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

刘瑜:超越那一天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与“赛先生”联系起来。《苦涩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里面是这样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气氛变得更热烈时,他们向曹汝霖家走去。开始时队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后,示威者突然变得疯狂,开始叫骂卖国贼,有人把标语扔到房顶,有人开始砸窗户。当人们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人们误以为他是曹汝霖,拆下铁床腿痛打,直到他浑身布满鱼鳞一样的伤痕,大家都认为他被打死了。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烂,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气中到处是香水的味道。     该描述说明,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一群愤怒青年出于爱国义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还有暴力袭击。这件事情和19年前义和团伏击外国入侵者、以及80年后炸南使馆事件后的大学生抗议,方式虽不尽相同,性质却类似。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德先生”、“赛先生”似乎没多大关系——很难想象当时愤青们是出于对民主或者科学的热爱而拆下那张铁床的腿。     爱国主义虽是一种美德,却未必有什么新意,也未必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从屈原到岳飞,从文天祥到袁崇焕,可以说都是爱国主义的先驱。正如从屈原到袁崇焕的爱国主义没能把中国推向民主和科学,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同样未必将中国向那个方向引领。     《苦涩的革命》一书试图通过“五四精神”这个棱镜来透视整个中国的20世纪史:它的兴起和衰落、它的符号化和扭曲化、它的复兴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精神幽灵。但是通过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赛先生”、“文化解构”、“启蒙”联系起来,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人一样,将这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意义超载的神话。     当然,这场短短几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后来被称为运动、再后来被说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再后来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标志、最后成了一个90后年人们还在热情庆祝的节日,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时间上,它发生在一个叫新文化运动的内部。人们需要对这个时间边界模糊、内容复杂多元、人物谱系分散的新文化运动确定一个标志性事件,于是指认了五四运动。     但时间上的契合却未必说明精神上的嫡亲关系。如果说五四运动本质上体现的是爱国主义传统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却更接近真正的现代精神——从陈独秀到胡适,从鲁迅到丁玲,不管最后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分道扬镳,在新文化运动中,至少在其早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对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正是所有这些人当时所问的“为什么”,让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一个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中国。回顾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百家争鸣。辜鸿铭拖着辫子去北大讲课,丁玲跟胡也频好上了,就跑去跟他大大方方地同居。     当然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人将“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启蒙精神不仅仅是否定,而且同样邀请否定之否定。与其说它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传播“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信念,而是主张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态度。在这里,主语是“我”,而不是“我们”,就是说,启蒙精神基石只能是个体主义。在这里,谓语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说一切有效的观念,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     可惜这种向可能性敞开的新文化精神后来逐渐凋零,对这个凋零过程最好的注释莫过于丁玲。