特权了。 　　B） 人身不受侵犯。这一点用不着解释。一群人之间彼此不侵犯他人的人身，这当然是不会引起冲突的。相反，团体或个人有权侵犯他人的人身，这必然引起冲突，因此这是特权。但当一个人侵犯了他人的人权，他的行动将被限制，限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一切和他同样的人的人权。 　　B） 隐私权是人权。个人的私事希望保守秘密，不让别人知道。这一愿望并不干涉任何其它人的任何权利，所以可以成为人权。象通信秘密的自由应属隐私权，所以是一种人权。但隐私权受人权保护是有条件的，即个人的秘密不得侵犯他人的人权。通信商量如何杀人，这种隐私妨碍了他人的人权，因而将不受人权保护。 　　C） 思想自由属于人权。这也用不着解释。难道脑子里想问题会碍得着任何人吗？强迫别人汇报自己的思想就是侵犯了人权。当然，一个人不应该有坏思想，不应见财起意，见色起心。但是不能因为某人曾想过要做坏事就给他处罚，因为思想是没有客观证据的。如果没有客观证据就可以处罚人，人权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 　　D） 听和看的自由是人权。因为一个人听和看并不影响其他人的听和看，也不会影响他人的别的人权.但是刻意去打听别人的隐私，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侵犯了他人的人权。禁止某种宗教、理论、思想、消息的传播应属对人权的侵犯。 　　E） 言论自由是人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权；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则是违反人权。只许可某一特定的宗教、理论、思想的传播，禁止其它宗教、理论、思想的传播是历史上最常见的对人权的侵犯。但享有自由的议论不能教唆别人做坏事，这种言论因为破坏别人的人权而将受到限制。 　　F)   拥有对物所有权的权利属于人权。但对某一特定物的所有权则为特权，因为一物归某甲所有就不能同时又归乙所有。正因为对物所有权的特权，才可以使拥有所有权能成为人权，即任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些物，这些物不受别人的侵犯。 　　上面例举了一些最基本的人权。那么什么是特权呢？特权最基本上的属性是人与人的不平等。在法律上规定一些权利只有某一类人可以享有，其他人不能享有，这是最明显的特权。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就是大夫阶级的特权；罗马法规定只有公民能享受法律的保护，而奴隶则不享有，也是一种特权。现代法律已基本做到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的执行上和习俗上有许多人可以例外，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些人就是特权阶级。例如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但事实上某些人是不容批评的，他们却有权批评别人。批评尚且不容，遑论法律对他们的约束力。现代社会的特权都以隐蔽的方式在起作用，它们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以意识形态及行政权来起作用的。 　　在市场经济中富人往往靠金钱来获得特权。尽管他们很难置身于法律之外，但钱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法律保护，远远超出穷人所能得到的，因而形成一种特权。对于这种从金钱衍生出来的特权当然是要反对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又无法完全避免.比如富人有钱聘请最好的律师，在和穷人打官司时显然占了上风.可是我们不能限制富人如何花钱.这是市场制度的缺点，除非我们放弃市场制度，那将造成更大的不幸，只好容忍这有限的不公平. 　　任何人享有人权并不引起社会的任何方式的成本或代价，它不需要任何人做出某种牺牲。由于这一特点，人权不需要相对应的义务来保证。换句话说，人权是没有义务的权利。一个人加入某一组织（例如某一学术团体），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享有该组织提供的特权，他必须为该组织尽一些义务（例如缴纳会费）。所以这些特权是有义务的，唯独人权却没有义务，因为它是普遍的权利。 　　由于人权不需要尽义务，所以人出生时即享有人权。新生婴儿没有能力履行任何义务，但可以享有人权。正因如此，才有天赋人权之说。 　　人权是天赋的，所以它不能被剥夺。不可以说这部分人可以享有人权，那部分人不得享有人权。不能有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专政，不让他们享有人权。过去有人把百姓分成人民（享有人权）和国民（不享有人权）。这样做实际上是否定了人权。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人从人民划为国民（对阶级敌人专政），那么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失去人权保障，这恰好违背了人权是每个人可以享有而且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基本性质。另一种类似的划分人民的方法是人民内部矛盾（仍可以享有人权）和敌我矛盾（不再享有人权）。一个人无论犯了多大的错误，他的人权仍应受到保护，除非有事实证明他以后还可能侵犯他人的人权，因而不得不对他采取防范措施，一般的办法是限制他进入社会的自由。即使如此，他的人权仍必须被尊重，他有权不受打骂侮辱，要让他吃饱饭。 　　从理论上说，人权是天赋的，它自然存在在那里，用不着去争取。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权问题呢？这是因为少数有特权的人侵犯别人的人权。所以说，人权用不着争取，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 　　无论一种理论看来起多么言之成理，如果它违背了人权不可被剥夺的最基本的原则，这种理论应该被视为有害且错误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人权是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才是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从实践的理由来看，如果一部分人被认为是犯了“错误”而被剥夺人权，他们迟早会对剥夺他们人权的人施以报复，即剥夺他们的人权。如此怨怨相报，永无尽期，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孙中山提倡博爱，也是这个意思。自古以来许多哲人提出了人类理想社会的模式，不论这些理想如何不同，它们必须是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一个社会允许一部分人用特权欺侮另一部人，这个社会不但不是我们的理想，而且它总也不得安宁。 　　世界上确有极少数坏人，他们私欲膨胀，不惜损人利已，甚至侵犯他人的人权，杀人越货，贩卖人口，绑票勒索，对社会造成重大威胁。