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

6..4 事件是文革之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通过对 6..4 的了解，大伙儿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朝廷的真面目，知道它有多么残忍、阴险、狡诈。

核心提示： 无论本次政治斗争谁赢谁输，共产党已经输给了自己。在几百人的小圈子里的政治妥协尚且如此难以实现， 说明中共根本没有能力建立起更有包容力的真正和谐稳固的权力制度，更罔论它曾经承诺的”让人民当家做主”。 【译者时评】是由译者成员根据平时了解的信息，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给出我们的观点，版权采用cc3.0协议，欢迎注明来源转发。 过去的两周象是一部实时上演的扣人心弦的连续剧。动作、悬疑、谍战……一部流行”大片”所需的元素样样不缺，惊险起伏，绝对的全国”票房冠军”，若要把这部片子归类的话，大概还是要算”宫廷戏”。有道是：河蟹帝巧布局剑指西南，薄王爷急上位丢卒保车。习贝勒硬头皮惨淡出访，王提督走险招夜探领馆。（注1） 在中国的文物古迹以每年数千的速度消失的时候，要说今天的中国人还能在什么方面借古讽今、出口成章的话，恐怕就剩下政治了。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迄今为止依然带有浓厚的”宫廷斗争”特点——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你死我活、翻云覆雨、无法无天。这一切，盖因”成王败寇”，成了便是当今的”九五之尊”，终生名声赫赫、利益滚滚，即使触犯国法党纪，”刑不上大夫”，也无人敢于追究；而输了的呢，被精神病、被处决，被软禁……在官著历史中甚至会被整个儿删去，哪怕你曾位列党主席（如华国锋），或党的总书记（如赵紫阳），照样让你销声匿迹。几代之后，当年的惊心动魄统统化作白首翁的闲话而已。 政治斗争的成败，关系如此重大，也难怪”宫廷戏”里的”演员”无一不战战兢兢，更难怪其中的某个配角在鱼死网破之际，怎么也要来一番惊天动地的非常之举——毕竟不是每颗棋子都甘心”举手无回你从不曾犹豫，我却受控在你手里”的命定结局。 在几千年来看过”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渔樵百姓的眼里，这最新的一折仍然没有逃脱”成王败寇”的”主旋律“，但今天的我们除了会步古人的后尘，感叹一番”浪花淘尽英雄”之外，还是多了一些”与时俱进”的眼光，还是忍不住要数一数这一出和上一出的不同。远的不说，我们就从中共建党以来的历次政治斗争说起，与这最近的将要进行的十八大权力更替做一对比。 要说这一回，为什么在”天下第一号大茶馆”——有上亿用户的微博里，”坐看龙虎斗”的心态成为主流？这是因为这一次的政治斗争牵涉到我等民众的身家性命的范围比以前收窄了很多。薄督从上任重庆市委书记开始就在为晋升政治局常委做最后一搏，那些在”打黑运动”中被处决的13人也就是用项上人头成就他人”政绩”的血筹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到了今天，政治仍然是可以直接”要人命”的东西。而在几十年前，因为”政治上没有把握住方向”而受牵连，一夜之间，命运逆转的可不是寥寥数人，动辄就是几十万；若算上因党干部担心政治风向，不敢纠正高层决策失误而陪葬的老百姓，则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因战争而丧生的人数。在那样的环境中，你我绝无可能象今天这样坐看”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日夜惶恐，担心下一个”血筹码”就轮到自己。同样，在”老一辈革命家”所经历的”血雨腥风”中，象王立军和薄熙来这样走出险招后一败涂地的一方，轻者远走他乡，重者破席卷尸，被”打翻在地，还要踏上千万只脚”。至于精神失常的、自杀了断的、断绝家庭关系的，更是不胜枚举。而这一次，尽管薄王二人的命运仍然未定，尽管还有一批官员仕途会因此转向，尽管前一段重庆”打黑”受害者可能掀起”翻案潮”，不过，普通民众的生活不大可能受到广泛牵涉了，这说明政治的确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中退出了一些。若在过去，这等级别的政治斗争，你不想参与也得参与，不想表态也得表态。此为改变之一。 改变之二，”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论”在民众眼中正在失去”合法性”。尽管”延安儿女座谈会”（注2）上，一帮高干子女以家事为国事，当仁不让地认为自己有资格批评当政者。用他们的话说，”卖鞋带”的店主的儿子们（注3）何以能掌舵中国？