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作者： 信力建   1、章立凡《改革的关键是在“防忽悠”》：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不能再忽悠，每次喊狼来了，大家都会被忽悠一次，隔几十年忽悠一回，再获得延长稳定多少年，这个法子老使就不灵了。今后真要改革，得要把过去遗留的问题说清楚，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不能就糊里糊涂再说改革，然后再混几十年，没那么容易。 2、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昨天被中国《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公开举报伪造学历、巨额骗贷、威胁他人等，但国家能源局随即出面否认，称这些指控“纯属污蔑造谣”。 3、美国《时代》周刊日前公布“年度十大”名单，其中“十大国际新闻”是：1.叙利亚血腥内战僵局2.“阿拉伯之冬”3.欧债危机4.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威胁向伊朗开战5.马里人道危机6.中共十八大7.拉丁美洲打击毒品贸易政策改革8.亚洲领土主权争议9.西方撤军阿富汗10.印度政府贪腐风波。 4、由于言语不当以及对违法建筑监管不力，洛宁县城乡规划局副局长吉明照已被停职检查。此前面对媒体采访，该局长直言工作不好干，多次向上级打报告请示不干都没有获批准。 5、6日，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介绍，广东版“异地高考”方案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还有3天，广东高考报名就截止，明年是否实行异地高考，有关部门还未给出明确答复。 6、今年10月，普京发起了俄罗斯首次大规模反腐行动。俄罗斯各电视台也加入了曝光行列，几乎每晚的新闻都有上演警察突袭检查豪宅的真人戏码。但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称，普京的这次反腐斗争看似声势浩大，但实际并未触及核心。而俄罗斯民众在电视直播中见识了政坛腐败的种种触目惊心后，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失望。 7、全球第二大航空引擎制造商劳斯莱斯6日发表声明称，该公司可能因在印度尼西亚、中国的行贿的“不法行为”遭到英国政府起诉。该公司称，已将有关资料送交英国“反严重欺诈办公室”，将全力配合该机构调查。 8、中共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决定，停止李亚力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接受调查；免去其太原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职务。近期网上传出李亚力之子李正源涉嫌醉驾殴打执法交警的消息，引起重视。 9、 12月7日5时30分，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煤矿透水事故现场，四名被困近126个小时的矿工成功获救，现已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仍有7人被困井下。12月1日23时40分，七台河市福瑞祥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八井发生透水事故，当班入井22人，当天升井6人，2日有2人获救，4日曾发现3名遇难矿工。 10、受“塑化剂”风波影响，茅台成为13家酒类上市公司中唯一连续4个交易日股价“跳水”的公司，公司市值在4天内蒸发195亿。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根据自查及与权威检测机构比对结果，公司出厂产品塑化剂指标均符合国家相关监管部门限量要求。 11、由中国民国史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领衔的研究团队撰写的《南京大屠杀全史》6日在北京首发。关于日军对“慰安妇”的认识，该书第一次在学术著作中指出：“慰安妇”是从日本角度而言的，受害国妇女大多是被骗或强迫沦为日军发泄性欲的对象，所谓日军“慰安妇”实际上是日军“性奴隶”。 12、美国华盛顿州娱乐用大麻合法化于当地时间12月6日正式生效。据经济学家分析，大麻合法将在5年内为华盛顿州带来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5亿元）的丰厚税收。这一法案生效后，华盛顿州21岁以上成年者将可以合法购买娱乐用大麻。 13、昨天，2012年全国中小学校长体育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坦言，目前全国各省学生的体质情况不容乐观，去年体质情况上报率仅有50%。教育部计划在今年出台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及公示实施办法，要求所有学校每年都要对每个学生进行体质测试，同时要将测试结果上报教育部，并将全部进行公示。 14、在巴勒斯坦上月底在联合国大会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国的身份之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6日到访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成为第一个访问“巴勒斯坦国”的外国元首。 15、前不久有消息称苹果产品将回到美国生产的消息，近日这则消息得到证实。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在接受专访时宣布，2013年部分苹果产品将在美国生产，以增加国内就业机会。 16、新西兰一个爱护动物协会，展开一项大胆尝试，训练犬只驾驶汽车。接受训练的，是三只被主人虐待遗弃的犬只，年龄十个月至一岁半。经过训练，犬只已成功用前脚操控经改造的私家车波棍及軚盘，在空地加速及剎车。 协会计划在下星期一个电视直播节目，示范训练成果，希望令大众知道犬只经训练后，亦能够发挥潜能，呼吁宠物主人不要遗弃动物。 17、作家莫言6日亮相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席诺贝尔文学奖新闻发布会。会上莫言称“我从来都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路透社称，莫言行走在一条“微妙的细线上”，拒绝直接回应西方记者提出的关于LX波的问题。 18、邓聿文《习近平接任不到一周为何频提反腐》：中国当前的反腐态势，确实到了和腐败赛跑的地步，用中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的话说，当前反腐工作中存在着三个最突出的问题，“一是领导职务高的案件多；二是案件涉及金额数量大；三是查处案件中的‘一把手’多。”