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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昭昭》(Darkness Visible, 1979)是戈尔丁重要的晚期小说，自发表以来，在批评界受到的注意远远多于他其他作品，可能只有《蝇王》是一个例外。在《黑暗昭昭》出台以前很长一段时期，《蝇王》已经成为英语或英国文学专业本科生的必读书，在中学生中也常常被改编成剧本上演，总之，这部小说多少已成了二战后英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人们对之已是太熟悉了。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８３年戈尔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一片新的戈尔丁热中，《黑暗昭昭》自然便成了学院派评论者大加注意的对象。由于这部小说是作者在经历了６０年代轰轰烈烈的实验运动之后写的，因此从形式上看，比《蝇王》要复杂得多，其多线索的故事结构也远不如单线索的《蝇王》单纯，因而给评论者的阐释空间比《蝇王》大。从另一方面看，尽管《黑暗昭昭》有很强的实验性，但它并没有以牺牲主题来换取形式的新颖，因而它的主题并不像戈尔丁１９７９年以前大多数小说那样不可捉摸。这可能是它受到评论者较多注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这部小说充满了象征和意象，文学引喻较多，因此十分有读头，也十分有评头。 　　一 　　如果说《苍王》以幻想故事或儿童寓言形式象征性地表达了人性邪恶的思想，以及这种邪恶所具有的毁灭性力量，那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黑暗昭昭》以现时代的人物形象和事件结合某种形式的宗教神秘主义表达了相似的内容。故事一开始便是这样的场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轰炸的伦敦正淹没在熊熊大火之中。大火中出现了一个小孩，后来人们叫他“马蒂”。他头部的左面自头发齐面颊被灼烧，正以一种宗教仪式般的不寻常步态，沿着街道的正中从容地向大火中心以外的方向走去。消防队员在自身安全没有太大威胁的情况下，“奋力”把马蒂从危险区弄出来，送上救护车。如果说戈尔丁在《蝇王》中直截了当地描写了处于野蛮状态下的儿童以屠杀为荣，那么在《黑暗昭昭》中，他则以一种隐隐讥讽的口吻勾勒出救火队员们营救马蒂时的自私心理和行为，甚至是某种下意识的幸灾乐祸： 　　队长现在不在乎街道上可能伏击他的种种危险了，这些都不关紧要，他第一个到达小孩身边，以受过训练的、虔诚小心翼翼地对他进行处理……孩子被抬着时，其他队员围着他组成了一个紧紧的、不那么熟练的结，似乎靠近他就能给他点什么的。队长虽然上气不接下气，心中却充满了怜悯与喜悦之情。 　　…… 　　然而是队员中最迟钝的那一位表达了队友们普遍的心情。“这没用的小家伙真可怜。” 　　大家立即兴致勃勃地说了起来，一个浑身赤裸的小孩竟那样从火中走出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1 　　当然，仅仅以描写救火队员执行任务时表现出来的自私来地表达戈尔丁的人性本恶的思想，是不够的。在《黑暗昭昭》中，戈尔丁还塑造了长着一头黑发，有着一张甜甜的脸的索菲。这个形象与《蝇王》中嗜杀成性的杰克十分相似。在很大的程度上，索菲是《蝇王》里杰克的变体，不过背景变了，不是核战争后的荒岛，而是６０和７０年代英国南部的“绿野镇”。如果说《蝇王》的儿童世界全部由小男孩组成，他们在孤岛上表现出的屠杀本能，是特殊环境刺激所导致的某种返祖行为的话，那么索菲表现出来的那种嗜杀倾向则是《黑暗昭昭》对《蝇王》主题在人物性别方面的补充。故事开始后不久，索菲便充分表现出了她那毁灭性的施虐狂的恶：在与男朋友罗兰“玩”的过程中，她把一把刀子刺进他的肩膀里。这种施虐倾向其实早在孩童时期便表现出来了。同一般小姑娘不一样，索菲七、八岁时便象男孩子一样喜欢扔石头玩。在某种下意识杀机驱使下，她用一块光滑的鹅卵石打死了小河里游动着的一只野鸭之类的小水鸟，从中获得了一种“完全的满足感”。 2 尽管她知道用石头击中游动着的小水鸟的几率微乎其微，以后也没有再干这样的事，但她沿河追逐、吓唬水鸟群的行为却显示了一种施虐狂的残忍。 　　索菲的恶还表现在与其孪生妹妹托妮一起整她们父亲的情妇温妮的恶毒方式上，同时也表现在她在梦幻中感到的那种针对温妮和父亲的“深深的，凶猛的伤人感情的需要和欲望”上。 3 当然，对这种恶毒的心理活动可以作这种解释，即父亲的 爱迁移到另一个女人身上，为她所独享，女儿们自然会产生强烈的醋意。但对父爱的强烈占有欲，也使索菲在很小的时侯便产生过杀死妹妹托妮的下意识冲动，而这种下意识杀机又源于索菲自己才能感觉到的那种内在“黑暗”： 她对世界有所了解了。这世界从她头颅的各个方向往外延伸。但有一个方向是例外。这个方向属于她自己，因此很保险。