不过，如果血缘”正统”就能在权力更替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贵为”太子党”之一的薄熙来完全可以优哉游哉地在重庆走走过场，熬熬年头，到了时间进常委即可，无须费劲心思地”打黑唱红”，无须强制迁徙几百万农民，更无须透支重庆的财政收入大兴土木，用16.4%的高增长率来证明”重庆模式”的优越性了。在这一点上，薄熙来这颗”政治明星”的确比只会高谈阔论的其他”太子党”们多走了几步。”重庆模式”就是对胡温的执政思路的无声批评——这是薄熙来用”政绩”重新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一次尝试。这次尝试很可能随着”王立军事件”的爆发而宣告失败，但是”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公开化了，薄熙来的失败则说明”红色贵族”的身份不能自动带来定义”正统”的话语权。因而，和薄熙来一样，沾了”太子党”身份的光，即将成为未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很快也要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而他的回答是否能够赢得多数人的支持，能否操作成功，才是他的执政合法性的真正基础。 改变之三，舆情难以再被全盘操控。2月6日，王立军夜入美领馆，8日凌晨网友爆出成都美领馆外警车聚集的现场图片；接着，”王立军叛逃”的传言迅速传播；8日上午10:54，重庆市政府宣传办的微博发出王接受”休假式治疗”的消息，再次引爆舆情；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兰从侧面确认了部分事实，外交部不得不回应。人民网微博发出新闻预告，亿万网友在线等待，结果等来44字的新华社通告；接着，长期揭露王立军、薄熙来负面消息的”姜维平”在百度搜索结果中解禁；最近，微博搜索、百度搜索再次封禁和本次事件相关的人名。这些手法都是过去被党一手控制的宣传机构从来没有用过的。其用意似乎是想形成利于党内某派的舆情，但终因难以控制而回到封、禁、堵的老路上。假如党真的认为在互联网2.0时代，一放一收就能左右舆论的话，恐怕也太把”人民”当三岁小儿了。众多的网友在你”放”的时候，热情高涨地评论、爆料、追踪；在你”收”的时候，则千方百计地翻墙、绕道、发明暗语。到了现在，无论是对风光不再的薄王爷，还是对深藏不露的河蟹帝，还是对大秀亲民的习贝勒，舆论都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呼唤信息公开、呼唤以法治代替人治的声音成为主流。今天，还想让民众先齐心高呼”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然后又全民激昂地”批林批孔”，如此错乱场景恐怕不会重演了。 从上面这三个改变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交接和过去相比，虽然有了一点进步，有了一点文明的色彩，但是它仍然未能建立起可持续的制度化框架，更不要提它依然把民众排除在外——无论本次政治斗争谁赢谁输，共产党已经输给了自己。在几百人的小圈子里的政治妥协尚且如此难以实现， 说明中共根本没有能力建立起更有包容力的真正和谐稳固的权力制度，更罔论它曾经承诺的”让人民当家做主”；党一直说要改革干部制度，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但事实证明，它内部的派系斗争让自己的干部宁可相信美国，也不相信”组织”；如果”打黑”和”维稳”的干将都认为党纪国法不能带来安全感的话，”公平正义”的光辉还怎么能照到”每一个中国人”？今朝你可以代表组织枪毙文强，明天你自己的家属没准就会沦为”上访者”（注4），”你的下场和我一样！”是敲打每个仍在其位的党员的警钟；打着”人民”的旗号上台，现在最惧怕”人民”的，也正是宫廷大戏里的几百名”演员”。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哪个党都不可能永远执政。改变”成王败寇”、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才能改变政治斗争的”绞肉机”性质，党内精英才能彻底从人格扭曲中摆脱出来。”文革”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部分人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邓小平才会提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浅尝辄止地建立集体领导制、退休制度，又煞费苦心地”隔代指定”继承人，希望让共产党摆脱”自己人斗自己人”的残酷梦魇。但是，权力的魔力如此巨大，不希望放弃党高于国家、高于法律的无上地位，又害怕死后被”掘祖坟”，只敢把江山留给”自己的子弟”也大有人在，后者以陈云为代表，于是，毛泽东去世后两大实权在握的中共”元老”还是存在”路线分歧”，他们的这种分歧埋下了今天从基层锻炼逐步上位的共青团干部派系，与强调血缘正统，依靠父辈人脉关系而进入政军商界的”太子党”之间的冲突的导火索。 