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方绍伟:新左派与甘阳的癫狂

    作为新左派的甘阳先生似乎有这样一个信念:癫狂是一种特殊的深刻。事实果然如此吗?   历史和现实从来都是通过理论去理解的,因为历史和现实不可能自己解释自己。甘阳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甘阳:“我宁可改革速度慢一点”),而“施特劳斯是了解当代西方、当代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中国人研究西方就是中国研究的一部分”(甘阳:“为什么不去研究西方?”)。所以,对甘阳来说:研究西方就是中国研究,不理解西方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不理解施特劳斯就不可能理解西方。   这个观点碰巧与我自己的看法相反:不理解中国就不可能理解西方,“食洋不化”不是中国人不理解西方,而是中国人不理解中国甚于不理解西方。   显然,角度不同,道理自有不同,但思想的交锋肯定是免不了了,所以我想让逻辑说话。甘阳在本文面对的将不是通常的来自于自由主义的批评,我的批评是“冷酷实证”的批评,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不是对政治立场的批评。我明确认为:理解了施特劳斯和可能理解了西方的甘阳还是曲解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对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的肯定包含着对这两者的严重误读。   1,甘阳如是说   正好,2011年12月30日,甘阳在其《文明·国家·大学》的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发言,为这个思想交锋提供了一个由头。甘阳说:“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中国崛起负有文化使命”;然后癫狂的话就来了:   “西方在冷战之后从来没有有意义的思想出来过”,“美国没有思想家”,“美国没有知识分子传统,没有文人传统,也没有文化的传统,基本上是靠大学这个生产基地在生产”。   “把全世界全都拖进去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现代化)的话,那很好的。我们中国人如果以宋明或者宋朝为(蓝本)是很幸福的,以后的东西没有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惜的。我不大说这个话,因为这话说出来大家会认为我是神经病,怪话而已”。   “现代性它一旦起来,那就像永动机上了发条一样,人类将彻底地灭亡,一个结果是资源耗尽 ,另外一个结果是人类所有文化变得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最低标准,就是很低的智商点的东西。我们现在青少年的文化基本上是弱智的文化。当然,我这些都是比较‘反动’的说法,我平常不大说的”。   “在文化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完全站在一起的。一个文化人喜欢资本主义是十分荒谬的事情,一个文化人意味着精致的诗歌,文学这些才是最高价值的东西,不可能以金钱为最高的价值。所以如果你认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大麻烦是它必然把文化变成和所有商品一样的东西。所以一个人从心底上喜欢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喜欢文化,他认同的文化是假的文化”。   “比较大的一个麻烦是文化与民主的关系。这里的民主不是指全体的民主,而是平等。文化上的民主是根本上不可能调和的。因为文化必然要讲高低,你不能说昆剧唱到高水平和低水平的人是一样的好,你不能说书法最高明的人和完全最差的人是一样的,就是说文化不能接受平等这个概念。平等是人间相处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又存在很大的分歧”。   “儒家本身是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你需要一套社会政治的东西去支撑你的价值观念,不可能凭空地存在。……一个比较纯粹理想的状态,如果一切都(允许的话),那么希望一个以儒家核心的,而不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国家。这也不是我对社会主义有任何的偏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我认为就是平等,平等简单来说不可能成为一个基本的美德。……我认为自由和民主都是比较低级的要求,他们不涉及个人的品德的培养,所以它是一个保障性的东西。它们都是保障性的东西,是需要的,它保障这个人培养出一些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如果能够从平等过渡到以儒家为核心,我觉得核心是在中国的大学,假定说以后所有的商人、所有的老板、所有的干部、所有的演员毕竟都是大学培养出来的,抓住大学就是抓住一切”。   2,施特劳斯的影子   当说甘阳“美国没有思想家”时,他的意思是“如果勉强有一个,我认为那就是亨廷顿,对冷战之后的大学他有一个很大的想法,其他的,那些被认为是最好的,罗尔斯也就是一个很好的学者,有逻辑推理能力,能把问题说得不必要的复杂”。这就令人想起施特劳斯的学生布鲁姆在“正义:罗尔斯对抗政治哲学传统”一文里对罗尔斯的全盘否定。但列奥·施特劳斯似乎也不算是美国的思想家,即便他1937年就移居美国,施特劳斯似乎还是被甘阳看成一个德国犹太人。   甘阳为什么敢说出“西方在冷战之后从来没有有意义的思想出来过”和“把全世界全都拖进去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种一般人看上去不着边际的、连他自己都认为是反动、神经病的怪话呢?因为施特劳斯就是这么认为的,而甘阳的底气来自施特劳斯。把甘阳浸泡个通透的施特劳斯不是个一般人,施特劳斯认定“哲学旨在以知识取代意见,……哲人之思想的美德在于某种癫狂”。这个“某种癫狂”似乎包括他另一方面所矛盾地认为的“政治哲学不可能离开价值”。   施特劳斯的癫狂远远超过了尼采,他认为自由主义和西方左派在肯定现代化上都是一丘之貉,西方古典才是人类真善美的源头。所以,施特劳斯的最大癫狂是认为,其他思想家都没有关于“知识和价值”的真知,而他的真知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关于人类政治体制和自然本性的真知。霍尔姆斯在《反自由主义剖析》一书里把施特劳斯划成一个强硬的、超个人主义的绝对论者,我则认为施特劳斯是对西方文化中偏狭的“实体主义思维”毫无自我意识的绝对论者(“实体主义”强调超历史经验或超文化背景的独立实体存在,如最佳政体、自然本性、美德等等)。   也就是说,施特劳斯以其对人类美德和自然本性的绝对论预设,去批评近现代西方其他思想家的知识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可这并没有表明他在“实体主义思维”的意义上与西方其他思想家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只是说明他的绝对论倾向从政治体制进一步延伸到了知识和道德领域。下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他的一些具体论述,看看甘阳的身上是不是有施特劳斯的影子。   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一文里,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的危机原本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与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的政治哲学相分离的危机,文化危机则只是“学院行当”的危机。现代性的特点似乎是圣经信仰的世俗化,是在此岸建立天堂,但实际上却是“对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激烈变更”,是用马基亚维里式的“人们事实上是如何生活的”和制度设计去否定“人们应当如何生活”、去否定古典政治哲学追求的“最好的政治秩序”。“最佳政制乃是对德性之实践最具指导性的秩序,……如果可用的地域与人民的自然本性并不适于最佳政制,那么便无法建立最佳政制;至于能否获致合适质料,这一点绝不是靠缔造者的手段便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机运。……一切有生命的存在者,都指向一个终极目的、一个它们渴望完善的状态;对于每一特殊的自然本性,都有一个完善的状态归属之;……自然本性提供标准,这个标准完全独立于人的意志,……善的生活便是按照自然本性去生活,这意味着安于特定的界限;德性在本质上就是适度”。总之,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使“自然为人立法”堕落成了“人为自然立法”。   在他看来,马基亚维里“将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卢梭则用“普遍意志”来代替“自然法”,尼采把人的自然本性看成“权力意志”,所以“他要对法西斯主义负责,其分量之多,一如卢梭之于雅各宾主义”。“与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相反,自由民主制的有力支持来自一种决不能被称为现代的思之方式:我们西方传统之前现代思想”。   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文里施特劳斯更明确地说:“传统哲学家比较普遍地排斥民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生活的目的以及社会生活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美德。把自由作为一种目的在意义上是不明确的,因为这意味着对邪恶与善良都是自由的。正常地形成美德只能通过教育,……科学的政治学家倾向于只把民主与独裁主义加以区别,也就是说继续保持在特定的政治制度及其对立面限定的范围之内把特定的政治制度绝对化。科学探讨容易忽略最主要的或基本的问题而不假思索地接受已经认可的见解。……民主还没有找到一种办法抵制卑躬屈膝的遵奉主义及其所鼓励的对私人生活日益加剧的侵犯。一个从另一星球上往下看我们的人,可能发现,当人们专心考虑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国内问题和政治自由问题时,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分歧并不如看上去那样大”。   甘阳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 也即《自然权利与历史》中译本导读)一文中归纳说,施特劳斯将他认为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全部思想表述如下:1、“普世一体化国家”是不可能的;2、因此任何政治社会都是特殊的,都是“封闭的社会”即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3、任何曾经存在过的政治社会或任何将来会出现的“政治社会”都必然立足于该社会一套特殊而根本的“意见”,这种“意见”不能被“知识”所取代,因此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特殊的而且是特殊主义的社会;4、政治社会这种立足于“意见”的特性因此对“哲人”的公共言论和写作强加了责任(如果普世理性社会是可能的,这种责任就是不必要的了);5、哲人的写作因此需要一种特定的写作艺术(“俗白和隐讳的写作”)。   甘阳还认为:“施特劳斯给出古典政治哲人的三重身份,第一,政治哲人首先以好公民的面貌出现;其次,政治哲人的目标是最高的政治知识即“立法”的知识,获得这种知识的政治哲人是立法者的导师;最后,政治哲人认识到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不是政治本身所能达成,而只有哲学才能理解,因此他是献身沉思生活的哲人”。   3,甘阳何以癫狂?   由上可见,在肯定西方古典、美德、美德教育、政治性封闭社会、立法者的导师等等上面,在否定现代性、世俗化、自由、民主、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分歧、普世一体化、西方现代思想等等上面,甘阳身上的“施特劳斯影子”是明显的。可以说,甘阳的癫狂只是施特劳斯癫狂的再生产(本文已把“癫狂”当作中性词)。   甘阳和施特劳斯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从另一星球上往下看我们的人”,这种“上帝思维”正是预设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实体主义绝对论者的特征。施特劳斯的观点为人们进一步理解西方或许是有益的,但它在西方受到忽视的事实却表明,它自身确实包含着致命的缺陷。在我看来,施特劳斯关于政制和人性的理想主义预设(对应于儒家的“大同世界”和“仁义”),为他自己对西方的现实和学说的批评和否定,确立了一个过分有利、因而也是过分虚伪的基础,这个虚伪的基础本质上是一种“学院行当”的“书面基础”而不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基础”。   与天堂相比,人间自然会事事不如,可问题是这个天堂存不存在?品德教育又能走多远?