这个方向从她后脑勺通过，那里就象今天晚上这么黑暗，她知道自己站在或躺在这个黑暗方向的始点上，如同坐在一条隧道的口子上眺望世界，无论那里是黄昏、黑夜，还是白昼。 4 　　这似乎意味着，索菲不同于常人，而是天生具有某种魔力的人，后来的故事发展也表明，她确实具有某种不同于常人的能力。 　　索菲的这种魔力，或者说她心灵中这一黑暗或邪恶之源，自然会产生（或表现）出某种极端的变态心理。由于具有这魔力十足的“黑暗”，她对那些温顺、漂亮、“可吃的小男孩们”垂涎欲滴: “望着这些无限可爱的目标中的一个，她在内心自言自语起来：真可爱，我的小乖乖！我真想吃掉你们。” 5 既然普通意义上的性对于她“简直不比用你的舌头触弄你的面颊里边的感觉更好”， 6 要获得充分的性满足，便只有杀死或“吃掉”异性了。 　　当然，索菲以内心那黑暗的“东西”为动力的邪恶远远不止这种心理分析意义上的“吃”小孩。她伙同一群流氓无赖组成了一个恐怖集团，成为左右这伙歹徒、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头”。按照她的主意，他们将绑架“绿野镇”一所小学的儿童为人质，以索取赎金，因为这样干比抢劫巴基斯坦人的小店铺所能得到的钱要多得多。不过，除了索取赎金外，索菲还要满足自己的另外一种欲望。歹徒们安放的炸弹爆炸，使学校失火，索菲徘徊于运河附近准备接应。在神志恍惚中，索菲以为小男孩已被弄进河中的橡皮艇里，并已捆绑好，于是酝酿情绪，直至来了性高潮。在这种性幻想中，她脱掉他的裤子，像屠夫一样冷静地用刀慢慢地刺激他的生殖器，从缓慢地折磨他至死的过程中，从他被杀的痛苦反应中获得一种最高的快乐和满足感。只是由于马蒂适时的干预，歹徒们绑架儿童的企图才归于破产。在一片喧嚣声中，索菲终于回过神来。虽然在字面意义上她并没有“吃”掉那小男孩，但是她内心施虐狂的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她以这种特殊方式“吃”小男孩的幻觉，与完全可能成为事实的现实之间只有一毫之差。 　　二 　　如果说索菲内心的黑暗与她外形上那一头黑色头发是对应的，那么她那长着一头金白色头发的孪生妹妹托妮是否便是她的对立面，象征着心灵的光明呢？戈尔丁在小说第二部分“索菲”一开始便说，索菲与托妮之间的不同，尤如黑夜与白昼。但紧接着他又说：“黑夜与白昼它们是一回事，” 7 托妮虽然没有索菲小时侯打死、恐吓小水鸟一类的施虐行为，但她时时刻刻在进行算计，而且工于算计。在古德查尔德的书店里，这位“可爱的”小姑娘不露声色地出卖了善良的老头佩迪哥里。这与索菲怀着对温妮的满腔妒火，把后脑勺释放黑暗的那一部分瞄准父亲那熟睡中的情妇，使其做恶梦的做法显然是不同的。托妮虽然对这一类鬼把戏不感兴趣，但她尽可能接近大人，把听到的情况报告给索菲。丑小鸭长大后就变成了天鹅：长到十五岁后，托妮从家中出走，先后卷入阿富汗、古巴等国的毒品走私与恐怖活动。　　索菲以她为榜样，也加入了恐怖团伙并充当军师。这对孪生姐妹在小说中刚出场时表现出来的性格差异──索菲为本能左右，而托妮则善于冷静地盘算──越接近故事结尾，就变得越小。这时，索菲也像妹妹那样冷静地使用大脑，周密地计划恐怖活动了。绑架小孩失败后，索菲的男友盖利与托妮一块逃走。感到被众人愚弄了的索菲在极度绝望中往回走去，此时，她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仍然看得见那“一片黑暗”。这时，在电视屏幕上，托妮、盖利和他们的同伙正押着人质从伦敦的机场飞往非洲。在说明，在故事情节发展的这个阶段，戈尔丁已经用托妮代替索菲继续恐怖活动，以代表最高的恶。戈尔丁这样做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无疑是在说，索菲与托妮，“黑暗与白昼”，“你们是一回事”。 　　这种象征意味极浓的安排强调地点明了小说的主题。如果说绿野镇不仅是英国的缩影，而且进一步象征了整个世界，那么索菲与托妮便是这世界上邪恶的力量的化身。如果说索菲前面那双常人的眼睛是为着白昼与光明而生的，她后脑勺上那种魔力十足的神秘“眼睛”所看到的，却只是“无限伸延的黑暗，一个由黑光组成的锥形体”。 8 《黑暗昭昭》所要告诫现代人的东西，似乎正是这样一种所谓常人看不见的“黑暗”的存在。戈尔丁之所以提出索菲与托妮、“黑夜与白昼”，“你们是一回事”这样一个悲观的命题，其目的是要提醒人们，他们所看到和以为的那种善与光明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表面现象上面可能是恶与黑暗之实质。这个表面上日夜相继，貌似太平的世界──这片“绿野”──并非不可以看作一个根本没有白昼，而只是由茫茫暗夜统治着的地狱。 　　索菲与托妮固然是黑暗与邪恶的化身，但戈尔丁再三表示，她们的行为是由普通人们所不理解的神秘力量所左右的。那么是否有理由认为，她们表现出来的那种邪恶与现实无关，因此不具有普遍性？另外，如前所述，尽管救火队员们在进行善的活动，他们的内心深处不一定是善，而很可能是恶，不过，这种恶是相对温和的恶，至多不过是对同类的苦难表示某种幸灾乐祸，因此最好算作一种可鄙和卑劣的心态。当然对于其他次要人物，对于他们的自私与俗气，戈尔丁也作了或多或少、或强或弱的讥讽与挖苦。