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过自新

犀利公:痞气——后极权时代的文化特性

雷日科夫曾经这样描述后极权时代的苏共高层,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1981 年进入苏共中央的雷日科夫,先后担任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总理)等职务,亲历了苏联整整 12 年的后极权时代。 “ 后极权 ” 有多种定义,普遍意义上的解释是指极权后期。在《愚弄民众者必将被民众抛弃》一文,我将前苏联 74 年的生命周期,划为初、中、末三段,对应年代为:列宁和斯大林时期( 1917-1953 , 36 年),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前期( 1954-1979 , 26 年),勃列日涅夫后期至戈尔巴乔夫时期( 1980-1991 , 12 年)。将整个苏联时期都看作是极权时代,尽管与阿伦特和哈维尔的说法不尽一致,但还是符合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所作的名词规范的。因为,即便是到了后极权时代,苏联上空仍然飘荡着极权政体所特有的两大魅影:意识形态与恐怖。说苏联,当然是为了说我们自己。对比自身最熟悉的环境,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否认这两样东西的广泛存在。为此,犀利公在那篇文章中,也大致给出了中国的前极权与中极权年代:毛时期( 1949-1978,30 年),邓至胡的前半期( 1979-2009 , 30 年)。 2010 年(世博会过后)以来的最近几年,从官到民,从经济到政治,中国上下弥漫着一股痞子气。本文尝试涉足这一话题,以慰藉那些为痞气而焦虑的当代思考者,——这是后极权时代的文化特性。 雷日科夫的描述,生动地展示出一群官痞们在广袤的苏联大地上分赃、作秀的繁忙图景。“痞”是一个强度介于匪和赖,范围涵盖匪、氓、赖的跨界词。痞子通常称作流氓,轻痞叫无赖,重痞是土匪。三类习性混杂,突出一个痞性,是中国文化突出的一个时代特征。               1 、官痞·民痞·文痞 马克思的断代学说与阶级分类,与秦以后的中国并不相符。在中央集权制通行的 2200 多年来,中国人大抵可分官和民两类,今天更是如此。痞气不仅存在于官家,民间也很盛行。就当下而言,二者的区别在于:官痞偏重,近于土匪;民痞偏轻,类乎无赖。 市井小民之痞气,再怎么广见,也很难影响整个社会。对于社会道德由官家来规范的圣王合一的一党体制而言,党及党的各级干部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楷模。因此,官痞决定了社会风气的正邪、清浊。官痞少,痞气轻,则风气正,乾坤清;反之,则邪气弥漫,污浊横流。这不搞、那不搞,是二号人物的口头禅。薄熙来经常吟诵这样的诗句,“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王立军独创“双起论”——“凡是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受贿 2 亿元日均挥霍 4 万元的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曾经发出这样的豪言:“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省部级以上高官,不管怎么痞、怎么匪,多少还顾及身份;而中低级官员,则不屑于遮掩,通常直抒胸臆。 王银峰(重庆江津区委书记)说:“与政府作对就是恶,就会被打(黑)。 ” 林嘉祥(深圳市海事局党组书记)说:“我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郭东波(辽源市环保局局长)说:“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逯军 (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 ) 质问“中国之声”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文永东(毕节市政府驻贵阳办事处办公室主任)质问贵州电视台记者:“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 张国良(鞍山市铁西区信访局局长)对访民说:“别说强迁了,就是强奸你们也得配合。” 后极权时代,官痞还呈现出规模化表演形式,即官媒与官府亲自上阵,集团式作业。 动用国家的财力,送女星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开演唱会,租纽约时报广场的广告屏播放国家形象片,到处建孔子学院……以此来提升国家形象、展示软实力,效果适得其反。有尊严的文化一定是自由的。受尊重的文化一定要经得起人类良心的拷问,特别是不分种族的每个人的心理评估。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前院长阿克曼先生说: “光走出去并不能制造影响力,倒可能引发恐惧感和反感。”(《文化中心能够“建设”吗?》) 上个月,《北京日报》骂大使,引起众怒。北京日报连续发表贬俭褒奢的痞文,公然亵渎社会恨腐盼廉的良好愿望,侮辱民众分辨美丑的基本智商。雷锋,一个彻头彻尾的假典型;焦裕禄,一个被无限拔高的虚模范。这些连初中生都不再相信的道德范式,官媒仍旧卖力地倾倒,一副“话筒在我手、任由我自说”的痞腔。 证监会提印花税搞半夜鸡叫,发改委调油价升多降少,住建部打房价越打越高,红十会只接收捐赠不接受监督……这些官府、准官府部门,沉溺于玩痞子手法而不能自拔。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向是,最高行政机构也在玩。货币政策所谓“稳健”,实为积极。四万亿刺激,将物价砸高一倍,国统局说只有 8.5% 。官谣可能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但最严重、最有特色的一定是中国。在今年春季重庆事件沸腾时期,中央高调发起了一场打击谣言运动。然而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已经被证实了的两条谣言,却全部是由官方发布的。一是 2 月 8 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布的“王立军同志在接受休假式治疗”;一是 2 月 9 日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说“这是个孤立事件,已经顺利解决”。国人知道,到今天为止,王立军既没有接受休假式治疗,事件也远没有得到解决,更谈不上顺利。 陈光诚事件,之所以引发社会的热议,普通民众不再沉默,勇于出手相救,不在于盲人所特有的悲悯引力,而在于人们看到了官府集体作恶的可憎。从临沂市到东师古村,市县乡村四级政府,合伙维稳一个盲人,千人作恶,群痞横行,亘古未见。 在官和民之外,单独列出文痞,是因为这些或官、或民、或亦官亦文的文人,在痞气浩瀚的后极权时代,显得异常突兀。最近,我们见识了上百个“价值一千元的灵魂”(荣剑语)。这 100 位“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在唾手清点完一千元润笔费之后,纷纷用各种字体抄写一页 70 年前毛用王实味的鲜血来奠定其圣经地位的那篇著名《讲话》,为自己做稳了文奴而涂抹一层神圣的光环——做“党的文艺工作者”的无上荣光。如果说四年前的“秋雨含泪”和“兆山羡鬼”,做文奴的背后多少还存有天灾因素的话,那么,这一次“手抄《讲话》”事件,则凸显出某一类文人那无耻的集体无意识。 文痞中危害最烈者当属亦官亦学的文人。那些逞威在极权主义盛行时代的官身文痞,如戈培尔、高尔基、郭沫若、康生,已经为世人所熟知。而生活在后极权时代的官身文痞,尤其是拥有“海归”身份的活跃在当下中国的一些文痞们,颇能惑众。号称是中国最高学府的一所大学的校长说“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尽管他本人在美留学多年,并获得美国大学授予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他所在的大学是人人皆知的中国最大的“留美预备学校”,但都不能阻止他罔顾事实地美化中国那糟糕之极的现行教育。表面上看,这位部级学者表现出了很高的爱国性,实际上却是一种为士人所不齿的痞性。另一位从事国情研究的海归先生,最近几年频频与“绝不论”、“五个一工程”、“六个为什么”相唱和,发表高论,《“三权分立”西方也少用中国绝不能搞》、《从制度上看中国为什么能够超越美国》、《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等等,用陈旧的理论框架和文革时流行的语汇,对权力者关注并托付的当代重大课题,进行迎合性解释,痞性十足,读起来,恍若隔世。 文痞中的另一类,是所谓的左派理论家。如年初赴美探亲时不幸在华盛顿机场被电梯夹住脖子的司马先生。这位惯常以浑厚的男中音演绎反美段子的理论家,于今年四月中旬应邀赴朝观摩“光明星三号”的发射。在四月网授权发表的注明有“未删节版”字样的题为《司马南朝鲜之行》的足本报道中,我读到了司马先生对极权主义的最新感受。尽管话说的很克制,也采用了一些他惯常使用的兜圈子的手法,但还是能读出他对强权的极度不满,以及对社会主义政制的恨铁不成钢式的复杂情愫。可悲的是,即便是感受如此之深,他还是要为“主体思想”美言几句,诸如“要吃泡菜,到朝鲜去;要戒网瘾,到朝鲜去;要减肥,到朝鲜去;要不堵车,到朝鲜去……”之类。犀利公也算是党的人,并一度是优秀党员,有过对强权不满却还要强作欢颜的痛苦经历。精神分裂,忍耐一时,常人也能做得到,并不鲜见;但像司马先生这样,装这么久,装这么像,却很少见。曲啸先生,当算此类高手,但在汪荣祖教授的一语电击之下,还是没能装下去,当即精神崩溃,最终瘫痪病故。不知要到第几号“光明星”陨落,最终才会点醒司马。   2 、痞气的成因 对后极权社会有独到研究的瓦茨拉夫 · 哈维尔( 1936-2011 ),认为“良心”是极权社会进入后期之后,人们开始说真话的动因。李慎之先生对此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序》) 那么,人们敢于说真话的动因又是什么呢?在界定苏联人开始说真话的日期时,我关注到一场重要的战争,并把这场战争开启后的第二年( 1980 年)作为苏联进入后极权时代的起始年份。 1979 年冬,八万苏军闪击阿富汗,一周之内占领全境。苏联的强权行径,遭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也包括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部分成员国,以至于半年后在莫斯科举办的第 22 届夏季奥运会遭到了奥运史上最大规模的抵制。不仅如此,苏联人民也从短暂的“爱国”狂喜中清醒过来,对这场糜费巨万的不义之战,产生了强烈质疑,进而增强了对权贵腐败的愤怒情绪。勃列日涅夫迅速衰老,两年多后病亡。伴随着勃氏衰落的,还有社会管控,即极权政体的两大特征之一的“恐怖”。因此,后极权时代,人们敢说真话的主要原因还是恐怖的不可阻止的自然减弱。 后极权时期,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言论环境有所放松,人们开始说真话、敢于说真话,这在哈维尔生活的捷克、索尔仁尼琴生活的苏联,等诸多斯拉夫种族的极权国家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在中国,情况却发生了某种扭曲——中国人开始说、敢于说带痞气的真话。这是由民族特性决定的。 “说谎、自私、狡黠等人性中负面的东西,各民族都有,但中国人更顽固一些。”(拙作《从两起事件看中国病》) 基于上述铺垫,下面尝试对几种痞气的成因,进行分类分析。   官痞:一种忘形或被动     有一点需要厘清,真话与雷语并不矛盾。前文里,我例举了 10 位官员的名言,有 2 位是国家级, 2 位省部级, 2 位厅局级, 2 位处级, 2 位科级,挺全的。民间称他们的话叫“雷语”,含假话之意。我以为,准确的说法应当是“雷人的真话”。他们 10 位说的全是发自内心的痞话。 官员说痞话,多数情况下缘于忘形,因为他们深知已经腐朽掉了的组织,不可能真正处分他。上述 10 人之中,除了薄、王二人尚无定论外,其他人不是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就是处分之后换个马甲,很快复出。 