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县长的简历是机密”
惊闻“县长的简历是机密” 盛大林 不满30岁的闫宁被提升为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将和同样在29岁出任湖北省宜城市（县级）市长的周森锋并列，一起进入“史上最年轻县长”序列。多数人都想知道他的仕途何以如此坦荡，记者也多方打听他的信息，但得到的答复是“县长的简历是机密，不便对外公开。”邯郸市委宣传部外宣局接待人员对记者说，“这事不要采访了，提拔闫宁是按省委组织部的条件要求，绝对没有私弊……”（据9月21日《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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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郭宇宽：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恶政之花
“恰恰是因为你使这些孩子在北京受不到合格的教育，最后他成为“街角青年”，完全被社会主流所排斥，不能进入发展渠道，他才会最终对当地社会造成压力。” （编按：此文根据法广记者对郭宇宽的专访整理。） 首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最近北京市关闭打工子弟小学事件的主要概况？影响到多少学生？ 北京市对打工子弟小学的拆迁其实是多年来一直在持续的。今年据说是一共有36所学校受拆迁影响。现在打工子弟学校的平均规模是600-800人之间，因此可以估算出大概有两万孩子受到直接影响。 拆迁其实每年都在进行，但这次北京市政府已经稍微注意到一点，用比较人性化的方法。之所以选择假期时间，是想避开打工子弟非常集中的时段，来减小社会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因为微博等互联网手段的发达，再加上和郭美美事件和中非希望工程事件结合在一起，很多社会情绪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所以使得这次拆迁造成的社会影响格外之大。 北京市教委曾经承诺不让一个打工子弟失学，那么就您了解到的情况，这一点落实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次落实得比以往要好。以前北京市教委承诺不让打工子弟失学基本上是一个权益之计，只是说说而已，甚至自己都没把这个当真。此前北京市教委主任甚至公开表示，说北京这么大，打工子弟这么多，我们不可能都解决。而且解决得太好，造成“洼地效应”，对北京反而不好。但是这次北京市教委正式提出不让一个打工子弟失学，而且对应地做出一些政策安排，比如附近哪些学校接收打工子弟，应该说这个政策比以前有很大进步。 “ 洼地效应”：一个伪社会科学概念 您刚才提到“洼地效应”，我看您的研究成果里也很多次提到这一概念，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北京市近年来城市发展失控，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集中，给城市管理造成一些压力。于是近年来北京对于控制城市规模要求的力度特别大，甚至把这一点当成排在前几位的政治任务，就是一定要把北京的人口控制住。但是怎么控制住？非常不理性的做法是把一些弱势群体当成控制的目标。北京市明确地说，要控制低素质人口进入——它觉得那些打工者就是低素质人口。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打工子弟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据我所知，就在去年这个时候，上一届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受他上面领导的影响，要求北京不能把打工子弟的教育搞得太好，否则就会有“洼地效应”。所谓“洼地”就是说一旦有了水坑，雨水积在这里流不出去。他希望把打工子弟的教育搞得差一点，那么就不会有一批打工子弟留在北京不走，就不会产生“洼地效应”。这就是他的简单设想，这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北京市领导的指导思想。 按照北京市领导的想法，给打工子弟比较差的教育，他们就不会留在北京了，就不会有“洼地效应”了，结果这个逻辑是恰恰相反的。恰恰是因为你使这些孩子在北京受不到合格的教育，最后他成为“街角青年”，完全被社会主流所排斥，不能进入发展渠道，他才会最终对当地社会造成压力。 我们知道您在主持一个研究项目，关于京沪两地打工子弟就学情况的对比研究。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从2008年到现在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 我们从2008年开始做这个课题，想做一个长时段的跟踪，就是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各跟踪500个打工子弟，看他们的发展情况。 2008年时北京和上海的孩子起点是一样的，都是在打工子弟学校。