为了保证普遍的人权，必须对这极少数人限制他们进入社会的自由，即监禁他们一段时间，这是对他们的人权的有限度的限制。但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减少他们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如果他们已经没有这种可能，这种对他们人权的限制便不再必要。 　　要纠正对坏人的报复心理。因为基于这种心理很容易对坏人惩罚过度，对坏人惩罚过度，自己也变成了坏人了。对坏人的惩罚看成是对潜在可能的坏人的警戒，这是有道理的。但惩罚必须恰如其份，更不能以暴还暴，以牙还牙。孔子说：以直报怨.意思就是没有恶意的恰当的惩罚。要使惩罚起作用，还应同时施以爱心。惩罚加爱心是纠正坏人坏事最有效的手段。 　　 3.       人权与平等 　　很显然，人权的基础是人与人的平等.如果取消了特权剩下的只能是平等了.平等是唯一能够合乎逻辑的对人际关系的安排.如果要保留特权，那么试问谁可以拥有特权呢？答案只能是任意的，无法给出证明的.历史上所有企图保持特权的人都想方设法制造出一套理论，或者用肤色，或者用出身，或者用种族，或者用财产，或者用宗教，甚至用性别作为划分优劣的标准.但是它们都显得勉强，无法自圆其说. 　　既然人权的基础是自然的逻辑安排，所以它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原则.换句话讲，它不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相反法律是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这就是说，有违于人权的法律是非法之法.一个例子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仅仅由于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比如人因无力偿而不能归还欠款时，不受监禁.说明法律屈从于人权. 　　既然平等是唯一合乎自然的安排，何以总有人反对人权呢？在人类最原始的社会中，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侵犯，需要有一个权威机构来维持秩序或正义.这样就产生了高居于人群之上的特权阶级.以后虽然个人之间的彼此侵犯减少了，但是特权阶级本身成为侵犯普通百姓的主要原因.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中造成对百姓大规模侵犯的不是百姓互相间的侵犯，而恰恰是特权阶级造成的侵犯.最近的二三百年中人权的观念逐渐兴起，百姓对政府侵犯人权的警惕性日益高涨.共和运动和立宪运动就是百姓防止政府对自己的侵犯而发起的. 　　战争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大多数的战争都是特权阶级挑起的，百姓则承担着战争的痛苦后果.当然，也有一些战争是因为异族入侵，百姓为了不做没有人权的亡国奴奋起反抗而导致的. 　　当今世界中人权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宪章，没有哪个政府敢于公然抵制人权.讨厌人权的政府往往用一套”超人权”的理论来抵挡.即使是人权相当进步的国家，也还存在不少侵犯人权的事件.战争这一最严重侵犯人权的人类活动还远远未能消彻底除.争取人权，使人权观念深入人心，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地图，是我业余进行的一项研究。地图绘制必须有分析框架，根据百年中国学术史依学者的时代背景、学术际遇、学术理念、学术路径等几个方面，划分为五代。 　　 　　　　比方说蔡元培、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属于第一代，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属于第二代，张岱年、费孝通、钱钟书、金克木、季羡林属于第三代，1949年前后出生的学者属于第五代，比方说杨小凯、秦晖、陈来、郑也夫这些学者。第四代学者一般出生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比方说李泽厚、茅于轼、江平、吴敬琏、陈乐民、张光直，都是第四代里面不错的。 　　 　　　　但是，第四代学者成长的路径，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是比较曲折的。比较而言，大陆第四代学者的成长路径尤为坎坷。 　　 　　　　1949年政权鼎革，大陆迅速建立了全能主义的政治文化学术生态，社会科学所有的领域，差不多都变成了“敏感”学科，社会学被取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都被限制发展。记得谢泳曾经引述一位欧洲学者的话，大意是全能政治是不要社会科学的。反映在大陆，就是通过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这些学科，法学和经济学苟延残喘，学科的学理性荡然无存。这些政治安排影响所及，国家的行为总是不上轨道。因为那时候就没有指望着能够培养出来使国家能够上轨道的人才。 　　 　　　　回过头来，观察一下吴敬琏、茅于轼这些当代大陆有名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1930年出生的，茅于轼是1929年出生的。吴敬琏原来报考的是金陵大学，但是由于病痛休学两年，刚一复学便赶上了院系调整，被调整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了，1953年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受到顾准思想的影响，堪称顾准的衣钵传人。 　　 　　　　这样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一幕，别看吴敬琏、茅于轼从辈分上说属于第四代学者，他们毕竟是第五代的老师辈，但是，学术理念的健全、学术精神的回归，第四代学者和第五代学者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思想解放，确实做到教学相长。 　　 　　　　由于独特的政治经济安排，大陆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步伐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辈分上属于第四代，但是不甘心成为辩护士的有良知的学者，在乍暖还寒、如履薄冰的学术领域，还真是寂寞的很。 　　 　　　　吴敬琏、茅于轼，能够成为第四代学者的佼佼者，很大程度上，与学术传承有关，与思想解放的程度相关，也与第五代学人相互砥砺，不无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里面的第四代与第五代，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上，第四代要大第五代二十岁左右；但是，从现代学术理念看，他们几乎同时进行了思想启蒙。茅于轼与杨小凯的关系，就可以称得上第四代学者与第五代学者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佳话。 　　 　　　　