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

华盛顿 — 世界贸易组织将于4月7号召开贸易谈判委员会新一轮会议，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承诺在2014年让多哈谈判重回轨道。然而，由于多哈谈判难以给予中国和印度等巨大的新兴经济体利益刺激，这些国家缺乏推动多哈谈判的动力，谈判限于僵局之中。 如果缺乏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的有效参与，任何想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的努力都将是无效之功。然而，由于缺少利益的刺激，目前这些新兴经济体都不愿在多哈谈判中更多让步。 世贸组织发言人罗克维尔说“在总干事看来，如果无法有效地将农业纳入议程，就无法达成下一轮协议。我指的是市场准入和削减补贴。” 如果想要推动市场准入，中国、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必须要牺牲本国农民的利益，降低关税以利于农产品进口。可是，如果没有利益的补贴，他们不愿做出让步。 在全球各地主要商贸中心设有办事机构的世强律师事务所国际贸易高级合伙人坎宁安（Richard Cunningham）说，现在多哈谈判进展最大的阻碍来自于印度，而不是中国。印度需要在谈判中得到足够多的利益才会愿意做出让步、降低农业关税，但是贸易自由化并不会为印度带来很多好处。 中国和印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农业方面的分歧由来已久。坎宁安说，早期的多哈谈判正处在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不久的时期，中国当时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作出了很多让步，因此不想再在多哈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所以并未积极参与多哈谈判。但是在2008年，当多哈谈判陷入僵局之时，中国在最后时刻突然发声，选择了支持印度的农业提案，令美国出乎意料。这是因为中国和印度都有保护本国农民免遭进口农产品冲击的共同利益。） 多哈谈判陷入僵局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愿降低农业补贴。世贸组织发言人维克多尔说，“除非找到一些别的东西做为回报，美国、欧盟、日本和挪威等国家不会接受更严格的农业规则。” 这些国家为了绕开棘手的农业议题，同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自由贸易，一些区域性的谈判应运而生。然而，世强律师事务所的坎宁安认为，如果要真正推动世界自由贸易，攸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农业议题是无法避免的，即便是炙手可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仍然无法替代多哈谈判。  “无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怎么样——我认为它是否会成功还值得商榷，但是即便它成功了，我想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多方谈判。” 对于中国来说，多哈谈判中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部分远比农业协定更加有利可图。中国在2013年底一改以往的态度，申请加入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 坎宁安说，“制造业很好地在为中国服务。制造业大大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世界在发展之中，正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在世界服务贸易领域成为一股更加有效的力量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将支持服务贸易自由化。这就是我认为中国将会更愿意加入服务贸易谈判的原因。” 世贸组织仍然对推动多哈谈判抱着积极的态度，并希望在今年内加快谈判步伐。世贸组织发言人罗克维尔说，“很快你就会看到（世贸组织）换上高速档、加快脚步。我揣测，可能在初秋，当我们试图拿出路线图的时候，将会有许多不眠之夜。” fullrss.net

新北市政府依“性别工作平等法”制定“新北市性别工作平等自治条例”草案，创“产检假”及“陪产检假”。草案明确规定雇主应给怀孕员工产检假5天，可分次给假并并入病假计算，也就是雇主应依病假规定，请产检假仍支给半薪。为让妇女怀孕期间仍有老公陪伴产检，草案也明确规定员工可以有2天“陪产检假”，可分次给假并入事假计算，但雇主不得视为缺勤而影响全勤奖金、考绩或为其他不利的处分。另外，就现有的“陪产假”天数，也由“性别平等法”规定的3天延长到7天，但多出来的4天，雇主可以不给薪酬，但是，如果雇主愿意给薪酬，政府也是乐于见到的。 新北市政府指出，为陪伴配偶生产及分担产后的育儿工作，延长陪产假已经是趋势，不仅菲律宾及新加坡的陪产假是7天，比利时及瑞典10天，丹麦、波兰、法国及英国、澳洲的陪产假长达2周，葡萄牙多达20天，挪威更达10周，因此，才会参考岛外立法例将陪产假延长为7天。 台湾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台湾妇女的生育率逐年下降，目前只在每个妇女生均生育0.9个孩子的水平，在世界排名中垫底，台湾民众普遍认为经济压力大，养小孩要花钱，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根本不敢生，平均结婚年龄逐年增加，生活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 给与男性陪产假，或者增加产妇的产假，是不少人口老龄化国家最近采取的措施，台湾的亚洲近邻新加坡也是如此。 从去年5月1日起，新加坡的男性员工享有一周的法定带薪陪产假，由政府资助，这一周的带薪陪产假，必须在小孩出生后16周内休完，若员工和雇主达成协议，也可以在小孩出生后12个月内休完。 新加坡的陪产假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新加坡政府还推出了父母共用假，女性员工还可以从16周的带薪产假中，把1周的产假转给丈夫使用，也就是说男性员工最多可有2周陪产假。 给父亲陪产假，或从母亲产假中挪一部分给父亲使用，早有人喊了多年，但新加坡政府反对，最后，考量生育率持续低迷，不得不改变政策。  