但是到了2009和2010年渐渐发现，上海的政策是把这些孩子都吸纳进了公立学校，或者把原来的打工子弟学校转制变成了非营利性学校，这就意味着这些学校的财务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政府的监管，同时给予财政补贴。（上海的）生均经费一开始是一千多，后来涨到了两千。相对来说，这样的学校保持了比较好的教育资源，这些孩子从学习成绩、精神状态等各方面都让人感觉到和北京的打工子弟不一样。 那么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一种什么状态呢？这一种纯营利性模式，再加上政府给他的政策预期不稳定，加剧了短期行为设想，往往是有一笔捞一笔。 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是“劣胜优汰”。比如说，很多人看到打工子弟学校好像很可怜、很穷，它的学费一个学期八百块钱，显得也不是很高，但是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一方面压低教师的成本，教师一天上七八节课，一个月的工资在2008、2009年是800块钱，现在也就是1000出头，这在北京也低于做保姆或者最基本劳动的收入，而且这些工资还不能按时发放，另外一到假期就没有工资了。 这些打工子弟学校一方面压榨教师，另一方面孩子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们“乞讨”的工具。很多人来到学校，一看教学条件这么可怜，就给捐钱。而捐钱给了校长，最后往往都进了校长自己的口袋，或者在别人来参观的时候，展示自己买了一些东西，之后再把这些东西卖掉。还有我知道的事例是，有些校长称孩子冬天没有暖气费，出去向企业要求赞助。等他得到了这笔钱，还是不烧暖气，再去向别人要钱。这就捆绑孩子成了他的乞讨工具。 学费只是这些学校收入的一小部分，它们还要从伙食里面赚钱。因为打工子弟一般要在学校吃饭，每个学生每天的伙食最少也能挣一两块钱，而这都是由校长的老婆或者亲戚开办的。有的学校还开办小卖部，很多劣质的零食小孩爱吃，又能赚钱。 很多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设施破败不堪，老师的待遇低下，完全没有教学的积极性，而校长在接待媒体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讲他办学多么艰辛，但是据我们内部的了解，一般每年上百万的利润是非常轻松的。 您在研究成果中把“洼地效应”背后的心态，归结到北京在集权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导致了政策制定者——甚至是普通的北京市民——作为既得利益者对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态度。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如果目前集权政治的模式不改变，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得到制度性的解决？ 打工子弟学校问题的根本解决，肯定是要靠放开户籍制度，不要用户籍来划分人的高低贵贱，或者是他享受的基本资源。就像义务教育，这应当是由国家来保证的，而不是用户口来划分的，这需要一场大的改革。 但是，在现有的微观体制下，是不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必须期待宪政？我觉得倒也不是这样。因为北京的政治敏感性和权力的集中，一方面使得某些问题可能被掩盖、被压制，但另一方面，一旦这些问题被暴露出来，使它盖不住的时候，它解决问题所投入的资源和力度比其他地方要更大。我相对来说比较乐观。尤其是这次通过互联网上不可遏制的群众意见，对于北京市当局产生的压力，最后会使得政策向好的方向回归。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问题的可能出路 你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有很激烈的批评，但同时又表示不能怪这些校长，因为他们是目前恶政之下必然出现的现象。那么在当前的制度条件下，尤其是在北京这个环境里，怎样去规范这些校长？上海的“公有化”或者“购买服务”的政策是不是唯一出路？ 这肯定不是。我觉得在目前的体制下，上海做的努力非常积极。但另一方面，我并不反对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以营利目的办学，市场也能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广州的模式就是政府承担的责任比较少，彻底地放开市场。 在广州，基本上你一办打工子弟学校，政府就给你发许可证。而且广州不搞大规模拆迁，北京的不靠谱之处在于，今年盖的房子，到了明年就马上要拆迁，而广州保留了很多城中村，有廉价的租金可以办学。一旦有了一个稳定的预期，就使得这些学校之间也有比较开放的竞争，而他们的竞争就要比教学质量。有的人也许一开始想赚钱，到后来也想提升自己的品位，最后把自己当成一个教育家来行事。一方面他自己赚了钱，同时也有心把这个事业做好，长期办下去，那么他就对孩子的教学这方面比较重视。