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不同政见

● 长得像蒋介石就要被打被罚款： 10 月 2 日，在进入溪口镇武岭公园的街道上，一家名为“蒋正泰”烧烤店的门口围满了游客。记者挤进人群看到，“蒋介石”身着一件被撕烂的国民党制式军装站在门口，其脸上充满着悲愤的表情，而在“蒋介石”旁边的桌子上，则架放着一张写满控诉的纸板。放眼店内，除一片狼藉以外，墙壁上写有“绝食抗议”、“还我人权”等标语。据了解，“蒋介石”本名叫杨浚宏，是福建福州人，今年 64 岁，因外形酷似蒋介石，曾经在某电视台的《开心明星脸》栏目中获奖。 2010 年，他居家搬迁到溪口镇之后，在武岭公园门口开了一家摄影店，靠与游客合影赚钱。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浚宏的名气逐渐传开，诸多媒体都对他进行了报道，诸多明星也纷纷找他合影留念。凭借着生意日渐兴旺，杨浚宏开始搞起了多种经营。开店以来，他每月都会向当地的城管执法大队缴纳一万元的管理费用，而今年以来，管理费用由一万涨成了两万，后又涨到三万。因为本小利薄，杨浚宏实在拿不出“飙升”的管理费用，于是近期就拒绝了继续缴纳。“拒缴之后，在 10 月 2 日晚上六点四十分左右 , 天已蒙蒙黑，一群手持铁棍的混混就闯入店内，在店内一阵乱砸，把我和妻子打成了重伤。”一位穿着国民党制服扮演女秘书的店员说，在多方反映无果的情况下，大家现在只能采取绝食的办法来表示抗议。 ● 不高人：中国人的脑袋已经被洗的差不多，他们深刻相信，中国人民完全能做到，不求最好，只求超过最烂。 ● 他们麻木，我们不能；他们堕落，我们不能；他们不尽责，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只苛求某个政府或组织尽责，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所担当。我认为：一个安全、文明、正义的社会的到来，必须要人人努力，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 ! ● 霜儿 (342423773) ：刚才有个人在我这里留言说，让我觉得中国不好，那就赶紧滚出中国。之后又是一段刺耳的谩骂。而我听到他这些话之后，静静思考了良久，感叹啊，要是当初毛泽东不满民国政府的时候，他就滚出中国了，那该多好。 ● @ 财经网【郑重致歉】：财经网今晚《最幸福国家排行榜出炉：中国名列第八，美国十九》一文有误，已作修改。原文引自国际在线报道，经本网在 OECD 官网核查，经合组织的幸福感排行数据来自盖洛普公司民意测验，通过对 40 个国家公民生活状况的调查，中国生活幸福感排 40 名垫底，美国居第十二名。 ● 鲁国平：山东德州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教授李芳军、麻醉科副教授张孝文、医院一名护士长等 3 名医生涉嫌非法贩肾被抓，每个卖 28 万。警察赶到时，来自安徽的 21 岁小伙杨明已躺在了一家诊所三楼简陋的手术台上，正准备开膛破肚， 2 万元卖掉一只肾。一共收取受体 28 万元，支付给‘活体 ‘2 万，剩下的由其他参与者瓜分。 ● 洪深：华龙网披露汪洋薄熙来再开战。凤凰网等主流大网皆转载华龙网昨日（ 2011 年 10 月 12 日 ）一消息，披露：汪洋薄熙来再开战，这意味着人民日报前天的调解失败。 题为《黄奇帆：重庆在改革开放上创意不亚于上世纪深圳开发》消息说，前日（ 10 月 11 日 ），重庆市长黄奇帆与香港主流媒体举行交流会。黄奇帆在会上表示，重庆现在做的这些事，在改革开放上的创意，一点不亚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深圳开发、 90 年代的浦东开发。因为任何一个人、一个地方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都要有勇气，都要有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尽管内容不同，但需要的精神和智慧是一样的，改革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专家指出，这消息首先表明重庆自称是取代深圳的新时代改革特区。其意义不仅是自诩重庆超越了广东，更是在回击 10 月 9 日 广东书记汪洋对重庆的批评——广州日报 10 日皆报道《汪洋：不能用运动式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汪洋针对重庆逮捕十家沃尔玛超市售假冒绿色猪肉责任者，特意在省委会议上强调，要与重庆背道而驰，坚决“不能用运动式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 论者认为，薄熙来让重庆市长黄奇帆出面公开反击汪洋，不仅因为《汪洋：不能用运动式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在批评重庆查处沃尔玛，还因为汪洋话中还暗暗讽刺重庆大规模建设廉租房也是“运动式”。这让薄熙来认定汪洋根本没有接受“做蛋糕和分蛋糕是辩证的统一”的调解，尽管 10 月 11 日 ，人民日报代表重庆做说客，发表了评论《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但汪洋并不接受这种拉偏架。在见到人民日报评论“做与分”后，立即让媒体于次日发表了《幸福广东指标体系正式颁布：突出以人为本》，强调“全国首个省级幸福指标体系率先在广东出台！”，以此反击重庆市长黄奇帆以“建成五个重庆”超越广东的自吹自擂。自 10 月 9 日 以来，广东和重庆，汪洋与薄熙来，两个政治局委员竟然如此密集地唇枪舌剑近战，且还有人民日报代表中央劝架。