在我看来,施特劳斯和甘阳都选择了过分乐观的答案,而在甘阳这里,这个选择却由于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而使他对儒家价值的强调陷入了困境。总体而言,施特劳斯的虚伪逻辑基础包含了甘阳所不能正视的“四个夸大”:夸大了西方古典的至高性,夸大了人类美德和自然本性的先验性,夸大了“书面文化”的至尊性(如说“现代性的危机原本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文化危机只是“学院行当”的危机),夸大了“书面文化”对“现实文化”的能动性。   甘阳说:“如果我们大规模地研究西方,在充分了解西方的复杂性之后,可能会从中找到对于中国的帮助;然而,任何直接地到西方找一种学说来解决中国问题尝试,都是非常肤浅的”( 甘阳:“为什么不去研究西方?”)。但正如施特劳斯在西方古典里找到了亚氏的美德一样,甘阳则从中国古典里找到了儒家的“仁爱”,并且认为教育是唤醒被现代性破坏的人的自然本性的关键。甘阳找到的难道不是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西方美德学说吗?他对中国古典的强调用的不正是施特劳斯在强调西方古典时的手法吗?   可以肯定,施特劳斯使甘阳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新左派,甘阳更乐于认为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是一个维护“社会主义传统”和“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并且更强调“儒家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早在“儒学与现代”一文里,甘阳曾经批评人们对儒学寄予太多的现代功利希望,他否定或怀疑儒学能够开出工商文明、自然科学、民主政治等现代因素。在我看来,甘阳从“儒家传统”中寻求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企图也是对“儒家传统”的一种强求,只是,甘阳对“儒家传统”的强调不是表明“传统已经丧失了它的力量”,而是表明传统已经被他误读。   为什么说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会使甘阳对儒家价值的强调陷入困境呢?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指的是儒家的“家族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分离或“圈内道德”与“圈外道德”的分离,是这种分离在上升到政治化之后出现的“书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掩饰和敷衍。也就是说,“书面文化”本来也是广义“现实文化”的一部分,“书面文化”与其外的“现实文化”的分离本来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当政治需要强调“书面文化”而现实中又没有对等的存在时,“书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掩饰和应付就产生了,中国的“面子文化”又进一步使这种掩饰和应付“特色化”。   “圈内道德”与“圈外道德”的分离导致了中国人的“亲情”与“恶德”,而用“书面道德”粉饰和应付“现实道德”则导致了中国人的“礼治”与“伪德”。儒学当然不应对中国社会的恶德和伪德负责任,实际上它甚至没有资格负这个责任,因为在本质上,儒学只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理论适应而已,这也是儒学经常沦为政治工具的原因。   就儒学仅仅是对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而言,儒学根本不可能摆脱中国文化里亲疏贵贱的“差序格局”观念;当儒学试图以“仁爱”去突破“圈内道德”的局限时,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实践这种突破,以至于千百年来儒学造就了发达的“书面道德”。可悲的还在于,“现实道德”越背离理想,儒家就越以为社会需要“书面道德”,儒家就越致力于“书面道德”的发展(从汉儒到宋儒到现代新儒),结果儒学的“书面道德”一方面日益远离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人的本能,另一方面又日益加深了对中国“现实道德”的掩饰和应付。   甘阳强调儒家的仁爱,可亲疏贵贱与儒家仁爱的现实矛盾却被忽略了;历史现实中的仁爱更多的是非制度化的“仁爱子民”及“仁爱士卒”,是君权秩序下的非制度化道德,“仁爱同胞”的“横向仁爱”也因此而更稀缺了,因为资源的纵向竞争必然以横向的社会道德、甚至是纵向的子民道德为代价,仁爱就被书面化了。   甘阳就是在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双轨特性”毫无自我意识的情况下引入施特劳斯的规范主义思维的。结果当然就是甘阳的所谓保守主义,这个保守主义其实就是西方古典规范主义与中国儒家规范主义的重叠,是规范主义的双重化。甘阳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沉溺于理想主义的道德规范冲动,不仅仅是用对经典的解读代替对现实的解读,不仅仅是用“书面文化”冲消“现实文化”,他还幻想着学校教育能够取代社会教育(所谓“抓住大学就是抓住一切”),书面价值能够取代现实价值(所谓“文学这些才是最高价值的东西”),似乎人类存在一个先验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等待象他那样的“导师”去启动。   这就是甘阳能够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抨击市场化、现代化、世俗化、平庸化的原因。按照这个虚伪的“上帝思维”,现代社会的一切成果仿佛都是“不必要的恶”(所谓“把全世界全都拖进去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们中国人如果以宋明或者宋朝为(蓝本)是很幸福的”),是不过渡到美德生活就无法证明其存在价值的过程。当甘阳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儒家价值时,他的困境就进一步被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所限定,他所推崇的传统其实只是一种“书面传统”,他想要的是让历史上没有变成“现实传统”的“书面传统”在当代成为可能。   所以,甘阳的“古典美德论”面临的是现实人性和中国国民性的双重困境,他似乎不可能看到:中国人的问题是自己的意识与本能无法统一,自己的理智无法与情感统一,自己的言论无法与自己的行为统一。甘阳似乎不可能认识到现代德性教育的局限如何存在于传统行为规则之中,也似乎不可能认识到中国的书面教育又会如何被现实行为博弈所“双轨化”。甘阳把文化传统当成了现代道德缺失的解药,可事实上甘阳手里的文化传统仅仅是“书面传统”,中国社会的道德缺失其实正是“现实传统”的文化延续的结果。可见,施特劳斯的“书面思维”恰恰是有害而不是有利于他理解中国。   甘阳的错误正是施特劳斯的错误,这就是缺乏一种历史和辩证的“反身思维”:人只能是他能表现出来的全部,不能用人所能表现出来的局部去否定人的其它局部;人的平庸和高尚都是人的本质,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可以脱离人的恶俗而独立存在的美德。我们当然可以高扬美德,但把美德“自然本性化”就太癫狂了。   如果一定要把不能实现的当成美的,甘阳的“德性人”只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构,是施特劳斯为了确立一个所谓“立法者导师”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玩偶。甘阳与施特劳斯的不同仅仅在于施特劳斯没有机会漏读中国文化的“双轨特性”。另外,施特劳斯从绝对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古典传统,而当甘阳从现代解释学角度去把传统理解成一种“尚未被规定的东西”时(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他不仅把传统相对化,而且还模糊了自己本来就含混不清的儒家传统定义。   4,高超者如何跌落:一个关于平等问题的例子   以上分析表明,施特劳斯的规范主义伪装很容易从一个道德制高点上跌落下来,特别是当甘阳用它来“食洋不化”于中国的历史现实的时候。在这次新书发布会的发言和以前的文章里,甘阳关于平等问题的议论,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高超者如何跌落” 的绝佳例证。   甘阳“希望一个以儒家核心的,而不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我认为就是平等,平等简单来说不可能成为一个基本的美德”。早些时候,甘阳提出过所谓的“通三统”:“第一个传统是儒家传统,我们可以用仁爱来概括这种传统的精髓,第二个传统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第三个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于自由的追求”( 甘阳:“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复兴”)。他又认为:邓小平的传统是市场和自由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是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孔夫子的传统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的传统。香港没有平等传统,美国则没有人情传统,而“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甘阳说香港没有平等的传统,美国没有人情的传统,而中国和美国则都拥平等的传统。可是,难道中国和美国的平等传统是同质的吗?即便甘阳的平等是指“实质平等”而不是“形式平等”,这个常被引用的辩解能成立吗?什么叫“实质平等”?即便它是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结果平等又是什么结果的平等?经济分配的结果平等就是“实质平等”的全部吗?   其实,社会主义的平等与资本主义的平等本来就不同。美国的平等偏向于假定“能力平等”,所以机会都向能力开放,具体机会背后的价值和成本却不可能平等,所以给“虚伪平等”一说落下了把柄。毛泽东的平等偏向于假定“偏好平等”,大家偏好类似,所以不需要市场,所以毛泽东的平等是配给制之下的平等,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被平等”。   这个不同性质的平等是个什么问题呢?当然是家长制政权与民主制政权的区别问题,在家长制政权的不同时期,还有终身家长制与限任家长制的区别。即便是经济分配的结果平等,也存在罗尔斯的“需求平等”与诺齐克的“权利平等”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也与政权性质有关。   那么,甘阳到底是在回避还是在暗示这个问题不值一提呢?“一个从另一星球上往下看我们的人,可能发现,当人们专心考虑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国内问题和政治自由问题时,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分歧并不如看上去那样大”。施特劳斯的这种话就是我所说的“高超者的跌落”,是拿一种非人的标准在衡量人的问题。当甘阳说“我认为自由和民主都是比较低级的要求”时,他似乎也在暗示政权性质问题不是根本问题,“人之所以为人”的品德培养和文化使命问题才是大问题。我想说的是,不管是有意回避还是不屑一顾,甘阳的认识都是错的。   品德问题是个规范问题,规范很重要,思想家提倡规范主张也有意义,但我坚信,规范主张必须要有可靠的实证基础,这里所涉及的实证基础恰恰就是政治的本性、政权的性质、人的本性等基本问题。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清楚了,我与甘阳争辩的不是主义,不是哪个主义在哪更好或对谁更好;我对主义毫无兴趣,我这里争辩的是问题、是认识。我认为甘阳对政治、人性和儒家的本质存在模糊认识,这种模糊认识非常清楚地表现在上面关于政权性质、品德培养、“现实儒家”与“书面儒家”的区别等问题上,也表现在上面提到的关于现代化和平庸化的问题上。   甘阳错误认识的具体代价是什么呢?是把至关重要的政权性质问题中性化,是认为政权以及政权所带有的传统无关紧要,并且这些似乎对他以为最重要的品德培养和文化使命问题毫无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在“中性政权”的假定下,偷换概念就是“免费的”,“毛泽东的追求平等的传统”就变成了与美国“平等自由的传统”是一样的,平等居然也可以是“政治中性”的。“中性政权”实际上包含一种双重错误:其一是认为社会政治过程与政权性质无关,其二是认为存在一种能够平等分配平等利益的“中性政府”,这个政府不会受到“关系文化”和“权贵利益”的干扰。   我惊讶的当然还不是甘阳的“中性政权”逻辑,我惊讶的是,拿“中性政权”逻辑分析问题的人,与说“美国没有思想家”的人居然是同一个人。敢说“美国没有思想家”的自己肯定是个思想家,可直率地说,人们无论如何很难把一个滥用“中性政权”逻辑的人当成思想家。甘阳到底是个“思维不清晰”的思想家,还是个“故意思维不清晰”的思想家呢?我希望本文的分析能表明,甘阳的“思维不清晰”不完全是故意的,他确实存在认识问题。   5,结语:“儒家社会主义”的规范冲动   甘阳被认为是中国新左派或中国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所谓“新左”和“保守”,其实就是维护两个传统,即社会主义的传统和儒家的传统。