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作者：许志永 | 评论(1) | 标签:所见所闻

共产主义

1921年夏天，一批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仿效苏联在中国成立了共产党。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眼里，共产主义是一个梦想的天堂，通过共产主义，就能够解决中国众多的社会问题，就能够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幸福的国家，就能够使中国一举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就能够一举摆脱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后进国家的屈辱。然而，他们恐怕没有想到，在中国两千年专制主义土壤上建造共产主义天堂是多么不切实际。

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位的一种理想，它追求的正义观根植于人类现实世界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同属于人类的人与人之间生存状况的巨大差异。有了不平等，也就有了社会主义的梦想。从斯巴达立法者重新分配土地消除不平等的努力，到中国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摩莱里“新社会结构的计划”无不闪现出社会主义生生不息的活力。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挫折，都没有能让这种梦想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消失，因为人类社会的现实永远是不平等的，也不可能绝对平等，只要有不平等在，就会有这种渴望。

这种渴望在人类社会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也是人类社会大发展时期又一次大规模爆发——“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了。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叫做“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产业革命带来了经济飞速发展，但经济成果的分享却很不平等。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也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政治民主的理论已经非常盛行，从理论上讲，政府的决策应当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与民众之间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民众以纳税来换取政府有组织的公共服务。

但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政治民主制度远不成熟，专制时不时变换旗帜出来作怪；市场交易缺少完善的法律保障。资本主义在快速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当贫富差距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超过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时，对结果平等的呼呼就成了社会中强大的声音。

马克思恩格斯们看到工人很辛苦，看到一些资本家拼命榨取工人的血汗，看到资本扩张过程中给一些落后地区带来的灾难，看到了自由竞争在某些方面对社会道德底线的破坏。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一种途径是民主改良，另一种途径是暴力革命，马克思倾向于后者，他的天性是看到19世纪社会让人绝望的一面，他没有耐心等待议会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慢慢解决，没有耐心等待道德与法治的完善，至少在年轻的时候他看不到那个社会制度所孕育的希望。

作为理想主义者，马克思们开始设计一种新的制度。他们梦想着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制度能够在政治上结束压迫，实现人与人的真正的平等，在经济上能够克服市场竞争带来的浪费、混乱和危机。这种制度的最终目标是建设共产主义——那是人间天堂，劳动成为一种需要和乐趣，社会按每个人的需要分配财富。

他们还设想了实现这种社会的途径——阶级斗争。他们认为当时的社会存在着两个截然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问题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专政。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财产公有，按计划生产，“人民”是统治者。也许这样，资本主义的问题就解决了。

对于中国二十世纪的一些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种新社会的诱惑是强大的。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科学”的主义，在俄罗斯的实践以及后来席卷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呈现出来的却是一场巨大噩梦。在俄罗斯，在中国，在柬埔寨，在北朝鲜，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摧残了经济也摧残了道德良心。

也许，遥远的未来计划经济、公有制都可能重新成为人类经济制度的主流，但至少在二十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悲剧性的，二十世纪的经验表明，极端的公有制往往成为极端的不公正的私有制。名义上上人民的，实际上是一小撮人靠专政暴力垄断了整个国家的资源，而其他的绝大多数国民，只要不投靠于这个垄断集团，就只能是被统治者，遭受剥削和奴役。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他们年轻的时候在狂热中希望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但他们一生的劳动换来的依然是贫困和破产。在这样的制度下，不是工人剥夺农民的问题，也不是城市剥夺乡村的问题，而是一个暴力统治集团剥夺其他所有国民。

当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夹杂着阶级仇恨的乌托邦理论嫁接到了皇权专制的文化土壤中，中国二十世纪的悲剧已经注定了。

民国时代社会的急剧变革注定是肤浅的——自由与繁荣的希望之在少数几个沿海城市，广大农村依然落后，专制主义文化根深蒂固。在这些广大的落后地区，中国农民对于政权的正统观念仍然是皇帝轮流坐，对于不择手段的政治阴谋权术有着高度的认同。中国的农民革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不会产生一个现代化的政权，只是定期释放极权专制形成的社会压力。

中国共产党开始试图和国民党合作，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陈独秀们耐心等待资产阶级革命。但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理念不久就发生了激烈冲突，国民党开始武力排斥共产党，从此激进派占了上风，一些列武装暴动开始了。

光荣与梦想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向卢沟桥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吉星文团奋起抵抗，“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决战时刻到来了。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中国已经一忍再忍，而今到了民族危亡关头，只有奋起抵抗。中国共产党接受统一战线，把自己率领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举国上下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8月13日，出于战略考虑，国民政府决心开辟松沪战场，主动对据守上海的日军发动进攻。日军反扑，上海地区展开了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国民政府先后调集70多万的兵力参战，歼灭日军6万多人，有力地迟延了日军占领中国的战略计划。