而从监督来说，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则认为：“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这些反腐一线主管和研究者的“真言”，道出了反腐之难。 19、宏观经济学者胡释之：宪法名义上是最高法，法上之法，但在中国可能大家最不怕的就是宪法，因为我们没有违宪审查。建国六十几年了，最高法院也成立六十几年了，没查过一起违宪案件，违反宪法之后可以不受惩罚，那还谁遵守宪法？所以怎么把宪法司法化，才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20、胡德平【给人民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文革”的模式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重庆模式”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改革开放”，这些都要打引号，在最漂亮的话下面都有数不尽的冤假错案发生，让人民蒙受灾难。 21、杨佩昌《从16万元切糕，反思中国民族政策》；尽管政府处处迁就少数民族，但依然争取不到民心。为什么？答案是，政府的作为停留在最低的交易层次上：利益收买。利益只能换取利益，在庸俗的层面上做交易，只能得到暂时的好感和表面的顺从。很简单的道理：无论你给别人家的孩子多少好处，他不会认为你就是他的父母。 22、信力建《与青年说，如何拥抱世界》：中国的转型一方面面临着从农耕文明向工商社会转变，另外一方面，面临着从一个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转变。这就需要在我们的传统意识中，增加交换和规则的意识，以及契约精神，而元明清的专制思想很难适应现代工商的生人社会，中国人需要引进文明的思想和秩序。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28 次 更新时间： 2012-11-29 21:40:31 王蒙：从莫言获奖说起 ——在澳门大学演讲 进入专题 ： 莫言    ● 王蒙   　　 　　编者按：应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先生的邀请，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出席了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艺术家驻校计划”开幕式暨王蒙文学讲座活动，发表了题为《从莫言[微博]获奖说起》的精彩演讲，吸引了众多澳门大学师生和各界人士参加，听众对王蒙先生的演讲反响强烈。旨在通过高等院校的平台进行交流，为澳门文学艺术界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并扩大澳门在学术与文艺方面的区域与国际影响力，提升澳门文化城市的形象和品位的“驻校计划”，邀请对象为国内外著名文学艺术家、高端人士或领袖人物，受邀者必须具有无可争议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成就，每位受邀者将在澳门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交流和写作生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表示，2009年曾获得澳门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王蒙先生成为该计划的首位受邀作家，是因为王蒙先生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在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蒙先生的宣讲，视野开阔、立意高远，深刻阐述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和影响，其见解精辟独到，其分析发人深省，本版所刊登的文章系根据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发表的演讲的录音整理。 　　 　　今天我这讲话，就算是与大家谈家常吧。最早透露出莫言可能在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的是英国的一家博彩公司。他们认为今年最可能获得这个奖的一个是中国的作家莫言，一个是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微博]。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可信，因为瑞典科学院，它是很骄傲的，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信息透露到一家博彩公司那里呢？第二，连澳门的博彩业都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所以我后来的一个感想就是澳门的博彩业要向英国的博彩业学习。到了当天的晚上，凤凰电视台临时给我打电话，说再有10分钟就要公布获奖人了，希望接受采访。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都不知道谁获奖呢，稀里糊涂我能够说什么呢？就是到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莫言获奖。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此之前呢，大家都以为马悦然教授是诺奖举足轻重的专家。我知道马悦然教授对山西的李锐先生和曹乃谦先生有很高的评价，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但莫言对我也不陌生，为什么呢？11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他特别热情地歌颂莫言。他就说莫言不是今年就是明年，要不就是后年一定会得奖。有此一说，就是比博彩公司更高明的一个文学家是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的可爱当然不仅仅在此，据我知道，就是在钓鱼岛的纠纷当中，日本的名人里头唯一一个坚决地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是大江健三郎。他指出日本趁着甲午战争夺取的钓鱼岛。虽然我对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没有认真地读过，就冲这一条我也觉得他不但能够慧眼识莫言，而且能够慧眼识钓鱼岛。 　　现在我想说三方面的事，一个是关于文学、文学人、文学奖。这个文学是偏理想主义的，它相当浪漫，它可以虚构，可以夸张。很多文学家希望追求一种脱俗的生活。比如说最美好的爱情吧，可能正是存在在文学里面的，而且最好的爱情都是老单身汉来写的。