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

中国选举与治理 | 茅于轼:房地产已无药可救

  房价回调是否预示着政府的调控有效?会下跌多少?房地产的救药良方到底在哪里?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接受南都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无药可救,最后必然会走向破灭,届时房价下降50%都不过分,因此他建议老百姓现在不要出手买房。   同时,茅于轼完全否认限购限价措施对楼市的作用,他特别提醒,保障房是为了保障最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而不应该是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不应该纳入其中。   房企民营开发商发展瓶颈在于资金   南都:浙江绿城近期多个项目出让,凸显了民营房企在楼市调控之下的生存危机,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茅于轼:房企为什么会赚这么多钱?直接原因是房子在不断涨价。买房人赚钱,卖房人也赚钱。   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经看到(市场)情况在变,可是很多房地产开发商看不到这些变化。所以现在房子不好卖,借了钱还不了,(他们)就发生了资金链断裂。   南都:为什么这种现象在民营房企较为普遍,国营房企相对好一些?   茅于轼:国营房企与民营房企的区别在于它能弄到钱。但是大环境决定了无论国营还是民营,房地产业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我前年就提出这点,我的房地产朋友很不喜欢听我的话,他们说你给我捧捧,我说如果我捧的话就是害了你们。可惜懂这个的人不太多。   南都:很多民营企业受宏观调控的影响最大,发展瓶颈在哪里?   茅于轼:就是资金问题。   南都:因为没有资金,所以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   茅于轼:大银行是不服务中小企业的。这个全世界都一样。美国有8000多家银行,大部分都是小银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不严重。   南都:中国民营房企未来发展空间在哪里?   茅于轼:资金问题不解决就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民营企业他们现在最大的融资渠道就是民间借贷。现在政府要将这块砍掉,民间反应很大,因为民间借贷这块没了,就会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对金融的垄断。   南都:郎咸平曾说过:中小房企消失后,房价会越高。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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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 | 房地产调控还能维持多久?

房地产调控还能维持多久?          时寒冰     作为套在地方政府头上的紧箍咒,房地产调控政策,一直被各地政府想尽办法化解、突围,只不过有的办法太直接,霸王硬上弓,搞得中央没有面子,很快就被叫停。比如,芜湖市出台的“免契税、补贴”的楼市新政,新政以红头文件形式下达,证据确凿。并且,新政没有任何前戏部分,无论入戏的还是看戏的,都觉得索然无味。好比跳交谊舞,第一步就踩在了对方脚上,让中央疼得鼻涕都流出来了,还假惺惺地问“亲,真的……踩到您了吗?”结局当然是很快夭折。     此为下下之棋。     相比而言,中山市就略微含蓄一些。一边声称严格执行中央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先保证舞蹈时不踩住中央的脚,一边宣布将商品房限价从每平方米5800元上调至6590元,为房价悄悄打开上行空间。此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但中山市暗渡陈仓的事毕竟搞得天下人尽皆知,此为中等之棋。     接下来,最高水平的登场了,是上上之棋,却出神入化到几乎看不见棋路(以下媒体部分如果不另外注明,都源自2012年2月21日的《新闻晚报》)。     “根据去年年初出台的上海版限购令,大多购房者及市场人士均理解为对已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上海户籍居民家庭,政策应是暂停售房。而 近期市场却传出外地户籍居民持长期居住证满三年,可享受上海本地户籍居民的同等购房资质的消息 。”     “上海市房管局房地产市场监督处副处长蒋慰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上海市住房限售政策没有改变,上海市政府也已经明确了本市将继续全面贯彻国家对于房地产调控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政策不改变,力度不放松……徐汇房地产交易中心的税务咨询人员介绍,非本地户籍人员在沪购房,需要全额缴纳房产税。 而按上海户籍居民家庭,新购第二套住房,仍可享受合并计算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60平方米、免征房产税的政策优惠 。”     