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

作者：左三 作为80一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语作家，韩寒你正遭受自从业以来最大的职业危机。 按照我的观察，韩寒你这次遭遇上的危机，其实起源于不久前发布的“韩三篇”。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无非是“素质论”。讽刺的是，作为一名著名的独立 知识分子，你在抛出“素质论”后，恰恰最遭人指责的正是你本身的“素质”问题——你的学识素养大有可疑。又有鉴于时下中国吊诡的时政态势，这一 “素质论”竟不知不觉间直接将一直视你为同路人的自由抗争分子们的奋斗基础同时打击殆尽。 悲乎！多年辛苦才堆砌起来的形象，忽然轰然坍塌。 近十年来，韩寒你一直以机智风趣的文风，针砭时弊，笔论中华，引来无数沉默的大多数追捧。我也是如此。不用怀疑，我曾经在网易跟帖中写下了“我个 人宣布，我认可韩寒是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且可以代表我！”这样的字句。对这种行为，我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作为一名沉默的大多数，我缺乏必 要的时间和知识来参与有关公共事务的讨论和表态，且我也懒于这样做。公共事务纷繁芜杂，派别林立，迷雾重重，一个人真要参与其中，必要的学识素养 和专门时间缺一不可。我这样的碌碌小民，终日忙于糊口家务，哪里还有心力（甚至缺乏兴趣）参与其中？ 这当然可以说是借口。但转念一想，没有很多我这样的人，公共知识分子和政客们又如何能生存？代议制又怎会存在？所以我至今不认为我曾经挺过韩寒你 是一件错事——直至你抛出“素质论”。 看到你笔下关于“素质”的论述，我忽然有种血往喉头涌的感觉。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相信曾经爱过小平的人在那年夏天的晚上之后也有过同样的 痛楚。那是属于被背叛者的痛。 “素质论”的出台，同时宣告了你“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在我心中的末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偏偏将来自异端的虚伪枷锁主动套上身，且不讳言要以此为 基础再谈民主——错太大了。 自由是天赋，民主是保障自由手段，怎么还要加上素质作为限制？这本是无须证明、珠玉在前的不争事实，哪里需要这如许多的定语？这完全就是“工农” 不配民主的论调啊。不须提黄豆选主席的典故，就是连当下小孩子玩的“剪刀石头布”游戏都不懂的表现啊。 我随地吐过痰，也酒后在街上小过便，是和台湾友人哈哈大笑着一起做的。你看，他们民主了，还过得很不错，为什么我们这里就不能民主？素质么？狗屁 的素质。初时他们要以经济为基础，现在又说要“素质”为基础，明天还会说什么？妈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借口。 你错太大了。 其实我当时就震惊了：韩寒你今日可以为“素质论”张目，难道明天就不能和郭沫若之流一样，为红太阳舔脚么？我甚至想到了民盟的张澜。当年为了民主 的目标与党同行，后来却只能断了脊骨一样苟且偷生。 难道真的要故事重演吗？不敢想象。 为了捍卫天赋的自由权利，我们中间已经牺牲太多。上溯至辛亥，回眸今日，我们的牺牲实在太多了点。他们总用种种谎言来欺骗我们，蒙蔽我们的眼睛， 我想不到的是，活在并成名于互联网时代的韩寒你竟然也要这样说。诛心一句，实在是在为虎作伥啊。 “素质论”一成，你叫已经牺牲了先烈情何以堪？你叫正在牺牲着的前辈们情何以堪？你叫为此正奋斗着的同路者们情何以堪？牺牲还有价值吗？奋斗还有 意义吗？ 果不期然，你的“素质论”引来诸多回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胡锡进更是频送秋波，“求交往”，“愿包养”的言论铺天盖地，求爱 之心赤诚一片。肉麻得叫人掉一地痱子。 韩寒，你那时还不明白吗？真是被“热爱”冲晕了头脑吗？ 错上加错的是，你竟又继续表示要“屠戮权贵、屠戮民众”。 我们早已与权贵划下界线，你怎样屠戮我们不管。我们所怀疑的是，以他们的面皮之厚、内里之漆黑，你连看都尚且不能看清楚，到底能屠戮到些什么？真 屠戮得到的话，他们恐怕早已断子绝孙了吧——韩寒，不用怀疑，早在你之前，将笔杆化做匕首投往他们的人，其投掷之力度、其匕首之锋利、之准绳，比 你大得多、利得多、准得多的，大有人在。 后面那一句，更加惹人恼火。民众们来来去去就那些事儿，要的就是那么些东西，能得到也就是那几根毫毛，你要下手屠戮，当然可以屠戮得顺心顺手。我 们既没有枪炮，又没有高墙厚门，赤裸裸暴露着，怎挡得住你？更何况，你动手的时候，那些虎视眈眈的白眼狼必然也一拥而上，我们这些屁民又怎么承受 得起？ 我们给了你声誉，买了你的文字，给你送上战斗经费，本想让你“代议”一番，作为我们仅能争取得到的、薄如蝉蜕的一层遮羞布，你却反而要回头屠戮我 们？ 良心还在吗？ “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你曾推崇过那个日本人的这句话，忘了吗？ “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不能为高墙添砖。”这是你批评那个赴京走台的老家伙的话，也忘了吗？ 言犹在耳，人已改，颜又换。真是变脸比翻书还快。 韩寒你终于亲手将大伙儿为你砌就的高台拆散了。就是这样，一块一块的拆掉。一直以来，大伙儿把你当做“公共知识分子”，你先是抽掉“公共”这块 砖，露出了光腚，然后连“知识分子”这块砖也拆掉了。大伙儿一直认为你有良心，结果你要回头屠戮我们这些“衣食父母”，把“良心”这块砖也拆掉 了。 高台坍塌，真不是我们的错。 现在你站得巍巍颠颠，数来数去，便只剩下一块“作家”的砖头在支撑了。 有人正在这块砖头下起劲的挖着，挖的热火朝天。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当然既不愿踏上一脚，也不愿扶上一把。韩寒你既不愿为我们“代议”民生疾 苦，又表态要屠戮我们，这世上的作家多的是，少你一个不少，多你一个不多，我们又何苦来由参上一脚？ 所以，我这里并不是在倒你，或是在黑你。我只想真诚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不愿揣度你的动机：是真要翻书变脸；还是一时糊涂，忘记了自己的来路。 其实我更情愿韩寒你是后者，这意味着，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依然是带着真诚的。当然，搞清楚你的“作家”身份对这份真诚具有澄清作用，但我已经无所 谓了。 如果，我是说如果，韩寒你真的是一时糊涂，那请你勇敢地说一句“错了”。或者我会原谅你，或者不会——如果你连“作家”身份都不属实的话，那其实 也没什么可以原谅的了。和此愿望相对，此时此刻，我更希望你能保住最后那块砖，然后能真诚地为自己的糊涂道歉。多读些书，学多些知识。把自己亲手 拆掉的砖一块块捡回来，垒实根基，重新上路。毕竟我们这里还是很缺代议人的。 舒淇脱光了，又一件件为自己穿了回来。她很了不起，不是吗？ 我相信她能做到的事，你一样可以。你还很年轻，你完全还有足够的时间为我们的下一代继续代上一议。

