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审查

《南周》事件发生之后，我的微博一直被刷屏，但在校内上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副情形。 戴志勇的原稿是不是矫情？当然矫情。我也承认他的原稿非常矫情，而且在一开始就指出来过这个原稿莫名其妙地把中国梦和宪政梦画上等号，实在突兀，对于那些还没有成为自由民主价值观共同体一份子的人而言，这样的言说并不容易让他们接受。对于那些已经和《南周》的同道而言，这样的口号又显得空虚。此后的《梦想是对应然之事的承诺》是《南周》编辑部自己修改的产物，个人认为其实比戴志勇的原稿要好一些，不像戴文用力过猛。如果这一篇经过自我审查之后的稿件能够刊发，对《南周》和广东省宣都是有益的。 事情后来的演变众所周知，问题的关键在于，戴志勇的原稿矫情与否，《南周》这份报纸的品质如何，立场怎样，到底在这场争论中有无意义？ 《南周》同仁们的诉求简单明确，就是要驱走庹震，恢复报社独立运作。有些人说，既然是执政党控制的媒体，哪里有向执政党要求自由的道理？此言差矣。我举例说，父母生育子女，是否子女就可以被父母包办婚姻？结果有人的驳斥就是，父母没有子女的所有权，而当局有《南周》的所有权，这种解释看似高明，但也是混淆视听。中共党章里面也说，执政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不是自己跑到一线去什么事都领导。这么多年来国企改革为何要以“政企分开”为核心，也是这一道理。如果当局想要整肃南方报业，让庹震兼任《南周》的总编，庹震爱怎么改社论怎么改，那都不违反新闻出版流程，但庹震作为宣传部长，自己跑去干涉下属媒体的出版，这就是越俎代庖。这是个程序问题。 人应不应当坚持对程序正义的信仰？即使是当局确定的规章制度，人们是不是不应去违反？我想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庹震修改社论，擅撤稿件，都是于理无依，于法无据，这就是《南周》同仁之所以要驱庹的根源。所以我说，即使明天是刘奇葆修改《环球时报》的社评，同样应该谴责，至于以何种力度来谴责，何种方法来抗争，对于《环球》和对于《南周》，我们可以基于自己的立场有不同的判断。 几个月前，有人为了“乌有之乡”的关闭问题争吵，我的态度很简单，对“乌有之乡”的关闭是出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合法的依据，如果有，那么就可以关，如果没有，那就不宜关。至于关了“乌有”在这个所谓“弱肉强食”的舆论场域，是不是客观上有利于我们，这是在其次的问题，绝对不能以此作为赞成或者反对一家网站关闭的条件。要争取的是“程序正义”，而不是在党同伐异之下争取自己的发声权，这要分清楚。如果你要搬出德国禁止纳粹言论等等例子来论证，那我们也要指出，只有行政机关以外的机构才有资格规定言论自由的边界，行政机关自身根本无权自行其是。 当局昨天可以关乌有，明天就可以关炎黄，毛泽东昨天可以反右整知识分子，明天就可以“大跃进”“上山下乡”伤及一般平民。《南周》这份报纸不怎么样，于是就说封《南周》和我没关系，就如重庆打黑时没有打到自己，就为薄、王拍手称快。表态才有力量，沉默就是纵容。 另一方面，更有人将此事上升到“ 言论自由 ”的高度，这也完全正确。从本质上来看，庹震违反程序的结果就是导致报纸的报道权限受压，新闻自由也受到伤害。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 新闻自由 ”，但“ 言论自由 ”条款已经为“新闻自由”赋予了法律上的地位。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中国政改需从落实现行《 宪法 》始，现行《 宪法 》被虚置的情况必须被改变。以此次事件为契机，推动当局言论管制边界的后退，这是公民社会壮大底线的务实之举，何来“上纲上线”之说？程序上有问题，“ 言论自由 ”受侵犯，这是这个事件的两个不同层次，根本不是互斥的。 自由不是凭空而来的，底线是一步一步被民间推高的。民间不坚持，当局就会得寸进尺。有人反复强调，《南周》是党办媒体，《南周》的事是中共家法范畴，外人出来说三道四是“吃饱了撑的”，这是不明是非。中国内地没有任何非党的媒体，所有公开合法的出版物都是由中共党政机关或其他官方背景机构主管的，要说党办媒体的编辑记者就无权争取新闻自由，那么中国所有国内媒体的编辑记者全部离职算了，都去外媒就解决问题了？事实上，电视台、报纸、杂志等在中国内地的公开传媒仍是绝大多数民众获取信息，尤其是深度信息的最重要渠道，阅读外媒和翻墙的中国人仍是全民中的极少数。媒体人去外媒或者参与新媒体，摆脱官方背景机构的做法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中国的媒体人苦于审查都用脚投票选择离职，这不能起到任何建设性作用，这种为去民间而去民间，为自由而自由的抗争方式实际上不负责任。 社会变革是体制内外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庙堂之上，江湖之中，并无清晰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两蒋”时期，台湾党外势力一直把参与选举，进入民意机构作为抗争的主要方式，这种从江湖到庙堂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从19世纪就兴起的“和平斗争”“议会斗争”方式的延续。媒体人在体制内反体制，正是以个体的力量敲碎体制的坚冰，以渐进的手段推动更大范围的觉醒。如果说媒体人在体制内反体制是消极和不彻底，那么论者是不是应该回去谴责台湾党外势力为什么不上阿里山打游击？ 常识需要一再重复。对常识的重复可能让人感到厌倦，可能不如各种标新立异或者特立独行的言论更吸引人眼球，但绝不是多余。或许对程序正义、言论自由这样的价值的一再重申已经让你感到厌倦，反而是种种前现代的嘲讽，后现代的解构让你更有酣畅淋漓的快感，但我必须重申的是，不管在校内上有多少“意见领袖”反对我的观点，不管有多少人认为我是个不靠谱的“民小”，我也绝不堕入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泥潭。 