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作者：许志永 | 评论(1) | 标签:许志永, 兰大, 理想

在远方\在贫瘠的土地上\我的兰大\一如我深爱的祖国\在远方\在贫瘠的土地上\sunny在那里长大\从那里\走向四方

想到兰大，总是充满了感情，那是我记忆中的西部荒野，是我成长的地方。

一

早上九点半，学校后门小街上的牛肉面馆，要上一碗牛肉面和两个大饼，饱餐一顿后走向甘肃省图书馆，读《人性的光辉——林肯传》、《拿破仑传》、《资治通鉴》、《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三帝国的兴亡》……下午四点半出来，到黄河边，沉浸在恢宏壮丽的历史中，在落日的余晖中徒步走回学校。

那是兰州很多个周末的记忆。很多年后回想起本科四年，那是令人骄傲的岁月，我几乎是学了三个专业，主科法律，辅修公共关系，考研科目是国际政治。这三个专业对我一生的事业都很重要。从法律科目看，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至少有三个学期总成绩在班上排倒数前几名。但我根据自己的兴趣读了很多历史和政治书。我如饥似渴地借书读书，八张借书卡几乎从不离开学校图书馆，很多个周末都是在省图书馆度过的。

四年大学期间，我写了9本日记，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理想和成长，比如苏联819事变写下预测和评价。除了这些日记，我还单独写了一本6万多字的小册子——《自由中国》。1993年的那个春天，很多个日子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埋头写作，这是一本和理想有关的书，表达对二十世纪历史的看法以及未来中国的样子。

每学期我们有两次劳动课——到皋兰山上植树。那是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刻，先是一场登山比赛，大家带上干粮，争先恐后爬到一个我们承包的山坡上，挖坑、栽树、浇水。劳动结束后打扑克、讲笑话，我常常在休息时爬到最高的山顶，俯瞰脚下雾霭笼罩的城市，发呆，或者练习演讲。

1991年底，庞大的苏联帝国结束了，校园里张贴着“苏联为什么解体”的讲座海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课期末考试要求写一篇论文，像高中一样我再次冒险，题目是“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必要性”，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还在批判市场经济，我的论文得了全班最低分六十多分。两三个月后，邓小平南巡讲话揭开了市场经济新一轮大发展的序幕。

大四我报考了北大国政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国际政治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理想，我一直期梦想着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世界政府，我相信这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考研的同时我寄给导师两篇文章，《冷战的尾声——中美关系的未来》和《论国际关系的法治化》，阐述我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思考和展望。但很遗憾，我没能考上。本来我可能会继续报考北大国际政治专业，但那位导师回信说我的文章观点有政治错误。我非常失望，从此彻底放弃了北大国际政治专业。

二

过于自负的我本以为能考上研究生的，基本上没有找工作，毕业对我意味着一次沉重的打击。6月初心情郁闷的我回到家乡。麦收季节，正好碰上三天以前家乡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村庄与国营农场发生土地纠纷，农场在警察的保护下到争议土地上收割小麦时双方发生暴力冲突，警察开枪，四名村民被打死，七名村民受伤，混乱中村民也扣押了对方的两名人质、两把手枪和一辆吉普车。我回到家乡的时候，警方和村民正在村口对峙。

第二天我骑自行车来到这个村庄。先是以学生的身份和村民聊天，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和村民的领袖谈了一个下午，终于说服了他们释放人质，当然我承诺愿意在土地纠纷问题上为他们提供法律意见。

尽管我清楚告诉村民，我只是一个大学生，不是记者，但还是引起了当地政府的一些紧张。当晚县委书记来到我家，名义上是慰问和感谢，实际上是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放心，我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希望帮助双方和解。后来知道，县委书记到我家的时候市公安局局长就在我家院子大门外。

那是我第一次参与重大公共事件。有时想，一个人的立场很可能和某种天性有关，以后在辽宁铁岭、安徽砀山等很多地方为农民维护权益我都是站在中立的立场，寻求双方可接受的方案。我们的社会需要和解，需要有人走出一条和解的道路。