——访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 作者：田晓玲　来源：文汇报 年轻时，他做过邓小平的英文翻译；离开翻译岗位后，他走遍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成为中国发展道路的坚定倡导者……最近，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带来了新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他将给我们讲述一个怎样的中国？(本报记者田晓玲）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模式”成为国际学界热议的话题。这些研究者中，旅居海外多年的中国学者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以自己成长于中国、行走于世界的经历，同时具备对中国国情和西方社会的深入了解，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看法。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张维为教授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翻译。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他离开翻译岗位后，留学瑞士，成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多年来，他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是这些所见所闻，推动他成为“中国模式”的坚定倡导者。“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表现太差，相比之下，‘中国模式’胜出，我们的模式不管有多少问题，在世界上是站得住脚的，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都有借鉴意义。” 张维为教授以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背景，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与理念，同时提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刻命 题。“这种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与发展，它在很多方面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 我们做的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好 文汇报：近年来，您一直是“中国模式”的坚定倡导者。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推动着您从事这项工作？ 张维为（以下简称张）：在一个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一个非西方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非常不容易，但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这对于整个人类的命运来讲都非常重要。我走了100多个国家后发现，不管我们的发展模式存在什么问题，我们所取得的成绩都要远远高于采用西方模式的所有非西方国家。我们可以把世 界上的国家分成几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姑且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30%-40%以上作为标准，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做的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好。过去20年，全世界7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第二类是过渡经济国家，比如东欧，我都走遍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总体上增加了18倍，东欧只增加了一倍，他们经历了十来年的衰退后才开始缓慢增长，现在又陷入金融危机，当然，他们的起点比我们高；第三类就是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大约等于几十个中等欧洲国家的规模，所以，谈论中国要有板块概念。今天中国的发达板块，在很多方面可以“叫板”发达国家，比如上海跟纽约比，硬件上全面超过纽约，机场、港口、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比纽约好，在“软件”方面进步也很大，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等等指标也都比纽约好，这一切都是了不起的进步。 不是我们的模式就好到天上去了；我们当然也有问题，还可以改进和完善，但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表现太差，把“中国模式”取得的成绩除以2、除以4、除以6，都可以和他们竞争。所以，相比之下，“中国模式”胜出了，我们的模式不管有多少问题，在世界上是站得住脚的，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都有借鉴意义。 文汇报：走访100多个国家的经历，成为您总结概括“中国模式”的重要基础。对大多数没有如此丰富阅历的中国公众而言，除了讲述您的亲身经历以外，您还可以用什么办法来说服他们认同您的概括？ 张：我无意说服别人，我只是想提供一个国际参照。举个例子：我看了电视剧《蜗居》，女主人公有句台词：我们两人加一起都快70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这意味着，一个人不到35岁就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要求在发达国家也很难做到。比如在瑞士，根本没人敢提这样的想法。发达国家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就拥有一套产权房。我把事实告诉大家，使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有一定的横向比较，心态也许可以平衡一点。