有些人说，中共当年就是“民小”，“民小”上台只能更糟。我必须指出的是，中共的理想主义是号召参与者的自我牺牲，而今天的理想主义强调的是公民的共同努力，中共的革命是军事优先的力量展示，而现今的变革是公民社会的稳健成长。中共执政，是用几千万人头换来，而现代化进程本身，不能用流血牺牲代换。我早就说过，我既不希望中国出现疾风骤雨式的革命，也不相信执政党可以搞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国的变革，应该在最高权力内部冲突、分化重组与公民社会成长壮大的合力下完成。我从不相信每个人“从我做起”，中国就会变，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不能决定庙堂之高的人怎么做，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这就是“民主成功学”的意义，她的意义在于你的生活态度，而不在于以功利的眼光去评估它的效果。 有人说，凡事壮大我们力量的就支持，削弱我们力量的就反对。到底是谁在削弱我们的力量？无论在微博上，还是在SNS中，反体制者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在于没有共识，没有起码的共识。在这个强权凌虐，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不论改良也好，革命也罢，或是对变革路径持其他观点，不论南方粉也好，炎黄粉也好，两财粉也罢，或是对南方炎黄两财都黑，只要你对于社会变革的目标有着明确认同，就理应放下歧见，共同从每一个个案开始呼吁，在每一个事件中取得成长。大家对经济社会政策的看法可以有不同，也可以有争论，但是在政治问题上的内耗并不是什么正能量。有人感叹，中国坚持自由立场的人本来就不多，结果还在每天争吵，这如何能和强大的体制和团结的所谓“左派”斗争。诚哉斯言。 如果有人非要说当年清季改革派和革命派还论战呢，且不说当时论战有无结果，好歹双方已经走到的结社这一步。现在连个“公车上书”都很难发动起来，却已经开始互黑揭底，攻讦不断，让中国“宪政梦”成为“白日梦”，在一定程度上不就是诅咒者的自我实现吗？ （采编：马特；责编：马特） 您可能也喜欢： ＜北辰·常识报刊亭＞社会最重要的是正义 ——《常识》专访林达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常识——思考方式的养成 替代资本主义 之 “参与型经济” ＜七星说法＞第十一期：您好，我是X经理 ＜天璇＞最好的时间 无觅 标签： 南方周末 , 新闻审查 , 言论自由

几天前，一向特立独行而屡遭官方整治的《南方周末》出版了2003年新年特刊。每年的这一期特刊，该报都要发表一篇代表该报鲜明立场和态度的“新年贺词”。 今年的这一篇贺词受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的直接干涉。 在编辑签订版面后，宣传部长亲自动刀，把“贺词”砍杀得面目全非，把特刊标题、版面设计、内文的选稿强行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事件被曝光后，《南方周末》采编 人员发严厉声明轰新闻审查，并通过拒绝在版面署名等方式要求彻底调查，此举得到了众多媒体同行的声援，网上更是对庹震呛声一片。 此外，中共改革派老人创办的《炎黄春秋》网络版1月4日也以未完成备案而被注销。日前该刊曾刊载《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的新年献词，内文警告政治改革之亟不可待以及宪法权力被“虚置”，呼吁树立宪法的权威。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1937年元旦，如果现任中宣部长姓戈，名叫戈培尔，那也就算了。 但今年是2013年。 在这个世界上，随着纳粹法西斯的覆灭和共产主义制度的销声匿迹，政府和政党对媒体的钳制早已成为过去，宣传部这种流氓国家的恶棍机构早已成了古迹。唯独在中国，中宣部仍然是政府的一个冠冕堂皇的核心机构。 从中央到地方，中宣部把握着全中国的所有报刊杂志和出版物的生杀予夺大权，控制着全国人民的嘴巴和脑瓜。 面临着国内外的质询，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在回应有关南周事件时，胸有成竹地说：“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 “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制”，这话说得太对了！ 中国确实不存在新闻审查，因为自打1949年10月1日那天起，中国就不再存在“新闻”这种东西了，媒体不过只是官方发布消息和政治宣传的机器，所以根本就没有审查的必要！例如，这次广东省的宣传部长亲自修改《南周》的新年贺词，这就比审查更加厉害！ 历史上有哪一位新闻检察官这样做过？ 即便纳粹党，当年也不过是责令报纸删除某些文章，并不干捉刀代笔这种事情。 如果中国曾经存在过新闻审查的话，那也是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 毕竟，那个时候，国民党固然霸道，但还能容忍《新民报》、《首都晚报》、《民生报》那样的独立媒体的大量存在，甚至还允许《大公报》、《文汇报》等共产党暗地操纵的左翼报纸的流通。 国民党的中宣部对那些独立媒体不放心，所以就对那些媒体的文章内容进行过审查，勒令删除他们不喜欢的内容。新中国的成立后，这种新闻审查确实结束了，但这是因为一夜之间全国的报纸都成了党的喉舌，党委直接领导所有的报纸。 再延续国民党的新闻审查制，就是多此一举了。 虽然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制了，但不知为什么，几个月前，中国的“乌有之乡”，“红色中国”等几十个网站在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这应该不叫审查，而叫关闭。 