松沪抗战开始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正确认识到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以及中国必需的持久战略，基本策略就是步步阻击，以空间换时间。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军队在忻口，在太原，在南京，在台儿庄，在武汉，在长沙，在衡阳，在各个战场奋起抵抗，使日军前进的每一步都遭受沉重打击。

八路军和新四军将士们也投入抗日战场。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协助国民政府其他军队在平型关抗击日军。1940年，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歼灭日伪军数万人。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爱国将士淤血疆场，青年学子奋起救亡，妇女联合会为那些流离失所的儿童送来温暖，各个团体党派都发出同一种声音——为了祖国，抵抗侵略。这个古老的民族，这个在近百年时间里倍受欺凌的民族终于发出了震天怒吼。

在八年时间里，在抗日救国伟大精神感召下，中华民族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37年8月，国民政府陆军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率八百官兵坚守闸北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在四行仓库被日军包围成为一个孤岛的情况下，八百壮士誓死不投降，坚守一个多月，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直到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退到租界。

1937年10月，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军的夹攻之下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藤县保卫战中，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在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在历时半个多月的战斗中，各路部队齐心协力，在台儿庄地区歼灭敌人一万多人。

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面对日军大部队对集团军总部的疯狂进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亲率仅剩2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苦苦支撑，张自忠将军及属下壮烈殉国。

1943年11月，在常德保卫战中，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中国余万程师与敌军死战十多天，在援军的帮助下最终获胜。这场战斗中，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1944年夏天，日军分兵三路第四次进犯长沙时，衡阳城里国民政府守军一万余人，在援军不能接济，缺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血战四十八天，直至几乎伤亡殆尽。

1944年春，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他们以一个班一个班为单位向敌军碉堡发起自杀性冲锋，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

为了自由和尊严，我们的先辈奋起抵抗。然而由于国力衰弱，武器装备落后，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牺牲。

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200多位。

在八年的时间里，中国军民伤亡3000多万人。1937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这些罪恶是中日之间难以弥合的历史创伤。

在这场苦难中傲然挺立的中华民族第一次赢得了世人的广泛同情，也赢得了世人的广泛尊敬。

卢沟桥事变后，罗斯福总统发表演说，号召爱好和平的国家作出一致的努力去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美国的许多城市建立了声援中国的群众组织，还自发起来抵制日货。鉴于日本对中国平民设施的疯狂轰炸，美国强烈反对把飞机和航空设施出售给侵略者，这是“道义禁运”的开始。

1940年11月30日，罗斯福赶在日本和汪精卫签订《基本关系条约》并发表《中日满共同宣言》的当天，发表了财政援华的声明，这无疑给苦苦挣扎的中国增添了士气和信念。

此后，美国一方面通过租借法案帮助很多国家反对法西斯，一方面对日本步步进逼，禁运范围逐步扩大，直到对日全面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的全部财产，这等于是逼迫日本对美开战。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全面投身于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开始为人类的自由而并肩战斗。

美国不仅在辽阔的太平洋上和日军厮杀，而且派航空队直接支援中国。美国空军斯科特上校、领航员杰克逊上尉是首批遇难的援华军人。在半年多的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程中，至少有160名飞行员和60架飞机被埋葬在青藏高原的冰峰雪谷中。后来，他们又开辟“驼峰”

航线。由于地形恶劣，气候复杂，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飞机468架，1579名美国军人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1942年10月27日，宋美龄访问美国。在机场，她说：“我是为寻求中美友谊而来，我相信上帝不会让两个伟大的民族彼此隔膜。”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她说：“请记住，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乞讨或者博取某种廉价的同情，我是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漂洋过海，来向另一个伟大的国家寻求友谊和支持的。”“我请大家不要忘记，在四年半的长时间里，只有中国孤军奋战，承受着日本全面侵略的凶残暴虐……”

中国以自己的奋力拼搏和巨大牺牲赢得了外交领域前所未有的成功。1942年10月，美国副国务卿约见中国驻美大使，宣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相关特权。1943年1月，中美英签署条约，废除近代以来签署的一切在华不平等条约。

1943年10月28日，尽管遭到苏联的一再反对，罗斯福仍然主张让中国成为共同安全宣言的发起国之一。通过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行为，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1945年，联合国成立，中国作为发起国当然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第一次赢得全面的胜利。中华民族站起来了！这个百年积弱的民族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我们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我们将向日本派出占领军，我们将和自由世界的国家一道主导世界新秩序！

那是一个举国狂欢的时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上海国际饭店之顶升起最高的一面国旗，陪都重庆鞭炮声响彻山城，红都延安欢庆的火炬照亮了延河两岸，天府之国成都人民狂热地涌上街头，古城西安钟楼广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中华民族因幸福而疯狂。

