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探讨与交流

新加坡模式害惨中国       《联合早报》2013年年初报道说，中国的《学习时报》近两个月刊登4篇文章介绍新加坡政府经验，中国的央视筹拍10集新加坡模式的报道。文章称，中国政治精英看好新加坡模式，将学习新加坡的理政经验。     这段话勾起中国人痛苦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担心。我相信，习李新政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绝对不会把中国带到新加坡的阴沟里。《联合早报》那文章属于意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前30年被苏联模式害惨，后30年被新加坡模式害惨。     苏联模式之恶，大家现在都知道了。那是历史的遗憾。毛泽东1944年在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面前表态说：“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      在毛泽东表态的前一年，1943年年7月4日，中共《新华日报》社论说：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美国当眼中钉。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     天真的美国人和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展望走美国道路的中国，一个多么美好的国家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美国梦，中国梦。     可惜，夺权后的中共全面照搬了苏联模式。到了1956年，苏共召开20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中国不仅没有跟着否定斯大林，反到指责苏联变修，再后来，干脆走到“大跃进”、“文革”路上。          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国终于有机会摆脱苏联模式了。华国锋、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否定了苏联模式，起初没有明确说学习或借鉴什么国外模式，先从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开始，美其名曰“小岗经验”，其实，中国几千年来就是“各家种各家自己的地”，哪里是小岗人发明的。小岗的发明，最多也就是“假装土地仍然公有”。这一所谓的发明，回避了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性问题，迅速被执政者认可，并以“承包制”的名义推广到城市工业企业。后来，工业企业的承包制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又搞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      这30年改革开放，从口径上说，是“中国特色道路”，其实，是学习借鉴各方面经验。没有说学哪国经验，但实际上，学新加坡最多。      摆在明面上的，主要学新加坡的，是3条：行政制度上的高薪养廉，法律制度上的严刑峻法，所有制上的国有企业。（另外一条，暗自欣赏新加坡的，是一党长期执政。本文不评价）      我们看看这3条学了个什么结果：      高薪养廉——公务员的薪水一涨再涨，高得惊人，廉呢？非但没有养出来，反倒是腐败愈演愈烈，贪官之多，贪污数额之大，让全世界瞠目结舌。最近几年，不提高薪养廉，但人家给自己发高薪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严刑峻法——税率高得惊人，如果不偷税，没几个企业能活下去，于是人人犯法，想收拾谁都能找出毛病。刑法严得惊人，一旦进入法律程序，一般都是严厉惩罚。八三严打，恐怖程度堪称小文革。即便到现在，法律对老百姓的惩罚也显然是太狠。      国有企业垄断——曾经有过国有企业民营化，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就搬来了新加坡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建立了中国的国资委，结果是通过行政垄断让国有企业霸占大量资源，国进民推，民营企业溃不成军，能勉强活下来的民营企业，和广大民众一起，每天接受国有企业的盘剥。            