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中国媒体不可能成为同西方一样的媒体
原标题：有必要冷静思考《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改动一事，被该报记者通过微博抗议后，昨天在互联网上已是沸沸扬扬，一些境外媒体也关注到此事。互联网上有不少意见领袖支持《南方周末》编辑部，微博上还出现以该编辑部落款署名的措辞强硬的声明。这样的公开冲突在中国媒体中相当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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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意见领袖？
http://journalist.news365.com.cn/bqzt/201209/t20120906_662774.html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意见领袖？ 日期：2012-09-06 作者：胡 泳 来源：《新闻记者》2012年第9期 【本文提要】 意见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互联网上的论辩伦理和交往伦理，尤其是在网上可否推行有效的对话。本文在对“意见领袖”的概念、要件以及微博中意见领袖如何确立并发挥影响力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探讨在中国特定的网络环境下，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意见领袖。 【关键词】 意见领袖 微博 对话 【中图分类号】 G206 意见领袖的概念 “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hip）源自传播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两级传播论（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①指媒介讯息不是直接传向所有个人，人与人之间也不是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影响的。讯息和观念常常是一个从广播与报刊流向意见领袖，然后经由意见领袖流向人群中不太活跃的其他部分的过程。即：大众媒介→意见领袖→一般受众。这个理论也被用来解释创新以及商业化产品是如何在人群中扩散的。 意见领袖是这样一种能动者：他或她积极使用媒体，并把媒体讯息的内容或者意义传递给处于低端的媒体用户。在那些接受其意见的用户当中，他或她拥有很高的公信力并且广受尊敬。罗伯特·K·默顿（Robert K. Merton）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意见领袖：单型的（monomorphic）和多型的（polymorphic）。②前者指某一专门领域中的意见领袖，他或她虽然是该领域的权威，但在另一领域只能充当跟随者;后者则可以在广泛的领域中影响许多人。 做这样的两种区分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随着资讯的发达与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知识门槛降低，同时学科界限日益模糊，在媒体上出现了一批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专家”，对无论哪个专业哪个方向都要去发表自己的“专家意见”。这在大陆被称为“万金油专家”，在台湾则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名嘴”。多型的意见领袖有日益增多的趋势，他们忘记了“术业有专攻”的道理，忘记了专家只有在自己的专业方向上才是大家，离开专业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常识。 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两级传播：关于一个假设的最新报告》中，卡茨发现，意见领袖比起媒体来，对人们的意见、行动和行为拥有更多的影响力。③原因在于：意见领袖被认为是可信的、没有企图的，人们不觉得自己在被他们所认识的人以某种方式诱使，按照某种套路去想事情。与此相反，媒体很多时候被视为强加于人，因而影响力大大受损。虽然媒体可以增强受众的某些观念，但意见领袖则可能改变或者决定个人的意见甚至行动。 意见领袖的领导作用是如何实现的呢？这一作用的实施和持续，依赖于意见领袖的技术能力、社交技巧以及对现存社会体系的价值与规范的遵循。这种领导作用是非正式的，说服是最主要的方式。通常来讲，一位意见领袖与他的追随者之间存在不对等的钦佩与赞赏的关系，一种强烈的想变成其所追随的领袖那样的人的意愿，构成了追随者听从意见领袖的意见的基础。 谁是意见领袖？ 卡茨认为，成为一位意见领袖有三个要件：意见领袖必须是价值的表达者；必须拥有专业能力；必须身处社交网的战略中心。④简而言之，第一个要件衡量的是意见领袖是什么人（他是何种价值观的化身）；第二个要件衡量的是意见领袖知道什么（他最擅长什么）；第三个要件则衡量意见领袖认识谁（他处在什么社会位置上，哪个社会群体跟他关系最密切）。 第一个要件跟思想相关。意见领袖，顾名思义，必须有意见。换言之，意见领袖必须是一位思想者，要靠思想去引导别人。在公关行业里有个用语，叫做“思想领袖”（thought leader），指的是某些行业中被普遍认为有创新性想法的人，他们常常对本行业的发展“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意见领袖也离不开价值观。在公共舆论领域中，最重要的，但也是最难捕捉的就是舆论背后的价值观。某些人是否会就某些话题形成舆论，价值观本身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换言之，人们之所以形成公共舆论，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推动着他们这样做。所以，一个强大的意见领袖必然是一个拥有强烈价值观的个人。 价值观在人生的早期就会形成，父母和学校都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价值观一旦形成，人终其一生很难改变，只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强。构成价值观的因素包括宗教信仰和道德标准。相对而言，价值观会抵抗媒体日常说服与影响，它也不会在某一次辩论之后就遽然改变。然而，价值观的确是可以被形塑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完全被改变——通过长时间暴露于彼此冲突的价值观之下，通过协调一致的思考和讨论，通过迥然一新的证据或者环境的出现，以及通过与自己认知和尊敬的贤能人士“合不上拍”的那种感觉。最后这一种方式，正是意见领袖可以对其追随者施力的所在。 第二个要件强调意见领袖的专业素质与能力。专家之所以被叫做“专家”，就是因其专业性。社会学还专门发明了一个词汇来指称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中的专业性，这个词叫做“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专家系统是指把我们日常生活组织起来的方式方法与专业队伍，他们掌握着我们所不熟知的专业知识，而我们则无可奈何地被卷入一系列专家系统之中，并且时时刻刻依赖他们。现代社会中，专业知识无处不在，构成我们生活中的持续体验。在交通体系中出行，在传播体系中传递信息，在金融体系中进行交易，这些专家系统业已成为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的东西。 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并不是依赖专家本身，而是专家所使用的专门知识的可靠性。