那个时刻，是中国整个二十世纪最辉煌的顶点。那一刻，中华民族充满了希望。

内战

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中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然而谁能想到，这个民族骄傲的时刻竟是那么短暂。就在国民欢欣鼓舞的时候，战争的阴霾再次笼罩中华大地。

国民政府作为当时的中央政府，急切要统一国家。但此时的中国，不仅是政治派别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已经分为两大派别。国民党掌控了中国的国防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已经拥有正规军八路军90万人，新四军30万人，军事力量几乎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抗战胜利了，国家统一问题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此时的中国分裂为国统区和共产党统治区，共产党统治区拥有独立军队独立税收独立法律政策，俨然是另一个国家。国共双方互不信任，谁都不愿意放弃对军队的控制，谈判的希望注定是昙花一现，内战已经不可避免。

国共两党背后分别是美国和苏联，两党纷争也是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前哨，冷战已经开始，世界分成了两半，是跟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还是跟苏联奔向“共产主义”？中国又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半现代化政府，一方面，实行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另一方面，难以摆脱专制阴影，腐败横行，引起人们不满。正如任何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一样，这注定是一个脆弱的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国民党不能完全独裁——共产党可以在国统区出版报纸大谈民主自由攻击国民党，又不愿意完全民主，思想混乱，组织松散，失败几乎是注定的。

相比来说，共产党是一个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它没有太多的思想包袱，地下斗争的残酷经验造就了它极其严格的思想控制和组织纪律，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消灭了几乎所有的思想差异，造就了其成员对领袖的宗教般的虔诚，同时也消灭了几乎所有可能来自对手的间谍，这是一种凝聚的强大的力量。

而且当时中国在持续了近百年的动荡之后，共产主义在一些青年心目中还是代表了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共产党发表的很多言论都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呼声，他们直言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呼唤民主自由，吸引了很多优秀青年投奔延安。

蒋介石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希望尽快完成国家统一。1946年6月，国民政府军队发动进攻，内战全面爆发。当时恐怕没有人预料到内战能够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就达到了共产党全面胜利的结果。政府军队装备精良，占据各大城市，而美国，作为当时中国政府最友好的盟邦，也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道义的责任，帮助政府军打击共产党军队。

而共产党则得到另一个强大国家——苏联的支持。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此时，日本已经面临失败投降，苏联加紧进攻很快就占领了大片土地。在苏联军队撤出中国的时候，他们命令中国共产党到东北接受他们的支援，大批武器装备以及地方控制权转给了共产党军队。这直接决定了共产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也决定了国共两党决战首先从东北开始。

国民党政府曾经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抗击日本的战争中涌现出了一批诸如杜聿明、卫立煌、邱清泉、宋希濂等出色的军队将领，但他们后来有不少都成了共产党的俘虏。他们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国民党整体组织能力的失败。

内战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共产党已经在东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接下来的那个冬天，战争在华北和黄淮平原展开。

1949年4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被蜂拥而来的共产党士兵扯下。内忧外患的民国时代结束了。

回望历史深处，这样的结局似乎是注定的。

二十世纪，极权专制主义在这个星球上出现了大规模回潮。这些极权专制回潮的国家——俄罗斯、中国、德国、日本等无一例外都是专制传统源远流长并且开始现代化实验不久的国家。现代民主在大英帝国的成长曾经出现过几百年反反复复的斗争，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来说，在一个有着数以千年的专制传统的土壤上很快成功移植自由民主似乎太不现实了。

从1840年开始，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到1949年，这个历程已经超过了100年，但是，整个社会真正开始大规模卷入这个进程主要是在清朝灭亡之后。在三十多年的民国时代，中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有了在当时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但是，在中国广大内陆地区，尤其是农村，社会依然停留在小农经济的时代。中国的繁荣富庶和现代化气息以上海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城市，分布在中国社会的表层，而在深层的农村，革命，依然是意味着千百年来不变的农民起义。历史的命运，人民的选择，不是总统而是皇帝，当国民政府退出大陆，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现代文明成果烟消云散。

希望与幻灭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管国共两党谁赢得了这个国家，战争总算结束了，中国人有理由欢欣鼓舞，他们有理由期待着一个民主、自由、幸福的新时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尽管朝鲜战争背后“镇压反革命”带来的恐惧如影相随，人民还是满怀希望地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中。1952年，中国经济恢复到战前1936年的水平，从1953年到1958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1954年，中国制定了一部新的宪法，规定了包括迁徙自由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但是，希望是脆弱的。随后几年，中国开始了一场悲剧性的实验。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名义，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拥有的财富，把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和经济行为都纳入政治权力管制的范围，禁止自由贸易。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采取了反城市化的政策，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把农民严格管束在土地上，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

