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44 次 更新时间： 2012-06-22 07:50:16 巩胜利：G20国成果中的一概无奈？ 进入专题 ： G20    ● 巩胜利       【特别摘要】当地时间6月18日19日，G20峰会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完成了其历史的使命。而在领导人合影中，主办方用国旗来标示各国领导人的具体位置。合影完毕，领导人散去，脚下国旗被踩来踩去，中国国旗怎么也落地下、被人踩了出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弯腰把这面国旗贴纸捡起，细心地收了起来。这一幕在网上引发热议，是否洛斯卡沃斯召开的G20峰会也昭示着中国“旗语”的什么？20国峰会将推出振兴世界经济措施 20国峰会在两天时间内继续在墨西哥围绕世界经济深入讨论后结束。会议推出决议案，就振兴世界经济以及促进缓解欧元区债务危机提出措施。G20国会议期间与会国家领导人会见日程，尤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第12次会谈最引关注。这次G20峰会黑白显现的真实是：IMF非常差钱，但又不能让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拿出更多的出钱来拥有IMF更多、更大的比率、相当于出钱份额的“话语权”，这又怎么解决美欧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之后的无奈、无米下锅之炊……          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占全球各国经济总规模超过32%，2011年国民生产总值14.6万亿多美元，而其所欠国债同样也有14万亿多美元，这让参见洛斯卡沃斯G20峰会的奥巴马政府做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不拿一分钱出来解救第二大经济体——欧元区经济（欧盟经济规模接近美国的总量，但欧盟是一个整体，不是单独国家体。若按全球“经济体”来讲是第二，若按“国家经济”来讲是中国第二）。位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2011年经济总量约5.7万亿美元，到2012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31万亿美元、全球第一。但美国拿不出钱来注资IMF挽救欧盟，中国拿得出钱、G20国集团又不肯让中国按比率出资的“话语权”过高，这又是为什么呢？G20国首脑们、谁都心知肚明的是：第一超级大国已江河日下、最起码今天无法拿出钱来挽救欧元区，但它也无法放下掌控IMF话语权的由来目的；中国及金砖国家有支持、出资IMF的更大空间，出资更多不是中国金砖国家自己就能说话算数的，但G20国的决策者们不可能给予那么多的出资数额，因为与此同步跟进数据的还有“话语权”增加；G20国最起码的游戏规则是不论大小强弱国家每个国家只有一票。          由欧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发展中国家联合组成的20国峰会在墨西哥开幕，会议持续到了两天后结束。G20会议各方达成共识，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经济金融危机的能力，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注新的基金款额。不过，20国集团墨西哥峰会虽然主要关注世界经济，却更多对欧洲经济停滞表达不安，会议与会国有倾向把世界经济疲软的责任归咎给欧洲引起欧洲方面不满，舆论关心在今天将推出的公报用何种表达敦促欧洲采取所有必要的政策措施来解决危机。          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晚间与欧洲领导人会晤，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单独会谈。有评论说奥巴马此次没出一分钱、还担心欧洲问题会影响他连任成功的机率。可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要求欧洲大胆采取新举措持抵制态度。欧洲官员也反对有关欧洲应对全球经济增长疲软负有责任的说法，并淡化了欧元区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的希望。据路透社报道，欧盟执委会主席巴罗左就反驳说，老实说，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听别人教训我们什么是民主或怎样管理我们的经济。即使在20国峰会，欧洲内部在如何解决欧债问题依然显现分歧。法国总统奥朗德提议重组欧洲银行联盟，重资刺激经济，对于此默克尔也坚持反对立场。欧元区将继美元之后迎来又一个宽松货币大潮……          G20扩张IMF增加话语权          此次G20峰会已经有的进展主要是各国同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基金4300亿美元。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与欧洲国家提供了大量资金，美国没有掏一分钱，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金砖国家开会要求他们的贡献必须与国际金融组织改革，重新分配话语权挂钩。这已是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后G20决定第二次给IMF扩容，其理论逻辑的概念是：一旦国际经济出现危机，就每每扩容IMF资金池？能否一步到位更大的“资金池”来防患于未然世界？是次，美国没有出资一分钱，中国却只出资了430亿美元，但IMF的“话语权”没有什么根源的变化，但来自全球各国的挑战已经让美国站在了全球各国的第一巅峰。          根据出资国数据显示、其名单为，日本出钱最多，达600亿美元，其次是德国，547亿美元。中国许诺出资430亿美元，排第三，紧接着是法国，为414亿美元。