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亞洲週刊》 北京政壇再度傳出推進改革的呼聲，而長期來呼籲推進政改的《炎黃春秋》雜誌面臨再一次整肅。當局想利用文化體制改革的機會，透過組建股份公司來改變《炎黃春秋》辦刊方向。 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說：「前一段日子，大家都在議論中東，也就是西亞、北非的局勢，到現在，中東的事並沒有完，還在繼續發展。我們應該想一想，當年辛亥革命時，全世界專制主義的國家佔百分之九十，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佔百分之五十，現在只剩下百分之十左右。現在全世界都在看著我們，我們怎麼辦？非改革不可！中央黨校的教授杜光，寫了一篇文章是針對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提出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的，應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年紀大了一點，沒有權沒有勢，但我們還有腦袋。」這是九十七歲的李銳在二月八日《炎黃春秋》雜誌社在北京舉辦的春節聯誼活動上說的一番話。 像李銳這般的政改呼聲近期在北京凝聚成一股強風。距離中共十八大召開尚有八個月，距離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尚不到半個月，北京政壇再度傳出推進改革的呼聲。中南海高層也頻頻釋放改革強烈信號，可以預見，無論是中共十八大，還是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上，「改革」勢必再度成為熱詞，不同聲音會在這一平台上匯聚而碰撞，有助於凝聚改革共識。 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認為，中國政治改革已開始破題。從「烏坎事件」到因「王立軍事件」正陷於崩潰邊緣的「重慶模式」，從汪洋和溫家寶頻頻吹響政改號角到越南、緬甸等政改的示範效應與壓力，都表明中國政改顯然已蓄勢待發。打黑頭目王立軍事件引爆了危機，也宣告了往回走、不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 二零一二年是中國本屆政府施政的最後一年，也是鄧小平推進改革的南巡講話二十週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論述發展和改革的文章《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求是》是中共思想理論戰線的重要陣地。有望在下一屆政府中接任總理的李克強在十八大換屆前發表此文，明顯是為中國新一年政府工作定下「改革」基調。 溫家寶肯定烏坎選舉 最近一個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多次強調要永不停頓推進改革。二月六日至十日，溫家寶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五次座談會，他說，要用改革的辦法破解難題，無論是經濟結構性問題，還是分配不公問題、反腐敗問題，都得靠改革、靠制度性建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們關注的廣東省汕尾陸豐市烏坎村，最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十一名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被譽為中國民主的萌芽。二月三日至四日，溫家寶在廣東聽取基層民眾意見時說，農村辦事要廣泛聽取農民意見，要由農民作主。一定要保障農民的選舉權利，堅定不移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會村民直選。他說，二十年前，八十多歲的鄧小平到廣東視察，明確說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改革開放只能死路一條。 溫家寶在短短兩週內，數次強調要永不停頓地推進改革。一月三十一日，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透露了三月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政策基調，繼續搞好經濟宏調、切實解決民生難題、永不停頓推進改革，他強調，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也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一月十八日，溫家寶在結束對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海灣三國訪問前夕的記者會上說，「任何動盪都有內因和外因，但我以為，內因還是主要的」，「任何政府的責任都是為人民謀利益，我之所以一再強調改革，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還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密切聯繫群眾，傾聽群眾的意見和呼聲，改善政府工作」。 辦成《求是》第二？ 然而，長期來堅定呼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炎黃春秋》雜誌面臨再一次整肅。《炎黃春秋》社長、社委會主任杜導正接受採訪時說，現在又有人想利用文化體制改革的機會，改變《炎黃春秋》二十一年來的辦刊方針。他們的辦法是透過組建股份公司，用權力和票子控制大股，因董事會掌握人事權，從而改變辦刊方向，想辦成學術性刊物，有的人還說要把《炎黃春秋》辦成第二個《求是》。 他說：「國家此次文化體制改革的目的或標準是兩個：第一個是社會效益；第二個是經濟效益。照這兩個標準看，《炎黃春秋》現在都在八十分以上。從社會效益看，宣傳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為全面體制改革大聲呼號，對人對事堅持實事求是精神，說實話，說公道話。這份刊物真正是讀者自己掏腰包訂購的刊物，發行量由去年的十二萬份，上升為今年的十五萬份。它增強了黨和政府的凝聚力、公信力。從經濟效益看，《炎黃春秋》創辦以來，國家從沒給過一分錢，我們又不善經營，現在已經能夠做到自給有餘，二零一一年上繳稅費二十八萬元（人民幣，下同），上繳主管部門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管理費五萬元。」 有學人說，現在《炎黃春秋》的運行體制是「四不像」體制。說是事業單位，又沒有事業編制和財政投入；說是企業單位，又掛著事業單位的牌子；說是國有，又沒有國家一文錢的資產投入；說是民營，又叫國有事業單位，戴著「國有」的帽子。這就是《炎黃春秋》的歷史與現狀。 杜導正說﹕「我們受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領導，研究會幫了我們許多忙，但人事權、發稿權，掌握在雜誌社的議事機構編委會、行政機構社委會手上，刊物運作一切權力歸社委會。在這種體制下運行，有原則，又很靈活，所以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才這麼好。《炎黃春秋》的這一套體制、運作機制是成功的。《炎黃春秋》的這種市場化、社會化探索已為國家文化體制改革闖出一條新路。」 運作體制應得到扶持 他說，國家文化系統處於大轉折大發展時期，《炎黃春秋》這種成功的運作體制效益和效果明顯，理應得到政府明確保護和扶持。