最后，即便是作为索菲的对立面而出现，使她阴谋最终破产的马蒂，也免不了做出了很坏的事。 　　马蒂为了探索战胜邪恶的真理，先后信奉过《圣经》和某种形式的原始宗教。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某种直接与神灵交流的能力，他的咒语能够应验了，亦即具有了某种魔力。然而，他起初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在“绿野镇”的孤儿小学上学时，他爱着老师佩迪哥里，而佩迪哥里又爱着另外一个男孩亨德森。正当后者着经受很大的精神压力时，马蒂出于某种下意识的嫉妒心，像《圣经》中“赞美诗”作者那样（当然他领会的只是《圣经》的字面意义），向他所认为“邪恶”的亨德森掷鞋以祛邪，而后者恰恰在这时由于精神压力而失足，从楼顶跌落地面而死，佩迪哥里因此被捕入狱。在马蒂看来，这是他无意中犯下的罪恶，因此有责任赎罪。在故事结束时他确实以牺牲自己赎了罪。另外，在澳大利亚期间，马蒂暂时把《圣经》撇在一边，以从事原始宗教的巫术一类的活动。在此过程中，他差点引起大火灾。这些情况似乎表明，即便马蒂也并非完全同邪恶绝缘。直到他与“精灵”们建立起直接交流的关系后，马蒂才真正找到了“道”，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从而最终成为十足意义上的善与光明的代表。 　　三 　　既然马蒂代表着善与光明，索菲和托妮代表着恶与黑暗，并且他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那么有理由认为，《黑暗昭昭》中贯穿着某种类似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思想。如前所述，马蒂与索菲都具有某种形式的超自然力量。他们显然属于不同于一般人的另一层次。他们，尤其是马蒂，是戈尔丁的所有小说人物中，乃至整个二战后英国小说中的少见的半神形象（当然同时期的默多克也塑造了一些相似的人物）。如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神灵或半神的范畴，《黑暗昭昭》中众多次要人物则是地道的凡人和俗人。按照摩尼教教义，不仅善与恶、光明与黑暗，而且神与凡尘之间都进行着斗争。摩尼教徒认为自己站在善、光明和神的这一边，认为通过严格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可以把人从其本性中较为黑暗、较为低劣的凡尘因素中最终解放出来。在《黑暗昭昭》的故事维度中，马蒂便有意识无意识把自己看作光明和善的代表，他的使命就是要同黑暗与恶作斗争。 　　如果说《黑暗昭昭》中的索菲与托妮代表着终极的恶，马蒂代表终极的善，那么小说中其他次要人物虽不具有索菲式的极端的恶，却大都在黑暗中俗不可耐、浑浑噩噩地苟且偷安。戈尔丁自然藉此对现代人之苟安于邪恶与黑暗中进行了嘲讽。在他看来，当代西方人不仅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追求，而且对自身存在的前途也只有一种麻木的、得过且过的态度。这一点在《黑暗昭昭》的第一章有比较集中的象征性描述。伦敦城在德国飞机的轰炸下，烈火咆哮着，房屋建筑轰然坍塌着，延时引爆炸弹不时爆炸着，到处是残垣颓壁，断砖烂瓦，到处是一派凄怆、恐怖的景象。戈尔丁笔下的伦敦，不正像弥尔顿笔下的地狱，即撒旦以及其他上帝的反叛者被囚禁的地方吗： 那里没有和平和希望，那里只有无穷无尽的苦难紧紧跟着 永燃的硫磺不断地添注，不灭的 火焰，洪水般地向他们滚滚逼来。 9 　　然而，在德国飞机轰炸下的伦敦这样一个人间地狱里，似乎人人都能够侥幸活下来。“可尊敬的”救火队员们听着渐渐飞走的轰炸机的轰鸣声，感到“尽管一切都难以名状地可怕，他们又可以多活一天了”， 10 弥尔顿在眼瞎后以饱满的激情描述的囚禁着上帝的反叛者、燃烧着特殊火焰的恐怖地狱，当然只是想象的产物，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轰炸的伦敦城则是一个活生生的可怕现实。但是同其他地方相比，伦敦只是小巫见大巫。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终于创造而不是想象出了一个个地狱般的城市：德莱斯顿、柏林、东京……。广岛、长畸的恐怖与惨象则更是弥尔顿所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当代景观了。但是在戈尔丁看来，当代人在自己创造的地狱里似乎活得还很不错，更糟糕的是，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并没有真切的意识。 　　戈尔丁笔下的伦敦城当然具有含意更加广阔的象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锦延不断的局部战争和恐怖活动，“冷战”期间超级大国的核竞赛、核讹诈、空间大战，以及它们所拥有的能把地球毁灭几十次的巨大核武库，凡此种种，不正好印证了戈尔丁的看法吗？