从”打天下”开始，中共内部就不断地有”路线斗争”，应该在城市依靠工人阶级，还是到农村去先发展壮大，再包围城市？应该事事遵守苏共的指示，还是摸索符合国情的道路？到了”坐天下”的时候，是应该发展经济，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每一次”路线斗争”，党员们都面临着不得不”表态站队”的压力，接着”路线斗争”成为”政治斗争”、夺权斗争，最后演变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唯有把对方从肉体上消灭了，才能执行胜利者的路线。而在执行的时候，因为”剩者为王”，即使政策出现了明显的错误，也没有人敢”实事求是”地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谁要反对既定路线，就是夺权，就是野心家，就要被打倒在地，不得翻身。 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有人从”路线”角度解读，有人从”夺权”角度解读，大体并没有脱离上述的框架。因此，随着王立军事件爆发、薄氏的失势，也有人松了一口气——”路线斗争”已分出胜负，”重庆模式”不会再被推广到全国了。但是，政治方针的高度不稳定性，路线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交叉缠斗，让共产党内斗不止，对中国来说，则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领导人嘴上说”不折腾”，实际上却无法不折腾。何况，未来中国一定也会遇到问题，会出现不同”路线”，比如应该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还是私营经济为主体？应该缩小贫富差距，还是保持自由经济、减少政府干预？应该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还是仍然韬光养晦？应该开采自然资源促进增长，还是保护生态降低发展速度？……这时候又将如何选择？是否又会祸起红墙？其实，很多问题可能根本就没有正确答案，全世界的政府都不能说已经找到了能同时解决或平衡多重社会矛盾的最优解，只是我们应该看到，政治斗争还有其他的可能，路线斗争也可以是良性竞争，可以不你死我活，可以在一个公开透明的框架中持续优化，在法治的前提下，要上位未必需要赌上自己和其他人的身家性命作为血筹码，尝试、调整、优化才能让整个社会付出最少的代价；出演某个时代的政治戏剧的人物也完全可以全身而退，同时为民族、为人类留下积极的成果。中国的政治斗争，何时能进化到3.0？ 注： 1.详情请查看” 王立军事件 “系列译文。此处感谢@even5435原创 2.这被认为是”高干子女座谈会”，会议的部分内容 见此 3. 见《维基泄密》外交电报中的 相关内容 4. 王立军的家属到京渝两地了解王的最新情况，被告知”无可奉告”，详见 这里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赵鼎新：“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进入专题 ： 天命观 政绩合法性    ● 赵鼎新 （ 进入专栏 ）       摘要：文章探讨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绩合法性。作者认为，这一概念不仅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模式，还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政绩合法性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它承载着具体的承诺，而一旦做出的承诺没有兑现，政治危机将接踵而至。当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权主要基于其政绩时，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因为现代政体往往并非以稳定为目标，而是注重发展，并且会做出过多的承诺。因此，尽管当前的中国政府做出大量努力以改善政绩，增强其合法性，但除非它建立起以法治选举为基础的合法性，否则当中国经济放缓时，它仍将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关键词：“天命观”;政绩合法性;和谐社会;政体          一、引言?          本文将探讨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绩合法性。这一概念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方面，也是马克斯·韦伯在其“支配理论”提出初期所忽略的一个方面。