依次是意大利：310亿美元，西班牙：196亿美元，荷兰：180亿美元，英国：150亿美元，沙特阿拉伯：150亿美元，南韩：150亿美元，比利时：132亿美元，瑞典：至少100亿美元。另外，巴西，印度，墨西哥，俄罗斯，瑞士各出100亿美元。还有挪威、波兰、奥地利、澳大利亚、丹麦、土耳其、芬兰、新加坡、卢森堡、斯洛伐克捷克、南非、哥伦比亚、斯洛维尼亚、马来西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等出钱国超过了35个国家。别忘了，IMF至今一直是以出资多寡来分配计算“话语权”的比率，并没有让全球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按出资更大比率来获得更多真实的“话语权”，这是G20国的决定，不是哪一个国家所能一言九鼎来做到的，且G20国中每一个国家只能有相应的一票，来决定扩容IMF的容量和具体数据。          从以上不难看出：IMF的总额在扩大，包括中国金砖国家在内的话语权并未同步增长，最多是维持或保持，从而也可以看到、感知到今日世界及G20国底尴尬与根源的无奈。          6月18日IMF表示，上述国家的出资使得它现有的3800亿美元可用于放贷的资金规模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其中，中国将向IMF出资430亿美元，以扩充其应对危机的实力。俄罗斯此前亦表态将出资100亿美元。国际主流媒体获得的G20公报草案显示，G20重申将会在10月的IMF及世行年会上全面实施IMF配额改革，且认为配额应更好地反映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G20还承诺，将在2013年1月前完成IMF配额计算方式的检视。          “大大小小的国家响应我们的号召采取了行动”。IMF总裁拉加德在G20峰会间隙发布的一份公告中说。她同时表示，新承诺的资金只有在现有资源枯竭的情况下才会被当作“第二防线”使用。G20公报草案还显示，与会领袖将实行“洛斯卡沃斯行动计划”，誓言提振经济增长及就业、投资基础设施并促进贸易，同时也坚守各自对降低预算赤字的承诺。“强劲、可持续且均衡的增长，仍是G20的当务之急，因这将带领我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升全世界的福利”。G20公报称，“我们承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政策来强化需求，支持全球增长并重振信心”。          增资多并不等于投票权和话语权会即刻升高。2010年11月，IMF执行董事会当天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从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得到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更大话语权。在本次增资计划中，欧元区国家和日本增资贡献最大，分别为2000亿美元和600亿美元，英国提供150亿美元。但2012年6月18日这次G20集团国决定增资IMF，中国是次投入资本仅次于日本、德国位列第三，其实中国可以拿出更多、更多的现金，有人说就是拿出全部3800亿美元，对中国也是“洒洒水”，但国际社会不可能允许中国拿出这么多钱，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这与中国63年来的党、体制、“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宪法》规则有水火兼容性冲突，且与所有G20国家的这种“法治国家”体制格格不入、分道扬镳、水火不容，甚至长期的悖论与永远根源冲突。          欧洲声大力小依然强势          墨西哥洛斯卡沃斯的G20峰会一开幕，欧元危机就已成为焦点。欧洲人为自己辩护说，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并非欧洲的过错。举办地洛斯卡沃斯气温很高，不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周一的激烈反应却另有原因。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人指责说，欧洲人在克服危机方面做得太少、拖得太长。巴罗佐说：“与G20的某些国家不同，欧盟是民主国家，我们以民主的方式作出决定。对一个由27个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来说，有时这需要多一点时间。但坦率地讲，我们来不是为了在民主或经济政策上被人说教”。          巴罗佐还表示，欧洲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出资方。尽管接受援助的是一些所谓的富裕的欧盟国家，但该基金仍是为世界经济的整体利益服务。“一些欧洲国家的金融稳定也明显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不让这一机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之后，巴罗佐转入攻势：“此外，这场危机并非发自欧洲，而是从北美开始。我们的金融领域因金融市场上某些不正当的手段而受到损害”。          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的表态内容大致相同，但声调较为缓和。他说，鉴于希腊议会选举中支持欧元的政党获胜，欧洲人是有信心的。但他补充说：“克服欧元区危机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会尽全力挺过危机”。          范龙佩也间接批评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从而获得巨额贸易顺差。“欧盟在修正内部的不平衡，我们期待，其它G20成员国也同样修正对外的不平衡”。范龙佩表达了对峰会的愿望：“我们期待本届G20峰会对增长、创造就业岗位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作出积极的表态，也对国际金融体制发出强大的声音，对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再次作出承诺”。