专家系统的存在同样让信任从人对人的信任转向人对制度、对系统的信任。伴随着专家系统的概念，必然出现“权威”的概念。与权威相关的还有责任：权威愈大，责任愈大。 第三个要件则表明，意见领袖存在某种“代言人”特性。很多意见领袖本身是公共知识分子，力图成为超越利益的、代表社会良知的公共事务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者，因而也常常被视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这个“沉默的大多数”，怀有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但却无力或无法表达，因而必须借助意见领袖来表达。 意见领袖在媒体上能够获得更多的曝光机会，他们寻求他人的接受，也存在强烈的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动机。而在其追随者看来，意见领袖的社会地位比自己高出很多，他们活动频繁，人脉广泛，常就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也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 在很多时候，意见“领袖”更像是意见“经纪人”，他们会穿越群体的界限，将信息在不同群体间进行传递。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是处在事物的中心而是事物的边缘，不是某个群体的领袖，而是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系人。 微博上的意见领袖 2002年，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出版《引爆点：如何制造流行》（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其实是在互联网时代用一套崭新的术语重新诠释“意见领袖”这个概念。⑤格拉德威尔称，要想传播达成效果，就需要把有限资源集中于三类人身上：他们是联系员（connector），致力于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内行（maven），喜欢向他人传授知识；推销员（salesman），热衷于说服他人相信某个观点或事物的有效性。如果配合得当，这三类人可以造成迅猛的“病毒式传播”，甚至引发新的思潮或流行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三类意见领袖并不一定是名人，也可能是某些社区的普通成员，通过知识的积累和人脉的扩张，成为传播潮的发动者和变革的催生者。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一个突出的变化，即“意见领袖的民主化”。甚至可以说，在网上，凡是持续提供信息和意见的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凡是有志于成为意见领袖的人，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就可能在网上成为意见领袖。 从当下中国的现实来看，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言论空间，“意见领袖”不是一个个、而是批量产生，特别是在微博上各显其能。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分析，网络名人的批量涌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由政府和官方媒体主导新闻宣传和社会舆论的格局。⑥ 微博，作为一种后起的信息传播工具，具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影响到意见领袖的作用。第一是快速化。微博代表着互联网发展的新动向。传统媒体都有一个新闻周期的问题，比如报纸，新闻主要以日计算；比如电视，新闻主要以小时计算；而微博几乎不受新闻周期限制，属于即时新闻。在瞬间，信息即可传递出来，传统媒体无法望其项背；同时，信息量的密集程度，也是传统媒体无法与之比拟的。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其电视研究著作《关于电视》中，曾经提出过“快思手”的概念，批评电视制造了一种“快速思维”。⑦他认为，受收视率影响，也屈服于紧急性的压力，电视培养了一批“快思手”，他们以“固有的思想”来进行论证，也正因为平庸普通，所以他们总和接受者轻易就达成了共识。 在微博上对时政发表意见，为了适应微博的速度，意见领袖被迫成为“快思手”。并且，中国处于矛盾与冲突多发的社会转型期，各种事件如走马灯般应接不暇，因而，存在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驱使已负盛名的意见领袖不断对新的事态发展发表看法。由此，在微博的时间限制之内，意见领袖们能否真正思考，并说出一些有见地的见解，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考验。 微博的第二个特点是碎片化。以前的媒体传播信息是从中心到边缘，比如说某地发生突发事件，媒体派记者前去采访，然后刊登见报，众人传阅，网络转载，首发的媒体就是这个“中心”。但现在，很多突发事件的现场恰恰可能会有微博用户，他们可以即时传递信息，也许某个此前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人，突然就成为信息的中心，产生瞬间最大影响力。这个人未见得可称之为意见领袖，但他或她的确能在彼时彼地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在突发性事件中，通常来说，公众还是更信任长期履行信息过滤、引导职能的“领袖”类人物，因为这类意见领袖有踪迹可寻，有过往形成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也有可见的专业资格。比如，如果发生了一起重大法律案件，那么，在微博上比较活跃的律师，因其责任感、正义感强，社会地位和专业程度较高，与媒体联系也比较密切，很容易成为该案件当中众望所归的意见领袖。 在事件过程中，意见领袖承担了“解码”的功能。意见领袖不仅仅传递事实，更重要的是，还要对事实加以评论和阐释，这时，微博的碎片化特性会对思维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微博上传递的信息，来源比较广泛，内容时常杂乱无章，更有甚者，信息的真假也难以分辨，这些对意见领袖的信息加工能力、独到的观察与判断能力以及去伪存真的甄别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可以说，一个不会“解码”的人不可能成为微博上的意见领袖。 微博的第三个特点是直接化。直接化，顾名思义，就是消除了中介。在这里，“消除中介”的意思不是说意见领袖的信息中介作用消失了（前面讲过，“意见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某种“意见经纪人”），而是说，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具有易接近的特点。换言之，他或她应该是“粉丝”能经常接触到的。这和布尔迪厄谈到的电视上的“快思手”还有所不同。观众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专家侃侃而谈，但在现实中，要想和专家发生直接接触则几乎不可能。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媒体的演化，易接近性已不再是问题。微博解除了“不在场”状态下主体间直接互动的诸多限制，使得追随者与意见领袖的“零距离对话”成为可能。 由于微博意见领袖与网民容易形成呼应，他们针对社会热点、公共事件发表言论时，其观点往往影响大批粉丝和舆论走向，甚至改变公共事件在现实中的走向。这极大地增强了意见领袖的号召力。