吃过晚饭,我跟专职负责采访房地产口的记者交流, 确认,上海市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居民持长期居住证满三年,可享受上海本地户籍居民的同等购房资质”的政策,这是一个全新的全面突破房地产调控的新政策。 但是,如果直接这样做,势必遭到中央的强力干预,而上海市做得实在是太滴水不漏,令人叹为观止!     上海的这盘棋是这样下的。     一、先自己“发明”“居民持长期居住证满三年,可享受上海本地户籍居民的同等购房资质”的所谓传言,然后,就此事表明立场,显现出自己完全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连半推半就都不是,完全是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入戏的,从头到尾都非常无辜,清纯得令人心醉。     二、把从来没有在上海出现过的“居民持长期居住证满三年,可享受上海本地户籍居民的同等购房资质”的政策,作为“固有”政策进行强调,表明自己是走在中央调控前面的,不仅轻易突破了中央调控房地产政策的最严厉的一条限制,而且,给足了中央面子,并完全规避了责任,避免了被问责的任何风险——上海市等于告诉中央,我伸出的脚是多年前的脚,这是一种历史性的穿越,而中央伸出的是现实的脚,无论跳什么舞,都不可能踩到对方,因为两者在一个空间而不在同一个时间轴上。这是一种穿越的舞步,是一种团结的舞步,是一种前进中的舞步,是一种催人向上的舞步……     三、假如中央注意不到相关细节,上海方面即可正式施行“居民持长期居住证满三年,可享受上海本地户籍居民的同等购房资质”的政策,至于“居民持长期居住证满三年”的条件,太容易突破了——办个证还能花几个钱?您懂的。     也就是说,限购令在上海已经完全被废除。不仅去掉了这种限制,而且,还给予购房者大优惠 ——“按上海户籍居民家庭,新购第二套住房,仍可享受合并计算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60平方米、免征房产税的政策优惠。”     高!     太高了!     就好比被禁止的脱衣舞表演,芜湖市政府上去就脱得精光,完全没有艺术性;中山市则穿着透明裤衩,多少给人点想象空间;上海则是脱光后涂上颜料,可以理解为类似人体彩绘的艺术——尽管脱得精光,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幅画。至于旁观者看到的是画还是裸体,纯属个人思想觉悟问题,跟上海市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人都会说自己看到的是画,而不是裸体,不然显得太庸俗、太阴暗——这正是上海市的高明之处。     我这样说,绝对没有嘲讽上海市的意思,每每想到这些年来给报社找来的麻烦和给相关领导带来的心灵创伤,我都非常内疚,整天以泪洗面,以排遣这种极度的愧疚之情,让自己能够坦然地面对现实的生活。我其实完全理解上海市的做法,我这样说,只是总结上海市的宝贵经验并加以发扬光大——我对任何被无情埋没的才华都有种难言的悲悯之心。     各级政府为什么不断突破房地产调控政策?2012年2月15日,我在供职的《上海证券报》头版发表了题为《不动摇下的摇动 》的评论,指出:     尽管中央再三强调楼市调控“不动摇”,但地方政府不断变着花样“摇动”。为何总有地方政府试图摇动楼市调控的底线?一个很表面化的原因是,这些试图摇动调控政策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没有受到惩处,甚至连所谓“新政”的叫停也是由他们自行宣布的。不仅没有损失,勇闯“雷区”的地方政府还为当地做了一场免费广告,大大提高了知名度,更像是完成了一种行为艺术。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中央有自己的苦衷:这些地方政府都是卖地专业户,突然专业没有了,他们一下子满脑子的空白,不知道该做什么了。中央当然知道各级政府官员的难处,没法加以严厉问责。另一方面,令箭即出,无论怎样,大家都得配合一下,如果都把令箭当鸡毛,中央的权威还如何保持?因此,上面会暗示出轨的地方政府自行穿上裤子了事——你当你没有脱,我也当我没有看见。这场戏算白演了,OK?     地方政府还敢有半个“不”字么?     问题是,假如中央看不见呢?这种侥幸的机会让一些地方官员想想都激动得如同发情的猫,但都会把声音压抑在心里。他们要做的,只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在细节上多点变通而已。比如,广东中山市宣布将商品房限价从每平方米5800元上调至6590元,放松“限价令”的做法,属于间接救市,但它并非像芜湖那样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从头到尾都比较含蓄和低调。看起来很像前戏,其实是在动真格的。   “也因此,中山市的做法尚未遭遇叫停。接下来,恐怕还将有地方政府借鉴、模仿这种含蓄的风格继续做新的尝试。”我在文中的这个判断不幸成为现实,上海市的做法一旦被全国其他省市效法,则房地产调控前功尽弃!   那么,地方政府为何在严格的楼市调控之下摇动不止?实在是现实的困境所致。2010年的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2.7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66.5%。