在很多问题上，中国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发达国家做不到的事情，这本身也说明了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速度。当然，考虑到中国独特的国情，我们需要在解决住房等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独特思路和方法，最终，中国可以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 文汇报：因此，您建议在评估中国的状况时，引入人均资产这个概念？ 答：对。我们一般的说法是，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是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因为任何涉及到中国的排名，你只要引入两个指标就会发生巨大变化：第一是货币实际购买力，比如在日本吃一碗面，是上海10倍的价钱，理发也是。那么，他们吃一碗面就比上海多创造10倍的GDP？这显然是荒谬的。更为实事求是的方法是根据货币购买力来计算，国际上称为购买力平价（PPP）。这么计算，中国在1992年时经济规模就超过日本了。第二个指标，就是中国人的房产。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已经成为世界上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镇居民拥有自己的房产，如果这么大一块资产不计入中国人的财富，任何涉及到经济发展和富裕程度的国际排名，显然都是不准确的。 文明型国家的超级因素跟基因一样，规范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文汇报：您在新著《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强调了“文明型国家”的概念。80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访问写下《中国的问题》时， 也用了“文明国家”这一关键词；一年多前，英国人马丁·雅克在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也使用了“文明国家”来描述中国。依据这一词汇，印度是否也称得上是“文明型国家”呢？ 张：的确，印度在人口规模上和中国很相像，但是它的文明是中断的。印度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是19世纪英国殖民后才出现的，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是2000年前就统一了，有统一的语言，而印度是靠西方语言英文来统一的。今天真正掌握英语的印度人也只是少数，不到人口的10%。多数人只懂自己的方言，印度文明的整合程度比中国低很多，所以，我不把印度看做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印度发展落后于中国的最大原因，是其政治体制使印度无法进行现代化所需的一些基本变革，如土地改革、妇女解放、废除种姓制度等。 文汇报：您所说的“文明型国家”的含义是什么？您在书中集中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中国模式”的形成和“文明型国家”又有怎样的关系？ 张：世界上有很多古老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希腊文明等等，但他们的历史都中断了，比如古埃及，现在那里的人已经不是古埃及人的后裔了。而我们在秦始皇时期就统一了，距今2000多年，这是文明形态意义上的国家。同时，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现代国家”。将古老文明形态和“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假如古埃及文明没有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并实现现代国家转型，那么也可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假如古罗马帝国没有分裂，延续至今，欧洲也可能整个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看，中国本质上也是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是历史上无数国家慢慢整合而成。据考证，春秋时期我们也有1600多个诸侯小国。 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有四个鲜明特点，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深厚的文化积淀，这四个超级因素跟基因一样，大致规范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形成中国发展道路的“路径依赖”。 文汇报：“文明型国家”和“民族国家”有怎样的关系? 张：所谓“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比如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是这样形成的。在西方话语里，“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早已成了同义词。而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开始意识到中国这样的传统国家，如一盘散沙，没有西方“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动员力。而建设“民族国 家”的努力，大致到1949年才初步完成。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我们有5000年延续不断的文明，这使我们国家与众不同。我们是一个融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于一体的“文明型国家”。 文汇报：数千年的文明给今天中国的发展到底带来了哪些独特而且有利于发展的要素？ 张：中国人最重要的素质是超强的学习能力。如果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没有闭关锁国，而是继续向世界开放，我们可能就不会错过当时工业革命的契机。现在我们重新向世界开放，学习各国好的东西，整个国家便迅速崛起。中国文明强调实践理性，西方的哲学传统强调“是什么（to be）”的概念，而中国则强调“做什么（to do）”；正是由于哲学观的巨大差异，西方主导的改革总是从“修宪”开始，然后是修改法律，最后才落实到行动。中国则正好相反，总是从“试验”开始，改革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成功了再推广，然后再制定法律直至修宪。