与此同时，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正如历代农民革命一样，革命胜利依赖于一个英明的领袖，革命胜利之后的政权也往往属于这位领袖，没有人可以制约领袖的权力。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取决于一个人的好恶，碰上一个贤明的君主，人民就能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碰上一个昏君，是人民的不幸，多少个世纪，中国人就是这样过来的。

1958年，毛泽东开始他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验，在一个权力没有制约的社会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人民日报刊登亩产万斤稻谷的大幅照片，遍地建起小高炉，连锅碗瓢盆都拿去大炼钢铁。全国都在恐怖中编造谎言，上级大量征收粮食，农民几乎处于军事管制之下，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但已无力抗争。

1959年，庐山会议上，很多人已经注意到灾难正在降临，彭德怀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正直的共产党人向领袖发出了言词恳切的批评建议，讲述农民正在遭受的苦难。可是因为这份代表良知的谏言，彭德怀被打成反党头子。夹杂着个人的恩恩怨怨，政见的冲突变成了国家的悲剧。

就在那个冬天，在河南，在安徽，在湖北，成千上万的农民吃完了树叶树皮，吃完了杂草，吃完了一切可以填充肚子的东西，然后相继倒毙。在河南信阳，有的一家一家死绝了，尸体都没有人掩埋……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教科书里称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为“三年自然灾害”。

1960年的大灾难之后，共产党内有良心的人开始反思，在7000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检讨。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开始尝试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业生产自主权还给农民。短短几年时间，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领袖受不了“大权旁落”的失落，在缺少民主程序的体制下，这些政策的分歧最终演变为权力斗争。毛泽东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下决心整倒刘少奇，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社会各个领域开展一场新的触及灵魂的革命。刘少奇等人开始以派驻工作组的方式试图缓和这种冲击，但在毛泽东等人面前，他们的力量太弱小了。

刘少奇很快成了批斗对象。他当年把毛泽东推上神坛，最后，反过来被活活折磨而死。当刘少奇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一尺多长的白发在河南开封悲愤死去的时候，这场运动的性质再明白不过了。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千年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它可以让平时温顺善良的人变成最残暴的野兽，然后相互厮杀，父子反目为仇，夫妻相互告发。人的精神世界已被彻底破坏，人变成一群群疯狗。它无情地撕开了我们这个民族心灵深处丑恶阴暗的角落，让残忍和无知的暴虐在惨烈的嚎叫声中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上，中国一直在现代化，从专制王朝向现代文明过渡，不论多么艰难，不论有多少挫折，不管有多少回头浪，终究是在向前走。洪宪帝制只持续了83天，张勋的龙旗只飘扬了12天，而毛泽东，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实现了他的皇帝梦。

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看，这似乎是一个民族的必然命运。打江山坐江山，胜者王侯败者寇，政治就是阴谋诡计不择手段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就这样走过来的，大变革时代人民在恐惧的阴霾下沉默等待着新的王朝。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反复上演了两千年的角色怎能如此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即使退出前刹那间的回光返照也足以折腾这个民族整整十年。

新的开始

1976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去世，那个动荡而残暴的时代戛然而止。

1970年代后期的中国，一个世纪以来通往现代文明的经济、社会、政治文明的积淀，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落花流水。

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无论后来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在那30年里经济增长多快，但现实终归是现实，中国人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从温饱的边沿开始到温饱的边沿结束，其间还有几千万人饿死。

专制主义的恐怖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为了生存，想把地分开，竟然要立下生死状。他们约定，如果有人被杀或坐牢，其他人要把他的孩子养大。这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杞人忧天，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的现实。巨大的恐怖桎梏着社会的进步，阶级斗争成了每一个人的思维逻辑，以至于中国人在后来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国的经济可以在20年的时间里得到修复，但修复被残害的心灵不知道要经过多长时间。

道德彻底破产。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凡是沾一点道德和人性的东西，甚至做人最起码的尊长爱幼、礼貌客套，都要遭到彻底批判。反右运动中，那些最有道德最大公无私最光明磊落最直言不讳的民族精英几乎都遭到了残酷镇压。文革运动中，又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人或者被迫害致死，或者不堪凌辱而自杀，中国社会仅存的一点道德之士，几乎被彻底淘汰出局。经过连续不断的道德屠杀，经过一次又一次野蛮政治游戏规则的淘汰，诚实、善良、忠厚、宽容种种美好的道德终于几乎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70年代末，中国，一切重头再来。

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重新开始被耽误了近三十年的现代化进程，重新走上了民国时代曾经的道路。那些被批斗的多元的思想一点一点萌生，那些被取缔的法律一点一点重新制定，那些被压制的自由一点一点释放。