这一数据在芜湖更高,其2010年的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的90%,房价下跌,成交量下降,带动地价下滑,使得财政收入立即捉襟见肘,它想到救市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上海应该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城市,也是中国财政最宽裕的地方,上海市的政府官员也是中国最务实、最敬业的官员——即使用尽天下最美的词汇,也不能形容我对上海的仰慕之情——如果连上海都走不出这种障碍和局限,那么,还有哪个地方能够真正走出来呢?     上海的现实困境,充满了悲凉的无奈,在中国,也就具有了标志性的意义。     这是当下对地方政府的错位定位导致的必然结果——投资导致而非民生主导。我在发表在报纸上的评论中写道:   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就会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用到了投资方面,而非民生方面。由于投资项目的大小没有边界,所需资金也没有边界,地方政府就会不断推升地价以获取更多资金用于投资。当这种冲动与个人利益密切相连时,就会变得难以遏制。   显然,地方政府屡屡摇动房地产调控的根本动力,源于政府职能的扭曲和错位。政府的职能并非主导经济,而是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地方政府的职能倘若回归到民生方面,他们便再没有摇动调控的动力。   因此,在上不动摇而下摇动不止的背后,一个更当紧的事情是让地方政府从扭曲、错误的定位之下走出来,逐步变成民生政府、小政府——这当然只是一种设想而已。     在当下,任何有损于地方政绩的政策,都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抵制。     为房地产调控政策默哀!      草于2012年2月21日晚 预告:2012年继续停止公开讲座,仅保留针对亲朋好友为主的郑州年度非公开微型演讲,空出的极少名额(几个或二十几个暂不能确定)由东方世家审核后的人员参与,详见: http://www.oagchina.com/newsdetail.asp?id=162 。另外,2012年做约四次以内的微型演讲,讲解国内国际经济大棋局、大趋势,并解答每个人的问题,每次仅限8—15人以内,由东方世家根据报名情况审核选定,归属于本人的讲课费由东方世家直接转交资助贫困地区孩子读书。详见: http://www.oagchina.com/newsdetail.asp?id=161 。其他形式的公开演讲全部取消。 链接:读书心得4:拓宽思维与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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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何清涟 | 谁在做空中国?-兼谈中国的房地产

最近两个月以来,中国突然出现一种说法,即外资在做空中国,房地产首当其冲。这种说法又为“外国阴谋论”找到一个实例。 玩怪罪游戏(blame game)是北京的老把戏。这种怪罪如果真能给中国带来好处,比如这次乱找替罪羊,下次学乖了,不再重蹈覆辙,也算是值了。问题是怪罪游戏玩了一次又一次却老没长进。 我这里试以在中国声誉尚好的《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1日刊载的文章“外资做空诡计:房地产首当其冲”为例分析,该文有图表,有数据,似乎很有根据。但整篇分析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该文未提该表列举的外资炒房资金到底占欧美资本多少比例,造成的印象是欧美资本似乎大都投资房地产,这应该不是事实。在该文“外资撤退路径调查”一节中,提到外商撤资波及金融业,但是却没提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当年外商投资中国金融行业做“战略投资者”,一般都有期限约定,期限到了外资是可以撤资的。因此,这种“做空”本来就应该在中国政府金融主管部门预计当中,因为外资来中国不是做慈善事业,也非为“中美友好”而来,是奔利润来的。趋利是其本性,有利则留,无利则去。因此,为其到期撤资预作方案是金融主管部门工作当中应有之义。 第二,该文只字未提近三年进入中国的新增外资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近三年以来,中国媒体不断报道台港资本外迁东南亚等地寻找“成本洼地”的故事,美国中国商会与欧盟中国商会近三年的调查报告更是反复提到外商抱怨中国投资环境日益严苛,美国一些咨询机构的研究报告分析了美资回流的事实。但中国商务部颁布的《2011年1-9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却表明,中国引进的外资数量在增长:2011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407家,同比增长6.24%;合同外资金额1778.6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6.79亿美元,同比增长16.6%。 我一直很关注,这些新增加的外资从何而来?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引进的外资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假外资,即中国人或公司将资金转至海外,在国外注册公司后,再以“外资”的名义回流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 在2006年6月19日登过柴青山“外资税收漏洞”一文,其中提到,据中国政府部门总结,假外资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港澳及国外有实体经营的中资企业,出于发展的需要,回国创办“外资”企业;第二种是出于海外融资的目的,通过注册海外空壳公司及返程收购,以红筹形式上市的原内资企业;第三种是纯粹出于政策性寻租的目的,到境外尤其是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空壳企业,然后将自己变身为外企的原内资企业。