當然，這一套「四不像」體制會有缺失，還要改進。他說：「上級部門應該繼續承認我們這個體制，切望不要在當下轉制這件事上出難題，可等待時機成熟時再考慮轉制問題。如果現在強行改變雜誌現有體制和運作模式，我們就無法再勇敢探索政治體制改革，再不敢對人對事說實話公道話了。那將違背讀者和作者心願，違背六十個編委和上百老幹部與學者心願，後果是嚴重的，有人說甚至可能釀成政治事件，二月初山東省濟南市就出過一起。」 杜導正說，「二十一年辦刊經驗：小是小非可以讓步，大是大非寸步不讓。大是大非讓步的後果，不是個人、小團體，而是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失敗。《炎黃春秋》已經邁過了許多個『坎』，現在又面臨一個大『坎』」，「十八大開幕在即，我們願和大家一起，營造和諧輿論環境，不給黨與國家製造新麻煩。我們重申：一，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不動搖；二，堅持對人對事實事求是原則不動搖；三，遵守憲法不動搖；對於背離憲法的法規允許我們獨立思考，提出不同意見；四，全面推進體制改革，當前著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是體制內改革派，也有人稱是務實派、民主派。五，《炎黃春秋》對此次體制改革的底線是：基本維護現在體制，服從二十一年的辦刊宗旨，對股份制、董事會等想法，我們可以再作思考，但票子一定要服從理想」。 二月八日《炎黃春秋》舉辦春節聯誼會，周有光、閻長貴、章詒和、張思之、蔣彥永、戴煌、張木生、展江、丁冬、劉志琴、高放、馬曉力等一百七十多名老幹部和專家學者出席，為《炎黃春秋》再遇風波、面臨「大坎」出謀劃策，共商《炎黃春秋》何去何從。 前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陸定一之子陸德認為，《炎黃春秋》在全國報刊中，是難得的堅持講真話、不趨炎附勢的刊物。他說：「現實生活裏確實有人藉口為政治服務而說假話。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不讓人們知道，這根本不是我黨的新聞觀。十七屆六中全會主題是發展文化，我學習了有關文件，我發現文件的一個主要思想講發展文化的目的，九九歸一，歸於正統，強調儒家思想，這是不對的。春秋時期還講百家爭鳴，儒家只是其中一家，儒家的根本是皇道思想，集權統治。歷史賦予《炎黃春秋》一個非常光榮的使命，就是堅持改革。當前最突出的兩個問題，一是腐敗，二是貧富懸殊。我國已經排進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八個國家，有人私自修改居民收入恩格爾系數，隱瞞貧困的真實狀況。現在每年的群體事件已經超過十萬起，維穩經費超過了軍費。」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華最近受《炎黃春秋》的邀請出任新編委。他說：「我想，能同這樣一群有思想、有靈魂、有正義感的朋友在一起，這是我榮幸。一位年輕記者採訪我，我反過來問他，年輕觀眾對我們談歷史會有興趣嗎？他說，你不知道，我們非常希望看見真實的歷史，但現在看不到，我們很無奈。來採訪你，就是為了了解真歷史。歷史上，秦朝趙高指鹿為馬，滿朝文武全體失語，秦朝二世而亡。今天，我們決不能讓這一幕重演，所以要講真話。儘管困難，我決心跟《炎黃春秋》的老編委一起保衛《炎黃春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葉劍英之女葉向真說：「《炎黃春秋》是一本老中青讀者都愛看的雜誌。說到忠言逆耳，在此我要向大家推薦一本《群書治要》，此書再版時習仲勳也題了詞『古鏡今鑑』。歷史證明，只聽吹捧話，聽不得逆耳忠言的王朝一定要滅亡。只有像《炎黃春秋》這樣的刊物才是真的跟黨和政府一致，像魏徵一樣，值得我們學習。如果心不真，他的言論對領導是有害的。領導人應該經常下來跟人民溝通，聽老同志的意見，他們是對國家最有發言權的人。」 原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所長資中筠說，《炎黃春秋》應該說是穩重、嚴謹的刊物。他們代表了大家心裏想說的話，是「最大公約數」，所以並不算是很突出。但這樣一份雜誌，為什麼每年都會碰上「生死存亡」問題呢？法定代表人、常務社長吳思要發揮作用，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學會生存。但生存的意義在於堅持原則。記得美國當初要通過《愛國者法》，主張為了國家安全，政府可以查老百性的E-mail、百姓的通信，查某人到圖書館借過什麼書，並認為這是美國公民為了國家安全應該作出的犧牲。但這個法律最終遭到多數人反對，因為它侵犯了美國人最珍惜的東西。如果犧牲了原則，那《炎黃春秋》就沒必要生存下去。跨過了底線，雖生猶死，名存實亡。如果《炎黃春秋》改弦易轍，說明他們容不下一點點良心和真話，那這個社會更沒有希望了。 沒有清算文革流毒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的女兒陶斯亮說：多年來，意識形態部門總是盯著右，沒有清算文革的流毒。最近聽說二零一二年將會是極左勢力亮劍的一年。執政過程中積累了很多問題，長期的民怨引起了突發事件。社會上的反對力量打不倒共產黨，能打倒黨的只能是共產黨自己，千萬不能因為執政不得法而引起廣泛民變。她說：「《炎黃春秋》是三十年改革開放路線的捍衛者，是體制內穩健轉型的支持者，呼籲的是改革開放，這些人是真正的改革派。杜導正一生三起三落歷盡坎坷。在廣東曾被我父親陶鑄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他後來一直實事求是地評價我父親，功過是非相當客觀。在雜誌社，他培養了年輕一代，應該像杜老一樣地做人，沒有私心，客觀公正地做人。希望他們把《炎黃春秋》繼續辦成一個講真話的陣地，我們黨應該有足夠的胸懷，秉持春秋大義，讓他們把刊物辦好。」 國際問題專家、黨史學者何方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到現在經濟市場化已經取得了共識，除個別小問題外，沒大分歧了。政治民主化卻複雜一點。這些年從拉丁美洲開始，最近到了西亞、北非。對這個潮流，我們採取什麼態度？我們在世界大潮面前是落伍者。在有些方面是往後退。有人想方設法干涉別人的自由，想方設法把民主思想搞掉，有人把搞掉《炎黃春秋》當成向上爬的台階。這是舉什麼旗的問題，不僅是《炎黃春秋》，而是全國輿論界的大問題。有人老想採取『延安整風』的方式來整肅輿論，這是歷史倒退。」 作者：江迅

方朝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儒学论坛2007年提交论文 ● 方朝晖 （ 进入专栏 ）       儒学与民主宪政的结合，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因为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或思想史问题，而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包括血缘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以及文化心态等因素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脱离这些背景因素谈论一种超然于一切可能时代的普适制度，是荒唐的。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从雅典民主到寡头政治，以及现代市民社会的兴起，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现代人可能倾向于说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因为它代表了多数人的意志。