1927年,也就是丁玲还是一位美女作家的时候,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写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而1979年,历经反右、监禁、流放之后,这位曾经的美女作家的文字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轰鸣。其晚期作品《杜晚香》这样写道:“杜晚香的汇报,转到了革命胜利后带来的新的光辉天地。于是一阵春风吹进文化宫的礼堂,人们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鼓舞,广阔的、五彩绚丽的波涛,随着杜晚香的朴素言辞滚滚而来,祖国!人民的祖国!你是多么富饶,多么广袤!……人们听到这里,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只想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     丁玲的写作变迁史,就是个体逐渐隐退让位于集体、怀疑逐渐让位于信条的历史。她转折的关键时刻是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仍个性犹存,仍敢于嘲讽延安根据地的森严等级制和女性歧视;之后,在必须用自我批判来拯救前途时,她终于低头认罪:“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头是岸之后,她象延安大多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批判王实味的活动中,痛斥他“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     如果说有一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呈对角线关系,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要让“一”变成“多”,而整风运动则是要让“多”重新变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头脑,而是领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怀疑与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当经过整风“洗礼”的丁玲终于“回头是岸”时,那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之光终于彻底熄灭在时间的隧道里了。     相比之下,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却在整个20世纪延绵不绝。观察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几个元素:青春;激情;集体性;破坏力甚至暴力。这几个要素叠加起来的场景,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出现:三一八运动(1926)、一二九运动(1935)、一二一运动(1946)、红五月运动(1947)……而这个运动模式的顶点,大约就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虽然红卫兵运动并不是一场民族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在激情、集体性、青春崇拜、破坏力方面,却可以说与五四运动一脉相承。这大约也是为什么Mitter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五四运动“一个奇怪的孩子”。     在五四运动模式的各要素中,“青春”大约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激情、集体性、破坏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青春”的内在品质——青年充满激情、热爱抱团、而破坏则往往是证明力量最有效率的方式。“青春”无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对于塑造中国20世纪的作用影响巨大:一般来说青年倒向了哪边,历史就向哪个方向前进。因为站在“历史”的一边,青年成为被政治歌颂的力量。但是真正仔细想来,大约也正是因为青春所包含的那些内在品质,使得它始终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相对于激情,“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理性;相对于集体狂欢,“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个体觉醒;相对于破坏力和暴力,“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法治精神。     有趣的是,青年不但对于中国变迁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斯大林体制、德国纳粹运动、更不用说西方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也起到了一个“先锋队”的作用。在斯大林展开“对农民宣战”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大多普通农民不但不配合,反而奋起抗争,斯大林在哪里找到核心的“群众基础”呢?共产主义青年团。Robert Conquest在研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著作Harvest of Sorrow中写道:“共青团员在地方积极分子中比例很高。