我们现在提出“和谐”理念，可以追溯到《易经》。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国文明只要保持对外开放的态势，就会不断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最终超越自己，也超越别人。 从认为中国要崩溃，到认识到中国崛起，这是一件不坏的事情 文汇报：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马绥曾经撰文称，当前世界存在着“三种情绪”，其中之一是欧美国家的“忧心忡忡”。从“中国崩溃论”到产生这种担忧，对中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张：随着金融海啸，“中国崩溃论”在西方崩溃了。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破产了；作为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也危机四伏；而极力向世界推销美国模式的美国更是金融海啸的发源地。“中国崩溃论”在西方大约盛行了20年，但最后对中国的所有悲观预测全部破产，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但现在国内的“中国崩溃论”还有市场，不过我认为最后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20年。西方从“中国崩溃论”鼓噪一时，到现在对中国崛起忧心忡忡，我认为至少是一件不坏的事情，这表明西方最终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实力。当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一些西方鹰派会更多地想要遏制中国。 文汇报：那么，西方最终会不会以您所说的“克服自己话语僵化，最终接近、接受我们的话语”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崛起？ 张：随着中国崛起，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开始思考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存在的问题。西方应该欢迎中国话语的崛起，因为光靠西方话语，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全球问题都解决不了。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将是一个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西方现在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们不必太在乎。西方国家是最承认实力的，最终随着中国崛起，西方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理解和解释你的成功。 文汇报：您曾经说，主体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这是否就是中国崛起提供给世界的积极因素？ 张：中国是“文明型国家”，有定力，不会人云亦云，失去自我，而只会不断产生自己的新标准，并影响世界。中国是不断产生自己标准的内源型主体文明。过去30年，我们实际上就在不断创造自己的标准。奥运会、世博会、高铁建设、城市化、新能源革命等都形成了自己的标准，对其他国家有启迪。有些方面，我们应该努力与别人接轨，因为我们善于学习；有些方面，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国情；还有些方面，恐怕是别人需要和我们接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做法代表了未来。 文汇报：具体到西方话语似乎已经束手无策的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话语又能提供怎样的解决方案？ 张：中国的崛起方式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比如，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经验，许多国家可以借鉴。中国在非洲扶贫比西方模式成功得多，所以，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让西方国家非常吃惊。全球治理的一个难题是如何预防文明冲突；中国主张不同文明彼此包容、和而不同，这比西方的文明对抗理念高明得多。 文汇报：您在书中也用了很大篇幅讨论西方模式中的民主。究竟什么是民主？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或者说，民主如何才是个好东西呢? 张：我的观点是：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西方所谓的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多党制。我认为这是民主理念的异化。民主的核心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各个国家应该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探索适合自己民情和国情的民主形式。只有适合本国民情和国情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话语，其中“民 心向背”是一个核心概念。“民心”不同于“民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代表的是长期和整体的利益。另一个核心概念是“选贤任能”，治国必须是人才。过去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官员，这种制度领先过欧洲上千年。 西方今天把民主仅仅看作程序正确和程序正义；中国人认为治国者必须是人才，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所谓制度好、人不重要的看法，是极为片面的。在当今世界，一个企业都必须具有很强的人才观念才能生存下来、适应竞争，更何况比一个企业复杂千万倍的国家呢？ 文汇报：我们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那么，这些问题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 张：我举个例子，就是将今天的中国和工业革命时期崛起的英国作类比。英国当时是什么情况？英国本土只有一千多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加上海外殖民地，大英帝国大概有上亿人。