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范龙佩立场一致。峰会将制定一份“洛斯卡沃斯行动计划”，其中包含增长和就业的动议，就此默克尔表示：“每个大洲都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这一角度讲，我们欧洲人也要尽自己的责任。我们欧洲人将表明我们的共同立场：面对欧元区内部的问题，以及欧盟内部的增长问题，我们将坚定地采取结构改革、稳固财政、当然还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          在其后的峰会上，语调则放松多了，欧洲人也听到了友好的话语。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发言人表示，与德国总理会晤后，他在欧洲人克服危机方面受到鼓舞。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Felipe Calderon）则在与默克尔的会晤中称赞她在抗击欧元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卡尔德隆与默克尔同时强调贸易开放的重要性，对保护主义措施发出警告。在欧盟国家中，德国是墨西哥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预计此次峰会的闭幕声明也将在欧洲人克服危机的战略、成就和不足方面有详细的表态          中国声音“不大不小”未成器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9日将在墨西哥20国峰会场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胡澳的第12次会谈。据海外媒体报道指出, 双边会谈将涉及北朝鲜、伊朗、叙利亚等重大国际安全问题, 并研商欧债危机的因应解决。          G20国峰会期间，胡锦涛会见各国国家领导人，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的“胡奥会”，则是第12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备受外界关注。上一次胡奥会是今年3月在南韩首尔的核安全峰会上进行双边会谈。事隔不到3个月，这次中美首脑会谈除了探讨G20在全球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白宫还透露，中美两国元首将讨论更广泛的议题，其中包括涉及北朝鲜、伊朗、叙利亚等重大国际安全问题。          G20国集团领导人第7次峰会在墨西哥登场，胡锦涛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因应欧债危机将致力於保增长、促稳定的政策主张。峰会前夕，陪同胡锦涛出席20国峰会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也与日本财务大臣安住淳举行中日财务会谈金融合作。这是5月“世维会”在东京开会导致中日关系降温以来，两国部长级以上的高官首次破冰会谈。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中日双方除了交换这个月开始人民币与日元在上海和东京外汇市场直接兑换的金融改革意见，双方也进一步讨论日本对华投资以人民币直接结算的方向。此外，针对欧债危机因应，日本财务大臣安住淳会后形容，“希腊的选举结果虽然没扫除政治性风险，但暂时越过了一座大山”，他还暗示中国近期将向国际货币基金增资提出救欧援助计划。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胡锦涛在峰会前会见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以及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表明中国重视与拉丁美洲和非洲合作关系。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18日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这次峰会重点讨论世界经济形势、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和发展、贸易、就业等问题。          墨西哥洛斯卡沃斯6月18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18日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稳中求进 共促发展》重要讲话强调，世界经济发展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阶段，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任重道远，应该倍加珍惜二十国集团的作用和影响，牢牢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同心同德，协调合作，共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挑战，共同推动世界发展繁荣。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戛纳峰会以来，世界经济保持复苏态势，同时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突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新的风险又在形成和积聚。