可谓史无前例！ 当然，也可辩称：这是一种新式党内民主！ ● 从重庆开始的唱红歌，唱遍了中国大陆。在美国许多华人认为，唱红歌不仅仅是那个恐怖、疯狂、荒诞年代的再现，而且是对中国人的精神摧残和洗脑。红歌是党文化，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能对中华民族文化起传承作用。 ● 人民赋予官员们权力，本来是想让他们帮助人民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人民更好地投入到生产经营和发展中的，本来是想让他们用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未曾想到，人民赋予官员们的权力，被狗日的贪官们拿去“糟蹋”了，狗日的贪官们不仅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巧取豪夺了太多的人民血汗财富，还重新将人民“踩在脚下”，欺压人民，剥削人民。 ● 陈丹青：中国目前是 0.3 ％的人控制着 86 ％的财富， 3000 名亿万富豪中有 2895 名是高干子弟，官员家属 96 ％移民国外，民众三千万人无家可归，上访冤民突破一个亿， 2000 万小孩没学上，每天饿死 186 人，最可怕的是余秋雨、何亮亮还说什么中国模式和中国梦，你们是人吗？ ● @ 王维嘉：我们为什么关注陈光诚？盲人在任何国家都是需要社会帮助的群体。他不仅不需要别人帮助，还自学法律帮助健康人。这种健全的心灵，独立的人格和正义的勇气让我们每个健康人惭愧。我们为他和家人担忧，我们为中国公民的人格而骄傲，我们为中国公权的不堪而……。 ● 王朔：他们能为了拆百姓一幢房子而出动军警武装可他们却可以把数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拱手相送，他们能为了得到非洲国家对他们的认同可以大把掏银子可他们却给不了我们孩子一间读书教室，他们能竭尽全力抢救活一个油尽灯枯的老孽障可他们却对国民在异域被残杀显的束手无策。 他们这群杂种注定要遗臭万年！ ● 山东政坛要地震吗？两天前原山东省临沂市市委书记、现山东省人大副主任连承敏的老婆从加拿大给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都去了电话，表示如果连承敏被“双规”或非正常死亡，她将在加拿大向媒体公布这些年来山东省委主要领导的受贿证据，将山东省的官场掀个底朝天。 ● 冬树：一直流传“邓小平访美 ， 美国总统批评中国计划生育不讲人权，邓说那我们每年给你几千万人口，如何？美国总统听完邓的话后，沉默了。”而事实是：美国总统听完邓的话后哈哈大笑，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国家的领导把国民当物品送来送去。”然后邓沉默了。（见《卡特回忆录》。） ●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 王功权：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日。人们在喜庆着。很少有人认真去想：只要对持不同政见的人们还在打压甚至抓捕，我们的国家就还没有实现共和。 王功权这一微博引起网民的议论—— 网民小黑 SAMA ： 共和了，那帮贪官怎么过穷奢极侈的生活啊？ 网民橘子 61 ：共和，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这两个好像都很遥远……因为我们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这个 “ 初级阶段 ” ！ 网民内鬼：我们已经被民主，被共和很久了。整整 62 年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民主与共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实现国父的三民主义！ 网民杜薇敏 inlets ：这是一个鼓励 “ 唱红歌 ” ，却不鼓励革命的时代。一个鼓励看《建党伟业》，但不鼓励建党的时代。一个蛮幽默的时代。 网民乞力马扎罗老鹰 ：某国有一堵厚厚的墙，也许比柏林墙坚固十倍。 网民欧阳成卓：国庆节只是不明真相群众被少数人忽悠着瞎乐，因为大多人对党国历史是无知的，庆祝也不知为何庆祝。只有真正开发党禁，报禁，普通人权力得到保护，普世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那天，才值得庆祝。 网民黄药师 23 ：看了《辛亥革命》，才知道原来一百年前我们中国就开始选总统了。 网民 qxpan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帝制，但没有终结形形色色的专制。 网民中国酒 V ： 1911-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迄今，中国有没有真正走出封建专制的国家体制？从历史看，假设用一个皇党替代一个皇帝，唐宋明清仍是封建王朝。而至今，无处不在的“伟大、光荣、万岁”的宣传词，告诉一个事实：皇权思想及其治理模式只是换了方式存在，而许多国人并无意识到这点。 网民文铁樵斯基：台湾现在已是完全民主国家，社会也能容纳多元声音，孙中山主张在这里大部分都已实现。 —— 台湾总统马英九昨天在 “ 辛亥革命百年回顾 ”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如此表示。他也说，辛亥革命只是手段，真正结果是透过民国建立来实践孙中山理想。 …… …… ● 冯小刚：我耳朵馋，听了几嘴闲话。意思是说：不是戏子无情，是婊子无情。污蔑别的群体我也就算了，污蔑婊子，我还真得主持个公道。文革时没婊子行业吧？住在北京西什库的教友和修女们被逼着烧圣经神像，不从就用皮带抽，修女们哭着亲吻圣经投入火中。这种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事婊子是干不出来的。是谁更无情呢？！     （注：此文内容精选自信孚研究院研究员颜昌海先生凤凰博文“网事打捞”系列。）

