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

http://news.sina.com.cn/c/2011-09-14/115123153701_4.shtml    小微博撬动大政府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4日11:51  中国青年杂志 　　小微博撬动大政府 　　从社交工具到监督利器，微博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玩意儿”，它正以围观之力试图撬动根深蒂固的传统治理模式。 　　文／本刊记者 赵涛 　　不超过140字的微博能做什么？在作家贾平凹眼中，那不过是长篇鸿著不起眼的一个小段落。然而，老贾一条“圣诞节快乐”的微博，竟招来了16万粉丝和2000多条评论。吓得好静的老贾决定“再不使用”微博。 　　微博之初，连向来敏感的张朝阳也没有料到其威力，他把微博看作一个普通的互联网“标配”。随着新浪微博声名鹊起，当他意识到微博是“比游戏更可怕的东西”时，才长叹“一失足成千古恨”，和几大门户网站一起撒丫子猛追。 　　神马都是浮云的互联网时代，微博竟没有来去如风，反而星星之火燎原起来。张朝阳在2010年夏天点透了原因：微博的突然火爆非一日之功，乃互联网互动产品十年积累之大成。 　　目前，腾讯最新公布的微博用户数在两亿，新浪则达到1.4亿，再加上其他主要网站上的微博用户数，专业人士估计，不重复的微博用户已经有2.5亿，占全国网民数量(4.85亿)的半壁江山。 　　没想到的不止张朝阳，还有社会管理阶层，大概没有哪一位行政官员会料到，这个原以为QQ的交际工具(确实也有官员当作聊天工具)，竟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微博监督，成了网络问政的急先锋，方兴未艾。 　　技术进步推动政府监督，有了电话，便有了市长热线；有了拍照手机，老百姓拿来拍公车私用，这些还都是“点对点”传播。有了微博，传播变成了点对面，于是有了无处不在的互动，从上海大火到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从江苏溧阳卫生局长“开房”到“郭美美事件”，微博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玩意儿”，它正以围观之力试图撬动根深蒂固的传统治理模式。 　　从社交工具到监督利器，微博只用了一年时间。看架势，这仅仅只是开始…… 　　微博之力不可估量 　　——语出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微博 　　政府专门为微博建设发一个红头文件，这样的事情“有木有”？ 　　还真有——6月27日，南京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微博建设的意见》：对于灾害性、突发性事件，要在事件发生后的一小时内或获得信息的第一时间进行微博发布。 　　这意味着，关注南京的人，今后只要在新浪微博上成为“南京发布”的粉丝，对于当地突发事件，就能在一小时内获得最权威的消息。 　　这可能是全国第一份针对政务微博下达的专门文件。如果有朝一日，微博长寿到可以列出一份编年史的话，这样的“第一”应该还是具有意义的——它标志着微博问政落地，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部分。 　　截至发稿，“南京发布”的粉丝数已经超过17万、微博数2000多条。 　　当然，这样的粉丝数比起新浪政务类微博粉丝状元“成都发布”来尚有距离。7月21日，“成都发布”的粉丝数量成功突破100万。百万并非最多，腾讯的广东公安微博粉丝已达400万，是中国目前粉丝数最多的政府网站。 　　行业分布上，官方微博以公安系统和党政宣传部门居多。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看来，公安系统面对危机事件高发地区，第一时间跟民众沟通是好事；宣传部门承担着信息发布与媒体管理的职能，微博成为在传统信息发布渠道之外的有益补充，有利于营造地方党政良好形象和提升公信力。 　　招惹眼球的不止政府微博，更有官员的个人微博。 　　今年4月，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发布了中国第一份《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截至2011年3月20日，全国范围内共有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微博问政”已渐成政府信息公开的新趋势。 　　官员开微博级别最高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张春贤的腾讯微博在开通十几天时间，便吸引了“听众”近30万。这位高官在开博第一天回复网民到凌晨2点。 　　人民网最近评选的十大官员微博中，紧随张春贤的榜眼是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 　　蔡奇是首个微博粉丝超百万的省级官员。7月2日晚，蔡奇现身腾讯微博，与网友交流互动。蔡奇在互动中提到“微博之力是不可估量的”，而政府机构开通官方微博的意义在于走进群众，最大好处是汇聚民智，最大作用是为民服务，最大变化是改善官民关系。 　　蔡奇将微博的好处归纳为几大项：一是让官员可以更直接地走进草根阶层，了解民生民意、民诉民求；二是可以加强政府与民众的互信；三是以低成本模式化解矛盾。他举例说，浙江每年大约有100万件各类矛盾，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果通过微博处理，能节省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微博成为中国官员的必修课 　　——语出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各级干部来说，会用常用善用微博，是当下时髦的利器。 　　7月13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2010年至少有155起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政府舆情事件占比达到60%，而个人舆情事件占到了14%。而官员舆情是个人舆情中的主体，占到2010年个人舆情事件总量的29%，排名第一。 　　高比例的舆情事件集中在政府与官员身上，不难得出结论：面对汹涌的舆情，社会管理者任何忽视推诿的态度都相当“鸵鸟”，掌握和运用微博，成了一门刻不容缓的功课。 　　浙江省委党校最近将“微博与领导工作”列入官员脱产学习班的必修课。去年下半年，北京市委党校已经开始为一些干部补习包括微博和MSN在内的新媒体技能。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课程表上，也有“提高因特网时代的舆论引导能力”、“提高网络领导力”等课程。 　　“不管是不是以党校培训的方式，微博已经成为中国官员的一门必修课。”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说，“微博的精髓是交流的去中心化，它使每个发言者在因特网上实现平等对话，这种交流方式的确在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传统。” 　　这位正部级官员在人民网微博上有近3万粉丝，微博300余条。 　　无需赘言，运用得当，微博完全可以成为社会情绪的减压阀、官民关系的润滑剂。当然，时下的政府与官员微博还有进一步成长的空间。