后来知道，村民们释放了人质，事情基本上也得到了妥善解决。毕业后我找工作曾经到商丘市公安局，局长一见面就说认识我，很顺利答应我可以到这里工作。但我只打算工作一年就考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达不成一致，这里规定必须工作满三年才可以考研。我决定放弃这个工作，回到民权县，来到一家企业。

家人当然希望我到公安局工作，回到县城的一家企业，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80元，在很多人人看来前途仿佛就是破产和失业。来自家庭的压力是自然的，以后，当我冒着风险在全国各地维护公民权利，这种压力时常出现。还好，母亲对我的担心时间太久了，从中学时就开始担心，太久了也就习惯了，习惯了也就不那么可怕了。在稳定的工作和理想之间，我选择了理想，幸运的是，我顺利考回了兰大法律系。

三

我的硕士专业是经济法，其中包括一年的经济学课程，这极大开拓了我的视野。我开始思考法律的成本、政府管制是否必要等问题，这些思路直到我后来作为海淀人大代表时讨论一些社会管理问题还很有用，因为经常有代表提议什么问题政府应该管一管了，就像媒体经常呼吁的那样，而我提醒大家，问题确实存在，但不一定就要政府来管，政府管制可能成本很高，我们应该考虑还有没有更好的治理方式。

沙漠、草原、戈壁成为西部记忆的重要部分，几乎每一个暑假或者节日，我总会选择一个地方旅行。1996年夏天我加入一个探险队，主要组成人员来自两个乐队，其中我熟悉的两个成员赵兵是法官，邴喆是警察。8月一个月圆的晚上，我们一行十人，每个人腰间挂满瓶子，带着将近20斤水，背着大饼咸菜，乘公共汽车在武威北部一带沙漠边沿下车，徒步走进沙漠。那个夜晚，我们在古汉长城烽火台下搭起帐篷，看大漠日落，看繁烁的星空，看月亮在沙丘上缓缓升起。

正如本科毕业一样，研究生毕业我再次面临现实工作和理想之间的困惑。到南方周末经历了一段见习期，同时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最后签约了公务员。之所以愿意成为一名公务员，我是希望能够熟悉国家机关的运作。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喜欢北京。小时候就听到爸爸讲我的曾祖父的故事，家乡传闻说他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被日本人毒死了，就埋在王府井一带，父亲说家人曾经去找过但一直没有找到。1996年第一次来到北京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大气而有历史感的城市。

毕业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我的论文题目是《经济法制本土化的文化误区》，专门批判苏力的本土资源说。论文被送到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那里外审，他写了长达六页的批判信，扣上了“私有化”、“民族虚无主义”等大帽子，当然是通不过了。

在蔡永民教授帮助下我连夜修改论文之后飞赴四川大学送一位教授外审。第二天法律系专门为我个人安排答辩。整个答辩经历了三个半小时，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半，可能大家都很饿了才算结束。

旁听席上十几位都是我的好友，我们一起走出会议室，等待判决。几分钟后宣读表决结果，可以拿毕业证，但不能拿学位证。听完结果我动情地说，在兰大，我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七年青春时光，没想到最后是这样的结局，各位都是我的老师，知道我是一个为理想而活着的人，我会反思自己的过错，但我还是恳请我的老师能再给我一个机会，请相信，无论走到哪里，我决不会辜负兰大的名声。

那一刻终生难忘，我看到有的老师眼圈红了。一位老师主张再表决一次。我们退出来等待，但这时答辩秘书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学校没有规定可以第二次表决。我只能等半年以后重新答辩。

这次挫折在以后的年代了让我反思了很多，也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遥远的大西北，那个从黄河边徒步走回学校的年轻人太狂妄了，没有给自己的导师以及其他很多人应有的尊重，人，应当学会谦卑。可当时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毕业的时候，我没有资格穿硕士服，于是借室友一身博士服拍的毕业照。

7月底得知我的工作出了麻烦。本来没拿到学位就是问题，但教育部认为只要有毕业证就应当派遣。到了工作单位不久，新的麻烦随后来了，这和我在兰大的活动有关。我和几个同学在兰大组织了一个活动名叫“二十一天”，即每三周聚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有一次在教室里公开讨论《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我现场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批评极端民族主义，好事者开始盯上我。