然而，与此同时，随着意见领袖越来越从幕后走向台前，完全暴露于舆论“包围圈”之中，他们也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迎接没有遮挡的挑战。 很多意见领袖对微博的直接化特性认识不足。他们可能由于此前追随者众而保持较高的心理位势，但在传播手段一再被颠覆的情况下，如果自诩为精英者还以传统方式进行形象管理，甚至意图作秀，他们可能会遭遇被先前的追随者从“神龛”上直接掀翻在地的命运。意见领袖的地位在微博时代不是牢不可破的，有些时候，崇拜者转眼间就可能成为激烈的反对者。 另一方面，由于粉丝的影响，人们又容易将自身群体的代言人神化，以致形成对此一代言人无所不能、永远正确的盲目迷信，甚至用语言暴力去攻击另外一些持不同意见的网民。还有人根据粉丝数量的多少来判断意见领袖的高下，忘记了真理本身与人多势众无关。 对网络意见领袖的要求 意见领袖在网络时代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信息的大爆炸与人们分散的注意力共存，各种存有特殊利益的群体操纵信息的手段日益娴熟，这导致受众既难以辨别信息的真伪，也难以判断何种信息对自身有益，以至于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悖论：在信息丰裕时代，很多人却痛感有用的信息十分匮乏。在此情况下，对意见领袖的呼唤是切实的，存在着巨大的对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有价值的分析和甄选的需求。 与过去书斋里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相比，网络上的意见领袖不乏行动力，他们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促进了表达与行动的一体化。在社会转型震荡不已、社会共识亟待重建的今天，中国迫切需要“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等发挥作用。 意见领袖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互联网上的论辩伦理和交往伦理，尤其是在网上可否推行有效的对话。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无法对话。 对话的意义是怎么夸大也不过分的，因为它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查尔斯·泰勒说：“只是因为掌握了人类丰富的语言表达方式，我们才成为人性的主体，才能够理解我们自己，从而建构我们的认同。”他是在广义上使用语言一词的，它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词语，而且包括人们用以界定自身的其他表达方式，如艺术、姿态和爱的“语言”。然而，上述语言并不天然自足，人们要通过与他者的交往才学会这些表达方式。没有人出于独自进行自我界定的需要而掌握语言，相反，正是通过与自身有关的人进行的互动交往，每个人才被带入到语言之中。乔治·赫伯特·米德把这样的人称为“有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思想的起源不是独白式的，不是每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而是对话式的。 泰勒进一步说：“我们总是在同某种东西的对话(有时候是同它的斗争)中建构我们的认同的，这种东西是有意义的他者希望在我们身上看到的。”这是说，个人的认同本质性地依赖于其自身和他者的对话关系。没有对话，你怎会知道自己是谁？ 既然对话如此重要，我们可以向每个人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会对话吗？ 1989年，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制定8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张贴，内容是： 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2.不做人身攻击。 3.保持主题。 4.辩论时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7.对话要有记录。 8.尽量理解对方。 这些守则简单而实用。遵守这样的对话规则，对话才有效。可惜的是，在网上，就连所谓的网络意见领袖都常常不能用它们来要求自己，更何况一般的网民？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意见领袖”们轻率的人格攻击、粗俗的自我陶醉和炫耀以及一言不合便喷薄而出的狂妄而空洞的威胁恐吓俯拾皆是。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有人从骂阵走向了“约架”，斯文扫地、一地鸡毛。“一地鸡毛”的唯一好处是，这些网络上的意见领袖，现在让大家得以近观，明白人非圣贤，“To err is human，to forgive is divine(失误人皆有之，而宽恕乃超人之举)”。如同网友mostarich所说：“美女也臭脚，所以不要把一切都想象得太美好。”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意见领袖？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曾经给名人微博提出6项建议：⑧ 1.在鉴别消息真伪方面：对不熟悉的领域慎言；重视官方信息源；用常识和理性审视；追求传播过程的动态真实。 2.在转发别人的观点方面：务必注明出处及时间；对信息须多方求证；无法证实的消息请加标注；有错就改。 3.在传播客观真实的信息方面：恪守真实客观的基本原则；尊重信息传播途径的每一个环节；发挥名人与粉丝的互动优势。 4.在发表对事实的评论方面：以责任感为原动力；以事实为依据坚持客观公正；开放性发言，不贸然驳斥他人观点；不涉及攻击性、歧视性言论；避免断章取义。 5.在控制网络发言负面情绪方面：“不欺软，不怕硬”；给自己一点情绪缓冲时间；放低姿态；从冲突中寻找真知；不谩骂、不傲慢；遇到特例也可以采取删帖、拉黑手段；收起好胜心。 6.同时展开自律与他律。 这些建议都是比较技术性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萧强教授对网络活动中的“代表性人物”或者“发言人”则提出了更多的规范性要求： 1.他/她拥有发言的平台，比如博客。 2．他/她的信号(言说)应当是非常基本的，可以形成“身份认同”的言说。不仅仅是就事论事，技术或者技巧层面的论理。 3.他/她的信号(言说)应当不仅仅是修辞的，而是身体力行的。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之付出常人没有付出的“代价”，不管这代价是时间、金钱，还是自由。 4.他/她最好有一技之长，是某种“专家”。现代社会人人都有分工，人们比较信“专家”的话。 5.他/她的私人品行也要经得住不仅是大众的八卦眼光，还包括政敌的攻击。网络时代更是私事容易公开化，所以公信力很容易被其他事情瓦解掉。 除了以上五条，或许还要加上第六条：学会倾听。不去倾听，一味自说自话、自以为是，也会丧失公信力。 如果用这几条去衡量的话，在纷乱复杂的网络活动中，真正的影响力并不容易建立。“发言人”也不是好当的。《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庶几近之。■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 Katz， E. & Lazarsfeld， P. F（1955）.