因为当他有一个美好的妻子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写爱情诗或小说。 　　而这个文学家、文学人、作者，向往着脱俗的文学，却同时都是世俗的人，他不可能完全脱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悖论，就是你越是觉得文学高尚，你就越觉得世俗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所以中国人自古就知道，说是“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在文学界对现实抱着批评的态度，同时，很喜欢做梦的人特别多，所以张炜先生就干脆命名“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梦”，他说的当然也非常可爱。 　　那么另外还有些有志者，关于新文学又有实力，又有社会影响地位的这样的人和团体，他们举办了文学奖，使寂寞的、坐冷板凳的文学偶然就很热闹这么一下。文学本来是寂寞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他是“举家食粥酒常赊”，就是他喝酒没有现钱都是赊账的。奖金数量越大，影响就越大。所以当前些年我在内地，很多群众问我茅盾文学奖为什么没有诺贝尔文学奖影响大，我说诺贝尔文学奖是100万美元，那时候茅盾文学奖是4万元人民币。我相信我的话起了作用，现在茅盾文学奖已经变成20万人民币了，我们可以期待它很快也会变成100万或者200万元人民币。如果茅盾文学奖始终上不来，我建议澳门大学举办一个文学奖，价格在350万人民币，而且吴志良（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先生一定会支持这样一个工作。 　　 　　（一） 　　 　　一个好的文学奖啊，它可以使得你名利双收，有时候这个奖比作家神气多了。一个作家在那写写写，写得手指上都磨了泡了，写得都得了忧郁症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很孤单的。莫言获奖以后他非常聪明，他说写作其实是弱者的事情，他说我从小第一个感觉就是饥饿，第二个感觉就是软弱，所以只有在写起来他才忽然觉得自己很能干，力量也很强大，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莫言更聪明的是，当新闻记者想消遣他，问他说：“你获得了100万美元你想干什么呢？”还有人暗示他：你是不是该捐赠给社会做一些慈善事业。他说：我在北京住的房子非常地小，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但是后来我又想啊，北京的房价比诺贝尔奖金的金额涨得快多了。现在是在五环以内呢是5万多块钱一平方米。这样的话，我加上装修啊，全部的钱买房子也只能买个100来平米的房子，也大不到哪去。所以莫言这位同志、这位朋友他是太可爱了！他说完以后立刻把这个传媒的同情心吸引到他这边来了，他得了半天的奖才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以至于那个陈光标先生声明要送给莫言一个350平米的房子，但是莫言没有说话，莫言的哥哥说了：“俺们管家（他是姓管的）向来无功不受禄。”所以这个房子，这350平米他也不会住进去。 　　可是一个奖它显得特别厉害，以至于和奖有关系的人呢，变得很牛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所以我始终喜欢思考一个问题，我早在1993年就在台湾回答过有关问题（在台湾很多朋友也问我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我就说起码有两种得奖：第一种得奖就是你写得不是很理想，但是你得了奖，你沾了奖的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原来你的书20年卖掉了1000册，一得这奖3天卖出了100万册。这种事是有的，也是让人非常高兴，也是让作家做梦的事，我也梦见我得奖了，那是小时候的事，大了以后不做这梦了。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始终没有得奖，那么受损失的是这个奖，而不是这个作家。托尔斯泰是1910年去世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1901年开始建立的，就是说有诺贝尔文学奖到托尔斯泰去世间距10年，如果他们要奖托尔斯泰，时间上应该是来得及的，托尔斯泰没有得到，我不认为谁会为托尔斯泰抱屈，或替托尔斯泰遗憾，如果说遗憾我们要为诺贝尔奖遗憾，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作家啊，他写的也很好，他又得了奖了，这二者“如鱼得水”，得奖的作家是“锦上添花”，发奖的是“咸与有荣”。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好事。这个还有一种情况，瑞典科学院很喜欢做，就是找一些暂时还没有被公众所承认的，具有潜在的优势的这样的作家和作品给他发一个奖。给他发一个奖之后大家就问这是谁啊？最后说：“哦，原来是他！”再一看，果然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奖的威信就更高，它等于文学界的一个伯乐。因为这样的事情也有，比如说跟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声名大噪，而且他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莫言的作品里我们也很明显地感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另外就中国来说，从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从韩少功[微博]的《马桥词典》里面，从贾平凹的某些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虽然好，但是我喜欢说一句话，这句话我在台湾讲过，在香港也讲过，在内地讲过的更多，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如文学好”。但是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呢？这个文学奖你看得到，很热闹，很光荣，一下就身价十倍，身价百倍，身价千倍！文学崇高如云霞，文学人与文学奖可都是世俗的活人与他们的活动。奖是名利双收的事业。 　　比如我们谈中国，什么样是中国最好的文学？李白的诗、屈原的辞，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哪一个得过什么大奖啊？曹雪芹得过大奖吗？李白得过大奖吗？李白的得奖就是皇帝给他一个牌子，说让他可以到各个酒家去喝酒，当然这个奖也是蛮风雅的，但是是真的是假的也不可考。所以你真正谈文学史，文学史还真的没有怎么记录过奖项，但是你要到各个国家去，各个社会去，奖都很重要！ 　　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影响最大，奖金最高！