四

8月，面对工作变故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也没有和家人联系。接下来几个月是动荡的日子。决定去南街村作社会调查，在这个处处是标语和口号的村庄里，我已经了解到他们光是贷款就达六个多亿。但一周之后很快就面临生计问题。我考虑到附近的企业找份工作，这样方便社会调查。

我开始在一家企业担任董事长秘书。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八九点回住处已经很累了。这些忙碌也很有收获，但我真的很在意，企业的工作距离我的理想越来越远。如果在这里一直呆下去，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高层管理人员，也会有很好的收入和生活。但是，我的理想是公共服务。曾经想过从事实业，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但是，第二次到企业工作的经历让我终于明白，挣钱和公共服务需要的是两种不同的能力，从事公共服务和从事商业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我决定离开，找一个大学或科研机构解决生计问题。

1999年的春节期间我暂时无法实现自己做社会调查关注基层民主的愿望，于是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复习考博士。考完一度也想过留在北京，关注上访问题，可是留在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生存压力，而找一份普通工作意味着大部分时间为生存而忙碌，我不想浪费时间，4月底，得知考博无望，决定回到郑州。

我决心留在郑州三年，好好作关于基层民主的调查研究，然后凭着自己学术上的影响力重新回到北京。在郑州可以留在大学或者社科院，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回到郑州对我而言还有一个好处，我可以搭乘上访者的拖拉机到农村调查个案，而在北京没有这样的便利条件，北京距离村庄太遥远，我支付不起路费。

安顿好了工作和住处，那个满怀豪情的年轻人开始了心中神圣的仪式——祭拜中山陵和黄河，他要告诉先辈们，无论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也绝不会放弃心中的梦想，在经历了一连串挫折之后，他要开始新的征程了。

很多年后我都清楚记得那个命运的细节。1999年7月10日上午9点多，我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登上中山陵。在中山先生的陵寝前，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我静静站立，一遍一遍默念，中山先生，我来了……视线不知不觉模糊了。然后我出来，坐在石阶上，想这个民族一百年的坎坷和未来的道路。直到下午一点钟很饿了才离开。7月11日晚回到郑州，12日一早去黄河。在去黄河的公共汽车上我接到了好友王建勋的信息，说我考上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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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俗士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月亮河》、传统、自由及良知 文／俗士

“寡妇理应受苦克己守贞至死”“丧夫后守贞的妻子可以上天堂”“不贞的女子来世转生为胡狼”——《玛奴法典•第五章156~161节》

过去，我一直深信神的存在是真理，现在我才明白，真理才是神！——甘地

本月三日，星期六，我看了CCTV-6《佳片有约》栏目播放的电影《月亮河》（《Water》）。我觉得，这是一部优美的影片，摄影非常好——画面漂亮，始终透着一丝淡淡的忧伤，伴随着淡淡忧伤的带有灵歌风格的音乐令人伤感。不过，她并不催人泪下，而是将人带入沉思……或许是因为她们，那些印度的寡妇们，历经了两千多年的悲惨命运，早已不再需要廉价的泪水，她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自己多舛的命运两千多年不变。而这也是我对我们民族命运的诘问——为什么？

严格地说，这不能算做一篇影评，看这部影片只是促使我下决心写一些自己一直疑惑，但又觉得有必要弄清楚的事，恰好《月亮河》中也触及到了这些内容。

一、关于《月亮河》

看完电影后，一时感到很不是滋味，第二天搜索了一下才知道这部影片是加拿大女导演梅赫塔（印度裔）导演的《火》、《土》、《水》“元素三部曲”的第三部《水》——CCTV-6播放的译名为《月亮河》，感觉这个译名与前两部的名字不是很一致。该片上映后获得很多奖项和荣誉，包括：2006年曼谷国际电影最佳影片；2006 年加拿大电影节，最佳配音、最佳摄影、最佳女主角；2006年温哥华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还有一个小插曲——影片上映时梅赫塔本人受到了印度教宗教极端分子对她的生命威胁，他们认为该片剧本“粗俗”是对“道德的亵渎”。

