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审查制度是国家机构对于新闻出版、传播和评论，进行审查、监控、过滤和限制的制度，是中国整个信息审查制度的一部分。这个审查制度最初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政权稳定、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23年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名倒数第二，仅仅好于朝鲜，低于越南的倒数第三。而香港在港版国安法和中共外围机构收购自由媒体之下已经从2002年的第18名跌落到2023年的第140名。
在中国所有的传统媒体都是国有企业或者需要挂靠在某一国家单位之下，而互联网等新媒体也会遭到各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审查。任何被认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涉及政治敏感话题或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新闻都会被删减、修改、控制评论、设置议程或禁止发布。审查机构通常由政府或党组织负责，并设立了相应的审查标准和流程。
尽管中国政府声称这些审查措施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但这些措施侵犯了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并影响了信息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其中，较知名的新闻审查案例有，2013年1月，广州《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发布献词，原名《中国梦，宪政梦》，但遭到广东省委宣传部门的删改，引发舆论关注。2005《南方都市报》编辑程益中等人被警方以“经济问题”为由而逮捕，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报道孙志刚案和SARS事件等新闻而遭到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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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书《没有回家的士兵》终于进了印刷厂。前戏太久，当节点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想象中的喜悦。
这本书完稿于一年多前，交给出版公司后，没想到是没有止境的审查，从编辑，到出版社，到出版集团，到省新闻出版局，到新闻出版总署，又转到中央军委，又到军事科学院。
这一路，我靠着人脉和脸皮，不停地去斡旋，在对敏感文字的不停删除中，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获得最终的出版许可。
中途有人说，这么多内容被删了，你妥协这么多，还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在香港出版。我说：不，逃避现有的审查，或者飞蛾扑火式的对抗，才是最大的妥协；在体制的许可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呈现真相，才是我们记录者最应该忍辱去做的事情。
跬步终会积至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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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皇帝这个东西，废除其名号容易，要真的将之从国人的心里和文化里消灭，却难上加难。在没有皇帝的天地里，很可能皇帝更多了，遍地都是。大小是个头，感觉上就觉得自己像皇帝，像皇帝一样做事。于是有人惊呼：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
阅读更多因为一场原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故，江西丰城变成了丰都。由于丰城电厂三期工程冷却塔平桥吊坍塌，74名无辜者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失去了自己宝贵的性命。在无数大人物的指示、批示以及现场指挥之下，救援已经结束。可以预料，因为这场事故，有人会因此丢掉乌纱帽，也有人会因此锒铛入狱。但也有人会幸运，比如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场表彰大会，用于表彰在整个事故中处置、救援得力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然而，再过一段时间后，如是的事情又会周而复始，继续有无辜者丧命，继续指示、批示以及现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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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的重大工程施工，都有这么一个弊病，那就是领导意志太强大了。
这些领导无不是好大喜功，急于功利，以赶工期著称，完工时间又往往选在具有政治寓意的时间节点，以便达到其献礼的目的，因此，“赶工期”也就成了“政治任务”，比如七一前夕向党献礼，十一前夕向祖国献礼，元旦前夕向全国人民献礼……如此冠冕堂皇，实则是领导们私心作怪，无非就是想让政绩在其任期内“落袋为安”，而选择特殊节日又可以请来上级领导落成剪彩，以达到其邀功请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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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认识上的歧路、以及坑，还有的一个问题是常熟童工的展露并不充分。这是调查记者末路之后第N次暴露的后果。迄今为止，梨视频之后的跟进调查几乎为零，进展基本靠政府，报道无寸进，社会也没有蠕动式抵近，大事件的潜质就烟消云散。
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社会有多弱势，几乎没有行动能力。搁在往常，会有民间机构进入调查，会有NGO介入，会有全方位的线上线下联动。但在现在都是空，不只是允许与否的问题，而是经过了长期的禁止后，这些力量根本就没了，童工难见证了社会的围困，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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