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既要巩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果、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又要稳中求进，探索新思路，采取新举措，解决新问题，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第一、坚定不移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第二、坚定不移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第三、坚定不移促进国际贸易健康发展。第四、坚定不移推进发展事业。第五、坚定不移倡导可持续发展。胡锦涛最后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将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主持会议，各国领导人围绕议题发言。与会领导人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协调一致，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就业、贫困、环境等问题和挑战，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发展。峰会还讨论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问题。为了应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拥有充足资源。中国支持并决定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数额为430亿美元。          人民币国际化与“话语权”未变？          增资多并不等于投票权和话语权会即刻升高。2010年11月，IMF执行董事会当天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从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得到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更大话语权。在本次增资计划中，欧元区国家和日本增资贡献最大，分别为2000亿美元和600亿美元，英国提供150亿美元。虽然日本还未最终确定，但媒体刻意将中国的出资份额与日本做了比较，认为中国会再一次“赶超日本”。但这一次，中国份额却比日本、德国都要少些，也是G20国、一国一票的必然结果。实际上，IMF此次增资，是为实现中国近几年一直渴望得到实质性的“话语权”的稀释。          中国出资430亿美元并不惊讶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欧盟陷入困境对中国不利，出资IMF就是在曲线救助欧盟贸易伙伴国。其二，中国要想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从IMF注资着手。其三，人民币并不能在国际货币中担纲，象美元、欧元那样独立于当今世界。          中国向IMF增资是在为外储有效使用寻找安全的投资港湾。中国持有超过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数量长期占据世界第一，相较于直接购买有关欧洲国家的国债而言，向IMF增资的投资风险更小。之所以说通过IMF救助欧盟风险小，是因为与多国“组团”当债权人有利于增强“讨债能力”，中国自己单方面救助，风险较大。但这次20个国家并为给中国更多的份额。          中国增资IMF的另一个目的是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是国内党、国的一直观点。中国要积极参与IMF特别提款权（SDR）定价改革，SDR有利于人民币计价影响力提升。增资越多，话语权越大，可以为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以及最终发展为全球储备货币奠定基础，如此一来，外汇储备资金也会多样化，资产价格也会上升。          “全球市场对人民币的期望很高。美国近四年来一直不振，欧元再出步美元后尘的大问题，人民币应该迅速承担起世界主导货币的责任”。这是中国国内普遍的一种观，但现在不是美欧不给中国过多的“话语权”，而是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还未彻底完善，货币不能自由流通、兑换。确切地说，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硬条件还不满足，比如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以及汇率市场自由度等问题与“国际货币”的高期望值还存在根源的距离，所以承担过多的“话语权”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现在只能按部就班地等待，“话语权”增加只是时间问题，只待人民币能尽快成为全球主导货币才能水到渠成。          在洛斯卡沃斯G20峰会议上，G20国领导人做出决定，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得以实施更大的管理、救助、重大全球经济大局。据会议结束传出的消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确认了各自对IMF提供对抗危机新贷款的承诺。总部设在华盛顿的IMF表示，它所获得的资金承诺总量已经从4月时的大约4300亿美元增加到了4560亿美元。这也是第7次G20峰会的最大成就与共识，且是在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缺失资金注入大前提下得以顺利实现。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进入专题： G20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63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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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的魅力，在于简单的快乐，对胜利河荣誉的渴望，没有等级和蔑视。” 