这就和北京这样没有稳定预期，所以捞一笔算一笔、“穷凶极恶”的办学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希望比较好的方式是上海和广州两种模式之间的结合：一方面，政府多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能够放开民间，让民间的办学力量能够作为一种补充。 您觉得要破解北京的这个难题，最可能的方式是什么？从什么地方入手？ 目前来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充分、真正的信息公开。我看到一个数据说北京每年为解决打工子弟教育问题花费50亿，这个统计口径肯定是有问题的。上海给每个孩子花两千元，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而北京一年花50亿却把问题解决得这么糟糕，这就说明花钱的效率和资源配置绝对是有问题的。 另外，我们经常有一些比较模糊的数据，比如说解决了70%的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样的70%？真正最需要的孩子是处在什么样的教育环境下？他们享受到的生均教育资源，北京市给了多少？中央给了多少？我们目前最需要的，就是有社会科学意义的、讲道理的、理性的研究，同时需要政府信息公开的配套。 您的研究成果中已经花了很大篇幅，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政策制定的初衷和实际结果背反的现象。您觉得自己的逻辑能说服政策的主导者、使他们改弦更张吗？ 原来这种混账的、伪社会科学的思路影响了北京的最高领导的决策。而中国的决策体制通常是：最高领导一拍板，其他人就都不好说话了。至于我的成果会不会被领导看到？领导是可能没时间看到这种东西的，但是这次通过社会上的强烈意见会促使领导重视问题，这时我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可能会影响决策层中的其他人士。 我相信，原来体制内的明白人，即便明白，领导发了话他也不好说别的。现在通过我的研究可能会让他明白，其实洼地效应并不是这么一个道理。把这样的道理解释清楚以后，这就是对于政策的知识干预，使他能够真正把背后的道理理解清楚。 您提到了法国2005年的郊区骚乱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但同时也提到中国从来没有给移民提供过任何形式的住房的福利，他们大多住在类似棚户区的城中村里，这是一个比法国更加严峻的、像定时炸弹一样迟早要爆发的潜在矛盾。您的判断是怎么做出来的？这种矛盾可能会以什么形式爆发出来？ 这些棚户区的孩子目前之所以没有酿成很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权利意识还没有觉醒。比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公立学校其实并没有招满学生。如果家长有充分的公民意识，就可以要求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学。 当年印度有类似的例子，很多好学校不愿接收低种姓的孩子，结果家长就去学校门口静坐：既然你还有这个位置，就应该接收。而北京这些打工子弟的家长并没有很强的权利意识，甚至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我给政府添麻烦了？这其实是霸权意识影响了他们的思想。 但是作为他们的孩子，就不大会受这种观念的影响，而会像法国的移民那样，要求更多的自由、平等、博爱：我们也在这个城市成长，为什么不能享受基本的公民权？这批孩子成长起来以后，对目前的这种政治统治方式肯定是不能适应的。那么，好的方式是我们的政治目标和手段做适当的调整去适应他们；而不好的方式是当二者尖锐对立的时候，也许会酿成类似法国那样的冲突。 面对民意，媒体如何自处？ 你针对打工子弟学校关闭的事情发过四篇微博，有意思的是其中三篇是针对媒体的，只有一篇是针对打工子弟学校本身的。您主要批评媒体记者不深入调查、妄发议论迎合民意。从另外一方面看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打工子弟学校问题成了媒体和民众消费同情心的方式，而没有从社会科学角度去真正深入思考并且解决这个问题？ 您的概括很准确。确实，现在的互联网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成本低廉的渠道，使得中国社会中长期被压抑的情绪有一个宣泄口，有一种情感消费和宣泄。 比如长期以来在北京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收破烂的孩子，或者做小买卖的家庭带着孩子，年龄看上去有八九岁，都不上学。这种情景在北京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为什么过去就没有人真正把它当回事？而一旦这个事情被纳入公共议题在互联网上推动，好像每一个人都在一夜之间变得非常有爱心，但我们又没有足够的相应知识储备和研究，所以有些话在我看来是非常不着调的，我甚至感觉很多媒体记者连基本的文案工作都不做，就发表一些很简单、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被一些利益群体裹挟在议程设置中，被他们所利用，而不能使事件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我觉得很可悲之处。 (郭宇宽，媒体人，清华大学博士后。原文链接： http :// my 1510. cn / article . php ? id =64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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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中国隐性经济有多大