这一概念不仅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模式，还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     当面临来自国家的高压强制时，人民通常会选择服从。然而，这种服从往往意味着要付出因监视、抵抗以及效率低下所带来的高昂成本。为了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进行真正的合作，政权的合法性应该同时被两者所认同。学者们已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政权合法性进行了研究。首先是从人民的角度来分析政权的合法性。李普赛特指出，合法性“包括一套制度国家有能力激发和保持民众的信任，使民众相信现行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当前社会的”（Lipset,1981）。林兹将合法性定义为“尽管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败之处，但它仍然优于可能建立的其他制度，因此应当得到民众的服从”（Linz，1988：65）。弗雷德里希则认为，合法性是“共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涉及统治的权利或者统治的名义”（Friedrich，1963：233）。从这一角度研究的政权合法性显示出一个国家建立共识信念的能力。然而，从一个更具批判性的角度来看，这些信念本身也仅仅是一些虚假意识的产物。相应地，批判理论家从两个方面来研究政权合法性：一个政治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他们对于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愿景（Habermas，1975，1984；Offe，1973）。批评理论家对于政权合法性的分析非常精辟，但同时，此类分析也往往带有精英主义的色彩并且傲慢自大，所得出的结论也往往难以被证实，在某些情况下更是犯了幼稚的错误。本文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探究将会从第一方面，即人民的角度而展开。?     拉丁语legitimus一词意为合法的、以法为依据。这一概念与中国律法大相径庭。在古代中国，律法仅仅是“执行朝廷旨意的工具，并不是政权存在的合法依据”（Schram，1987）。斯图尔特·R.施拉姆强烈建议，在讨论古代中国政府权力的本质时，应该使用“基础”一词而不是“合法性”。尽管施拉姆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仍将采用“合法性”而不是“基础”一词，理由有三。首先，由韦伯及其后继者所提出的“合法性”一词，其现代用法有了更广泛的外延，超出了“统治者的合法权利”这一最初内涵。其次，施拉姆同样也提出，尽管法律不是古代中国政府的基础，但诸如君权神授（真命天子），合法的王位继承者（正统），以及统治者正当的行为等构成了古代中国政治理论的内核，同时这些原则属于现代意义上政权合法性的范畴。第三，在近期的学术研究中，当源自欧洲的观念被用来分析其他文化环境中的社会现象时，几乎都会被指责为“欧洲中心论”。因此，一些新的本土化的观念和新颖的阐述方式得到了认可。尽管上述批评和做法有时会导致某些不同的见解，但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的方式可能更不可取。就合法性这一概念而言，我认为，我们应该采用它，而不是将其舍弃。?     在韦伯提出这一概念之后，合法性成了社会学和政治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Blau，1963；Connolly，1984；Eckstein&Gurr，1975；Huntington，1991；Linz，1988；Schaar，1981）。韦伯认为，习惯、热爱与理性选择是人类服从的三个基础。相应地，他提出国家政权基础的合法性有三个理想型方面：当人民认为一个政权的权利是继承性的或者永恒存在的，该政权便拥有了传统的合法性。当人民认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因某种神秘经历或人格魅力而具有非凡特质，该政权便拥有了克里斯玛（魅力型）合法性。最后，当一个政权的权利来源于一套对社会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的司法和管理原则时，该政权便拥有了法理合理性（Bendix，1962；Weber，1978）。针对这一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分类，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些修正以便于实证分析。首先，我用意识形态合法性代替传统合法性，以此来涵盖任何基于价值观之上的国家政权的正当性。