其他如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也都有很大的意义，规格也非常高。但是规格再高它本身不是文学之花，不是艺术，不是诗本身，也不是文学奥林匹克，它是荣誉和金钱，是文学的大推广。很不幸，不管你的作品写得多么好，你仍然需要荣誉，仍然需要金钱，仍然需要社会各个方面承认，需要有力的推手，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二）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政治和文学。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们先从苏联说起。苏联上世纪60年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给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名作是《日瓦戈医生》，是美国拍的这个电影，《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曲非常动人。为这个奖，帕斯捷尔纳克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他也只能选择拒绝领这个奖。但是赫鲁晓夫先生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写道：当时他处理这件事情完全是根据下面写的报告来的，他本人并没有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长篇小说，后来他读了，才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写得非常好，他对自己的不当处理感到愧疚。 　　再往后来也很有趣，诺贝尔文学奖奖给了萧洛霍夫，萧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这四部到现在仍然是不朽的名著。苏联很高兴，因为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他很会说话，他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西方攻击苏联作家是按照党的指令来写作的，他们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心的指令来写作的，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苏联共产党的！”真会说啊！但是这说什么并不重要，对萧洛霍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16岁开始写的，四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写的不得了。而且他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他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时候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走到哪里赫鲁晓夫都说“这是我们苏联文化的代表”！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得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再下边呢，还是在之前之后，这个我说不清了，又出来一个麻烦，又奖励了索尔仁尼琴，就是写这个劳改队写西伯利亚的流放。苏联的反应就是你奖励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正在国外访问，我这儿就宣布吊销索尔仁尼琴的护照，这样索尔仁尼琴就被流亡了。 　　然后跟中国这呢，也有很不愉快的、歧义的记忆。所以呢，有过一种看法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专门奖励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分子，意思它是不怀好意的，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体制的，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说法，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奖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叛徒的。但这个说法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因为北欧，这是另一路，我到瑞典去过两次，挪威去过两次。北欧这一路，千万不要以为北欧是听美国的！我再举一个尖锐的例子，1986年2月我在纽约参加第48届国际笔会。在这个会议上，开幕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是舒尔茨，舒尔茨这次做开幕演讲，这个时候美国的所有的作家闹起来了。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俄罗斯裔的一个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叫格丽丝·佩里，格丽丝·佩里，她脱掉了自己的鞋子——高跟鞋，就在桌子上“叭、叭、叭、叭……”就在这敲。我只知道赫鲁晓夫先生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脱掉鞋子敲桌子，我还没有见过，那次我是看到了美国的女作家用自己的高跟鞋敲桌子，这是一种很可爱的情形。什么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拒绝刚才提到的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就是那一次的会议入境还是此前的一次什么会议入境，我到现在没有查清楚，如果澳门大学哪个朋友能帮助我查那就更好。（编注：在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全体美国作家喊成一团，使舒尔茨的讲话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更早的时候，1972年，诺奖奖给了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当时德国的驻华大使叫魏克德（Erwin Wickert），他请我，还有冯牧先生，还有柯岩女士，还有白桦，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吃饭。