所以,甘阳用“儒家社会主义”来概括自己的思想是准确的。甘阳把社会主义的传统又进行细分,提出中国的改革今后需要达成新的“通三统”,亦即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   在他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甘阳特别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大视野,他从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中看到的是“中国的文化使命”和对“迷信西方”的否定,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是从富强走向文雅,是非西化、非平庸化的文明发展,是超越性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德。   甘阳的思想当然包含了强烈的规范意识,这在中国学者当中是正常的,可他从“应然”推出“实然”的“逆向自然主义错误”就同李泽厚和萧功秦的保守主义如出一辙。问题在于,他的规范意识有没有可靠的实证基础,如果没有可靠的实证基础,强烈的规范意识就会变成强烈的规范冲动。   甘阳对“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解最能体现其癫狂中的逻辑混乱。人民就不可以有资本吗?劳动者就一定不能有财产性收入吗?“全体人民的”又为什么就是“社会主义的”呢?社会主义的“平等规范”就能代替社会主义的“党权现实”吗?儒家从“忠君”到“爱党”的转变可以因为“中性政权”的暗设而实现“这里的转变静悄悄”吗?三种传统的正当又是因为什么而正当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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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2/1/30

春节过去了,上周因节日缘故,原文推荐没有定期出现。现在我们将上周以来的所有推荐结成一帖,供大家参考。翻译之前请确认译者网站上是否已有相同译文,尽量避免重复劳动。另外,我们在用G+(https://plus.google.com/u/1/113701623246327997042/posts/)上的+1功能请大家为【荐译】内容投票,得票多的会被优先翻译,还可以在那儿查到某篇是否已经被认领,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多谢!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email protected]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美联社: 绝望和镇压在西藏孕育着更多的暴力冲突 ——”由于在面对个人和平抗议时没有做出建设性的回应,中共在为大规模的暴力抗议制造条件。” 美联社: 西藏地区加强戒备,受伤的藏人躲藏起来 ——藏人称警方在甘孜地区开枪之后,有三十多名受伤藏人躲入寺庙。而警方已将那里包围起来。当局称开枪原因是藏人冲击公安局。 法新社: 专家称西藏骚乱地区一向有着强烈的独立倾向 ——最近骚乱频发的甘孜和阿坝地区,在历史上就是独立意识非常强的康区,面积接近英国,约有 150 万藏人。 路透社: 两名被柬埔寨遣返的维吾尔族人被中国判处无期徒刑 ——这两人是 2009 年新疆躁乱后逃到柬埔寨要求避难的。 《纽约客》中国来信: 艾未未的软禁与缺席 ——记者欧逸文对艾未未的最新采访。”警察每星期都来,要不然就是我去派出所,接受教育。” 《纽约时报》: 艾未未,一位异议分子的演变 ——纪录片《艾未未:道歉你妹》的导演撰写的文章。她说如果没有互联网,艾未未的故事会完全不同。 《洛杉矶时报》: 2012 年桑丹斯电影节:关于艾未未的纪录片观影成为政治事件 ——在电影节上放映的《艾未未 :Never Sorry 》将政治和抗议引入一个新的场合:电影院。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不要再折磨高智晟了 ——纽约大学教授孔杰荣的评论文章,回顾了维权律师高智晟被政府酷刑迫害的经历,呼吁中国当局按法律行事。 《外交学者》: 2012 年,中国龙会开口咬人吗 ?——对于政府眼里的异议人士,中国当局在 2012 年发出了严厉警告:严厉镇压,关入大牢。 《经济学人》: 危险的一年 ——中国的经济条件和社交媒体使得抗议事件越来越常见,而如今对中国的当权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 未来可能性: 另起炉灶——抗议、民主和中国的宗族组织 。作者详细分析了乌坎村民抗议的组织形式,认为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宗族化组织管理。这对其他村镇的群众抗议有借鉴作用。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博客: 乌坎的抗议并非想许多人想的那样具有颠覆性 ——《中国特色的抗议》一书的作者谈对乌坎抗议的看法。他说中国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式的抗议是受到儒家对权威的观念所影响的结果。 《纽约书评》: 长平专访:民主属于中国吗? ——记者与长平的问答录,谈及文革、六四、艾未未、韩寒、乌坎、香港。。。 《每日电讯报》: 2012 年达沃斯:中国呼吁对其改善自身形象的努力多些耐心 ——如果不改变”新殖民主义者”、”资源掠夺者”、”知识产权窃取者”的形象,中国的海外投资在国内和国外都会引起政治问题。 《纽约时报》: 韩寒的 180 度大转弯? ——作者对韩寒最近三篇博文引起的争议进行了评论。他认为韩寒说的非常到位,中国最深刻的问题是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问题。改革比革命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BBC 晚间新闻: 主持人与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的对话视频 。刘称中国不能算共产党国家,谈中国对伊朗核计划的态度,以及对艾未未税案的看法。感觉上水平比前任傅莹差一截。 《华盛顿季刊》: 中国新左派的影响和空想 ( 27 页 PDF )—— 2008 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的新左派宣判了市场化政策的失败,强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强化国有公司。但他们提出的措施不一定能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甚至可能加剧社会不稳定。 《大西洋》月刊: “和平演变” 20 年之后,中国再次面临历史性的时刻 —— 20 年前,邓小平开始南巡,以改革开放反击政治保守派。如今中国再次处于改革的关键时刻,只是现在的反对派是既得利益集团。 外交关系委员会: 中共政治局明白些什么 ?——他们明白自己对中国百姓的头脑没有绝对的掌握。他们明白革命未发生时看似不可能,而一旦发生则会令人感到不可避免。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那些在网上贴篇散文或诗作的人投入监狱的原因。 《国际先驱论坛报》: 中国即将变得死气沉沉 —— 2012 年是中国政局交接的一年。为了力求稳定,当局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大量失业、增加通胀或引发不稳定的激烈改革措施。 《外交学者》: 北京的外交政策令中国受到伤害 ——中共把自己统治权的安危置于国家的安危利益之上。对于专制政权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但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外交学者》: “走狗”当道 ——最近,大陆客在香港地铁吃东西引发的纠纷,以及随后孔庆东教授对港人的怒骂引起了不小的喧嚣。然而,在热闹的背后,中港台地区人民在彼此关系上的矛盾却不能不引起注意。 《华尔街日报》: 蛟龙之年 —— 2012 年里值得注意的中国海军的 12 个动向。 《商业周刊》: 中国 6.5 万吨的机密 ——对中国第一艘航母前生今世的详细报道。 《纽约时报》: 中国加紧控制微博,反对派人士则将推特视为自由的天堂 ——虽然 2011 年微博很火,但是其言论审查让很多异议人士转而利用自由的推特。 《华尔街日报》: 推特要想被中国解封,都需要做些什么? ——最近推特宣布在不同国家将进行有选择的内容审查。此举在中国的推友中引起不少反对意见。艾未未称”推若审查,我即停推”。 《自然》杂志: 中国的文化历史阻碍了科研的进步 ——清华大学教授宫鹏发表的专栏文章,认为中国学术论文虽然数量增加,但质量不高,学术道德问题相当普遍。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 《时代》周刊: 空气污染的政治化:严重的污染如何缓慢地改变着中国 《卫报》: 优酷帮助中国电影人绕开审查 ——网络视频服务在中国的兴起,使得有些电影人选择不在电影院放映,直接把影片放到优酷或土豆之类的网站上,以避开内容审查。 《纽约时报》: 美国休斯奖显示出中国在科研领域的进步和吸引海外科学家回国的努力取得成效 。——该奖授予在美国完成学习后回祖国开展科研的人员。今年有 7 位中国学者获奖。 【国际外交】 路透社特别报道: 湄公河上华人被杀事件与血色外交 ——记者对缅、泰、老交界处的湄公河金三角地区做了深入报道,分析了当地毒品、赌博、地方势力在中国船员被杀事件中的可能角色。 《国际安全》: 中国的世纪 ?——为什么美国的优势会继续保持下去。( 47 页图文 PDF )。据统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崛起”是世界新闻媒体谈论最多的话题,超过” 911 “袭击和伊拉克战争。但是作者通过对经济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是美国在可见的未来不会被中国超过 《每日电讯报》: 挪威想阻止中国加入北极委员会 ——因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刘晓波,中国对挪威采取了外交和经济报复措施。如今挪威有了报一箭之仇的机会。 《外交政策》: 双赢世界的终结 ——《零和的未来》一书的作者讲述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坏事。他认为中美关系一向是既有合作也有对立。而如今对立的趋势占据了主要地位。 《纽约客》: 中国和国情咨文 ——在过去的几年里,奥巴马的国情咨文总是离不开中国。今年也不例外,只是口气变得更强硬。但是在表面言辞的背后,中美其实面临着类型相似的根本问题。 半岛新闻: 元?还是不元?这是个问题 ——由于中国资金和生意的涌入,津巴布韦目前正在考虑将人民币定为其国币。 《商业内幕》: 美国在这八个工业领域里已经输给了中国 ——包括钢铁、汽车行业和高技术出口等行业。 【经济金融】 卡内基基金会: 中国爆炸性的债务增长不可能再持续多久了 ——北大外籍教授认为中国最大的投资过剩并非房地产行业,而是基建投资,并由此造成了巨额的债务负担。 《纽约时报》: 苹果的 iPad 以及中国工人的生命成本 ——对苹果在中国的生产厂工人劳动条件的长篇报道。”现在人们对新 iPhone 的兴趣远高于对中国的劳动条件的关心” 《纽约时报》: 中国,求求你,买我们的东西吧! ——对于美国商人来说,中国既带来繁荣也带来失望。富裕起来的中国并未象预期的那样大量购买美国货。作者分析了这背后的原因。 【生活百态】 《纽约时报》: 在中国,一所教授藏族文化的学校成为罕见的奇迹 ——在青海,一位担心西藏文化失传的活佛创建了西藏文化中心,以藏文传授知识。给他的学校捐款的,有不少是汉人。 法新社: 中国的城市化如火如荼,但代价有多大 ?——中国的发展也许在经济上可以持续,但是在文化和生态上,则未必如此。新建的城市并不舒适。 《纽约时报》: 中国的灰色收入加剧了贫富差距 ——学者王小鲁认为中国富人隐瞒了自己的收入,而贫富差距实际上远超过政府所承认的程度,已构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 《经济学人》: 中国的劳动力:十亿工作者 ——对中国人口结构数据的分析:虽然去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出现下降,但劳动力的绝对数字还在增加。 《大西洋》月刊: 思乡:为什么中国的民工要在四十天的时间里总共完成 32 亿次行程 。 中国立场博客: 春节期间到未来岳父母家过年的经历 ——博主跟随中国女友到她的山东老家过年,被亲戚朋友们反复问及结婚事宜,体验了一回典型的中式”关怀”。 《国际先驱论坛报》: 达沃斯成为中国”侯鸟”的歇脚点 ?——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中国富商越来越多,但是其中可能有不少人在谋求离开中国,达沃斯只是他们的歇脚点。”你只有跟政府合作才会变富。如果你停止与政府合作,你就挣不到钱,还可能会失去一切 《纽约客》中国来信: 中国人会抗议 iPhone 吗 ?——富士康的工人在美国引起很大关注,但是他们的境遇在中国已不是新闻。财富已将中国公众划分成了众多等级,使那些为买 iphone 而彻夜排队的人们,不愿去想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 中国辩论博客: 哈佛公开课”中国的传统和演变”上线 。一共 37 课,每课 50 分钟。其中最后 7 讲是新中国到现在的历史。