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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埃及開羅數千人集會反對軍方統治。 「現在的埃及人非常關心政治，每個人都有他們的觀點而且他們不害怕他們所說的話，言論難以置信的自由；而在中國，大部分人不願意談政治，他們更想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中國正處於一個經濟發展的時代，埃及卻正在經歷一個政治變革的時期。」 文/ 朱曉玢 何偉小檔案: 何偉（Peter Hessler），1969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牛津大學英國文學碩士。1996年以「和平志願者」的身份來中國，從事教職之餘開始了他關於中國的寫作。他的中國紀實三部曲包括《江城》、《甲骨文》和《尋路中國》。此外，他也是《紐約客》、《國家地理雜誌》、《紐約時報》等媒體的撰稿人。 eter Hessler有一個很酷的中文名：何偉。過去十幾年裏，這個叫何偉的美國人走遍中國，寫下轟動的中國紀實三部曲，用冷靜的口吻，記錄著這個國家火辣辣的改變。 他寫中國，非敵非友。他旁觀的眼睛裏看到的，是一個充滿細節、層次多樣的土地。那片土地上，有猝不及防的遷移和堅持不懈的守護；傳統的老人和熱愛新鮮事物的孩子悄悄地撞到一起；人們生活在隱形的政治環境裏，或渾然不覺，或裝作渾然不覺，他們平靜的生活表面下是關於國家前路的暗湧。何偉的中國紀實，緩慢但精緻，於是他的三本著作，不單在美國暢銷、很快也在華人讀者圈中掀起波瀾。 在中國學習、工作、生活多年，已使何偉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國通，後來他又娶了漂亮的華裔太太。大家都以為他該在中國長期定居 下來的時候，何偉選擇了另一種可能性——去中東。 今天，何偉正和他的家人，住在埃及首都開羅。 革命的風暴給開羅帶來了不同於往日的複雜性和趣味感，這裏歷史悠久、文化豐富，這正是何偉想要停留的地方。 他說，最近正在寫一篇關於穆斯林兄弟會的故事。除此之外，他也依然愛和小人物打交道，熟練於和小商販稱兄道弟。從這些人的身上，一個國家的變化顯得更加真實可感。在開羅，他的阿拉伯語還不夠好，但他也沒有放棄和身邊的人不停對話。何偉描述最近認識的一位新朋友：「一個拾垃圾的人，很友好也有趣。他從人們丟下的垃圾裏，知道了那些人的好多事情。」 人在埃及的何偉，和在中國一樣，如魚得水地運用自己的旁觀法則。他一邊和當地人打得火熱，一邊又默默地在紙上，將周遭莫測的變幻，凝結成動人的故事。故事裏，不見了兄弟、朋友，這些鮮活的人本身，最終成為構築故事背景的一個個小色塊，鋪就成一座城市、乃至一個國家的底色。 從中國到埃及，記錄者熱情滿滿，無論是埃及還是中國，變化總讓何偉著迷。 何偉多次向媒體提到，再過幾年，仍想要回到中國。他想念他的朋友和學生，想念川菜。 好在開羅有一家不錯的川菜館，可以簡單滿足他對中國部分的想念。 以下是陽光時務對何偉的專訪: 陽光時務： 是什麼吸引你來埃及的？ 何偉：我2007年決定去中東。我的太太和我都想搬到一個很不同於中國、複雜而有趣的地方，一個有悠久歷史和豐富語言的地方。而且，這個地方要有雜誌社和出版社感興趣的故事。因此中東是一個很順其自然的選擇。 最初我想的是，不去敘利亞就去埃及，我們設想可能在那個地方呆上三年。因為我的兩個孩子誕生，我們推遲了出發的時間，後來又想要等到她們一歲大的時候再走。就在這段時間裏，埃及爆發了革命，我們不再可能去敘利亞。所以開羅也是一個順其自然的選擇。我們很開心來了這裏。 陽光時務：什麼時候來的埃及？至今去了埃及的哪些地方？ 何偉：我去年10月去的埃及，大部分時間都在開羅。這裏和中國非常不同。因為政治環境的關係，如果外國記者去埃及的小城市生活會有一些麻煩，而且我還沒有取得政府的信任，對我來說最好還是呆在開羅完成我的稿子。不過現在稿子剛完成，我可以稍微四周走走。 陽光時務：埃及的小城市和開羅有什麼不一樣？ 何偉：埃及和中國的不同在於，開羅之於埃及，比北京、上海之於中國，意義大得多。在這裏，沒有什麼大中城市，所以，認識開羅顯得很重要。即便如此，我還是希望找一個小地方做些調查。我可能會在開羅的郊外找一個地方或者去離埃及不遠的城市。我曾經在 Isma’aliya（注：埃及城市名）呆過，那裏去開羅大概一個半小時，我很喜歡那裏。對我來說找到一種方式去平衡我在開羅的觀察很重要。 到目前為止我主要的任務是學習阿拉伯語。現在我可以和人進行基礎的對話，我想再過七八個月，我可以不需要翻譯做一些採訪。