还有一种情形,叫“被动”,它来源于景凯旋教授的《后极权》一文,“在后极权时期,意识形态神话和领袖神话已经破灭,奇里斯玛的代际递减规律使得权力者没有了前辈的权威与严酷,只是为了合法性而 被动地 延续意识形态。”这符合国家级人物的痞话情形。在《“绝不论”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分析》一文,我曾经说过,“坚持‘绝不’观点,有吴的对党真诚的成分”,就是想表明,他在被动地讲痞话。“被动”还有另外一种情形,近乎无赖,如中山市长李启红。她在法庭上哭诉道:“我是从骨子里热爱党的”。 《讲话》之所以需要被反复纪念,是因为极权主义有一种个性—— “异常的可更改性和缺乏延续性”(《极权主义的起源》第 10 章)。 汉娜 . 阿伦特还分析了导致这一个性的原因,是“群众的反复无常”、“朝三暮四和过于健忘”。进入后极权时代,宣传的作用力越来越弱,有效期越来越短。增强宣传功效的唯一手段是重复与怀旧。为了将过世的革命家由事实上的劣迹斑斑,描绘成德高望重,就必须五年一小祭,十年一大祭;事关执政党道德根基的重要人物,甚至要年年祭。 “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极权主义的起源》第 11 章) 阿伦特的这一论断,是针对极权主义存在的初期或中期。到了后期,继续侮辱常识,则会遭到群众的嘲讽和反击。 “极权主义到了后期,民众中的大部分已经觉醒,任何欺骗式宣传,可能会得逞于短暂的一时,但很快就会被大多数民众识破,纵然预作宣传,也无济于事。宣传机器进入流氓化阶段,不再搞也不屑于搞提前洗脑,而是事到临头,仓促上阵,凭借独霸舆论阵地的优势,强行指鹿为马,肆意颠倒黑白。”(拙作《愚弄民众者必将被民众抛弃》) 明明知道痞子化宣传的作用有限,但也要持续地被动地搞下去。因为聊胜于无,总比不搞要好。   民痞:一种绝望或宣泄 言论环境的有限宽松,并不能立即实现民众渴望的种种社会蓝图,如分配公平、机会平等、司法公正等。相反, “(后极权时代),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李慎之《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序》) 这就容易造成体制外的民众产生绝望感,随之而来的是部分绝望者的痞子行为。重者,危害社会;轻者,玩世不恭。在不能讲真话和不愿说假话之间,讲痞话,似乎是一种不错的宣泄方式。   文痞:一种出卖或堕落 “手抄《讲话》”工程中,出现诸多省军级们,实属正常,如王蒙、贺敬之、张平、翟泰丰、高占祥、周巍峙、田华、王晓棠等。出现一批紧跟政治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也不稀奇,如王昆、阎肃、铁凝、二月河、余秋雨、于蓝、于洋、秦怡、冯骥才、张海迪等。他们出卖着什么,当然也就参与着什么、收获着什么。他们早已挺过了灵魂拷问关。奇异的是,一些原本不靠政治而靠国故、哲学、色情、谍战之类挣钱的作家,也欣然加盟,如梁晓声、周国平、莫言、陈忠实、贾平凹、苏童、叶兆言、麦家等。唯一的解释,如前文所言——“无耻的集体无意识”,亦即堕落。基于羞耻感的未泯,事后,周国平、叶兆言分别作了一段聊以自慰的浅浅的反思。 文痞们拿灵魂做交易,在前极权时代,民众通常感受不到太多的异样,因为民众自身也陷入到癫狂之中。到了中期,一小部分文化人渐渐拉大与体制的距离,焕发出不一样的精神光芒,给民众以强烈的对比感。进入后极权时代,文痞们的表演,几乎很难再遮盖住白花花的光腚,被喝倒彩几乎是家常便饭。今年的“手抄《讲话》”事件如此,去年的“脊梁奖”事件也是如此。 “本是党的金话筒,却偏要说是百姓的代言人;本是官府的小棉袄,却偏要说是百姓的贴心人;本是劝民做羊的狼外婆,却偏要装作百姓的好姥姥”(拙作《无脊椎动物》)。 余杰说,在后极权时代,文化精英们大都“宠物化”了, “中国现实生活的戏剧化,超过了任何一个戏剧家的想象;从学术、教育界到娱乐界各类文化精英整体性的堕落,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度。”(余杰《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3 、痞性溯源 行文至此,首先想到了高华先生。作为历史溯源的大家,他已经将执政党文化痞性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延安整风,缕析得清清楚楚。 在创党初期和幼年时期( 1921-1936 ),共产国际、苏共和斯大林个人的一些恶习,如残酷内斗、红色恐怖、家长制、篡改历史、谎言宣传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共自己的文化习性养成。然而,这些影响与一个人相比,都算不上中共习性的主要来源。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作为执政党文化特性的主导者和奠基人,毛泽东的文风、思想与行为,无一不在影响、定型着这个庞大组织的文化走向。可以说,中共文化习性中最负面的那一部分,即痞性,主要源自毛本人。因为,自 1936 年年底,张国焘的家底(红四方面军 – 西路军)败完,西安事变发生,毛当上了军委主席,他即成为影响全党的第一人。而到了延安整风第一阶段即思想动员阶段结束( 1942 年 4 月),毛则成为影响全党的唯一一人。毛的行为充满了痞性(毛自称是猴性),是可以盖棺定论的历史事实。毛的文风(思想)同样如此。要想全时段追溯毛的痞气,则要上溯到 1927 年。要想完整地探究毛的痞性,则要全面考察毛的著作。限于篇幅,本文选取五篇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仅做简要分析。 第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文写于 1927 年 3 月,是官方认定的经典篇章之一,赞美的就是痞子运动。“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毛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一年之后, 36 岁的毛泽东带着农民队伍进入井冈山,杀猪出谷,杀人放火,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无所不干。痞性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的表现,是苏共和中共历史上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革命是大节,“作风”(搞女人)是小节。据孔庆东统计,十大元帅平均婚恋 4.9 次,人均娶妻 5 个(《脍炙英雄》)。为李德、白求恩等国际友人配临时妻子,是正常的组织安排。即便是在异常严酷的延安整风时期,搞女人也不算大事。 1943 年春,李锐被关押,组织上派邓力群去“抢救”他的妻子范元甄,两人便睡到了一处。最严厉的批判,也就是田家英说:“你们算什么爱情,是打游击嘛!”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第二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毛氏党文化观形成的标志性文章,也是屈服知识分子的扛鼎之作,高华先生作了细致的史学辨析,这里全文摘录其结论部分: 1942 年 5 月 2 日 ,有一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 5 月 23 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 10 月 19 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以上摘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年复一年地纪念《讲话》,官方给出的堂皇理由是继承毛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化精神,实质上是在知识分子身上重烙一遍甘做文奴的党文化印记。从高华先生的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讲话》以及《讲话》出台的前前后后,没有一丝为人民服务的影子,《讲话》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引导、告诫知识分子:文艺只能为党服务、必须为党服务;做党的文奴,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 因为《讲话》担负着这样的引导功能,所以才需要搞常态化纪念,以将其打造成党的文艺圣经。《讲话》被神化的过程,也是知识人被去脊椎化的过程。   第三篇,《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又名《八一三指示》的文章,是 1945 年 8 月 13 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演讲词,是开启第三次中国内战的动员令。该文有两个主要观点(目的)。一是贬低美军消灭日军主力和摧毁日本本土战争潜力的功绩,尽可能地夸大苏联出兵东北的作用,以鼓舞与苏联在同一条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士气。二是抹杀正面战场国军抗日的功绩,抹黑抗战领导人蒋介石,为中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寻找合法性借口。污蔑蒋介石躲在峨眉上消极抗日,一担水不挑,如今却“下山摘桃子”,完全无视 22 次大会战的英勇抗争,以及 300 多万国军将士的巨大牺牲。历史的难欺之处也在这里。毛和毛的队伍究竟是怎样抗日的、怎样“挑水”的?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反倒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毛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写道:“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而抗战爆发之初( 1937 年 7 月),中共控制的红区,人口不到千万,军队不满十万(一年前刚到陕北时只有 3 万)。每一次拜读这篇文章,我都为毛泽东那气吞山河的匪气和红口白牙说假话的痞气,而深深地震撼。文章的前半部分,毛还用大段的语句谈论刀的重要性,“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文章的后部,毛鼓励部下抢回整只“桃子”,“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今天读这样的文章,一个理性的史学家,很难相信中国的第三次内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第四篇,《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这不是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而是毛的一段即席讲话。选评这段讲话,是因为这段在没有任何准备、修饰和遮掩的情况下,急就的一段发言,恰恰反映了毛做“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真实内心和残暴品性。 1958 年 5 月 8 日,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似有异议。毛当着近两千名与会代表的面,发表了这样一番高论: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冯锡刚先生在《毛泽东为何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一文中,对毛的这番言词做了心理因素和历史渊源分析,是充分的、可信的。需要补充的是,毛深谙斗争哲学:只要理直气壮,就能够把正义拉到自己一边。讲这段痞话之前几年,毛刚刚结束血腥的镇反与反右,手上的鲜血尚未洗净,而朝野上下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弹的声音,毛如此理直气壮的辩解,反倒让党内人士确信了毛的正义。   