具体课程地址是: http://cdn.dce.harvard.edu/openlearning/hist1825/ 路透社: 中国大片《金陵十三钗》在美国票房不佳 ——制片成本达九千万美元的《金》片,在美国首映周末的票房只有 4.8 万美元,平均每家影院只有 1600 美元出头的收入。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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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文明・国家・大学》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甘阳:《文明・国家・大学》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甘阳:《文明・国家・大学》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2011年12月30日,甘阳《文明·国家·大学》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由三联和北大联合主办,甘阳作为中国知识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学者前来参加。随着全球化、西方化同质化进程,文明、文化、道德等诸多人类价值都在受到威胁。如何解读西方、重建现代西方文化的外部,这将成为中国崛起、文明重建生死攸关的问题。而甘阳所做出的回应,开展大学通识教育,则受到了左右各方的质疑和批评。他在研讨会的总结发言坦率地解释了自己的初衷和对现状的思考,甘阳的说法在文化多元主义者看来是反动的,但这其实是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的民主会带来拉平化的问题。在此意义上,甘阳的思考不仅是针对中国而言,也针对一个现代性的普遍问题。观察者网全文记录发言,以飨读者。 今天大家提到很多问题,我也很高兴能有这样友好的争论,包括我思想中的很多矛盾,很多朋友都在不同场合点出过。 我无法一一回答各位的问题,所以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总的体会。虽然这本书中收的有几篇很早,是92年的,92年第一篇文章《文化中国,乡土中国》,主要的文章是03年的。03年有几件事情比较刺激我,一个是北大改革。北大改革对我个人的刺激可能比很多人更大一点,因为我曾经在美国十年,香港十年。在香港时我在香港大学,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北京大学是在以我当时工作的香港大学为蓝本,而要把它变成香港大学。而说实话我不知道香港大学是干什么的,香港大学作为一所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它的mission 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不大清楚,基本上就像一个职业培训所,它最好的是医学院,法学院,文史哲都……我传统的理解大学是培养一个人精神性的,而香港大学让我感觉不到这一点。北大改革,尤其是我自己是北大出身,事实上我很难理解。 北大据我所知,北大从校长、教授到学生,都认为北大是不如香港大学的。我很难理解。我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北大如果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觉得很难受。北大打断了我原先的一些写作和研究的想法——按照原先的计划做些学术性的研究都没有必要,假如文明这个概念没有,假如中国人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文明的话,那我也没有必要写,我自己的思想我自己enjoy就行了,找几个朋友喝喝酒、谈谈经也就行了。所以很多真正的想法可能我以后会稍微谈一点 ,从今天流行的东西我只能说我非常非常反动。反动到我觉得没有意义去谈。比如说,现代、现代社会和现代化。我个人认为,16,17,18世纪开始的现代社会,现代化,把全世界全都拖进去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现代化)的话,那很好的。我们中国人如果以宋明或者宋朝为(蓝本)是很幸福的,以后的东西没有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惜的。我不大说这个话,因为这话说出来大家会认为我是神经病,怪话而已。 全世界现在非常趋同化,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架势,令人无法抵挡,这在任何(生活)细节上都能表现出来,人都在主动追求这个东西,最简单、最新的比喻就是电影,电影都是以全球观众为追求对象的,那只可能找最低标准而不可能是找最高标准,只有在最低标准的情况下可以趋同化,任何教育也是一样的,找到最低标准是可以找到公众点的,找到最高标准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悖论。老潘讲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死结,事实上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一个死的状态,西方在冷战之后从来没有有意义的思想出来过。我们现在想问题、说话都已经被最近十年左右的东西套住了,我们很难跳出去。人类思想从来没有这么僵化过。而表象上是人类思想从来没有这样自由过。我们几乎没有想象力。我们不敢想象,在我们还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和现在的世界不大一样的世界。 仅仅没有多久以前,80年代我们生活的世界和现在很不相同,而且要幸福得多,问题是倒退不可能,我们人类好像已经被套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卡索。这是我很多年来的感觉。大家都如此认账,如此服输。明明全世界现在所有人,包括美国的富人都认为世界在出大问题,都没有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认为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这样不负责任过,美国的富人也没有这样猖狂过。问题是富人交点富人税这本来不是很大的问题,居然什么都通不过。欧洲债务也是,大家都认为全世界出问题了,但这个问题是什么,大家不知道,怎么解决大家也不知道,大家却仍然认为可以这样活下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没有想象力过。包括谈大学都很难谈。这我相信全球一体化日益加剧,加剧到每个人都是机器里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人有主宰性,这时候很多的感觉都是无力感。 我今年1月份去美国,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去美国,以后不用再去了。我参加了美国大学联席会议,有很多美国大学校长(出席),我相信美国高等教育在走下坡。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美国本科生作弊,美国《纽约时报》去年几个大的调查表明,美国本科生作弊率达61%,这个是非常震惊的。我在美国呆了十年,整个美国的学校像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学校是不大可能的。整个道德风范已经完全散体。另外一个,它本身比较好,但并不是美国最好的大学,而是一般的大学也都相当不错,但是这些年下来,马上面临大学的破产,就是大学和大学之间的不平等,钱越来越往少数好的学校流动,美国加州最好的州立大学两个系统基本上都已经破产,下面学费还要涨三倍。为什么最近奥巴马在找这些大学的校长,怕会发生学潮。 我举这些,是想说明我们正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时代,但对于这个变化我们已经不大能用新的思想去想它。就像这次西方的危机,我觉得不是一年的危机,而是冷战结束之后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欧洲危机,到美国危机的这样一个连续的发生,不会是一个很简单的、很快会风平浪静过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些想象力。这个想象力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哪个呢?一个我觉得抛开中国所有大的问题不谈,有两个大的趋势,实际上是清楚的:第一个趋势,不管中国目前有多少个体,中国文明也好,中国国家也好,从鸦片战争以后,从五四运动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在整个中国社会范围内,无论是百姓、还是知识分子、还是商人、对中国古典文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可从来没有这么高过,五四运动之后从来没有这么高过,仅仅十年前也没有,五年前也没有。这个速度也同样加速。鸦片战争以后,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对自己的中国文明传统任意嘲弄、反抗、讽刺、践踏,这都习以为常,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问题。而在现在的中国人里,包括现在的大学生里,就像我五年前所说的,再过几年,任何人不可能在大学里用轻蔑的语言谈儒家,(否则)人家会把你当白痴。这个趋势摆在那里,不管这么样中国人民对自己文明的认可度,认同度,重新学习的愿望这五十年来从来没有如此提高过。 另外一点,西方文明的口碑从来没有跌到这么低过,08年我很多银行家,金融家的朋友都和我说他们彻底被震惊了,五大投行居然会出现崩溃,五大投行在全世界那简直是上帝,那怎么可能会奔溃,才奔溃了一两年,中国的头就已经低了,中国两百年都不可能建成它那样的投行,还不到一年那些投行全完蛋了。你无法想象。另外一点,其他的各个方面,比如十年前,好多人说美国好话,那是理直气壮的。现在哪个人无条件拍马屁地说美国如何如何好,老实说,也有点风险,让人觉得挺肉麻,会被人说不明事理。这个趋势也是非常地大。 回到大学的问题上,我觉得在现在批评中国大学的情况,不可以对大学全盘否认,中国的大学正在看不见的方面进展着。这个进展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一个原因,中国大学有钱,钱特别多,钱未必能办好事,但是有钱确实不一样。 第二个点是更重要的点,我们的师资变化,特别是像一些文史哲这些老的领域,我觉得很明显最近这些年中国大陆985大学的博生生基本上可以,十年前中国大学的文史哲博士生基本上不知道在写什么,五年前已经好了许多,现在来说特别差的不会有,我是说比较好的大学。目前的985大学, 不要说北大,像中央大学,或者复旦大学这样的学校,文史哲太差的老师不大可能进来。至于一些老师比较年轻,比较投入,实际上是在改变大学的教学制度,学生受益不一样。另外一个普遍存在于中国大学校长之间的感觉是,如果说五年前一个美国大学校长来中国,中国大学校长会感觉他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现在的感觉,(大家是)同事、同仁,人家问题也很严重,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看时代变化的速度同样也在加速度发展,简单一点来说,中国确实在崛起,西方确实在衰落。但问题是中国到底是什么崛起? 是文化的崛起还是经济的崛起?我非常明白很多朋友一方面很支持,一方面也有很多的批评,儒学界和我有些一致,但会认为我推行儒学不利,而另一方面,包括对中国49年来,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认为我对许多问题认识不够,推行不利。 我心底很悲观,但我把悲观和绝望分开,我虽然悲观却还有绝望。我现在是在回答早上张祥龙先生曾提到第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一个国家现代化还没有西方化,我说没有。但背后隐含着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其实是比较悲观的,但我并没有绝望,这个可能性需要很多机遇性和偶然性的方面。我大概会想讲一下我为什么悲观,我们对现在这件事情还需要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一旦踩上去下来就不容易。这像吸了毒一样,吸了毒就要上瘾,就像有了电灯,非常进步,现在有了ipone3, ipone4,这个就是吸毒,一个一个吸食下去,你欲罢不能。如果中国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中国文明不可能有一个对这样东西的反省度,只能跟着走。 美国没有思想家,可以借鉴英国 是否有一种可能性,中国凭借自己相当丰厚的历史文化基础,等到中国人玩到厌的时候想玩玩其他的东西,这是个机遇的问题。我整本书中最长的一篇讲文化与社会,我觉得中国如果要对现在这件事情比较深厚的认识,英国是一个比较值得看的国家,无论是在文化上 ,思想上,包括经济上,政治上,都比较有参考价值。我在美国呆了十年,坦白说,我相信美国没有思想价值。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里列举19世纪英国有那么多的人物,美国哪里有几个人物可以和他们相比。美国至今没有什么思想,美国就是有很多勤劳的,生产力很强的学者,生产了大量论文,这些论文没有必要写,写一两篇就可以了,因为就那么一点点思想,通常就是这样,三流的人负责生产,以证明他的存在。 我认为美国没有思想家,如果勉强有一个,我认为那就是亨廷顿,对冷战之后的大学他有一个很大的想法,其他的,那些被认为是最好的,罗尔斯也就是一个很好的学者,有逻辑推理能力,能把问题说得不必要的复杂。