历史的前进又一次朝向有利于人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朝向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这人类制度探索的共同成果。但是，这成果从根本上说不是别人赐给的，而是根植于人的本性，是社会进步过程中自发产生的，除非这种自然进程被暴力打断。

60年代曾经给中国农村带来变化的所谓“单干风”被压下去了，但70年代末，“包产到户”又顽强地成长起来。中国农村开始了新一轮的希望，从饥饿到温饱，从物质短缺到农村市场繁荣，中国经济发展开始了第一波浪潮。

1984年，城市开始了改革，中国的经济制度在名称上也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些文字游戏的背后，是一个奔向市场经济的深刻变革的社会，是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无可奈何地日渐没落。

社会重新开始流动起来，在解决了温饱之后，成千上万的农民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纷纷来到城市寻找工作，中国曾经被耽误了三十年的城市化就这样开始了。无论经历了多少歧视和白眼，无论经历了多少困苦和磨难，无数平凡的中国人在追求自身幸福的过程中，推动着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

1980年代一个喧嚣的思想启蒙的年代。民主、自由、法治的理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重新燃起星星之火。那些18世纪曾在欧洲流行的启蒙思潮来到20世纪的中国居然也让人感到太激进了，一波又一波反对自由化的浪潮与曾经在18世纪流行在欧洲的人类文明常识不断较量。然而也正是那些在后来看起来肤浅甚至幼稚的争论中，精神的荒原解冻了。

然而这个民族并不会一帆风顺。1980年代的结束方式是永远的1989。这场运动的结局成为这个民族心灵永远的伤痕。

1992年，中国开始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大发展。然而在没有基本公平的制度下，在权力垄断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必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虽然普通民众收入也在很快提高，但是和官僚资本相比，他们相对更加贫困。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1个评论

许志永的最新更新：

作者：许志永 | 评论(3) | 标签:所见所闻

悲剧的开始

1900年6月10日，八国联军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中华民族二十世纪的历史在屈辱中拉开了序幕。8月14日，北京陷落，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及王公大臣仓皇离京西逃，大清帝国重演了40年前英法联军入侵的一幕。

整个十九世纪中后期，大清帝国可谓多灾多难，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日甲午战争等一次接一次的沉重打击。尽管有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有过“中体西用”的制度改革，但都挽救不了这个古老帝国日渐衰败的千年大势。

其实，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上，这场悲剧早就注定了。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家天下是当然的治国模式。“江山”是“打”下来的，“天下”是皇帝私家的，所有的财产、土地甚至人民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都是“江山”的附属物。漫长的政治文化史充斥宫廷阴谋和暴力革命的阴霾，为了权力，父子相争，兄弟相残，胜者王侯败者寇。这种野蛮的政治文化的阴影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

残酷的政治游戏规则注定了王朝轮回的悲剧。

在一个王朝初年，经过大动荡，通过暴力革命产生的新皇帝往往掌握绝对权力，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腐败，打击官僚特权，维护社会公正。与此同时，社会进入休养生息和经济恢复阶段，往往出现一段繁荣开放时期。“贞观之治”就是中国专制王朝盛世的一个典型。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是英明的，甚至他们生来注定的角色未必是最适当的。权力不受制约，人性贪婪的一面常常会展现，几乎在每一个王朝末年都是特权横行，腐败泛滥，民怨沸腾。在腐败和特权的背后，最贫困者阶层缺乏起码的生存保障。当遭遇灾年他们无力承担土地的重负而沦为流浪的难民，社会矛盾激化，最终爆发革命。而革命的动荡与杀戮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又是专制政权。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中华大地上演着一幕又一幕剧情相似的悲剧，一次又一次的政权更替，几乎都伴随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烈。

也许，我们不能责怪历史。在农业文明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为了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皇帝们不得不特别重视农业，加上当时人类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政治制度认识的局限性，他们为了控制社会资源而巩固权力限制工商业从而自觉不自觉地阻碍了文明进程。在整个人类文明都处于专制时期，当人类的知识——对政治文明和经济规律的认识还很有限的时候，贤明的皇帝也曾经带来了当时的辉煌时代，中国的汉唐文明曾经是人类历史的骄傲。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我们不得不承认，当近代工商业文明在欧洲兴起，中国却没有完成历史的转型，中国没能探索出一条现代文明的道路，尤其是能够有效约束权力的制度。当欧洲的探险家发现新大陆的时候，明朝正加强禁海令，当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中国的专制主义正达到巅峰，盛世的背后是一脉相承的极权专制以及落后的经济制度，我们的政治没有摆脱野蛮时代的阴影。

1793年夏天，当乾隆皇帝以中央之国的高傲姿态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英国政府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玛噶尔尼使团时，他还不知道，与新兴的大英帝国相比，他的大清帝国已经病入膏肓了。