（二） 　　 　　　　茅于轼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可算是一个异数。首先，茅于轼的工科背景，人们就觉得比较稀罕。 　　 　　　　笔者曾经误以为，茅于轼是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公子，其实茅于轼实乃茅以升的侄子。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和哥哥茅以升大概都有技术救国的理念吧！学成回国长期担任铁路工程师，茅以新老先生有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老大茅于轼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弟弟茅于杭、茅于海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妹妹茅于兰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茅于轼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茅以新在家中排行第三，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是茅于轼的二伯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出身书香门第，属于大家闺秀。外公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三舅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工学院教授。 　　 　　　　茅于轼的父亲那一辈，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理性精神。大学毕业之后，茅以新负笈美国，在普渡大学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后投身于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爆发后，茅以新先生受命在广西柳州组建柳江机器厂，到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时，又负责工厂向贵州的疏散。 　　 　　　　茅于轼的童年，也便在这连天烽火中跟随父亲转辗迁播于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茅于轼小学读了6个、中学读了7所。小学和中学几乎是一年读一所，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但是，全能政治生态，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受到打击的。茅于轼这样一位铁路工程师，反正是祸从嘴出，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而老父亲都70多岁，被发配到甘肃省边界的一个地方烧锅炉。 　　 　　　　茅于轼长期跟火车打交道，既做过司机，又从事车辆性能的研究，求知欲旺盛的茅于轼，如果机缘凑巧，就会研究运输经济学，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觉得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可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现代经济学。 　　 　　　　自从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而这时，茅于轼已经50岁。人到中年的茅于轼，有着强大的自学能力、炽热的求知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茅于轼的学问底子毕竟是在民国时代打下的。民国大学史很有趣，那时候，实行通才教育。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和自己的茅以新，国学底蕴和多学科的素养，都非常深厚。 　　 　　　　晚辈，无论从“纵贯”还是“横通”，都要比民国的学者逊色好多。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螺丝钉。 　　 　　　　现在的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固然，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是，画地为牢的专业教育恐怕害人不浅。研究李白最出色的学者，应该是河北大学的詹英先生，老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是心理学，满腔热忱，学成回国，巧得很，心理学被取消了。但是具有多学科素养的詹英先生，开始搞起了李白研究。詹英先生说：自己是开杂货店的。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茅于轼，尽管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但锲而不舍地钻研西方经济学，记者撰写茅于轼的相关文章的时候，总是觉得十分奇异。 　　 　　　　记得有位记者，特别突出其中的苦涩。说什么“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的确是难于上青天。但，对于具有丰厚铁路运输知识的、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转行学习新知识的难度，而是，很少有人能够进行切磋。“独学则无友”，这对探索现代经济学的茅于轼来说，存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好比孤独一人在沙漠之中行走。 　　 　　　　（三） 　　 　　　　当茅于轼看到杨小凯发表的关于效用的论文，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实在难以形容。茅于轼将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油印稿，寄给远在武汉大学的杨小凯。小凯以他惯有的认真，一字一句的仔细阅读远方朋友的手稿。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共同期待和学术交流的强烈需求，使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结成挚友。 　　 　　　　在一次平常的学术会议上，两位朋友得以谋面。当时小凯还在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当实习生，小凯在技术经济研究所，头顶反革命大帽子，加以和小娟劳燕分飞，想来是异常苦闷的。两位相差18岁的朋友，忘情的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思想犀利的小凯向茅于轼介绍自己的关于分工的思考。