不正好证明了他通过对伦敦的描写而着意传达的当今世界几与人间地狱无异这一信息吗？地狱般的伦敦在时空上的延续，与索菲后脑勺上的“眼睛”所看到的那种无限深广的“黑光锥形体”相对应，构成一种复调关系，在文学象征和哲学理念两个层面上勾勒出现代人的危机处境：他们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彻底毁灭他们自己的黑暗恐怖之中。 　　既然戈尔丁着意刻画了现代人的邪恶，并且把他们的处境描写得如此可怕，他之塑造马蒂　－　这个肩负拯救人类的特殊使命的人物　－　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假如把马蒂作为索菲的对立面来看，他是象征光明与善，同黑暗和恶作着斗争这样一个摩尼教意义上的半神式的人物；假如把他单纯地看作一个牺牲自己以拯救世人的形象来看，则他更像耶稣基督。《圣经》中有这么一段经文：“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是靠　神而行”。 11 在此意义上，马蒂就是“光”。他之来到现代世界，有耶稣基督第二次临世的意味，而浑浑噩噩的现代人对此却瞢然不知。因此，他们是那“爱黑暗”，“不来就光”的人，他们行为应当受到“责备”。

“虽然军团心态有效地冲上顶峰， 社会民主意识是更整洁的比赛。社会民主赞美个人主义， 同时不断鼓励团结意识， 这是能够为球星发挥空间的配合默契的集体。 ” 经过了17次世界杯后，我们现在来回答这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样的政府能够产生赢得胜利的足球队？ 曾经有各种各样的革命产生了诸如社会主义，民主，独裁专政。但是人类还没有开始能够赢得胜利的足球队的革命，这是美好生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因素。如果为了这个原因革命，我们希望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呢？ 尽管政治理论在谈论平等和美德时滔滔不绝，却奇怪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了17次世界杯之后，现在有足够的实际数据，如果使用复杂的运算方法，就能够决定带来足球光荣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了。 首先，我们必须追溯历史。共产主义制度，虽然有古拉格和公开宣判，产生了伟大的运动员和坚强的球队。匈牙利球队50年代早期以来就一直是最棒的球队，虽然从来没有得过冠军。几十年后，1982年，波兰队在锦标赛上拿到第三名，和拥有保罗•罗西（Paolo Rossi）的意大利队踢平，战胜过拥有米切尔•普拉蒂尼（Michel Platini）的法国队。这些胜利都反映在总体的记录里。在世界杯上和非共产国家的比赛中，红色军团战胜资本主义敌人的次数更多：我的统计结果是：胜利46场，战平32场，失败40场。 但不可回避的事实仍然是共产党国家从来没有赢得过世界杯。在观看了共产党人在锦标赛早期阶段的精彩表现后，你往往可以预测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被淘汰。虽然有很多原因解释为什么共产国家从来没有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首先是因为洛巴诺夫斯基因素。 洛巴诺夫斯基（Valeri Lobanovsky）是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和乌克兰伟大的教练，他相信科学可以提供比赛的真理。他常常派技术人员到比赛现场根据他们“动作”的次数—阻截，过人，射门等评价运动员的表现。这些评价常常有利于激烈的阻截而不是创造性的组织进攻。洛巴诺夫斯基的方法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渗透东欧盟国的心态深处的危害。这种死板可以产生杰出的跑步运动员或者体操运动员，但是不能产生需要发挥个性光辉和冒险精神的体育项目的冠军。 另外是镰刀和斧头下糟糕的生活水平。比如，匈牙利不能阻止最好的运动员拉兹洛•库巴拉（Laszlo Kubala）和费伦茨•普斯卡什（Ferenc Puskas）在50年代叛逃到西班牙。 如果上述数据让我们得出结论共产主义不能产生优秀的足球社会，法西斯主义则有更多的证据。法西斯政府能够巧妙地培养国家意识目标，甚至国家优越感。这个心态虽然对于担心个人权利的人看来并没有吸引力，却能够培养世界杯的完美气候。它不仅可以产生健康的自信心，而且产生对失败的强烈恐惧。谁愿意在这个激情四溢的时刻让自己的国人失望呢？或者更准确的说，谁愿意让国家领袖失望呢？他可能砍断你的一条腿，或者把你的祖母关进监狱？而且，法西斯政府赞同对健美和卫生的崇拜，让他们抽取大量的国家资源来支持体育项目。 法西斯分子的比赛记录说明了一切。在30年代，墨索里尼领袖（Il Duce）的意大利队两次获得世界杯，德国队1934年获得第三名，就像巴西队1938年得到第三名一样。