改良的幻灭

东方专制主义衰败的命运不仅属于中国。

1852年，当美国人佩里率海军打开日本国的大门，这样一个区区岛国面对列强的入侵前途似乎显得更可怕。

面对打击，中国和日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大清帝国也进行过改革，但统治者内心深处总是不愿面对这样的现实——这样庞大的国家，这样悠久的文明，怎么可能就打不过英吉利法兰西之流的西洋毛贼呢？他们开始以为是中国武器不如人家，后来又认为中国是科学技术不如人家，而至于那种认为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家的言论，当权者能够听得进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或许，最根本的原因与其说是写在纸上的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当权者不愿意失去既得的特权。从1840年之后的60年时间里，中国的改革也都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而已，中国丧失了社会转型的最好时机，政治制度改革对于既得利益群体的专制者来说，是万万要不得的。

而日本的明治天皇却看到了文类文明的方向，看到了日本文明复兴所必经的痛苦的变革，面对绝对不亚于中国的强大国内阻力，他不惜用铁血把日本推向了现代化道路。

到1894年，两种不同的改良道路的差别已经很明显了。甲午战争，中国第一次被这样一个祖宗根本瞧不上眼的小国打败，对于中国的士大夫们来说，屈辱和震惊简直难以想象。当李鸿章在日本受尽屈辱签下割地赔款的条约，变法图强的呼声再次高涨。

1898年夏天，年轻的光绪皇帝在一群开明知识分子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变法运动。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在前后103天的时间里，皇帝发布了200多件诏令和批示：改造政府组织结构，编制预算，军队现代化，推行现代教育，农工商业管理部门向世界标准看齐等等。

这些前所未有的变革法令构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模型，但也就必然触动这个老大帝国的统治根基，必然遭到以官僚集团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抵制。当光绪帝和维新派在紧张制定各种变革法案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官僚保守势力正在准备反击。

9月21日，光绪皇帝突然被囚禁。慈禧太后下令搜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决心慷慨赴死，愿以自己的鲜血换取中国未来的希望。9月28日，谭嗣同等六位变法人士喋血菜市口。

今天，当我再次回顾一个世纪以前那段梦想与幻灭的历史，仍然唏嘘不已，为慷慨赴死的戊戌六君子，为勇于承担国家责任的光绪皇帝，更为中国不幸的命运。如果维新变法成功，我们简直不敢想象今天的中国该是何等强大！

变法失败，绝望和颓废的气息弥漫了帝国全境。在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连续不断的失败之后，这片土地上滋生了前所未有的仇恨——义和团诞生了。一群被侮辱者突然疯狂了，他们举起大刀长矛杀向异族，他们仇恨包括铁路、电报等一切外来的东西，他们幻想着借助神力反抗外来文明，他们冲进北京，烧杀抢掠。

而他们所表达的仇恨其实也正是这个帝国官僚所要表达的——没有西洋文明的冲击，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本来在“正常生活”，可现在，一切都完了。慈禧太后怕国内生变，但更恨西洋。经过激烈的争论，慈禧决定支持义和团，对西方列强宣战。1900年6月21日，他公布了宣战令，战争的对象不是一个或者几个国家，而是“远人”和“彼等”，是所有与中国发生过联系的外国，几乎整个西方世界。

可他们——义和团和大清帝国腐朽的政府——即使暂时联合到一起也已是如此虚弱不堪，很快在列强的枪炮下灰飞烟灭。然后，胜利者骄傲地索取子弹费，本息折合共9.8亿两白银。

硝烟中的立宪

义和团之后，列强更深入地影响大清帝国的政治，与此同时，革命成了一句时髦的口号流行开来。

那是一个启蒙和觉醒的时代。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抨击专制制度，革命党人、立宪派、保守派进行激烈的辩论。那是一个革命烽火遍地的年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制定了同盟会革命方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对专制的反叛已成为社会最强音。

大清王公贵族们也终于明白，与革命相比，改良是多么的善意，大清帝国的祖宗之法再也难以抗拒时代潮流了。

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夏天，五大臣归来，在立宪奏折中称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1906年9月，清廷颁布了预备立宪的上谕，宣布只有仿行宪政，大权归于朝廷，普通民众参政，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但同时又认为，中国的相关制度不完备，民众素质比较低，因此，立宪需要一个过程。在预备立宪期间，要求民众深明忠君爱国之大义，要有耐心，要遵守社会秩序。

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宪法大纲》。

这近代中国第一部宪法共二十三条，包括正文“君上大权”和附录“臣民权利义务”。有关君上大权的十四条来自日本宪法，但删去了日本宪法中大部分限制天皇权力的条款。大清帝国皇帝享有颁布法律、提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统帅军队、订立条约、宣布戒严等广泛权力，同时还总揽司法权。宪法大纲规定，法律虽然经过议会表决通过，未经皇帝批准颁布的，不能实施；皇帝掌握用人权，议员不得干涉；一切军事行动及外交行动都有皇帝全权负责，议会不得干涉。