1933年6月苏联某区中一个党支部都没有,75个农庄中只有14个党员,但是有16个团支部和157个团员。”至于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则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     就是说,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地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今天回头再去看五四运动,它更象是启蒙浪潮结束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结束。爱国主义传统当然要纪念,但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90年来的历史说明,引领我们突破政治瓶颈的不是激情、集体和破坏,而是理性、个体觉醒和制度改革。现在我们纪念那一天的最好方式可能恰恰是超越那一天。穿越1919年,回到1915年,那一年,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新青年》,一个叫胡适的人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听杜威讲课,一个叫鲁迅的教育部公务员闲来无事正研究佛经,一个叫丁玲的小女孩还在念书识字,而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刚刚考上师范学院。那时候他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刀光剑影。他们读书、思考,心怀虔诚,向未来敞开。我们多么希望他们将要面对的腥风血雨可以被抹去,多么希望历史重新交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从头再来。          ———————————     新周刊,长版     发表于2009年5月3日   进入 刘瑜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读史札记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469.html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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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

     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          唐小兵    在 20 世纪的中国,民粹主义一直是游荡在历史夹缝里的挥之不去的幽灵。 民粹主义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极端地推崇底层道德与文化的价值,认定大众保存了文化传统革新与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强烈地弥漫着反精英文化、反知识分子倾向。   中国的民粹主义有着两个重要来源,一是 20 世纪初期从俄罗斯引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提倡的 “ 到民间去 ” 的社会思潮,相信民间代表一个纯真的有道德感 的底层社会,可以从中取得社会变革的动力与资源;另外一个来源是传统中国一直存在的 “ 绝圣去智 ” 的反智论传统,简言之就是对知识、文化等价值系统鄙视、否 定,扩展到对代表此价值系统的知识分子进行全盘否定的历史 “ 潜流 ” 。   民粹主义是 20 世纪中国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其影响自然覆盖到中国社会诸多阶层。让人更感兴趣的是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 “ 民粹化 ” 倾向。这种倾向至少曾经在三个历史时期有着强劲的历史表达。   五四时期,在林毓生所谓的 “ 全盘反传统主义 ” 的浪潮里,主流知识分子在高喊 “ 科学 ” 与 “ 民主 ” 等口号引进西学,他们在全面攻击传统的精英文化的同时, 将寻找民族文化自新的眼光也转向了 “ 民间 ” 和 “ 底层 ” 。鲁迅、周作人等搜集、编辑地方歌谣、顾颉刚等寻访民俗文化遗存,更有当时很多大学生组织团体深入民 间,寻求民间知识、信仰与智慧,形成了强大的到民间去的思潮。这个时期也正好是强调无产阶级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迅速从当时百花齐放的各种社会思潮里脱颖而 出,成为后来主导中国历史的思想形态的关键时期。 1930 年代,生活在上海的受共产党政治文化影响的左翼作家,在《申报》等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号 召到民间去,到底层去,与普罗大众相结合,呼吁改造五四时期形成的白话文,攻击它太过于精英,应该直接用民众口语作为书面语言的来源,创作为人民喜闻乐见 的大众文学,同时,他们批评学者、文人、知识分子等所谓高等华人是一个道德腐败而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 他们认为被压迫和剥削的底层才代表着真正 的良知与智慧。    