总的来说，在那个十年，法西斯写下了14-3-3的记录。 但是法西斯自从轴心国失败后的表现就非常糟糕。支持法西斯的政权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西班牙队还是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Peron）的阿根廷对都是在世界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但是表现不好。安东尼奥•萨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的葡萄牙队在过去36年里只出现在锦标赛上一次。 法西斯表现下降的原因是什么？30年代，法西斯国家是世界上的独立力量。他们是地球上最凶猛的政权，但是战争结束后，这个威风消失了。突然，这些国家的力量依赖于和美国结盟。一旦你成为美国的哈巴狗，就很难再有赢得胜利的坚强意志。 这个发现有个重要的推论。没有哪个国家在推行种族清洗或者企图种族屠杀的情况下还能赢得世界杯。德国和南斯拉夫都在大屠杀的前夜衰落了。1938年，德国队没有赢得一场比赛的胜利，全盛时期的南斯拉夫队在1990年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失利。显然，对于犹太人和穆斯林血血腥的屠杀转移了更加紧迫的比赛任务的主要的精力。 我们考察了管理经济的两个最无所不在的形式。第三个是好的，传统的军事强人政权。你不能在当今世界发现太多的东西，但是军事集团在世界杯上总是非常厉害的。巴西和阿根廷军团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比赛历史上取得过辉煌的胜利。军团表现好看来是有道理的。这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即使强人也是团体的一部分。一个好的球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军团。 虽然军团有辉煌的历史，总共三次赢得世界杯，他们仍然不能声称是最成功的政府。这部分是稀释的问题。军团的说法也适用于落伍的国家如巴拉圭和萨尔瓦多。他们的成就最终不能和人类所知的最有效的政府相竞争。 社会民主比军团得到的冠军更多，总共6次。即使最糟糕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比利时和芬兰也比它们独裁的同类表现好。要理解这种成功，人们必须明白社会民主党经济的本质。社会民主党都扎根于工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里，这是巨大的好处。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没有相当工业基础的情况下赢得世界杯。经济基础提供了大量城市无产阶级，这是运动员的后备军。工业经济也产生巨大的财富，可以资助国内球队打比赛提高球员的社会民主素质，因为他们要经常参加最高水平的日常比赛。虽然军团心态有效地冲上顶峰，社会民主意识是更整洁的比赛。社会民主赞美个人主义，同时不断鼓励团结意识，这是能够为球星发挥空间的配合默契的集体。 前文假设的政治理论的新范式不仅能帮助指导革命，而且能帮助填写锦标赛预测的档次。我感到满意的是世界杯每次比赛的结果可以通过分析参赛者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来预测。虽然它不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体系，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方法能够比它好的预测比赛结果的方式。 译自：“Politics and the pitch” Franklin Foer   （富兰克林·弗尔，美国政论杂志《新共和国》( NewRepublic)主编，著有《足球解读世界》。译者：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副教授。原文地址： http://www.canada.com/components/print.aspx?id=00e55e55-44af-4a6c-9b9d-5f175b69c430 ）