你如果比较我们原先阅读的欧洲所有思想传统,美国大学,第一美国没有知识分子传统,没有文人传统,也没有文化的传统,基本上是靠大学这个生产基地在生产,我那本书中实际上借威廉斯谈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他们面临的那些问题,某种意义上我把它归结为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与资本主义问题,另一个是文化与民主问题。 我对现代性非常怀疑,当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温和、可以被人力所相对控制的(程度),那这个现代性还是相对可以接受的。对自然的开掘可以控制,而不是无限制,不是受欲望控制的开掘,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受人类主观控制。如果不是完全变成一个盲目发展,当所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被控制住,这个现代性可以解决。但问题在于,现代性它一旦起来,那就像永动机上了发条一样,人类将彻底地灭亡,一个结果是资源耗尽 ,另外一个结果是人类所有文化变得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最低标准,就是很低的智商点的东西。我们现在青少年的文化基本上是弱智的文化。当然,我这些都是比较“反动”的说法,我平常不大说的。 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有相当大的共同点,都在批判资本主义 我之所以和许多朋友有点不一样,我的悲观主要在于许多问题不是太容易解决。威廉斯在那本书里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式,威廉斯自己是一个左翼,但他是一个文化修养极高的左翼,他力图在调和一些矛盾。第一个问题,他实际上是说,在文化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完全站在一起的。一个文化人喜欢资本主义是十分荒谬的事情,一个文化人意味着精致的诗歌,文学这些才是最高价值的东西,不可能以金钱为最高的价值。所以如果你认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大麻烦是它必然把文化变成和所有商品一样的东西。所以一个人从心底上喜欢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喜欢文化,他认同的文化是假的文化。所以英国也是一个文化大国,一大帮人不大能接受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机械,市场等这样一套的价值观。在威廉斯的书里有相当多的英国文化人,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会是接受资本主义的,这就是为什么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肯定都是左派,至少他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有相当大的共同点,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保守主义从文化上批判资本主义,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同时撕裂了人类共同体、社群共同体。 比较大的一个麻烦是文化与民主的关系。这里的民主不是指全体的民主,而是平等。文化上的民主是根本上不可能调和的。因为文化必然要讲高低,你不能说昆剧唱到高水平和低水平的人是一样的好,你不能说书法最高明的人和完全最差的人是一样的,就是说文化不能接受平等这个概念。平等是人间相处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又存在很大的分歧。我觉得威廉斯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在极力调和。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但是他反对有工人阶级文化,否认有无产阶级文化,他认为劳动人民对文化的贡献主要在于 一个整全的生活方式,精致的生活方式,威廉斯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的文化观实际上是艾略特一派的,文化必然不可能是超越民族的全球文化,有些是有历史文化共通点的,通常意义上的精致文化从它本身来说,当然就是英国的。同样是英国人民共同体,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和英国工人阶级有矛盾?我在这里稍微回应一下,威廉斯在50年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那时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70年代因为受到安德森等的攻击,然后他去看马克思主义,他希望能和马克思主义调和,这里有一个有意义的东西是,整个里面有个最基本概念的就是历史共同体。英国历史共同体是他潜在的前提。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全力攻击安德森。这个是必然的,既然是一个历史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是劳工阶级也好,上层阶级也好,都是能够在一个共同体内相互调和的。比如在他们和后来新左派的纠葛,不管他们对工党如何不满,他们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是仍然以工党为中心的,他们可以批判工党当选的某一个领导人,但仍然(在工党那一边)。不像后来的一些完全否认任何实际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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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追求自由的路上没有失败者——读余杰书评感怀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书籍资料:《贫穷的设计师》 作者:(南非)莫列齐·姆贝基 董志雄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定价:26.00元 很多朋友主张读书一定要读原著,对那些书评或思想史一类,一概而论的斥之为“嚼过的甘蔗渣”。其实在我看来,很多所谓的经典作家,经典名著,往往都是掺了水的牛肉,不值得我们从头到尾的细读或膜拜。等而下之的作家作品,更是掺入了各种的毒素或肿瘤细胞,有让您不知不觉得疯牛病的危险。信息爆炸之下,真正体现一个知识人或传播者价值的,恰恰是从秦晖先生提倡的“常识与良知”出发,对信息进行有效提炼与升华的工作。比如谷歌,比如那些著名的数据库,比如我们将要谈到的这篇书评。 喜爱读余杰先生文章的朋友都知道,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便被迫远离了中国的一切现实问题和一切有关现实的话题,而只能写一些书评投稿,来维持一个写作者的尊严。此前我也曾转过他几篇书评,都是《春秋》那种寄褒贬于字里行间,“虽无一字,尽得风流”的力作。在有心人的眼里,可以读出许多的人生况味与深邃的思考。近期读到余杰先生新作《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看中国的“权贵集团”—— 读莫列齐•姆贝基 》,谈的依然不外是国内早已公开出版的翻译作品,而且有国内媒体推介的书评,译者序文等也都陆续推出。可是在余先生慧眼之下,这本书却焕发出了新的意味。正如秦晖先生谈类似主题的那篇刊于零九年底,一零年初的学术论文《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一般,让我们读后“转知成识”,获得更多启发。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篇书评,究竟说了些什么。 文章开始,余杰便打破了很多朋友对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过度幻想。这样的工作,其实一直有人在做。只不过多数朋友过去着重于这场运动本身的“去神圣化”,而余杰则藉由此书评,揭示了民主化之后,在“金砖五国”的漂亮长袍之外,在二零一零年世界杯的中国造乌乌祖拉之外,在《第九区》营造出来的外星人贫民窟的科幻场景之外,一个真实的南非形象: “南非最有思想的政治记者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社会和种族冲突日渐频繁与剧烈的世界上,南非以政治和解的方式,兵不刃血地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当然离不开无数普通人对真相、正义与和解的追求与牺牲,也离不开作为政治领袖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以及作为宗教领袖的图图大主教这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的努力与感召。但是,在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依然存在着浓重的阴影与危机,南非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远未完成,正如海因•马雷所指出的那样:“南非远未融合进友爱的共同目标,没有为国家建设这种单纯的语言而平静下来,而仍然处于一个紧张的重新开始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目标表现出有利于社会上最强大和享有特权的那些部分的人。”换言之,南非社会仍然打上了“赢者通吃”的烙印。” 从这段综述来看,显然南非并非民主天堂,而是和玻利瓦尔之后奉行权贵世袭化的拉丁美洲一般,陷入了一个长期的泥沼中难以自拔。何以会如此?何以当年美好的民主理想,伟大的领袖人格魅力,结果却总是无可奈何走向幻灭?仅仅归结为历史决定论,宿命论吗?甚至归咎于民主本身无法克服的,在各国及各文化圈中的适应性问题吗?真正的有识之士显然不甘回到此类窠臼中去为自己卸责。而《贫穷的设计师》正是展现了作者莫列齐·姆贝基既为南非民主化过程中局内人的切身体验,又为独立学者的清醒观察与思考。这正是本书价值所在。为此余杰于该书评中介绍道: “具有记者、私人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等多重身份的莫列齐•姆贝基,对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现状也持同样的看法。早年,莫列齐与他的哥哥、后来的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一起参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被迫流亡国外。而他们的父亲高万•姆贝基则是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是曼德拉入狱期间亲密的狱友,后来曾出任参议院副议长。按理说,贵为副议长之子和总统之弟、且青年时代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付出巨大的牺牲,在非国大掌权之后,莫列齐可以顺理成章地占据权力集团中的一个显赫位置。然而,莫列齐的选择让众人大跌眼镜:他毅然走出“咸与维新”的新贵行列,转身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异议者,成为从曼德拉到姆贝基政府的多项政策的激烈批评者。《贫穷的设计师》一书,正是他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的结晶。” 既然这本书代表着一段“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那么这位比在中国深圳做生意的另一位黑人总统的弟弟“小奥巴马”更有成就的,南非姆贝基总统的弟弟“小姆贝基”,又是如何展开他的反思的呢?对至今徘徊于现代制度大门之外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他的反思又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为此,余杰在书评中分别从三个角度,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提炼,同时每一个角度的论述,又都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都是同我们自己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的。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作者就此有一番清晰的剖析,他提醒我们: “二战结束之后,非洲大陆掀起了激动人心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的殖民统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溃。一时间,人们对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只经历了短短几年间,希望便破灭了,诸多非洲国家相继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个世界上,陷入痛苦的贫困和绝望之中的人口约有十亿之众。