为什么自从马歇尔以后，很少有经济学家在分工上进行深入的思考，都走向了资源配置这条路经？但是，小凯为什么能够沿着亚当·斯密开创的路径进行思考，实在令人深思。小凯充满激情的介绍，给茅于轼不小的启迪。小凯认为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茅于轼恍然大悟，并且将这一理论写入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中。 　　 　　　　1982年2月23日，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茅于轼和小凯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茅于轼先生担任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就特别看不起这些鼓捣西方经济学的人，但是杨小凯与田国强、张维迎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结识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才俊，与茅于轼先生重新聚首，实在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茅于轼先生曾经撰文，高度评价这次学术会议，认为“西安会议”是中国大陆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确立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小凯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便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聘走，摆脱了在中国社科院的边缘人的地位，小娟被调到经济管理系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小凯与小娟免除了两地分居之苦。 　　 　　　　“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看到茅于轼的回忆，这一细节总是感动着我。 　　 　　　　1983年底，小凯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临走时交给茅于轼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工业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杨小凯要求茅于轼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茅于轼——这位曾经的铁路工程师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由茅于轼审的稿。杨小凯《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书的出版，渗透着茅于轼的心血，通过这两本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杨小凯与茅于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四） 　　 　　　　茅于轼在铁道部彻底“不务正业”了，与大陆的青年思想先锋，组织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读物——走向未来丛书，记得茅于轼先生是这部书的编委。一时多少英雄豪杰，灿烂群星照夜空。我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想当然地以为茅于轼的年龄应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茅于轼是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 　　 　　　　1985年，茅于轼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将要到退休年龄的茅于轼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先生。应该说，美国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机构。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茅于轼、资中筠，都在美国所共事。想来，在慎公的统领之下，具有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理念。 　　 　　　　好事还不止这些，由于社科院组团参观访问，茅于轼机缘凑巧，见证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茅于轼坐在小凯驾驶的那辆瑞典生产的老爷车，与汤敏、左小蕾、小娟，还有小凯可爱的女儿——小溪，从纽约直奔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胜于雄辩，行走在自由的旷野，原来经常诅咒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帝国主义，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中美之间的比较，自然是小凯和茅于轼说不完的话题。 　　 　　　　茅于轼回到国内，真是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借着慎公的宽容和美国所的便利，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住在纽约亲戚家中的茅于轼，首先，就打电话给小凯。痴迷学术但是忠于友谊的小凯，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茅于轼。这让茅于轼内心非常感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写道这里，我非常感慨，茅于轼、杨小凯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操守和品质是决定性的。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遇到困难，向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杨联升求助，反倒受到一番奚落。 　　 　　　　茅于轼在美国一年的访问时间里，多次与小凯会面，交流学术，相互切磋。茅于轼离开美国前，不忘到小凯那里看望，重温友谊。 　　 　　　　茅于轼与小凯一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一起逛超市，小溪像天使一样，喜欢的不得了，因为在美国拼命学习的小凯，难得有这样的休息。小凯没有得享高寿，与在学术上的呕心沥血，是有关联的。带着小凯的友谊，带着大量学术资料的茅于轼，1987年回国。 　　 　　　　茅于轼在以后的7年中，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可以去非洲2次。