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曾提出“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学会讲话，结果为上。如果以此为标准逐条对照数量众多的政府微博会发现，更多发挥的还是信息发布平台作用，而在与网友互动及解决具体问题方面，却少有突破。 　　眼下，微博最大的短板是诉求如何落实，如何更好地与实践对接。 　　“我们的微博暂不接受申(投)诉、举报受理，如要申(投)诉、举报，请通过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官方网站或各地‘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电话’进行反映处理。”广东工商微博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开通当天，第一条微博就如此声明。 　　这是典型的官腔微博中的一例。 　　“有数量、没质量”，是网友对政府微博的质疑重点。不少政府微博注册后要么鲜有人问津或发言寥寥；要么官方色彩明显，拒人千里之外。 　　复旦大学张志安博士认为，目前政府微博基本遵循“重报态度、慎报结论、再报进展”的原则，政府仍倾向于单向度发布信息，对于民众的质疑和询问，反馈还嫌不足。他认为，这种网络平台的搭建还需要现实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微博的作用。 　　微博问政的困惑也涉及官员——比如，他们在微博中如何平衡职务与个人身份之间的关系。不少官员在微博上发言谨慎，有的干脆关闭评论功能，有的热衷攀比粉丝数量。 　　大概，这是成长期的烦恼。 　　开还是不开，开了微博说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微博对官员的考验，不仅在话语方式，更是一种勇气。而微博一事，上升到执政理念，又何尝不是与时俱进的典型案例呢？ 　　不管对微博持什么态度，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微博，已经用“微”力量，“撬动”了中国的官场生态。 　　从“为人民服务”到微博时代的“为人人服务”，微博这门必修课，各级政府和官员哪怕不考高分，最好也不要挂科。 　　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这是网络革命性的意义。 　　  

    http://insight.inewsweek.cn/report.php?rid=4473 新闻发言人：难言之隐 2011 年 09 月 01 日 09:53:44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编辑： 胡韵   提要 : “新闻发言人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按照‘官阶’来设置的，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问题在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更加突出。铁道部那场失败的发布会将会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官员兼职’型的新闻发言人过渡到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的‘专业新闻发言人’的时机已经成熟。” 新闻发言人同样面临知情权不足的问题，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应大力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本刊记者 / 李静睿 王全宝 文 / 彭玺睿   　　在“ 7.23 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创造了“名言”——“这是一个奇迹”、“反正我信了”的王勇平 8 月 16 日被终止了长达八年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生涯。 　　在铁道部那场引发舆论哗然的发布会之后，同为中国部委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成员的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给王勇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委婉批评他在那场发布会中“职业性的微笑”以及诸多技术细节。王旭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不愿更多提及在公开信之后他和王勇平的私下往来，而是审慎地表示：我宁愿相信这是正常卸任，而不是一种惩罚。铁道部也随即声明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并很快宣布王勇平将奔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 　　非典之后仓促上马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迄今已有七年，王勇平的离去，被认为是对自己的知情权越来越敏感的公众和这一制度之间的“七年之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要是套用一句官话，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日益增长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新闻界的知情需要和有限的新闻发布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重任，显然不是一个发言人能够承担的。 　　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 8 月 23 日下午 2 点，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各部委新闻发言人调研座谈会，其主题为“总结近期新闻发布会的教训，交流各个部门新闻发布会体验，提出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建议”。 　　 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 　　王勇平被停职之后，舆论风向发生了微妙的逆转。有记者回忆说，“在我驻京期间经历过的这些部委新闻发言人里面，他 ( 王勇平 ) 还算敢于说话的一个……发布会上力求答问通俗易懂，会后并不像很多发言人一般，在现场工作人员保卫下躲进休息室或从旁门溜走，而是尽力满足记者们的要求，在会后接受记者们的簇拥提问”。 　　不少记者也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王勇平是一个很好找到的新闻发言人，打电话基本会接，回答问题的内容先不论，起码都会回答，而这对于记者们来说已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有记者抱怨“跑了三年司法部，从来没有见过新闻发言人”，也有人说“有些部委的新闻发布会倒是开了，发言人也回答了提问，就是会后一个电话打过来，提问的内容一律不发”，更有记者本来已经联系好和部长的专访，但是提纲在发言人这里卡了壳，理由是“你怎么能问部长这些问题呢 ?! ” 　　最高院原新闻发言人倪寿明在记者圈中同样口碑甚佳，即使最高院前副院长黄松有被双规这样的敏感事件，记者也能在当天从他那里获得确认的消息，发布会上他也大都会回答记者的所有提问，从未要求“会后提问不能发表”。