其次，将克里斯玛合法性从政权合法性的理想类型中略去。〖JP2〗虽然克里斯玛合法性非常重要，但它只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种极端形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将政绩合法性列为政权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方面。总的来说，法治选举、意识形态和政绩是经我修改后的政权合法性的三个?来源。?     当一个政权将法律作为全体社会群体，包括国家精英的约束原则，以及高层领导是通过定期选举而产生时，这个政权则是构建在法治选举合法性的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指的是一个政权统治权利的合法性来自于某种价值体系，诸如传统、宗教、政治理念。政绩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权统治权利的合法性来自于该政权经济绩效和/或者道德功绩以及捍卫领土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并不是纯粹的分类，而是不纯粹的理论构建。一个政权绝不可能凭借单一的合法性来确保其生存。不过，在某个特定时期，一个国家往往存在一种主导性的合法性，来决定该政权的性质。

法广 ： 王立军事件以及类似的事件让人感到意外，就是说它们发生的都很不正常，甚至很凶险。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老出“意外”，我们权且把这种现象称作是意外，因为它总是突入其来，出乎意料地发生，而且总是以极端的方式收尾。具体到王立军事件，如何解释王立军这位一度是重庆市实际上的二号人物，薄熙来打黑的急先锋，突然会从地平线消失？您怎么看，这是不是一个意外事件？ 陈奎德 ：这个事件对我而言，一般性地来说并不意外。因为中共类似这样的事件过去发生过很多起，特别是在毛时代，将来也还会发生。当然，目前这个事件涉及到中共内部的权力交接问题。中共一直在吹嘘，说他们获得了一种正常化的制度性的交接权力的方式，比如说，自从邓小平去世以后，邓小平交接给江泽民，然后胡锦涛，然后习近平。好像已经有了一种正常的权力交接方式。但是大家知道，这种权力交接方式并不是公开透明的政治竞争和竞选，而是内部的黑箱操作，有大老安排或者某个人的安排。这里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阳光下的游戏规则。当然更没有像西方式的、竞选的、公开的、用老百姓的选票来说话。所以它会发生很多稀奇古怪、荒诞离奇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所以一个被捧成打黑英雄的、副部级的警官居然跑到了外国的，也就是被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的领事馆要求庇护或者怎么样，这个事情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而且，披露出来的消息说他指被称为中国最红的他的上司的薄熙来其实是最黑最黑的黑老大。这样一个非常荒诞的戏剧在中国上演，说明这个体制、它的这个黑箱操作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容纳不下中国现在在经济起飞之后，介入国际活动，介入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竞争。它的那个黑箱，完全不能容纳了 ，那种统治方式、那种权力的提拨选拔方式已经不能容纳了，已经被外界所爆炸了。 法广 ：王立军选择去美国驻重庆领事馆的方式也很奇怪。他是当地的一号警官，副部级官员，帮助薄熙来向中共更高位子登攀的人物，居然也会像一个政治异议人士一样，去美国领事馆，而且呆了一天一夜，王立军为什么会有这样意外的举动，一个中共高官秘密进入美国领事馆，怎么会这样做呢？ 陈奎德 ：我想作为一个中共官员，他可能更清楚地看到了像薄熙来、像中共的体制现在的一种黑社会的性质。很显然，他和薄熙来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冲突，一些矛盾，薄已经准备要抛弃他了。薄在自己向上争取常委的中间觉得王立军已经变成障碍了，因为王立军所做的很多事情，包括他的打黑，实际上是黑打，就是罔顾现在的基本的法制，所以引起了众多的不满，引起了中国法律界的不满，包括李庄事件等等。我们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因素，总之，种种因素影响到了薄熙来的判断，认为像王立军这种人，已经用过了，但是如果他要继续用下去的话，恐怕对他不利，所以他准备让王立军慢慢靠边站，削弱他的权力。但是，王立军却是一个不甘于这种情况的人，而且他觉得他已经掌握了包括薄熙来的众多的资料。但是，即使掌握了众多的资料，在中国的体制下，如果有人要全力保薄熙来的话，他掌握的资料完全是可以被在黑箱中消化掉的，完全被蒙蔽起来。