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蔡元明:再论为什么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中国
蔡元明:再论为什么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中国 ——剖析多党制的竞争与选择 进入专题 : 多党制 ● 蔡元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常识。这就是一些人主张在我国也应实行西方的多党制主要根据。然而现实是,在实行了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各种乱象,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政党之间的恶性竞争现象⑴,导致执政效率低下,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既然竞争能够促进进步,为什么实行了多党制的国家却都有那么多的弊病呢?我认为,仅仅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不强,或者是文化上的差异等外部因素来解释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我们还应该从内因——多党制的制度本身——政党竞争来寻找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 为此,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分析自由竞争以及竞争怎样导致优胜劣汰入手,对多党制的竞争及选择做比较深入、细致的剖析,由此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 一. 竞争具有两重性 竞争有利于进步,在自然界有个很著名的“狼鹿效应”,大意是:人们为了保护鹿把狼都打光了,此后鹿的种群快速地发展起来。但好景不长,接下来鹿群开始流行疾病,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锐减。科学家们经过考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因为有狼,使得病弱的鹿被淘汰,强壮的鹿才能得到繁衍,从而使鹿群进化。这种竞争促进了生物优胜劣汰的例子在自然界数不胜数,在我们人类中也大量存在着。我们是否可以说竞争就一定有利于进步呢?未必,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下面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在以自由竞争著称的美国,就曾出现过这样的可怕场面:“1905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潜入芝加哥一家大型肉制品厂,与工人们一起工作了七周,随后,在小说《屠场》里,他描绘道:‘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核细菌……’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情况?竞争究竟是怎样促进优胜劣汰的?让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来探寻其中的原因。 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参与者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根据取胜的手段和是否遵守规则可分为以下四类:①.提高自己并遵守规则;②.提高自己且不遵守规则;③.阻碍别人并遵守规则;④.阻碍别人且不遵守规则。 在鹿的例子里,由于狼的存在,体弱有病、跑不快的鹿被狼吃掉了,鹿只有使自己更强壮、跑得更快才能存活下来,由此形成了优胜劣汰,这样的竞争对鹿群的发展是有利的。不过,如果竞争的各方不用提高自己,而用阻碍别人的方式来竞争,就不能导致进步;而采用违规的方式提高自己的话,这种提高也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只有所有的竞争者都遵守规则并且通过提高自己的方式(无论他们是自觉地或者在强有力的监管下,被迫地这样做)来竞争,才能不断进步、促进优胜劣汰。 二. 多党竞争条件下的执政 多党制最主要的特点是竞争,这种竞争同样具有两重性。它的优点是由选民当裁判,避免了执政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可以限制执政党滥用权力。更重要的是这种政党体制把老百姓对政府(甚至是政治体制)的不满和怨气转移到了执政党身上,维护了政体的稳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多党竞争增加了阻力,使得执政能力下降,甚至还会引起社会动乱。 多党制为什么会产生阻力、出现恶性竞争呢?问题就在于各政党的目标与选民的目标并不一致:选民的目标是政府的执政表现好,效率高,而且谁能做得好,就选谁。而各个政党的目标则是竞争执政权,在选举中击败对手、赢得选票,让对手下台,自己执政。 如果说执政党为了能够连续执政,他们与选民的目标还比较接近的话,反对党的目标则与选民的目标截然相反。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的执政表现一直很好,选民对执政党自然很满意,执政党继续获胜的机会就很大,这对反对党有什么好处?只有政府执政差才对反对党有利,而且执政越差,选民越不满意,反对党就越有机会选胜。因此在对手执政时,他们总是设法给执政党制造麻烦,进行各种各样的干扰和掣肘。也许有人认为反对党可以通过帮助执政党工作来赢得选民的赞赏,而不必费尽心机扯后腿。这样做确实也会赢得少数人的赞赏,但更多的人会觉得执政党做得好,而把选票投给执政党。这和在篮球或足球比赛中,关注投篮或射门得分的人远多于关注助攻或传球的人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反对党都是 采取阻碍对手的方式来竞争的。 反对党的掣肘方式有多种: 当政府提出一项好的措施,反对党的对策就是拖延,先在程序上找毛病,寻找执政党有否违反法律程序和滥用权力的嫌疑。如果政府的措施考虑不是很周到,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这时反对党就会在旁边等着看笑话,而且希望问题越大越好。一旦政府的执政出了差错,这时反对党一定会充分利用对手的失误,把问题放大,尽可能地激起选民的不满,以便换来自己的选票。2008年底在台湾出现的“美国牛肉事件”就非常典型,而且确实也让反对党走出低谷,连续赢得了后面的几次选举。即使政府的执政比较平稳,反对党也会寻找机会制造一些障碍。