所以，中国只存在对媒体的直接钳制，而不存在所谓的新闻审查，尽管被钳制的新闻内容可能也包括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吹捧。 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明。 海外所有的主流新闻网站均被中国的防火墙阻挡在外，甚至就连海外华人创办的主流中文网站都被中国的防火墙死死地挡住。这哪里叫审查嘛，这叫防火。 连进都进不来，怎么个审查法？ 在我党眼里，真相比洪水猛兽更可恶，言论自由比火山爆发还凶猛，新闻简直就是万恶之源。 所以，要从源头上堵住。 真相和言论自由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本来就不应该算是什么奢侈的东西。 但中国人就不配得到它！ 自从1949年10月1日到今天，中国人民的人性、自由、独立性就一直被剥夺着，思想和言论一直在被蹂躏着，强奸着。 过去六十多年来，尽管深恶痛绝，但大部分中国人早已经将这种被强奸之视为常态。这一切，都归功于那个名叫“中宣部”的机器。 中宣部的功能，就是变着法子让人们把对这种强奸的深恶痛绝变成某种快感，进而对这种伟大的强奸感恩戴德。 有人说，南方周末是中华民族难得的良心和勇气，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是蒙昧中的一束探照灯光，但我并不如此认为。 南周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媒体，说起来也还是体制内的宣传机器。而那个《炎黄春秋》，其实本身就是一群不愿意参与强奸民意的老共产党员骂娘的刊物。他们只不过做错了一件事，这是有了那么一点自己的思想，多了那么一点业者的良心，这就使其成为党内的一个异数。 就跟纳粹党内也产生了辛德勒那样的良心党员一样，南周和炎黄春秋居然胆敢站出来，祈求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那个恶匪、那个强奸犯不要再那么粗鲁和野蛮了，告诉百姓：被强奸其实并不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情。他们只不过是弱弱地问了那个强奸犯一句：你是不是该歇会儿了？他们只不过提醒了一下那个强奸犯：中国原来还存在着宪法这种东东。 就这样，南周和炎黄春秋这两家刊物均惨遭毒手。 这还要老百姓活下去吗？ 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乃是既得利益统治党的腐败和官员们的目无法纪，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所谓的法律，所谓的宪法，不过是那些党棍们可以任意欺凌和侮辱的一个小妾。 所谓的“为人民服务”早就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有赤裸裸的既得利益，只有疯狂的敛财。 那些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武警打手或城管流氓固然十恶不赦，但那些人至少不隐瞒自己的丑恶面目。比那些打手更坏的，乃是那些逼着老百姓对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干部们和鱼肉乡民的恶霸们感恩戴德的政治干部。这些文痞自打从政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阉割了。 这些阉人可以为了利益出卖一切。 而那些阉人的大本营，就叫中宣部。 那个庹震，其实也不是不知道他在谎言中度日。 但说谎可以让他飞黄腾达，颠倒黑白、掩盖真相可以给他带来切实的好处。所以，他干了连戈培尔都不屑干的事情。 所以，五年前我就说过：“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人就一日不得安宁，就要提心吊胆地捂住嘴巴过日子。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就一日没有任何公道可言。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就一日不能告别封建旧时代。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人民就一日没有被解放，…… 。中宣部是中国的自由派、左派、右派，还有其他各个政治派别面临的共同敌人。 中国所有的报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社、电影公司、网站如果不想继续当奴才了，要挺直腰杆做人，说真话吐真言，也只有联合起来，顶住中宣部的压力，抗住中宣部的淫威，反戈一击，铲除那个迂腐、独断、霸道的中宣部！ 中国共产党如果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不折不扣的执政党，也必须立即解散中宣部，奉还宪法和党章赋予人民和党员的基本权利，开放党内外民主，解除党禁报禁。民主是一定要在中国大地上实现的。你们可以推迟民主的到来，但却无法避免民主的到来。民主在中国大陆到来的越晚，对共产党将越不利。 就连国民党中宣部第一任代理部长毛泽东都说过，让人家说话，天塌不下来。毛的话实际上只说了一半。另半句话是，不让人民说话，天是一定要塌的！ ” 1945年3月31日在延安出版的《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有这么一段：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 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 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把上面这段话归纳一下，这就是：一个需要靠宣传部维持的政权必定是法西斯政权。 中宣部可以休矣！