影片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故事从一个8岁的年幼寡妇楚娅被家人送进“寡妇之家”开始，讲述了印度社会寡妇们的命运。根据印度教的传统，在印度寡妇只有三条出路：嫁给丈夫的兄弟，为丈夫殉葬或者剃发进入“寡妇之家”一生为丈夫守节并忏悔自己的罪过——因为她们被认为，是她们导致了丈夫的死。

片中女主角，卡列安妮是“寡妇之家”中一位美丽的年轻寡妇，也是唯一的留长发的寡妇。她的美丽让纳拉扬——男主角，印度最高种姓的婆罗门贵族少爷，同时也是一位受西方文明熏染的有志青年，一见钟情，并要娶她。

讽刺的是，影片中的寡妇不但要终身守节，还要被以为了生活的名义送到贵族那里供他们享乐，而纳拉扬的父亲——德瓦卡纳老爷——梵师（印度教祭司。按传统，印度教没有类似于基督教牧师这样的固定的神职人员，祭司由婆罗门贵族担任）——一个自诩为甘地思想的追随者的伪君子，恰恰是卡列安妮的常客。当真相大白后，德瓦卡纳对纳拉扬说：“梵师可以和任何他想要的人睡觉，而和他们睡过的女人是得到祝福的。”纳拉扬回答说：“你知不知道，上主罗摩（Load Ram）对他的兄弟说：‘不要相信那些为了私利曲解圣典的梵师’……你令人感到恶心。”

悲剧是必然的，卡列安妮无法面对这一切，她在宁静的夜色中走进了圣洁的恒河……

卡列安妮死后，“寡妇之家”的头头，大姐马图马蒂为了不断财源，打起了小楚娅的鬼主意，在一个同样宁静的夜晚，把她送到河对岸的德瓦卡纳那里……当沙肯塔拉大姐找到楚娅时，她已奄奄一息。

就在这时，广播里传来甘地乘坐的火车在这里停留5分钟，他将在车站做简短的祈祷会消息。沙肯塔拉抱着楚娅随着人流走向车站。

或许是受甘地所说：“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过去，我一直深信神的存在是真理，现在我才明白，真理才是神！追求真理……对我而言是件可以不计代价的事，我相信这对你们也是一样的。”启迪，她抛弃了过去的信念，依从了良知，选择了真理。祈祷会后，她跑向缓缓启动的火车求人把楚娅交给甘地。最后，看到乘火车离开的纳拉扬，她把楚娅交给他，说：“把她交给甘地。”……

楚娅无疑是不幸的，她幼小的生命便遭厄运，然而她又是幸运的，我相信，自由会让她生命之花美丽、动人。

二、关于传统文化

影片结尾出现一段文字：“根据2001年的调查，印度有3400多万名寡妇，大多数的处境依然和两千年前《玛奴法典》规定的相去不远。”让人震惊不已。据知，印度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英国人就废止了寡妇殉葬的陋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通过寡妇可以改嫁的法律，然而在印度独立并实现民主制度已经六、七十年之后，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的背离还如此严重，让人不能不重新审视传统对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影响。我想这个问题，或许同样困扰这我们国家和民族。

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看到所谓的“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的论述，以及关于它们之间没完没了的争论，似乎都想在论战中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我很疑惑，是否有必要争论出个高低、长短，退一步说，普通人是否有必要去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争论，官方舆论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认定“制度决定论”的话，那么无法做出国家落后以及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让人民幸福、国家强大的合理解释；如果，认定“文化决定论”的话，又无法解释“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却至今落后的现状。于是就只能找各种借口、甚至不惜制造谎言掩盖、误导问题，更多的时候是随心所欲，需要什么宣传什么，不讲逻辑、不怕撞车，有时还要自掌嘴巴，滑稽至极。