其实不然，民主政治产生的前提是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民主政治的有效运作还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心理世界的成熟。在不具备这些条件时，如果实行民主政治，后果就会适得其反。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分析法国大革合为何从对“绝对自由”的追求演变为“恐怖”，并指出了普遍主义的个人概念没有形成的情况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有可能演变为暴乱。这一思想已经为二战以后亚洲、拉丁美洲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践所证实。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谈到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治、僭主政治之间的演变过程，并分析得出，真正理想的政体是由受过哲学教育、具有良好的理性判断能力和道德修养的贵族集体统治国家（城邦）的政体，即所谓“哲学王”担任统治者的贵族政治。这一政治制度理想非常接近于孔子心目中的贵族政治制度理想，即以精英为主体、通过选拔方式确立的政体。我们必须彻底抛弃那种“民主政治是一切社会条件下最理想的政治制度”的思想预设。同时，必须认识到，政治制度通常情况下不是哲学思想的产物，而是特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对于民主政治，我们也必须、也只能主要从现代社会结构特别是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经济结构上来理解它兴起并被广泛接受的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及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君主制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孔子没有提倡民主，和他没有提倡郡县制一样，丝毫不是什么思想的局限，而只不过是由于他关心的问题不是制度的形式，而是制度的精神。而在今日中国市民社会已经成型的条件下，民主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即使如此，如果不小心对待，后果也不堪设想。因为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帮派主义，地方主义等等会成为实现民主的大敌，化解民主所可能具有的一切积极意义。     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有必要从理论上探讨儒家与民主宪政的结合点？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严格说来是个假问题。因为儒学的精神并不是建立某种制度，而是为制度提供基础性价值。从三代的世袭制到秦汉的郡县制，社会制度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但是孔子的思想并不没有过时，因为儒家提供的基础价值未变，而汉代儒生们也不需要论证如何从儒学开出“郡县制”；从隋唐到两宋，中国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文化制度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倡导内圣的新儒家，也没有煞费苦心地去论证如何从“内圣”开出当时的社会制度这个新外王。张载写过井田制的文章，程颐曾论证过郡县制比三代的封建制好，但是，他们都只是就事论事，从不同制度的合理性本身来立论，而没有论证如何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如果硬要说老内圣可以开出新外王，也许关键的是如何做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如何从理论上论证的问题。     必须认识到，历史上的儒家可能支持过某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儒家也有自己的政治学说，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学应当将某种政治制度纳入到自己的学说体系中去。比如孔子虽然主张恢复周礼，但是并没有论证过世袭制度，如果他论证过了，岂不成了秦汉儒家学者的一块心头病？汉代以来的学者没有论证过君主制（就是英文中的monarchy），尽管事实上他们是维护这一制度的。《春秋公羊传》有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之说，似乎是个例外。但是《公羊传》的这一思想严格说来只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提出修补方案，并不是在表达社会政治制度的精神内含。同时，《公羊传》一书的精神与儒家“三纲”是一致，即探讨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法，而不是探讨某个社会制度可立还是不可立。     封建制也罢，郡县制也好，都不能说成是由儒家的内圣开出来的。本来就不是，儒家学者也没有必要论证“是”。所以，他们要做的工作只是说明在不同的制度架构下，儒学如何发挥自己的功能。与此同样的道理，有必要去论证儒学与民主宪政相结合的理论基础吗？难道不说明内圣可以开出民主宪政，就说明儒学落伍于时代了吗？这种思想本身恰恰是对儒学的现代意义缺乏自信的表现。其实，民主、科学对儒学所提出的挑战，应该换个角度来理解，即如何在民主、科学时代让儒学诊治现代人疲惫的心灵。我的研究还说明，儒家的三纲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道理很简单：在集体主义或关系本位的中国文化中，民主政治的大敌是帮派主义、山头主义和地方主义。三纲思想本来正是针对这种思想提出来的，所以仍然是中国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     有人说：儒家思想不能克服一治一乱的循环，可见儒学在制度架构方面的无力。同样是个假问题。原因很简单：这是传统社会制度的局限性问题，而不是儒学的问题。帐算不到儒家身上。一治一乱的循环，如果说是君主制下不可避免的产物，那么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问题可能是社会生活的庸俗化、平面化。这些问题既然是制度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就不是哪个学派、哪种思想所能根治的。儒学的作用只是减轻特定社会制度所可能具有的负面作用而已。历史已经证明，它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整体上成功的。与此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如果不得不选择民主、宪政的话，那么儒学的作用无非是尽最大可能减轻由民主宪政以及科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还有一种说法是所谓的“游魂说”（余英时主张），颇有影响。