台湾反对党对ECFA的反对就是这样,指望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为自己创造新的机会。有时为了全局的利益,政府的一项措施的施行需要付出某些地区或行业的局部利益(如两国的 贸易谈判),但在多党制的条件下就比较难获得通过。反对党会利用那些利益受损的选民来给执政党制造麻烦,施加压力,经常会使这些措施流产。议会里的斗争是最常见的,对执政党提出的法案,反对党往往也是先反对了再说,这样至少可以降低执政党的效率。如果反对党在议会是多数,则可利用议会来制约政府。如果反对党在议会里是少数,他们也未必心甘情愿地服从多数,会想方设法进行干扰:如拖延,在日本议会里就出现过“牛步”策略;还有更无赖的方式就是动武,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议会都屡屡出现动武的场面;有时甚至还会发动(或暗地支持)己方的群众上街示威,以此对执政党施压;就连美国也屡屡出现因两党争执而让政府关门的事件。总之,为了自己的利益,各政党都会不惜一切代价,而这个代价只能由老百姓来支付了。 有些人认为实行了多党制可以防止失误和腐败,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反对党确实对执政党有监督作用,但它并不打算防止失误和腐败的发生。若是政府真的没有失误和腐败了,这算谁的功劳?执政党肯定会宣扬自己的高效与廉洁。因此,反对党比任何人都希望政府存在失误和腐败,而且特别希望这种失误和腐败能够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如选举前夕)被揭露出来,这样才能为他们赢得选票。 反对党这么做会有麻烦吗?通常不会。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批评总比干活要容易得多,而且政府的任何一种措施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总有人得益,也有人受损,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些都给了反对党批评它的机会。这样既给执政党制造了麻烦,还会让选民觉得反对党很用心,一举两得。当然,既要制造麻烦,又必须掌握好分寸,还要找到合适的理由,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如果说反对党不希望政府表现好,那么,执政党的执政就那么完美吗?他们就一定会按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去执政吗?未必。 从西方的实际情况看,执政党如果表现不好,未必就一定下台,而执政党的工作做得很好,也未必能够连任。“法国的希拉克和美国的小布什虽然应对自然灾害堪比灾难本身,但都没有影响到他们连选连任。……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堪称黄金时期,但同党的戈尔照样败选。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治理国家十几年,表现极佳,无可挑剔,就因为执政时间长,照样败选。”⑶因此,执政党对真正做好自己工作的兴趣并不大,他们的兴趣点还是集中在选票上。 在竞选时,无论哪个党执政都要把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为自己的成员“辅选”和“拜票”上,这势必会对政府的工作产生影响。在剩余的时间里,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要努力为选民服务,以争取选票,但也经常会为了选票而放弃长期利益和全局利益。最常见的就是利用执政“资源”为自己争选票,如不恰当的投资和减税等,自己做好人,把烂摊子留给下一任。这种情况在美国也常出现,这也是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不连贯、影响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中美关系还风和日丽,可他回国不久就开始了中美摩擦。而这些摩擦都源于某些集团的利益,如会见达赖,只能满足某些强硬派的要求;卖军火给台湾也只能满足军工集团的利益需求。而这些做法必然会极大地影响中美关系,影响美 国的信誉。作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不可能不知道它们的重要性,但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最近,欧洲的债务危机也与用执政“资源”为自己争选票有关,用张维为教授的话说就是:“多数西方国家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民主“短视化”结果。政客为了拉选票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耗尽了国库,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埋单。南欧国家相继出现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⑷此外,有时还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执政党由于某种原因被反对党抢了先。这时,他们之间的地位就倒了过来,轮到执政党反对了。在台湾,就连人见人爱的大熊猫,都曾经被拒绝入境,其原因就是大熊猫的到来不利于执政党的选票。 这些年来美国压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选票。美国的老百姓失业率高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跟不上工资的上涨速度。所以,人民币升值、减少中国产品进口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这从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措施实施以来的实际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⑸,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比较麻烦,需要像我们在节能减排所做的那样,关闭一些效率差的工厂,失业的工人们要进行学习、提高劳动技能,然后再重新就业。但这样说起来就很复杂,老百姓不容易听得懂,另外执行起来,工人们要花精力去学他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收入上也会有损失,自然不会投他们的票。相比之下,对人民币施压、攻击中国,老百姓容易懂,选票也容易到手。