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2012年03月24日 09:10:03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张鸣 两个月前，谁也难以预料，高举毛主义旗帜，唱红打黑的重庆，其核心人物王立军会突然走进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一呆就是 24 小时。王立军出事之后，在两会重庆团开放日上还信誓旦旦无意辞职，高调坚持唱红打黑，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按总书记指示办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几乎是话音未落就被免去职务。新老书记交班，薄熙来甚至没有到场，留在北京的他，从此销声匿迹，而重庆的各个单位，则纷纷表态支持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那架势，很像当年粉碎四人帮时的表态政治。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只是，重庆这番戏剧性眼花缭乱的变化，让外人很难看得明白。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迄今为止还是黑箱。顶多某些部位，偶尔会露了一丝亮光，连灰箱的程度都达不到。重庆发生了什么，我们大概只能凭猜测。其实，在王立军出事之前，一度声势浩大，甚嚣尘上的重庆，已经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们在开始收敛了。他们开始讲民主与法制了，开始找全国的意见领袖到重庆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学者到重庆开会，尤其热衷于把全国法学的会议拉到重庆来开，甚至宣称要在重庆实行乡镇直选的试点。这个唱红打黑的“红都”，明显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点别的色彩。这个过程，大概从李庄案的第二期审理，重庆方面被迫撤诉之后，就开始了。按道理，能让强项的薄熙来做这样的收缩，应该不仅有来自舆论对于他们运动式的黑打和运动式的唱红的非议，更可能有来自某些比较有权势的势力的压力。 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重庆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薄熙来在权力争夺中，感觉到了自己的某种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庆搞出点名堂，希图上位的结果。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他是在搅局。这样的搅局，对于一个后威权时代的国家，在权威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权威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协商的情况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资格争大位的人互不服气，接班纷争的加剧，有人为了争位而有非常之举，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薄熙来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式，他竖起了毛主义的旗帜，高调宣称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运动整肃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法宝，从整肃官员队伍入手，唱红打黑。同时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扩张政府势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庆的社会治安，同时，也把重庆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 重庆模式一出台，不仅令全国的左派欢欣鼓舞，而且也给中共的当权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选择。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薄熙来这个人，但他们却不能不喜欢重庆模式。