认为儒学是依附于特定的社会基础而存在的，这个基础就是宗法家族制度。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我们已经说过，社会制度是特定的历史情境的产物，而不是某种学说的产物。而儒学也不是特定社会制度的产物，尽管它可能是在特定社会制度的刺激下产生的。它的核心价值，它所提出的建构人际关系的方式，均是超越一切社会制度的。因此，它可以在宗法家族制度下有效，也同样可以市民社会和科学时代有用。因为无论是宗法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需要整合人与人的联系，需要安身立命的学问。尤其中国社会，儒学的存在有其深刻的文化习性土壤，而中国文化的习性恰恰是从古至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其他地方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进入 方朝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Warning : Invalid argument supplied for foreach() in /home2/huangjy/yypl/ww2/data/detail.php on line 592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18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70 次 更新时间： 2012-02-16 21:16:32 陈雨露：全球金融体系向何处去 ● 陈雨露       2011年9月17日，美国纽约爆发了一场名为“占领华尔街”的民众抗议活动，并一直持续到10月份。“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华尔街的“贪婪”、金融系统的弊病和政府监管不力，意在表达对美国金融制度偏袒权贵和富人的不满，声讨引发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     然而，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只不过是此轮全球金融危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社会领域的一次集中反映。正如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后果一样，危机后的经济下滑和失业率高企需要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恢复过程。在经济寻找到新的增长点和平衡路径之前，出现任何形式的政治和社会动荡都不足为奇。     实际上，在饱受金融危机之苦后，即便是没有“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的矛头所向，全球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也将面临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和制度转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将呈现以下四个基本趋势：一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日益提升，国际金融治理将呈现“再平衡的多边主义”特征；二是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国际货币体系将实现从“一主多元”到“多元制衡”的转变；三是在低杠杆的后现代金融体系时代，金融将重新回归实体经济；四是为确保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大势所趋。          一、国际金融治理新格局：“再平衡的多边主义”          经过这次危机，危机后的世界金融格局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总体来看，这种变化集中表现为世界经济重心向东转移。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和金融机构在危机中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新兴市场国家则表现出极其强劲的增长力量，其金融地位也相应上升。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动的背景下，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一极主导”的国际格局正悄然发生渐进式的变化，未来的趋势将呈现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局面。     由于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大国力量结构，因而随着大国之间力量的消长变化，国际话语权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动。几百年来，欧美国家几乎垄断了全球的主导权，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基本上都是由这些国家制定的。现在的新兴国家大都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随着这些新兴国家力量的增长，世界格局将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事实上，近年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亮点，并为世界经济的均衡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金砖四国”正在成为全世界新的制造业中心，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来源。国际分工的调整和由此引起的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带来全球贸易结构和金融结构的调整。在上述进程中，经济增长动力源的多元化必然削弱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经济基础，并最终推动国际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可以预期，随着新兴经济体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100年来由发达国家垄断世界市场的时代将宣告结束，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将被多极化的格局所取代，美国“一极独大”的霸主地位也将发生动摇。