这个魏克德先生他就非常坦率地说这个事让他们非常头疼，(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莫言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学与文化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475.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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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晶：从硬权力走向“巧权力”：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国家建设 进入专题 ： 硬权力 巧权力 文化多样性 国家建设    ● 常晶   　　 　　在理论上，“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不断演进的;在政治实践中，国家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无论是西方历史上的城邦国家、帝国、城市共和国还是东方的王朝国家，都处于传统国家的谱系之中;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酝酿着新的“制度丛结”[1]——国家权力开始通过组织化的方式集中和扩张;在此基础上，随着一系列或激进或渐进式的结构性变化，近代民族国家与现代化相伴而生，逐渐取代了传统国家。作为理性化与现代性的产物，民族国家的建构强调国家的统一性与文化的同质性，对暴力工具的合法垄断使之成为现实，并且这些都通过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方式得以固定;民族建构作为一种强大的动员方式，为国家提供新的忠诚来源，使社会凝聚起来，民族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国家的建设过程，与此同时，国家又使民族的文化制度化。于是，民族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就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彼此强化地相互建构起来，加之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民族问题上所持的“善意忽略”立场，长期以来，民族国家可谓是“一致性的帝国”[2]。 　　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许只能是一个政治理想，放诸具体的政治现实中，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意愿或是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大部分已经建立的国家之中都生存着不只一个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普遍存在不容忽视，原先重视同质化和硬权力的国家建设方式已不再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多民族国家。那么，现代国家从建立、巩固直至发展到全球化时代，其所处的情境与国家建设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在此种变化中，国家如何保持统一与发展、如何在整体性与多元性相恰适的基础上建设有效的政治秩序，本文将尝试对此进行分析。 　　 　　一、强制聚合：现代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巩固过程 　　 　　无论从共时性还是历时性上而言，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都不是整齐划一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当第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之后，由于其在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上获得的巨大成功，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之。民族国家仿佛成了一个模型，什么原料都可以用来填充制造。沿着先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两条路径来分析现代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巩固过程，可以看出，强制聚合与硬权力建设是国家在这一阶段获得政治秩序的主要手段。 　　首先来看先发展国家。众所周知，现代国家发端于欧洲，其后扩展至全球。在早期西欧国家形成和建设的过程中，“民族”(nation)的形成与“国家”(state)的建立是同步进行、相互促进的，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在一个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国家的建设过程，同时，统一的国家又强化了民族的向心力。“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产生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成为近代国家建设的目标。 　　任何政治行为体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生存下来的问题，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正是在漫长而混乱的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在西方比较历史、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中，诸多学者一直在试图回答：为什么民族国家能够在竞争中战胜其他政治行为体并成为争相学习的对象?查尔斯·蒂利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等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是民族国家”这一问题。在中世纪晚期及现代早期的欧洲，一方面，政治单元的内部孕生着现代性的因子，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正在发生或酝酿着巨大的变革;另一方面，被称作“政治百衲衣”的欧洲版图更像是霍布斯笔下的“丛林社会”，旧有的宗教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帝国、教会、公国、领主、封臣、城市联盟等诸多行为体内部及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整个欧洲社会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竞争性体系，任何政治行为体想要生存下去，就要赢得战争，胜出必然依靠实力，而且最主要的是硬权力、强制力。 　　