他们实行的议会选举制度仅限于英国本土有财产、有地位的男性白种人，女人和穷人没有选举权，海外殖民地人口也没有。英国崛起时，把国内的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见者送到美洲，大英帝国的地区差别比今天的中国大几十倍。而我们今天崛起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必须在自己境内加以化解。英国崛起过程中打了多少战争？掠夺了多少别人的财富？而我们在崛起过程中没有发动战争，没有掠夺别人，而是给世界大多数人民带来 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崛起的意义非同寻常。 文汇报：在您看来，下一阶段，中国发展首要的突破点在哪里？ 张：发展经济和经济结构调整仍然是关键，还有社会改革，包括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我对中国未来相当乐观。中国城镇化进程才刚刚开始，今后每年都会有两三千万人成为城镇居民。这意味着大量的发展机遇。中国只要保持国家政治稳定，比较高速的增长应该可以持续15到20年。这期间，中国的发展机会可能比所有发达国家的机会加在一起还要多。

世界探究中共成功秘诀 铸造强国被称“信守承诺” 2011-07-02 10:02环球时报 中国在探索下一代政治制度 美政改任务不比中国轻 本报驻外记者 张金江 纪双城 青木 姚蒙 陶短房 孙秀萍 李珍 本报记者 崔杰通 詹德斌 柳玉鹏 陈一 汪析 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这个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红色节日”的到来，勾起世界对中国执政党的最新审视。被他们问得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何能保持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个西方政治体制占主导的世界里，“社会主义政党倒台”就像电影里配角被主角战胜一样天经地义，但中国共产党不仅拒绝这样的剧情，反而带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众目睽睽下抢了西方主角的戏。由于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唯一执政党，破解不了这个谜题，就无法真正读懂中国发展奇迹的奥秘。因此，国际舆论近期登出多个版本的“中共成功秘诀”，贴近群众、实用主义等都纳入其中，但在多数媒体眼中，中共永葆青春的秘籍还是在于与时俱进。韩国媒体甚至说，中共的DNA中都融入了学习。尽管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很喜欢大声宣读中国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但即使在西方舆论场，对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尊重也在增多。芬兰记者维拉认为，中共几十年都在信守对国家的承诺———打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外媒探寻中共“力量源泉” “本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中国的一周，中国共产党7月1日迎来90岁生日。”本周一，这段话出现在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中，像是为国际媒体本周大量报道中共建党90年吹响“集结号”。在韩国和日本，《首尔新闻》、《京乡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推出“中共建党90周年”专题报道。从建党历史、执政业绩，到对未来的展望，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似乎都在被国际媒体审视。《印度时报》说，尽管已执政62年，中共在中国仍广受欢迎，每年都吸引两三百万人入党。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说，中共8000万党员的规模比法国总人口还多，“世界上没有多少政党的历史能达到90年，年届九十还能有如此活力就更加凤毛麟角了。” “中共强大的生命力来自何方？”本周，多家国际媒体对此问题的探究像在全球对中国共产党做了次形象调查。一些媒体试图从组织架构中剖析中共的成功，如英国广播公司将中共与全国人大等机构的关系绘成图表，向读者解释中国的权力架构。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麦格雷戈则提出“3P理论”，即认为负责人事工作的中组部（Personnel）、负责宣传的中宣部（Propaganda）和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支柱。 韩国《中央日报》本周推出系列文章，研究“中共长寿的秘密”。其6月29日的文章称，中共的秘诀是“倾听群众的声音，并从群众中得到人才补给”。这层意思被香港《南华早报》表述为：“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领导人懂得回报民众的重要性，而不是只知索取。”6月30日韩国《中央日报》又重点介绍中共成功的另一秘诀———“共产党人的学习DNA”。文章说，中共通过不断学习，在实践中获取了经验和教训。德国《日报》6月30日说，中国全国有2700所党校和2000所行政学院，这些培养共产党干部的摇篮，构成共产党人力量的源泉。 “与时俱进”，这个过去在一些外媒听来“挺口号”的词汇本周却被多家国际媒体认真当做中共成功的最大秘诀。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说，中共之所以能承受百年来种种战争、社会动荡与危机的冲击，由20世纪20年代一个微型组织，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掌舵者，原因在于它不像有的共产主义政党那样固守教条，而是善于因时而变，以变求胜。中共历史上固然内耗、失误不断，激进与务实、保守与革新时期错综交叠，但从毛泽东时代摆脱苏联与共产国际控制，到邓小平主动修正僵化政策，中共一直表现出强大的顺应形势的能力，这或许解释了，为何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消亡或在国际上被边缘化，唯有中国执政党仍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 法国《世界报》6月29日援引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的话说，中共执政的逻辑是“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思想色彩的”，在中国传统中，绝对的黑与白、对与错并不存在。他还说，中国人虽然并非不愿吸收外来文化，但从古到今，这种吸收总是“以我为主”。