就我的观察，非官方的舆论则更多的是支持“制度决定论”的，他们简单地将对文化进行反思，对国民性批判的一概视为是“文化决定论”者，是在散布“素质论”……加以挞伐，甚至有些人为了证明中国问题的根子与传统文化无关，竟和一批老夫子走到一起，一头扎入三千年的故纸堆里找寻济世良方，真是莫大的讽刺。

而有一些“文化决定论”者，为了证明中国问题一概皆因中国文化的糟粕，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观点，并不惜摧毁国人本就脆弱的道德体系。不过，客观的说，中国人固有的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思维模式，在两种观点的对峙中倒是表露无疑。不知这是否算是中国文化的宿命。

我想，制度对我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直观而强有力，现在连官方都不否认这个事实。但是，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至深且不太容易察觉，它根深蒂固地影响我们的思想，继而左右我们的行动，对现代文明的抵抗也是很强烈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和制度是互为影响的——有人说，“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决定什么样的制度”，也有人说，“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没必要将它们对立起来。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像一家准备出门旅行的人，不是讨论应该准备哪些东西，制订怎样的旅行计划……而是，没完没了地讨论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说的再极端一点，甚至是在讨论把左脚砍掉还是把右脚砍掉。如果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这样，一定会被当作傻子看待，但你如果关心政治，留意观察就不难发现，其实我们整天在做这样的讨论，真是愚蠢、荒唐透顶。

从很多的讨论和事件来看，有一点值得指出，在文化与制度上的分歧，无论官方和民间之间，还是“制度决定论”者和“文化决定论”者之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反而，他们在利己主义这个问题上殊途同归，有着高度的共识，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不同，但实际的所作所为却是如此——都想摆脱自己的责任。其中，政府所做就是摆脱掉了自己对国民的福利承诺，虽然原来的福利就已经少得可怜，这一点，无论它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无疑都是极其错误的。当然，这点是我个人的观察、认识，或有偏颇。

片中的“寡妇之家”本身也是一个社会恶的缩影，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寡妇，在她们的小圈子里依然有人——马图马蒂过着土皇帝般的生活，依然有卡拉碧那样的爪牙，她们一边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寡妇，一边对贵族老爷们低三下四。

传统文化对走向现代文明的影响是客观存在且显而易见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内涵，正因为它的这个特点，任何想通过一时之力就改变它，就认为能改变它都是不客观的。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优劣，发展、保留还是抛弃，这是一个应必须谨慎的问题。

也许，我们需要一次启蒙运动，而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启蒙强调了一种对社会、它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的批判反思。从一开始，这种精神从风格到内容便遭到狂热的反驳，反驳的暴烈程度与昔日的集权主义者和当今的宗教基要主义者们表现出的激情不相上下。”（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我想，大可不必对启蒙感到恐惧，启蒙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如：自由主义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相反几个集权主义危害严重的国家，其历史和文化中本就具有专制主义的基因，如：德国、日本、俄罗斯等等。

三、关于自由

这部影片始终萦绕着一种忧伤的气氛，唯一令人振奋的就是，沙肯塔拉大姐把楚娅交给纳拉扬那一刻——我们为楚娅最终获得自由激动。

自由无疑是令人神往的，然而这几年，我对自由的认识却越来越模糊起来了，这主要是源于对自由主义的认识的疑惑——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自由主义，怎么看都像是利己主义。而支持这个观点的基础就是所谓的“性恶论”，不知为什么许多人硬要把人有私心等同于自私、自利。如果你要在讨论中表述道德、责任等观点，一定会遭到激烈的批判，什么“道学家”了、什么“连人的本性都不承认的人是混蛋”了等等，在这些人眼里“人性本恶”已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那么，人的本性真的是“恶”吗？这恐怕并不像那些人说的那样确定无疑。本来以我的所学是不具备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我还是勉强说几句。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性恶论”并非所有人的共识，虽然它很容易被人接受，但毕竟只是一种学说、一个论断，至少现在还不能称之为真理（好在证伪只要举出一个特例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深刻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点，她在我们现在的讨论中经常被提及，也就成了许多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偶像，那么她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她认为：“恶绝不是‘根本的’东西，……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仔细想一想，我们确实对恶比对善更容易理解，因而，很容易就能接受“人性本恶”的观点，很容易就能看到恶的破坏力，恶的残忍，但却对善的力量是从那里来的无法理解。从这点可以说，恶是表象的、肤浅的，这大概就是阿伦特认为的“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她还说：“恶是善的欠缺状态……不过是隐藏着善的一种假装的姿态”。（杨布路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1-1965》摘自《〈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认同“人性本恶”的观点，但也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进步是善战胜恶的历程。我们不理解善，或因我们肤浅，但这不要紧，可是如果我们把肤浅认定为真理而无视根本，可能就是愚蠢了。