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欧洲三十年战争在国际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后各国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条约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原则和领土排他性原则，确立了一个不同于等级制国际体系的新兴国际体系，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性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鲜明特点之一。这表现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并未能阻止战争，一系列重要战争此起彼伏地上演，持续的战争和国家生存的本能促使民族国家意识在欧洲不断清晰与深化。正如黑格尔的民族国家理论所指出的，民族要变成“国族”，要变成国家，成为近代欧洲政治中的普遍性问题。[3]战争意味着巨大的消耗，如若想胜出，就需要想方设法地增加财富、增强国力，在内外结构的双重互动下，现代化悄然进行着。也许我们并不能清晰地分辨出孰先孰后，但可以明确的是，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政治开始向现代政治转型，表现为权威的单一化和权力的集中化、专业化的管理与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4]这种政治安排为国家建立了稳定的秩序，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中，现代民族国家也取得了比城邦国家或城市联盟更为巨大的经济成功，并据此成为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强实力的行为体，在战争中也更容易获得优势地位。[5]于是，当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英国——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之时，其成功之路便为其他国家所争相效仿，虽然由于各国自身发展的情况及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它们崛起的道路也有所差异;但是，总体而言，都选择了以强制力与硬权力为基础的、以文化同质性和社会一致性为目标的国家建设方式。 　　再来看后发展国家。在传统帝国与殖民体系摇摇欲坠之时，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摆在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是：必须设法争取独立、建立国家、组织政府、实现国家稳定和发展。因此，无论从指导理念上抑或是政治实践上，一方面政治精英们需要广泛的大众动员来达到社会凝聚和国家统一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他们也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来获得政绩合法性。为此，后发展国家在选择独立建国道路之时，便选择了通过民族主义来渲染独立意识和动员广大群众，借以摆脱殖民帝国的束缚;独立之后，国家建设的任务更为复杂，它们必须迅速进行政治和文化整合，并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来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另外，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国家也不得不通过集中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的渗透力、组织化程度和聚合力度可能更甚于先发展国家。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后发展国家亦步亦趋地跟随了先发展国家的国家建设道路，而较少地考虑了文化多样性问题。 　　阿普特在《现代化的政治》一书中把现代化的制度模式分为“世俗—自由主义模式”与“神圣—集体主义模式”。他认为，世俗自由主义政体所强调的权力分散来源于一种机械的和谐或均衡，在这种模式下，“政治上平等的单位之间的竞争是该制度的基础，观念的竞争反映了利益的竞争，利益的聚合(constellation)反映了多数的欲望”[6]，但是，异化(alienation)的问题贯穿着世俗—自由主义的历史，因为公民与政府任何一方坐大都会导致恶果。在神圣—集体主义模式中，社群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强调人民的一致性而非多样性，纪律化的方式集中精力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目标，如果缺乏对政体的忠诚和共识，它可能会瓦解;国家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治集团，出于对权威主义高度集中的强调，任何权力的分散都会被认为是对整体的威胁。“世俗—自由主义模式”和“神圣—集体主义模式”可以被看作是政治系统连续谱系上对立的两极。前一种制度模式之下，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之上，其一致性的背后有强大的公民社会作为支撑;而在后一种模式中，国家有可能先天缺乏社会自组织的整合驱动力，但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和权威力量也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团结纽带。不过，二者尽管存在这样的区别，但是，就多民族问题而言，它们在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忽视了多样性，而把一致性置于优先的地位。 　　从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两种获得政治秩序的路径可以看出，“民族国家的有效”使先发展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后发展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同样在追求“有效的民族国家”。