第五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 1966 年 8 月 5 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毛亲笔所写的战斗檄文。全文仅 203 字,指斥刘邓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对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你不得不佩服毛的痞子文风,他可以将自己的红色恐怖描画得无限崇高,也可以将别人的红色恐怖诬陷为白色罪恶。此后三年,经过漫长的折磨,刘终于被自己一手捧上神坛的毛,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这篇官方羞于将其收入毛选中的短文,毛自己是相当看重的,是毛有生之年所写的最后一篇雄文,也是给中国社会造成最大伤害的一篇痞气十足的恶文。以它为标志而开启的十年文革,造成上千万人被斗杀,经济崩溃,文化传统被连根拔除,余毒至今未消。            4、结语 (一)根除痞性,任重道远。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痞性,要想根除,殊实不易。与中共一样在中华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国民党,也积衍下来不少恶习,如暗杀。自 1894 年底兴中会创立,历经同盟会整合、国民党执政,再到败退台岛、疗伤自救,暗杀之风从未断绝,直到 1984 年 10 月江南命案发生,才告终止,前后延续整整 90 年。自 1949 年建政以来,中共还没有经历国民党所经历的丢失大陆政权、遭民进党逼宫等诸多大的变故洗礼,缺乏改过自新的压力。另一方面,作为拥有八千万党员的超级大党,组织体系过于庞杂,痞气渗透进每一个组织细胞,找不到清洗整个组织和透析周身血液的灵丹妙药。 无论是体制内的救党派声称执政党有能力实现自我更新,还是体制外的民主派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等待执政党自觉进步,都是不切实际的。拒绝求变和死不认错,是诸多痞性中尤为致命的两点。从历史上看,中共的每一次大的革新,都是在酿成重大灾祸之后不得已才为之。如终止大办食堂、大跃进,是在饿死三千多万人口之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在斗死上千万人、经济濒临崩溃之后。守旧,已经成为这个 90 岁老党难以摆脱的顽症。守旧(左),成为政治正确的代名词。每一次改革博弈,守旧派总是占据政治制高点,令改革派难以突破。即便是侥幸绕道成功了(如先期的农村改革——包产到户),也不敢将守旧派从制高点上果断拉下来,任凭他们一次次地反扑。今年的重庆事件,令高层棘手难办,根本原因就是聪明的薄站到了教义上还承认的政治高处。中共未来的改革型领导人,若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改变这种政治高点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像毛那样理直气壮地、大声地告诉守旧派:你那个高点是违背民意的,是逆世界潮流的,是反人性的! 痞性的消失,并不取决于执政党的自觉革新,而取决于极权主义何时消亡。 “极权消灭了社会,因而难以长期存在;后极权则不得不让社会缓慢生长,它的消失也将取决于社会的壮大。”(景凯旋《后极权》) (二)有决心革除痞性的标志,是与毛做彻底切割。除了前面点评过的五篇,毛的大部分文章(思想)都已经变成执政党的负资产。上个月大张旗鼓地操办《讲话》发表 70 周年庆典,只会加剧民众的失望情绪,拉大与世界文明的距离,一步步错失自新的良机。 (三)重构政治道德支点。全面放弃毛的痞子哲学的同时,怎样构建新的政治文化道德支点呢?我以为,必须放弃等待一个新的理论型领袖再世的幻想(也不可能再现),大胆吸收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别是普世价值和竞争机制。在普世价值于党内尚难形成共识的现阶段,可以引入竞争机制。第一步,党内竞争,即越共现行模式。第二步,党际竞争,即台湾模式。国民党与民进党都接受孙中山的主要思想,而中共也声称“继承了孙中山的遗愿”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这是一个难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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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千年潜规则

ootdmtvady 发布于 2011-09-03 博客:木子的博客 署名:木子 道破中国千年人情世故潜规  为什么有的人飞黄腾达,有的人穷困潦倒?     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有才华的“穷人”。他们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甚至有着上天入地的本领,但为何最后却落了个穷困潦倒、一事无成的下场呢?而许多并没有什么才华的人却能功成名就、春风得意?都是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为什么我们的人生竟会如此不同?     究其原因,就是人情世故!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否懂得人情世故,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是飞黄腾达,还是穷困潦倒!     大凡成功的牛人,无一例外都明白这一点。他们读懂了社会的本质和人际交往的潜规则,知道对方需要什么,知道对方脑子里在想什么——要想钓到鱼,就要像鱼那样思考!你几乎看不见他奔波劳碌,但是在不动声色中,他就已经实现人生目标。他们成功的密码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人情世故四个字而已!     出来混的人,一定要懂人情世故!这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不懂人情世故,一个人还出来混什么呢?因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没有成功的可能,这样折腾下去也只是白白浪费精力。而一个对人情世故运用纯熟的人,哪怕刚开始能力差一些,出来混还是大有希望的,因为只要他掌握了这一独门绝技,就迟早能够迎来命运的转机。哪怕你是一名武林高手,如果不懂人情世故,也混不长久,肯定会混到走投无路的地步。这是真理。只要你稍微动脑想一想,就能想出很多身边的事实。你会发现,真正的聪明人做人做事恰到好处、滴水不漏,不仅收获了实利,也落下了美名;而有的人则刀子嘴豆腐心,不少帮别人的忙,却没有一个说他好,培养了不少敌人在身边。这大都是不懂人情世故的缘故。     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残酷的竞争!因为不懂人情世故,历史上很多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名将,最后落了个被诛杀的下场——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剑下,却冤死在自己人的手中。鲜血横溅、脑浆涂地,世上无处可售后悔药。即使有,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光辉灿烂的一生,就这样草草收场。如此用鲜血和脑浆写下的沉痛忠告,我们怎可不懂? 出来混很难,混好更是难上加难。一不小心就会穷困潦倒、一事无成。事业不成,哪怕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都将沦为狗屎不如!如果事业有成,哪怕是一个酒囊饭袋,也会被人吹捧成天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就是现实的残酷之处。中国人太多,生存压力太大,要想在外面混得好、混出个名堂,就必须让自己懂一点“混”的游戏规则。的确如此,人生就像一场游戏,不懂游戏规则的人,最终会死得很难看,而对游戏规则运用纯熟的人,才能在游戏中玩得痛快,玩得开心,玩出自己想要的一切!     这是一本敢于说真话的书,一本将千年潜规则一语道破的书!     每一个出来混的人都要读!     老祖宗们用鲜血和脑浆写下来的忠告     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人与人交往的本质其实就是利益交换。如果你不懂利益交换原则,凡是好处都自己独吞,那么即使惊世的才华也只能沦为无用的白纸!     永远不要瞧不起那些现在看起来很俗的人。若干年以后,他们或许就是最不俗的人。     锋芒太露没饭吃——这是跌过跟头的老祖宗们用鲜血和脑浆写下的忠告!凡是做大事业的人,都应该修炼好“藏露”之功。当智则智,当愚则愚。必要时,甚至装一装“低能儿”,做一做“糊涂人”,都是明智之举。     天桥上摆摊算卦的老头,随便弄把胡子就能冒充大师,糊弄那些貌似很精明的人们。为什么可以得逞呢?人类趋吉避凶的本性使然。这一与生俱来的天性,可不是读了几天《三字经》就可以彻底抹杀和消除得了的。如果你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不懂趋吉避凶的正常人,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给你一百万!     从另类角度来看,嫌贫爱富的人性本质推动着社会发展。如果人人喜欢贫穷落后,那么谁还愿意从事体力劳动?谁还愿意从事脑力创造?哪儿来的吃的、穿的、用的和住的?这样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所以,我们应该将嫌贫爱富看做一种社会正常现象。     别人凭什么要把自己辛苦得到的午餐送给你?换句话,你会把自己辛苦挣来的午餐给别人吗?如果觉得不可以,那么为什么相信别人可以做到呢?所以,与其把毫无根据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如自己去努力,挣自己的午餐!     面对那些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我们说话办事需十分谨慎,不能急着把自己的底牌暴露给他。这些人的城府往往很深,心计也比较多,如果你说话办事欠考虑,很容易被他抓住把柄,反过来利用你!     亲友之间大多只能同患难,却不能共享福。老板和员工之间,则大多只能同享福,却不能共患难。     人不怕不聪明,就怕太聪明。聪明一过头便会盲目,便会目中无人,便会不知天高地厚、忘乎所以,这个时候看似很聪明的人其实就已经等于半个傻子了!     古今得祸者绝大多数都是精明的人,现在的人唯恐不能精明到极点,这才是愚蠢。     一个美丽的女人炫耀自己的美丽时,就开始变得丑陋了。一个聪明人炫耀自己的聪明时,就开始变得愚蠢了!一个有才华的人,当炫耀自己的才华时,就开始变得一文不值了!     如果利润10%是合理的,本来你可以拿到11%,但还是拿9%为上策,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后续的生意源源而来。     在官场混的人,须处处小心、时时注意。哪怕你荣耀了大半辈子,如果最后犯个大错,可能一生就这样毁了。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做人就像种田,最后收成才是评定的标准。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意思就是说,如果一开始的期望是一流,最后达到的效果可能只是中流;如果一开始期望的只是中流,最后达到的效果只能是末流;如果期望只是末流,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在一些特别场合中,有些聪明人,主动将主角的位置让给别人,而自己心甘情愿当配角。这并不是失败,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策略性的胜出,他让出的只是一个主角的虚名,而赢得的却是真正的实惠。     有句话说:“呼唤什么缺什么。”中国人虽然呼唤中庸,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处处走极端。正因如此,现在国家才提倡和谐社会,其核心含义就是中庸,让世人不要偏激和走极端。