当利己主义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越来越侵蚀着我们的思想时，我们就不能不对自由这个几乎每天都谈及的词汇的所表达的意思梳理一下，当然，对于自由主义的论述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我同样不具备深入讨论的能力，也只能引用一些大师们的观点来对自由所涵的意义做个简单解释。

首先，引萧伯纳的一句：“自由意味着责任，正因为如此，多数人都惧怕自由。”——将自由与责任联系到一起，而我们现在却用自私自利来诠释自由，目的无非是试图逃避责任。

不过，我更喜欢卢梭所说的那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讲的同样是责任。可是，好像现在卢梭很令一些人士厌恶，似乎他不仅要为法国大革命的杀戮负责，还要对后来的极权主义负责。仅仅这样认为，对卢梭太不公平了点，实际上《世界人权宣言》、美国宪法都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而且从我读到的有关美国社会的文章、资料来看，美国人能够充分享受的自由，也恰恰是因为他们受到各种各样规则的约束，这是对卢梭这句名言的最好佐证。

多余的话不多说了，再多引用几句关于自由的话加强一下认识。

目前，哈耶克受到大家的推崇，他的话大家也许更爱听一点。他在自己的名著《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一书的开篇引用了一句亚当•弗格森的话，我想这也是哈耶克本人对自由的认识：“自由，并不像这个名称本来的含义可能显示的那样，是指摆脱了一切限制，而是指使一切公正的限制最有效地适用于自由社会的全体成员，不管他们是权贵还是平民。”

而且，哈耶克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responsibi -lity）实不可分。”（《自由秩序原则》）另外他还说过：“自由一方面通过非人格的抽象规则（impersonal abstract rules）来保护个人并使他们免受其他人的专断暴力的侵犯，另一方面则能够使每个个人都去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任何其他人都不得干涉的确受保护的领域，其间，每个人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据此我们可以说，我们之所以享有自由，实是因我们对自由的约束所致。约翰•洛克写道‘因为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某个人颐指气使的时候，还有谁能够享有自由呢？’”（《法律、立法与自由•自由的归训》）这里把洛克的观点也摆出来了。

我想，有这么多大师的论述，我们应该理解，自由其实是一种责任、一种平等的价值观。据此，任何想摆脱责任、不尊重他人的都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利己主义并不会把我们民族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只能将我们引向毁灭的邪路。虽然，我们目前还无力改变政府的行为，但作为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人至少不要把利己主义那一套说辞当作自由主义来兜售。

四、关于信念与良知

这部影片真正令我深思的是关于信念与良知的问题，也是我前面关于传统、自由的话题的延伸。我觉得这部影片真正的主角不是卡列安妮，也不是纳拉扬或者楚娅，而是沙肯塔拉大姐。

作为一名寡妇，沙肯塔拉恪守自己的信念，她多年来一直默默为恒河边的一位梵师主持的仪式服务（估计是义工），毫无怨言，为自己的赎罪。她坚信，寡妇的命运是有道理的。梵师也告诉她，要有信念，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的信念。

然而，她又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人，当卡列安妮因为要与纳拉扬结婚，被马图马蒂锁起来后。她问梵师：“大师，您饱读经书，上头是否写着寡妇就该受苦受难？”梵师回答道：“法典上记载，寡妇有三条路可以走：她们可以和亡夫一起火化陪葬；或是过著克己守贞的生活；假如家人允许，也可以嫁给丈夫的弟弟。不过……最近通过一条法律允许寡妇改嫁。”沙肯塔拉惊诧地问道：“有这条法律？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梵师坦言：“我们会隐瞒那些对自己无益的法律。”这里插一句，我很难说这位梵师——传统的卫道士是一个伪君子，至少，他不像纳拉扬的父亲那样虚伪、邪恶，让人厌恶，虽然后者打着追随甘地的旗号。