中国近十年改革停滞，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下来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官民结构严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跟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矛盾，社会流动停滞，社会保障缺失，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扭结在一起，使得上访成潮，群体性事件每年以成万起的规模增长。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浆糊的方式维稳来应付，导致维稳成本成了天文数字，而且急速增长。如果能有一种办法，不改变政体，不开计划经济的倒车，却可以把事情摆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学重庆，不惟唱红处处，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庆这样运动严打式的打黑，也相当盛行的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开倒车，向左转的趋向，已经相当明显。 但是，毛主义的模式，包括重庆这种复制的毛主义模式，有两个最大的软肋。一是经济上难以为继。市场经济与杀富济贫无论如何都难以协调，重庆不计成本的各种工程，单靠打黑充公的财产，支撑不下来，只能大举借债，或者寅吃卯粮。二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内外的紧张。重庆模式在内部整肃的时候，要找敌人，在外部，也要制造敌人。如果说，重庆模式仅仅在重庆做，对于全国而言，还不过是一条鲫鱼塘里的梭鱼，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国，就成了一条巨大的鲨鱼。相当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党内官员，对毛主义的运动模式，还记忆犹新，薄熙来这种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紧张。重庆模式声势越大，越是全国都在效法，他们就越是紧张。不仅重庆之外的人紧张，重庆内部也一样紧张。就像毛当年搞文革，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紧张一样。 由于有这样两个软肋的存在，重庆模式，命里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经济上被拖垮（这个时间要拖得长一点），就是内部出问题。我们现在难以猜测，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使得原本气焰嚣张的李庄二期案件的审理，最终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压力使得心高气傲的薄熙来会悄然退却，一直到把自己的第一号心腹爱将从主管要害岗位上换下。我们只能猜测，应该有这样有来头的压力，加上舆论对重庆“黑打”的抨击，波及到了王立军头上，而在薄熙来也难以保住王立军的时候，薄王的关系也就完了。种种关于薄王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传闻，好像不应该是空穴来风。按常理，对于一个副省级的官员，擅自跑到美国领事馆，等于是自毁政治生命。应该说，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绝然的选择。毕竟，薄王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或者说，王立军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问鼎大位的人来说，做什么犯规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当王立军戏剧性地走入美国领事馆之后，应该说，重庆模式就已经以内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产了。就像当年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一样。王立军出事不久，微博上有关重庆的水军悄然消失，网管的删帖也不再积极。说明在这样的“政治问题”面前，此前作为风向标的中央宣传部门对重庆已经撤回了支持。薄熙来的搅局，从此宣告失败。如果换一个人，理应立刻自请辞职。但是，权贵出身的薄熙来，却选择了硬撑，以撑待变。高调宣告他没事，他没错，一切都是按总书记的指示办的。