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生命有多宝贵,面子就有多宝贵。你给足他面子,他就会给足你一切!可如果你伤了他的面子和自尊,他就会对你恨之入骨,彻底把你推向他的对立面!     不要用情绪化的方式批评别人,尤其注意就事论事,避免评价别人的人格、兴趣与家庭教养。批评时若能提出解决方案,就更有建设性,同时不忘肯定别人的长处。此外,如果批评时能采用幽默的语言,效果往往会更佳。     爱听甜言蜜语是每个人的弱点,无论是谁都容易上当。世上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喜欢听甜言蜜语,许多女人正是因为男人的甜言蜜语嫁错了人。     最高明的情感投资技巧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一开始先给下属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然后再慢慢放宽尺度,让他们感激你的退让和随和。这就是CEO的管理智慧。     不管对方的话有多难听,我们都要让对方把话说完,听听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上苍总是厚爱那些沉默和隐忍的人。年轻时看到他人的风光,我们不必眼红嫉妒。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事,积极认真地做人,每个人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成功!     要想钓住鱼,就要像鱼那样思考。无论你本人多么喜欢草莓,鱼也不会理睬它;只有以鱼本身喜爱的蚯蚓为饵,它才会上钩。     一个施恩惠于人的人,不要将此事记挂心头,也不要张扬出去让别人赞美,那么即使是一斗粟的付出也能得到万斗的回报。一个以财物帮助别人的人,而总是要求别人回报他,那么即使付出万两黄金,也难有一文钱的功德。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公式:欲望-实力=痛苦程度。当欲望远远超过实力,无论如何不能实现时,就是一个人最痛苦的时候,就容易走火入魔。     一个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     好东西不要一个人独吞,要分给大家一些     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尝。此是涉世一极乐法。 在道路狭窄时,要留一步让别人能走;在享受美餐时,要分一些给别人吃。这是立身处世取得成功的最好方法。     小时候,爸爸经常告诫我说:“好吃的东西不要一个人独吞,要适当分给大家一些,否则小伙伴就不跟你一起玩,别人就嫉恨你,有了好处也会把你挤到一边。”那个时候,我对这些话似懂非懂、半信半疑,所以总因小事与人争个你死我活。     等我长大踏入社会,现实的磨砺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让我彻底明白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一个人只有懂得了这个道理,才能顿悟成功人物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比如,小朋友聚在一起做游戏,其中一个孩子肚子饿了,就从包里拿出好吃的糕点,正好被大家看到。这时,他有两种选择:分一些给大家,或者自己独吞。选择是瞬间做出的,但却能导致一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1.分给大家。小伙伴因为得到美食,都很喜欢他、拥护他。从这一刻起,他在这群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个小团体中当之无愧的领袖,将来成为号召力很强的人。     2.自己独吞。旁若无人,全塞进自己嘴里吃掉。糕点是他的,这没问题。但大家都拿他当小气鬼,以后没人跟他玩。他失去了一个在团队中当头狼的机会,而且失去了团队的信任,拐进的是另一条狭窄的胡同。顺着这个轨迹成长,他将来很可能就是普通人。     一个不经意的选择,就决定人的一生。明白了这个道理,你还会轻视必要的分享吗?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恰当时机懂得与人分享,可以让大家都得到利益,最后自己也会戴上赢家的桂冠!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多时候并不是单项选择题——有你没他,而是多项选择,可以双赢。有些人不明白,他们只知道鱼死网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为争名夺利打得头破血流、同归于尽的例子,我们身边经常上演。这种人永远没能体悟到,在必要时让一步,反而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好处。     有个年轻公务员,毕业于名校,才华横溢,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气势。他觉得别人都如无用蝼蚁,不配跟自己比。“我的能力最强,所以理应得到最多。”他总是这么想,得到好处不与同事分享,事事都独占头功。     结果怎么样呢?部门里的同事联起手来,结成同盟,跟这位“优秀人才”较劲,合力拆他墙角、拖他后腿,处处给他麻烦,任你多么大公无私、尽职尽责,我等就是不配合。一个人处在这种环境下,要想做成点事情,那真是比登天还难!     最后,这位年轻人的工作当然做不好,走到哪儿都碰壁,一身才华困在腹中无法施展,甚至没处诉苦!于是,领导痛责,同事不怜,他在每个人面前都没落下好印象。到这地步,单位分给他的那把椅子就该收回去了。     只想好处独占却落个一无所有,你说可怜不可怜?有句话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表明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根本问题其实就是利益分配。懂得利益分配,其实就悟透了人性的本质、社会的真相。     《菜根谭》中有话说:“人情反复,世路崎岖。行不去处,须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处,务加让三分之功。”意思就是,人间世情反复无常,人生之路崎岖不平。在人生之路走不通的地方,要知道退让一步的道理;在走得过去的地方,也一定要给予人家三分的便利,这样才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     留一步让三分,不仅给别人留一条活路,也是拓宽人际资源的绝妙之策。今天你让了他一步,明天他会还你两步,等于交了一个好朋友,在社会上打开一道通往成功的方便之门。如果你不懂利益均沾原则,凡是好处都自己独吞,那么即使惊世的才华也只能是无用的白纸!如果学点分享主义,好处利益分给众人,让每个人的心理得到平衡,这样大家肯定会通力合作,协助你顺利成功。     大凡成功的“牛人”无一例外都懂得这一点。他们大都是一掷千金,让跟随自己的人得到实惠,从而死心塌地、赴汤蹈火。即使是最精明的大商人,也都奉行这一理念。比如,一个大项目,明明自己有能力承接,也要拉合作伙伴一起开发,以此展现自己“路留一步,味让三分”的气度,宣告自己不是那种断人财路、独占福源的人。     事实正是如此,唯我独尊最危险,大家都有汤喝才是王者之道!这一处世法,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的“潜规则”。是否懂得这一处世法,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是坎坷不平,还是顺风顺水!     锋芒太露容易没饭吃     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人噬人手段处。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肩鸿任钜的力量。     雄鹰站立的样子好像睡着了,老虎行走时懒散无力仿佛生了大病,实际上这正是它们取食吃人的高明手段。所以真正聪明的人要做到不炫耀、不显露才华,这样才有能力干大业做大事。 锋芒太露容易没饭吃——这是跌过跟头的老祖宗们用鲜血和脑浆写下的忠告!可惜很多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认为自己聪明过人、能力超群,看谁都是豆腐渣,唯有自己是朵花,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这种人最容易没饭吃,甚至会为此丢掉性命。     大家都听说过“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这句话,意思就是,真正的聪明人身怀绝技而深藏不露,绝不到处炫耀,而是等待时机一鸣惊人。有才华固然好,但是能力再强,也不能整天顶在头上到处去炫耀。就像财富一样,有钱当然是好事,但你会每天都穿金戴银、提着钱箱子到街上去显摆吗?     才华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础,一个有才华的人能得到大把的表现机会,一个无能的人,即使再张扬表现自己也不可能成功。但一个有才华的人过于炫耀自我,压制了他人的表现空间,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就必然招致众人的一致嫉恨。如果发展到这一步,他的前途和事业就非常危险,随时可能被人拉下马来!     三国晚期的诸葛恪,是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的儿子。名门之后,家教严格,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才思敏捷、天赋过人的特质,大家都认为他的才能超过了其父诸葛瑾。不过,诸葛瑾不为有这么一个好儿子感到高兴,反而觉得诸葛恪会给家族带来不幸。为什么呢?诸葛瑾说:“恪性格急躁、刚愎自用,而且太喜欢表现自己,锋芒过于外露,终将引来祸端。”果不出父亲所料,诸葛恪长大掌权后,独断专行、以才压人,认为自己什么都最好,目中无人,最终引起众怒,被大臣们设计害死,牵连家族也遭到诛灭。     在这个世界上,才华出众却被排挤的人随处可见。他们才华在手,就像拥有一把传世名剑,逢人就要吹嘘一番,拿在手中四处挥舞,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的惊世之才,傻乎乎地把自己树成人人想打的活靶子。他们看不见自己脚下的火坑,就这样不知不觉掉了进去。     才华犹如一把双刃剑,可以刺伤别人,也会刺伤自己,所以运用起来应当小心翼翼,平时应插在剑鞘里。很多时候,锋芒太露都会招致小人的嫉恨和陷害。凡是做大事业的人,都应该修炼“藏露”之功。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文章做到好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才智的使用也应如此,用至好处,只是恰好。当智则智,当愚则愚,愚也是一种智。必要时,装一装“低能儿”,做一做“糊涂人”,都是明智之举。     当一个人遭遇挫折的时候,或许会抱怨呐喊——我这么有才华,为什么却落了个穷困潦倒、一事无成的下场?苍天真是不公!苍天真的不公吗?非也,是他不懂基本的人情世故的缘故。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当他面临人生败局时,是否应该自我反思一下呢?是否做得太过分了?是否目中无人,过于突出自己,忽视了众人的感受?是否自以为聪明绝顶,别人都愚不可及?一个人如果这样反思一番,就能找到问题的症结,然后对症治疗,等顿悟明澈之后,也就真正成熟起来了!     翻开《二十四史》,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被小人运用阴谋诡计杀害的忠臣良将不计其数。一方面是因为小人过于奸诈残忍,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因为被害者不懂玉韫珠藏的智慧呢?他们风头过于张扬,才华过于横溢,同时又目空一切,不把身边的同僚放在眼里,这样的人不掉脑袋才怪。     西方世界有这样一种说法:“法兰西人的聪明藏在内,西班牙人的聪明露于外。”前者是真聪明,后者是假聪明。