新加坡是个弹丸之国，其模式固有成功之处，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不适合中国学习。      政治上，新加坡的一党专制下的伪民主正在受到该国人民的反抗。      经济上，新加坡过去利用优越的交通位置，利用二战后的机遇发展起来，这与当年韩国、台湾的发展机遇、思路几乎是一样的，这三地，加上香港，称为亚洲四小龙。后来，韩国、台湾先后抛弃政治专制，走上了民主道路，经济也开始表现出新的活力，新加坡则停步不前。     现在， 新加坡自己都已经感受到了无法解决的弊端，已经在抛弃过去的新加坡模式 。已经害了中国30年的新加坡模式，别再危害中国了。我们中国这么一个领土与美国接近、人口与印度接近、发展程度与巴西接近的国家，为什么不学美国，不学印度，不学巴西，却偏偏要学习一个莫名其妙的新加坡模式呢？       那走什么路呢？重温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        链接： 《凯恩斯理论害惨中国》               《九评林毅夫》 ​ 

中国改革需要一次遵义会议       学过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遵义。而今天的遵义什么样，却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     10多年前第一次到遵义，我就感到意外：原来，遵义不是个小县城，而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的中等城市。高楼是逼出来的，与遵义的山区地势有关。但遵义的灯红酒绿仍然让人意外。     2012年底，参加凤凰名博遵义行，再次感到意外。对遵义经济、遵义官员都感到意外。     参加了几个活动：在市政府与遵义市长的对话，在遵义会议会址与遵义当地文化名人的对话，在遵义经济开发区参加了20周年庆典论坛（我未发言），18日的中国好声音遵义晚会。     把我的感受和想法写下来，跟大家交流。    1，经济：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发达很多     遵义的经济很强。首先是酒。很多人不知道茅台属于遵义。一个茅台酒每年就贡献着稳定增长的收入。茅台前几年收购的习酒，也在2012年大做广告，原因大家都知道。茅台收购习酒，中国式收购案中的经典，肯定要进经济教材的。当年“异地生产茅台”的那个酒厂，现在生产着“珍酒”，效益也不错。此外，遵义还有烟和茶两大产业。     遵义的开发区也很有成效，很有力度。来自山西的商人在这里投资了15万辆汽车、20万台发动机的生产线。当地政府为了引来这家企业，开出每亩地2万元的超低价格，几乎相当于白送。另外还给这家企业补贴3亿元的基建费用。     我觉得，山西省政府应该反思：为什么没有把这么大的投资留在山西。      2，官员：远比我们想象的开放     遵义有两个标签：历史上的红色，地理上的山区。然而，红色未必僵化，山区未必闭塞。     座谈会上，遵义市长王秉清说：遵义这个城市的性格，我认为应该强调包容，要有开放的胸怀……我们谈到遵义的民营经济不够强，王秉清说： “遵义现在的民营经济占经济比重不到50%，以后我们要搞到60%、70%。比如，开发区，我偏向于引进民营企业。”在中国改革出现可耻的国进民退逆流的时候，一个市长能有这样的认识，是令人尊重的。         接触了几位70后的官员，他们全都上微博，清楚地知道现在微博的热点。有一位官员说当年还是用 ICQ的时候，他就上网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如今的 QQ是当年剽窃以色列的ICQ而来。如今，ICQ可能已经倒闭，庞大而又喜欢山寨的的中国人却支撑起了QQ这家“一直在模仿，从为被超越”的公司。      这些年轻的遵义官员，有着活跃的思路。他们为遵义赢得尊重。   3，文化人：仍然坚守红色      与官员相比，遵义当地的文化人反倒僵化、保守、糊涂。对话会上，只有李学模先生赢得我的敬意。他说：“遵义会议其实就是为了生存，后来的改革是为了生存……毛中有邓，邓中有毛……现在，历史到了必须还政于民的时候……”。对话会之后，遵义一位官员也说李学模讲得好。     当地其他几人的言论左得令人吃惊。一人说了一通伟大、光荣之后说，“当年遵义人民已经为遵义会议做好了准备”，这是胡说。历史是偶然选择了遵义，当年那会在贵阳或者昆明开也没啥区别。