这样，机缘巧合，茅于轼进行能源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可再生能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此看来，茅于轼还是能源研究专家，只不过被经济学家的盛名掩盖了。平时的茅于轼也没有强调自己能源方面的专长，所以说，茅于轼具有超常的本领，可以在多个领域进行发展。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1990年茅于轼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按照老习惯，茅于轼在第一时间和小凯通了电话，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在茅于轼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茅于轼安排了莫纳什大学的访问。 　　 　　　　小娟依然那么优雅、热忱，小凯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小凯的大儿子——杨泽思。小凯对这个孩子宠爱得不得了，真有点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劲头。天使一般的小溪特别懂事，真是惹人怜爱，把弟弟泽思照顾得特别周全。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小溪的照片，长得不像小凯，相貌随妈妈小娟，安详、宁静、优雅、善良、纯正。 　　 　　　　在莫纳什大学，茅于轼通过小凯，结识了小凯的合作伙伴，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带着小凯的深情厚谊，茅于轼回到了北京。 　　 　　　　（五）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探索民间学术的发展空间，90年代便成为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机构。 　　 　　　　天则经济研究所自从1993年7月2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悄然开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力量。张曙光、盛洪、樊纲、张宇燕都是核心人物，茅于轼，无可置疑地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 　　 　　　　茅于轼宽容平和的性格，演化成“天则”的精神，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听到老朋友退休之后，推动民间学术的发展，远在天涯海角的小凯内心很是高兴。小凯是“天则”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海外学者来“天则”作学术讲演的第一人。 　　 　　　　1995年6月20日，在天则所第36次双周理论讨论会上，杨小凯作了题为《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讲演，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组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运用非线性方法，将企业理论和产权结构理论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这一理论显示了小凯卓越的学识，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小凯自己对于这一理论是非常看重的，认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小凯的第二次学术讲演是在天则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做的，讲演的题目是《后发劣势》。小凯作报告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2月1日，当时天则所在紫竹院报恩楼。杨小凯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 　　 　　　　“后发劣势”是小凯针对“后发优势”的论调提出来的，小凯的赤子之心绝对不能容忍“后发优势”论调的甚嚣尘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天则特约研究员的周其仁，对于小凯的“后发劣势”具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技术模仿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极大的误导或者说强化了自满的情绪，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类文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这就是2000年中国大陆的情形。 　　 　　　　2000年，这个时候，小凯已经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不少人认为是最具有能力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但是，时间留给这位种子选手的机会已经不够多了，苍天很不公正，不抽烟的小凯居然身患肺癌，这让老朋友茅于轼伤心到家了。茅于轼知道小凯不事生产，没有多少积蓄，加上还有三个孩子，这样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筹了些款项，准备寄给小凯。小凯立身行事，特别具有法度，说还没有到那一步，不必了。 　　 　　　　2004年7月7月小凯的逝世，白发人送黑发之人。作为老朋友的茅于轼黯然神伤，75岁的茅于轼怎能忍心正在攀登经济学高峰的小凯英年早逝。 　　 　　　　“杨小凯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有巨大的人文关怀。”年事已高的茅于轼已经写了三篇怀念小凯的文章，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会上，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 　　 　　　　爱因斯坦的《悼念玛丽·居里》演讲：“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茅于轼之所以能够与小凯肝胆相照，除了学术理念的相通，更大程度上在于两人都具有的品德力量和热忱。 　　 　　　　今天我仿照爱因斯坦说：杨小凯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2007年8月初稿 　　 　　　　2010年8月定稿 　　 　　来源: 财经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