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② Merton， R. K. (195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③④Katz， Elihu (1957). “The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An up-to-date report on an hypothe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1: 61，78. ⑤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引爆点：如何制造流行》，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⑥ 《网络凸显名人话语权 善用“名人意见场”》，《人民日报》2012年7月18日 ⑦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⑧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141840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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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content.oeeee.com/8/01/801272ee79cfde7f/Blog/747/29dafc.html 微博上的意见领袖 胡泳专栏网络胡话 类别:其他新闻 浏览量:525 版次:AA23 版名:个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8-27 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一个突出的变化，即“意见领袖的民主化”。甚至可以说，在网上，凡是持续提供信息和意见的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凡是有志于成为意见领袖的人，只要付出足够努力，就可能在网上成为意见领袖。 从当下中国的现实来看，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言论空间，“意见领袖”不是一个个而是批量产生，特别是在微博上各显其能。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分析，网络名人的批量涌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由政府和官方媒体主导新闻宣传和社会舆论的格局。 微博，作为一种后起的信息传播工具，具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影响到意见领袖的作用。第一是快速化。微博代表着互联网发展的新动向。传统媒体都有一个新闻周期的问题，比如报纸，新闻主要以日计算；比如电视，新闻主要以小时计算；而微博几乎不受新闻周期限制，属于即时网络。在瞬间，信息即可传递出来，传统媒体无法望其项背；同时，信息量的密集程度，传统媒体也无法与之比拟。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其电视研究著作《关于电视》中，曾经提出过“快思手”的概念，批评电视制造了一种“快速思维”。他认为，受收视率影响，也屈服于紧急性的压力，电视培养了一批“快思手”，他们以“固有的思想”进行论证，也正因为平庸普通，所以他们总和接受者轻易就达成了共识。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 在微博上对时政问题发表意见时，为了适应微博的速度，意见领袖被迫成为“快思手”。并且，中国处于矛盾与冲突多发的社会转型期，各种事件如走马灯般应接不暇，因而存在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驱使已负盛名的意见领袖不断对新的事态发展发表看法。由此，在微博的时间限制之内，意见领袖们能否真正深入思考，并说出一些有见地的见解，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考验。 微博的第二个特点是碎片化。以前的媒体传播信息是从中心到边缘，比如说某地发生突发事件，媒体派记者前去采访，然后刊登见报，众人传阅，网络转载，首发的媒体就是这个“中心”。但现在，很多突发事件的现场恰恰可能会有微博用户，他们可以即时传递信息，也许某个此前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人，突然就成为信息的中心，产生瞬间最大影响力。这个人未见得可称之为意见领袖，但他或她的确能在彼时彼地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 在突发性事件中，通常来说，公众还是更信任长期履行信息过滤、引导职能的“领袖”类人物，因为这类意见领袖有踪迹可循，有过往形成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也有可见的专业资格。比如，如果发生了一起重大法律案件，那么，在微博上比较活跃的律师，因其责任感、正义感强，社会地位和专业程度较高，与媒体联系也比较密切，很容易成为该案件当中众望所归的意见领袖。 在事件过程中，意见领袖承担了“解码”的功能。意见领袖不仅仅传递事实，更重要的是，还要对事实加以评论和阐释，这时，微博的碎片化特性会对思维产生很大影响。在微博上传递的信息，来源比较广泛，内容时常杂乱无章，更有甚者，信息的真假也难以分辨，这些对意见领袖的信息加工能力、独到的观察与判断能力以及去伪存真的甄别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可以说，一个不会“解码”的人不可能成为微博上的意见领袖。 微博的第三个特点是直接化。直接化，顾名思义，就是消除了中介。在这里，“消除中介”的意思不是说意见领袖的信息中介作用消失了(“意见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某种“意见经纪人”)，而是说，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具有易接近的特点。换言之，他或她应该是“粉丝”能经常接触到的。这和布尔迪厄谈到的电视上的“快思手”还有所不同。观众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专家侃侃而谈，但在现实中要想和专家发生直接接触则几乎不可能。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媒体的演化，易接近性已不再是问题。微博解除了“不在场”状态下主体间直接互动的诸多限制，使得追随者与意见领袖的“零距离对话”成为可能。 由于微博意见领袖与网民容易形成呼应，他们针对社会热点、公共事件发表言论时，其观点往往影响大批粉丝和舆论走向，甚至改变公共事件在现实中的走向。这极大地增强了意见领袖的号召力。然而，与此同时，随着意见领袖越来越从幕后走向台前，完全暴露于舆论“包围圈”之中，他们也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迎接没有遮挡的挑战。 很多意见领袖对微博的直接化特性认识不足。他们可能由于此前追随者众而保持较高的心理位势，但在传播手段一再被颠覆的情况下，如果自诩为精英者还以传统方式进行形象管理，甚至意图作秀，他们可能会遭遇被先前的追随者从“佛龛”上直接掀翻在地的命运。意见领袖在微博时代不是牢不可破的，有些时候，崇拜者转眼间就可能成为激烈的反对者。 另一方面，由于粉丝的影响，人们又容易将自身群体的代言人神化，以致形成对此一代言人无所不能、永远正确的盲目迷信，甚至用语言暴力去攻击另外一些持不同意见的网民。还有人根据粉丝数量的多少来判断意见领袖的高下，忘记了真理本身与人多势众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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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2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5 9:55:56 阅读量：6141次 两个月前，谁也难以预料，高举毛主义旗帜，唱红打黑的重庆，其核心人物王立军会突然走进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一呆就是24小时。