另一人说“遵义会议的核心是团结”，这话已经胡说得没有边际了，遵义会议其实是政变，是分裂，是斗争。还有一人建议设立“长征学”，我心想：筷子学，裙子学，都可以建立，你想建就去建好了，你其实是在问权力要头衔、问财政要拨款吧？      这些人可能前半辈子靠红色混饭吃，现在已成习惯，生怕丢了红色没饭吃。就好比那些一辈子研究红楼梦的人，你要说这种研究没啥意义，能把他们气死。其实是他们自己吓死了自己。      我很想告诉这些遵义文化人：遵义会议不是教科书上所说的“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确立的是张闻天的领导地位，可以说是中共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秦邦宪之后的第5代领导（把毛说成第一代，是邓小平的另一种统计口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逐步掌握军权，从而用“枪指挥党”的方式掌握党权，并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利用苏联无暇管理中共的机会，发动延安整风，从而成为党政军一把手。现在，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把延安整风说成毛泽东的“错误”之一，有点勉强。人家当年靠这个走到舞台中心，用“错误”来形容不准确。      话说远了，饶回来，继续说遵义会议。其实，就连这个会址也是有问题的。真实的会址已经在1960年代拆了。当时为了显示气派，还在重建时特地加宽了。      不能为了提高遵义的地位，就把当年的会议那么夸张。当年，全国人民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结果是掉下来了。如果遵义人硬要把遵义会议捧上神坛，迟早也掉下来。神坛越高，摔得越狠。     真实是最有生命力的，此语与遵义朋友共勉。      4，遵义的经济向何处去     2012年，遵义的经济增速是全省最快。我认为这个没有太大意义。我一直强调：中国经济一定要下降，把GDP增速降下来，把外汇储备降下来，把国企垄断降下来，把高房价降下来，把通货膨胀降下来……当然，中国政府聘请林毅夫那种人当参谋，结果是玩命搞经济增长。林毅夫的潜在逻辑，是用经济增长掩盖社会矛盾，用经济增长来弥补合法性。他这种人，祸国殃民。         遵义经济，目前严重依赖酒和烟，可以说是两个不健康产业。其实遵义应当在茶和旅游这两个产业上多做文章。旅游产业，各地都想连点成线、成面，这是规律，大家都得这么搞。遵义旅游自然要以遵义会议为龙头，但千万不要拘泥于红色旅游。比如，遵义会议会址是原国军师长柏辉章的官邸，柏辉章又是王家烈的手下，当然最后他又倒戈袭王。王家烈是贵州最有名的军阀（大陆历史书总用这个词定义他们）。所以，遵义的旅游，完全可以把红色旅游与柏辉章、王家烈痕迹相联（就如同安徽炒李鸿章，山西炒阎锡山，浙江炒蒋家），然后再与丹霞地貌、少数民族风情联络，造出旅游线路。     贵州与云南相似，但烟和旅游都被云南压制，只在酒方面领先。旅游有追赶的空间。     至于遵义经济开发区，“退二进三”、“退城进园”都不错，但这是目前所有开发区都在搞的。遵义这个地方，如何把人才吸引过来并能留下，是需要下功夫的。目前各地都在拉项目，因为官员想以次快速形成业绩。而对一个地区的发展，人才是最重要的，目前浙江已经注意到这个，并有比较大的力度。   5，遵义会议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这个问题，没几个人清楚，都被大陆教科书那些语言给灌输成糨糊了。现金中国大陆教科书都统一口径，说“在中国革命生死悠关的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领导地位怎么来的，前面已经说过，不重复说了。现在想说的是“遵义会议怎么挽救的”。     我告诉大家：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就是4个字：自我否定。为什么否定？因为连续失败。大家忍不住了，起来否定了博古（秦）、李德的领导权。然后，上来一个比较宽容的张闻天。然后……      当年，中共的革命生死悠关，现在，中国的改革生死悠关。经济增长明显，而各种矛盾的增长更明显，改革出现了大步倒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严，垄断企业越来越嚣张，官商够列越来越严重；双轨制造成社会分裂，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人形同水火；高税收高房价，富了政府官员，穷了百姓……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政治改革停滞。      