反右时期、上山下乡运动时期和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这种民粹主义发展到巅峰,知识分子纷纷接受 “ 洗脑 ” ,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全盘否定自己的知识体系 与文化思想,在公共场合检讨脱离了人民,成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忙和帮闲,中国农民和工人被认为是最有知识、最有道德和最有实际能力的群体,知识分子 都成了被讽刺为牛鬼蛇神的政治贱民,应该到五七干校、牛棚、夹皮沟等地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产生之后,更多的时候,却是被政治文化操控,改造成 “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 以及 “ 知识越多越反动 ” 的知识分子原罪概念,成为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 “ 良心压迫机制 ” ,打掉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身份意识与文化尊严感,从而纳入整齐划一的革命机器里做一颗驯服的螺丝钉。    民粹主义浮出水面   延续前两个历史阶段,今日的中国,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民粹主义又开始重新 “ 浮出水面 ” 。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最典型的是这些年新左派学者的部分文字里 汹涌澎湃的 “ 民粹主义 ” ,其极致表达就是控诉知识精英都已经被市场经济和利益集团 “ 收编 ” ,尤其对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抵触与 憎恶心态。萧功秦认为: “ 他们对知识分子主流表现出极度蔑视的同时,却把民众视为天生纯洁的,优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民众是天生具有革命精神的。 ” 这个 群体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正地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与需求。   在《天涯》、《上海文学》等报刊上持续几年之久的知识分子关于 “ 底层 ” 与 “ 底层文学 ” 的讨论也折射了这一问题。论战一方认为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个纯真的 原生态的充满多样性的 “ 失语的底层 ” ,它根本无法被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 “ 代言 ” ,任何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言说都是一种歪曲与利用,另一方认为口口声声地似乎 在严肃思考如何让底层浮出水面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在道貌岸然地抢注 “ 底层代言人 ” 这个道德商标,从而在繁复而精致的话语游戏 ( 这种游戏根本不为人民所愿意 理解! ) 里完成为底层代言而拔高自身的道德形象。 “ 底层 ” 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底层如何被文学性地表述的 “ 学术问题 ” ,也不仅仅是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公共化 进而为底层代言的 “ 道德问题 ” ,它也是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身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中的困境的问题。   更让人拍案惊奇的是民粹主义的势力范围在继续攻城略地,甚至这股 “ 野火 ” 也已经烧到了一向被归置在自由派阵营的知识分子身上。旅美学者薛涌在最近发表 于《南方周末》上的长文《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 ( 同时发表于广州《随笔》 2008 年第 1 期 ) 里,公开声称 “ 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 的成分 ” ,认为知识分子 “ 本质上都是韩非理想中的法术之士,自以为掌握着某种国家理性,总想着获得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干预老百姓的生活 ” ,鲁迅《阿 Q 正传》等反思国民性的作品在薛涌看来代表了知识精英 “ 冷血 ” 的 “ 现代中国专制主义意识形态 ”, 是对底层的妖魔化论述。他认为复兴中国文化之路不在这些知识 分子身上,而在于向保存着中国文化最质朴精神的小共同体里的 “ 最基层的小民百姓学习 ” 。在这篇文章里,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已经几近水火不容,底层所 寄身的共同体被寄托了实现宪政的希望。   为了论证小民百姓保存了他所言的共同体美德,薛涌列举了几年前一件矿难事故里,一个遇难矿工遇难之前将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幸存的同事转交给其妻子, 帽子里的一张纸条写着: “ 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张主任 200 块钱 ……” 另外一个例证是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不让老乡客死他乡,千里背尸回湘的 “ 义举 ” 。薛 涌感慨这种文化精神在知识分子阶层早已荡然无存,应该到底层去寻找、发掘与培育。今日中国的共同体建设,在薛涌看来,也不需要知识分子阶层的 “ 指手画 脚 ” ,除非后者愿意被 “ 雇佣 ” 。简言之,作者认为 “ 启蒙 ” 是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的玩意儿,底层完全应该抛弃或拒绝 “ 启蒙知识分子 ” 隔靴搔痒的 “ 宏大叙 事 ” 。    