所以他的想法是一定要诉诸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掌握了材料，那么，中共这边就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对他动手。起码可以肯定的是，我相信他跑到美领馆去，如果不是去寻求政治庇护，或者不是像异议份子那样的一种姿态的话，况且他本人从来也不是异议份子，他一定是要把一些内部的情报，或者说内部的证据显示给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掌握了某种材料后，使中共内部不致对他恣意动弹，或者把他杀死、灭口等等。他这样做等于是给自己买了一个人身保险。 法广 ：就是说他一进入美国领事馆，就等于向国际社会通报了一下消息，打了一个招呼，就是这个意思？ 陈奎德 ：对，就是说，我现在掌握了这些证据，如果我将来有什么问题，被杀了，或者被整了，那你们注意了，这是因为我手中掌握着他们的材料，那肯定是他们下的手。所以他要让国际社会引起关注等等。我想这是他的基本想法：就是说买一个政治人身保险。 法广 ：王立军是帮助薄熙来打黑的猛将，他是薄熙来在重庆建功立业的头号大将，薄熙来专门把他从东北带来。可以说他是薄熙来的亲信，是心腹。薄熙来可能后来觉得自己要进到中常委，王立军有碍于自己，所以要把他慢慢挤到一边。但是王立军最后走到这一步，这么极端，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不知道薄熙来本人也会不会感到意外？这件事会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一心要挺进中共中央常委会的薄熙来的政治前途产生影响？ 陈奎德 ：大家知道，薄熙来这几年来所谓唱红打黑引起了全中国的高度关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实际上大家知道他这种唱红打黑是在一种无奈的情况下，想往政治高位拔的一种政治手段。他做的看起来很成功，因为他利用了民间的不满情绪，包括贫富差距极大，分配不公，还有黑社会的猖獗等等，他利用了这样一种情绪，来唱红打黑。在中国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法制，没有新闻自由，所以他要做唱红打黑 ，而且以此来做内部的权力斗争，包括贬抑前任，包括汪洋啊，贺国强等等。他这样做，实际上在共产党内已经得罪了一些人。但薄熙来这是拼死一搏，他知道他被弄到重庆去，本身就是在权力斗争中的一步落败。因此他要做一个非常性的动作，他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政治野心极大的人物，他是不甘心这样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所以他做的这些本身就是违反中共自己党内的游戏规则的。就是说他的唱红打黑并没有得到中共最高层的认可，没有得到中共最高层的指令，而是自作主张，自己发明的一套东西。当然是一套回归毛时代的一套东西，但是有些方面他也迎合了某些民意，民粹主义的东西。他搞这一套，他自己也知道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但是他觉得他的能力，他的聪明和才干可以压住风险，然后逼迫中央不得不把他放到中常委的位子上去。我想他不是一个笨的人，他肯定知道这中间是会有些风险的，他要控制这些风险，包括下属打黑的时候做的怎么样，唱红的时候做的怎么样。他觉得他的能力可以压住或者消化内部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风险，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像王立军这样的人物的政治上冒险的胆略。现在看来这一步对薄熙来来说显然是一步败招，他本来走得似乎蛮成功的，在中共的黑箱体系往上爬是做得蛮成功的，这一步一招失败，看来满盘皆输了。 法广 ：这件事正发生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前夕，作为一个未来的中国领导人要和超级大国的领袖去接头，会面，发生这样的事可能对中美双方都有点意外，都可能不希望，至少不希望在此刻发生这样的事件吧？ 陈奎德 ：当然。我想对中美双方都有点意外。目前来说，对中美双方的行政当局，恐怕都不希望这个事件放大，干扰了习近平的访美。而且，从这次王立军到了美领馆，呆了一天，最后还是出来了，这个事情本身也表明，双方都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但是，这个事情有时会不会闹大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个事件可能还会逐渐地发酵起来，越来越发酵，越来越对包括薄熙来，包括对中国的政治接班问题，中国的政治接班之前的权力斗争问题产生影响。