因此，在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巩固过程中，“民族国家建构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项根本要求和本质内容，其内涵是从各个方面打破国内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间的壁垒，建立和健全全国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系统，建立和发展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传播统一的语言以及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统一文化模式”[7]。如果我们将文化多样性这一维度放入国家建设之中考虑的话，这种以文化同质性为基本特征的聚合模式就暴露出其不足之处：主体民族在同质性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采取各种类型的同化甚至种族清洗政策，与少数民族捍卫其文化特性和抵制同质化运动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张力，并不断侵蚀着国家的凝聚力。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成为福柯所描绘的全景敞式结构——冰冷坚硬却精细入微的牢笼。[8]硬权力支撑的政治秩序确实获得了稳定并推进了国家的一体化，但对差异的排斥和吞噬也成为冲突的诱因。这一切使得国家建设的过程仍处在进行时状态。 　　概言之，在历史上，以强制力为核心的聚合方式和以军事与经济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硬权力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模式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却也埋下了不少隐患。尽管我们无须议论历史是否还存在别的可能性，但值得探究的是，时移势迁的当下和未来是否存在其他更合适的选择? 　　 　　二、变化中的国家：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多民族面貌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民族国家是未完成的国家……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9]全球化时代带给现代国家的种种问题恰是这一论断的明证。全球化被认为是“跨越时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拓展和纵深发展”[10]。这表现在，世界各国已经被贯通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网络，任何政治行动的影响范围都将不再局限于行为单元的内部，而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全球影响。“如果说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世界的压缩，那么其主要后果之一便是各种文明的、社会的和共同体的叙事之间的碰撞加剧。”也许很多问题并不是由全球化直接带来的，早在现代国家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就业已埋下隐忧，但是全球化进程使原本潜藏在深处的歧异与冲突浮出水面，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急迫而严肃的方式进入政治议程之中。这里仍沿着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两条线索来考察全球化时代国家建设的新变革。 　　首先，全球化带来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与生长，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随之发展起来，多民族国家内的一些民族越来越多地提出自治要求，甚至要求分离独立。由于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的联系已经扩展至全球范围，借助于现代信息通讯网络和新的技术互动模式，原先封闭于各国内部的社会关系延伸到了世界各地，政治活动已经不再被框定于一国范围之内。全球化过程中，交往范围扩大了，行为主体反而碎片化了，在国家行为体中的各民族也被卷入这种广泛的联系、互动与竞争之中。于是，出于利益之争、资源之争、话语之争等原因，民族的声音又一次响亮起来。先发展国家中，那些在历史上曾经被征服的、似乎已经被同化的民族，在沉寂数百年后，开始提出自治要求，出现了如英国的苏格兰、威尔士民族;那些与母国割裂的民族，开始试图脱离所在国家，如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那些长期在主流民族统治之下的少数民族，虽然从未建立过国家，也开始追求自身的权利，如法国的科西嘉人、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加拿大的魁北克人等;那些历史上被殖民、长期被忽视的土著居民，也开始要求对其文化和居住土地的保护，如美国的印第安土著、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移民群体虽然一般不寻求自治与分离，却希望更大程度地融入主流社会，开始争取更平等的公民权利，如非洲裔美国人、欧洲穆斯林等。在后发展国家，一方面，现代化增加了社会中各种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传统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及现代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紧张关系，在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冲突往往以这种形式出现，如菲律宾的摩洛人分离运动;另一方面，各种与人权和民族问题相关的国际组织在这些国家的活动，也促使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内部冲突，如拉丁美洲的本土化运动。无论对于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在硬权力为基础的政治秩序主导下，这些矛盾都很难得以化解。 　　其次，全球化使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原则面临挑战。全球化创造的日益紧密的广泛而纵深的各种联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硬权力 巧权力 文化多样性 国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