国际奥委会星期五宣布，在3月14号截止日期之前，共有5个城市正式提出主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申请。这5个城市是，中国的北京、挪威的奥斯陆、波兰的克拉科夫、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乌克兰的利沃夫。 奥斯陆曾经主办1952年冬奥会，另一个挪威城市利勒哈默尔是1994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北京主办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现在正努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主办夏季奥运会也主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这5个城市在申请书中陈述了各自的奥运理念。国际奥委会一个工作小组将审议所有的申请，并向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决定哪个城市成为候选城市。 国际奥委会将对正式的候选城市进行评估，并于2015年7月31号最后选出主办城市。 申办下届2018年冬奥会的只有3个城市。韩国的平昌赢得了主办权。 fullrss.net

埃里克·施密特 2014年03月14日 未来十年，大约将有另外50亿人可以接入互联网。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称，增幅最大的将是那些审查制度非常严格的社会：在这些地方，点击一篇有异议的文章可能会导致你全家老少都被关进监狱，或者更糟。 具体细节很丑陋。在俄罗斯，政府已经屏蔽了数以万计的异见网站，有时连整个WordPress博客和俄语维基百科都会遭到屏蔽。在越南，一项名为《第72号令》(Decree 72)的新法律把发布反政府的数字内容，甚至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新闻报导都列为非法。而在巴基斯坦，公众仅仅两年前才能开始访问的一些网站——Tumblr、维基百科和YouTube——越来越经常地被替换成难以令人信服的“安全冲浪”消息。 打压网络自由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深度包检测(deep packet inspection，DPI)硬件，当局用它跟踪所有未加密的电子邮件，人们访问的网站以及发布的博客文章。当它检测到异见活动时，相关的网站或服务就会被屏蔽或者重定向。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了，政府还可以针对目标用户或社区减缓整个互联网的速度。 还有一些时候，比如在乌克兰，政府可以展开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攻击，向服务器发送大量数字请求，致使网站瘫痪，或者篡改国家互联网系统的路由系统，让整个网站离奇地无法访问。政府还可以屏蔽或者破坏整个类别的内容；我们听说，在伊朗，所有加密连接都会被定期切断并自动复位。 这些做法有多常见？可靠的数据可能非常少。对审查模式进行测量本身就会带来风险：如果你反复检查“异见”内容是否遭到屏蔽，你自己就有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这些打压网络自由的技术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而测量和评估打压工具的活动却只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政府和私人资金。像多伦多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这样的学术中心以及私人机构正在开发检测工具，但我们对数字审查范围的了解还处在早期阶段。 当然，检测仅仅是审查反击战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提供工具，来削弱感应器、过滤器和节流装置的作用。 这方面的基础工作同样也在进行之中。从旧金山到北京，来自各地的工程师们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在防止异见者遭受监视的规避技术方面，他们已经开展了多年合作。Tor就是一个这样的规避工具，在世界各地，通晓技术的异见者使用Tor已经超过十年。 我们去过朝鲜、沙特阿拉伯等网络自由遭受打压的国家。在跟异见者和被侵扰的少数民族人士见面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中很少有人使用Tor这样的工具。 最根本的问题也许是缺乏信任。在伊朗，有些网店卖家在出售一些承诺让你安全上网的服务。但是也有传言说，这些服务实际上是伊朗政府暗中操纵的，可以随时监控用户的活动或是终止服务。 另一个问题是可扩展性。VPN是一种流行做法，在像叙利亚这种进行打压式审查的国家，VPN使用者可以通过位于挪威等开放国家的计算机，实现“代理”连接。但是，当数以千计的用户连接到同一个地方时，政府就会察觉并封杀它。 最后一个挑战是可用性。工程师可以创建复杂的算法，但是，只有在比方说库尔德人知道如何在自己的低带宽手机上安装它们后，这些算法才能发挥作用。库尔德人是伊朗的少数民族。 所有这些挑战都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但新的契机是我们有可能克服它们——如果我们进行了正确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例如，使用P2P算法的软件，可以让用户不必再使用VPN，就能直接通过另一台计算机连接到互联网，这有助于解决信任和可扩展问题。 这些算法无法彻底解决信任问题。你怎么知道自己连上的计算机真的属于你的朋友，而不是政府特工呢？十年前，这个挑战将会让很多人就此作罢。但现在，人们有可能使用Facebook或谷歌Hangouts等服务来验证彼此的身份，就像我们在线下做的那样。 隐匿技术——让一个东西看起来像别的东西——也是前进的一个方向。一条从伊朗到挪威的数字通道，可以伪装成一个普通的Skype通话。深度包检测无法把这类流量跟真正的流量区分开，而拦截所有流量会造成大量的附带损失，所以政府不会那样做。 最后，用户体验设计方面的进步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即便这一点可能不太明显。互联网正在变得更加易于使用，规避技术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活动人士在安全上网方面面临的挑战将会减少。 很多抗击审查的战斗都是由互联网自由运动人士领导的。无论是政策制定者、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加入这个开放的社区。提供资金、编程技能和政府拨款，都有助于让情况出现改观。 从现有的热情和机会来看，打压性的互联网审查可能在十年之内垮台。要想下一代用户能够自由上网，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314/c14schmidtcohen/ 翻墙技术博客 订阅地址及社交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