阿拉伯語沒有中文那麼難。當然我現在有孩子，不能像在涪陵那樣想去哪就去哪了。 陽光時務： 你去埃及前曾經在一次採訪中說過，現在的埃及政治無處不在，但你會令所講的故事盡量規避直接的政治性。實際情況是怎樣？ 何偉：我現在正在報導政治新聞，我在寫有關穆斯林兄弟會的事。在選舉的時候，這是正當時的題目，而且也可以豐富自己的背景知識。再過一段時間，我會去找一些不那麼直接的主題，就像我寫中國那樣。我寫的中國故事，當然非常政治性，但不是直接的——我寫政治怎樣影響學校裏的孩子們，鄉村裏的村民，或者它不怎麼影響工業小鎮裏的人們。 最重要的是讓事情自然地發生。對我來說，現在適合去寫一些基礎的故事，因為我剛開始和當地人交流，學到了很多東西。沿著這個方向，我發現了一些同樣打動我的別的地方和事。當我的阿拉伯語和背景知識更好一點的時候，可能是選舉後，我會再回到Isma’aliya去，去看看那裏有沒有吸引我的故事。 陽光時務： 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革命中的角色是什麼？你怎麼評價他們？ 何偉： 我認為，雖然他們正逐步失去人們的信任，但仍然有足夠的實力贏得總統選舉。 穆斯林兄弟會是一個複雜、有趣的組織。簡單地說，如果他們想要好好地治理這個國家，還需要做一些重要的調整和改變。 而且，他們將如何與軍隊協商，還顯得不太明朗。好多不確定。穆斯林兄弟會有一些明顯的弱點，但這裏沒有其他強勁的組織存在，這是個嚴峻的情況。當一個獨裁的體制形成，就不會允許其他團體發展起來，當這個體制瓦解，會出現嚴重的空白。 陽光時務：就你的觀察，互聯網對埃及革命有影響嗎？人們使用網絡的情況如何？ 何偉： 受過教育的埃及人依賴網絡，不過埃及還有很多人是沒有受過教育的。 這裏的文盲率很高，我想應該有30%，窮人也比中國更多，所以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在使用網絡。 然而受過教育的人使用互聯網很頻繁，年輕人很習慣使用Facebook。我認為過於拔高互聯網對革命的影響是錯誤的，這像是一種科技宿命論。網絡是很重要的工具，但是革命的推動力，那些變革中的不快或慾望，是來自別的東西。我個人不太相信網絡力量。人們可能會因為匿名，而在網絡中表現得更加粗魯無理，我喜歡面對面的交流。我沒有Facebook，雖然我本應該有。 陽光時務：埃及人和中國人對待政治的態度有什麼不同？ 何偉：我覺得很不同。現在的埃及人非常關心政治，每個人都有他們的觀點而且他們不害怕他們所說的話，言論難以置信地自由。而在中國，大部分人不願意談政治，他們更想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中國正處於一個經濟發展的時代，埃及卻正在經歷一個政治變革的時期。 陽光時務：你覺得在未來中國有可能出現類似埃及的革命嗎？ 何偉： 當然什麼都有可能，革命可以在任何時候發生。我們還學到一件事，就是所謂專家在某些看法上通常是錯的。我並不認為我自己是專家，所以我可能錯得更多！不過我一直以來的感覺是，中國仍然離革命有一段距離。它最終會出現，不過我懷疑沒有那麼快。中國和埃及有很大的不同。在埃及，52%的人口年齡在25歲以下，這些人甚少有經濟發展上的機會，這也是走上街的示威者們的核心訴求。在中國，年輕人從不會像這樣抗議。他們感悟到的是要在學校裏好好讀書，然後成功，不能在政治運動中浪費時間。而且因為計劃生育，青年人的數量並不多。我在埃及遇到很多年輕人，他們有多於三個兄弟。這導致了他們不會像中國青年一樣感到類似的壓力和責任。 陽光時務：你現在還會關心中國的新聞嗎？通過什麼渠道了解？ 何偉：雖然不是那麼頻繁，我還是會不時上網看看中國的新聞。我還和在中國的人，比如以前的學生、其他朋友聯繫，他們會和我說起中國發生的事。現在中國當然有不少怪異的政治事件發生，不過埃及更甚。所以在我眼中，中國仍然看上去非常平靜。 陽光時務：我留意到你也較少提及網絡、新媒體對中國的影響。 何偉：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對類似的預想很警惕。 我覺得人們傾向去相信科技可以做所有事，誘發革命，改變政府。然而這些力量來自其他方面。教育也來自其他方面，互聯網並沒有使中國人的教育程度更高。你走進一家網吧，大多數人在用QQ聊天或者玩網絡遊戲，他們看上去不像在對五四運動進行深度歷史的研究。 我認為政治改革更容易發生在中國的經濟增長停止了或者急劇變慢了的時候，中國的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開始感到他們沒有了機會。