之后，她回到“寡妇之家”依然从马图马蒂那里夺过钥匙，放出了卡列安妮——良知战胜了信念。

在为卡列安妮送葬时，她安慰纳拉扬说：“圣典上说，万象都是幻化和错觉。”纳拉扬反驳道：“卡利安妮的死可不是错觉。”随后她说：“要有信念。”当纳拉扬问她：“你的信念为什么这么坚定？”她回答说：“我不知道。”那表情令人难忘——透出一种虔诚、迷茫和无奈。

继而她说：“为什么……我们寡妇都要被送到这里（寡妇之家）来？这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纳拉扬尖锐的指出：“少一张吃饭的嘴，少用四条莎丽，少铺一张床，家里也多一点空间，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理由了。用宗教来做掩饰，其实都只是为了钱。”（注：莎丽是印度传统服装）其实，许多被主义、理想之类掩盖的东西，其本意或者目的是很明显的，人们不能识别它是因为盲从或者从未想过去识别它，一经点破，则一钱不值。我曾说过：“有时候我想，也许禁锢我们思想的墙，并不存在。就像《狗镇》里居民的房子一样，虽然它们并没有墙，但人们从不穿越它，而是按固有的模式，从门出入。我们没能穿越那堵墙，或许是因为我们从未想穿越它。”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举行完葬礼，梵师对沙肯塔拉说：“甘地这样的人是世上少有的，他遵从自己良知的行事。”沙肯塔拉问道：“但是，如果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信念相冲突呢？”我想，这个问题是那位梵师回答不了的，而沙肯塔拉却用自己的行动给了我们答案——遵从自己的良知——她先是放出卡列安妮，给她选择幸福生活的机会，后来，把楚娅交给甘地，让她自由。沙肯塔拉无疑是令人敬佩的。

面对纷杂的社会，面对每天都发生悲剧的现实，面对各种思潮涌动和弥散着各种奇谈怪论的时代，保持自己的良知，并遵从良知行事，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了。这两年，有个怪现象，好像越是敢于挑战道德底线的事或言论越能受到追捧，并能成为舆论的欢宴。这样的结果是，自由的权利没有争取到毫分，良知却被泯灭了，道德体系崩溃了。更应警惕的是，消灭人们的良知，恰恰是专制统治所梦寐以求的，因为这样他们才能为所欲为的作恶，有效地进行统治。

其实，当你看到沙肯塔拉打开囚禁卡列安妮的房门并为之喝彩，当你为小楚娅获得自由而欢呼，你就已经感受到了善良的力量，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遵从我们的良知。不客气地说，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被搞成自私自利的形象，与许多学者不求甚解或者别有用心地对自由主义的误导有关。

这部影片最大的悲剧在于，沙肯塔拉不仅还会继续受到良知和信念相违的困扰，更要在已经有了对自由的认识和向往之后，回到“寡妇之家”……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困境。

作者：沈宇哲 | 评论(0) | 标签:大陆, 学生, 台湾, 程序,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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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台湾议会暴力，在二次政党轮替后的台北政坛，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本周，立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大陆学生赴台就学相关法律修正条文草案时，引来了蓝绿阵营总动员的大阵仗。之后，人们从电视镜头中看到了蓝绿立法委员互相推搡、咒骂，教育部长吴清基遭围堵，教育文化委员会主席赵丽云遭绿营同僚勒颈捂嘴，体力不支昏倒，双方“参战”人员均不同程度挂彩送医。

此后，总统马英九赶赴医院看望国民党籍受伤的民意代表，表达慰问之意的同时，站在国家领导人高度谴责立法院的暴力再起，理性问政空间荡然无存。同样感到遗憾的还有他的对手蔡英文，但蔡主席认为这是由于执政党动用人数优势强行修法的不当举措。双方阵营再次隔空交战，唇枪舌剑。