王立军出事之后，在两会重庆团开放日上还信誓旦旦无意辞职，高调坚持唱红打黑，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按总书记指示办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几乎是话音未落就被免去职务。新老书记交班，薄熙来甚至没有到场，留在北京的他，从此销声匿迹，而重庆的各个单位，则纷纷表态支持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那架势，很像当年粉碎四人帮时的表态政治。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只是，重庆这番戏剧性眼花缭乱的变化，让外人很难看得明白。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迄今为止还是黑箱。顶多某些部位，偶尔会露了一丝亮光，连灰箱的程度都达不到。重庆发生了什么，我们大概只能凭猜测。其实，在王立军出事之前，一度声势浩大，甚嚣尘上的重庆，已经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们在开始收敛了。他们开始讲民主与法制了，开始找全国的意见领袖到重庆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学者到重庆开会，尤其热衷于把全国法学的会议拉到重庆来开，甚至宣称要在重庆实行乡镇直选的试点。这个唱红打黑的“红都”，明显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点别的色彩。这个过程，大概从李庄案的第二期审理，重庆方面被迫撤诉之后，就开始了。按道理，能让强项的薄熙来做这样的收缩，应该不仅有来自舆论对于他们运动式的黑打和运动式的唱红的非议，更可能有来自某些比较有权势的势力的压力。 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重庆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薄熙来在权力争夺中，感觉到了自己的某种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庆搞出点名堂，希图上位的结果。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他是在搅局。这样的搅局，对于一个后威权时代的国家，在权威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权威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协商的情况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资格争大位的人互不服气，接班纷争的加剧，有人为了争位而有非常之举，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薄熙来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式，他竖起了毛主义的旗帜，高调宣称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运动整肃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法宝，从整肃官员队伍入手，唱红打黑。同时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扩张政府势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庆的社会治安，同时，也把重庆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 重庆模式一出台，不仅令全国的左派欢欣鼓舞，而且也给中共的当权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选择。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薄熙来这个人，但他们却不能不喜欢重庆模式。中国近十年改革停滞，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下来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官民结构严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跟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矛盾，社会流动停滞，社会保障缺失，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扭结在一起，使得上访成潮，群体性事件每年以成万起的规模增长。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浆糊的方式维稳来应付，导致维稳成本成了天文数字，而且急速增长。如果能有一种办法，不改变政体，不开计划经济的倒车，却可以把事情摆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学重庆，不惟唱红处处，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庆这样运动严打式的打黑，也相当盛行的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开倒车，向左转的趋向，已经相当明显。 但是，毛主义的模式，包括重庆这种复制的毛主义模式，有两个最大的软肋。一是经济上难以为继。市场经济与杀富济贫无论如何都难以协调，重庆不计成本的各种工程，单靠打黑充公的财产，支撑不下来，只能大举借债，或者寅吃卯粮。二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内外的紧张。重庆模式在内部整肃的时候，要找敌人，在外部，也要制造敌人。如果说，重庆模式仅仅在重庆做，对于全国而言，还不过是一条鲫鱼塘里的梭鱼，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国，就成了一条巨大的鲨鱼。相当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党内官员，对毛主义的运动模式，还记忆犹新，薄熙来这种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紧张。重庆模式声势越大，越是全国都在效法，他们就越是紧张。不仅重庆之外的人紧张，重庆内部也一样紧张。就像毛当年搞文革，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紧张一样。 由于有这样两个软肋的存在，重庆模式，命里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经济上被拖垮(这个时间要拖得长一点)，就是内部出问题。我们现在难以猜测，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使得原本气焰嚣张的李庄二期案件的审理，最终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压力使得心高气傲的薄熙来会悄然退却，一直到把自己的第一号心腹爱将从主管要害岗位上换下。我们只能猜测，应该有这样有来头的压力，加上舆论对重庆“黑打”的抨击，波及到了王立军头上，而在薄熙来也难以保住王立军的时候，薄王的关系也就完了。种种关于薄王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传闻，好像不应该是空穴来风。按常理，对于一个副省级的官员，擅自跑到美国领事馆，等于是自毁政治生命。应该说，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绝然的选择。