每当运动式扫黄打非时，不仅一些隐性的娱乐场所、美发场所经营受影响，而且北京的出租车，包括黑车生意，都很受影响。 没有真实失业率这样的核心经济指标，还能有科学的经济研究与决策吗？ 发达地区喜欢把经济数据往下压一压，以免报太多，过于张扬；发展中地区更喜欢把数据往上估一估。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彼就是了解真实情况，科学决策要掌握全面信息。遗憾的是，至少在经济领域，决策者并没有正视全面信息，比如，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在官方统计、政策与报告里，几乎看不到有关隐性经济的指标与数据，大家都对此熟视无睹。显然，以隐性经济现在的规模，轻视乃至无视它，难有科学决策。 中国隐性经济6万亿左右 什么是隐性经济？有的称之为黑色与灰色经济，有的把它等同于灰色经济、影子经济、非正规经济、地下经济、非统计经济、不合法经济等。如果把那些纯黑的，比如无证生产不健康食品、劣质与有毒商品等排除，隐性经济大体上就是没在官方注册的经济。比如，各地普遍存在的黑车、地下博彩、地下职介、中介、无照小生意、未登记幼儿园、路边修理、路边市场、街头力工与临工、假冒商品、废品收购、性工作者、非登记家政、私下租房、血液与器官买卖、私人调查等。 在多数国家，隐性经济基本没被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一些发达国家已在对隐性经济做官方估计。比如，英国政府配备专人估计正规与非正规经济中偷税漏税的规模等。 世界的黑色经济比重是什么格局？奥地利一位教授曾对76个工业国和新兴工业国的非正规经济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发达国家，非正规经济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在发展中国家则相当于GDP的30%以上。该研究指出，非正规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约占其GDP的70%以上，规模最小的国家也要占其GDP的10%。据有的欧美学者估计，全世界的隐性经济占全部经济的20%，我们只统计了80%的经济。 我国的隐性经济伴随经济转型逐步增加。有学者研究：1978年前，中国隐性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在5%以下；之后到1990年代一路增加到20%；近10年隐性经济增速放慢，可能有减少。目前规模估计占GDP的10%-20%。如果按2010年40万亿元GDP算，中国的隐性经济应有6万亿左右。 举几个身边例子吧。我在北京，经常坐出租车，通过与司机交流、自己调查统计出，北京正规出租车有7万辆左右，而北京非正规出租车估计有15万辆，白色与灰色之比是1∶2。如果每辆黑车每年收入5万元，则每年总收入应在80亿左右，这还不算改装的三轮车等。北京的自行车烤白薯，估计有万人规模；北京的废品收购也有数万人；小产权房的买卖与出租更是规模惊人，有数据说有60亿平方米，相当于10年来房地产开发总量。最近，我去长沙3天，6次打车中有3次坐的是黑车，与司机们聊天，他们说，长沙正规出租车是六七千辆，而黑车有万辆。小小的橘子洲头就有7辆黑车。 中国经济波动，时常是体制内波动不大，而体制外特别是隐性经济波动很大。比如，每当运动式扫黄打非时，不仅一些隐性的娱乐场所、美发场所经营受影响，而且北京的出租车，包括黑车生意，都很受影响。 与隐性经济相关的是隐性就业或隐性失业。宏观经济关键指标主要有价格、就业、收入等，其中就业尤其核心。遗憾的是，我国没有统计过全国的失业率指标与数据。目前只有各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度量的是拥有城市户籍人口的自愿登记的失业人数，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全国各地人口流动很大，加之传统、文化与习惯等因素，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能代表全国失业率的实际水平。2008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认为中国城镇失业率已达9%以上，大大超过了7%的国际警戒线，还有人估计中国失业率达到20%，甚至更高。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年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都是在4%-5%。30年来，失业率都在2-5个百分点波动。