因此，法国年轻政治家不能以绝对真理自居，更不要“居高临下教育中国”。 2009年中国建国60周年大庆时，国际媒体已在探讨中共成功的秘诀。芬兰记者贾斯汀·维拉当时撰文称，“简单地说，中共成功在于它信守了对国家做出的承诺———打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不懂中共，你无法读懂中国” 国际媒体在解读中共建党90年时有一种习惯，那就是按时间顺序“三段式”解析中共。新加坡《联合早报》此前的文章总结说，中共第一个三十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靠枪杆子、宣传和统战赢得民心，打败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第二个三十年，闭关锁国，内讧不断，虽然一穷二白，但敢与美国大打出手，对苏联“老大哥”也不惜翻脸；第三个三十年，改革开放让中国共产党重生，取得香港回归，加入WTO，成功挑战外太空，挺过汶川地震等成就，不仅安全度过亚洲和全球金融危机，而且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个成功得可怕的政党，”德国《明镜》周刊对中共的这个评价听上去有些情绪。文章说，苏联共产主义已被归于历史垃圾堆，古巴共产党已名声扫地，共产党患上硬化症，其领导人被视为一群恐龙。实践一再证明社会主义理念行不通。但在中国，这条法则似乎失效了，“恐龙学会了进化和适应环境，北京在经济上接连斩获成功。”法国欧洲新闻电视台说，虽然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存在欠缺民主的问题，但这个90高龄的“政治人”就像他们当年的领袖毛泽东晚年一样，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充满活力。在中国，仍有很多人支持中共的政策。 在一些西方媒体眼中，西方政治体制是当今世界的主导，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让西方感觉像被一个不按剧本演戏的配角抢了镜头，因此对中共的贬损也多了起来。当中共党员超过8000万的消息传来，美国“怪物与评论”网站形容中共“浮肿”。日本《产经新闻》6月30日听闻中共此次未邀请外国政党，便称“中共关起门来庆祝”，是“自弹自唱”。但事实上，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执政党，以及加纳大会人民党、“斯里兰卡-中国协会”等多个政党及组织已通过贺电等方式祝贺中共建党90周年。俄《真理报》编辑部不久前还专门举行研讨会，总结中共成功的经验。 英国中国问题专家凯利·布朗对《环球时报》说，在西方一些人眼中，中共的成功很难被看得惯，西方世界中也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像中共这样与国家的命运如此紧紧相扣。他说，虽然西方人对中共褒贬不一，但无人能否认中共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也不能忽视中共的声音。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对此就做出过判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不仅会影响13亿中国人，也越来越影响整个世界。 法国地缘政治学家皮埃尔·皮卡尔对《环球时报》说，西方人习惯用自己的眼光看中国，不理解中共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产物，以为中共没有人民的支持，而这是一种历史错误。西方应该踏实下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的这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法国《周刊杂志》6月27日曾在重庆采访一名中国老人，后者对法国记者说，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我们的制度怎能不令人骄傲？” “可以说，不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全面读懂中国。”韩国《中央日报》驻华记者张世政6月30日对《环球时报》这样说。他说，韩国主流媒体“非常重视”报道中共建党90周年，考虑片刻后，他选择用那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对中共的评价。他还表示，对韩国社会而言，了解中国、了解中共“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未来，留给西方去琢磨” “尽管反复打击，但腐败依旧是中国公众愤怒的源泉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一判断，算得上对中共未来执政挑战的一种审视。韩国Edaily网站说，中国如今已向世界展现“外汇储备第一、贸易规模第一”的“超级中华”景象，但“灯光越亮，影子越暗”，贫富差距等问题困扰着中国。 法国《20分钟报》说，中共未来长期执政的挑战还包括，如何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如何保证社会稳定和谐。文章说，中共有清醒的危机意识，机遇与挑战并存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未来的一贯判断。瑞士《金钱》杂志6月30日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中国在一切方面都有最大的数字，如最大的党组织，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工会，最多的学生等。当然，中国的问题也是最多的，如何解决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当下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唱红歌”运动，西方媒体也评论不一，有媒体嘲笑它像是一场社会运动，但也有媒体说它勾起中国人的怀旧情结。 瑞士日内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维为6月30日对《环球时报》说，西方认可中国经济成功，但不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常识告诉我们：巨大的经济成功不可能没有成功的政治制度来支撑。张维为说，“10-15年之后，如果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西方的史学家必然会重新评估1949年中国的革命，必然会重新评估中国共产党，否则他们就无法解释得通历史。中国不用急，我们的未来由我们把握，而我们的进步留给西方去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