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对势力

东网|傅桓:说好的“境外敌对势力”呢?

在阅兵变成“月饼”前夕,警方控制了三名说是与股灾有关的责任人,他们分别来自于证监会、中信证券及《财经》杂志的小中层及记者。其中,《财经》记者王晓璐被拉到央视未审先判,说自己搞了假消息扰乱股市,对不起股民云云,审判还是继续。对王晓璐的做法激起了大陆新闻人士的愤慨,列举的理由相当扎实。一是王晓璐所报的研究“国家队”退市的会议真实存在,腾讯财经媒体也给与了报道与证实;二是王晓璐的报道是职务作品,不追究杂志社而直接捉人;三是央视继续污名化手段,强迫认罪,未审先判。财经媒体遭遇如此粗暴的打压,在21世纪经济网及抓捕21报系领导人沈颢时,就已经展露了狰狞面貌。在一种似是而非、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基础上,捏造莫须有罪名牵制舆论,《财经》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想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压制没有消失。对财经媒体记者肆无忌惮地予以审查、恐吓及追捕,这在前些年是不可想象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原本发生在时政领域内的国内问题,已经开始向财经领域迁移。当经济问题占据内政问题的要角,财经媒体及其记者必将成为舆论控制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坊间的推测是,拿几个小人物作为股灾的责任人,是因为股灾早已被定性为“恶意做空”,为了维持这个定性的权威,就需要找到“替罪羊”,以证明此前定性的“伟光正”。考虑到这几个人的身份与被指控的严重不相称,可以想见强力部分有多么迫切想造成“铁案”。财经记者被捕之后,新闻界内部流传如何防范职业风险的文章——实际上这些规范毫无帮助,谁都知道,抓人不过是先确定罪名,再按图索骥,职业操守上的完备根本不具备防御功能。新闻同行之间的相互告诫与示警,更像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我欺骗。联想到股灾后期,公安部副部长带队入住证监会,誓言要揪出“幕后黑手”。在这个时候起,上述三人的命运就已经定下了。证监会趁机除掉不听话的敢言记者,并对号称股市设计者的《财经》后台给予警告,趁机收获敲山震虎之效,其行事料符合逻辑。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现时的抓捕,除了“证明”股灾的阴谋论外,说好的趁乱抄底中国的“境外敌对势力”却不见踪影。真正的内鬼趁乱仗权隐没了,一直告诫股民美国是股灾元凶的说法言犹在耳,可说好的“境外敌对势力”却像空气一样消失了。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现实: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罪,会被按需按上罪名,带入指定的审判场合——不只是行动上的“量刑”,伴随着是,还包括自证其罪的道德羞辱——而所有包括“境外敌对势力”在内的名义,不过是方便行事的借口,是一张预先支起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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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Uber进得了全世界 进不了中国的朋友圈?

我曾经这样形容Uber,借用我的好朋友雅斯贝尔斯的话:“Uber 是什么?它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酒杯撞动一个酒杯”。 不过,在当下中国,Uber的摇动、推动与撞动,正变得缓慢、停滞与艰难。 因为暗算。 数日前,媒体曝出微信全面屏蔽Uber官方消息的新闻。稍后,微信官方给出解释:这是个意外,是“系统抖动”。Uber反驳说,“系统抖动”已三个月了,怎么可能是意外?UBER并且哀伤地说,“我们进得了全世界,进不了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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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陈徒手:尼克松访华接待工作幕后琐记

在世人惊奇万分的同时,中共高层更觉棘手的是,在高调反帝几十年后,怎么能让党内各级干部及广大民众的头脑及时转弯,接受“美帝国主义头子”即将来到北京这样匪夷所思的严酷事实。

从当年冬季开始,一直到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到达北京,中方先后开展了三个阶段的尼克松访华内部教育活动,下发多种学习材料,组织宣讲活动,努力平抚党内外的思想强震和巨大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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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外媒:中国大炒“外国敌对势力” 但仍依赖外国

