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遭到中国政府软禁和噤声已近一年，有海外媒体日前刊登文章，呼吁公众关注刘霞的境遇。 美联社星期天的报道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去年10月8号宣布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在监狱服刑的刘晓波，这使中国的异议人士受到鼓舞，包括美国、德国在内的各国政要也纷纷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而这也激怒了北京，在随后的数周内，北京当局骚扰和逮捕了几十名刘晓波的支持者。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他的妻子刘霞也失去了自由。刘霞被软禁在家，遭到警方监视，不能打电话或上网，只能跟几个家人见面，她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过着孤独和压抑的生活。 现居加拿大的姜维平曾是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也是《零八宪章》的海外支持者。他曾用化名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一系列揭露大陆官员贪腐的文章，于2000年底被大连国安局逮捕，并被以“危害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罪”的罪名判刑8年。谈到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和家人的打压，姜维平表示: “现在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比过去严厉得多，但是情况有些不同，因为每个人不同的特点可能有些区别，但是总体上比过去打压的程度要加强。这主要是因为现在国内大的形势，社会两极分化比较尖锐，群众抗争事件增多。另外，从海外来的舆论压力比较大，使他们感到非常没有面子，所以非常恼怒。” 姜维平认为，中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影响到当局对待异议人士的态度。 “现在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又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权力斗争和这个搅和在一起。有一个派别主张对异议人士比较温和，有一个派别又是严厉打击，所以十八大之后，各个派别各就各位之后，我想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美联社的报道说，诺贝尔委员会秘书长伦德斯塔（Geir Lundestad）表示，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上，刘霞作为获奖者妻子的遭遇史无前例，也令人遗憾，诺贝尔委员会也对刘晓波的境遇感到担忧，因为自从去年底以来，该委员会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刘晓波的新消息。报道说，刘晓波的父亲于9月12号去世，仍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的刘晓波未被允许参加父亲的葬礼。刘晓波的弟弟刘晓喧透过朋友向媒体透露说，他无法联系到刘晓波或刘霞，也无法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们。 对于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及其家人的骚扰和打压，美国华盛顿“中国信息中心”的杨莉藜评论说: “中国用打压异议人士的家人来消灭异议声音这样一种做法很早就有，而且这是专制制度的一个特征。共产党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专制的制度，中国现代这种制度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是愈演愈烈。每当中国的形势左的一方发展的时候，这种株连就显得更为严重。” 刘晓波曾参与89民运，长期以非暴力方式争取中国基本人权，多次被捕入狱。他在2008年发起《零八宪章》，呼吁政治改革，2009年他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目前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为实现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目标 中央政府再向地方施压 （2011-10-02）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裴敏欣：中国可以拯救欧洲吗? [中国早点] 中华民国在台湾 [辛亥百年] 柯木林：走上神坛的孙中山 [金融风暴] 美4500万人靠政府“食品券”过活 ● 黄慧敏 北京特派员 　　为达成在今年内建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再向地方施压，无法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城市，一律不得兴建与购置政府办公楼。但为帮助地方政府完成任务，当局也呼吁优先处理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债券发行申请。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是于周五在政府网站上发布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加大该工程建设的推行力度。 未来五年建3600万套 保障性住房 　　所谓保障性住房是针对中低收入者而建的廉价房，并可进一步细分为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等类别。为了解决房价高涨带来的问题，中国在其“十二五”规划中定下目标，要在未来五年里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让这类住房的覆盖率达到20%。