按照人口比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的赤贫数量最高。近半个世纪,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的发展之路形成显明对照。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一九六五年,加纳的人均收入和出口均高于韩国。但是,韩国的人均出口在一九七二年超过加纳,四年之后,人均收入又超过加纳。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间,以今天的美元计算,韩国的出口增长四百倍。加纳却仅增长四倍,而人均实际收入则跌到仅为其早期价值的一小部分。再比如,拿肯尼亚与新加坡进行比较,两国在刚独立时一样贫困,如今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为两万四千欧元,肯尼亚则为三百四十欧元,仅有新加坡的十七分之一。 “以上惊人的对比表明,非洲国家的贫困与落后,不能完全归结于殖民历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环境、地理因素或民族特性。为什么同样经历过殖民统治的若干亚洲国家却能奋起直追并创造经济奇迹呢?就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而言,荷兰学者罗尔•范德•维恩在《非洲怎么了?》一书中的论述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现在在许多方面可能更好——更平衡和更有尊严——但非洲的物质情况不会更好。殖民主义留给非洲很多伤痕,但没有使它更贫穷。”那么,在发展的道路上,非洲为什么失败了? “莫列齐在《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错误不在于非洲的人民大众,而在于非洲的统治者,即他所谓的“政治实力集团”。他认为,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大都没有完成国家改造的任务,政治实力集团几乎原封未动地继承下原来的政府职能,即对外销售天然资源,对内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和满足统治者的私人消费。莫列齐将这类国家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伪国家”,非洲大陆的国家十之八九都是如此。 “为什么这些国家是“伪国家”呢?莫列齐指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在大多数公民眼中合法的统治阶层,因此缺乏持续执行发展经济计划所必须的领导的连续性。这些国家所拥有的是陈腐化的前工业和前土地改革的社会结构,由于缺乏一场工业革命,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主要不是积累,而是退化。其经济体制无法吸收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久而久之,统治者吃光了自己的基础,导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出现了名声扫地的诸多病症:下降的人口寿命、减少的入学率、资本外逃、人才流失、缩小的森林面积、沙漠化、武装冲突、大量的且仍在增长的不平等、疾病流行和加剧的贫困、外部势力的操纵和日益增长的对外国庇护人。 “莫列齐对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传统文化的伤害有深切的体验,他试图重新发掘非洲自身传统中的有益成分,使之成为非洲复兴的动力。但是,维恩却从政治学层面指出,正是非洲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历史背景造成了“政治实力集团”的肆虐。非洲的领导人不具备建立在权力与责任对等的领导权意识之上的传统与文化。“他们首先不是将政府看作发展国家的方式,而是视为保证自己生活的途经。”政治上的专制,必然导致经济被合并到国家手中。“所谓的国家企业,就是统治者攫取收入的源泉,也为维持庇护网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于是,这个阶层成了国家的血吸虫。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远比这些非洲国家成功,中国甚至成为到这些非洲国家掠夺资源的“新殖民者”的先锋;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与这些非洲国家可谓“大同小异”——极度腐败、贫富悬殊、国有(官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开支庞大而低效的政府机构……毋庸讳言,中国只是一个加强版的非洲而已。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朽坏与溃败。” 在去年底,我曾联系陈志武先生等人的观点,对“中国模式”有过一番粗浅的讨论。无论是在著者小姆贝基或是在书评者余杰先生看来,无论是南非或是中国大陆,显然都患上了类似的制度病。在过去,本党建基的时候,热衷于树立起一个个的假想敌,包括“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不同需要而随心所欲的将这三者进行扭曲化,妖魔化,对本国民众洗脑。从而奠定和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其实这套把戏,我们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屡见不鲜。比如拉美人将西方白人视为自己不幸的根源,将当年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视为千古罪人;比如南部非洲很多专制野蛮的政府都将责任推到旧欧洲的殖民主义罪恶上;比如中东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政府和极端宗教势力将所有不幸都推到贪婪,残暴的西方世界……可是历史真是如此黑白分明,问题根源真是如此简单,对立的双方真是如此善恶两极,不容分说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何以解释同样在亚洲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甚至至今存在着美国驻军的日本,韩国等地,从国家到社会,到企业,到家庭,到个人,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全方位的创新,反而能够在战后得到全面的,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随着各国专制集团的统治的长期维持,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专制史上血腥黑暗的真相被揭露出来,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神话,相继走向破灭。即便不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发生在前苏联的肃反与集体农庄,发生在大陆的大饥荒与文革这样永远留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震撼人心的大人祸,在许多由本国政治精英统治的国家里,所制造的惨案和对本国民众的奴役,反而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殖民宗主国家统治时期。这又是为什么? 正如我在去年纪念九一一十周年的那篇《十年》中,提到的国家恐怖主义一样——可以说,真正的元凶不是那些过去的,已被推翻的皇帝,不是百年以前的外来的白人或早已被剥夺,被残杀殆尽的传统社会精英阶层,而是高踞于权力核心的那些当权者。进一步来看,正是靠着各种披着神圣外衣的现代专制的制度保障,进一步维护了这些权贵世袭家族,政党或集团的畸形存在。对此余杰以南非的社会权力结构为范例,以“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为主题,对南非那些以政治特权谋取经济和社会特权的上层黑人权贵集团,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剖: “莫列齐提出的“贫穷的设计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非总理弗沃德,作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者,被冠以“种族隔离的设计师”之名;莫列齐借用此名,而《贫穷的设计师》作为书名,其批评的尖锐和寓意的深刻,尽在不言之中。 “莫列齐抨击的对象直指非洲的政治实力集团,尤其是“黑人实力集团”。尽管他本人是一名黑人,但他并没有受到种族和肤色的限制而讳疾忌医,而是勇于批评跟自己相同种族和肤色的特权阶层,而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当年一起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战友。这就显示出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捍卫真理和说出真相的道德勇气。 “二十多年来,从曼德拉到姆贝基的历届南非政府,都大力实行“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其本意是平衡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在经济上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以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但结果与初中却背道而驰。莫列齐一针见血地指出:“黑人经济强化政策,造成了一个人数很小、不具备生产能力,但非常富裕的黑人资本家阶级,他们由非国大的已退休或尚未退休的高官小圈子组成,成为经济寡头们的同盟者、南非去工业化过程的看管人。这真是十分具有讽刺性。”换言之,昔日的被压迫者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压迫者,角色转换了,但整个机制没有变化。用海因•马雷的话来说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融入一张为白人特权者并为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设计的机构关系、体制和实践的网络之中。”于是,南非出现了一个“合伙的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黑人中产阶级上层,另一方面是拥有矿产能源复合体的经济寡头。 “莫列齐认为,这种有差别和有偏向的政策,让少数黑人特权者过上了奢侈无度的生活,殊不知,长远地看,却使得这个阶层整体上走向自杀。他们的财富是靠掠夺而来的,而不是靠生产和经营获得的,所以他们不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和各种形式的补偿或寻租,几乎完全取代了作为这个国家黑人实力集团自由主义中经济要素的企业家精神。”莫列齐本人也是一名企业家,他深知企业家精神的泯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社会中,如果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一种不必要的扰乱心智之物,甚至受到压抑,而靠国家再分配政策资助的消费得到孤立,正如今天南非的情况,那么这个社会广大人口的总体幸福和进步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大众失去了他们通过劳动对于社会如何生存和发展所应有的影响,那么他们也就被边缘化了。”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只有取悦于权力的“奸商”,而没有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真正的企业家。 “不过,南非毕竟建立了基本的民主体制,如何一个权势集团都不能一手遮天。莫列齐承认:“今天能够对南非政治实力集团的腐败有所制约的,竟是一些白人控制的公司和新闻媒体,这是极大的讽刺。”不过,讽刺归讽刺,这至少说明南非有别于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其基本的宪政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大众媒体。而这正是社会走向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 “即便在弱小的国内生产力的条件下,非洲的政治势力集团可以存活,甚至过上奢华的生活。莫列齐认为,“黑人实力集团”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新殖民主义”是西方新左派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然而,此概念并不完全适用用南非的现状。与其说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如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的“自我殖民主义”。 “在中国,“自我殖民主义”也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有人将中国模式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数百个高官显贵的家族牢牢控制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财富。对于这个阶层来说,意识形态的因素已经淡化,剩下的惟有贪欲而已。” 余杰的这种比较,的确很残酷,但更接近真实。事实证明:政治强人或“民族英雄”,狂热的偶像崇拜,民族主义的悲情或愤怒,赤裸裸的谎言或政治鼓动,虚伪的理想主义和永不能亦不会兑现的政治承诺……这些现代专制的宣传手段可以操纵民意于一时,却终究无法掩饰悲惨的现实,更无法抵挡真相的涤荡。既然“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的问题就在于“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那么对南非或中国大陆的底层民众来说,我们难道只有听天由命的资格?又是否有可能——及如何——来开展及时有效的国民自救?或是用书评中第三小节所提示的——弱势群体只能永远“弱势”下去吗? ——正是在这里,余杰先生于揭示现实困境的同时为我们指出了制度的力量: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并没有迅速给穷人带来经济上的富裕。曼德拉和图图的道德感召力避免了南非在转型过程中陷入内战,但这种道德感召力并不能立即带来经济的振兴和穷人的“脱贫”。在新兴的“黑人实力集团”的掌控下,普通民众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永久贫困化”。在昔日数量庞大、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的黑人赤贫群体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数量日渐增长的白人贫困群体。而且,比经济上的贫穷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穷人在精神上的贫乏与绝望,如同莫列齐观察到的那样,“南非的受压迫者丧失了自尊、工作能力和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忠诚”。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和雷诺兹在《非洲史》一书中,将九十年代之后南非犯罪率急速上升的原因归结为“只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给过去的受压迫者创造机会”。而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正是极端贫穷和不平等的现实导致人们生活在“暴力和不安全所引起的剧烈的紧张”之中。非政府组织“南非参加贫穷估价”在调查中发现,铭刻在南非被剥夺的指标中的,是千百万公民遭受的长期疾病,极度的焦虑和紧张(伴随着主要加于妇女和儿童身上的暴力和凌辱的现实),低收入的恶劣而危险的工作,以及无所不在的道德沦丧和宿命论的折磨。 “弱势群体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莫列齐指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黑人‘爱国资产阶级’的变化潜力上,看来注定是不会得到满足的。”这个声称爱国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从不爱国,他们只爱权力和金钱。那么,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呢?为《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作序的政治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南非存在着若干改革的有利条件,比如:有了为在社会上和地区间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以及调整投资的地理分布所需要的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一部进步的宪法和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此基础上,需要为开发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完成土地改革,进行无比艰巨的努力;需要重新分配收入与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事业;需要有一个逐步调整工业结构的政策,这个政策既能为需求服务,也能刺激需求。在这些方面,南非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不过其成效并不能立竿见影。” 在这里余杰和大多数观察家提出的解套之方,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已经为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数十年来的政治实践所证实;这便是善用现代制度文明的伟大成就,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创新上,真正跟随乃至融入到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去。而非固步自封,怨天尤人,直到将自己活活窒息而死。对于南非这样已经实现形式民主化的新兴国家来说,便是通过制度的保障,依靠历史的积蓄下来的,以及现有的社会思想资源,社会组织力量,进行更为深入的社会革新。那么对至今尚未实现形式民主的中国大陆来说,制度之害触目皆是,制度所导致的交易成本急剧攀升,对民主的追求就更显得责无旁贷,不容懈怠了: “如果我们将眼光回转到中国,就会发现,南非可以充当中国的一面镜子,中国只比南非更“坏”,而非比南非更“好”。首先,南非改革的那些有利条件,如宪政民主、多党制、新闻自由等,中国并不具备。其次,目前中国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阶级仇恨”等状况,也远比南非更为恶劣。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中国的底层民众从“被自杀”到奋起杀人,让人想起《诗经》中老百姓愤懑与绝望的呼喊:“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两者在空间上的距离是从浙江温州到江西抚州;两者在时间的间隔上是仅仅相距半年多。中国的“贫穷设计师“们没有从这一变化中发现火山爆发的前兆,仍然在自得其乐、心满意足地“设计”着这个国家的贫困,而把富裕留给自己。经济评论家叶檀在《最大危机是权贵继续绞杀市场》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权贵资本导致财富鸿沟越拉越大,尚无制服权贵贪婪之胃的致命武器”。这是一个大部分国人都认同的常识。” “中国的权贵集团在无情地绞杀着中国培育中产收入阶层、培育内需的努力,但人们对这个集团的胡作非为和横征暴敛束手无策。在南非,至少还有独立媒体,还有舆论监督的“第四权”,而在中国只有“四权合一”的党国体制。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正如叶檀所说:“为什么我们时刻紧盯着权贵资本,是因为这一阶层贪得无厌、不受规则制约,将在一夜之间毁灭改革成果,并且移民到大洋彼岸靠着瑞士银行的帐户继续在民脂上过寄生虫生活。”她认为这无关乎经济,而关乎经济体制。然而,她的文章毕竟还要在官方控制的媒体上发表,所以她不能说出这下半句话:这不仅关乎经济体制,更关乎政治体制。 “如果中国权贵集团拒绝变革,那么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就只能启动“自改革”了。而那一天的到来,已经不会太遥远了。” 如此看来,无论是在初步奠定民主制度框架但举步维艰的南非,或是至今挣扎在红色恐怖之下的大陆,都再无拖延甚至倒退的借口。对持续六十多年未曾间断的笔杆子们的弥天大谎,和枪杆子下遍布的血泊与坟墓,我们若再无莫列齐·姆贝基和余杰这般的清醒认知,沉痛反思,那么苦难也势必随着时间之流,无边无际的向前延伸。有鉴于此,在这篇书评里,作者提醒我们当“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可能给所有人带来的不幸——正如许多体制内改良派朋友竭力描述,设想和放大的共产式的,太平天国式的“暴力革命”之类的场景一般。 显然,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既承认自下而上的制度的变革——或所谓“自改革”——的无可避免,而且还要竭力促成她的实现,同时理应尽量的避免那种可悲的,无效的,甚至倒退的“革命的重复”——哪怕它出现的几率其实并不大。很多时候,这种过度妖魔化的“反革命”论调只是来自当权者及其笔杆子的危言耸听,再加上对一些国家民主化之后出现的暂时的,局部的社会震荡的极力夸大(《贫穷的设计师》所揭示的南非困局,到了我党笔杆子那里自然又是“民主失败”的典型,非得配合“国情论”,“素质论”大加利用一番不可),以便迫使人们在臆想出来的恐惧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继续屈从于这个政权,满足于在此制度下的卑微苟活。从此再也不敢求新求变,不敢挑战现有秩序,越过雷池半步。为了维持现状所提出的这两个谎言,屡试不爽,正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给以正面驳斥的。而无论中东或是东欧的民主往事,尤其是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的空前成功,却昭示我们一种全然不同的前景。值得每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之欣然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余杰先生看来:“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恐怕这个判断并不符合今日国内的实情,过于悲观。如果以此观照新千年之前的大陆,或许的确如此,但随着信息时代的降临和普及,真正代表时代最强音的民主力量,正在从网络和网络所道代表的民间而非过去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中崛起和壮大。毋庸讳言:相比起倾全党全军之力搞对内维稳,对外统战的当道来说,相比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板结”来说,这种力量迄今依然是弱小的。而何清涟女士也正是以此为依据,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心怀忧虑,以致兜兜转转之下,竟然又回到向当局谏言,把希望寄托在假设第五代之为“理性人”的老路上去。 这虽然是我向来敬重的何清涟女士不得已之下的苦心选择——正如她去年提议大陆当局主动开启类似深圳经济特区那样的“政治特区”一般,实在等同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却也从反面揭示出中国的民间民主力量的贫瘠现状。问题在于:面对这个悲惨,残酷的现状,悲观的人就此放弃或转向,坚守信念者却义无反顾,更为坚定。正如蔡英文女士在她的《败选演说》中所强调的: “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洩气。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放弃。因为明天起来,我们要像过去四年一样的勇敢,心里充满着希望。因为,我们必须勇敢地扛起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必须乐观地,继续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 人性注定是不完美的(唯理论与经验论所共同建基其上的理性主义,也并不囊括人的本质,所以尼采才要在宣称“上帝已死!”之后,进一步廓清人类对“理性”的崇拜,高举酒神精神,来抗争现代文明对人的新的整体异化),正如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人类社会一般。可是只要你真心的服膺和追求自由,那么无论结果是喜是悲,是否得到了世俗或功利意义上的成功,至少在这个注定不完美的,残缺的世界里,都意味着一种伟大的胜利。毕竟我们拥抱过未来,尝试过一种更好的生活。而那些真正可悲的失败者,首先是败给了自己,然后才真的,无可挽回的一败涂地。为此,我们别无选择,依然要回到自启蒙,自组织,自我救赎的制度建设之路上来。限于本文篇幅和主题,对此的讨论择日再续。 (余杰书评原载于《观察》,链接: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4615) (全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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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杨帆们的直言与苦恼