“中国的基本价值观与现代足球的情操精神完全相反，其无法融入国际主流，原因与打不进世界盃的核心比赛相同。” 世界杯开锣，一场人类的集体狂欢会开始了。因为电视网络，一个月之间，一个地球缩小成一个足球，六十亿人都随着一只小球旋转。 四年一度，都有人“考证”足球最早又是源自中国。连国际足协的网页也不忘加一笔：早在公元前三百年的战国时代，足球称为“蹴鞠”，“蹴”就是脚踢之意，水浒传里的一方之霸高俅也是足球迷。 然而用脚踢球，不等于“发明足球”。现代意义的足球不止是一场脚踢皮球的活动，而是附加了大量“文化增值”：足球的规律，从球场的划分到精密的罚则，无不体现“法治”二字。球证不是皇帝，没有人可以凌驾规则，球证是体育法律的执行者。还有教练、球衣、球星。足球成为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的体育消费，与三千年前的“蹴鞠”没有甚么关系，声称“足球是中国人的发明”，是精神胜利的自我慰藉。没有法治，就与现代的足球绝缘——足球讲究团队的合作，也容许英雄的个性发挥；足球是公正的竞技，也隐含部落的战争意识；足球既是全球一体化、天下大同的宏观节目，却又拥有民族主义狭小的心理国界。足球是一种哲学：矛盾中有统一，野性与理性共融，只因厚厚地多了一层现代西方法治文化的增值。 中国政治文化无法孕育足球这样一个神奇而伟大的游戏。涣散的惰性，内斗的基因，“宁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的绝对私利思想；“人怕出名猪怕肥”、“枪打出头鸟”的集体平庸主义意识，中国的基本价值观与现代足球的情操精神完全相反，其无法融入国际主流，原因与打不进世界杯的核心比赛相同。 世界杯与中国无缘，因为英式足球的法治意识，是为“现代性”（Modernity），中国的经济改革，只流于追求“现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是精神，后者是物质，套一个中国流行的滥词：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硬件”。高薪礼聘南斯拉夫的名家来当教练，与斥巨资购买德国的悬浮火车、建造三峡大坝一样，只是外观的改造，并无内涵之革新。 从战国时代的“蹴鞠”，到今日德国足球场上的世界杯，足球的现代化，显现了“文化增值”才是普世的智慧所在。用一个比较顽皮的譬喻：就像男女欢好，即使中国早在黄帝内经和素女经一类的性文化典籍之中，已经“发明”了“男上女下”的传统体姿。然而，今日却泛称为“传教士式”（Missionary Position），其“品牌”不幸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僣夺。感性的现代人却又一早为此一性爱的基本法“文化增值”：烛光晚餐和香水的诱惑，绵绵的情话和催情的轻音乐，柔软的席梦思和半瓶红酒佳酿，即使亚当夏娃最早发明了繁殖的“性-交”，法兰西民族却把这门原始的生理活动增值为“做-爱”，由性-交到做爱，其中附有意大利菜、红酒等消费商机，今天没有人有兴趣考究亚当夏娃当年是如何最先搞起来的，只知道阿伦狄龙和嘉芙莲丹露是性感浪漫的情欲偶像。 因为人不是牲畜，不止追求温饱，还需要想像和创造。想像和创造是人类其异于牲畜的生命意义的增值，此一增值的巨大差额，就叫做文明。把人头当球踢不是文明，在球场公平竞技才是，在二十一世纪，谁在文化增值的潮流占先，方可立足于强国之林，其他物质产品的提升和改变，通通都不算。 没有一个自由的环境，即无文化之增值；没有一个理性的社会，即无世界杯足球的同乐和共识。皮球是圆的，道理十分简单；但圆通的境界，却哲理深奥。在世界杯转播的电视机旁跟随着呐喊，并不表示已经真正参与了世界，虽然在豪饮和豪赌的盛世幻觉之中，有一样的亢奋和狂欢。 （陶杰：香港作家、媒体人。原文地址： http://lawlover.fyfz.cn/art/636146.htm ）

德罗巴被认为是当今最佳前锋之一 上海申花足球队教练巴蒂斯塔周四（6月14日）透露，有望与切尔西前锋德罗巴签约，但必须加紧努力。 此前5月21日，德罗巴宣布在6月30日合同到期后，将不再与切尔西续约。 巴蒂斯塔说，德罗巴很有可能加盟申花，但是得看申花究竟愿意下多大的力气。 “有时候也不是俱乐部想叫谁过来谁就会来的。” 英格兰主教练霍奇森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也透露，德罗巴有可能到上海踢球。 现年34岁的德罗巴出生在非洲科特迪瓦，2004年以2400万英镑的高价加盟切尔西队，并曾在2006年当选为“非洲足球先生”。 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第一家完全脱离体育行政系统的职业足球俱乐部。 申花近年来多次从海外高薪聘请教练和球员。 巴西教练拉扎罗尼曾经在1999年出任主教练，而2003年，前皇马球员佩特科维奇和前德国国脚阿尔贝茨、杨克尔等人都曾经效力过该队。 申花去年12月与法国著名球星阿内尔卡签约两年，年薪为1420万美元。 申花如果能成功引进德罗巴，将为球队再添一位足坛巨将。