国会暴力事发后，台北媒体以最高调的方式重点报道，如果再追溯到4月14日大陆国台办宣布又一波“对台新政”：123所高校（大学）将开始免试招收学测成绩达“顶标级”的台湾高中生，面试合格即录取，今年9月就可正式入学。台湾各界认知到，面对大陆越发强烈的抢占人才攻势，台湾必须做出必要的应对。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需要检讨被搁置许久的大陆学生赴台就学的法律修订及配套措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手持行政院版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22条及22条之1的条文修正草案，以及《大学法》第25条及《专科学校法》26条的修正草案，启动对开放陆生赴台及认可大陆学历的立法表决程序。

其实，大陆学生赴台受阻一事由来已久，历经李登辉、陈水扁两届政府，大多因意识形态和两岸关系阴晴不定两大原因停滞不前。对民进党和非蓝政治力量而言，统战、大陆学历认证、陆生工作权是三个最重要的反对理由。

就在国会暴力发生翌日，台湾三大报不约而同发表社论，谴责议事殿堂暴力玷污民主法治的同时，也进一步反思政党因循守旧、闭关保守的不作为。舆论普遍认为，台湾民主化走到今天，开放社会更富包容、价值多元，而面对客观上大陆学生赴台求学的需求，台湾教育界不该熟视无睹。所谓统战、洗脑的担心，均属杞人忧天。相反，台湾社会需要建立一种感化、熏陶前来就学的大陆学生，提供给他们身临其境的环境，来体验崇尚法治，奉行民主原则的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大陆相比台湾，还有哪些可以提高、进步的空间。

但是，除了自信心不足和意识形态旧习难改外，马英九政府自身的做法也是法案受阻的根源之一，其实质是公权力部门是否依法行政的原则问题。一个在法律修订过程中手脚不干不净的政府，在野党拥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他。所以，很不幸，夹杂在蓝绿仇恨的浓厚敌对气氛中，一件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好事就这么被“牺牲”掉了。

说马政府修法过程手脚不干净，核心争议落在了台湾大陆政策的法律基石《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上，按照该法现行的规定，第22条写明：台湾地区人民与经许可在台湾地区定居之大陆地区人民，在大陆地区接受教育之学历检核及采认办法，由教育部拟订，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然而，被抓住把柄的恰恰是教育部程序正义有问题。经查，教育部于2010年2月4日公告“预告修正大陆地区学历检核及采认办法”，此办法打算将学历认证的适用对象由《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确定的“台湾地区人民与经许可在台湾地区定居之大陆地区人民”扩大到“来台就读、大学境外开班就读、在台停留、在居留之大陆地区人民”。

很明显，在上位法尚未获得修改之前，行政机关就试图颁布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执行细节，已违反《中华民国宪法》第172条及行政程序法第158条规定“命令与宪法或法律抵触者无效”的更高上位法的规定。试问，一个连基本立法程序都会违背的的政府，如何让人民安心地信任他？

另一方面，在总统府、行政院、教育部言之凿凿地宣称，台湾政府将严格奉行“三限六不”原则（三限：限量、限校、限领域；六不：不加分优待、不会影响本土学生招生名额、政府不编列预算提供奖助学金给中生、不允许校外打工或兼职、不会有报考公职人员考试及考证照问题、不会有就业问题）来办事之后，在野党质疑如若未来有大陆学生违反了这个原则，政府的执法机关怎么处罚？惩处手段为何？这在法律修正案里只字未提，如此草率地立法，也就难免落下了“霸王硬上弓”的恶名了。

必须指出的是，陆生赴台就学的老话题，自从沾染上意识形态的尘埃后，在统战、亲中等绕不出来的死结中兜来兜去，耗费的是台湾自身的竞争力和人才培育前景。不过，也不能因为这有， 就忽略了立法过程中的小细节，毕竟民主政治的初始就是保证程序正义，下位法对上位法的绝对服从。不若此，法治不存，何来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