毕竟，薄王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或者说，王立军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问鼎大位的人来说，做什么犯规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当王立军戏剧性地走入美国领事馆之后，应该说，重庆模式就已经以内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产了。就像当年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一样。王立军出事不久，微博上有关重庆的水军悄然消失，网管的删帖也不再积极。说明在这样的“政治问题”面前，此前作为风向标的中央宣传部门对重庆已经撤回了支持。薄熙来的搅局，从此宣告失败。如果换一个人，理应立刻自请辞职。但是，权贵出身的薄熙来，却选择了硬撑，以撑待变。高调宣告他没事，他没错，一切都是按总书记的指示办的。甚至宣称总书记应该到重庆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态之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他实际上并不知道王立军给美国人留下了什么，同时对中央交待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按道理讲，在大换届的中共18大召开前夕，稳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来以为，虽然薄熙来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18大之后。但是，薄熙来这样的强项，这样的高调反击，其中也许还包括传闻中的重庆挺薄大游行，如果没有这种事，我们很难理解在重庆换人之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那番关于保证不发生“政治性社会事件”指的是什么。结果，在18大之前，重庆就换人了，这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动荡风险。 此后，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尽管对他处理，很可能因为他的种种过分的动作，会从温和转为严厉。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陈良宇的下场。但经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没戏可唱了。重庆模式的破产，使得中共高层对于按这种模式解决难局的幻想破灭，中国也就暂时消除了向左转的可能。要想把社会问题摆平，只能另寻出路。从大的方面讲，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改革的头号受益者，这个集团，虽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种派系，但都变成了超级有产者。有产者跟革命家不一样，无论道德如何，但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们的身份和财富，使得他们不可能不坚持开放，选择回到朝鲜去。所以，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压力，逼得他们今后依然要选择继续改革，以期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推行政改。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种种关于国进民退，法制倒退，意识形态左转，舆论言论的严厉监管等等“左的举动”，将会随着重庆模式的破产，走到尽头，改革，最终会触底反弹。改革从哪儿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先难后易，我们无从推测，尽管，这条路还很难走，保守势力依然可能反扑。但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了。再出一个狂人，重试重庆模式，至少障碍会大得多了。
阅读更多OhMyMedia | 南都周刊：重庆形势急遽转换后的1周：王立军痕迹被消除
记者_韩剪溪 实习记者 唐爱琳、徐雨雯、常晔、王皞 综合报道 3月14日深夜，重庆华龙网的新浪官方微博发了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箴言型微博，内容与其新闻门户性质看上去并不太相称：“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这一天，是重庆形势急遽转换的分水岭。 这天中午，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央有关部门正在调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滞留美领馆事件。总理称调查已经取得进展，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对王立军事件必须反思和吸取教训。 这是王立军事件发生近40天来，中央政府常委级以上领导第一次就此事公开发声，意义不可谓不大。 3月15日 在这一天的《重庆日报》上，并看不出半分端倪。 头版头条新闻是在京政协委员乘机返渝；另外一条是重庆出台“提质十条”，着手提高教育质量。这种“名词加数量词”的政策宣讲提法，和此前的“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民主法治十五条”等一样，成为重庆这几年特有的政治语言。 比这条更能说明这里是重庆的新闻是《重庆日报》二版一整版的长篇评论——《让雷锋精神永远与时代同行》。作者是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这篇文章其实是3月11日何在重庆全市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座谈会上的讲话删节版。这篇文章称，要建立健全“一进四动五常态”推进机制，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让雷锋精神在重庆大地永放光芒，努力推动重庆实现新的跨越！ 但细心的人还是能看出蛛丝马迹来。《重庆日报》的版面上，一位名叫“肖竹”的记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而“肖竹”一直以来都是《重庆日报》上所刊载的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相关报道的作者。 知情人透露，“肖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以《重庆日报》某负责人为首的一个四人创作小组，取“小组”谐音，署名为“肖竹”。这种做法类似“文革”后期清华北大两校写作小组的文章，取“两校”谐音署名为“梁效”。有消息称，早在温总理记者招待会之前的全国两会后期，“肖竹”已经就地解散。 南都周刊记者查阅《重庆日报》以往报道，署名“本报记者肖竹”的最后一篇新闻，是3月6日的头版新闻——《薄熙来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讲——促进分配公平，促进共同富裕》。这条新闻的版面位置，被《重庆日报》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的新闻之下。 本届全国人大会议闭幕的新闻则出现在温总理讲话次日的3月15日《重庆日报》上，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名字出现在这条新闻末尾“在主席台上就坐的还有……”的领导人名录里。这也是这一周以来，这位重庆最高领导人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重庆官方媒体上。 