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

黄秀辉 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王立军大戏”余热不减，在这次“两会”上又成为“热点话题”。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都是‘拼图式’的……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建议你不要做过多的想象。”尽管赵启正没有回答王立军是否寻求过“政治庇护”，但不需要“拼图”和“做过多的想象”，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作为中共执政以来闯进外国使领馆的最高级别干部（重庆市副市长为副部级），如果不是遇到了很不安全的事，绝不会走“非正常上访渠道”！一个红得发紫的副部级官员，居然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休假式治疗”，这是一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在“文革”中被“打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就有122人，全国被迫害致死的有2000万人（董宝训、丁龙嘉著《沉冤昭雪》），他们宁可选择自杀，也没有一个人跑到美国使领馆。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时，只有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跑到美国大使馆，并获得政治庇护被成功转移到美国。难道王立军也是“忧郁症”？在他的名片上有两个体现“学者型”的职务——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应用心理学二级学科带头人。作为一个心理学专家，比常人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不会得抑郁症或精神失常。那么他为什么要冒着“叛徒”的风险去“美帝”领事馆“上访”呢？笔者分析，只有一个理由可成立。公安局长都知道，有个别进京上访者在走“正常上访渠道”走投无路时，就去闯外国大使馆，虽然闯不进去，但“外交无小事”，把影响造大了，就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只有得到总书记和总理的批示才能解决问题。王立军可能从中得到启示，认为即使美国不给他“政治庇护”，也会把他直接交给北京，这样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王立军走到“休假式治疗”这一步，是偶然中的必然。据民间传说，当年的“打黑英雄”文强“黑打”张军时，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轮到王立军“黒打”文强时，文强临死前对张军说过同样的话。张军与文强之所以敢这样断言，并不是他们会算命，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检验了一条定律——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在一个“官员自杀必定忧郁症，平民上访必定精神病”的国家里，在一个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的制度下，在一个生意人赚钱就必须与权力合谋的时代，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其中，官员的高危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高危来自司法不能独立。党对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党的各级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机关为了“讲政治”可以不讲法律程序，党指到哪里就要打到哪里。2011年4月12日，著名法学家、北大教授贺卫方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中单独对王立军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仅隔了10个月，贺卫方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就在王立军的身上应验了。 官员高危来自“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只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担当社会的裁判者、服务者、监督者，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即使调解社会矛盾也要放权于非营利的民间组织。然而，在中国唯有政府没有社会，所谓的社会民间组织都是带有官方背景的营利组织，政府是“公司化经营”，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当政府与民争利时，当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政府公开干预不利于“维稳”,民间组织又因官方背景而没有公信力，因此使用黑社会这类高效的特殊组织进行暗中操纵成为最佳的选择。强占农民土地时，需要黑社会去谈判压价；强拆居民住宅时，需要黑社会去敲门砸窗；垄断市场时，需要黑社会去赶走老业主；拦截上访人进京时，需要黑社会提供“黑监狱”……如果地方政权在社会管理上不依靠黑社会的力量补充,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必须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但政府又害怕黑社会向政权渗透会危险到自己的“黑老大”地位，担心黑社会垄断市场会侵占自己收“保护费”的地盘，所以要不断“打黑除恶”。作为政府官员，既要通过“打黑除恶”来赢得民心，又要“养鱼执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既要当“打黑英雄”，又有当“保护伞”，红道黑道集一身，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无间道。 官员高危来自“成王败寇”。