李克强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网页载图)外媒注意到,在中国大陆,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前中国政界大谈警惕“境外敌对势力”,但中国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但没提及外国势力(尤其是外国企业),反而承诺,要为海外投资者开放更多市场、吸引更多外国人才。表明中国目前还是需要这些外国势力。英国《金融时报》3月9日发表题为“虽然大炒外国势力,但中国依然依赖他们”的文章说,全国人大今年年度会议在3月5日开幕之前,曾给人们一种本届会议会比往年会议更有看头的感觉,但这种期望本身就很有限。在中国,大多数的立法行为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75名成员,在一年里其它时间完成的。在本次全国代表参加的为期11天、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单调乏味的会议中,2964位齐聚北京的“人民代表”,将一边倒地批准通过各种政府报告,并赞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他们在本届人大会议上的立法议程仅有一项《立法法》修正案。该修正案旨在对中国的立法程序加以调整。文章说,中国人大会议前几周,来自中国政界的有关“外国敌对势力”的吵闹声音似乎表明,在即将召开的这次人大会议上,人们可能会比往年听到更多的有关这些外国敌对势力的激烈言论。而此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位要员曾警告说,“境外敌对势力”正在向中国的劳工运动渗透。一位解放军将军曾表示,去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是一次不成功的“颜色革命”。中国最高法院和教育部高官都曾抨击过 “西方价值观”的毒害 。在中国运作的外资银行和高科技企业,也已准备好承受中国新法律法规对他们在华运作可能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些法律包括反恐怖法草案,监管机构关于加强采购“安全可控”电脑和网络设备的新规定。同样,在中国大陆运作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也在担忧仍在拟定中的非政府组织法律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目前在美国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任研究员夏业良博士就此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靠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外国敌对势力”为自己解脱国内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每当中国开放的时候,中国政府对西方就很友好,这时也不说西方是敌对势力。但随着中国政府面临困难,当局就开始控制并压制信息和互联网,因为它没有自信。虽然目前中共大谈‘三个自信’,但它并没有自信。这时政府就开始把西方和美国说成是境外敌对势力。而奇怪的是,如今仍有许多中国人相信政府的这套说法,说明中国政府的洗脑工作还是比较成功的。”《金融时报》的文章说,中国大会会议进行了四天之后,仍看不到“境外敌对势力”的幽灵在人民大会堂中出现。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并未作出针对外国势力(尤其是外国企业)的不利言论。他反而承诺,要为海外投资者开放更多市场,并采取措施吸引更多外国人才。李克强讲话中最接近批评西方价值观的地方,则是以委婉的方式说,要“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文章说,今年中国人大会议上也无人提及反恐或民间组织立法,但这些法律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唯一的仇外声音来自一名解放军将领,他被记者围住提问时表示,今年10%的军费增幅是要确保“没有敌人敢欺负我们”。《金融时报》的文章问道,那么,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的喧哗与骚动、和李克强令人宽心的讲话,哪一个更能体现中共的真实情绪和意图?北京方面的务实主义者们或许会主张,假如国产 “政治正确”的网络设备不如美国思科公司(Cisco) 的路由器或甲骨文 公司(Oracle) 的软件那么稳定,那么强迫国有银行购买国产设备将是愚蠢的。而目前,据一位西方高管的说法,中国“领导层非常缺乏安全感,而这会影响商业,因为这种不安全感制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然而,《金融时报》文章说,大多数在华运作外国企业的高管仍然相信,时势对自己有利。正如美国国会中抨击中国的议员对美国总统是有用的点缀一样,鲁莽的中国将领和教育部长也对北京当政者有用。但在涉及更大的利益时,他们的用处则是有限的。中国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去年外商对华直接投120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对外投资的1030亿美元,打破了关于外资流入将出现历史性转折的预期。夏业良博士就中美关系表示:“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从根源上来说是来自意识形态的。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共从根本上说永远不可能真正与美国友好。它对美国的关系更多是出于一种务实和机会主义的考虑。”《金融时报》的文章最后说,其实,北京方面并不希望外商的慷慨投资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中国正努力降低其经济对基础设施和其他固定资产国有投资的依赖。中国顶层领导人已意识到,无论他们是否乐意,中国在经济上与所谓的外国敌对势力、特别是与美国已经绑在了一起。因此,只要这种共生关系继续存在,中国人大会议可能就会继续讨论一些不怎么劲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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