实际上，“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速度，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基本格局，也因之明显增强了其自身在国际上的发言权，进而为参与修改乃至制定世界经济新体制及游戏规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世界经济论坛根据“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程度”和“地缘经济实力转移的速度”这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模拟了四种可能情形：在地缘经济实力对比发生迅速转移、全球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强化的组合下，形成“再平衡的多边主义”格局。在地缘经济实力对比缓慢变化、国际金融政策协调混乱的组合下，世界各国各自为政，形成“割据的保护主义”格局。处于中间情形的分别是“再造的西方温和主义”和“金融地区主义”。鉴于“大萧条”以来的惨痛历史教训，世界各国已充分认识到“去全球化”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巨大负面影响，在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协调和结构改革成为必然趋势的前提下，国际金融新格局呈现出“再平衡的多边主义”的可能性最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从“一主多元”到“多元制衡”          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国际货币格局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三次货币替代的过程。英国和美国在各自最辉煌的时期，牢牢地控制着全球的经济与贸易格局，它们的主权货币在全世界享有无可撼动的话语权。从英镑替代黄金在全球流通，到二战后美元替代英镑充当国际本位货币，再到此后60余年德国马克、日元以及欧元等货币的兴衰更替，全球主要货币之间的竞争伴随着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力量转换而不断博弈。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基本统一，才能实现稳定持续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根本上取决于大国经济实力对比的逆转。除了经济、商业与金融的规模以外，储备货币地位的取得，也依赖于一国的政治影响力，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导致国际货币的兴衰。因此，货币的权力格局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家的兴衰而演变。     可以认为，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全球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全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了。随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赖以形成及运转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改变，新兴力量将对传统的经济势力发出挑战，而这些国家的货币也将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尽管后危机时期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就目前的条件来看，对以美元本位制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注定将是一个长期、渐进、增量式变化的调整过程。首先，美国依然是无可动摇的全球第一经济大国，而且任何国家的单一货币成为国际货币都无法避免“特里芬难题”。第二，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历史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使用具有巨大的惯性，大部分国家并不愿意看到剧烈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第三，美元走弱带来的高储备国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巨大潜在资产损失，也是阻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     从长期来看，必须对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整修”，其基本方向有三：一是由信用货币向实物货币回归，重新回归金本位制或某种商品货币本位制；二是创建全球中央银行和世界货币；三是让储备货币多元化或创建新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在第一种模式下，实物货币的本位制度显然无法满足当今世界高度发达的经济和贸易对于货币的需求，可行性很小。对于第二种模式而言，实践表明，构建超主权的单一世界货币是难以实现的梦想。①相比之下，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既能够跟现行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相适应，同时也符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因此，综合来看，第三种模式的可行性最高。     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制衡”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巩固，人民币无疑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加积极的作用。根据目前的全球经济格局和发展趋势，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极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第五代国际货币体系”。          三、金融基本功能新格局：重新回归实体经济          从一个较长时期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有规律的周期性波动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自18世纪后期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五次长周期（佩雷丝，2007）。［1］长周期与生产过程中的创新和新产品的引入密切相关，每一个长周期都对应着一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和大规模扩散，进而引发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变。     全球性危机往往会催生重大技术革命。