在人际交往中,我们一定不能自作聪明,要学会真聪明——切忌只知伸不知曲;只知进不知退;只知自我表现,不知韬光养晦。这样的话,我们即使才高八斗,也照样两手空空!     在社会上行走,我们每个人都要掌握这种低调隐忍的做人绝学。多一些深思熟虑,少一些锋芒毕露,千万不要把肚子里的“宝贝”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拿出来。若不懂这一道理,肚里有再多的宝贝,也终将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     兔子急了会咬人,千万别把对手逼到绝路上     锄奸杜倖,要放他一条去路。若使之一无所容,譬如塞鼠穴者,一切去路都塞尽,则一切好物俱咬破矣。     铲除邪恶、杜绝小人,有时应给他们留一条改过自新的生路。如果逼得对方无立足之地,就像把老鼠能够逃生的出口都堵住,它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一切好东西全都给你咬坏。 为什么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呢?要知道,兔子本来是温顺的动物,不到万不得已它一定不会反击。但如果被人逼到绝路上,就必然会孤注一掷!     正因这个道理,落水狗不能打,打急了会窜上来跟你拼命。穷寇不要追,是因为困兽犹斗、垂死挣扎,会对你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做人做事要懂这个基本常识。给对方留条活路,你也受益无穷。有些人就喜欢落井下石、斩尽杀绝,结果呢,对手永远杀不绝,自己的立足之地反而越来越窄。     东汉年间,大将窦固率军攻击匈奴。这支匈奴骑兵只有500人,从大漠深处飞奔而来,为的就是趁秋收期间抢夺老百姓的粮食。但他们刚入关不久,就被窦固的兵马围在了一座山谷中。汉军把山谷两侧的出口堵个滴水不漏,然而连续向内攻击了十几次,都没能把这区区500人歼灭。匈奴人组成一个圆阵,躲在石头后面,不停地向外放箭,谷口躺满了汉军士兵的尸体。     窦固见此情景,命令部下把一侧出口的士兵撤走,留出另一侧出口。部下大惑不解:“将军,敌军陷入重围,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去啊!何况只有区区几百人!只要再攻数日,一定能将他们全歼!不知您为何要放他们逃生?”“当然不是放他们逃生。”窦固说,“现在他们没有退路,必然个个向前,奋勇死战。何况谷内草木繁盛、水源充足,他们也困不死。长时间这样耗下去,就算我军最后大获全胜,也已经伤亡惨重,所以才要放他们出来,在追逐中斩杀他们。”     情况果然就如窦固所料,这支匈奴部队从山谷里逃出来之后,眼见有了生路,拼命地向北逃跑,犹如惊弓之鸟,队形散了,人心乱了,没有人再想着回头跟汉军拼命。窦固率领的汉朝骑兵就在后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断用弓箭进行射杀,不到一天,就消灭了这股入侵之敌。     兵者,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如果我们把敌人逼到绝路,看不到一点希望,他们反而会破釜沉舟,跟我们来个鱼死网破。此时的敌人个个是猛虎,个个背水一战。我们要想打胜仗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即使最后赢了,也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得不到任何好处。     在历史上,像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例子屡见不鲜。春秋时,燕将乐毅出兵攻打齐国,只有即墨城没有攻打下来。他们就围得死死的,猛攻紧打。这时齐军已到垂死的边缘,突然齐国名将田单振臂高呼:“国就要亡了,我们怎还会有家?”于是士兵人人有誓死报国的决心,竟然一战收复全部失地。请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燕军在攻到即墨城时能放对方一条生路,他们必将争相逃命,哪有士气可言?就算换个地方再战,对方因为有了失败经历,如同惊弓之鸟,也是最容易对付的敌手,可谓最薄弱的环节。照准这个环节一刀砍去,哪有不胜之理?     生意场上也是如此。蒙牛总裁牛根生说:“不要把你的竞争对手逼到绝路,也不要轻易激怒他……损人一千,自耗八百的蠢事不要干!”事情往往如此,当我们咄咄逼人,把对手逼得无路可逃的时候,往往自己发不了财,甚至会赔个精光。因为对方无路可走的时候,必定会像兔子蹬鹰一样,以疯狂的策略给我们致命的一击!这样一来,即使我们击败了对手,自己也伤得不轻。这样的话,就算不上什么胜利,反而是不败之败了。     上海有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做生意特别厉害,运用“大鱼吃小鱼”的吞并策略,将当地大大小小的十几家企业全都吃进了肚,形成了一个局部垄断的大集团。他最喜欢的一句诗,就是毛泽东的“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出手毒辣,不留余地,因此扩张得很快。     可是,此举得罪了不少人,尤其那些失去当前财路、又没有机会另寻生路的人。就在这家公司生意蒸蒸日上,名声达到顶峰的时候,一些被他打败的对手搜集到了他在某项投资中官商勾结、暗箱操作的证据,举报给了经侦部门。这个霸道十足的商业帝国,就这样顷刻间轰然坍塌。     为人处世,这个道理同样适用。我们总会碰见形形色色的人,许多人或许会露出弱点和错误,这个时候如果你步步紧逼,抓住别人的错误打击到底,不给一点面子,也不给对方一点台阶下。如此一来,对方就会跟你针锋相对,撕破脸皮斗到底,不是他死就是你亡!你们之间不仅做不了正常的朋友,说不定会成为世代的仇敌。这对你人脉圈的拓展非常不利,必将严重影响你未来事业的发展。     我们一定要懂得“千万别把对手逼到绝路上”这一处世法则。对于那些无伤大碍的小错误,应该大度地给对方一个调整纠正的空间,必要时甚至可以帮对方遮掩一下。这样一来,你收获的不仅是衷心的感激,还有众人死心塌地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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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杠和学校教育:隐藏的支配工具

这样就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体制将想灌输的东西无阻碍地灌输给学生,而且还将自身合法化。我们首先失去了选择文化教育的机会,比如我们从小就知道知识有课外和课内之分。学习课内知识是本分,学习课外知识就要筛选了。这就是一种合法与非法的划分。而且体制还可以拿教育当挡箭牌呦。个体失去了把自身遭遇归罪于体制的想象力。体制合法性更不会受到质疑啦。我只能在建筑工地打工,唉,谁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学习不好呢!   五道杠和学校教育:隐藏的支配工具   文/刘一舟(北斗撰稿人)     黄大队长五道杠的事昨天曝出,今天就红遍了全网。看到”戴上个眼镜就是我来晚了”和各种Ps的图,想笑死爹啊!但笑的确实不是这孩子,而是这个孩子身上承载的那些符号和文化。孩子是无辜的。     谁小时候都戴过红领巾,如果能有幸带上一两道杠,肯定也得春风得意一阵子。后来也都会成为共青团员。我现在还记得参加初中首届团员代表大会放团歌时候的激动人心的感觉。接下来到了高中大学,有的人觉得自己多少醒悟了,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向团委、学生会和党靠拢了。当我们在质疑大多数人投靠体制的动机时,会觉得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理性决定论和功利态度在这里的解释力是不足的,显然投靠体制只是一小撮人的话语。在大多数人心中,体制才是唯一合法的。这是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学校是养鸡场生产肉鸡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隐藏的支配工具。 首先我们很确知的一点是,学校文化不是中立的。学校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即被转化成合法、客观、不容置疑的统治者文化。这个从我们在学什么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不仅仅是代表性的从小学的思想品德,到中学的思想政治再到大学的政治必修课程可以体现的出,很多常识课程和修养课程比如语文、音乐也都不是根据科学教育的原则而是根据体制意愿设立的。 老师评定学生的优劣,也是根据体制希望的标准。学校有体制授权的强制的权力,而这种权力通过规定学生优劣的评定标准来实现。好学生就是成绩好也就是考试好的学生嘛。如何考试我们都知道的很清楚。而且学生的日常举止也被要求符合规范,比如遵守纪律和热心于学校活动。学校作为社会化的主要场所,提出一些行为规范的要求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都被强迫参加到了某些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规训中,比如戴红领巾、义务劳动、鼓号队等等。而且不听话就要受到惩罚哦,打骂罚站抄写叫家长哦。 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太过于明显,所以我们也就知道教育中一些体制强加的部分是什么。但是一个孩子如果仅仅不上政治课,不入团就想逃离支配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学校实际运作中,”天分意识形态”才是决定性的。”天分意识形态”声称学业成功不成功,是因为天分造成的。学习好的孩子就被认为是聪明的,学习不好的孩子被认为是笨的。随之而来的是”能者居高位的意识形态”。在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学生被许诺以美好的未来,排名靠后的被许诺以不好的未来。这个意识形态意味着学校在权利和义务上是平等对待每个人的,而且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 但是事实上,成绩的好坏,天分只决定了一部分。或者说一个人学业是否顺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平等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地域不平等,阶级不平等,各种社会不平等。但是”天分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学校的不平等,也因此合法化了社会的不平等。 所以很多处在社会底层的群体,会将改变社会地位的希望寄于学校教育,但现在看来,大部分以失望告终。 这样就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体制将想灌输的东西无阻碍地灌输给学生,而且还将自身合法化。我们首先失去了选择文化教育的机会,比如我们从小就知道知识有课外和课内之分。学习课内知识是本分,学习课外知识就要筛选了。这就是一种合法与非法的划分。而且体制还可以拿教育当挡箭牌呦。个体失去了把自身遭遇归罪于体制的想象力。体制合法性更不会受到质疑啦。我只能在建筑工地打工,唉,谁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学习不好呢! 学校的限制难破。社会化的场所除了学校还有朋辈和家庭。朋辈都跟自己一样关在学校里呢。而家庭呢?是毫不迟疑支持学校的。开家长会,家访这些事都是在干嘛?学校动员家庭配合自己的支配地位而已。     再回头看黄队长,他也是受害者了。虽然未来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人生难免是留下污点了。但愿他也是个共产主义接班人界的仲永,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采编:王也   责编:刘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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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学习班”梦魇