“足球的魅力，在于简单的快乐，对胜利河荣誉的渴望，没有等级和蔑视。” 还没有一本书能像《足球往事》这般将足球运动描写的如此细腻动人。它就像一部美丽足球的史诗，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 足球的起源 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是欧美球队的天下，这种格局就像是约定俗成的默契，谁也没有异议。然而，事实上几乎和所有其他的事物一样，足球最早出现在中国。五千多年前，我们就有了自己的足球比赛。但正如其他所有古代发明一样，墙内开花墙外香，足球最终成为了欧美国家的强势文化。 古代中国人踢的球是皮革做的，里面填充了麻布纤维。而埃及人则将稻草和籽壳用彩布包裹起来，做成了他们的足球。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玩的球里面也塞满了马鬃。 现代意义上的足球始于19世界中叶，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查尔斯·古德伊尔发明了橡胶气胆、皮革包裹的球。随后，三个来自科尔多瓦的阿根廷人给球胆加了一个充气阀门，取代了过去用来扎紧气口的气带，无带足球诞生了。从此，足球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但足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鉴于市民为拥抢硕球而引发之巨大噪音，致邪魔吨起，故禁之以上帝之名”。1314年，英国的爱德华二世颁布王室诏书斥责足球运动是贫贱和暴力的游戏。35年后，足球被英国王室列为“愚蠢和完全无用”的游戏，亨利四世和亨利六世甚至分别在1410年和1447年签署了禁止足球的法令。 经过多个世纪的官方取缔后，最终激情战胜了禁囤，在维多利亚女皇时代，足球重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它不仅作为一种平民习俗为人接受，而且作为一种贵族美德受到欢迎。可是，此时的足球依然充满了暴力，死亡时有发生。 此后，规则被制定。1863年， 12个英国俱乐部签署了一纸君子协定，承诺共同遵守1846年由剑桥大学制定的规则，现代足球形式由此诞生。1870年左右，苏格兰人开始按后防、中场和前锋来组织球队，将队员人数控制在了11人。1869年开始，不允许任何球员用手触球，连用手捡球，然后把球放好来踢都不允许。1871年规定，守门员可以用他的整个身体阻挡进球。1872年，裁判出现了。1880年，裁判手中有了计时器。1882年英国足球引入了掷界球，8年后用石灰画出了球场区域，并在球场中央画出了中圈。1891年，裁判第一次踏上了球场，吹罚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点球。1904年，国际足球联合会成立了，从此以后全世界范围内足球和脚之间的关系都由它掌管。 简单的快乐 足球的魅力何在？是在那些身价惊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超级球星那里？还是在那些借着足球豪敛钱财和权力的政客、资本家和赌徒那里？亦或是在那些扛着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大旗，对异己者辱骂，殴打甚至杀害的刽子手那里？ 在此之前，我一无所知。 如今，加莱亚诺给了我答案。在他看来，足球的魅力，在于简单的快乐，对胜利和荣誉的渴望，没有等级和蔑视。他的文字不是献给从20世纪开始，越来越机械和功利的足球，而是献给那些在阳光下笑着，唱着，拼命奔跑，与球和时光融为一体的孩子们。 某种意义上，加莱亚诺给我恶补了一下关于足球的一切，使我前所未有地对足球抱以敬意，对足球饱含的激情，快乐和尊严无比的向往。 “我总是对她充满了深深的爱意，因为如果你不能用爱待她，她就不会顺从你。”1958年，那位巴西的伟大中场迪迪这样柔情地说到足球。 现在还有人这样对待她吗？至少那些从南美洲贫民窟里爬出来的黑小子们，就是这样对待她的。从伊萨维韦利诺·格拉丁，到弗雷德里希，多明戈斯·达吉亚，莱昂尼达斯，济济尼奥，加林查，迪迪，贝利再到后来的罗马里奥，无一不是这种神圣情感的呵护者。虽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最终仍然归于贫穷和孤独，但迪迪的那句话还是不绝于耳，“男孩们，加油，拿出你们的尊敬来，这是一个需要你们用爱去呵护的女孩……” 在加莱亚诺眼里，简单的快乐催生了众多的伟大的进球。但自从阿维兰热执掌世界足球的掌门之后，那些伟大的进球似乎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规矩，束缚了天才球员的诞生。“你要搓球就滚到面包店里去搓”，教练和俱乐部的领导同志们经常这样告诫年轻的球员。足球正在失去其原始的简单和快乐。 观赏足球本身带来的“心碎”，都将成为一种美丽。 真正让加莱亚诺心碎的，是今天足球无处不在的商业化。作为一名忠实的老球迷和老左派，他始终对今天的足球的职业化无法释怀。他觉得，现在的足球屈服于收益法则之下，已经没有了游戏的玩乐。“大家都在退守，几乎没有人突前。他们筑成一座中国式钢铁长城，守卫着己方大门，只有一名‘平原游击队员’在前场游弋，伺机反击。”“前锋和熊猫均属濒危动物。”可见，这位老球迷是多么的愤怒。 绕不过的政治 对于足球而言，政治就像附体的恶魔，始终无法绕过。在殖民时代，足球就伴随着殖民者的坚船利炮征服了整个世界。民族革命时期，足球同样被政治深深地困扰。 