据估计,第三种形式的假外资在中国非常普遍,不仅实行低税的香港成为内资企业注册空壳公司的宝地,英属维京群岛、开曼岛、萨摩亚等地也分别成为中国引进外资(FDI)的第2、第7和第9大来源地。 全部外商投资当中,假外资的比重到底有多大?世界银行1992年的估计是该比重当时已达到 25%;至2006年中国的假外资比重已超逾33%。这一比例在逐年加大,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统计数据计算,来自于港、澳、毛里求斯、巴哈马、巴巴多斯、开曼群岛、维京群岛、萨摩亚等地的资本,2007年占外资总量的69%;2008年占71%。2011年公布的资料当中,仍注明有大量来自于上述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商务部在当年声称的“资本外逃中转站” 应该说,真正“做空中国”的资金来自于这些经过漂白的假外资,“做空中国”一文中列举的外商入房市资金不算是大头。这些假外资才是这些年来在中国房市、股市上如幽灵般出没的资金。文章还提到炒房地产的私募基金,我再多句嘴,中国的私募基金业的巨鳄是哪些人,海外早有报道,就是中国那大大小小的太子党。(见《华尔街日报》2010年2月1日:“中国‘太子党’与私募基金” China’s ‘Princelings’ and the PE;英《金融时报》2010年3月29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 我认为追究谁在做空中国有意义,但最好落到实处。抓住其中少数外资并不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大头。不让这些假外资来去自如,成为做空中国的热钱才能解决问题。只是这办法是要堵住腐败资金外逃,有点象要制订政策与负责监管的官员们自残手足一样。 第三,关于中国的房地产。该文(当然还有不少报道)为外资从房地产业撤退导致中国房地产业面临破产风险惋惜不已。我觉得这种惋惜大可不必,因为这些年中国经济饱受房地产之累——根子上是受地方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之累,且不说1.2亿失去了土地的失地农民与300万户城市拆迁户的血泪故事,就说那房产价格,就已将中国经济拖入高风险的高泡沫化状态。美国咨询机构Demographia今年对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爱尔兰、新西兰、英国以及美国这七个国家及地区的数百个大城市的居民房屋购买力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房价高达平均家庭年收入的11.4倍,在调查中最高;澳大利亚的主要大城市房价为其平均家庭年收入的6.1倍;而美国这一比例为3.3倍,在这七个国家及地区中最低。该机构认为,当房价收入比达到5.1以上就属于严重偏离购买力(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前房价收入比达到5)。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高达8.76,而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高,北京、上海、深圳更高达15倍以上,让城市居民无法承受。 上述数据说明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堕落成这样一个行业:入市者几乎绝大部分是炒房者,受益者只是地方政府、与土地有关的官员、以及开发商及炒房者,这样一个极度畸形的房地产业,中国消费者要它何用?挤去泡沫,让房价回归正常,中国人不至于成为愁白了头的“房奴”,才是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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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房地产调控定向放松

时近2011年年底,在房地产调控成效初现的同时,从刚性需求与招商入手,中国房地产调控定向放松的迹象已经显现。 由于成交量大幅下滑,房价出现松动。中国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在70个大中城市中,10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增至34个,比上月增加17个, 同比下降 的城市有两个,同比涨幅回落的城市达59个,较上月增加13个。 这并不是理想的调控结果:一方面,投资者的预期还没有彻底打消。在实体经济不景气、货币泡沫没有消退、投资无门的情况下,许多投资者正在持币待购,只要政策稍有松动,房地产市场就会出现报复性反弹;另一方面,由于交易量大幅下降,地方政府出面土地流拍、年关难过的困境,是否放松调控成为博弈焦点。 政策是双向的:放松调控是房地产乐观主义者的终极幻想,注定无法实现;应对经济下滑,各地定向放松政策已经出台。 面对汹汹而来的房地产调控放松论,有关人士做出强硬回应。