臣民有纳税、当兵、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有在法律范围内的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所谓的法律范围，是指清政府在此之前颁布了一些特别法规。例如，1908年宪政编查馆和民政部共同制定了《结社集会律》，规定各种集会结社凡与政治和公事无关的可以照常设立，关系到政治的须事先申报。

立宪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1907年9月下昭筹设的咨议局和资政院。宗旨是为民众设立舆论之地，指出社会弊病，维持长治久安。各省咨议局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法、公债、单行章程规则的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授受本省自治会或人民陈请建议事件等权限。咨议局议定的事件，需取得本省督府同意才能生效。如果双方意见分歧，由中央资政院仲裁。

1909年8月颁布《资政院院章》，设总裁负责全院事务，议员有钦选和民选共200人组成。钦选议员是皇帝委派的王公世爵，各部院官员，大儒士级纳税较多的资本家担任；民选议员从各省咨议局议员中互选而产生，然后再经督府圈定。

章程规定资政院有决议预决算、法律、公债税率之权，军机大臣及各部行政大臣可以对资政院的决议提出反对意见，然后再由资政院复议。如双方仍不统一，则由皇帝裁决。皇帝有权解散资政院。

清廷原计划预备立宪期为九年，在立宪派频频请愿的压力下缩短为五年。1910年10月，资政院首次开会，历时三个月零十天。资政议员与王公大臣激烈争辩，甚至要弹劾军机大臣。

立宪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希望。然而不幸的是，清王朝的统治者没有人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负责，他们想的最多的是自己家族的特权，他们总想牢牢抓住权力。1911年3月，责任内阁公布，关键的权力部门都由满人掌握，立宪派也失望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几声枪响，清政府土崩瓦解。

直隶滦州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协协统蓝天蔚等致电清政府，要求于年内召开国会，由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由国会公举，取消皇族特权，皇族永远不得充当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他们还准备联合保定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采取军事行动，进攻北京。同一天，山西宣布独立，革命军集结娘子关，准备出发东进。

摄政王载澧在兵柬的威胁之下赶紧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解除党禁，赦免自戊戌变法以来的政治犯。仅用三天就制定并通过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3日由清政府正式公布。

《十九信条》缩小了皇帝权力，扩大了国会权力。它规定皇帝的权力以宪法规定为限；宪法由资政院起草决议，由皇帝颁布；宪法提案权归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推举，由皇帝任命；皇族不得担任总理大臣及其它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国际条约不经国会决议，不得缔结；官制官规，由法律详加规定。《十九信条》颁布以后，经资政院推荐，由皇帝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组织内阁，同时任命张骞为国务大臣。

但这一切为时已晚，当一个专制王朝固执地不肯迈步，非要在遭受了半个多世纪的打击之后，在硝烟中，在恐惧不安中才开始向前挪动时，一切都晚了。武昌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中华大地，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在形式上覆灭了。

共和之梦

1912年1月1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先生在上海启程时，军人绅商市民数万人自发相送，“共和万岁”之声闻于数里。抵达南京时，各国领事均到车站迎接，各炮台、各军舰鸣炮21响，海路军代表及各省公民代表欢呼“共和万岁”之声响彻云霄。

总统庄严宣读誓词：“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尊之，以忠于国，为民服务。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职，仅于此誓于国民。”

建立共和国，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纯真而又热血沸腾的梦想。

为了给新生的共和国建立一个宪政制度，1912年2月7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参议院召开制定约法会议，由宋教仁主稿，经过两草，三十二天讨论，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内容包括总纲、人民、参议员、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和附则七个部分。

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

约法规定，国家机构实行三权分立原则。参议院是行使立法权的机关，由各地方选派参议员组成。它的职权包括：决议一切法律案、政府的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及度量衡的准则；对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外交大事、公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宣告大赦有统一权和最后决定权；选举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和弹劾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员。

临时大总统是行使行政权的机关。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帅全国军队，任命文武官员等等。国务总理、各总长均称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

法院是行使司法权的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法官组成。法院审判公开，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干涉，并为终身任职。

约法具体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人身、居住、迁徙、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通信、信教等自由和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陈诉、诉讼等权利，以及依法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

与临时约法相辉映，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除旧革新的法令。法令要求将人民的权利与自由通告各地军民，做到家喻户晓。禁止买卖人口，禁止大人、老爷等称呼，民间普通称呼先生或君，不得沿用前清旧称。法令要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鼓励人们兴办实业，保护民间企业的发展。法令要求大力发展教育，奖励女学，鼓励私人办学。