64岁的孙银侠展示被打后留下的照片证据。 本版摄影:南都记者占才强   孙银侠演示“蹲马步”。 孙银侠被“针刑”吓坏了。   江苏省泗洪县,有个地方叫“那个地方”。 因为被关过“那个地方”的人,对“那个地方”叫法不尽相同。有的叫“秘密大院”,有的叫“黑屋子”,有的叫“黑看守”,有的叫“黑监狱”,有的叫“私设的牢房”,也有的叫“不知道叫什么地方的地方”,大多干脆就叫“那个地方”。 也许有人知道,但很少人愿意称呼那个地方的另一种称谓———信访学习班———被关过里面的人,自称没有接受任何法制学习,相反,他们受到的是“不许睡觉”、“面壁”、“蹲马步”、“端水盆”、“坐凉地”、“互扇鞋板”、“用棍抽”,甚至用针扎、猥亵性骚扰等等“酷刑”。 被关者多为当地“刁民”:上访告状者、拆迁钉子户等。在写下“检讨”、“保证书”,同意在协议上签字后,他们才被允许从“那个地方”放出来。 “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虽然泗洪县官方否认有“那个地方”的存在,但在南都记者三赴泗洪面访到的被关押者中,已有数十人亲证了“那个地方”的存在。而来自他们的不完全统计,泗洪县先后被关过者至少有一两百人。 更有当地知情官员披露,泗洪的“那个地方”,脱胎于早年的“信访学习班”,经数年嬗变,已由最初主要针对上访告状者,进而演变成也同时针对拆迁钉子户;由起初分散在各乡镇不固定地点,变成集中一处相对固定的地方。 这位良知官员呼吁,泗洪县“信访学习班”的实际操作手段,江苏省及中央并不知情,而这种由地方秘密私设、类似地下监狱的维稳场所,不仅让法律在这里扭曲,更极大伤害了民心所向,成为基层社会最黑暗的死角。其隐密存在与现代法制社会严重背道而驰,及时取缔已经刻不容缓。 被抓 “钉子户”被强行带入神秘大院关进小黑屋 64岁的孙银侠没想到,在她的后半生会经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幕”。 而这一幕的开启,始于从天岗湖乡政府打来的一个电话。 2010年6月1日下午,正在家中喂猪的孙银侠突然接到村干部的电话通知:孙主任你过来一下,乡政府有事找你。早年孙银侠曾做过村妇女主任,村干部还是习惯地叫她“孙主任”。 下午约4点半,孙银侠来到离家不远的乡政府办公大楼。乡干部在二楼接待了她,并谈起她家房屋拆迁的事———起初孙以为,这次乡政府喊她来还是谈拆迁,劝说她尽早在协议上签字。 等待过程中,另两位村民王乃谋、王乃好也被先后叫到了乡政府。两人和孙一样,是最后几家尚未在协议上签字的“钉子户”,也都以为是被乡政府叫来谈判的。 当着乡干部的面,王乃谋、王乃好先后表态,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孙银侠最后一个表态,“我就一句话,拆迁补偿(标准)太低,要么按面积一平方米换一平方米,要么你们就把我赶走!”谈话随后陷入僵局。 “过了没多久,”孙银侠回忆当时的突发场面,“从外面开进来一辆依维柯车,就停在乡政府的院子里,下来一二十人,两三个架一个人,把我们三人塞到了依维柯里面。” 王乃谋事后回忆当时情形与孙银侠相仿。 上车前,王乃好大喊“我犯什么法”,但不由分说被摁进车内。孙银侠上车后边挣扎边喊“你们要把我们弄到哪里去”,也被压得动弹不得。 “拖我们的时候,乡干部、村干部好几个都在场,他们看着我们被抓走的。”孙银侠的这种说法也被王乃谋佐证。 车子驶出一百多里,在近一个小时后开始进入目的地,“拐了一个弯,又拐了一个弯,进了一道门,又进了一道门”,最后三人在一个四周都是围墙的大院里被放下。 “有两个大铁门,这个铁门进去,里面还有个铁门。”事后孙银侠回忆大院的结构,“里面有一排带走廊的平房,一共是八间房,其中六间有窗户,东头的两间光有门没有窗户。” 孙银侠被关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关上门,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有十几个平方米,里面脏得不行,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小床。” 然而这张床并不是给她睡的。孙银侠说,床是给负责看守她的人睡,“我们只能站着,或坐在地上。开始不让俺们睡觉,后来实在困得不行,也只能坐在墙边靠一下。” 负责看守他们的人,孙银侠说,有十几个人,年龄大的五六十岁,小的一二十岁,“有几个胳膊上刺着青,一看就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 “教训” 饿着肚子接受各种“酷刑”,还要用拖鞋互抽脸 当天晚上,孙银侠被要求面朝墙壁,脸贴着墙站了一夜。“不给吃也不给喝,还不能动,动了就要挨打。”王乃谋也一样,饿着肚子站了一宿。 一个年龄稍大的看守,在刚进去时就给他们“打预防针”:你们来了就要服从这里的纪律,要不然就得皮肉受苦。王乃好喊,我们犯什么法?当晚就被“教训”。 孙银侠在王乃好隔壁,“就听到把王乃好打得嗷嗷叫,王乃好在隔壁喊,你打吧你打吧,你继续打,你把我打死吧。就听见抽打声,王乃好在那边使劲叫唤,打了有半个小时吧,后来就不吱声没听到动静了。” 事后孙银侠听王乃好讲,当天晚上他挨了一百多下,打断了两根棍子。 到第二天他们才知道,就在当晚,天岗湖乡另一名拆迁“钉子户”王乃陆也被关了进来。一大早,他们被要求到院子里“蹲马步”。 “除了屈膝伸臂,每个人手上还端一碗水。旁边站的人拿棍子监督,手端得不平了就打。”孙银侠说,“实在蹲得受不了,他们就问,签不签字?不签字,还蹲,还打。” “实在不是人能受的罪。”王乃谋说,“进去之后,有四顿饭没给我们吃,两夜没怎么睡,第三天才给了大半碗稀饭。” 而第三天,天岗湖乡又一名被拆迁户兼上访户张秀林也被送了进来。60岁的他之前去过北京,事由是他位于天岗湖乡王集街共9间、总建筑面积为30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和住房,按拆迁补偿标准只有3.9万元。而按市场价,早年曾有人出40万元他都没卖。 张秀林事后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一进去他们就打我,用皮带抽,你要看到你就会淌眼泪。打了以后,叫我蹲马步,端水,还要手臂一般高,头不能低,低头就打。一天要用棍子打三遍,不签字就往死里整。我在里面呆了10天,因为有高血压实在受不了,最后被迫在拆迁协议上签字,被放了出来。” 在张秀林被关前后,另有一对母女也被关了进来。“是另外一个乡的,也是因为上访。那娘俩姓什么叫什么,我们互相都不知道。”孙银侠说。 那对母女给孙银侠留下的难堪记忆是,“看守的人让我和那对娘俩对打,就是用拖鞋底板,互相抽对方的脸。你抽我一下,我抽你一下,还要听到响,打得不响了,看守人员就来打你。” 这种被关人员之间“互打”的经历,也同样留在了王乃谋、张秀林的记忆里。 还有一种“酷刑”曾经让孙银侠“差点死去”,这就是“坐凉地”、“端凉水”:人坐在地上,两腿伸直并拢,两臂也同样向前伸直。然后两手端着一个盛水的盆,脖子也要伸直,不能低头。“我有一天端得天眩地转的,真的想死了不想活了。后来我昏过去了,醒来看守的人还说我:你要不行你就报告啊。他们也怕我真的出事。” 签字 在“针刑”前屈服被迫“自愿”,还要写检讨 但这些还不是最难以承受的“体罚”。 在被关12天中,事后给64岁的孙银侠留下挥之难去的精神阴影的,还是她曾在里面受到的“性骚扰和猥亵”,尽管在她的激烈谩骂下未遂。 据孙银侠自述,在她被关小屋期间,曾有两名男性人员对她有明显的“不良企图”。 其中之一是同样被关进里面的张秀林。“他跑过来刺激我,就是有强奸那意思。我就破口大骂,我拿东西跟他打,他看我接受不了,就上来劝我,说开玩笑的。我就骂他,开什么玩笑啊,后来他就不敢再来了。” “我考虑他是受里面的人指使的,姓张的那个人也是我们天岗湖乡的,以前都认识。没有人指使,他不可能这样做。”孙银侠说。 另一人是负责看守孙银侠的刘某。“有一次他坐在床上,我坐在地上。他就叫我,到床上来坐。我当时以为他是好心,就到床上坐了。他就开始对我不怀好意,我当时就跟他说好话,求他,后来他就放过我了。”孙银侠说。 “我真的没想到,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还在里面受到这样的污辱。我有时晚上想着想着,胸口闷得气醒过来了,我就觉得我太受屈辱了!”从里面出来后的孙银侠,多次对记者这样诉说。 就孙银侠的以上述说,南都记者辗转通过泗洪县一位当地人向刘某求证。但刘否认了孙银侠的说法,他说是“那个姓张的,也是被关的,跟她同乡的一个人”,当时只是跟孙银侠开过类似的玩笑。 南都记者随后向张秀林求证,张承认“是有这个事”,“当时我是被逼迫的,就是‘看守所’的人,(他们)让我调戏孙银侠,不那样做,他们就每天打我一百棍。” 最终让孙银侠“屈服”的,还是一种令她极度恐惧的“针刑”。据孙描述,这天,一名看守手提一根坠着针的细线来到她面前,另一只手拿着打针用的棉签,“他们拿针在我眼前晃啊晃,说大姐你签吧你签吧,我们也不想这样弄你。我当时是真的怕了,我怕他们真的拿针扎我。” 在被押12天后,孙银侠被从里面放了出来。左眼留着淤青,头发被揪掉一大块,同时还被迫同意让家人“自愿”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孙说,放出前,一名自称公安的人曾向她这样问话:(在里面)打你没有?没有。学习好了吗?学习好了。那你签个名吧。孙银侠说不会写字,最后按了手印。 王乃谋被放出前也履行了同样的程序。“当时来了两个人作笔录,一个说是公安局的,穿便服,还亮了警官证给我看。另外一个说是信访局的。他们问的是,你在里面学习怎样,吃住怎样,要求我们只能讲好,你不敢不讲,不讲就出不来。” 除了要在“没有”、“好”等回答内容的笔录上签字,被关者放出前还得写诸如“检讨”、“悔过书”、“保证书”之类的材料。在泗洪采访期间,南都记者曾看到一个先后被关过三次、青阳镇阮庄二组59岁村民王淑英写的一份“检讨”: “……由于我贪心想让政府多赔钱,情节恶劣,政府为了改造我给我单独办信访条例学习班,财力人力花费很多……我现在后悔莫及,我错了,请政府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孙银侠被放出前也被要求写类似“保证书”,但其严词拒绝,“后来是他们帮我写的,只让我在上面按个手印。”     探访 “那个地方”戒备森严,神秘院落前记者遭遇警察 直到出了大院,孙银侠才知道关押她的地方在泗洪县青阳镇大楼社区工作委员会办公大楼的后面,一处不易被人发觉、被围墙和铁门深锁起来的院落。 “在讯问时,他们管那个地方叫信访学习班,这个名字我以前也听说过,当时觉得办学习班是好事,但你到底凭什么叫学习班?我们被关进去没有学习,进去就是打。”王乃谋说。 王出来时左眼淤青,腿部多处外伤,到卫生院检查为轻微脑震荡。他说另一被关者王乃陆放出时,“从后腰到前胸,全部都打花了,就像紫茄子一样。”而和王乃谋同一天放出的王乃好“脸上青一片紫一片”,就在他到家之前几个小时,其位于街上的房子已被扒掉。 上述天岗湖乡几名被关的拆迁户,仅是“信访学习班”的短暂过客。从去年至今,南都记者曾三次来到泗洪县,仅有限接触和了解到的被关者就有数十人。其中青阳镇有多人愿意通过媒体以实名、并出具相关证据证明他们的遭遇:付存久、陈建国、宋松涛、虞宏伟、许友生、王庆奎、王淑英、路成明、江献兰、蒋正祥等。 在他们的材料诉称中,无一不是控诉当地政府“私设牢狱”、“滥用私刑”、“毒打、关押、折磨、报复”上访者以及被拆迁人员。而他们材料中又极少人称被关过的地方为“信访学习班”,而是叫做“秘密大院”、“黑屋子”、“黑看守”、“黑监狱”、“私设的牢房”等。在他们面对记者的口述中,对被关过的地方通常就称为“那个地方”———一个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准确表述的称呼。 而“那个地方”在当地的高度敏感和戒备森严,从记者的实地探访中也可窥一斑。 2010年6月24日,南都记者曾试图进入青阳镇大楼社区办公大楼后面的那片院落。但刚靠近,便被一名尾随而至的男子叫住盘问,并告诉记者“不要随便走”。 站在记者的位置能够看到,通向大院的一扇铁门紧锁,隐约可见里面深处一片被围墙圈起的院落。与院毗邻的是几间平房建筑,其中一面墙壁上挂有“青阳镇大楼社区居民法制学校”等牌匾。 记者随后向社区门房一位毕姓值班人员询问“学习班在哪里”,对方反复打量记者后反问:“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是干什么的?学习班是保密的,一般情况是不让讲的。比方要哪里逮人来了,这能够告诉你吗?” 见记者继续问,对方急了:“那地方不能去!你怎么不懂呢?(里面)都是南来北往的,有无聊的,上访的,告状的,乱七八糟的人,不正当的人逮到里面的,那能随便进去吗?你该干嘛干嘛去,在这里呆时间长了不是好事。” 与毕姓人员的交流还在继续,这时,七八名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员已来到现场,对记者进行盘查。