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在经济波动及应对金融危机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是推动经济波动式增长的核心力量，因为在新技术的成长壮大并最终形成主导技术范式的过程中，金融资本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获取超额利润的驱动下，将为采用新技术的创新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继而由于投机过度而加剧技术—经济领域与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冲突，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确立后，将推动技术的扩散和经济持续增长。     从世界经济周期长波演进的理论来看，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和特殊性。在世界经济体系“第五次长周期”中，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衰退风险和金融资产配置失衡，以美国（第五次周期的领导者）为首的发达国家选择实施低利率政策，不断放松金融监管，结果导致了持续的信贷扩张和金融领域的投机行为，最终引发了此轮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从一个更长期的视角来看，此轮金融危机仍然属于技术变革周期中的波动，是由于金融资本过度脱离实体经济运行的结果。因此，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必将纠正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过度脱离的失衡状态，使二者再度走向融合和互补，并在技术的推动下重新促进经济复苏。     总体来看，此次危机本质上是由于金融资本和技术创新结合过程中的不均衡造成的。从世界经济波动的长周期上看来，这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技术范式，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可以预见的是，正是由于此次危机造成的巨大危害性，世界各国必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危机的教训，重新推动金融资本向实体经济领域的回归，将财富的创造和增长建立在真实的生产活动之上。而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财富创造和惠及民众的收入增长，下一轮的新科技革命也将孕育而生。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正在抢占科技制高点，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低碳技术、新能源产业、生命科学、生物科技、信息网络产业、物联网技术已经成为潜在的新科技革命的主攻方向。美国提出将研发投入提高至GDP的3%，力图在基础科学、新能源、航天和医学（如干细胞研究）等领域取得突破。欧盟宣布将在2013年以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以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试图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等方面加强产业竞争的优势。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日本则重点发展各种新型能源和环境技术。在上述领域中，突破关键技术并使之产业化，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各主要国家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选择，而新科技革命的全球扩展极有可能促使出现新一轮的产业转移现象，并最终形成新的全球分工体系。          四、金融监管体系新格局：走向宏观审慎          最近40年的金融危机史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的日渐发达和复杂化，金融失衡不仅周期性地发生，而且与宏观经济的失衡彼此强化，这种强化使得经济和金融长期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标准。在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负面效应日渐明显的情况下，为确保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在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已成为大势所趋。     强调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认为，仅凭微观层面的努力难以实现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监管当局需要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从整体上评估金融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健全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并作出相应的政策反应。一个成熟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被认为能够提供监测和处理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风险的总体框架，从而更加合理地检测金融系统性风险，同时减轻商业周期中的溢出效应。［2］     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变革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时间维度，即控制或降低金融体系的过度顺周期性；二是跨部门维度，即控制或降低某一时点上金融机构的相互关联性和共同风险暴露。［3］     从时间维度来看，宏观审慎监管要重视风险的时变敏感性，即金融体系的内生性风险随着时间（经济金融周期）而动态变化。在危机爆发前，经济繁荣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当市场主体对风险的判断越来越乐观时，其风险容忍度也将随之不断升高，其结果是资产价格和债务杠杆螺旋上升，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出现过度的风险承担。针对这种源于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系统性风险，主要问题在于监管框架是否并且能在多大程度上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顺周期性。［4］很明显，在顺周期模式下，由于风险在经济上行期逐渐增加，而在衰退时期集中释放，因此，新的宏观审慎工具应充分考虑风险的这种时变特征和非线性影响，在经济上行期建立防御机制以备困难时期使用，从而使系统能够更好地吸收潜在冲击，并有效限制金融失衡积累的规模，增加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运行的整体稳定性。根据这一思路，主要宏观审慎工具的开发都旨在体现“逆风向调节”原则，如：逆周期的资本调节机制和动态拨备制度，在会计准则、杠杆率和薪酬制度等金融制度安排中植入逆周期因素，以及通过监管评估过程或信息披露标准影响风险和定价行为的其他工具。