這是我的直覺。我不認為和互聯網有太大的關係。一旦它開始了，人們會不安且想要改變，然後他們肯定會使用互聯網這個工具，去了解信息，去組織策劃，給政府施加壓力。但網絡本身不會帶來革命。 陽光時務： 有人說你對中國的觀察比不少中國人都更細緻、更準確。 何偉：一個中國記者花同等時間去做這些事，也可以達到這個程度。區別在於，我的工作情況允許我花大量的時間調查以及寫作，這挺奢侈的。《江城》這本書的誕生，也是因為我在涪陵的日子不那麼忙，我可以仔細地寫一些日記。回到美國後的一年半時間裏，我的父母讓我住在家中，使我得以完成那本書的初稿。 其他的書中的內容來自我為《紐約客》和《國家地理》寫的東西，這些雜誌支持我寫一些長線的選題；而且我的第一本書在美國也賣得很好。所有這些意味著，我不怎麼需要把時間花在一些細碎的選題上。但我覺得一個中國記者很難像我這樣。事實上，在歐洲也難，美國不太一樣，美國有這些做長線題材的雜誌。這和國家的大小以及寫作傳統有關。 陽光時務： 《甲骨文》會在中國內地出版嗎？ 何偉：近期內都不會。但在台灣已經出版了，也賣得不錯。書中的話題太敏感了，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明年我將出版一本文集，書名Strange Stones，中文版（在中國內地）將和美國同時出版。中文版裏將收錄部分《甲骨文》中的文章。 陽光時務： 過去在內地出版《江城》和《尋路中國》的過程中，有沒有受到什麼阻力和干擾？ 何偉：多年來他們都告訴我，我的書不可能在內地出版。或者，必須對書進行大量的改動和刪減，但我不願意這樣做。直到形勢終於改變，我敲定了出版合同。這兩本書裏都有一些小的刪節，不過這些刪節不是很重要。 最初是耐心的問題。我等了幾年，然後上海譯文出版社和我簽了合同，他們說他們會如實、照直翻譯。所以那時候我很慶幸，慶幸沒有在此前簽下任何要對書進行大幅度刪改的出版合同。這件事上主要是時機，事實上現在政治環境也改變了一些， 我聽說出版社的翻譯比以前更保守。我覺得，如果是今天讓他們來翻譯我的這兩本書，會和現在看到的有一些不一樣。我的書能在政治環境相對平靜的時期被翻譯，還是幸運的。 陽光時務： 在你看來，記者和作家的身份有什麼不一樣？你更喜歡人們怎麼定義你？ 何偉：怎麼定義都可以。我可能自認是個作家，因為對我來說，寫作手法非常重要。但我會也做很嚴肅的調查研究。你們可以說我寫的是非虛構的小說，或者文學新聞。它的目的是，在耐讀又好看的文章中，融入審慎的調查和對事實的絕對信奉。我從不虛構，我像一個好記者一樣，會花時間弄清真相。

福建省長蘇樹林訪台的「宣傳計畫」曝光後，遭到反對黨和公民團體的強大壓力。手握「第四權」的媒體，蓄意以新聞／廣告不分的方式替廣告主「擴大宣傳效果」，遭到批評時，還可以和中國國台辦遙相呼應，把責任推到「過時法令」。 文/李蔚 一樁正由台灣陸委會審查的違法案件，引發兩岸官方隔海叫陣。 福建省長蘇樹林今年3月24到28號率團訪問台灣。從馬英九2008年上任至今，帶團訪台灣的省市長、書記不知凡幾，原本已經算不得什麼新聞。真正的新聞出在蘇樹林前腳剛走，一份「2012福建省長訪台宣傳計劃」就跟著被披露出來： 「採訪日期： 三月二十四日。 行程時間： 上午。 媒體類別： 中國時報。 版面安排考量：大一則。 重點採訪事宜：蘇樹林省長……抵達台中後參觀台中港。台中港與廈門開通客運航線。 刊出日期： 三月二十五日刊出。」 這張「宣傳計劃」上，刊出了十多則名為報道，實為廣告的撰寫、處理規格。一則一則清清楚楚，想必也是明碼實價。而唯一列不清楚，或者說不列清楚的，就是當這些文字見諸報端時，讀者無法分辨究竟這是無償的報道，還是有償的廣告。 這份文件曝光後，其中的業主《中國時報》並沒有否認內容的真實性。原因之一，應該是因為該報對蘇樹林行程的報道，竟然和「宣傳計劃」一則一條都對得上，明顯是「按表操課」。 兩岸對質「有償新聞」 4月24日，台灣陸委會針對《中國時報》疑似接受福建省政府的有償新聞召開會議，與會的學者、官員認定中時刊出「有償新聞」的事證很明確，只是處罰方式還不能確定。陸委會官員接受訪問時表示，本案目前還在進行內部行政流程，目前也沒有辦法說明可能做出處分的確實時間。 不料《中時》可能受罰的消息刊出當天，北京國台辦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范麗青直接提出了看法： 「我們認為，台灣有關方面應該多聽取台灣媒體的意見，盡早修改不合時宜的規定，以適應兩岸大交流的新形勢。」 先是認定自己所謂的「新形勢」；再斥責台灣的法令「不合時宜」；第三，甚至批評台灣的內政。台灣陸委會當天下午就以四年來罕見的嚴厲措辭回敬國台辦，三點聲明中，兩次強調「新聞自由」，也直接批評大陸訪問團無視台灣法令。 