还没有一本书能像《足球往事》这般将足球运动描写的如此细腻动人。它就像一部美丽足球的史诗，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 足球的起源 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是欧美球队的天下，这种格局就像是约定俗成的默契，谁也没有异议。然而，事实上几乎和所有其他的事物一样，足球最早出现在中国。五千多年前，我们就有了自己的足球比赛。但正如其他所有古代发明一样，墙内开花墙外香，足球最终成为了欧美国家的强势文化。 古代中国人踢的球是皮革做的，里面填充了麻布纤维。而埃及人则将稻草和籽壳用彩布包裹起来，做成了他们的足球。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玩的球里面也塞满了马鬃。 现代意义上的足球始于19世界中叶，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查尔斯·古德伊尔发明了橡胶气胆、皮革包裹的球。随后，三个来自科尔多瓦的阿根廷人给球胆加了一个充气阀门，取代了过去用来扎紧气口的气带，无带足球诞生了。从此，足球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但足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鉴于市民为拥抢硕球而引发之巨大噪音，致邪魔吨起，故禁之以上帝之名”。1314年，英国的爱德华二世颁布王室诏书斥责足球运动是贫贱和暴力的游戏。35年后，足球被英国王室列为“愚蠢和完全无用”的游戏，亨利四世和亨利六世甚至分别在1410年和1447年签署了禁止足球的法令。 经过多个世纪的官方取缔后，最终激情战胜了禁囤，在维多利亚女皇时代，足球重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它不仅作为一种平民习俗为人接受，而且作为一种贵族美德受到欢迎。可是，此时的足球依然充满了暴力，死亡时有发生。 此后，规则被制定。1863年， 12个英国俱乐部签署了一纸君子协定，承诺共同遵守1846年由剑桥大学制定的规则，现代足球形式由此诞生。1870年左右，苏格兰人开始按后防、中场和前锋来组织球队，将队员人数控制在了11人。1869年开始，不允许任何球员用手触球，连用手捡球，然后把球放好来踢都不允许。1871年规定，守门员可以用他的整个身体阻挡进球。1872年，裁判出现了。1880年，裁判手中有了计时器。1882年英国足球引入了掷界球，8年后用石灰画出了球场区域，并在球场中央画出了中圈。1891年，裁判第一次踏上了球场，吹罚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点球。1904年，国际足球联合会成立了，从此以后全世界范围内足球和脚之间的关系都由它掌管。 简单的快乐 足球的魅力何在？是在那些身价惊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超级球星那里？还是在那些借着足球豪敛钱财和权力的政客、资本家和赌徒那里？亦或是在那些扛着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大旗，对异己者辱骂，殴打甚至杀害的刽子手那里？ 在此之前，我一无所知。 如今，加莱亚诺给了我答案。在他看来，足球的魅力，在于简单的快乐，对胜利和荣誉的渴望，没有等级和蔑视。他的文字不是献给从20世纪开始，越来越机械和功利的足球，而是献给那些在阳光下笑着，唱着，拼命奔跑，与球和时光融为一体的孩子们。 某种意义上，加莱亚诺给我恶补了一下关于足球的一切，使我前所未有地对足球抱以敬意，对足球饱含的激情，快乐和尊严无比的向往。 “我总是对她充满了深深的爱意，因为如果你不能用爱待她，她就不会顺从你。”1958年，那位巴西的伟大中场迪迪这样柔情地说到足球。 现在还有人这样对待她吗？至少那些从南美洲贫民窟里爬出来的黑小子们，就是这样对待她的。从伊萨维韦利诺·格拉丁，到弗雷德里希，多明戈斯·达吉亚，莱昂尼达斯，济济尼奥，加林查，迪迪，贝利再到后来的罗马里奥，无一不是这种神圣情感的呵护者。虽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最终仍然归于贫穷和孤独，但迪迪的那句话还是不绝于耳，“男孩们，加油，拿出你们的尊敬来，这是一个需要你们用爱去呵护的女孩……” 在加莱亚诺眼里，简单的快乐催生了众多的伟大的进球。但自从阿维兰热执掌世界足球的掌门之后，那些伟大的进球似乎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规矩，束缚了天才球员的诞生。“你要搓球就滚到面包店里去搓”，教练和俱乐部的领导同志们经常这样告诫年轻的球员。足球正在失去其原始的简单和快乐。 观赏足球本身带来的“心碎”，都将成为一种美丽。 真正让加莱亚诺心碎的，是今天足球无处不在的商业化。作为一名忠实的老球迷和老左派，他始终对今天的足球的职业化无法释怀。他觉得，现在的足球屈服于收益法则之下，已经没有了游戏的玩乐。“大家都在退守，几乎没有人突前。他们筑成一座中国式钢铁长城，守卫着己方大门，只有一名‘平原游击队员’在前场游弋，伺机反击。”“前锋和熊猫均属濒危动物。”可见，这位老球迷是多么的愤怒。 绕不过的政治 对于足球而言，政治就像附体的恶魔，始终无法绕过。在殖民时代，足球就伴随着殖民者的坚船利炮征服了整个世界。民族革命时期，足球同样被政治深深地困扰。 1958年，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阿尔及利亚人成立了一支穿着具有国家颜色球衣的球队。但由于殖民国家的封锁，阿尔及利亚只能设法同摩洛哥进行比赛，但随后，摩洛哥就被赶出了FIFA，以及由体育联盟组织一些同阿拉伯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比赛，政治无礼地干涉了足球。 政治对足球犯下的罪恶，有时是令人发指的。在纳粹时期，希特勒为了证明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组织了一场由德国的空军“鹰”队对阵一支由迪纳摩俱乐部球员组成的乌克兰选拔队的比赛。