这次，报道的重头戏是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重庆日报》一字不差地全文刊发了新华社通稿，占据了头版的下半部分和二版整版。 另一个关注点是重庆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发布的2011年重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这个公报，重庆已跻身万亿俱乐部。重庆市统计局长蓝庆华解读说，2011这一年是“重庆践行科学发展实效显著的一年”。 这一天真实的重庆释放的信息，却比纸面上的重庆要丰富得多。 这一天上午10点25分，一名叫“狼媚媚”的重庆平面设计师，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对另外一位叫“王大头哥”的朋友发出情不自禁的感叹：重庆卫视可以播广告了哦，娃儿奶粉钱有着落了！ 五分钟后，这位妻子是重庆广电职工的“王大头哥”回应了一条言简意赅的微博，这条微博由六个字加一个惊叹号构成：“太他妈解恨了！” 新华社发布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消息是3月15日10点55分，“狼媚媚”这条兴高彩烈的微博，比之还要早了半个小时。实际上，从头天晚上到这天上午正式消息发布前，各种大多在事后被证实的传言，早就在网络上下不胫而走。 这天上午11时20分，刚开完人大会议的重庆代表团乘机回到了重庆。《重庆日报》描述，全国人大代表刘光磊、程贻举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代表们高兴地说：“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开得十分成功。”全国人大代表杨庆育说，他从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了重庆发展的机遇和方向。 这天，重庆全市领导干部大会正在渝州宾馆进行。市长黄奇帆主持了这次会议，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中组部、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到场。气氛严肃的会场上，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免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何挺同志为重庆市副市长人选，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何挺、王立军的职务任免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会上，含市直各部门、各区县负责人在内的全重庆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见到了一夜之间从北京空降到主席台上的新书记。除了这次来渝宣布任免决定的团队成员异乎寻常的高规格外，有人还注意到前重庆市长王鸿举也坐在主席台下。在几天前的两会上，进入重庆代表团驻地采访的某媒体记者看到王的房门敞开，这位2009年已经转任职全国人大某专门委员会的前市长哈哈大笑婉拒了采访，称自己“这几年是住在桃花源里”。 重庆广电主持人史小恩观看了当晚的重庆卫视新闻联播。在次日的微博中，史称，“昨天联播收视爆棚，头条干部大会是重点。大家若有所思，表情耐人寻味。有如释重负者、有重新站队者。” 这天晚上11点03分，“狼媚媚”发了当晚最后一条微博。这条用重庆话写就的微博，对当日的山城做了充溢着浓郁火锅味道的白描： “今日重庆全市上下群情激动，街头巷尾泡子翻翻。qq群里转载各种前世今生；办公室里欢乐加菜；火锅馆里，一边烫起鲜毛肚，一边日白：王立军这回是吐了……；就连楼下打死人子麻将的，都一边搓一边说：晓不晓得嘛，薄熙来今天也走了！” “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定心丸” 按照惯例，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后的中央精神传达过程分批进行。 重庆市政府和市人大、市政协等部门是第一批。3月16日，黄奇帆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3次市长办公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并衷心拥护中央关于调整市委主要领导和对王立军事件处理的决定，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黄市长“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提法基础上，其他部门稍有发挥。重庆市人大主任陈存根的说法是“与中央保持完全一致”；重庆市政协主席邢元敏的口径是“把思想和行动都统一到中央的决定上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则提出了一个叫“六同”的新鲜提法，表示要坚决与以张德江同志为班长的中共重庆市委“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 第二批是重庆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市纪委、市政法委和两江新区这三部两委一区。3月15、16日这两天，这六家要害单位也分别召开会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第三批由重庆市委专职副书记张轩和常务副市长马正其，按照常委分工分别部署进行；第四批是法检两家司法系统。最后一批是其他单位和各区县。按照《重庆日报》的说法，“连日来，我市各单位各部门召开党员领导干部大会或干部职工大会，学习、传达、贯彻全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 除官方声音之外，民间以及网络动态也不间断地出现在当地媒体上。 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召开之后的3月17日，《重庆日报》称“广大市民坚决拥护中央决定，衷心欢迎张德江同志来渝工作”，报道引述一位市民的说法：“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定心丸。”这句话一时之间成为网络金句。 次日的《重庆日报》又指，“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已成关于重庆形势的网评焦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不”，最早出自胡总书记报告，并为新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在就职大会上引用。3月19日的《重庆日报》再以市民网友热议的形式，称“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提出的‘五个坚持’，让大家看到重庆发展的新希望。” 在这方面，做得最极致的是重庆另外一家都市类报纸。 3月17日的《重庆时报》在头版以整版粗体字大标题的方式，直接刊登了重庆市各部门和市民学习中央决定的消息。在这个无正文无广告的罕见头版上，黄奇帆顶头，人大政协紧随其后，其他部门继之，“定心丸”压轴。版式奇异，相当醒目，成为继“定心丸”之后，重庆事件中极具传播力的另一个传播热点。 “严防社会政治事件发生” 早在重庆事件出现前后，已有多家颇具个性的网站表示，鉴于当前严峻复杂的形势，将暂停开放。这种和“休假式治疗”颇为类似的“调整式关门”，被外界赋予了多重解读意味。 更引人遐思的是，重庆事件后，几个网络上下的著名“意见领袖”，突然称被迫挥泪删去微博，并表示将主动禁言。此外，更有种种空穴来风的重庆传言。 3·15之后的重庆，对这种气氛相当重视。 在3月16日的市长办公会议上，黄奇帆强调，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安全工作，确保社会政治稳定。