聲明用聯絡處長盧長水掛名，用意在於「中駟對中駟」，而不要讓職務等同部長級的發言人劉德勳，對上位階遠低於他的范麗青： 「一、新聞自由是民主法治的根基，大陸地方政府透過媒體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政策宣傳，侵害新聞自由，如涉及違法，政府將依法處理。 二、政府已多次透過管道向陸方傳達我方法令規定，惜未能受到正視，對此，我們感到遺憾。 三、兩岸交流要朝正常、健康方向發展，應相互尊重，回歸新聞自由運作常態。」 再怎麼不同意范麗青，她有句話是對的。在台灣稱為「置入性行銷」的「有償新聞」攻佔台灣主要媒體版面，的確是出於某種「新形勢」： 2008年，馬英九接任總統，跟著來的，是又猛又急的世界金融風暴。在台灣，平面媒體原本就被視為正在「走下坡」的產業；電視台更因為市場太小，家數太多，沒有一家屯儲了因應風暴的充沛銀彈。 在這種情形下，來自公營部門的政策宣傳廣告，就成了媒體最穩定的收入來源之一。這個起自民進黨執政時代，在媒體購買有償新聞的作風，到國民黨重返執政時發揚光大。 但馬政府肆無忌憚地購買有償新聞，終於激怒了還懷抱著專業良知的媒體工作者和傳播學者。前《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的一篇博文《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是這波公民社會大反擊的「武昌起義第一槍」。 黃哲斌發難後，台灣傳媒界、學界和公民團體一波波向馬英九政府施壓，成功推動修改預算法，禁止台灣政府購買有償新聞，如果是廣告或宣傳品，必須明確標示出資者。但卻有一塊專業重災區被遺漏在這場公民運動外：大陸新聞。 「新形勢」下的新商機 馬英九執政後兩岸關係轉變的大勢，不需要再多花篇幅描寫。也就在「新形勢」下，台灣的旺旺中時、聯合兩大報系，和多數電視台，迎來了新商機：中國地方政府的有償新聞。這種新交易型態的賣方，也就是媒體老闆，早在民進黨政府執政時代，就把出售有償新聞視為理所當然。如今只是出資者從台灣政府變成中國政府，商人無祖國，鈔票更是無國界。 交易的買方，中國各省市政府，則是緊緊抓住中央發展兩岸關係的政策，由省長書記領軍大幹快上，藉著探親、採購等等各種名目，力求在兩岸關係做出成績。想被外界看到成績，要靠媒體報道。怎麼保證媒體一定、而且以夠大的篇幅報道，省委宣傳部不可能對台灣媒體直接下條子，花錢買，就成了理所當然的唯一選擇。 最初，對於省市長團的有償新聞，各媒體是個別地摸索，憑著資深記者和各省市的關係及國台辦的轉介，零星地洽談個案。一段時間以後，以「旺中國、旺台灣」為興辦媒體宗旨的台商蔡衍明，率先在集團內，成立了「中時文化傳媒公司」。 「中時文化傳媒」的辦事處設在北京，主要業務之一，除了為各省市政府在旺旺中時報系本身所屬的媒體上製作有償新聞，也逐步成為中國省市長訪台行程「整體行銷」的總承包商。根據台灣傳媒圈掌握的有限資訊，「中時文化傳媒」先透過國台辦，掌握各省市長訪問台灣的期程。接下來和各省市的宣傳口子接洽，提供訪台行程中的整套宣傳方案。 宣傳方案一般包括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兩部分，「中時文化傳媒」會向客戶提示台灣主要的新聞台和平面媒體，一一條列出有償新聞的採購計劃、格式，就如同文章開頭之初提到的「福建省長訪台宣傳計劃」。包括採訪時間、需要露出的重點對象，刊登篇幅和刊登時間。最後，當然不能少了每條有償新聞的價格。 在客戶同意之後，「中時文化傳媒」先和準備訪台的省市政府簽約，然後按表操課，把宣傳計劃「發包」給台灣其他的傳播媒體，包括自己旗下的中天電視、中國電視、《中國時報》和《工商時報》；也包括集團以外的《聯合報》、《經濟日報》和其他電視新聞台。可以合理推測，在這樣的模式下，「中時文化傳媒」既為自己的集團賺進出售有償新聞的收入，也在向下發包的過程中，以「中盤商」的角色賺到一筆佣金。 吳豐山的調查報告 台灣媒體社群和一般民眾，原本對上頭這套「生意經」所知極為有限。但在2010年11月，台灣監察委員吳豐山的一份調查報告，讓這條「產業鍊」完全曝光。 吳豐山在報告中指出：中國各地區的首長、副首長來台訪問時，常見台灣媒體配合以專題報道，為該省、市刊登招商廣告。例如，《中國時報》分別於2010年9月13日、17日刊登西安、陜西的專題報道，《聯合報》也在8月3日、8日刊登湖南的專題報道。 吳豐山在報告中，引用一份意外流出、由「中時文化傳媒」和《聯合報》負責人簽訂的契約，他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旺旺中時設在中國北京的公司，專門招攬中國官方的廣告業務，再轉包給國內其他媒體。