甚至宣称总书记应该到重庆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态之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他实际上并不知道王立军给美国人留下了什么，同时对中央交待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按道理讲，在大换届的中共 18 大召开前夕，稳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来以为，虽然薄熙来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 18 大之后。但是，薄熙来这样的强项，这样的高调反击，其中也许还包括传闻中的重庆挺薄大游行，如果没有这种事，我们很难理解在重庆换人之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那番关于保证不发生“政治性社会事件”指的是什么。结果，在 18 大之前，重庆就换人了，这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动荡风险。 此后，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尽管对他处理，很可能因为他的种种过分的动作，会从温和转为严厉。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陈良宇的下场。但经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没戏可唱了。重庆模式的破产，使得中共高层对于按这种模式解决难局的幻想破灭，中国也就暂时消除了向左转的可能。要想把社会问题摆平，只能另寻出路。从大的方面讲，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改革的头号受益者，这个集团，虽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种派系，但都变成了超级有产者。有产者跟革命家不一样，无论道德如何，但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们的身份和财富，使得他们不可能不坚持开放，选择回到朝鲜去。所以，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压力，逼得他们今后依然要选择继续改革，以期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推行政改。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种种关于国进民退，法制倒退，意识形态左转，舆论言论的严厉监管等等“左的举动”，将会随着重庆模式的破产，走到尽头，改革，最终会触底反弹。改革从哪儿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先难后易，我们无从推测，尽管，这条路还很难走，保守势力依然可能反扑。但自从 1840 年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了。再出一个狂人，重试重庆模式，至少障碍会大得多了。

只有在不自由的体验与对自由的历史经验的对比中，自由作为心理需求方才凸显出来。而在这一状态下，与其说不自由者有对自由的渴望，不如说，他们在害怕不自由，他们意欲摆脱不自由的困境。他们也和那个可能有妄想症强迫症的我一样，患有对特定对象的不自由恐惧症。     不自由恐惧症   文/魏皮囊（暨南大学）     我从来都不喜欢高中。 对于部分大学生，大学生活的重要主题之一即是怀念高中，好像一个光阴虚掷历尽沧桑颓废萎靡的烂醉鬼在濒死一刻追忆似水流年，怀念高中——以老酒鬼对懵懂儿子的临终嘱咐口吻——狭窄单纯的交际、整齐规划三点一线的日常、用翻阅不尽的参考书打印纸课件PPT堆砌而成好像垃圾焚化炉一样烈焰激昂的学习生活，以及课余偷摸到球场上玩乐一番好像偷情男女，或者干脆就是男男女女到暗地角落里拥吻偷情……上述云云，他们称之为充实，充实的人生，好像塞满一嘴菜肉混杂不辨其味的充实。 我始终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对高中的欣羡之情，好像革命时期人对乌托邦，甚至愿意死掉投胎重来，如果可以的话。对我而言，高中纵有种种青春荷尔蒙纠结汇聚的强烈体液气味也掩盖不了它形同监狱的事实。尤其住宿制的高中，每天像困难时期限定供应的粮食衣物一样供给的有限时间——我指自由时间，除此之外只有无尽的发条上紧的在课室寝室食堂间的匆忙奔走，以及与课本教辅纸料堆一同膨胀溢满的在课室里自蹇的燥郁时间，不能上网不能走动不能闲聊胡侃，甚至不能读课外书——至少我们那是不能。在住宿制校区呆了一个学期，我得了慢性胃炎，得了过敏症，还得了恐惧症，对高中住宿生活的恐惧症，迟至今时大学，我偶尔还会在梦境里迁回高中校区，然后就开始到处流蹿徘徊不知如何逃脱此修罗殿场的狗血情节——要知道当初我也是颇费了些功夫才转校成功逃离的。 