显然，这数据大大背离了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没有真实失业率这样的核心经济指标，还能有科学的经济研究与决策吗？ 庞大的隐性财政，保密的粮食储备 与隐性经济类似的是隐性财政。比如2010年我国预算财政收入为8.3万亿，占GDP比重20%，其中税收收入为7.3万亿，其它收费项目约为1万亿。 此外，还有预算外的表内收费与表外收费，万亿级的社会保险收入，2万亿级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采矿权出让收入，发行彩票收入等，它们占GDP的比重相当大，应该近于10%。然而，这些项目目前都还没纳入财政预算收入，各地区财政收入数据极其不准确。考虑到这些因素，估计广义财政收入应占GDP比重30%以上，比现有比重高50%。对应的是，财政支出口径也偏窄，比如，近期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或隐性债务高达10万亿，大大超过7万亿的中央国债余额，也超过2010年全年财政收入。隐性财政的制度化公布刻不容缓。 存在的问题还有不透明统计或统计数据的不公开。统计部门对某类经济现象或许有统计记录，但没有对外公开或未直接对外公开。 比如，中国究竟有多少粮食库存与储备，至今仍是秘密数据。一国粮食储备不仅保证消费需求，稳定粮食市场价格，而且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特别是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或战争等突发事件时。为确保粮食安全，政府建立了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大部分粮食储备由国有粮食企业保存。 储备粮主要包括中央储备粮、地方储备粮、国家临时储备粮和国有企业的商品粮。在计划经济时期，粮食库存与储备也许是个较敏感数据，在市场经济时期，继续保密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加剧市场的过度反应，割裂政府与社会的联系，阻碍学术研究，降低科学分析的质量。依据信息公开原则，如无例外，应该公开。 统计太随意，不公开甚至造假 目前官方统计数据权威性不高，除了中国幅员广大，经济社会情况复杂，统计准确较困难外，更多原因是人为因素。常有人说，中国的统计数据是三分统计、七分估计。也有人说统计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更有形象表达：上压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骗上，层层加水，水到渠成。 例如，十年前山东泰安市GDP造假，居然夸大1倍，以至当时的市委书记被称为“鲁吹1号”，等等。2003年《人民日报》报道，黑龙江省肇东市某乡实际只有21头奶牛，但经过各级干部的浮夸虚报，最终“统计”结果竟达到2100头！2009年中国GDP增幅8.7%，但地方GDP总量相加远高于此，达到两位数，自2004年以来，这种现象几乎年年如此。只要地方GDP数据与政绩考核挂钩，不与老百姓口碑挂钩，则统计造假就是必然。 统计的夸大或缩小有特点。比如，发达地区喜欢把经济数据往下压一压，以免报太多，过于张扬；发展中地区更喜欢把数据往上估一估。这样夸大与缩小抵消之后，数据有没有平衡呢？据我近几年在珠三角、长三角的调查，发达地区往下低估，大概低估2个百分点，而发展中地区则高估3-4个百分点，高低估相加，最后还是夸大多一些。 此外，还有媒体传播偏差。由于媒体工作人员受自身经济专业水平的限制，对经济指标数据的理解可能产生偏差，或受商业利益驱动，人为制造经济指标数据的偏差，从而给公众传递错误信息。 学术界难以发出独立声音 显然，科学决策需要正视隐性经济，而正视就需要质疑流行与权威的勇气。遗憾的是，目前国内正在逐渐丧失真做学问、敢做学问的精神。 我国学术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与科研院所，目前这些单位都是党政领导下的事业单位，不仅教学与科研经费来源于上面拨款，学术机构主要负责人（如校长、校党委书记等）也来自上级行政任命，有确定的官级（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正处级等），评上院士或一级教授可享受所谓副部级终身待遇等。 在这种情况下，想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发出独立声音，难。在官本位体制下，搞命题作文与结论先行的“学问”研究不足为奇。敢讲“不利于和谐”的实话真话有风险，特别是对有一定行政职务头衔的学官，小则警示教育，大则“乌纱”难保！在这样的学官领导下，学人很难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也就不可能有真学问。 怎么办？一方面，需要学术机构去官化，许多现有学术机构可以转型，就像三十多年前企业改制一样。从增量看，要大量民间学术机构。 只要由民做主，百姓不是被代表，民意不是被征求，科学不是被决策，学问不是被官控，大多隐性经济可以而且应该转化为显性经济，堵塞打击与轻视忽视无视是不可取的，隐性经济是可以波动于一个有限的幅度里的、是可统计的，阳光是可以普照的，决策是可以科学化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阅读更多魏英杰 | “最年轻县长”该被追问的不是年龄