在记者离开之后,一辆警车在身后尾随。当记者登上一辆公共汽车,警车上随即下来两名警察将记者从车上叫下。 “你有什么工作可以跟我们联系。现在,我们要检查你的包。”被记者拒绝后,对方抄下了记者的身份证号。随后在两名警察的目送下,记者拦车离去。 求证 县委宣传部否认,乡党委书记证实 隐身于大楼社区后院的“那个地方”到底是干什么的?是否有拆迁户和上访者曾经被关在里面?泗洪县有没有“信访学习班”?而“那个地方”是否就是坊间所说的“信访学习班”?当南都记者来到泗洪县委县政府,就以上问题逐一进行求证时,县委宣传部均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记者提出核实,天岗湖乡等被拆迁户及上访户投诉曾被送到位于青阳镇大楼社区的“学习班”,是否确有其事?对此,泗洪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同闯的回答是,“我们对这个不太了解。” 记者问泗洪县是否有“信访学习班”?大楼社区的是否就是“信访学习班”?金同闯说,“不太清楚,没听说大楼社区哪里有信访学习班。”而在场的新闻科科长许昌亮告诉记者“泗洪县没有信访学习班。” 但金同闯表示,“虽然泗洪没听说有‘信访学习班’,但是办‘信访学习班’这个事,据我所知是有政策的,是可以办的。从中央到地方以前提到这类事情,好像其他地方有。意思就是说群众在和政府合作过程中,法制意识不强的时候,要安排到一起学习。” “譬如遇到拆迁问题、计划生育问题、面对其他纠纷等等,法制意识不强,越级上访甚至寻衅滋事,就组织(他们)到信访学习班,把国家政策和相关法规系统地向他们介绍,(让他们)理解,配合,和谐发展。” “我们确实不知道学习班的情况。”金同闯最后建议记者,可到泗洪县信访局去了解,“他们是管信访的,应该比我们更清楚一些。” 但当南都记者来到泗洪县信访局,局长石峻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你问的这些事情,应该到宣传部去了解。我不好回答你什么。” 然而在泗洪县下的乡镇,对“学习班”却已有明确的说辞。就在“钉子户”孙银侠被抓走第三天,孙的丈夫王言东曾拨通天岗湖乡党委书记钟波的电话,“钟波当时告诉我,人被带到泗洪县‘学习’去了。” 随后南都记者也曾联系到钟波本人,钟在电话中也告诉记者,被带走的几个人是到县里参加“学习班”。 变异 “通过已严重变形的‘学习班’,他们都由‘强拆’变成了‘被自愿’” 诚如金同闯所言,其实地方政府办“信访学习班”并非没有依据,而且就在泗洪县所属的江苏省亦早有先例。 2009年3月、5月,《中国青年报》和《瞭望东方周刊》先后报道了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57岁残疾退伍军人王信书等十余人被送“学习班”一事。其中被关最长时间达五个多月,有人甚至还被打断肋骨。 另经披露的还有:2007年3月,江苏南通市民胡志泉、吉桂英等“被学习”近十天;同月江苏苏州居民俞根元、宣卫明等被镇政府送进“信访专题学习班”7天后放回;同年7月,江苏仪征市胡女士被送进“上访学习班”两个多月;2009年9月江苏无锡市民丁红芬被送“学习班”半个多月。 响水县信访局局长顾从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举办信访学习班有法可依。” 据他介绍,“学习班”可追溯到2006年,当时称之为“三个讲清楚”培训班。2006年江苏省联席办会议曾出台了关于对相关的上访人员举办培训班的文件。2008年为防止个别群众非正常上访,江苏省相关部门联合发文明确了举办信访学习班的相关事项。 南都记者在泗洪县采访期间,一位知情官员也向记者证实,泗洪县“学习班”早在2006年就有了。“江苏某些县先搞起来之后,开会时有些地方官员在一起交流,认为这个经验很好纷纷效仿,很多地方就都办起来了。” 他说“学习班”举办初衷是好的,引导一些访民依法合理地表达诉求,但由于疏于监管,再加上地方情况复杂、操作简单粗暴,“办着办着就走了样”。 最开始被送“学习班”的,多是计划生育超生人员、上访户等,“每个乡镇都有,地点也不固定,通常这个小旅社关两天,那个小旅社关两天。” 随着近年经济快速发展,房产、基建迅猛升温,县城及各乡镇因征地、拆迁补偿等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多,“被关‘学习班’的对象,像拆迁中一些比较难缠的钉子户,也就越来越多。为了逼他们尽快在协议上签字,各种体罚甚至是酷刑都用上了,手段也越来越恶劣。” “通过已经严重变形的‘学习班’,不用强制拆迁,他们都签了字,就由‘强制拆迁’变成了‘被自愿拆迁’。” 该官员说,大约2009年,泗洪县原本分散于各乡镇的“学习班”开始收拢,集中在相对固定的一处地方,就是位于大楼社区后面的那个“隐密大院”。在那之前,网上对泗洪县几个不固定的“学习班”已开始曝光,如举报2007年、2008年先后有多位村民被抓到县分金亭酒厂招待所、县洪翔中学外“自然堂”等“学习班”内,遭受打骂、侮辱、面壁(鼻子不能离墙)、罚跪、蹲马步、做俯卧撑等折磨。 “从良心上说,我心难安。他们把老百姓当成刁民、敌人,甚至连个犯人都不如。我总感觉不应该这么对老百姓。” 这位良知官员介绍,泗洪县“学习班”的实际情况,中央及江苏省并不知情,而这种由地方政府秘密私设、类似地下监狱般的场所,不仅让法律严重扭曲,更是极大地伤害了民心所向。名义上是维稳,其实是对政府形象的损害。 他也希望通过媒体呼吁,这种已经严重变异、完全走样的“信访学习班”。其存在与现代法制社会严重背道而驰,应及时取缔刻不容缓。 南都记者占才强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2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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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mang:读《易经》心得 – 豫卦:循天理,顺人心,而得和谐

一、原文简介(参考黄寿祺《周易译注》)    豫,利建侯行师。 大意:豫卦象征愉悦和乐,其乐融融景象。豫卦的下卦是坤,是顺,上卦是震,是动,是上有所为而下民恭顺追随的象。同时也是因为能顺其性而动,顺其理而行,所以万事可通,万物莫不得其所,愉悦和乐的象。在这种上下顺通和谐,愉悦和乐情况下,利于分封诸侯,安民治国,也利于岀师征讨,以吊民伐罪。 传统解释: 豫卦卦象是谦卦的颠倒。两卦构成一组。豫卦上为震、为动,下为坤、为顺。震动于上,坤顺于下。 从卦象看,下卦坤为众,为下属;上卦震是统帅,是上级。豫是一阳用事,五阴从之,是上有为而下追随的和谐协同之象。下卦坤,是顺,是下民恭顺追随于上的有为,下顺则国安。上卦震,是动,是有为,扩张地盘,分封诸侯,安国治民,岀威行师征伐不臣。 在上下同心情况下,不管上面想如何有所作为,都无不顺利,这就是豫的意思:和而顺,顺而动。分封诸侯,利益共享,所以能够共安天下;诸侯和顺,则万民说服;万民悦服,则兴师动众讨伐不臣叛逆就容易成功。因为和悦顺畅时民心可用,士气正旺,利于有所作为。也就是说要想有所作为,首先得造成上下和悦顺畅的局面。 人之所以追求豫的状态,是因为它表达了天地之和,上下之顺,心德之畅,人伦之乐,不完全是因为娱乐嬉戏而已。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大意:《彖传》说:九四阳刚,是豫卦中唯一阳爻,又为卦主。阳刚与群阴柔相应,意愿得以实现。 豫卦下卦是坤,是顺、上卦是震,是动,是下层能顺上层的行为而动,顺上层指挥而行,欢乐和谐之象。所以上下一心,其乐融融。天地的运行也都是这样上下协同如此,何况是封建诸侯,安民治国,岀师征讨,吊民伐罪这些事。 天地按上下协同的事理而动,所以日月运转不致失误,四时更替不岀差错。圣人顺万民之情而行,所以刑罚清明,百姓服从。所以当行使豫道之时,所蕴含之意义多么弘大啊! 传统解释: 九四是豫卦中唯一阳刚之爻,所有阴爻都来与之相应,因而其志向得以实行,这就叫“刚应而志行”。 天地有生杀,万物有始终,王朝盛衰亦有更迭,这就是天道,天理。 豫之道就是顺理而行,而得到和乐。天地顺理以常运而动,圣人顺理以顺民心而动。自然界的天地星辰的运行尚且不违此理,何况人世间的建侯行师之事,怎能不顾天理人心而轻举妄动。换句话说,顺理而动则安,动而和顺则乐,既安且乐,谓之安乐,这就是豫的本意。 从卦象来看,豫卦是坤顺震动,上动而下皆顺的象。由于刚得柔应,又是“顺以动”而行,合于客观规律,因此一切都是和顺吉祥的,这就叫做豫。所以豫由顺以动而产生,顺动才能致豫。顺以动是豫的实质内容和必备前提。顺乎天理,应乎人心,也就是顺应客观规律随之而动,才会导致喜悦与和谐,才合于豫之道。比之于人事,就是如果上下一心,分封诸侯建侯就能够兴利,行师讨伐就能够除害,利兴害除,老百姓就其乐融融了。 黄寿祺先生说:豫卦揭示处乐之道:一、应当顺性而乐,适可而止,即彖传所谓顺以动之义。二、必须与物同乐,广乐天下,即彖传所谓刚应而志行之义。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大意:《象传》说:豫卦下卦是坤,是地、上卦是震,是雷,是春雷乍岀,大地振奋之象。雷岀地奋,正象征愉悦和乐的景象。 古代圣王观察豫卦春雷乍岀,大地振奋之象,感悟到应当透过音乐的鼓舞,来歌诵功德,用以献祀于上天神明及祖宗的神灵。 传统解释: 豫卦上为震、为雷,下为坤、为地。雷声震动,大地上万物复苏,生机盎然,一片和乐之象。 古代圣王看到景象,看到声音有振奋万物、使大家欢乐的作用,受到启发,模仿雷声创造了鼓乐等音乐,用来颂美天地造化万物的功德。 就这样逐渐地制礼作乐,举行典礼,祭祀天地祖宗,把陶冶民情的乐与行为规范的礼结合起来,用来教化民众,寓教化于娱乐之中。 黄寿祺先生说:古代统治者创造音乐,其目的之一是在功成颂德之时,及献享天帝、祖考之际,用来渲染、鼓舞特定的政治气氛,以寻求人神共相欢乐的效果。 初六,鸣豫,凶。 大意:初六处豫卦之初,阴柔失位,本不得志,但是上面有卦主九四应援,得意忘形,自鸣得意而广为人知,有躭于欢乐,穷奢极欲之象,所以有凶险。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大意:《象传》说:初六因为得到九四的应援,所以逸豫欢乐,得意忘形,自鸣得意。但是因为他的欢乐原因不是自己的努力得来的,而是依靠攀九四而得,说明此人没有志气或志气已尽,所以会有凶险。 传统解释: 初六是阴爻,是能力不足,位卑资浅,不中不正的小人,本来没有什么本钱得意忘形,但是因为自恃有九四在这种近君得权的大佬照应关系,就小人得志,得意洋洋,忘乎所以,穷奢极欲,甚至到处自吹自擂(“鸣豫”)。 小人偶然得志,就沾沾自喜,可见其器量狭小。而且一味依靠攀大佬狐假虎威,没有志气,当然不会有什么出息;又因它自恃后台,必然为非作歹,所以显然有难以预测的凶险。 黄寿祺先生说:谦上六“鸣谦”有利,豫初六“鸣豫”失利,可见谦虚不妨有闻于外,欢乐之初,不能得意忘形。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大意:六二柔顺中正,耿介如石,当豫乐之时,有防微杜渐,见微知著之德,能见事理的几微,能及时悟知逸豫足以亡身的道理,而谋求适中之道,因此能固守正道,不过度逸乐,适可而止,坚守中庸之道而获吉祥。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大意:《象传》说:六二因为其居位得中,所以行事持正,能以中正自守,所以能够及时悟知豫理的中道精微之处,能够固守不偏不倚的正道,不过度逸乐,所以能获吉祥。 传统解释: 《系辞传》说: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 知几就是见微知著。基本的意思就是从事情一开始,就立即明白祸福是什么及其产生原因是什么。 六二以柔居阴,居中而得正,能以中正之道作为立身之根本;又无应无比(与其他各爻没有比应关系),意味着它不为外物所吸引,能够我行我素,对于安逸享乐不动于心。 从象来看,六二得中居正,是不急于求成,不偏激的守正之象,不会追求过度豫乐。所以安静自守,就像巨石又一样止而不移,既不不为权势所动,也不为豫乐所困;就像石之静而无欲,不为荣利所诱,所以顺不苟从,豫不违中,所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所以能够明祸福之所生,辨事物必然之理,所以不改其操,介如石。 豫之道,特别容易失正,所以豫卦的诸爻多不得正,只有六二一爻能够以中正自守。其实普通人面对豫乐,是心悦而迟迟不舍,最后沉沦于中而不能自拔,当上下诸爻都沉溺于豫,只有六二中正自守,所以说其介如石。 由于六二安静而坚定,所以他能够思虑明审,能见凡事之几微,因为沉溺于安乐必然导致骄奢淫逸,所以它避之唯恐不速,不待终日。这与器小志满的初六恰好形成对比。 