先是11月初,中国总理温家宝强调房地产调控不放松,而后11月25日,副总理李克强表示,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处于关键时期,要坚持实施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继续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在积极推进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的同时,增加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供给。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住有所居。从两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关键人物表态可以看出,房地产重回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大放水的局面,不可能。 房地产调控虽然不会放松,但各地新政的出台,可以看出调控逐渐转向务实,从刚性需求与招商入手,利用刚性需求托市以挽救地方财政的迹象显露无遗。此次托市,短期目标是挽救急剧下滑的交易量,长期目标是刺激刚性需求、发展经济开发区。 各地托市已现端倪。10月21日,南京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宣布,从24号开始,南京公积金贷款将恢复最高可贷额度。最高贷款额度将由现在的20万元/人、40万元/户,恢复为30万元/人、60万元/户。与额度恢复同步的,是公积金二次贷款政策的有条件恢复:家庭已申请过一次公积金贷款,在全部还清贷款并卖出唯一住房后,再次购房时可以使用公积金贷款,但首付不得低于6成,贷款利率是公积金基准利率的1.1倍。这是放松房地产金融杠杆的第二只羞答答的气球。 处于房价大跌风暴眼中的杭州格外引人注目。2011年6月3日发布的《2011年度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安居工程补助实施细则》(暂行),日前正式启动。根据《细则》内容,开发区财政安排企业员工安居补助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1亿元,用于建立租房补助和购房补助机制。 按每套房屋一次性补助10万元购房款,以及分3年最高补助额度为50万元的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年息或公积金贷款利息的规定,最高每套房可以补贴20万元。贷款额度不足50万元的,按实际贷款额度进行补助,申请对象必须于2011年度内在开发区范围内购置商品房。 杭州此举一为经济开发区招商,二为稳定经济开发区房价。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10月,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为571.0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0.8%。而杭州经济开发区所在的下沙板块成为房地产板块的下沉中心,率先掀起降价大潮——根据杭州透明售房网数据显示,该板块目前是杭州降幅最狠的板块,最高降幅4成,一般降幅在10%左右。笔者到下沙之时,看到居民楼打出大幅标语,抗议开发商降价,“还我血汗钱”的呼声非杭州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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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储建国:房地产灾难应该问责谁?

储建国:房地产灾难应该问责谁? 作者:储建国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7 10:03:48 阅读量:331次     非经济学者很少研究房地产问题,大多认为这是经济学者的事,其他学者少掺合为好。然而,把这个问题交给经济学者,尤其是交给某些利欲熏心的经济学者,会促进中国房地产政策通往一个偏执的方向,给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带来灾难性后果。   十年房地产运动是一场政治灾难。它是对中国普通国民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财富厚颜无耻的掠夺运动,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财富掠夺运动。它制造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贫富悬殊,制造了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对立和阶级仇恨。它加剧了官场腐败,让腐败结构化,现有条件下的反腐败措施难以改变这个腐败结构。这让中国走向优质民主变得更为困难。   十年房地产运动是一场经济灾难。它打击了其他产业投资的积极性,让中国的制造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它打击了消费者的积极性,普通消费者把多年的积蓄以及未来的收入支付给了房地产集团,已经没有多少闲钱来消费其他商品,它打击了中坚阶级生产的积极性,那些本指望通过努力工作来改善生活处境的工薪阶层,然而,面对高房价,对人生奋斗丧失信心。房地产运动对中国的经济进行了绑架,它像有技术故障的高速度列车行进在有技术故障的轨道上,一个急刹车就会车毁人亡。   