好的迹象是，习近平这一届接班后，有所改观。      在这种情况下，遵义应该有历史使命感。不是说转折时期开过遵义会议，现在的转折时期就该承担。而是，遵义有条件承担：     第一，有历史传统。     第二，所处位置合适。中国前些年的经济成果，基本依靠东部城市。东部又主要依靠出口。现在看来，所谓出口带动，是一定要被否定的。而东部现在找不到出路，这两年经济增速都慢于西部。慢了是好事。遵义处在中国西部，地处山区，又想加速追赶。现在千万不要重复东部的老路。中国的西部应该出来新的模式，出来新的小岗村。千万不要出来新的华西村。小岗村是光荣的，华西村是可耻的。     第三，遵义有独特的条件，那就是茅台。茅台稳，则遵义稳。有茅台这么个财神支撑着，遵义有资本去做探索，即便在探索中要“休克”两年，也无所谓。东欧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遵义也可以。       中国改革生死悠关，急需一次自我否定。未来的突破点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北京上海是指望不上的，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应该有这样的历史使命感。我们只知道，中国改革必须来一次遵义会议。至于这次的遵义会议，是在哪个城市，我们等待着。     （本文正式标题是《在遵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反对莫言先生手抄）          链接：  《凯恩斯理论害惨中国》               《百姓为什么反对改革？》                     《九评林毅夫》     

凤凰博客遵义行引发的争论        去遵义之前就感觉会出问题。因为此前一帮文人小丑去重庆献媚换取金钱的事情刚刚被大家揭露。我问王冲：“是不是去唱赞歌？”他说没有任何约束，我说，那好，就去吧。几年没去遵义了，想去看看变化，顺带跟几个朋友交流。     回来之后，果然出问题了。    1，李悔之激辩郎遥远     微博上看到李悔之和郎遥远激辩：     @李悔之2012: 我对凤凰名博的遵义之举感到耻辱！尤其是看了@郎遥远 @王锦思 在遵义写的文章，比吃了苍蝇还难受。//@騎青牛逛函谷6: 忒噁心！！有一種炸屍的感覺。     @郎遥远:我们都没有失去独立思考。也许是你偏激太久了     @李悔之2012 ：郎遥远，是我偏急，还是你太精明了？？？ 我从来反对左右意气之见的争斗。更对执政者充满归劝的善意。但你的文章令人难于接受：“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抹杀其历史功勋，不能污名化中国革命。毛泽东思想要正视他，超越他。”——毛仅是“晚年错误吗？”    @郎遥远:整篇文章有逻辑，后面话是台湾谢长廷说的    @李悔之2012：你的文章有没有逻辑，不是自己说了算。我将撰文予以探讨。这里就不多争论了    @郎遥远: 如果这样的心胸去引领中国未来，可能比毛泽东还逼仄。我是精明人，我谋生职业是策划人。但我有操守。我们和你一样都珍惜凤凰名博声誉，我们不是钱权能收买的。我们都坚守着理想，请悔之兄放心。我们要善于释放执政党善政的正能量，对抗专制的负能量。     @李悔之2012: 有没有“操守”，不是自己肯定的。兄弟，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在“引领中国”。     @郎遥远:凤凰名博就要敢于引领中国思想走向。否则，写什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李悔之2012：你要引领中国，是你的事。咱只是独立思考者，不敢妄言“引导”——尤其是自己的思维都是浆糊的状态下，谈“引领”更是可悲的。     @郎遥远：两岸和平统一，宪法是最大公约数。中国推进宪政法治，也需要最大公约数，也需要更广泛的共识。当年工农红军闹革命，长征胜利，我认为应当正面看待，是信仰、善政、决策和文明的胜利。历史发展是一个文明进化的渐进过程。如果你全盘否定了中国革命，漠视其进步意义，窃以为是不够客观、善意和理性的。我对中国革命的评价，认为其有进步的内容，不是出于歌功颂德，而是一种独立的思考，是思考成熟以后的表述。    2，起因貌似是照片，其实不是     辩论始自刚峰发的一张图片，他当时的文字说明是：参加#凤凰名博遵义行# 中国好声音唱响遵义，偶拍到五大领袖，看看新添的是谁？            @李悔之2012: 我对一些凤凰名博公开赞扬那场革命，以“五大领袖”合影为荣感到不可思议。     @郎遥远: 关于晚会，关于与特型演员合影，那是娱乐。悔之兄不要心存芥蒂。晚会是我们承办的，我是总策划。请名博朋友们一起开开心心，不影响什么。每个人都有享受生活快乐、享受友谊的权力。     @爱新觉罗载勋：特定背景下，没有超越政治的纯“娱乐”。     其实，照片只是个导火索，遵义之行一开始，问题就已经启程。    3，我们在遵义做了什么？     单就对那场革命的评价，我完全不赞同郎遥远的观点，但我认为，学术探讨必然观点有异，只要自成逻辑就行。     特别理解李悔之的愤怒。但是作为遵义之行的当事人之一，我要跟李悔之证明一点：我们10个人在遵义的表现，没有献媚。（他说“看了@郎遥远 @王锦思 在遵义写的文章，比吃了苍蝇还难受”，我一会去看文章）     跟市长的座谈，大家比较客气。针对遵义方面自豪地宣布GDP增速快，我说中国经济一定要下降，把GDP增速降下来，把国企垄断降下来，把高房价降下来，把通货膨胀降下来……王市长说：我更喜欢用包容这个词来形容遵义，我说，包容一词显示了遵义的胸怀，但我觉得遵义这个当年在革命生死悠关时的转折之城，应该负有一些使命感，在改革生死悠关时的转折时刻，应该做出大胆的探索……     遵义市长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开放、进步很多，这是此次遵义之行令人欣慰之处。比如王市长，他说：遵义现在的民营经济占经济比重不到50%，以后我们要搞到60%、70%。在中国改革出现可耻的国进民退逆流的时候，一个市长能有这样的认识，是令人尊重的。     倒是一些所谓的当地文化人让我们看到了老左本色。在遵义会址召开的与当地文化人对话会上，当地几人的言论左得令人吃惊。一人说“当年遵义人民已经为遵义会议做好的准备”，这是胡说。历史是有偶然性的。另一人说“遵义会议的核心是团结”，这话已经胡说得没有边际了，遵义会议其实是政变，是分裂，是斗争。（如果写文章，我会说：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就是4个字：自我否定。）还有一人建议设立“长征学”，我心想：筷子学，裙子学，都可以建立，你想建就去建好了，你其实是在问权力要头衔、问财政要拨款吧？     当时想立刻反驳，但是想起前一天与市长对话，有几个人没有发言，我就忍住了。旁边罗天浩小声对我说：我来放几炮。果然就放了，对方气得要发言回击，不过没有轮到。主持人很聪明地绕过去了。     发言中唯一让我尊重的遵义文化人是李学模，他说：“遵义会议其实就是为了生存，后来的改革是为了生存……毛中有邓，邓中有毛……现在，历史到了必须还政于民的时候……”当时，我和左边的蔡慎坤交口称赞。真心向李学模表示我的敬意。对话会之后，遵义一位官员也说李学模讲得好。     遵义经济开发区20周年论坛上，前两位发言的专家，从北京来的，其发言令一些人昏昏欲睡，我则是愤怒不已：你既然冒充专家，还上台发言，却拿一堆裹脚布捧给听众，你们自己就不觉得丢人吗？当时真是后悔没有要求自己上台发言。我睡了一会，居然睡着了，醒来后发现那所谓专家还在扯裹脚布，我愤怒地离席，有意把声音弄得很大。跑到外面后，蔡慎坤、童大焕也出来了，我们约好：如果我们中间唯一被安排发言的杨佩昌也发言成这种德行，大家就揍他。接下来，该杨佩昌了，他的题目是《德国企业为什么有竞争力》：“德国的企业，95%是民营企业。只有民营企业不愿意进入的行业，才成立国有企业去做……”。7个发言人中，只有2个人的发言值得听，其中之一就是杨佩昌。          我罗嗦地讲这么多，是想告诉李悔之兄：我们10人没有给凤凰丢脸，没有给自由主义学者抹黑。请相信我们。     去遵义之前，我就在网上说过：自由知识分子，平常总骂政府。一到具体的某个政府请去开个会，好多都乐意去，还觉得挺有面子，并到处炫耀自己曾经为多少个政府做过参谋。 （至少我本人，是带着这份清醒去的。） 4，我们的容忍度     联想到了前几天，五岳散人把他和杨恒均、孔庆东的合影发到网上，认为要颠覆别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我公开进行的评价是： @五岳散人 真会吸引眼球，跟孔庆东合影就算了，还不以为耻地贴出来。这些都是他的权利，他愿意当傻逼，别人拦不住。问题是，他还洋洋得意地说：“这得颠覆多少人的三观呀”。太拿自己当根葱了，以为能颠覆别人三观？如果硬说颠覆，仅颠覆了别人对他的看法：以前没拿他当傻逼，现在知道他是傻逼了。     自己能去遵义，却不允许别人跟孔庆东合影？不是的，我上面说过，他有权跟孔合影，我们有权去遵义。关键是，你在这些事情中表现出了怎样的学识和道德。