（《同舟共进》约稿）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中国古人总结出来的一条政治规律，《大学》有言 “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得众”，即是得民心。 古往今来，中国数十个朝代，800多个皇帝，不论是能干还是昏庸，是暴虐还是贤明。很少会有谁口头上否定“民心”之重要。但是，“民心”如何计量？有没有非常固定的、刚性的标准来衡量，什么状态是“得民心”，什么状态是“失民心”？这是一个古老而宏大的政治课题。 在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民心”是完全可以计量的。因为有一套完备的法律和程序，保证“主权在民”能在计量学的意义上得到体现。四年或五年一次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获得选民资格的成年人一人一票，得票多的候选人当选，这就是无可置疑的“得民心”。——议会选举也是这个道理。而在非选举年份，则有各种各样独立中立的民意调查做参考，据此观察民意的消长。从现代宪政制度的选举和民调等活动可看出：“民心”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会对自己所选择的人失望，从而“见异思迁”，定期的选举就是为“民心”提供纠偏的渠道。——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人物，哪怕他曾经再有威望，要想较长时间地“得民心”，必须自始至终谨慎、勤政、廉洁，看国民的脸色行事。 而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没有“民选”或“民调”这类比较可靠的计量“民心”的形式，那么“民心”的得失标准，在一定的阶段往往是模糊的、有弹性的。一个旧王朝的覆灭，新王朝的诞生。新王朝往往说自己是因得民心，而旧王朝是失民心。—–这有以结果推到出原因的嫌疑，以明亡清兴为例，晚明固然政治腐败、民怨载道，但假设完全由当时的中国人一人一票来选择，很难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会选择一个关外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而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起来造反，总会指责旧的统治者已经失去了“民心”，旧的统治者绝不会承认是这样的，仍然会强调民心在他那一边。 商汤起来造夏桀的反，说“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那么夏桀的罪状是什么呢？汤的解释就是他失去民心了，被统治的老百姓哭诉，“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而割正夏。”“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见《尚书·汤誓》）而到了商末，周武王又用这一套来对待商纣王，指责他“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 陂池 、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 刳剔 孕妇。”而商纣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吾有民有命”，认为自己并没有丧失民心，天命还在这里。（见《尚书·泰誓》）武王伐纣成功后，也一再宣称自己获得了民心：“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见《尚书·武成》） 由于没有现代民主宪政社会那样“民选”的制度设计，因此“民心”的计量总不是太科学，于是中国历代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总是想尽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给“民心”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其中以儒家学者最为积极。 因为没有现代的“民心”计量学，儒家便将“天命”和“民心”捆绑在一起，一代代学者不断积累，创建出一整套浩繁的政治学、伦理学理论。要言之，我认为《泰誓》中所说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以总概儒家的“民心”诠释之道。孟子进一步解释：“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以此来证明天命与民心之间的关联，告诫君王，江山社稷非为个人私产，乃是替天看守，只有得民心，才能得到天命，失去民心则失去天命。在这样的逻辑下，很合理地推导出：“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孟子·尽心下》）。这种理念当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主权在民”，但将民心、民意，与终极的仲裁者—–天，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掌握最高权力的君王，有着强烈的制约意图。 