這份《中時》與《聯合報》的契約就載明「付款方式，以匯款方式支付」，足以證明有對價關係，涉以金錢購買新聞，進行置入性行銷（有償新聞）。 然而吳豐山的調查結果，並沒有立即引發太巨大的反響。至於官方，縱使可以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認定這些為配合大陸省市長訪台的有償新聞已經違法，給予處罰，但要處罰傳媒，畢竟令官方忌憚三分，更何況中時、聯合集團，在政治立場上向來旗幟鮮明地支持馬英九，處理起來更是左右為難。 台灣官方這種推、拖、拉的「方針」，終於在蘇樹林訪台的「宣傳計劃」曝光後，遭到反對黨和公民團體的強大壓力。 劉曉波新聞見報不上網 省市長團購買的有償新聞，只是中共官方藉金錢影響台灣傳媒的一部分手段。另一種更大範圍的控制，是由北京中央政府直接操作、調控，以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為餌，誘迫台灣媒體自動繳械、自我檢查。一件在台灣媒體圈流傳甚廣的事件，是北京政府在「劉曉波事件」中對《聯合報》的處置。 台灣四家主要報紙間，基本上《聯合報》、《中時》偏藍，和中共政權關係較為友好。《自由時報》偏綠；《蘋果日報》的藍、綠傾向不太明顯，但旗幟鮮明地反共。因此，在劉曉波獲頒諾貝爾獎前，在大陸境內，原本不必翻牆就能連上中時和聯合的新聞網站。 劉曉波獲獎消息傳出後，台灣四家報紙都在頭版處理這則新聞，但《中時》處理上相對「克制」，不僅沒有放在頭條，還不忘在標題上強調「中共抗議」。《聯合報》則是以頭版轉多個內頁報道，還轉載了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一文。 經過兩天的大幅報道，駐在北京的台灣記者發現，《聯合報》網站在大陸遭到屏蔽；此外，《聯合報》獲准在大陸印刷，有限度對當地台商發行的「華中版」和「華南版」，有劉曉波新聞的版面，也被置換成其他新聞。《中國時報》和同一集團的《旺報》，雖然在大陸仍然可以連上，但網站上已經沒有劉曉波的新聞，據稱是該報也做了緊急處置，劉曉波的新聞照樣在台灣見報，但不上網絡，以確保網站不會被遮蔽。 遮蔽網站是吹哨警告，這警告確實發生作用，也牽制了後來《聯合報》和台灣其他駐北京電視台記者對劉曉波案的報道及評論尺度。 劉曉波事件，只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說明北京政府僅僅利用境外媒體進入大陸的許可權，就可以影響、操控台灣媒體的報道方向。由小可以見大，如果只是一個許可權就有如此的力量，如果有朝一日，中共政府向台灣的傳媒釋出了例如落地發行等「含金量」更高的特許權，屆時的操控力道，必然是成倍數地增加。但如果打進中國市場，乘著「中國崛起」的大勢潮流，是台灣多數媒體老闆高度期待的目標，旗下的記者自然就得跟著吞忍、接受中共政府對新聞的指指點點。 蔡衍明的媒體王國 旺旺中時集團長期擔任「中國有償新聞總代理」的角色，終於引爆台灣社會、傳播學界、公民團體和部分媒體工作者的強烈反撲。這股批判風潮聚焦的標的，是旺旺中時老闆蔡衍明，向台灣國家通訊暨傳播委員會(ＮＣＣ)提案申請併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中嘉集團」。 簡單解釋，在台灣有線電視產業分工中，是由電視台或製作公司生產內容，再透過各地區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傳送到民眾家裏；換句話說，電視台是工廠，系統業者是通路商店。社會對中嘉購併案的疑慮在於：蔡衍明目前已經擁有中天和中視兩家電視台，以及中時報系旗下的報紙和雜誌。如果再讓該集團買下中嘉系統，蔡衍明擁有的媒體集團，不僅能同時在橫向(電視、報紙)，和縱向(電視、系統)都完成整合，更遑論中嘉系統擁有的收視戶總數，接近全台灣的百分之三十。無怪某些公民團體及傳播學者，會以「媒體酷斯拉」形容蔡衍明正在打造的媒體王國。 中嘉併購案及蔡衍明個人政治立場引發的爭議，限於篇幅，暫時先不展開來說。但旺旺中時集團長期向中國地方政府出售、代理有償新聞的行徑，卻不斷地在這波風潮中，被拿來作為蔡衍明經營媒體「不適格」的證明。對此，旺旺中時報系旗下的《旺報》，4月24日發表一篇社評，對出售有償新聞的行為，有如下的解釋： 「從監察院糾正案文（指吳豐山的調查報告）可見法令跟不上時代的荒謬性。……大陸各地方首長來台，如果沒有宣傳，民眾又如何得知？因為法令不允許，媒體只好採取變通方式規避法令，也是情非得已。」 好一個「情非得已」！看著這段自辯之詞，作者想起了採訪監察委員吳豐山時，他當時很感慨地反問作者：「我從來沒有說不讓他們登廣告，只是要他們在報頭向讀者標明清楚，這是『湖南省廣告』、這是『陝西省廣告』，這有這麼困難嗎？」 吳豐山的感概，果真是大哉問。如果一個肩負社會責任，手握「第四權」的媒體，不能誠實面對讀者，反而蓄意以新聞／廣告不分的方式，意圖在讀者分辨不清的情況下，替廣告主「擴大宣傳效果」；遭到公民社會批評時，還可以和中國國台辦遙相呼應，把責任推到「過時法令」。看到旺旺中時集團用這麼一段文字替自己辨解，除了「筆尖蒙塵、專業蒙羞」外，也實在找不出更多的批判言詞。