然而，德国人却无耻地警告说：“如果你们赢了，你们就得死。”最终，乌克兰人以5比3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德国人，但他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第二天，所有的乌克兰球员以“间谍”罪的罪名被逮捕，并被押送到了集中营，其中的4名球员随后就被处决了。 祖国利用足球，足球为了祖国。1934年，为了争夺地图上一个荒凉的角落，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两国在查科战争中互相残杀，巴拉圭红十字会组建了一支足球队在一些阿根廷和乌拉圭城市进行比赛，为照料两国战中的伤员筹集足够的款项。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佛朗哥将军轰炸了西班牙共和队，这支来自巴斯克的球队正在去往欧洲的路上，他们的目的是一面为自卫筹集资金，一面将弗朗哥的罪行公之于众。这支代表民主的球队遭到了政治的无情围攻。 就算到了现在，足球依旧摆脱不了政治。20世纪末期，意大利AC米兰的拥有者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成功地利用球队夺冠，骗取了意大利选民的信任，让他赢得了意大利大选。 面对足球时，知识分子之间也有着严重的分歧。一部分知识分子痛斥足球阉割了群众，扰乱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他们声称，足球在整个世界的传播是帝国主义的一个诡计，目的是为了让被压迫的人民永远停留在童年时代，不能成长；但另一些知识分子则颂扬足球，在这些人中间，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甚至赞美足球是“人类忠诚的露天王国”。 左派球迷 “时光流逝，我最终学会了接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精彩足球的乞讨者，我行走在人世间，双臂张开。在球场中向上天乞求：给我一个漂亮的足球动作吧，看在上帝的分上！” 作为一个铁杆球迷，多年来，在加莱亚诺内心，一直受到自己足球记忆以及足球现实的拷问，于是他尝试写些配得上这种异教仪式的文字。通过写作，他找到了解答这种拷问的方式，求助于用语言来描述这个他如此渴望却无情拒绝了他的足球。 在球迷的身份之外，加莱亚诺还是个著名左翼记者。70年代，因激怒了独裁政权，加莱亚诺不得不流亡海外。在此期间，他写出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本传世之作。他在书中控诉了跨国企业与军人独裁政权总是不懈地吸噬拉美大地的血液，受到了拉丁美洲青年的争相传阅，书中提到的“裸露的血脉”一词，更是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表达。 2004年他的新书《时间之嘴》问世。这部作品包括333个小故事，作者搜集了许多日常生活中被人们忽视或遗忘的小事。他说：“我写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展现细微事件中的伟大，并表现庞然大物背后的渺小。” 在被问及政治和艺术哪个是改变世界的更合适的办法时，加莱亚诺认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向我们灌输艺术和政治割裂的思想。” 这种割裂让我们相信理智和心灵各行其是，让我们相信，政治和艺术不是相互依存的，而实际上，人的正义感和美感是像孪生姐妹一样密不可分的。 同样，像许多左翼作家一样，加莱亚诺反对全球化。他认为，那些关于当今的全球化世界是一个无边界世界说法，听起来无异于谎言。“这一切就发生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被怯懦统治着，而怯懦使人变得麻木不仁’”加莱亚诺发出了刺耳的警告。 成稿于 2010年 6月25日 （西木1984： 1510部落博主。原文地址：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40722 ）

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八章 美国叙事文学, 1945-1990：现实主义与实验（1）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美联社图片） 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叙事文学异彩纷呈、门类繁多，无法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在电子时代创建地球村的同时，欧洲的存在主义和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等国际潮流为这一文学形式注入了活力。电视节目的口语化语言使口头文学传统获得新生。口头表达形式、媒体和大众文化对叙事文学产生的影响日益显著。 过去，精英文化以它所奠定的地位和树立的范例影响着大众文化。在战后的美国，情况似乎恰好相反。严肃小说家如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Jr.）、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和多克特罗（E.L. Doctorow）等人从漫画、电影、时装、歌曲和口头历史中汲取营养，同时对这些不同形式的文化进行评论。 这种观点并非轻视叙事文学：美国作家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具有玄学性质。作家们日益标新立异，自我意识——或者说自省愿望——日益增强。他们常常发现传统模式毫无用处，而在更为流行的素材中寻找生命力。换言之，战后几十年里的美国作家发展了一种后现代感受力。现代主义叙事视角的重新构建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创造新的愿景势在必行。 现实主义传统及 1940 年代后期 如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样，下半叶的小说反映了每一个十年的特征。