这些工具的目的是在经济衰退、银行资产收缩的阶段降低拨备和资本要求，以缓解信贷紧缩、平滑经济波动；并在经济快速增长、银行资产扩张过快的阶段增加拨备和资本要求，以加强风险防范，提高金融持续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     从跨部门维度来看，宏观审慎监管涉及整个金融体系在某个特定时间点的风险分布状况，因而特别需要关注各个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和金融产品风险之间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宏观审慎监管需要考虑不同机构间相互影响导致的系统性风险，通过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监管、改进对交易对手的风险计量和控制等手段来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如果金融机构持有相似的风险头寸，那么当针对特定风险暴露（如房地产的价值）的冲击到来时，一旦所有的金融机构同时采取类似的降低风险暴露的措施时，问题资产的市场流动性将显著下降，这不仅使降低风险暴露的努力难以奏效，还将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对于这种系统性风险的集中和跨部门分布，关键问题是管理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共同风险暴露，这涉及到在经济上行期收紧对特定行业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此外，由于不同的机构具有不同的系统重要性，因而应根据个体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程度调整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提高系统性风险相对于异质性风险的权重。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包括：一是减少系统重要性机构倒闭的可能性，具体工具包括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附加资本要求、附加流动性要求以及法律和运营结构方面的监管要求；二是提高金融体系的危机应对和处置能力，具体工具旨在完善有序处理倒闭机构的程序，构建事前的危机应对机制、应急计划、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安排等；三是强化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相关工具旨在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减少金融机构的相互关联程度。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进入专题： Warning : Invalid argument supplied for foreach() in /home2/huangjy/yypl/ww2/data/detail.php on line 592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162.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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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在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前夕，《纽约时报》推出了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的“Ten Questions for China’s Heir Presumptive”，问了10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中国学者陈平随即在上海的独立网站观察者网做出了反诘。转载双方各10问，供研究者参考。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教授沈大伟肯定懂得高层外交的基本礼仪。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且模仿沈大伟的口气，也向未来美国总统提出十个问题。 　　我非常震惊地看到，2012年2月10日，就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的前夜，《纽约时报》发表【特邀评论员社论】《十问中国的未来继承人》，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室的主任。 　　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教授肯定懂得高层外交中的基本礼仪。但是现在不是与纽约时报编辑们纠缠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且模仿沈大伟的口气，也向未来美国总统提出10个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在一些美国读者看来挑衅味十足，那么我事先道歉。 　　自二战以来，美国媒体总是教导全世界，说美国总统的合法性来自于选举，但世界各地的民众都在深深怀疑美国领袖是否具备处理世界事务和地区和平的勇气和智慧，尽管他们自封为世界警察与道德裁判。 　　这将是一个让中国人民了解美国也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好机会。美国政策的朝三暮四在本国众所周知，但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并不清楚。 　　这里是观察美国的人们想要知道的十个问题，提给美国未来可能的领袖们，包括奥巴马和他的挑战者： 　　1. 美国领导人会让美国重归政治改革之路吗？ 　　自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深陷萧条。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现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所指出：危机之源在于金融寡头绑架了美国政府。拯救美国经济的唯一出路是拆分金融寡头。美联储前主席、奥巴马前经济顾问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也建议拆分金融寡头。但是我们只见到奥巴马政府给金融巨头们注资一万多亿美元，却未见任何对危机制造者的惩罚措施。 　　美国领导人敢挺直腰板面对阻碍金融与政治改革的强大利益集团吗？他们包括金融寡头、军火工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游说集团。还是像小布什那样，因为受过这些利益集团的好处而感激涕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改革派们能在今年11月的党内选举中脱颖而出吗？ 　　2. 美国领导人能实现“纠正预算失衡”之类的豪言壮语吗？ 　　