简单地说，我觉得这次的事件它本身就说明中共过去那一套黑箱操作的方式，包括它的所谓的政治权力交接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已经容纳不下内部的激烈的权力斗争。再如果是缺乏现在的真正的自由竞争式的选举，缺乏司法独立，缺乏新闻自由的情况下，要靠他原来那一套，黑箱的，内部拟定的做法，已经是不能按住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要起而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这样一种凶险的、残酷的斗争。况且中共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范例。就是毛泽东时代那种非常恶劣的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黑箱性，因为通过薄熙来这种通过展现毛时代的所谓重庆模式来夺取政治权力的方式，也同样地展现了毛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残酷的一个样板。 法广 ：中共正进入了全面的交接班时期，今年刚刚开年，就上演了这么一场奇诡的戏剧，这意味着什么？中共的权力斗争加剧了还是什么？既然能发生王立军这样的所谓英雄人物突然消失的事情，中共的接班进程，在您看来，会不会也会发生意外？ 陈奎德 ：很可能。当然中共内部还 会发生很多意外的事情，不过，有些事情他可能内部已经把它控制住，让外界不知道。但是从王立军事件已经看出，这种频频在内部发生 的权力斗争，已经不能由中共当局完全控制了。也就是说，权力斗争它走向某种黑社会化和走向国际化。这是这个事件的最重要的两个特点。它是非常的，清清楚楚的一个黑社会的事件，是由中共这个号称伟光正的这样一个政党的最主要的权力人物在操纵。这样出现了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凶险的、黑社会的这样一种权力斗争事件。另外，他走向了美国成都领事馆，使得中共权力斗争这一次戏剧性地走向某种国际化。也就是说，将来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两个特点都是会越来越强化，越来越明显。 法广 ：那就是说如果中共的这种体制不变，继续这样存在下去的话，像这样的意外的事件是不可避免的？ 陈奎德 ：不可能避免的。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权力交接，避免这种凶险的黑社会斗争，在这种环境里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因为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游戏规则。要避免这种凶险的状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老话，就是必须放权于选票。通过真正的、公开的、透明的政治竞争，竞选来进行权力接班，同时要真正做到司法独立。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正的大道。现在中共用原来那套方式已经完全不能维持他这个统治了，不可能了。一定要走向某种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式的、政治竞争的、公开透明的方式，才能人人有安全。

香港《南华早报》引述重庆三个消息来源证实，黄奇帆亲自率领大批武警到距离重庆300公里的四川省会成都，包围美国驻当地的总领事馆。官方消息后来证实，王立军在总领事馆内“滞留”了一天。 拒绝姓名见报的消息来源指，黄奇帆是在上星期五被召到北京，但黄奇帆在北京向谁报告及解释事件原由，目前仍未确知，但据称中央当局要求黄奇帆解释为何要包围使馆，以及为何在官方微博上发表王立军“休假式治疗”的消息。因王立军事件关系，“休假式治疗”目前已成内地网上最流行热词，有网民更调侃挖苦当局，发表「盘点美国最宜度假城市」。 分析认为，王立军事件戏剧性的发展，为本来是仕途看好的黄奇帆，投下变数，尽管他只不过是听从薄熙来的命令。现年59岁的黄奇帆一度被视为政坛崛起的新星，甚至有可能在今秋中共换届时获得晋升。 前香港文汇报驻京特派员刘锐绍认为，黄奇帆个人本身的前途，系于薄熙来与北京领导层之间谈判的结果，如果薄熙来愿意在政治斗争中妥协，黄奇帆有可能得到晋升的机会，否则黄奇帆将成为薄熙来的“陪葬品”。 北京的政治观察家陈子明表示，黄奇帆本来很有机会在今年调升出任一个大省的省委书记，但如果他为了捉拿王立军而不顾一切跑去成都，他恐怕失去这次晋升的机会。 黄奇帆在2009年出任重庆代市长，他之前是已故政治局常委黄菊的秘书。他的专长是财政和经济，因此被视为一个称职的技术官僚，由于他过去曾领导过大规模的房屋建设工作，因此亦被视为中国房地产问题的专家。 在他的领导下，重庆过去数年都有双位数字的经济增长，去年的增长更高达16.4%，与天津市双双打造了全国最漂亮经济成绩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