要认真反思工作中的问题，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严防社会政治事件发生。 在部署外事工作时，市委副书记张轩要求严格执行中央有关外事政策规定，做好出访审批工作，当前要密切关注各类动向，引导各方面正确看待重庆的发展。 在政法口，为防患于未然，重庆市政法委下发了《关于贯彻全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 切实做好当前政法和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的通知》。 3月17日下午，到渝中区调研政法维稳工作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指出，要全力维护重庆市的社会政治大局稳定，继续加强社会面的稳控工作，加强对社会面巡逻控制，不允许有丝毫思想松懈，坚决防止治安形势反弹。 “加强社会面稳控工作”，和“严防社会政治事件发生”、“休假式治疗”一样，都属于比较罕见的拗口提法。 耐人寻味的是，刘光磊还强调“要认真反思我们的工作，对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要坚持和发扬；对一些违背事实的做法，要坚决摒弃。”虽然刘并没明确指出过去哪些做法是要坚决摒弃的，但这个提法，很容易让人想起他的继任——前重庆市公安局长、“休假式治疗”的主角王立军。 3月19日的全市电视电话会议上，黄奇帆再次强调，要时刻绷紧稳定这根弦，确保不出任何乱子，让中央放心，让全市人民满意。 截至3月20日，传言中的“社会政治事件”并没有出现。倒是早在3月15日起，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就已贴出告示，称“近段时间，周边居民多次向我处投诉，反映人民广场白天唱歌以及夜间群众舞会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表示要对人民广场影响周边居民的行为加强管理。 这意味着在重庆政治中心延续了好几年的红歌会，可能将再次进入历史。 与此同时，某些松动迹象也在意想不到地到来。曾经数次到重庆采访的某媒体男记者，意外地发现现在酒店门缝里不时有塞进来的卡片式卖春广告。而另一位常到重庆的成都媒体人则表示，这种现象其实以前也有。 但3·15之后的重庆，显然并不愿意外界把所有的焦点都对准人事变动与治安维稳。 3月16日这一天，开完市长办公会的黄奇帆还忙里偷闲会见了美国布什家族基金会主席尼尔·布什一行；3月19日，黄又会见了日本中小企业厅长官铃木正德一行。这些敏感时期里依然没有间断的外事活动，表明这座在过去几年间以“唱红打黑”名动一时的城市，依然在举起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旗号。 一个例证是，3月19日的《重庆日报》头版报道，重庆在今年前两月利用外资超十亿美元。 “保持和党中央的高度统一首先是转变速度上的统一” 重庆市公安局应该是过去三年中，重庆市政府辖下风头最健的单位。 但吊诡的是，梳理3·15之后的《重庆日报》报道，鲜见有重庆市公安局的动态。 从3月16日起，在重庆市公安局公众信息网上检索“王立军”，检索目录仍在，但2011年5月27日一篇《王立军满票获任重庆市副市长》的报道已从目录中消失。目录中仍然存在的报道，所有链接也都显示为“无法找到该页，您正在搜索的页面可能已经删除、更名或暂时不可用”。 据知情人士透露，从3月17日开始，重庆公安内部网页上王立军的个人报道已不可见。涉及王立军字眼的综合性新闻也逐日减少，日前已难得一见。 在重庆市公安局大院，王立军的照片也被陆续取下。王立军担任重庆市公安局长期间，曾在市局大院里立起两面气势磅礴的毛泽东诗词墙，墙上各有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日前，这两只鹰已经不知去向。同时，在近期缺席市局重要活动的，还有部分从东北调任的高级警官。 另外，位于南岸茶园的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也表现出了较强的应变能力。经侦总队院内，刻写着王立军题词的“剑”、“盾”两字的石雕已被铲掉。经侦总队大楼内，前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镇得住坏人、帮得了百姓、管得住自己”和前任局长王立军的“点点滴滴百姓利益，举手之间人命关天 ”的语录，也在第一时间被取下。 最新的情况是，曾经风光无限的重庆市局内重庆打黑资料和实物展览，也已一夜之间全部撤除。 3月15日，重庆交巡警新浪官方微博甚至转发了《重庆晨报》摘引温家宝“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的微博，并称：向总理致敬！把人民放在心中，将身心置之国事，才能称之为公仆！时刻别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要关爱自己的家人。 与此同时，正在试图起诉重庆市公安局的北京律师马晓军却一直在发愁。马是北京律师李庄的助手，也是李庄案的证人之一，曾被“监视居住”在重庆若干天。这份行政起诉状的被告法定代表人一栏始终空着。因为自2月2日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去职后，这个职位一直空缺。2月中旬，原江津区委书记关海祥调任市局党委书记，但局长职位仍然空置。 按照3·15人事变动的决定，青海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何挺将接任王立军的副市长位置。何挺198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刑侦系，后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既属名牌大学出身的高级警官，也是资历深厚的技术型官员，赴青海前曾在公安部刑侦局任职24年之久，历任反恐怖局和刑侦局长多年。日前，重庆市局正在装修部分办公室。观察人士指出，何挺到任后有可能以副市长身份兼任市局局长。 如此，困扰马晓军的问题，相信不久即会迎刃而解。 重庆唱红打黑大潮中，如果说重庆市公安局是打黑的主角，过去几年来以不播任何商业广告著称的重庆卫视就是唱红的明星。 3月15日下午4点8分，重庆卫视《重庆新闻联播》主播丁军在微博上预告“敬请收看18:30分重庆卫视播出的《重庆新闻联播》”。在这句话后面，丁军兴奋地加了三个感叹号。同为重庆广电主持人的白羽则在跟帖中预测，“今日节目收视将创历史新高”。 当晚新闻联播节目结束后的一条白酒广告，迅速引起热议，并被推为新浪微博上的头条新闻。 3月17日，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天天630》节目主持人杨全在其微博上，转发了一条题为“重庆卫视复播商业广告，称暂无广告招商计划”的头条新闻。这位兴奋的主持人称“保持和党中央的高度统一首先是转变速度上的统一！偶们是热切期待的！”杨的同事、重庆卫视《财经时间》记者“冲动的蝎子”(新浪微博认证用户)则在后面跟帖称：胆子放大点，步子迈快点。 知情人士称，3月19日下午重庆广电集团已经在研究卫视改版。但广电集团在内部要求，大家要讲纪律，不能在网上发布任何消息。 最新的消息是，重庆卫视现在各个节目都在忙着换片头。 该变化的还不只是重庆卫视。按照既定的日程，这座城市将于5月份召开第四次党代会，届时将选出权力核心阶层中新的领导班子成员。 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在这座雾都发生着。 3月20日，清晨7点30分。华龙网的新浪微博账户，又开始问候早起的人们。这条题为“早安重庆”的箴言型微博如此写道： “……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早安，各位。”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都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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