过去两年里，很多官方讲话都在号召把赤字财政的重心从社会福利和军事冒险开支向支持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以便为美国新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但迄今为止，预算改革的现实和豪言壮语相去甚远。 　　3. 美国领导人能否为美国的印第安土著安排一套更为人性化的政策吗？ 　　他们的人口从西方殖民者入侵北美之前的数千万持续锐减，如今已从美国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美国政府确实有勇气向二战时被投入集中营的日裔美国人道歉。然而对于修建了三分之二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的华工——不同于修建了三分之一铁路的爱尔兰籍劳工， 1882年至1965年的种族主义排华法案还排斥华工向美国移民——美国政府迟迟没有道歉。加拿大政府已经显示除了政治勇气，向华裔加拿大人道歉和赔偿。美国政府是否也有勇气面对他们在历史上欠下的人权债务？ 　　4.美国领导人真能管住那些好战势力吗？ 　　他们正在中国周边部署军事力量，把美国的霸权推向战争边缘。他们的意图是统治世界，在国际上横行霸道。 　　5. 美国领导人是否有足够自信，来放松对世界互联网基础系统和国际现金流的控制？ 　　须知美国情报机构正是利用它们来干预任何国家、甚至他们的盟国的信息系统。 　　6. 美国人民能驾驭他们的领导人吗？ 　　这些领导人自冷战时代起就显示出令人担忧的倾向：他们总是撇开联合国和国际法，在全世界发动入侵。 　　7.美国领导人能否少推行一些言过其实的外交政策？ 　　在需要华盛顿采取切实行动的地方，我们只听到老生常谈的外交辞令。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美国的辞令已经越来越不可信。尚能给人一线希望的是，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2月10日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做的演说。但问题是他对减少美国发动的战争和入侵，究竟做出了哪些历史性贡献？ 　　8.美国领导人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来自非洲、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不满？ 　　须知这些不满源于美国在能源、安全以及贸易上的帝国主义贪婪政策。 　　我们都知道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强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0%，但是却控制了世界上将近90%的资源，并且消耗世界上将近一半的能源。相比之下，中国人口比整个发达国家总和的两倍还多，却只消耗世界10% 的石油。今天，既然美国很有钱又深陷债务危机，为什么美国不按市场惯例出售资产偿还债务？或者与债权国达成债转股的协议？如此可以发展国际合作、处理金融危机，和平发展难道不比打贸易战好吗？ 　　9.美国领导人能否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积极而不是更消极、更难缠的角色？ 　　美国的虚拟经济是美国实体经济的五十倍，是世界GDP的十倍，从美国流出的热钱引发了拉美、东亚、俄国、南欧以及美国自身的金融危机。美国是否要继续站在金融寡头一边，对抗20国首脑峰会上多数国家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全球变暖、国际金融监管以及制裁国际寡头的反垄断法。 　　美国的军事开支几乎占世界总军事开支的一半，比仅次于美国的前20名强国军事开支的总和还多。美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原子弹的国家。在中东、非洲、亚洲、和拉美的战争与军备竞赛中，美国扮演的角色究竟是矛盾化解者还是问题制造者？ 　　10.美国领导人是否具有推进中美关系的战略远见？ 　　当今世界，再没有比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更重要的国际关系，然而当下的两国关系中弥漫着战略不信任。要改善两国关系就需要中国领导人——以及美国领导人信守诺言，推动两个大国间的战略互信。 　　历史上，中美两国并无地缘政治冲突，唯一的问题是台湾。要消除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有一个简单的方案：就是废止《台湾关系法》，以此换取两国在太平洋地区和其他世界事务上的合作。美国在内战期间并没有要求法国来做仲裁者。同理，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也不需要美国来监管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现行政策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统一制造的麻烦远多于化解。 　　我相信多数美国商人和州长们都想抓住中国开放的市场机遇，并与中国人民成为朋友。只有少数冷战老兵还在犹豫着要不要睁开眼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 　　这样也无所谓。我们中国人一向有耐心。我们用100年的时间向西方列强抗争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人民共和国用了21年时间重返联合国，用15年的时间谈判加入了WTO，靠着2200年的统一历史，我们有自信等待美国的领导人意识到自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时，美国就需要中国，就像中国需要美国一样。 　　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中国人有的是耐心。我们打了一百年仗才从西方强权手中赢回国家独立。人民共和国等了21年，才重回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加入WTO又经过了15年的谈判。已有2200年统一历史的中国，有足够的信心等待美国领袖最终接受一个简单的现实：即美国需要中国，就和中国需要美国一样，谁让我们同住在一个小小的地球村！ 　　习的访问不可能为这十个问题给出所有答案，而时间也会证明美国是能最终拥有一个在其内政外交上都赞成并推动积极变化的“改革型”领导人，还是不过又选出一个在政策上碌碌无为的政治秀客。 　　陈平博士，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物理学博士，研究经济周期和经济混沌。 导师普里戈金 (Ilya Prigogine) 教授是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与耗散结构理论奠基人。 Ten Questions for America’s Leader Presumptive By Ping Chen I am surprised by the New York Time Op-Ed “Ten Questions for China’s Heir Presumptive” by David Shambaugh, published on Feb.10, 2012, on the eve of China’s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