中国的强权政治带有浓厚的封建特色——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最后你死我活。而这一切盖因“成者王侯败者贼”：成者不仅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本派系也会鸡犬升天，成为“先富起来”的利益集团，即使触犯国法也是“刑不上大夫”；而败者呢，不仅自己被精神病、被处决、被软禁，本派系的人还会深受“连坐”和“族诛”之苦……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红卫兵批斗时，即使手举宪法也无人理会，他与妻子王光美向毛泽东求情“回老家种地”，但这样的最低要求也是非分之想，最后被迫害致死。受到刘少奇牵连的邓小平“三起三落”，而当上“皇帝”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又败于邓小平发动的政变，被“人间蒸发”。 官员高危来自选择性执法。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走了，成为罪孽的帮凶。我们都知道，黑社会吸收新成员时首先就要求他去干一件犯罪的事，否则别人就要把他赶走，甚至还要加害于他。中共明知道自己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坏的，但为了“显示中央反腐决心”，就要选择性地执法，就要抓典型，抓谁呢？当然是抓那些后台不硬、根子不深、平时不听话的干部。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都亭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冉建新（曾任利川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司法局局长），因为多次在市领导面前为被“强拆”的市民说同情话，某市领导怀恨在心，多次扬言“要收拾冉建新”，冉得到信息后，多次向这名市领导“赔礼道歉”，但没有得到原谅。2010年11月13日，冉被“双规”。2011年1月3日，巴东县检察院立案侦查。2011年5月26日，市检察院批准对冉逮捕。9天后，冉突然死亡。冉死后，天涯等多家网站发出尸体图片，发帖人描述“死者七窍流血、全身淤血、多处外伤、背部还有多处被烧烫伤痕，其状惨不忍睹。”冉的妻子游小玲公开了冉写在卫生纸上的“绝笔信”，其中揭露了市领导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的详细过程，求助于中纪委和省纪委还其清白。2012年1月，鹤峰县法院对这起刑讯逼供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刑讯逼供罪分别判处原巴东县检察院反贪局教导员任中海、法警大队教导员谭发明三年和一年的有期徒刑。而对市领导的责任，至今没有追究。 正因为官场险恶，中国的官员们时刻准备移民国外，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官员把儿女和妻子都送到了国外，自己当“裸官”，但其中一些官员仍然不能实现“安全著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往往选择自杀，这样能保护其他官员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王立军没有选择自杀，他想为中国官员探索一条以“叛变”求生的路子，但他不懂得“政治庇护”是专门为那些因反抗专制而受到迫害的政治异见者提供的，而他从来没表示过对专制政治的异见，反而是中共镇压政治异见者的工具，他背叛中共是因为内部权力分赃不均。如果美国给了他政治庇护，就等于用政治庇护这种方式奖励那些贪官污吏们，这是违反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的，在道理和道义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官员到哪里去寻找安全？投资移民门槛太高，投靠儿女申请绿卡的时间太长，潜逃国外很容易被引渡，寻求政治庇护已被王立军证明此路不通，难道只有患抑郁症而自杀这一条路吗？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又有一名中国官员自杀，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苏力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其前任邬学新于2010年10月16日由政府办公楼七楼坠下身亡，警方称邬学新因遭好友实名举报其违纪违法而轻生。谁能拯救中国官员？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对所有人都没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我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作者: 黄秀辉，民主中国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1)  | 标签: 香港城邦论 , 民粹机制的定义和深渊 , 唐健 文：唐健 先让我们直接了当地给 “民粹” 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吧，以便真正的公共辩论能够展开，接着我们再讨论孔诰烽“民粹、法西斯与纳粹的系谱”一文对民粹主义的误解： 1. 民粹主义是一种机制、 一种通过生产外部“敌人”转移社会内部矛盾、从而让被虚拟化的“人民”崛起的机制，它具有转移置换、专制、法西斯倾向、意识形态神秘化、去政治化和被中产 操控等特征。因此孔诰烽和安徒的“无固定内容”、“中性”或“可左可右”（注）这些“拉克劳民粹论”的观点──透过推展“民粹理性”的定义和分析其理论构 件──被齐泽克“反对民粹诱惑”(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一文逐一击破。《论民粹理性》(注) 2. 法西斯是一种民粹主义，两者都采用相同的“心理-政治机制”：一个神秘的敌人形象以偶然的方式隐喻了一大群各样社会不满或“人民的要求”。声称法西斯同民粹无关无疑背离了逻辑和历史。 3. 左翼运动不是民粹主义，因为它不向政权提出要求，而是要摧毁它（这也解释了为何真正共产主义政权下的不满，总是针对共产政权本身，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假如社会有问题，人民要做的就是解散当权者）； 相反，民粹主义要求权力满足它的新要求，间接将权力捧上救主的位置；拉克劳的研究亦佐证了“民粹理性机制”回溯式地预设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和谐社会（大他者）。 