《大学》说: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就是这个意思。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大意:六三阴柔失正,上承九四,有逢迎佞媚于上以求逸乐之象,因而必生悔恨。如此作为若迟迟不知悔悟,必将再生悔恨之事。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大意:《象传》说:六三因其阴居阳位,居位不当,不能居中持正,有逢迎佞媚于上以求逸乐之象,所以必然生悔恨。 传统解释: 六三阴居阳位而近于九四,是不中不正之人。又位非所据,处两卦之际,上承唯一的阳爻九四,是逢迎九四之象,是不正派的小人,内怀阴柔,外有所求,张目向上仰视,不择手段地趋炎附势,巴结讨好有权势的上司。 盱,是指上视,其上瞻望于九四,但是又因为六三不中正而不为九四所取,所以有悔。同时六三又因为不中不正,偏激而下溺于豫,也有悔。 但是从卦象看,六三虽阴柔,但是位居阳,有能悔过之意。所以如果能够迅速悔过则吉,悔过太迟则又必有悔。 《易经》中,一般阴爻以得阳爻应对为美。但是豫卦初六以应阳而凶,六三以承阳而悔,而吉利反而在不与九四相应的六二。这是因为古人对偏激小人有非分之想厌恶,而喜欢求中持正的君子谦虚自律。这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 黄寿祺先生说:六二知几疾速,以贞获吉;六三若悔悟太迟,将悔上加悔。两爻辞义适可对照,“盱豫”与“介石”相反,“迟”与“不终日”相反,以中正与不中正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大意:九四为豫卦唯一阳爻,为全卦之主,所有阴爻都来拥护,大有得就是说九四得群阴拥护,因此上下和悦。但是九四是阳爻居阴位,又处于靠近六五之君的多惧之位,未免会被六五猜疑而有疑惧之忧。所以爻辞勉励九四应该刚直不疑,不要自己缩手缩脚,疑神疑鬼,要我行我素,依直道而行。九四应该与群阴友朋上下相得,紧密无间,聚合一起,如发簪括束头发般的紧密。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大意:《象传》说:九四为豫卦唯一阳爻,因为等到群阴拥护,所以可以直道而行,其雄心壮志也可施行,就像“得志与民由之”的大丈夫,群阴也因此而得欢悦。 传统解释: 九四是豫卦中唯一的阳爻,得到五个阴爻的相应和悦服。 从卦象来看,九四居上卦震动之始,是全卦唯一阳爻,是动之始,由于豫卦是上动下顺之象,所以众阴拥护。九四又是靠近六五君位的大臣之位,六五之君是阴爻居阳位,有柔顺之德,所以六五会顺从之,而九四以阳刚而承受六五之君信任,得以施展才智,实现雄心壮志,天下顺畅愉悦。所以是上下一心,上动下顺的豫悦之象。 但是九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当天下大任,是危疑之地,恐天下众人疑己前途而不敢来,九四只能尽其至诚,应当持中守正,开诚心、布公道,待人以广大之度,不要使人有任何疑虑,则必然会得人心之服,志同道合的君子们自然会像朋友一样紧密地聚集在他周围,同来拥护,共成事业。 六五,贞疾,恒不死。 大意:六五阴柔得中,尊居君位,当豫之时,有耽于欢乐之忧,又以其下乘九四之刚,有强臣凌上之忧,所以《易经》告戒六五要长存戒心,守正防疾,则可永恒常在,不致于灭亡。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大意:《象传》说:六五因为阴柔而乘凌于九四阳刚之上,难免有其忧患,所以必须守正防疾,得中守正,常有戒心,才能能永恒常在,不致灭亡。这就是守正戒过不死于安乐的意思。 传统解释: 六五阴爻居阳位,有沈溺于豫乐,不能自立的象。所以六五是个柔弱昏暗之君,这样的君主,处在安乐之时,必然只图享乐,不问国政。 九四又阳刚得众,非六五这种柔弱之君所能制。所以六五受制于专权之臣。同时九四阳刚,且处于动之始,为豫卦之主,是专权执制的象,而六五柔居君位,所以不敢与之争权。六五不亡,全靠小心谨慎。 豫卦中二、五两爻是不言豫乐的,六二静晦,持中守正,不追求豫乐;六五乘刚,处于危险境地,不敢豫乐。但是由于六五居于中位,还没有失去中道,还可以守正持正,在各种势力的平衡中维持自己地位。这正是人有疾病就不敢纵欲,不纵欲则可以长命不死。下有强臣,君主就会常怀戒心,有戒心则国就不亡。六五之不死的原因就是这个“贞疾”。 黄寿祺先生说:豫卦虽以欢乐为义,但处处戒人不可穷欢极乐,如六二之不茍求逸乐而获吉祥,合于礼记所言“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及范仲淹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义。又如六五之能守正防疾,戒损其骄淫而益其畏慎,合于孟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义。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大意:昏昧纵乐至极,最终必趋于昏冥。上六阴处豫之极,冥昧无知的耽于寻欢逐乐,有纵乐至极而致昏冥之象。但是上六位处上卦震的极处,动而能变,所以如能反躬自省,及时悔悟,改变作为,则仍然可以免祸。 《象》曰:冥昧在上,何可长也。 大意:《象传》说:上六必须反躬自省,及时悔悟,改变作为,怎怎么能够长久如此昏冥不省呢? 传统解释: 上六阴柔居上位,没有中正之德,处于豫卦之终,是极端享乐的象征,到了醉生梦死,昏昏沉沉、迷迷糊涂的程度,有耽肆于豫,昏迷不知反省的象,这种状况叫做“冥豫”。 但是上六爻在豫卦之终,有物极必反之义。所以上六如果能改过自新,反躬自省,,即使昏冥已成,也能逢凶化吉。这是《易经》中典型的劝善词。 黄寿祺先生说:上六之爻义,主于诫勉盲目纵乐者之改过迁善。 小结:豫卦讲了一个组织的快乐是来自与上下同心,同心协力的道理。指示我们要顺理而动,安命顺时,循天理,顺人心,使天下同归于安乐。豫卦六爻分别情况从正反两方面作了剖析,指出了趋吉避凶的途径。由此可知,“豫”是好事,也是坏事,处理好了就是好事,处理不好就是坏事。 二、牵强附会—-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上下一心,协作奋斗 如果说企业成功有什么可以称得上诀窍或秘籍的,我想就是这四句话,前两句是必要条件,后两句是充分条件。 就我的经验,很多企业一般都能够做到审时度势,都能够准确判断自己行业的天时地利人和,知道市场发展趋势,市场容量和潜力,也知道竞争对手的缺陷和漏洞,也能够准确制定竞争策略。但是为什么成功的企业这么少? 我想主要是他们虽然把前景看得很清楚,也知道怎么办,但是却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就是公司不能上下一心,协同奋斗。也即虽然知道马车应该向东方前进,可是一套上八匹马,这八匹马就各自朝自己以为的东方狂奔,或者干脆赶回家吃草去了。结果必然是马车成为一堆碎片。 那么如何做到上下一心,协同奋斗呢? 我认为就两条:一是要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环境;二是要与大家分享企业成长的利益(所谓分封诸侯)。 所谓公平,就是指不因为某人的地位和背景,在晋升机会上有区别。 所谓公正,就是指不因为某人的地位和背景,在奖惩上有区别。 所谓公开,就是在利益分配上不高黑箱操作,形成内讧和疑神疑鬼。 这三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因为取决于领导的德才和毅力。而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至于谈到分享利益,各家有自己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下面我想举一个在国内民营企业中比较好的善待员工,并与员工分享利益的例子。 这个公司白手起家,20年成为中国一流的公司。17个人创业,目前5万多人。在20年中,骨干流失率是我见过最低的企业。我认为靠的就是这种分享体制。当然为了避免人肉,我进行了一些移花接木处理,但大致情况还有参考价值。 1、员工持股计划 (1)、公司原持股计划原始股5000万股,经送股、配股后,5年为2亿1千万股,市值近20亿人民币。全部由公司代垫资金。 (2)、公司根据不同职级给予员工不同股份,例如总裁级10万股,总监5万股,。。。。。。一般正式员工3000股,并为新员工预留有股份。员工股统一由公司投资部管理。 (3)、每年分红的现金发给员工。在公司服务满七年,股份可以自由支配(例如买卖),不满七年离开,按股市45天交易日的平均市价由公司打折收购(例如服务6年打7折,5年打5折等等) 2、员工住房计划 (1)、公司到2000年已经累计购买了50万多平米的住房,员工按级别和岗位可以申请不同质量、位置和面积的住房。 (2)、服务满7年,住房的产权归私人所有,由公司代为办理产权证。服务不满7年离开,由公司按房屋市价打折补偿(例如6年打7折,5年打5折等等)。 (3)、员工的住房公积金由公司财务部管理,统一使用于购买住房。 3、员工职业培训计划 (1)、学位培训: a.美国某著名商学院MBA,每年一名(2000年已经有8名学成回公司服务,担任集团总监级职位) b.欧洲某专业学校高级管理学位,每年5名,已经有35名拿到学位回公司服务,主要的运营管理岗位高级经理全部有此学位。 c.欧洲某学校MBA学位,每年10名,目前有80人获得学位在公司服务。 (2)、执照培训 每年50名国际认可的职业执照培训,目前至少有500名员工持有此行业的最高级执照,主要技术人员全部拥各种执照。 (3)、技能培训 骨干商务和服务人员全部在国外某机构培训3个月才能上岗,一般人员在公司自己培训中心培训上个月才能上岗。 4、员工奖惩计划 (1)、每年有5%的员工获得特别奖励,最高奖品甚至包括住房一套,也有轿车一辆或公司股票一万股或欧洲10日游等等奖品,分别奖予为公司作出杰出贡献的员工。 (2)、每年有70%的员工获得一般奖励,最高人民币1万元,最少1千元。 (3)、每年有5%的员工受到降级、减薪、开除的处罚。 5、员工工资结构 这个公司的工资水平一直在国内算上等水平。 2000年的员工固定工资:包括基本工资(500-8000);执照或专业证书工资(例如某国际执照5000等等);职务工资(例如总监级2万);岗位津贴(2000-10000等等)等等,这些工资总额只占员工总收入总额的50%左右,其余是绩效工资。绩效工资包括绩效奖金(总监以上是年薪奖金),安全奖金,节约奖金,等等。 6、子女就读和家属就业计划 (1)、员工子女的档案有专人管理,按时联系幼儿园、小学、中学入学事宜,并定期赞助这些关系学校。考上大学,公司提供不等的一次性入学奖励(3000-5000)。 (2)、家属如果没有文化或一技之长,进行适当培训后安排在下属子公司做劳务工作。对核心员工家属,即使不能上班,在家每月也发工资(最多不超过每月2000元人民币)。 7、员工生活计划 (1)、吃饭:公司有每天营业18小时各级别的职工食堂,凭工作证每月可消费300-2000(不同职级和岗位)。 (2)、市内交通:有50辆中巴和大巴提供所有住宅区到工作区和和现场的循环运输,每天运转18小时,凭工作证乘车。 (3)、看病和保健:两个定点医院和自己一个医院。 (4)、公司会所提供一些基本娱乐和休闲,凭工作证每月可消费100-5000(不同职级和岗位)。 8、探亲、休假、婚假和事假安排 (1)、每人每年有15天探亲假,有飞机地方建议乘飞机,实报实销路费。 (2)、每年每人有7-15天带薪休假,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可以选择国外休假,路费公司报销。 (3)、婚假15天,带薪,回家路费公司报销一半。 (4)、事假超过7天半薪,超过20天停薪。但家庭出现丧事、病残等意外,可以申请困难补助。 以我对这个公司老板们的了解,我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就是一句话:不急不贪不忿。尤其典型是不贪,不斤斤计较,不小肚鸡肠,善待员工,愿意分享。结果他们才能够有顽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当年的对手不是自己把自己整死了(一般都死在贪,急,忿上),就是被改编招安了。 我认为做事情不能掉在钱眼里,钱是挣不完的。财聚人散,财散人聚。没有人来拥护帮忙,你就算是齐天大圣,也什么也做不成。 这个公司老板告诉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因为没有众乐乐,就没有独乐乐。 是不是很有点辩证法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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