民粹主义最广泛的表达是在互联网上,人民成了不能被批评的敏感词汇,因为人民是改革进程的利益受损者和道德沦丧的社会里的唯一美德保存者,每当发生贫 富阶层或个体之间的社会冲突,不管谁是有道理者,互联网的往往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 “ 民意 ” 总是自然地压倒性地倾向于弱势者一方,对于强调理性讨论的知识分 子的发言总是不屑一顾,或者口诛笔伐。 经济学家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学者许纪霖反思研究生教育的《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以及让人啼笑皆非 的所谓 “ 雅阁女事件 ” 等文字、视频都在网络上遭受了强烈的反弹。知识精英已经被普遍地预设成为体制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而遭受广泛的道德质疑与挑战,而被 侮辱被损害的人民被想象成道德复兴与伦理实践的历史主体 .   当前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民粹化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仔细分析和挖掘其社会根源也许才是找到理性对待民粹主义的方法的合理途径之一。最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当前 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阶层之间越来越充满隔阂和敌意,财富阶层基本上被认为是依靠权力寻租与官商勾结等违法手段获得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的资源,仇富 心理成为典型的社会心理,草根或者底层虽然生活艰苦,但被肯定为是依靠自身努力而 “ 干净地生活在这个世界 ” 。知识分子处身这个社会背景,自然受其潜移默化 之影响。   与此同时, 1990 年代以来,与市场经济社会形成几乎同步的是大学、科研院所的迅速体制化,甚至产业化倾向,学院知识分子被课题、项目、评估等各种日 常事务缠绕,生活越来越学院化与精英化,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知识分子与现实社会变动的隔膜日益扩大,民工、农村、下岗工人都似乎被隔离在精致的象牙塔之外, 而事实上秉持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真正地 “ 躲进小楼成一统 ” ,放弃其天然的关怀现实人生的情怀,疏离感、负疚感在部分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潜伏,而 学院不断地揭露的学界腐败,以及学术不断行政化、官僚化之后造成的 “ 异己感 ” ,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 “ 尊德性 ” 的道德实践和 参与社会变革比较起 “ 道问学 ”( 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生涯 ) 似乎更具有精神的感召力,更能消除其内心的空虚感与无力感。这种倾向自然助长对知识分子阶层自身 的离心倾向,与对工农大众的热情向往甚至激情想象。   我们注意到比较具有民粹倾向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一部分出身于草根阶层,或许经历过诸多底层挫折,对底层社会感同身受,当他们进入学院以后,发现知识精英 完全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而都是为稻粱谋的利益集团,就容易幻灭而形成怨恨心理。正如萧功秦所指出的那样, “ 被主流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经历,底层的生活经 历与挫折感使他们产生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精英阶层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怀疑乃到憎恶情绪,当他们看到某种社会不公现象时,就会把个人遭遇到的挫折与他所看 到的社会不公平联系起来,并自认为是 ‘ 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 ’ ,产生一种 ‘ 为民请命 ’ 的使命感。 ” 这种创伤性记忆与悲情意识,会发酵成一种狂热的理想主义 激情,为他们的言辞灌注一股道德理想主义的悲天悯人的特质。   或许,还有一个深层的根由也值得指出,正如阿伦特在《论革命》里 对比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时所指出的,前者囿于贫困等社会问题而导致道德激情四处弥漫 到公共广场,最后以同情和怜悯为出发点的大革命却走向了雅各宾专政的残暴,而美国革命始终坚持将政治自由问题优先于社会问题来处置,因而探索出一条社会代 价相对较低的社会进步道路。今天的中国自然是更关注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这也容易强化社会平等问题的尖锐性,成为世俗社会的道德神经,时刻刺激知识分子的 良心,而误把有大体一致目标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底层人为对立起来。    在政治文化没有被 “ 刮骨疗毒 ” 的时候,在公民权利没有 “ 实至名归 ” 的时候,在公民社会没有 “ 稳如磐石 ” 的时候,在阿伦特所谓 “ 平庸的邪恶 ” 到处弥漫, 而反思的精神寥若晨星的时候,一味地寄希望于势单力薄的乡村小共同体,以及无限地美化 “ 底层 ” 的道德精神与文化质素,而鄙视乃至否定具有理智力量的知识分 子阶层,只能是寻求民族自新之途的知识分子的 “ 一帘幽梦 ” 而已。   事实上,于建嵘对湘南农村的农民维权行动的田野调查结果、厦门抵制 PX 项目的环保运动、上海市民抗议磁悬浮的散步行动等,都证实了知识分子与民众 ( 包 括底层 ) ,并非对抗关系,而是有着合作的可能与实践。 