這聽起來真像是一場沒有敵人的革命。從2011年8月19日總統登盛與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姬會面以來，緬甸改革贏得了國內外一致正面評價，連最苛刻的批評者也承認，它已經走上了正確的方向；而對於親歷者而言，它幾乎算得上日新月異了。 文/楊瀟 「政府內沒有所謂的強硬派和溫和派。」 在內比都的議會大廈裏，緬甸總統登盛對議員們說。「當然，每個人的個性、態度和行為都會有不同，但我們都會堅持政策、履行職責。」他補充道。 這聽起來真像是一場沒有敵人的革命。從去年8月19日登盛與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姬會面以來，緬甸改革贏得了國內外一致正面評價，連最苛刻的批評者也承認，它已經走上了正確的方向；而對於親歷者而言，它幾乎算得上日新月異了——我去年11月到訪這個東南亞第二大國（以國土面積論）時，當地同行談論最多的是新聞的鬆綁——審查部門PSRD（Press Scrutiny and Registration Department）允許報紙刊登昂山素姬的大幅照片，允許他們以一種建設性的口吻敦促政府釋放政治犯等等，兩個月以後，消息傳來，緬甸當局擬推出新傳媒法，取消審查制度——PSRD自己或許都要成為歷史了。 同樣在去年11月，最大反對派全國民主聯盟（NLD）總部外，仍有一些神色可疑的人隔著馬路對來訪者拍照；如今這裏已成仰光最新的旅遊景點，大巴車送來一批批外國遊客，他們在這個又小又暗的地方高高興興地與NLD成員合影留念，為它捐款，然後買下印有昂山素姬頭像的T恤、水杯和徽章。 總統登盛3月1日在議會發表的講話，可算又一個鼓舞人心的消息。他宣布將加強法治、促進私營經濟，並且改善緬甸糟糕的基礎設施，他甚至提到了一些「瑣事」，比如讓更多的人買得起手機SIM卡（在緬甸常比手機還貴）、用上互聯網，「必須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的年輕人過上好日子，用筆記本電腦取代他們手裏的槍支。」 從街頭茶館到FACEBOOK，緬甸人發表著對總統講話的看法，一個網民寫道：「總統先生，我要17英寸的蘋果筆記本。」更多人則注意到總統先生的用詞，他說人民是國之「父母」——這在緬甸非比尋常，一直以來，緬甸人就被告知「只有軍隊（Tatmadaw）才是父親，只有軍隊才是母親」。 也不是每個人都歡迎總統的講話，頗有影響力的流亡媒體《伊洛瓦底雜誌》（The Irrawaddy Magazine）記者採訪了一位內比都市民：「光說說可不夠，他得讓我們看看，他能真為我們做些什麼。」另一些批評者則猜測，政府中仍有高官在抵制總統的改革——登盛宣稱，講話適逢文官政府執政一周年，而事實上，他直到2011年3月底才掌握權力，為什麼提早一個月就出來對全國喊話呢？是否形勢所迫？ 改革之謎 伊洛瓦底雜誌的創始人、主編Aung Zaw在二月份從曼谷回到了仰光，這是這位1988年學生運動領袖24年來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國。最近幾個月，除了接踵而至的西方外交官，大批海外民運人士、流亡媒體的記者也受邀返回緬甸。 Aung Zaw一共逗留了五天，拜訪了各方人士，「不管我們談論什麼，所謂改革派與強硬派的對立也好，丹瑞將軍和貌埃將軍在背後的影響力也好，或者其他任何主題，我所見到的人——高級官員、報紙主編、外交官以及一些消息靈通人士，都會對『背後的故事』給出截然不同的判斷，提供各種版本的『真相』解讀。」 這和我當初在仰光採訪的感受接近，以「為何會有改革」這個最基本問題為例，就有「阿拉伯之春倒逼說」、「經濟發展不可持續說」、「丹瑞背後主導說」、「權力結構重組說（文官政府多來自軍方，而他們比新上來的年輕將軍們更有威望）」、「策略性調整換取解除制裁說」、「美緬暗中交易說」等N個版本。