1940年代末经历了二次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 二次大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裸者与死者》， The Naked and the Dead , 1948）和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走向永生》， From Here to Eternity , 1951）是使用这方面素材最出色的两位作家。他们都展示了近乎于黑暗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风格。两人都竭力避免颂扬战争。欧文·肖（Irwin Shaw）的《幼狮》（ The Young Lions ，1948）也是如此。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的《凯恩兵变》（ The Caine Mutiny ，1951）同样表明，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民生活中都处处可见人类的弱点。 后来，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以讽刺和荒诞的笔触描写二次世界大战（《第二十二条军规》（ Catch-22 ，1961）），揭示了战争的荒唐愚蠢。托马斯·品钦天才地描述了一个复杂的实例，对不同形式的现实加以模仿嘲弄和置换（《万有引力之虹》，（ Gravity’s Rainbow , 1973））。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则在发表了描写二次大战期间盟军轰炸德国德累斯顿的反战小说《第五号屠场，又名儿童十字军》（ Slaughterhouse-Five: or, The Children’s Crusade ，1969）以后成为1970年代初期反主流文化一颗耀眼的明星(冯内古特曾作为战俘亲眼目睹对德累斯顿的轰炸)。 1940年代新人辈出，包括诗人兼小说家和散文家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以及短篇小说作家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和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除米勒以外，这些作家全都来自南方，他们全都在探索家庭或社区里个人的命运，聚焦于如何平衡个人的成长与他们对群体承担的责任。 罗伯特 · 佩恩 · 沃伦（ Robert Penn Warren ， 1905-1989 ） 南方“逃亡者”（Fugitives）作家之一的罗伯特·佩恩·沃伦的职业生涯横跨大半个二十世纪，可谓硕果累累。他一生关注在历史环境中表现的民主价值观。他的经久不衰的小说《国王的人马》（ All the King’s Men ，1946）通过对休伊·朗（Huey Long）这个派头十足而又阴险狡诈的南方政客的几乎不加掩饰的描写揭露了美国梦的阴暗面。 阿瑟 · 米勒（ Arthur Miller ， 1915-2005 ） 戏剧家阿瑟·米勒出生于纽约，1949年发表《推销员之死》（ Death of a Salesman ），达到其创作生涯的巅峰。该剧本以主人公威利·洛曼（Willy Loman）的家庭为背景，围绕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的跌宕起伏展开，揭示了人在一生中追求成功与自身价值却最终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它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融合，通过悉心刻画的形象丰满的人物以及对个人价值的坚持——尽管历经失败和错误——揭示主题，成为反映20世纪40年代文学观念的一面镜子。《推销员之死》是为普通人谱写的一曲感人的赞歌。正如威利·洛曼的遗孀在赞颂威利时所说，必须对普通人“予以关怀”。这是一出凄美而冷峻的剧，却反映出对美国梦的追求。如剧中一个人物具有讽刺意味地指出：“推销员必须有梦想，干这一行就得如此。”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推销员之死》不过是米勒几十年中创作的许多剧本之一。《我所有的儿子》（ All My Sons ，1947）和《萨勒姆的女巫》（ The Crucible ，1953）都属于政治性作品，一部反映的是当代生活，另一部则以殖民时代为背景。《我所有的儿子》描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制造商明知故犯地将残次品部件运往飞机制造厂，导致数名美国空军死亡。《萨勒姆女巫》则描述17世纪萨勒姆（Salem,今马萨诸塞州）女巫受审案件——清教徒殖民者被当作女巫受到审判并被错误处决。但它所表达的想法——民主制度不能容忍对无辜者的迫害——在1950年代初期这出剧上演时有着现实意义，因为当时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和其他一些议员发起反共政治迫害，导致无辜者受难。部分由于这一原因，米勒在1956年被召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作证，要他提供共产党同情者的名单。米勒拒绝了这一要求，因而被指控蔑视国会，但这一指控在上诉时被推翻。 米勒后期的剧作《维琪事件》（ Incident at Vichy ，1964），描写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欧洲犹太人在纳粹分子及其帮凶手中遭到的毁灭。 在《代价》（ In The Price ，1968）中，两个兄弟努力想摆脱过去的重负。米勒的其他剧作包括两部独幕剧《名声》（ Fame ，1970）和《原因》（ The Reason Why ，1970）。他的散文收集在《走廊里的回声》（ Echoes Down the Corridor ，2000）一书中。他于1987年出版了自传《时间枢纽》（ Timebends: A Life ，1987）。 