研究 20 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卓有成就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华裔学者邹谠生前说过的一番话,也许值得所有的有 着民粹化倾向和关注此问题的读者寻味: “ 狂热的理想主义和激进的犬儒主义都是一回事:对它们自己以外的一切人物与实体都不负责任。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只对他 们自己的理想负责,激进的犬儒主义者只对他们狭隘的自我利益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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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那些新闻失踪了 [爱枣报:第833期]

十篇新闻十分钟,美好一天轻松开始。爱枣报,和真相一样重要,今天是2011年1月25日,星期二。 [序] 那些失踪的新闻 “如果我们的苦难,单调和贫乏得连故事都没有了,那该怎么办?” 《南都周刊》的年终策划, 《未完待续……2010中国那些失踪的新闻》 ,我认为是2010年我看到最好的年终策划。它的开篇是石扉客写的,他提到了这句话,非常现实也非常无奈的一句话。 “如果我们的苦难,单调和贫乏得连故事都没有了,那该怎么办?” 天朝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神奇之处在于,苦难处处可见,可怕的是,居然丝毫不见底线。但更可怕的是,在更可怕的苦难出现在视野中时,注定有其他苦难被忽视。 当然,不至于苦难。还有各种匪夷所思的事。 《南都周刊》当然是想提醒我们,不要忘了那些新闻。虽然这本身是一个悖论。 新闻之所以是新闻,因为新鲜啊。那过去了几个月的事情,怎么可能不忘掉呢。 也许在别的地方可以这样,但在天朝却不可以。因为有人寄希望于”围观改变中国”。 为了让”围观改变中国”变成现实,就千万不要让那些新闻都失踪了。 好久不写报,所以就跑点题。 PS:伯通之前写过《新闻的后续同样精彩》,欢迎复习~ [1] 钱云会死亡事件:真相至今流离失所 钱云会事件有几个阶段,首先是事件爆发,大家普遍觉得这事儿就是政府在撒谎,反正天朝本来就该骂。然后是渐渐有别的声音,认为P民们可能有”迫害妄想症”。到后来实在不知道真相是神马的时候,出来了个”乐清调查团”。 基本上,第三阶段的开始还有人关注,到后来就渐渐淡了。(因为大家都去围观苏紫紫了么。。) 后来怎样了呢? 先看几份调查报告。 许志永: 公盟”钱云会之死真相”调查报告 吴法天: 对钱云会案证据的分析和初步判断 公民调查团: 村长钱云会死亡公民调查团报告 不知道童鞋们有没有耐心把这几份报告都抽空看一下,尤其是第三份,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特别是报告之前的那些理念。 之后,《南都周刊》发了篇文章, 《围观”乐清观察团”》 。看这篇文章,你会知道普通人,哪怕你是有名气的专家、学者、网友也好,想要去真的调查点什么,是多么的困难,甚至可以说,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微博上的围观只是低参与成本的初级形态,这种调查团则已经是高级的围观了。但却没法给出一个结果。 看完这些报告,我只能说,我不相信钱云会是被谋杀的,但我没法相信他不是被谋杀的。其实就是:真相流离失所了。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 我现在的期望是,再过一段时间,如果还有人关注的话,这件事或许还有新的东西出来。至少,当地的拆迁事件还没有结局。 关于真相,推荐一篇文章, 滕彪: 分裂的真相–关于钱云会案的对话 。我想任何一个想接近真相的人都有这样分裂的对话。 [2] 朱学勤 “抄袭”门:所谓知识分子万花筒 2010年7月 ,网友Isaiah系列文章 《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 在网络上传开。 随后,朱学勤致函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请求”启动调查机制,辨明是非,还我清白”,获受理。 2011年1月12日,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结论 ,认为朱文中涉嫌抄袭而被举报的部分内容,在学术规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对其剽窃抄袭的指控不能成立” 1月13日,方舟子在博客里发文称”朱学勤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 1月24日,方舟子 表示自己实名举报,要求重查。 失踪启示录 1. 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写在80年代,80年代的学术环境跟现在大不一样。即便有了一些注释,但在引用方面并没有严格要求。因此可以说,如果朱学勤算抄袭,80年代的任何一篇论文都有抄袭。因此这个问题首先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历史问题。对历史,反思是对的,为了现在更好,但一定要让某个人怎么惨就不太好了,有点像文革; 2. 这件事和之前的汪晖抄袭事件一起,牵出了中国学术界的江湖派系问题。汪晖属于新左派,朱学勤就是右派。复旦这次主持朱学勤学术调查的是葛剑雄,很多人质疑结果,认为同为右派的葛剑雄对朱学勤有包庇。如果这件事继续发展,能把所谓的学术江湖给曝光了也不错,看看到底都是神马东西; 3. “举报”这两个词我灰常不喜欢,个人认为鼓励告密的社会是很可怕的。而方舟子童鞋,貌似越来越让人觉得动机不良了。 [3] 复旦黄山门续集:贵贱二姨夫,真假新闻稿 黄山门中有一篇稿子影响很大,就是成都商报记者龙灿的 《复旦黄山门调查:3次报警无人应 1条短信惊两地高层》 。 这篇稿子中提到的”二姨夫”成了童鞋们关注的焦点,之后复旦和东方卫视都出来辟谣。《成都商报》是一家很有钱的报纸,但在某些方面的压力下,还是没办法。