那么，如何观测民心渐失，天命将终呢？在没有现代选举制度和中立媒体进行民意调研的前提下，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言论自由程度是观测民心变化的一个比较现实的指标。《论语》有言：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民无信不立”是古代中国评价一个政权的公信力最有名的一句话。如果一个政权在民众中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说完全破产了，那么就可以说其执政“民心”正在迅速地流逝。古代百姓不能像现代社会的公民用选票赶走其不信任的执政者时，官府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破产的一个最显著的社会现象就是：流言甚至“谤言”肆虐，而官府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曾出任过古罗马的最高 领导人 —— 执政官 ，他曾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的得罪人民”。这个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 ——“塔西佗陷阱”。亦即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在中国古代，民间流言包括小道消息、民谣和各色段子。《诗经》中的《国风》，相当一部分就是公众对统治者的讥讽、劝谏、咒骂。如《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谴责统治层横征暴敛；《鄘风。墙有茨》：“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乃是卫国百姓讽刺宫室内国君霸占儿媳，儿子和庶母私通等淫乱之事。 在没有现代传媒业的古代，民间这类歌谣、段子、流言不失为统治者观察舆情的重要参照系，因此中国周代天子派采诗官摇着木铎巡行天下，收集歌谣，以观执政之得失。到了西周后期，厉王暴虐，国人苦不堪言，于是民怨沸腾。《国·周语上》中《召公谏厉王弭谤》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本来，民不堪命，民心渐失应引起统治者足够的警醒，而周厉王采取的却是掩耳盗铃的办法，派人监视百姓，不许散布对其不满的言论，这下，大家都不说话了，似乎天下太平。可结果是国人暴动，厉王被放逐，凄惨地死在山西霍县。周厉王的倒行逆施、钳制言路，也为后世奉献了另一个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钳制言路，必然失去预警机制，统治者容易飘飘然，总觉得自己英明伟大。秦以后，周朝的封建制被废除，皇帝直接统治的疆域比秦以前广阔得多，人口也多得多，照理说，其对民心得失的观测难度更大，可是后世不少帝王，采取的却是“防民之口”，直到王朝灭亡时才明白民心早就失掉了。 不仅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是如此，在今天，纵观全球，也有不少类似周厉王的例子。伊拉克的前领导人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前领导人卡扎菲，在位时依靠暴力维持统治，严密控制舆论，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残暴的处罚，最后营造出人民一片称颂的假象。萨达姆在选举中的得票率高达99.7%—–欧美任何一国的政府领导人难望其项背。可是，这种靠暴力维系的“民心”“民意”只可能是虚假的，萨达姆、卡扎菲最终被自毁“预警机制”而惩罚，当他们被赶下台后，两国绝大多数国民欢欣鼓舞，伊拉克人将萨达姆的塑像推倒，利比亚人将卡扎菲的画像踩在脚下。 如果没有全民定期选举这种 “民心” 计量化制度，退而求其次，允许媒体相对独立，允许信息公开传播，允许言论自由表达，那么，一个政府的“民心”之得失，也有虽不中亦不远的评测标准。孔子、孟子等先贤对民心和天道的论述，在现代宪政制度未诞生前，有着相当的价值，可作为执政者的镜鉴。如果执政者既反对诞生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又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视为“西方”的理论加以排斥，同时，连对孔孟那种传统的“仁政”“亲民”理论也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敬畏，那么，真实的“民心”“民意”得不到呈现，为官者沉浸在自己营造的繁荣稳定假象中。如此下去，等承认民心尽失时，为时已晚。就如清末摄政王载沣等满蒙亲贵，到了不得不退位时，才悔不当初，满清在《退位诏书》中所言：“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其实就是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民心。     在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下，“民心”是可以精确计量的；即使在中国古代，依照先贤的教导，“民心”也可以测评得八九不离十。怕就怕，自毁预警机制，失了民心还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