我管这叫不自由恐惧症，对不自由以及造成不自由的一切事态、环境、时光之恐惧。估计有人觉得我这应该叫妄想症强迫症。别急，这不是传染病，不用这么着急框意定性打入隔离区。我只能说这是由于每个人心中自由的尺度都不尽相同，好像每个女优接拍的AV尺度也不同。而对于我，仅对于我个人言，高中并不值得这般矫情的怀念与羡艳，因为它不自由。因而对大学也不必太过贬损讽抑，毕竟它怎么都要比高中，自由。 前段时间网络沸扬如滚汤的革命改革之讨论里，韩寒谈到了一个关于自由的议题。韩意见领袖认为，国人渴望之自由无非逾规越矩之自由类似随地吐痰大小便，或者让我等草民深恶痛绝之走关系胡作非为。故而韩领袖抽出一个素质的疑局，试图把民斗公知美分们绕进去，承认改良优于个人革命只因符合中国实际。在韩的逻辑里，公民对自由之渴望及运用自由之能力，是公民素质的一个侧面，一个决定性侧面。而中国实际是，公民对自由之渴望程度不一，对自由之控制运用能力亦不一，在参差不齐之条件上硬欲以革命破坏并重建国家机器，恐怕会如在碎地上筑房，势必地基不牢，容易引起更大动荡。因而韩认为在现有国家机器上缓进改筑才是稳妥过度渐进满足各方对自由之需要的正确途径。 韩认为现有之国人对自由的渴望不足以支撑革命。他再次抓起了一个大比例人口，按其说法叫“穷人”，并认为穷人对面包的渴望甚于自由。穷人能否整合为一个意见群体且勿论，必须先明确一点：何谓对自由的渴望？或者说，当我们渴望自由时我们在渴望什么？听起来是个宽广无羁适合于咖啡厅靠窗雅座两杯清咖面对面漫谈的小资文艺话题。自由？自由是素年锦时。自由是沿铁轨白裙子布挎包流浪的孤寂与空旷心情。自由是娴静依偎在他怀里小甜蜜的岁月静好。你在说自由？噢不，自由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堆碎乱绵絮状的唬烂玩意了。《人权宣言》讲，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事情。其余解释繁复不一，但大体都不离得太远。而照此理解，自由应当是一种权利类的事物，即进行某种有限行为的权利。定义的问题解决了，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一个人如何能感觉到自由？ 正如上文所讲，每个人的自由尺度是不一的。假设你每天都有正常睡眠，睡眠也是你的一种自由，但你有对这种自由的体验吗？亦即躺进被窝或发春梦的那一刻，你有觉得啊特别自由自由到爆了吗？没有，严谨讲对于大部分人没有。因为作为你习以为常的自由，你根本察觉不到。除非你有一天失去这种自由了，比如被隔壁孩童吵到了被异地女友夜煲电话拖到了被失眠症困住了，当你终于摆脱这一切而入眠的一刻，你再试着描述你的感觉。我想自由作为一种心理你应该可以体验得到了。对，这只是作为心理的自由，但我只想讲作为心理的自由。毕竟，作为学术概念高深苦燥只在论辩与论文陈述中出现的自由，你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有意义吗？ 大多数情况下，自由是作为理论自由和前经验里无知无觉得一种状态而存在的。这样的自由固然存在，但并不为多数主体获知。公众真正能触碰到的，是作为心理的自由，是在对束缚与剥削的反制中出现的自由，亦即，作为不自由的镜面反射而存在的自由。只有在不自由的体验与对自由的历史经验的对比中，自由作为心理需求方才凸显出来。而在这一状态下，与其说不自由者有对自由的渴望，不如说，他们在害怕不自由，他们意欲摆脱不自由的困境。他们也和那个可能有妄想症强迫症的我一样，患有对特定对象的不自由恐惧症。 韩在其文章中，试图把对自由的需求分类计量化来瓦解民斗们臆想中的革命者阵营。在韩的描述里，中国人有的要自由，有的要面包；有的要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有的只要乱来的自由性自由。简单粗暴的革命没法一概满足之。其实，国人的需求何止如何，金钱权力美女哪一个不是我等心中所求？但这些有与改革革命有何实际关联？可能有人指斥我混淆概念——我们谈的是最迫切的需求。穷人的迫切需求是面包不假，但政治言论自由，难道也是知识精英的迫切所需？未必，至少大部分知识精英正安然卧躺在国家豢养机制的安乐椅上自得其乐呢，什么自由什么变革，不过是他们茶余饭后消闲遣情的呻吟词句吧。可见，变革与满足需求绝不可划等号，韩把需求但蓄力值计算数值不到就不能开启必杀技的运算方法并不成立。而韩的根本错误在于把人们对变革的盼望当成某种特定需求的变体。我要面包，政府不让，我要变革政府。因而韩寒认为“我要面包”是变革思想产生的物质的根源。而他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四字——政府不让。正是政府让我产生了无有面包的恐惧，我才不得不扯起布条抗起锄头，去抗议或者干脆反了他娘的。 事实上，对不自由乃至不得活的恐惧比之对自由与生存渴望，更逼迫和催促着人们起来捍卫与争取。自古以来农民战争都是在触及农民生存之底线时爆发的，而辛亥革命更是在一片逮捕传言风声鹤唳中以恐惧之洪流溃坝而出的形式发动的。