正像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说的那样:“对于美国的公民来讲,他没有刚刚咱们说的五分钟时间去解释,有五分钟他也不会耐心地听,他宁愿看两分钟广告,看两分钟电视剧,他也不愿意听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东西多沉闷,谁愿意听这个话题。人家就愿意听30秒的话,人民币的汇率太低了,因此出口多了,抢了我们工作”⑹。至于这种方法是否有效,则没有人关心,因为到下一次选举已经事过境迁了。 各政党的目标是选票而不是政绩,这就是多党制导致执政低效甚至产生恶性竞争的主观因素。有了主观因素,只要条件合适,就必然会执政低效。而西方的政党竞争制度,恰恰又使得这种情况比较容易产生。原因是这个竞争不是直接进行比较的。 如果各政党的执政是像体育比赛那样同场竞技,大家就比较容易看出谁优谁劣。但在多党制竞争过程中,各政党是先后执政,他们的执政条件千差万别。就拿选民最关心的经济来说,当遇到了世界经济好的时候,发展经济就容易得多,而赶上了经济危机,能保住经济不下滑就不错了。单看某些指标,如GDP的增长率、就业率等,已经无法看出谁的执政本领更强。另外,政治家的执政行为和政策包含了政治、经济、外交、民生等诸多方面,这时综合判别他们优劣的难度就更大。在这种难以看出执政优劣的情况下,执政的政治家做秀就会比脚踏实地的工作更容易赢得掌声,也更容易获得选票。 多党制导致执政低效及恶性竞争还在于缺乏监管。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里,都没有对反对党的反对行为进行监管的机构,而且因为这些事情多数都是合法的,即使有机构监管,也无能为力。他们只要做得不太过分、太露骨就不会有大的风险。 由于双方都把精力用到了选票的争夺上,选民的利益、尤其是他们的长远利益就只能先放在一边,这种竞争当然不可能等同自然界那样的竞争,也不可能有选民希望的高效率了。事实上,在多党竞争的条件下,执政党在工作的同时,要关注着媒体,以便宣传自己的功劳,还要应付反对党恶毒的攻击和掣肘,甚至还要防范对手设下的陷阱,执政的效率怎么会高呢? 三. 多党竞争条件下的选举 对西方多党制的追捧者来说,他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各政党的竞争性选举以及政党轮替,让选民这个裁判来判断和选择。然而这个政党轮替的实际效果实在令人无法恭维,由于选举信息的不对称,选民很难做出好的选择,况且由于金钱的因素,有些人根本就无法参选,许多政策则根本无法出台。 在多党制条件下,竞选非常热闹和好看,电视、报纸等媒体都充斥着各种选举信息,大家都努力吸引选民的眼球。执政党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自己执政有功,反对党则攻击执政党执政不力。尽管如此热闹,但选民还是难以做出理性的判断。首先是缺乏可比性。除了外部条件以外,各政党的执政内部条件也会发生变化。前一任领导人腐败无能,不等于后面的领导人也腐败无能,前面的领导人清廉有为,也不等于后任的领导人清廉有为。所以,选民很难知道各政党今后的表现。其次,如果要全面地解读各政党的执政理念和主张,要求的知识面太广,多数选民都难以同时具备这么多的知识,更何况有的候选人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故意模糊自己的竞选理念。第三,由于各政党在竞选时,不断的相互攻击、辩驳,而这些攻击和辩驳的真 实性也不容易查证。此外,他们自己的竞选政策、主张也往往不能兑现,甚至有些政策的提出就是为了骗选票,并不打算真正兑现或者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这些对选民的判断都形成了巨大的干扰。 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是让选民难以判断的一个因素。一项施政的措施取得成功,需要上下级政府以及朝野之间的协调与配合,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但成果算在谁的头上却并不容易,同样,施政出了差错,过失也不太容易完全归在于执政党的无能,或是反对党的掣肘。 选举舞弊更是各政党在选举中难以摆脱的恶习。由于上述原因,通过政绩赢得选票比较困难,正常的竞选方式大家也都用尽了。于是,各政党在竞选时都会有一些不正当的竞选方式,试图赢得更多的选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为迎合选民而乱开支票就是一种常用的方式,最近南欧各国债务危机就是各政党竞相讨好选民造成的,结果把国家拖到了要倒闭的边缘。其它方式如:恶意歪曲竞争对手的执政主张来误导选民,对竞争对手进行造谣污蔑,甚至还可能采用贿选等手段,更恶劣的是有些候选人还会动用黑社会。更让选民困扰的是,有些手段常常出现在选举的前夜,让选民来不及做出正确的判断,也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此外,监管的缺失也是选举舞弊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 由于不守规则往往会得到更多的选票,即使有些人比较善良,不愿意通过违规获胜,但他在这种竞争中总是要吃亏,甚至会被淘汰。 有些人根据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认定可以自由选择的多党制好。但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如果在一个市场里,各种商品既缺乏可比性,又缺乏有效的管理,这样的市场一定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产品,混乱不堪。它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也不会促进真正的优胜劣汰,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这种市场是没有人愿意面对的。 基于以上原因,在选举时,相当多的选民就只能“跟着感觉走”,而不是科学和理性的选择。“铁票仓”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铁票仓”的选民不管他们喜爱的政党或个人做得多么差,都会支持它。身陷“洗钱”和“召妓案”的陈致中高票当选高雄市议员,“而且以全台第二高票当选,创下高雄市议员历年选举最高得票纪录”⑺就非常典型。其它的非理性因素也占了很大比重。如:同乡、同民族等,甚至身高、相貌都会起很大的作用。事实上,这类现象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中都大量存在着。这样的选举还会促进优胜劣汰吗?这让许多选民失望,成为西方国家的选举投票率低的重要原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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