十年房地产运动是一场文化灾难。在一个有文化约束力的国度,尽管有一些掠夺者和腐败者,但他们的内心还是感到不安和罪恶。但中国的掠夺者和腐败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感到得意,鄙视广大的普通国民,认为他们是低贱的一群,是没有本事的”卢梭”(loser)。很多的掠夺者和腐败者已经土匪化、劣绅化、流氓化,用中国现代革命语言来说,已经成为反动的一群。这些人充斥着中国上层部落,让这个部落失去自律,其中的道德之网土崩瓦解。上层的无耻加剧着下层的仇恨,普通国民也开始丧失理性,仇官、仇富成了平民社会的主流情绪。一些精英指责这是民粹主义,但民粹主义通常是无耻的寡头主义激发出来的。一些指责者内心是没有道德底气的,你把普通国民掠夺得一干二净,你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理性对待你的行为,甚至对你感恩戴德?精英的无耻,平民的仇恨让中国的文化面临一次比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深刻的危机。其根本是信仰和道德的危机,是核心价值的失落。在政治精英得不到普通国民信任的条件下,由前者推动的核心价值教育只能成为滑稽的表演,被普通国民视为虚伪的说教游戏。如果精英和大众之间失去了有效的道德纽带,竞相表演着内心的邪恶,所谓文明型国家岂不是欺人之谈?   然而,谁应该对这种灾难负责呢?那些经济学者尽管有一点责任,有的经济学者甚至面目可憎,但不能要求他们承担政治和法律的责任。因为真正做决策的人既可以听他们的意见,也可以不听他们的意见。问题是,做决策的人为什么喜欢听他们的意见呢?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觉得他们的意见好,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意见符合决策者的利益。   房地产政策是如何做出来的呢?在中央政府层面,具体操作者就是建设部门,他们在做决策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自己部门的利益,其次是与他们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地产商的利益。他们在做决策时,咨询的主要对象就是地产商以及为地产商说话的那些学者,主要是经济学者。也难怪那个讨好地产商的2003年文件出来后,建设部很快召集在京地产商开会学习文件,地产商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出来了,认为房地产掠夺的春天来临了。听一位朋友说,某个城市的市长在控制房价上准备动真格的,建设部门一个电话打过来,问他还想不想当这个市长。当然,这只是个传言,但它提示了建设部门与房地产的利益关联。在地方政府层面,建设部门就更不用多说了,他们做起来更是赤裸裸,他们不仅通过政策这种合法手段帮助地产商,还替他们谋取非法利益。   建设部门也许要叫屈,因为他们的确可以做一些具体工作,但这方面的关键决策还是更高层的领导做出的。但是,在现代政治的通行规则下,某一个领域出了问题,首先问责的就是这个领域的管理部门,哪怕你只是个替罪羊。更何况这个部门屁股的确是坐在地产商这一边的,做了很多损害普通国民利益的事,而且做了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按常理来看,建设部门应该是腐败的重灾区,但为什么没有多少建设部门的官员落马?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然而,追究建设部门的责任并非本文的目的。笔者希望看到的是更高层领导出来为中国房地产灾难承担责任,向国民认错。认错之后,就是认认真真的纠错行为,包括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如何防止类似的错误继续发生和蔓延。   温总理一直在搞房地产调控,但真正强有力的措施迟迟不推出来,结果错失了时间,错失了机会。问题严重时,就批评地产商不讲道德。我们学者可以这样批评,但作为总理,这种批评就比较失当。你是要拿出办法来约束房地产集团的行为,而不是进行道德批判。等到把土地资源和国民财富掠夺得差不多的时候,国务院才加大力度来控制房价。有的情况下,一件坏的事情如果没有及时制止,以后就无法补救。房产地集团已经捞足了财富,现在他们也想软着陆了。温总理之所以不下了坚定的决心,可能与他当总理之前搞了一段金融工作有关系。那个时候,银行坏帐很严重,差不多到了破产的边缘。房地产运动拯救了银行,温总理心知肚明。但温总理更需要明白的,这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运动,是将广大普通国民的血汗钱抢过来,冲走因为低效、腐败行为而带来的银行坏帐。在这个过程中,GDP上去了,金融指标好起来了,周围的官员商人肥起来了。他们尽管对温总理呼吁政治改革有些不满,但知道这只是说说而已,内心里对温总理还是能够接受的。这就像当年那些恨朱鎔基的人一样,知道朱镕基做事不留情面,但不管怎么样,朱镕基的改革总体上是有利于他们的,因为朱鎔基让中央政府有了更多的钱,让许多人有了更多的可以寻租的机会。   温总理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哪些人从他的施政中得了利。这些人没有理由,也没有动员能力来反对他,因此,他的地位是相对稳固的,更何况很快就要退休了。既然如此,就要勇敢地承担责任,然后内心才能有更强大的力量呼吁其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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