杨帆们的直言与苦恼 —— 点评《杨帆总结:重庆做得不错,但理论定位有误(摘)》 作者:应学俊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1-16 0:00:37 阅读量:2次   (原创:杨帆等 / 点评:应学俊)   【本博按】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重庆模式》一书第二作者。近在杨帆教授的博客上读到一文,文题即如本文副标题。读来颇有意味,也揭示出一些“重庆模式”喧嚣的幕后故事(见原文网址)。于是再次想起张明教授的那篇《多情总被无情恼》。笔者感到:杨帆教授是否应当好好考虑一下,重庆为何在理论定位“有误”的前提下却能“做得不错”?“行成于思”这一客观规律杨帆教授忘了?有什么样的思维和意识形态才会有什么样的行为,难道不是这样吗?“理论定位有误”是否即意味着指导思想有误呢?难道“理论定位”是文字把戏,可以与实际思维和意识形态游离而随便定位?是否应当将“理论定位”用更通俗而确切的“指导思想”来表达?我们如何理解在一个“有误的理论定位”指导下却出现正确的决策和实践?所以,“做得不错”与“理论定位有误”本身是不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呢?   杨帆教授文中说“重庆2011年上半年犯理论错误”,其实从文中不难看出这“错误”实在不是什么“理论定位”问题,正是一定的观念所决定的行为实践。此文向我们透露出重庆官方逐渐强调“我们从没有搞什么‘模式’”的实际原因,是颇有意味的。   杨帆和萧功秦教授都声言“超越左右翼”,其实,绝对的左或右是没有的,同样,绝对不偏不倚的中庸也是没有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看看杨帆教授等学者(故称“杨帆们”)的直言,细品他们的“苦恼”,绝对是有害无益的。本博写点名为“点评”的东西,其实也只是读杨帆们的文字时自然的联想而已,无法与学者们高深的理论同日而语,只能算是“黑板上的字”——不算数的随时可以删除或修正——罢了。仅供参考。   为便于阅读,标题与突出显示,当为本博所加。本博点评内容放在“【】”内。特此说明。   —————————————————————————————————————————————————————————————————————–   ● 重庆官方对“重庆模式”从宣传到不接受冠名   我觉得今年思想界是很大进步,我们这些人从插队的时候,80年代,甚至更早能够追溯到文革时期,有共同经历,会有共同语言,可以超越理论分歧。左翼黄纪苏,右翼李盛平,都对超越左右抱悲观态度。我说你们少看点网上的匿名骂街,那不是主流。我们这几个人开了一年的会,为什么可以代表主流?因为我们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而网络放大了左右民粹的言论。如果真的选举起来,我看他们都选不上。   今年一个是刚才木生提出新民主主义。钱理群的文章值得重视,他很重视今年中国的思想界,把这个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第二件是关于重庆模式的讨论,2010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筹备,先是请苏伟到我们政法大学讲,让学生整理记录,请他修改以后上网。以后连续发表他的讲话,逐步形成气候。他们在重庆那边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最后我说,书一定要出。你们实在不敢,我自己署名。最后是因为苏伟几次接见外宾,谈得不错,最后下决心署名。我对重庆一报社说,这是第一本全面总结重庆的书。最后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强烈支持下,出了《重庆模式》。   【点评:苏伟教授领衔署名是恰当的,因为苏伟是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客观上一直是“重庆模式”推广宣传和理论阐述的领军人物,到大学多次演讲并接待外宾阐述“重庆模式”。重庆市委党校在网站院校介绍上开宗明义指出,重庆市委党校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重要部门”。因此苏伟教授应邀到全国许多地方宣讲“重庆模式”,领衔撰写此书,似不应视为重庆市委以外的纯民间学术行为,也不可能不汇报领导并获得同意,否则,重庆市党的宣传纪律也就过于涣散了,这不符合中共一贯的做法。】   这是第一本全面已经(似乎应为“阐述”)和肯定重庆做法的书,但重庆领导却不满意,多次声明没有什么“模式”,甚至连我们的好心也不买帐。   【点评:重庆也就是最近一年内“声明”过,应当是出于某种策略的考虑而刻意回避这一冠名,因为作为“市委、市政府的重要部门”的重庆市委党校就在一两个月前还召开了“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清明还发表了讲话,声言“重庆模式是否具有普世价值,从而在全社会推广,还需专家学者们的论证和探讨。希望学理支撑能够转化为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2011年5月20日《重庆日报》还以“黄奇帆向日企推介重庆‘模式创新’”为题,报道了黄奇帆的系统讲话,重庆党报发表市长如此讲话,其稿件不可能不经过重庆市委、市政府尤其是黄奇帆市长本人审阅。这些,与重庆政要在与媒体面对面时否认提过“重庆模式”是自相矛盾的。(详见笔者拙文《从重庆政要回避“重庆模式”说起》)】   ● 2011年,重庆领导在理论方面有摇摆有偏差?   2011年重庆领导在理论方面有摇摆有偏差。他们不应该和“三类左派”搞那么近。本来2011年2月我们的书出版以后,他们就应该采取我的建议,向右转一下,宣布进行民主法治实验。结果,他们在抓李庄受所者(应为笔误,这里不作修订)以后,就去和“三左派”靠拢。这就进一步引起了右翼方面更加猛烈的攻击。最不利的是,引起了中间派(我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的疑虑和不信任。这可不是当年毛泽东的作风。连我们这样的中间派,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他们的人都不能团结,怎么能不犯错误?   【点评:公然说重庆领导理论上有偏差,再联系下文说到的那些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是你们可以“说三道四”的吗?你有什么资格说薄熙来为首的重庆领导理论上有摇摆或偏差呢?这样的“说三道四”份量也太重了点啦!难怪杨帆等辛辛苦苦为“重庆模式”作传,却据说不大受重庆欢迎。(但似未见苏伟教授有此一说),何故?——不过杨帆说的“和三类左派靠拢”倒是有许多佐证的,也道出了重庆很有意思的行为逻辑或思维逻辑。——而重庆领导对“杨帆们”因部分观点不同而不待见,确实有点傻啊,“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重庆政要忘了啊。薄熙来似乎应当反省一下多次向媒体宣示“我们唱红打黑不怕说三道四”的心态和必然造成的谁都不敢、不愿提出不同意见的后果了;此外,不说杨帆们是支持“重庆模式”的,即使对不同的政治见解,薄熙来等是不是也应当看看马英九是如何对待竞选失败对手的批评意见的?不管是不是表面作秀,至少他敢于面向对手和公众表示蔡英文、宋楚瑜对他的诸多严厉批评他会认真考虑其中正确和合理的方面。其实,即使是这样的“作秀”,也还是需要一些胸怀、一些政治智慧和修养的。难道不是吗?】   于是有胡七一讲话,有朱榕基回忆录出版,加强了“继续改革“的反左话语。迫使使重庆向民主法制改革方面转向。苏伟说重庆早就在设计民主改革方案。我说那太好了,薄书记真是全知全能啊,不用咱操心,让右翼的张鸣挖苦咱们的话就是“多情总被无情恼”。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现在宣布民主法制改革晚了半年。且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   【点评:不管杨帆所言是否确实存在那样的因果关系,但多少透露出一点内情,客观上也透露出受到苏伟、杨帆等学者支持的“重庆模式”实际存在的问题。杨帆在关于民主法制方面所说颇为中肯。但为什么会“晚”?这不能说不与主政者的指导思想或如杨帆所言之“理论定位”有密切关系。还是那句话,“行成于思”是亘古不变的客观规律。】   出版社在出版《重庆模式》以后,在宣传上遭到巨大困难,北京各大报纸刊物都不敢碰“重庆”事情,讳莫如深。知识分子,上海,广东,一片反对。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为重庆仗义执言,现他们这样对待我们,是非常不公正的。这也是重庆2011年上半年犯理论错误的一部分。或许他们自己不是有意的,至少说他们不了解北京的理论生态,还是搞行政挂帅官本位,以为请了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校长,国家行政学院,就能代表理论界了。结果是被“三左派”趁虚而入——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这也就引起了右派极大的反弹和中间派的不安,直至引起了中央的不安。   【点评:我们不知杨帆所言“引起中央的不安”实指何为?但我们相信杨帆未必会空穴来风地乱说一气。这就难怪重庆一二把手一致改口说“我们从来没有提出搞什么‘模式’”了。此外,杨帆所说“还是搞行政挂帅官本位”,这倒是点中重庆发展实践中的要害问题之一了。】   现在纠正还不算晚。看他们2012年怎么干吧。   ● 超越左右翼:“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   我和箫提出“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就是要打破左派抓话语权,和右派的虚无主义。承认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的存在,以正确的理论去研究它。比如,以区域经济学来研究重庆的发展,以政治学社会学来研究其政治改革与社会管理。用意识形态方法,解释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是错误的,这样会继续激化中国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分裂,对中国和重庆自身发展都极为不利,甚至走向错误方向。   【点评一:所谓“重庆模式”亦即重庆的施政实践,本来就是意识形态浓厚的实践,从重庆主政者的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维方式充满着“姓社姓资”的对立与不可调和性;而“唱红”和“唱读讲传”更加是意识形态化,且薄熙来就是声称“精神变物质”的,重庆媒体也确实不止一次报道过“唱红”治好了某人的病等等,更有甚者,“唱红”还夹带了“语录歌”和高歌“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一类文革的东西。“打黑”固然必须,固然很好,然而如“重庆模式”研讨会上李伟东所言:一下就抓了5万“涉黑”嫌疑人,最后也只判了1万7千人。笔者认为,假设这1万7千人判得都准,那么一开始多抓了3万3千人就难说没有扩大化和滥捕之嫌,无法不使人联想到“镇反”运动和文革中“一打三反”的高压态势形成的“红色恐怖”的场景。也正如李伟东所言:“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超越法治,人治更大,或者地方放大执行的问题,五万人判了一万七,我不相信三千多万人口的一个地区,就重庆市或者整个地区一下能抓出五万黑帮或者说一万七千黑帮都是有罪判定,这里或重或轻都有问题”。   而研讨会上张木生说“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当时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说唱红也好,英模团也好,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而且实践证明,就像做毛主席像章一样,会越做越大,最后像锅盖一样,会起反作用,不能作为一种发展趋势,真正当饭吃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一种新的文化创新。”——薄熙来是“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张木生此言薄书记大约也难于进耳。现在杨、萧教授却要“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用心固然良苦,提法也真的颇有创意,但我国是把意识形态规范及一元化的要求写入了宪法的国家,中央领导也多次重申几个“决不搞”,而实践证明意识形态实在也是薄熙来重庆施政的重要核心。杨、萧教授要“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这岂不是缘木求鱼?】   【点评二:当然,学术研究应当无禁区,杨、萧教授肯定可以继续”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但笔者不禁又想到,你研究对象的首创者、实践者都不认可你的冠名和研究,认为事实不是那样的,你的研究还能站得住脚,还有意义吗?但是,他们自己的市委党校自然可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继续研究所谓“重庆模式”的,甚至再开“研讨会”——只不过,再开研讨会时可能要把“重庆模式”改为“重庆探索”了,否则薄熙来书记真的要批评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和觉悟了。】   我希望重庆领导提高理论自觉。   他们有他们选择的自由,我们不指望他们尊重我们。   我们有我们的言论自由,会按照自己的思路搞研究,研究重庆和中国模式,不会受他们左右,而且要以正确的理论去概括和影响他们。   今年,我们实实在在地做了,也做到了。   可以说,重庆的前途以及中国发展的转型,还有许多选择和不确定性,我们尽责任,听天命。   【点评:呵呵,但愿薄熙来书记等重庆党政能够“被影响”,因为与现在相比,那样对于重庆发展、对于重庆人民多少是更有些好处的。“杨帆们”有着可敬的使命感。但笔者还期盼他们再多几分清醒。】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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