这篇报道被定为虚假报道,龙灿被辞退。完整的处罚如下: 1.辞退龙灿; 2.罚编辑张丰1000元,在全报社通报批评; 3.责任编辑徐剑撤职,全报社批评; 4.新闻中心主任曾熙撤职,全报社批评; 5.对新闻中心分管编委蒋泉洪停职,全社批评,编委会深刻检讨; 6.罚当日值班签片的编委王奇3000元,编委会上进行深刻检讨; 7.扣罚总编辑陈舒平3000元向传媒集团党委书面检查。 虽然记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在天朝当记者真的太危险了,危险得让人不得不同情他们。只能希望记者们能更专业一点,做这种报道不要给别人留下把柄,好好保护自己。 忍不住嘀咕一下:到底有没有二姨夫呢? [4] 北大校长推荐制:最起码是一个尝试 校长推荐制从提出的那刻开始就有各种声音,有的人支持,也有的人质疑。终于, 210名学生上了推荐名单 。媒体报道中说,获得推荐的学生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热心公益事业,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北大负责人表示,希望招收综合素质全面、学科成绩突出、具备发展潜能的优秀学生,不鼓励招收”偏才”、”怪才”。 对这210名学生,我的第一反应是嫉妒羡慕恨。这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参加那天杀的高考,就可以上北大了。 其次是:获荐学生普遍”威信高”这点。 很有意思,也许是怕质疑,所以校长也好,北大也好,都选择了最稳妥的一个办法:顺应民意。这的确是最不容易犯错误的办法,却未必是最好的。 但至少,这是一个尝试,想要在高考之外开拓一点其他空间。但似乎少了点魄力和与之对应的操作方法。所以继续围观,也许有一天这东西真的能起作用了呢。 [5] 马化腾领房补:如果政策错了怎么办 身家293亿元的某企鹅公司CEO马化腾每月领取深圳高层次专业人才住房补贴3000多元的消息让网友很诧异,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首次对此作出回应 :”我觉得没必要过分争论,应该按照政策办。” 但是问题在于: 如果政策错了怎么办? 之所以这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可能完全没有道理。虽然大家的确看某企鹅网不爽,但肯定不至于为此专门攻击马先生。 本来这个事大家忘得差不多了,这位书记非得出来搅合,看来可以继续围观了。 引用下一下专题结语: 如果一个城市能让马化腾们能保住财富并且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也让未来的”马化腾们”能有成为马化腾的可能,这样的城市何愁留不住人才。政府最该做的,不是给马化腾3100块钱,甚至都不用给未来的”马化腾们”3100块,而是只要保证每一个公民有自由发展的机会、人尽其才的公平环境即可。 [6] 一个罗彩霞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无数个罗彩霞 四川农业大学大三学生雷梦莲去年(2010年)9月发现自己被冒名顶替,奔波投诉近5个月之后,雷梦莲的学籍依然被冻结,而冒名顶替者的学籍也没有被注销。 这件事真的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像罗彩霞这样的 ,被闹得很大的也有,但为什么仍然没法解决呢?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罗彩霞,罗彩霞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很多罗彩霞不知如何是好。 [7] 秀才遇上拆迁兵 (短人) 山西太原市古寨村强拆命案不是太让人陌生的新闻,因为 这段漫长的奔丧路 ,更因为死者家属孟建伟的复旦大学博士生的身份,他的故事才能从遍地的疮痍中被人拣出来。尽管有别于底层民众的普遍无力,但这个故事似乎最终也只告诉了我们,知识分子面对拆迁队,依旧是螳臂当车。 这片见红的拆迁已成常态的神奇的土地,见证了日益滋生的麻木,当初吸引媒体眼球之后,不知道又有多少人会看到孟建伟依旧在微博上,在生活中为此奔波,也许为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公道?今天, 是1030案开庭第二天 。 [8]几个具有示范性效应的新闻: 南京小学生写信求住房,市长批示22.9元廉租房 金华裸奔男子:车站解决车票了 [9]图片新闻: 春运只有三个特点:痛苦,痛苦,还是痛苦。 [10]每天轻松你一下: 盒子里的梦想 虽然我不喜欢百度这家公司,但我喜欢那些有梦想的人。祝你们早日脱离苦海。 —————————————— “今天不写报,写报就写八卦报”分割线 —————————————— 1. 严重祝贺枣报编辑黎简成功被认证; 2. 据说昨晚,枣报那个不短编辑短人和枣报哪里都贱贱人夜凉如水合体成功; 3. 据说年关将近,小偷特别多,枣听编辑心书如雨的手机被偷,内有曾理香艳视频若干; 4. 推荐一篇文章长平复旦大学演讲(据说没有一家平媒敢登载,《青年时报》还是发了) 长平:我爸是我爸,李刚是李刚 5. 这个段子让我欢乐了好几天:@东东枪 《人民日报》:全世界我们最好;《参考消息》:全世界都夸我们最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我们最好。–网上看来的。据说这是”报界三奇葩”。 感谢困困发布~鞠躬~~ —————————————— 推广爱枣报新浪微博的分割线 —————————————— 欢迎调戏, http://t.sina.com.cn/izaobao —————————————— AD —————————————— 比《爱枣报》更准时的【扬沙网团购】广告:保暖抓绒上衣仅99元,现在参团不定还有20元现金返款,现在就参加扬沙网奇妙的团购! 让你生活充满个性的99个小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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