在考察了史上的民粹主义之后，拉克劳极具洞察力地将民粹定义为常规政治的对立面、定义为那些(结构上必然)被常规政治斗争/领域排除在外的社会“要求”demand的霸权斗争(struggle for hegemony)，结果民粹──透过黑格尔的“对抗性决定”(注)──成为代表政治全局的那个局部（或曰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partial”，这有点像在某些时刻，政治游戏中所有阵营都代表着特殊利益，只有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僧侣才象征了普世性，结果宗教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这种“形式主义”兼本体论的理论框架(注)，为民粹意义下的政治主体（“人民”这一中心概念）铺平了道路。拉克劳在最后一章总结其“人民”时说“将“人民”构想为一个政治类别，而不是社会结构其中一层。这个概念指的不是一个特定群体，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行动，它从异质元素的多样性之中创造一新的能动性(new agency)”(注)。 现在我再以简化的方式总结一下经过拉克劳分析下的民粹过程：首先各种各样“要求”(社会不满)聚集，然后这一群“要求”最终被一个“空洞”的符号/能指/隐喻──例如犹太人──统摄或象征（凝缩），这就是为何一个空洞符号能够代表一群互相矛盾的元素的原因。例如一个既强大又愚蠢、既聪明又下贱的敌人形象(figure)。 齐泽克完全同意拉克劳从形式-概念层面还原民粹主义的真面目的做法（ “I agree with Laclau to define populism in formal-conceptual way”），他质疑的是后者的民粹定义遗漏了几个关键的民粹特征： 4. 最主要的当然是民粹机制──透过建构一外部敌人或入侵者（intruder）──转移了(displace)社会内部矛盾这一点，人们觉得只要消灭这个神秘的敌人，就可以恢复社会平衡和公义。假如我们将齐泽克的推论再推前一步，就可以理解为何民粹敌人不但在当下而且能够在未来发挥“维稳”、“和谐”社会的功能：透过“敌人”，人们不知不觉地将原本使他们怒火中烧的社会制度和状况预设为“被入侵前的和谐世界”。 5. 齐泽克继而指出民粹机制中的外部敌人，实际上就是支撑着“人民”的构成性例外(constitutive exception)，这种特征阻止“人民”从抽象层面落实为任何政治实体。换言之，民粹机制的内部隐含了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因素。民粹的“要求”总是远离真实的政治经济问题。 6

核心提示：政治核心岿然不动。任何对领导权交接构成挑战的人都必将注意到，强硬派继续把持着中国政治的制高点。胡及其盟友或许缺乏江泽民的灵活与政治手腕，但他们并不缺乏意志和手段来赢得他们眼中的党外和街头的斗争。就这些问题展开辩论可以，但是迅速改革中国的直接行动不行。 原文： Battle Over Bo Won’t End Struggle 发表：2012年3月16日 作者：Russell Leigh Moses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发表 薄熙来去职一事提醒我们，有关今年晚些时候领导权交接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板上钉钉的。 薄设法让一套全新的政治和社会试验在重庆获得成功。他高调地打击有组织犯罪，发动群众搞民粹政治。但是他允许农民交换土地，进入城市，鼓励城市的外资投入，这可是高科技，且备受关注。 薄熙来还呈现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以往的从政方式。 薄熙来的策略在一段时间内是成功的。它得到了媒体关注，并赢得了那些对北京的做法不满的人的极大支持。党内官员也开始不知不觉向薄靠拢，他们对显然的接班人习近平有些担忧，不清楚他打算在改革和社会变革方面有何举动。 但是问题随后出现。问题并不是薄让自己不得人心，而是他太得人心，但是选错了地方——在民众中间，在共产党和军队的重要部门内部。 薄越是受欢迎，党内就越认为他威胁到了领导班子交接，因为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薄或许没有设法在党内搞分裂，但他让干部们不得不在基本已经决定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二人组”与他自己之间作出选择。薄可能会当选比现在更高的职位。 问题从”薄会在政治局中坐第几把交椅”变为”薄是否希望担任中共领导人并重新塑造中国”。 然后，诡异的王立军一案证明，在薄的批评者看来，他连重庆都管不好，更不要说整个国家了。 政治核心岿然不动。任何对领导权交接构成挑战的人都必将注意到，强硬派继续把持着中国政治的制高点。胡及其盟友或许缺乏江泽民的灵活与政治手腕，但他们并不缺乏意志和手段来赢得他们眼中的党外和街头的斗争。就这些问题展开辩论可以，但是迅速改革中国的直接行动不行。 薄熙来的下台会怎样影响今秋的领导层更迭呢？ 薄的去职不会让右派改革者的力量得到加强。左派深感震惊，然而右派也没什么值得弹冠相庆的。官员仍然对党负责，而不是对公民。网民的贴子喷涌而出，然而他们和现在的薄熙来一样靠边站。薄的去职并非对右派改革方案的背书，而只是对薄本人的抛弃。 大戏才刚刚开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关注党内的政治稳定。中国官方新闻对薄熙来的去职低调处理，这反映党在某种程度上不确定这件事在社会上会有什么影响。到昨晚为止，赞扬薄熙来的文章还留在共产党网站上。 今天早上，人民日报头版再次谈到需要学习共产主义者雷锋——这是党内左派仍然盘踞的另外一个信号。 薄熙来现在在干吗？他是否寻求重新集合其支持者，在他失去政治局常务为止之前为他辩护？还是他现在静悄悄地走开，希望今年晚些时候有其他机会？ 薄似乎不大可能仅仅淡出。如果受到进一步逼迫或是被要求回答王立军的一些指控，那他会回击。昨天，他的继承者在重庆的党员会议上讲得很清楚，调查将郑重继续。 对薄及其追随者来说，希望还是有的。如果经济更快速地衰退，那左派就能说，实现社会正义的最佳途径就是选择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并开展大规模行动，从而使薄有机会东山再起。 胡及其盟友这次赢得漂亮，但有关由谁来重塑中国未来的更大政治斗争仍在继续。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