1958年，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阿尔及利亚人成立了一支穿着具有国家颜色球衣的球队。但由于殖民国家的封锁，阿尔及利亚只能设法同摩洛哥进行比赛，但随后，摩洛哥就被赶出了FIFA，以及由体育联盟组织一些同阿拉伯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比赛，政治无礼地干涉了足球。 政治对足球犯下的罪恶，有时是令人发指的。在纳粹时期，希特勒为了证明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组织了一场由德国的空军“鹰”队对阵一支由迪纳摩俱乐部球员组成的乌克兰选拔队的比赛。然而，德国人却无耻地警告说：“如果你们赢了，你们就得死。”最终，乌克兰人以5比3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德国人，但他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第二天，所有的乌克兰球员以“间谍”罪的罪名被逮捕，并被押送到了集中营，其中的4名球员随后就被处决了。 祖国利用足球，足球为了祖国。1934年，为了争夺地图上一个荒凉的角落，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两国在查科战争中互相残杀，巴拉圭红十字会组建了一支足球队在一些阿根廷和乌拉圭城市进行比赛，为照料两国战中的伤员筹集足够的款项。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佛朗哥将军轰炸了西班牙共和队，这支来自巴斯克的球队正在去往欧洲的路上，他们的目的是一面为自卫筹集资金，一面将弗朗哥的罪行公之于众。这支代表民主的球队遭到了政治的无情围攻。 就算到了现在，足球依旧摆脱不了政治。20世纪末期，意大利AC米兰的拥有者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成功地利用球队夺冠，骗取了意大利选民的信任，让他赢得了意大利大选。 面对足球时，知识分子之间也有着严重的分歧。一部分知识分子痛斥足球阉割了群众，扰乱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他们声称，足球在整个世界的传播是帝国主义的一个诡计，目的是为了让被压迫的人民永远停留在童年时代，不能成长；但另一些知识分子则颂扬足球，在这些人中间，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甚至赞美足球是“人类忠诚的露天王国”。 左派球迷 “时光流逝，我最终学会了接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精彩足球的乞讨者，我行走在人世间，双臂张开。在球场中向上天乞求：给我一个漂亮的足球动作吧，看在上帝的分上！” 作为一个铁杆球迷，多年来，在加莱亚诺内心，一直受到自己足球记忆以及足球现实的拷问，于是他尝试写些配得上这种异教仪式的文字。通过写作，他找到了解答这种拷问的方式，求助于用语言来描述这个他如此渴望却无情拒绝了他的足球。 在球迷的身份之外，加莱亚诺还是个著名左翼记者。70年代，因激怒了独裁政权，加莱亚诺不得不流亡海外。在此期间，他写出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本传世之作。他在书中控诉了跨国企业与军人独裁政权总是不懈地吸噬拉美大地的血液，受到了拉丁美洲青年的争相传阅，书中提到的“裸露的血脉”一词，更是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表达。 2004年他的新书《时间之嘴》问世。这部作品包括333个小故事，作者搜集了许多日常生活中被人们忽视或遗忘的小事。他说：“我写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展现细微事件中的伟大，并表现庞然大物背后的渺小。” 在被问及政治和艺术哪个是改变世界的更合适的办法时，加莱亚诺认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向我们灌输艺术和政治割裂的思想。” 这种割裂让我们相信理智和心灵各行其是，让我们相信，政治和艺术不是相互依存的，而实际上，人的正义感和美感是像孪生姐妹一样密不可分的。 同样，像许多左翼作家一样，加莱亚诺反对全球化。他认为，那些关于当今的全球化世界是一个无边界世界说法，听起来无异于谎言。“这一切就发生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被怯懦统治着，而怯懦使人变得麻木不仁’”加莱亚诺发出了刺耳的警告。 成稿于 2010年 6月25日 （西木1984： 1510部落博主。原文地址：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40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