美國政治學家吉勒莫·奧多納（Guillermo O’Donnell）與菲利普·斯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在名著《從威權統治轉型》中有一著名論斷：專制向民主轉型的前提是統治精英內部發生分裂。「強硬派相信徹底實行威權統治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如果不能徹底實施，建立某些偽裝也能保持自己不受侵犯、等級森嚴的威權統治權力」，「有的強硬派持這一立場是出於機會主義，並不關心長遠的政治目標，只關心保住自己的職位和分贓份額……（但是）構成強硬派核心的是那些發自肺腑要拒斥民主的種種『不治之症』和『混亂失序』的人」。這不禁讓人想起美國駐緬大使館高級外交官Larry M. Dinger2009年的一份秘密備忘錄（後被維基解密公佈）：「將軍們大都打過仗、帶過兵，他們把統一與穩定視作國家的最高利益。他們似乎也真誠地相信，軍隊是國家統一與穩定的唯一保證。」 不過事情也有另外一面。路透社的報道說，2008年5月的納爾吉斯風災逼迫緬甸高層與外國救援者展開對話。這場風暴造成近14萬人死亡，軍政府起初擔憂美國藉口救災干預緬甸內政，但最終美國飛機被允許進入緬甸，並帶來超過4000萬美元的物資。那時登盛正是救災委員會的首長，當他乘坐直升機視察受災最重的三角洲地區時（他的家鄉就在這裏），可以想見當時的慘狀：兒時的村莊已被掃平，漫天混水裏漂浮著死者屍體和房屋碎片。 「納爾吉斯是一個精神上的觸發器」，仰光一個研究組織Myanmar Egress的負責人U Tin Maung Thann對《紐約時報》說，該組織為總統提供諮詢，「這使得他認識到舊政權的局限。」 前聯合國官員、著名緬裔學者Thant Myint-U則說，使得緬甸軍政府最終改變態度的是，他們意識到他們可以開放一些，接受外國援助和與外國救援人員對話，天並不會塌下來。 正義與和解 「溫和派起初與強硬派可能並沒有什麼區別……他們轉變成溫和派是因為他們越來越認識到他們所協助建立並在其中佔據高位的政治體系，在可預見的未來需要採用某種程度或形式的選舉而正當化。」奧多納和斯密特在書中分析。緬甸曾是東南亞的明珠，但1962年軍政府上台後，它一步步滑向「資源詛咒」和「失敗國家」的深淵，被鄰國甩得越來越遠。或許正是從2008年以後，對於緬甸現狀不可持續的共識開始在統治精英內部凝聚，2010年11月，在被操控的大選中，軍政府鞏固了自己執政地位，並籍此獲得一定程度的安全感，隨後昂山素姬得以釋放。2011年3月底，軍事強人丹瑞將軍退居幕後，登盛為首的文官政府登台，5個月後，登盛與昂山素姬會面，改革提速，東盟與西方外交官陸續來訪。 昂山素姬拒絕透露會談內容，但人們猜測雙方應該有方向性的妥協：政府承諾啟動自由化改革，譬如釋放政治犯（他們做到了），而昂山素姬和她領導的NLD承諾重返政治進程，這就意味著承認政府的合法性（他們也做到了，之前他們曾抵制2010年大選），並考慮說服西方接觸對緬甸的制裁（素姬至今仍抱謹慎態度）。有人用「務實的美德」來形容政府與反對派，不過改革當是社會合力的結果——它們應該包括那些願意為社會不公上街抗議的僧侶，那些半夜裏（此時網速較快）在FACEBOOK發布言論的年輕人，還有那些紮紮實實「以議題為本」的NGO——雖然這些「準備工作」本身並不能帶來民主轉型。 總統首席政治顧問Ko Ko Hlaing近日接受泰國《國民報》（The Nation）獨家專訪時，試圖讓外界相信緬甸的改革「不會逆轉」。他說，總統的堅定意志、憲法的民主方向、初嘗自由滋味的緬甸人民，還有國際大趨勢是確保改革不會倒退的因素。 他也談到了丹瑞將軍，「你應能理解一位年長的佛教徒的心境，也應該能理解一位軍人的想法——一旦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就可以休息了。他（丹瑞）為緬甸做了很多事情，造橋、修路、建水壩，他的七步民主路線圖也為改革打下了基礎。據我所知，他已經完全不涉政治，正和兒孫們享受天倫之樂……他不是鄧小平，也不是李光耀。」被問及丹瑞是否擔心未來的清算時，KoKo Hlaing說：「緬甸是佛國，諒解是我們的信念。」 我採訪昂山素姬時談及正義與和解的微妙關係，她引用圖圖大主教的話說，我們要追求的是修復式的正義，而不是報復式的正義，「我不希望民主運動以仇恨為基礎，我希望它能基於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對於未來的信心，相信我們的國家未來應該變得更好。不論何種情況，要達成國內和解，你不可能依賴仇恨。」目前尚不知政府與反對派在這一問題達成何種妥協，但在一定程度上承諾當權者安全與利益，或許是改革不可避免的代價。 