莉莲 · 海尔曼（ Lillian Hellman ， 1906-1984 ） 像罗伯特·佩恩·沃伦一样，莉莲·海尔曼道德观的形成受到南方的影响。她的童年基本上是在新奥尔良度过的。她的引人入胜的剧作探索权力的各种假象和滥用。在《儿童们的时间》（ The Children’s Hour ，l934）中，一个工于心计的女孩使两名女教师的生活遭到毁灭，因为她告诉别人说她们是同性恋。在《小狐狸》（ The Little Foxes ，1939）中,一个富有的南方家庭为争夺一笔遗产而进行争斗。表现反法西斯主题的剧本《守卫莱茵河》（ Watch on the Rhine ，1941），源于1930年代她在欧洲的游历。 她的回忆录包括《一个不成熟的女人》（ An Unfinished Woman ，l969）和《旧画翻新》（ Pentimento ， 1973)。 许多年来，海尔曼与杰出的剧作家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有着密切的个人关系。哈米特笔下的精明能干的侦探人物萨姆·斯佩德（亦译“史贝德”，Sam Spade）令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着迷。哈米特创造了典型的美国式硬汉侦探小说《马耳他的猎鹰》（ The Maltese Falcon ，l930）和《瘦汉》（ The Thin Man ，1934）。 像阿瑟·米勒一样，海尔曼拒绝为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供共产党同情者名单,她和哈米特曾一度被列入黑名单（被禁止在美国娱乐业从业）。海尔曼在她的回忆录《恶棍当道的年代》（Scoundrel Time，1976）中记述了这些事件。 田纳西 · 威廉斯（ Tennessee Williams ， 1911-1983 ） 田纳西·威廉斯是土生土长的密西西比州人，是20世纪中期美国文坛较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作品焦点是家庭——其中大多是南方家庭——中的感情创伤。他尤以重复的魔咒（一种南方诗体文）、怪异的哥特式场景和对人类感情进行弗洛伊德式的探索著称。他是最早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美国作家之一。威廉斯解释说，他笔下受煎熬的人物的渴望反映了他们的孤独。他的剧中人物都生活在极度痛苦之中。 威廉斯创作了20多部长篇戏剧，其中多为自传体。他早在1940年代便以《玻璃动物园》( The Glass Menagerie ，1944)和《欲望号街车》(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1949)达到了创作生涯的高峰。在此后的20多年里，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像这两部那样丰富和成功。 凯瑟琳 · 安 · 波特（ Katherine Anne Porter ， 1890-1980 ） 凯瑟琳·安·波特漫长的一生及创作生涯横贯几个时代。她的第一部成功作品是以墨西哥革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盛开的犹大花》（一译《开花的紫荆树》， Flowering Judas ， 1929）。这部为她赢得声誉的精美之作以微秒的笔触揭开了蒙罩私人生活的面纱。例如，《被遗弃的维瑟罗尔奶奶》( The Jilting of Granny Weatherall ,1930)准确地再现了强烈的感情。她往往寻求表现妇女的内心世界和她们对男人的依赖。 波特细腻微妙的笔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西兰出生的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波特的短篇小说集包括：《盛开的犹大花》（1930）、《午间酒》（ Noon Wine ，1937）、《灰色骑士，灰色马》（ Pale Horse, Pale Rider ，1939）、《斜塔》（ The Leaning Tower ，1944）和《短篇小说集》（ Collected Stories ，1965）。她在1960年代初期创作了一部反映永恒主题——人类的相互责任——的长篇寓言小说《愚人船》（ Ship of Fools ，1962）。故事以1930年代一艘来自纳粹德国的上层人士和难民乘坐的客轮为背景。 波特虽不是多产作家，但是她影响了后来的几代作家，其中有她的南方同行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和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 尤多拉 · 韦尔蒂（ Eudora Welty ， 1909-2001 ） 出生在密西西比州一个迁至南方的富有北方人家庭的韦尔蒂得到罗伯特·佩恩·沃伦和凯瑟琳·安·波特的引导。事实上，波特曾为韦尔蒂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绿色的帷幕》（ A Curtain of Green ，1941）作序。韦尔蒂细致入微的小说以波特小说为楷模，但是比波特年轻的她更感兴趣的是滑稽与怪诞。像同是南方人的弗兰纳里·奥康纳一样，韦尔蒂往往把不太正常、古怪或特殊的人物作为她描写的对象。 尽管她作品中有暴力，韦尔蒂的诙谐在本质上却是富有人情味和正面的，如在她经常被选编入集子的短篇小说《我为何住在邮局》（ Why I Live at the P.O. ，1941）所表现的那样。小说讲述一个固执而独立的女儿从家里搬出去，住到一个小小的邮局里。韦尔蒂的短篇小说集包括：《大网》（ The Wide Net ，1943）、《金苹果》（ The Golden Apples ，1949）、《英尼斯弗伦的新娘》（ The Bride of the Innisfallen ，1955）和《月亮湖》（ Moon Lake ， 1980）。韦尔蒂还写了以一个现代种植园家庭为主题的《德尔塔婚礼》（ Delta Wedding ，1946）和《乐观者的女儿》（ The Optimist’s Daughter ，1972)等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