对更大自由之欲望固然可以推动某些个体带头反抗，但大面积抗争的出现终要依靠掌权者加压触发之被动技能式的对不自由及其它的恐惧症。 中国现今积蓄的恐惧达到革命之临界值了吗？我不清楚。孙中山知道武昌新军已经达到首义的爆发点了吗？估计也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也不会把运动中心放在长江下游和粤地区。但可以肯定，社会各阶层的恐惧值是不一的。正如韩所言，中国存在一个以政府豢养之公务员群体为轴心向外扩散比重极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的恐惧料想应该并不强烈。但也不能看成零。毕竟在一个民主法制有缺陷而结构不稳的社会，任何利益本身都不牢靠，害怕利益建筑垮塌的忧惧是永远存在的。当然，作为情绪的恐惧永远比渴望一类的要隐性和抑郁得多，除非深入彻底之考察调研，否则绝不可在纸上三言两语判定一个社会学量值。而我也并不妄想用纸上演绎来推定中国之前途命运。而更关键的，在“制与反制”的博弈语境下，我们作为群众实际并不掌握触发改革或革命的主动权。我们是恐惧症患者，而施予恐惧的却是政府。这意味着，真正操纵着“改革”和“革命”中间摇杆的人，其实是政府。 正如张鸣在《摇晃的中国》中所述，清政府的立宪之举曾在国内博得一片喝彩，一度让革命党人市场丧失前途灰暗。只可惜清政府在渐进立宪中诚意不足，仍不忘借机集权于中央与满族亲贵，直至抛出失尽人心之皇族内阁，标志着原本前景广阔之清末新政的最终夭亡。在改良到革命的这一巨大转变里，穿插着清政府与中国民众间时进时退如双人舞般漫长的试探、进逼、忍让、回击。也正是清政府的一步不慎，才逼迫中国民众在不堪重负的专制恐惧症下抛弃改良投向革命。至少在中国，革命改革就是社会机理应对政府专制刺激不同程度的反应，刺激愈强，反应愈烈。历史如是，现在亦复如是。依照社会大众的主观来讨论革命与改革之选择其实毫无意义。 无论革命与改革，其本意都可以统一于一点——变革，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对国家机器的改造，只不过革命与改革的执行主体与手段强度略有差异。革命的主体在于人民，而改革往往自上而下发端于政府及统治者。但不可由此断定，革命专属人民，改革专属政府。正如国人津津乐道之台湾蒋经国的改革，将台湾之民主转轨的功绩系于蒋氏一人，惘顾蒋氏一纸公文之前台湾民众经历了如何坎坷残酷之民主斗争。诚如上文所言，无论革命与改革，皆是一场政府与民众绞缠在历史进程里的一场巨大博弈，皆是双向的互动的。两者故有其特殊性，但其追逐的目的却始终一致，改革派与革命派在争论之余其实已经默认了同一前提，即变革，即承认当今社会正需要且正在变革当中。而忽略变革之本质而执著于其数量差异，恐怕并不能对变革之进程有多少促进。 我是否在暗示某种干你何事别瞎掺和的政治犬儒呢？非也。实际上，耽溺于改革与革命的辩析仿佛中世纪经院神学纠结于天使有无鸟毛的论辩而不问世事，更像是某种政治犬儒的变体。理论令变革思想玄虚化而渐渐脱离实际变成知识分子四人一桌的麻将标语，结果不过是在拖后变革的实践，甚至让变革沦为知识精英们坐困书斋自娱自慰的学术游戏。转不出改革革命革命改革颠倒变幻的理论迷宫，变革本身都难以成局，暹论改革与革命之选择？ 既然变革在于政府与民众间的互动，那末在这场巨大双人舞剧里，我们应当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最实用主义之心态，着眼于权利可见可触实在的争取，并尽己之力敦促政府改革，根据政府之具体态度与措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且不排除诉诸革命的可能。我们或可怀有理想，但绝不抱乌托邦式的政治空想，更不妄想一蹴而就的政权洗牌与国家机器重组。历史稳固至今的民主政府，皆是实用而功利的政府。也只有这样的政府才专注于公民之实际福祉，而不耽迷于政治海妖的歌喉，常常不顾旁人死活的发疯撒癔症，严重有甚于我这种深度妄想强迫症患者。 诚然，借助需求或恐惧这类感性词汇来建构一篇社会分析文章，总避免不了蒙昧偏颇之失。只不过我更倾向于把自由作一种人之本性来理解，自由之于天性则仿佛吃喝拉撒性交等需求，应致力争取与捍卫；不自由之于天性则仿佛猪禽怕阉一样的恐惧，应极力提防与避免。而我也希望人们珍惜现有之自由，珍惜自由之空间及自由行动与自由选择的权力，即使现在的人更习惯于奴役好像热衷于某种SM性质的游戏，对自由失去念想甚至转变成惧怕，宁可在统治者的皮鞭蜡烛施虐下充实且享受的苟活。自由固然根植于本性深处，但无人敢断言，它是否也有冺灭丧失的一天？ 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又复何去从焉？   （采编：黄理罡；责编：黄理罡）     您可能也喜欢： ＜摇光＞自由的代价：走向虚无 言论自由与“小报告” ＜天璇＞自由感 劝君慎谈“自由平等” 自由华夏，铁骨灵岩——悼念林昭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