《 南方周末 》新年特刊在所有版面已经签版定样的情况下，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擅自作出多处修改和撤换一事，在自媒体（微博、人人）由记者、律师、学者和网友抗议开端，网络媒体（新浪、网易等）、电视媒体（东方卫视）和平面媒体（《环球时报》）陆续跟进下，三天之内，媒体舆论场被打通，形成了前所未见的媒体与宣传管理部门剑拔弩张的对峙之势，目前仍然没有宣传部门的回应，而事件仍在继续发酵。 南周前编辑记者发表公开信，要求驱庹，并恢复南周编委会正常运转。姑且不论这一诉求能否最终实现，退一万步说，如若实现，其实南周的处境并未有任何实质改变。坦白一点，此次南周和媒体人争取的，是新闻自由。 其实，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更应该公开明确新闻自由。 一、你们在抗议什么？新闻审查？ 众所周知，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新闻立法，保护新闻自由的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在这一点上，中国与美国很像。《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也提到“在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白纸黑字，历历在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道，“ 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 ”，也是言之凿凿，声声在耳。 明规则我们都知道，而潜规则，或者不成文的规则，却是书报审查和严厉的管制一直长久的存在——拿如今的焦点南周来说，仅去年为例，著名评论员笑蜀出走，北京大雨特稿八个版被悍然撤下，“表叔”不准报道，重庆的报道也因为惹恼管理部门被禁，年终特刊多个选题被禁，再到如今宣传部的直接插手——都是中国新闻不自由，中国存在新闻审查的铁证。 正因为如此，当此次南方系记者愤而抗议之时，也有人疑惑，“你们在抗议什么？新闻审查？难道以前没有新闻审查吗？以前也有，为什么这一次才抗议？因为他们不满足于审查而开始删改了？那是不是他们只是审查而不删改你们就不抗议了呢？这是哪门子底线？”——这种批评虽然尖锐，但也道出了新闻媒体和记者难言的苦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大家似乎都不太敢要求新闻自由。 因为一谈到新闻自由，除了实际打压之外，就有人会跳出来从理论上驳倒你，“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不同，所以不适合彻底的新闻自由，我们应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日《环球时报》的观点即是如此，却从不肯说清道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怎么就不适合“ 新闻自由 ”了？老一辈革命家胡启立曾忧心道，“ 关于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人权等等，我们不能把这些口号的使用权都让给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我们放弃了，全说这些是资本主义的，那么，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呢？ ”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核心就是出版自由 然而，如果正本清源，这些令人讳莫如深的词汇和理念，不仅不被社会主义排斥，恰恰正是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精神。中国新闻系学生经常被教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就是出版自由。 恩格斯说：“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允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就是出版自由。” 追溯到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莱茵省创办了《新莱茵报》，恩格斯写道：“在莱茵地区，我们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并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上至国王和德意志帝国摄政王，下至宪兵，都受到过《新莱茵报》的攻击和讽刺，她被官方报纸指责为“粗鲁无礼的泰波拉索峰”（南美科迪勒拉山脉最高峰）。然而“这一切都没用，报纸在警察面前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而且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 1849年时，普鲁士当局试图禁止报纸进行揭露和批评，马克思尖锐的批评道：“批准官员的恣意专横，给官方的一切卑劣行为打开方便之门，专门惩罚对这种卑劣行为的揭露。既然如此，何必还要虚伪地承认出版自由呢？”“当不让公众蔑视理应受到公众蔑视的东西的时候，究竟还有什么出版自由呢？” 100多年前的马恩，亲身实践了何为社会主义新闻观，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又是什么原因让《新莱茵报》如此自由呢？ ——1848年的德国民主革命，从法律上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因而在莱茵省只有原有的拿破仑法典能够起作用，因此，莱茵省取消了书报检查的“人治”，而且以“人治”为特点的普鲁士法律在那里也不起作用。检察官、警察等一切公务人员，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必须按照拿破仑法典的程序办，而拿破仑法典没有任何一条对书报检查有过规定。 所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是出版自由，而其基础就是法治。 不以任何宣传管理单位的意志为转移，不以任何组织和个人为转移，他们都无法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对于书报审查，恩格斯曾写道：“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 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 ，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么，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 对于普鲁士“人治”色彩浓重的法律，马克思也激烈的批判道，“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等惊人的矛盾。你每迈一步，甚至只是走动一下，都要受到万能的官僚制度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神的干涉。没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什么都不能做。”“原来普鲁士宪章所恩准的这一切自由受到一个重大保留原则的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 所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新闻观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反对一切人治的新闻审查，坚持出版自由的核心观点。 三、宣传部门不是法外之地 在此次“簒发新年献词事件”中，南方周末的选题必须报省委宣传部审查通过，被要求撤下多篇特刊，并且在报社编辑记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篡改新年献词和多篇报道，违反宪法和法律精神，违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这不禁让人严重质疑，一直强调各媒体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宣传干部，到底有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到底有没有担任宣传部干部的能力？宣传部门不是法外之地。  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报刊，“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报刊就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可以说，《南方周末》绝对是中国监督权力，捍卫社会的翘楚。 然而今年以来，由于对《南方周末》的粗暴干涉和审查，导致多篇很可能产生社会影响和促进体制改革的报道无法问世，使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社会矛盾无法及时得到关注，并引起体制的响应，而一旦丧失了最佳的解决时机，恶劣的后果必将加倍奉还。而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因为媒体的缺席，而是因为权力的在场，新闻管制的恶劣，丑态毕现，暴露无遗。 这种毫无原则，害国害民的作法，让不少社会人士怀疑，审查基于什么原则？什么法律？还是说有人来打招呼，宣传部门收受了某些权钱人士的好处或威胁？因为如马克思所言，“只有那些愚蠢的或害怕广大群众参与政治的人，才会觉得在工人报刊上经常开展有关策略问题的公开的、热烈的政论是不适当的或多余的。” 新闻学教授喻国明曾深刻的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对于舆论监督的需要在客观上比以前更迫切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政权巩固以后，如果不大力扶植和发展舆论监督，耳边听不到别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可能发生的全局性错误。” 所以，在今天，处于巨大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需要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法治和新闻自由，这没什么不可以说的，不仅要说，而且要大声说，不仅要抗争，而且要理直气壮的抗争，信心十足地抗争，人治下的新闻审查，让新闻媒体如履薄冰，这不敢碰那不敢说，丧失了舆论监督和批评权力的社会作用，无法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权力肆无忌惮，贪腐横行无阻，民情不得昭示，矛盾愈发深重，这一切，是时候结束了。 废除审查，争取自由。 —————————————————————— 《常识》为大学生自办新闻实践平台  微博： http://weibo.com/changshibaokan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