对于胡锡进、司马南、孔庆东这些民族败类，绝不手软。          中国已经分裂。体制内和体制外，抢劫集团与被抢劫者，左派与右派。     分裂是好事。一个被大一统思想毒害了几千年、被某种制度毒害数十年的国家，要走向新生，必须从分裂开始。     我们对于不同的意见要多一些容忍度。这种容忍度是有底线的。对于反人类的思想与行为，绝对不容忍。     过两天我想把遵义之行的文章写一下。关于遵义会议，无论我们是否喜欢，都得承认：这次会议对于中共是非常重要的，是一次重要转折。当年，中共的革命濒于失败，如今，中国的改革几近失败，遵义这个城市能否有一些作为？不知道。我们这些负有历史使命感的人能否会有一些作为？那是肯定的。           我的微博： http://weibo.com/wsx08   

网络反腐：不可持续不可复制 ——学习18大精神，领会“最好的监督是选举”       网络反腐貌似又一次取得胜利。11月23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布消息称，经重庆市纪委调查核实，近日互联网流传有关不雅视频中的男性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重庆市委决定免去雷政富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     此前，网络已经貌似取得了多次胜利。南京周久耕抽高价烟照片被曝光，随后查出其重大问题，周久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在车祸现场微笑，被惹恼的网友搜索出其戴高价表的照片，最终杨达才丢官；广西来宾烟草局长韩峰的色情日记被曝光，后来也是丢了官……     我称这些胜利为“貌似胜利”，是因为这样的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每一次网络反腐的所谓胜利，都是网民齐心协力，大肆转发，使得权力部门无法逃避，被迫出来应对。这样的过程能够一次次复制吗？假设全国有100万贪官（不会少与这个数字吧），请问我们能把这100万贪官都去人肉、去复制、去形成网络热潮吗？能把网民累死。     即便有几个事件形成了热潮，能否揪出贪官，完全要看权力部门的脸色。人家完全可以说查无此事。拖一段，新的贪污热点又出现了，网民又去关注别的了。如今，贪官太多，热点如同开水锅，到处都是，形成了相互掩护，网民东咬一口，西咬一口，一个个累得跟狗一样吐着舌头冒热汗。权力部门则坐在夏有凉风冬有暖气的豪华办公室中，微笑着面对电脑，能拖则拖，大多时候官家因拖制胜。     网民的努力大多无效，并且，假如碰上某地的官僚比较狠，网民还有可能招致“诽谤”指控。网民所掌握信息有限，稍有事物，就是诽谤。     所以，所谓网络反腐的胜利，既不可持续，又不可复制。如果津津乐道于三五次的胜利，以为终于找到了反腐败的工具，那就上当了。官员门互相鼓励说：让那些傻瓜网民在网上奔波去吧，咱们团结一心，你贪我贪个个贪，累死网民也枉然。至于偶有落网，那是隔墙扔石头，被砸着了只能怪运气看，就当成为其他兄弟做掩护了。     到底该如何反腐？还是要回到权力的起源上去。当官员跟我们说：“欢迎你们监督”时，我们的回答是：“监督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官员必须是我们选举出来的”。须知权利监督是末梢，是事倍功半的事情。把腐败消灭在起源，才是事半功倍。     难道所有的官员都要选举？那得选多少次呀？当然不是，只有官员首脑是民主选举出来的，然后，首脑去组阁。首相组中央政府，省长组省政府，市长组市政府，县长组县政府。分各级议会对首脑组阁进行审核。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18大报告中提出反腐败要“标本兼治”，胡总书记太英明伟大了，说的太好了。什么叫“标本兼治”，就是说不能发现一个抓一个，而是要通过制度来反腐。那么具体是什么制度呢？一是选举制度，二是监督机制。前者是后者的前提。     网络是反腐的重要手段，再重要，他也只是手段，不是制度。关于权力监督，重要的制度原则是：最好的监督是选举。一个被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必然是受监督的政府。如果我们没有选举官员的权力，那么，官员赏赐给我们的监督权，一定也是假的。   链接：   《“政府补贴”已成贪污新花招》         《“200亿房补事件”涉嫌严重违法》           《美国大选：世界的狂欢游戏和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