他对王勇平那场新闻发布会颇为同情，“我都可以设想他开会前的情形，匆匆忙忙赶过去，下了飞机有短暂的时间听一些汇报，然后就是发布会了，那么多镜头录音笔对着你，准备又不充分，心里没有底，效果不可能会好”。 　　黄毅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有些部门拿新闻发言人做挡箭牌，“新闻发言人说好了，领导满意。说得不好，领导不但不满意，甚至有的还受处分。”在他看来，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首先面临的是发言人自己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障这一前提。黄毅官至副部级，又是党组成员，对安监总局总体状况熟悉。但有些部门发言人还进入不了单位的党组会议，对于重大事项以及决策过程并不清楚，“造成发言人对外只能讲表面的东西，再往下讲就无法深入，不知更深的背景。我认为，应该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新闻发言人不是党组成员的，应该作为特例，让他们列席本单位党组会议”。 　　在发言人“黄埔一期”培训时，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是王勇平的老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有制度没有明确如果发言人隐瞒事实要不要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罚则，谁都会趋利避害，但说错了有这样那样的处罚等着我，那大家肯定也会倾向于不说”。 　　 建立专业新闻发言人制度 　　王勇平离职之后，这一批个性鲜明的发言人，从王旭明到原环保总局的潘岳、国家林业局的曹清尧等几乎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公众熟悉的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虽然还在任上，但是已经很少露面。 　　只有黄毅还较为活跃，也维持其一向活泼犀利的风格。他曾向国新办提过好几次，要建立新闻发言人条例，既规定选择新闻发言人的标准，也对新闻发言人进行保护，“出现失误应实事求是处理，应该允许犯一些小的失误”。另外，“有些部门新闻发言人，很久都不召开新闻发布会，我认为这个也应该规范，应该发言而不发言的也要处理。” 　　倪寿明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发布会或者与记者的互动遭受过领导批评，但是他也承认，“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情况，主要领导的态度决定新闻发言人是不是活跃，如果主管领导对这一块热心有兴趣，那机制才会比较流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和常务副院长曹建明都很支持他的工作，在他上报表示要建立最高院和省高院两级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肖扬很快批复“加快进度”，反而是他自己的工作安排拖了半年，一直到 2006 年 9 月才真正建立。而现有的最高法院发言人能将新闻发布会改为定期召开，也显然是得到了现任领导的支持。但是对发言人来说，肯定是和媒体接触越多，越有可能增加“犯错”的机会，因为“如果每句话都要领导批准，那么要发言人来干什么 ? ”这也必然会给发言人增加诸多压力，王旭明卸任时，毛群安就曾经给他发过短信：“你终于逃出苦海了 ! ” 　　美国外国记者新闻中心主任曾经向王旭明介绍他们判断新闻发布会是否成功有三个标准：一是看记者报道情况；二是看这种报道是否符合我们预期；三是看多少人来参加，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可以通过网上实录了解发布会的内容，而不愿意来参加新闻发布会”。这对于还长期担忧面对“闭门会”和“新闻发纸会”的中国记者来说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显然不能仅仅把抱怨不满推到某个具体的新闻发言人的身上。 　　胡泳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是整体制度的一个附属品，因此只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做改进完全是治标的问题，不会有太大效果，“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的信息公开问题”。而一个多年以来没有解决的分歧是：“作为新闻发言人，你到底是对民众负责还是对上级负责 ? ”王旭明对这个问题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反复强调：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得到授权的，他能公布多少，取决于他得到了多少授权；倪寿明也一直解释“信息公开绝对不是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做到的”；而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十年的黄毅的回答是两面兼顾：作为新闻人应该遵循新闻规律，作为发言人应该代表政府。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当我们看到王旭明这样的发言人就说他有个性的时候，“其实正好反衬出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对新闻发言人的制约”，他用了电影《肖申克救赎》里的一句话：我们都是被体制化的。 　　纵览现有的新闻发言人官衔，统统由类似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这样的职位担任，或者甚至由部委的副部级领导兼任，以示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同样是“黄埔一期”的培训老师之一，在他看来，新闻发言人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按照“官阶”来设置的，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问题在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更加突出。史安斌说，铁道部那场失败的发布会将会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官员兼职”型的新闻发言人过渡到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的“专业新闻发言人”的时机已经成熟。黄毅也同意这一说法，认为中国应该开始逐步探讨实行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而使新闻发言人能够在他应有的位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