“最年轻县长”该被追问的不是年龄 文/魏英杰 邯郸市换届调整县级领导，未满30岁的闫宁被提升为馆陶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目前遭到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在相关报道中，这位刚满29岁的官员甚至被列为“史上最年轻县长”。 干部年轻化曾被视作改革象征，如今为何饱受质疑？可以认为，许多人质疑的并非提拔年轻干部，而是当事人背后有无权力关系背景。实际上，闫宁所受质疑与周森锋等人是一样的，这就是：在当前这种官场潜规则盛行的背景下，若非有后台或者走关系，这些年轻人何以能够获得青睐？ 所以，与其说人们质疑的是这些人年纪轻轻就手握大权，不如说人们追问的是这种权力的来源及其正当性。正因为人们无从获知这些官员的详细任职情况，更无从了解其施政理念和政绩，因此当这些人因年龄因素进入公众视野，舆论难免对其进行聚焦与审视。以闫宁为例，他三年获四次升迁，官运不可不谓亨通，可当人们想了解其相关教育、工作背景时，却被告知“县长的简历是机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不让人们产生疑问和猜测。 从这角度看，人们对“最年轻官员”的追问，恰是出于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渴求。县长是政府工作人员，所作所为皆是为公众服务，可为何公众却不能对其有所了解？更何况，代县长尚未经过人大选举，不公开相关信息，相关机构怎么履行合法职责？又或者说，相关官员的情况只能对少数人（比如人大代表）公开。那么，这样即便能够获得投票通过，老百姓对此又该怎么看怎么想？ 有志不在年高。多少风云人物走上历史舞台时，不也正当青春年华。年纪从来不是职务高低的唯一判断标准，任职资格及其正当性才是正确的评判标准。可如果人们对相关人选的情况一无所知，又怎么去作出评价？可见，信息公开也是政府官员任职的一个必要前提。对于一个连简历都是机密的县长人选，人们当然只能往最黑最脏的地方想。就这点而言，当地越是遮掩闫宁的相关任职信息，越是会增加人们的怀疑，从而让这位年轻官员陷入舆论危机。 2011年9月21日 发于《新京报》
阅读更多胡泳 | 逾八成人称现在社会谣言很多 因官方信息不透明
http://politics.people.com.cn/h/2011/0908/c226651-1070584497.html 逾八成人称现在社会谣言很多 因官方信息不透明 2011 年 09 月 08 日 08:42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从 “ 抢盐防辐射 ” 到 “ 各地将发生地震 ” ，近年来，各种谣言层出不穷。前不久，被多家媒体报道的国家调整年终奖个税征计方法的信息，最终也被证实是一条谣言。有人感叹，谣言如今已无孔不入，造谣都造到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头上。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网易新闻中心，对 1714 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 83.2% 的受访者确认现在社会谣言很多，其中 34.4% 的人表示 “ 非常多 ” 。 受访者认为谣言最常见的传播渠道是 “ 网络 ”(85.8%) ，其他依次是 “ 生活中的口口相传 ”(58.6%) 、 “ 手机短信 ”(53.6%) 、 “ 电视 ”(30.2%) 、 “ 报刊 ”(24.3%) 等。受访者中， “80 后 ” 占 45.6% ， “70 后 ” 占 35.1% 。 谣言泛滥， 73.1% 的人归因于权威部门不能及时发布准确信息 玩了一段时间微博，北京市某高校研究生郑海 ( 化名 ) 发现，微博上的谣言非常多，有的把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都描述得非常详细，还会配上几张挪用或造假的照片，一般人很难区分真假，让人防不胜防。 郑海坦言，他自己就转发过一些编造得非常 “ 完美 ” 的谣言。他说，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由于非常想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常规渠道中的信息又比较少，他就会守在微博上，等着网友公布事件的最新消息。等待信息时心情迫切，加上网上信息往往数量多、更新快，其间，就不免会受到一些谣言的误导。 “ 网上也有专门的辟谣帖， 但几乎所有辟谣帖的转发、跟帖数量都远远小于谣言帖，可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谣言更具吸引力。 ” 民意中国网网友王女士也是谣言的受害者之一。她告诉，年初发生 “ 抢盐风波 ” 时，她一听到消息，就马上给亲友打电话让他们买盐。 “ 老百姓很多时候很难作出准确判断，当缺乏权威信息源，谣言又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当然要 ‘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 了。 ” 调查中， 17.9% 的受访者承认传播或转发过谣言。 56.2% 的人表示，在事实真伪还不明确的时候，不会转发消息给朋友，但也有 17.0% 的人表示会转发， 18.9% 的人表示不好说。 为什么谣言能广泛传播？调查中，受访者给出的首要原因是 “ 权威部门不能及时发布准确信息，致使信息不透明 ”(73.1%) ，排在第二位的是 “ 从众心理所致 ”(58.6%) ，排在第三位的是 “ 大多数人对谣言缺乏判断能力 ”(58.3%) 。 其他原因还有： “ 一些媒体传播不负责任 ”(56.0%) ， “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推波助澜 ”(50.1%) ， “ 有些谣言一定程度上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人们愿意相信并传播 ”(49.5%) ， “ 一些人缺乏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不具备常识判断能力 ”(47.8%) 等。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是微博上民间网络辟谣组织， “ 辟谣联盟 ” 的发起人之一。他指出，网上谣言之所以如此泛滥，一方面是因为很多造谣者各怀鬼胎，想要 浑水摸鱼；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对一些事件的处理，让网民产生了较差的心理感受，使他们更倾向于去相信谣言，给谣言提供了生存空间。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指出，一般来说，谣言往往被看作是虚假信息，但它也是公众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获取信息、形成共识的重要方式。谣言传播的效果取决于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以及真相的模糊性，也就是说，事件本身越重要，信息公开得越不充分，谣言越可能得到充分传播。 “ 在新媒体的作用下，谣言的传播也从传统的口口相传模式，演变成了新型的网络传播模式。 ” 胡泳说，网络的匿名性，使谣言来源不确定的特点被进一步加强。此外，当人们从网络或手机短信得知谣言，他们往往会将消息告诉亲友，使谣言在人际网络中以传统方式继续传播，这样一来，谣言的传播方式就更为多样，传播效果也更为明显。 要杜绝谣言，网民在转帖评论时就要有警惕心理 一名民意中国网网友留言，现在传播得最广的谣言基本都是与收入差距、官员腐败、官民冲突等话题有关。谣言之所以泛滥，是因为它一定程度上符合了部分公众的心理预期。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老百姓不能分辨谣言，而是他们在事实真相不明确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相信谣言。 胡泳说，由于当下很多政府部门都实行重大事故 “ 一票否决制 ” 。 所以一有事故发生，部门第一反应通常是封锁消息，争取消除影响的时间，但这样往往会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地 —— 一方面，它们对包括谣言在内的信息都采取压制态度；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封锁消息，谣言才有了滋生的土壤。对于谣言，如果完全采取封锁和压制的方法，只能是越封锁，谣言越多。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制止谣言？调查中，支持率最高的措施是 “ 谣言止于公开透明，权威部门应及时发布准确信息 ”(81.6%) 。 65.9% 的人认为 “ 谣言止于智者，人们应该提升判断力，学会甄别 ” ， 53.7% 的人表示 “ 对于别有用心的造谣者应该坚决打击 ” 。 吴丹红认为，要杜绝谣言，首先，网民在转帖、评论时要有警惕心理，冷静判断帖子内容的可信度后再发表意见、进行传播；其次，有关部门也应实时发布事故的全面、真实信息，以充分的证据和细致的说明来回应质疑，让谣言止于公开透明。 胡泳指出，只要官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不消除，老百姓对谣言的热衷程度就难以降低，所以，制止谣言的关键在于填平老百姓与相关部门间的信息鸿沟。 “ 政府说什么老百姓就信什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很多人都习惯性地认为，发生事故后有关部门一定会掩盖真相。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 ，在思考如何制止谣言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思考，在未来如何重建有关部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公信力。 ” 胡泳说。 ( 向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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