其中，单是今年全中国就要建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 　　根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截至8月底，除了西藏以外，全中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已有86%开工。但报道引述匿名官员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如何推行这最后14%的项目难度最大。 中央政府列明制裁措施 　　为了在这最后的三个月里达成目标，中国政府周五发布的指导意见就明确提出了制裁措施。指导意见指出，地方政府应在财政预算安排中将保障性安居工程放在优先位置，任何擅自改变保障性住房土地用途者，将依法从严处理；没有按计划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城市，不得兴建和购置政府办公楼。 　　指导意见也要求相关部门制定具体的考核制度，根据情况，对没有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地方政府负责人进行问责。任何以虚假资料骗购、骗租保障性住房者，也将被禁止申购租赁保障性住房五年。

为了遏制企业老板讨债跑路、甚至还贷无望而跳楼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温州市政府出台种种措施救助那些资金出现短缺和还贷困难的民营企业。政府出手干预是否奏效？ 资金链断裂和还贷回天乏术使温州企业老板越来越多地加入“温跑跑”的行列。 单单九月二十二号一天温州就有九个老板“跑路”足见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此时，温州政府以近日推出的《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为核心，实行各种措施，动用各种手段帮助温州民营企业， 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应对资金危机和借贷还债危机。在温州鹿城区从事音乐录制工作的李先生表示，政府此时出手救助肯定有效果： “因为整个温州市的发展本来靠的就是民营经济这一块。民营经济里面中小企业又是最多的大头。如果说温州政府要眼睁睁地看着中小企业在资金链的影响下，一个个都要面临着倒闭或者说像最近传说的40% 的企业年底之前都要倒闭。怎么可能会看着它倒闭呢。一倒闭整个温州肯定会受不了的，所有的人都得卷铺盖去外地了。” 在种种救助措施中，温州市政府要求当地各银行业机构加大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信贷资金保障力度，确保实现年初确定新增贷款1000亿元的目标，要求全市48家融资性担保机构联合行动，与政府配合，抵制一切违法违规行为， 要求温州州市公、检、法坚决打击暴力讨债和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徐滇庆博士表示，现在温州市政府出手救助虽然是件好事，但政府要找到问题的病根，温州民营企业的资金问题只是全国范围类似问题的集中反映： “中国现在是冰火两重天。一方面金融的流动性过剩，大量钞票印出来通货膨膨涨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恶性通胀的爆发。就不得不来收缩银根。就把中小企业整死了。比如说现在要把银行存款储备准备金利率向上提，已经提到22%了。正常的15%就够了，高了7个百分点。这害了谁呢？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如果给它冻结了这么多钱，它就真的没头寸了。可是四大国有银行每家现在都有几万亿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它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34%。但是它又找不到好的项目把钱贷出去。所以中国现在金融出现的问题是一个结构型的问题，为了防止恶性通胀就不得不紧缩。而每一次的紧缩伤害的都是中小企业。所以，今后这个矛盾如果不能够妥善解决，这个事情会越来越严重。”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有报道说，温州市迄今至少已经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其中九月份就发生了26起；不仅如此，近日温州还发生三起因债务危机后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的事件，造成两死一伤。这些跑路和跳楼轻生的老板大多都直接或间接与民间高利贷有关，因为温州民间借贷利息疯涨至三到五分，个别甚至达到6分到1毛。美联社星期五引述新加坡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这样高的利息企业肯定无法承受。 虽然如此，李先生表示，温州的民间借贷就像中国其它地方一样还会存在下去： “因为他们也不可能说不做生意了嘛，他们也得吃饭。但是政府的监管制度可能会更严格。需要通过各个关卡的手续。” 中国官方媒体有报道说，大约80%的中小企业都通过民间借贷进行融资；温州民间资本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其中参与民间借贷的资本大约1100亿元人民币，占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20%左右。民间借贷在温州主要通过众多的担保公司和民间金融机构进行运作。 徐教授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像温州出现的金融问题，中国必须大力发展中小民营银行： “让民间对民间，达到信息对称。这样的话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记者：“但是徐教授，这次发展几乎疯狂的民间借贷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就是充当了民间银行的作用吗？” 徐教授：“所以，我一向就主张把民间信贷从桌子下面摆到桌子上面来。你干脆就把这些民间信贷的组织变成一家银行进行规范管理。所以一切都在于制度建设。” 中国官方星期五有评论说，目前发生在以温州为代表的企业融资和还贷问题是中国式的信贷危机。 要化解这场危机就必须放开民间金融市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