南京临时政府表达了一个古老民族现代化梦想，那是一个美丽幸福的憧憬。然而，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要想在一夜之间摆脱专制的阴影，何其艰难。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政治几乎就是阴谋与暴力的代名词。当怀着纯真的梦想，一心为共和国的孙中山先生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建国方略时，袁世凯背地里还嘲笑孙中山“不通人情世故呢”。

1913年3月，正当民国渐渐转向正规运作，政党政治开始起步时，刚刚竞选成功正在为组阁积极做准备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身亡，刚刚开始的政党民主竞争被阴谋与暴力取代，南北遂告分裂。

宋教仁遇刺案震惊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谴责背后的阴谋。在媒体追踪下，不久案件有了实质性进展，袁世凯的内阁总理与此案有直接联系。

1914年2月18日，袁世凯提出修改临时约法，扩大总统权力。1915年他做起了皇帝梦，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但当时中国民众经过民国的短暂启蒙，对皇帝这种形式化的专制已经非常敏感，在风起云涌的反对浪潮中，袁世凯匆匆退位。

袁世凯败亡之后，他精心培植的北洋军事集团陷入激烈的权力纷争之中，从1916到1928短短12年间，北京总共经历了38届内阁。除张勋的13天复辟之外，这些走马灯似变幻不停的内阁几乎都宣称是民国政府，都赞成共和民主，但大部分官僚军阀骨子里都难以摆脱帝制传统。

在北京不断变换的政权之外，孙中山先生和他的革命党人立足于广州，坚持维护共和国的临时约法，反对北京军阀政府。在这南北两个政府之间，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战争此起彼伏。

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举国哀痛。此次先生到北京，是应北京政府的邀请来共商国事的，无奈积劳成疾，一代伟人带着他的共和之梦与世长辞。

内忧外患的民国

虽然在名义上中国1912年就成立了民国政府，但直到1928年蒋介石完成北伐之后，民国才算有了统一的中央政府。

1927年，北伐完成之前，国民党与共产党已经分裂，共产党走上了暴力反抗国民政府的道路，这其中包括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

国民政府内部也是纷争四起。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各路实力派军事将领发起的反对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一个接一个。等到1930年局势稍一平静，又因为裁军问题争执在辽阔的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战争，这次战争之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将领被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击败。

就在国民政府忙于内部纷争的时候，共产党在湖南、江西地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

国民政府先后发动五次围剿，但前四次都未能取得太多实际效果，基本上以失败告终。1933年第五次围剿把共产党赶出了根据地。在追击的路上，国民政府各路军队指挥不统一，蒋介石在剿灭红军和打击地方军阀之间优柔寡断，共产党摆脱了围追堵截，最终在贫瘠的陕北又扎下根来。

就在中国内部纷争不已的时候，国民政府还面临着日本步步进逼。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策划事变，阴谋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针对东北事变，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际干预，然而国际联盟软弱无力，也只是口头谴责而已。

九一八之后，日本步步蚕食中国，中日之间看来决战已经不可避免。然而当时中国国力不强，内部又战乱不止，蒋介石的战略构想是先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然后集中国力对付日本侵略。国民政府一方面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清剿，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训练军队，在东部省份构筑防御工事，为中日战争做准备。

然而此刻国民已经不能等待了，很多国人不理解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为九一八之后中华大地已经被一种强烈的悲壮的民族主义情绪笼罩。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东北流亡者的歌声催人泪下。被称为“不抵抗将军”的张学良忍受不了各种压力，决定“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就在国民政府调集大军准备对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力量做大规模围剿时，西安事变爆发了。这次事变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决定了以后中国的命运。

再以后，是持续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民国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年代，也是动荡不安的年代。旧秩序打破了，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宪政的新生力量与专制保守力量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反复搏杀，其间又夹杂着外敌入侵。

民国时代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社会进步最快的一个年代。在抗战之前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在社会动荡不止的情况下，民国政府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建立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有些法律，如民法典，充分了吸收了人类文明成果，成为那个时代具有开创性的法律文献。尽管一些法律在实践中还受到种种制约，甚至一些法律还没有付诸实践，但这些法律所建构的制度至少给了人们一种对于未来社会的希望。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形成“黄金的十年”，民族工商业空前繁荣，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金融贸易都相当发达。

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数千年的帝制结束，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一浪接着一浪，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人剪了辫子，穿上西服，办起了新式学堂，称呼起了先生小姐。各种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各种声音争先恐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多元思潮。

然而，这巨大的变革背后也注定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社会冲突。在民国的名义下，各路军阀展开混战；在革命的名义下，共产党展开武装暴动。当然，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最具有戏剧性影响的是日本的侵略。在长达十五年的中日冲突中，中国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美国等很多国家的帮助下，到抗战结束时，已经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中国的命运，不久就开始了新的决战。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3个评论

许志永的最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