緬甸改革表面上風起雲湧，總統也努力製造出「沒有強硬派與溫和派」的圖景，但真實情況是，人們並不清楚這個依舊神秘的政府的真實決策過程，並且，現有的自由化因為缺乏法治保障，也非常脆弱。還有媒體分析，與邊境武裝的談判（如今最令政府頭痛的是克欽獨立軍）如若處理不好，將成為強硬派以「國家安全」為名進行反攻倒算的機會。 中緬關係 作為來自中國的記者，有時與緬甸同行打交道時會被「反採訪」，他們總要問你對於緬甸政府擱置密松水電站的建設有何看法——這幾乎是和總統會見昂山素姬一樣重要的「自由化標誌」。 Win Myo Thu是緬甸NGO組織EcoDev的負責人，他​​全程參與了緬甸民間社會對密松大壩的討論及抗議，談及這場「1988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公眾行動」，他告訴我，反壩行動不僅僅與環境、洪水、地震等隱憂相關，也涉及到在中國影響越來越大的情況下緬甸人的認同（identity）問題。 「我的妹妹是家庭主婦，她從來不關心國家大事，也很關注大壩，她說，如果中國方面要求緬甸賠償停建損失，她也願意出一份錢。其實，平時她是個小氣的人！」 在西方對緬甸制裁的大背景下，中國對緬投資佔了緬甸外國總投資的三分之二，中國是僅次於泰國的緬甸第二大貿易夥伴，緬甸末代王都曼德勒如今看起來就像一個中國縣級市，據報導中國還是緬甸軍隊主要的武器提供者。不少人相信，如果沒有中國的援助，軍政府將難以維繫。「他們（軍政府）賣森林、賣玉石、賣油氣，甚至連伊洛瓦底江都賣，他們把緬甸賣給了中國。」人權活動家Myo Yan Naung Thein的話反映了相當一部分緬甸人的情緒。 「大壩只是全景的一部分，」昂山素姬告訴我，「我收到過不少緬甸人的來信，抱怨他們那裏來了一個中國公司，他們無所顧忌、為所欲為等等。」而《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則分析說，中國公司在緬甸北部，一些傲慢、有時甚至殘酷的做法最終讓緬甸政府也退避三舍。此外，緬甸現在需要的技術以及教育援助——也就是行話說的「能力培訓」——正是中國不願提供的。於是將軍們不得不轉向西方，進行政治改革。 但這並不只是一個黑與白的故事，2008年1月，美國外交官Shari Villarosa（Larry M. Dinger的前任）在大使館內宴請了時任中國駐緬大使管木，「中國正在對緬甸失去耐心，」在一份被維基解密公開的密電中，Villarosa判斷，「顯然，中國人覺得丹瑞政府拖了他們的後腿，如果緬甸陷入政治亂局，中國在緬商業利益將會受到損害。……中國大使建議，可以向緬甸軍政府的高級官員保證不會危及他們的生命和經濟利益，這樣的話他們（將軍們）將會更容易接受逐步讓出權力。」之前的2007年，緬甸爆發「僧侶革命」，遭到軍政府鎮壓。 緬甸的改革或許讓一些慣於走「上層路線」的中國投資者感到尷尬或者不安，但他們顯然應該重新考量當地社區與民眾的利益，從根本上說，一個法治社會也是對投資者更好的保護。與此同時，在自由化進程中，緬甸公民社會逐步甦醒，之前曾被壓抑的一些情緒不可避免隨之釋放，若官方有意迎合，那麼我們就會一再看到類似曼德勒正在發生的場景——顯眼的中文招牌被勒令取下。無疑，此時雙方同樣需要「務實的美德」。 在仰光，一位中國商人有點憂慮地談起「萬一以後老太太上台了」對中緬關係的影響——他說的自然是昂山素姬，雖然按照緬甸目前的法律，嫁給外國人的素姬還不能競選總統——在分析了中緬的地緣關係與互相需要後，這位商人又很有自信地說：「放心吧，也壞不到哪裏去。」 Win Myo Thu告訴我， 「我很肯定有一些緬甸人恨中國人，密松大壩停建之後，有人呼籲要繼續反對中國投資的其他工程，我們反對，說No way，我們不能這麼做。」據說，在緬甸國內掀起反密松電站聲浪之際，昂山素姬也曾考慮給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寫信，請他關注此事。在向一些民間社會人士尋求建議時，她的意見被否定了，最後她只發了個一般性的聲明。 「過去她一直看著西方，現在她越來越成熟，已經走在正確的軌道上。」Win Myo Thu評價。 無論如何，在中印競相崛起與美國重返亞洲的大背景下，緬甸的改革也將難以避免地受到大國博弈的影響，就像一位緬甸記者對我說的，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我們生於大國之間，沒有選擇。」 全文刊登於《陽光時務》第十六期，可通過iPad訂閱《陽光時務》欣賞全部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