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归类

金正日的奢侈行头：Omega手表Moreschi的鞋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19日 15:09 《财经网》 微博   　 　金正日套装用Scabal的面料，手表偏爱Omega，鞋子热衷于Moreschi，喜欢喝法国Perrier瓶装水和法国Martell Cognac干邑白兰地   　　【《财经》综合报道】据国际在线援引韩国媒体《朝鲜日报》报道，金正日的套装为Scabal品牌的羊绒和丝绸混纺的高级衣料量身定做，每码(约0.9144米)布标价为300美元，按一套衣服需要四码布计，金正日的人民服一套的布料就值1200美元。Scabal这一高级面料品牌不仅是伦敦萨维尔街诸多裁缝的选择，也受到美国前总统布什和一些好莱坞明星的亲睐。   　　金正日还非常热衷意大利奢侈品牌Moreschi公司的皮鞋。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及著名影星汤姆·克鲁斯都是Moreschi的忠实客户。一位逃离朝鲜的“脱北者”透露，2000年初，朝鲜政府高级官员听说这位“敬爱的领袖”只穿Moreschi皮鞋，因此他们只要有机会出国，都会去找Moreschi鞋店。   　　金正日偏爱欧米茄(Omega)手表，他也经常赠送Omega手表给他的部下。   　　至于饮品，他喜欢喝法国Perrier瓶装水和法国Martell Cognac干邑白兰地。   　　而这位“敬爱的领袖”最喜欢的车(至少是他旅行时最喜欢的车)，是奔驰S600 Guard豪华轿车。   　　据一位脱北者透露，金正日巨大的奢侈品胃口使他的个人支出就占据了国家预算的20%。   　　报道表示，当然，脱北者对金正日进行不堪描绘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外界对于朝鲜和金正日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这种描述也极少能被证实。然而，在这个人均GDP1900美元、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排在世界第188位的国家，金正日对于奢侈品的追求若被公之于朝鲜民众(当然他们不会知道)，很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对这位古怪放纵的独裁者有所了解的人来说，他的个人支出不足为奇。   　　此外，南韩《中央日报》曾报道，金正日最爱吃鲟鱼卵腌制的高级料理，鱼子酱更是他的至爱，为满足一己口腹，金正日勒令北韩全民养殖鲟鱼。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yzjj/20111219/150911017742.shtml

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 作者：周末画报 来源：周末画报 日期：2011-4-11 斯塔西档案馆里众多书架上密密麻麻的档案（贺卫方摄） 　　 被撕碎的罪恶之书 　　【“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而敌人将会被消灭!”】 　　——埃利希·米尔克 末任斯塔西部长 　　1989年12月4日，就在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之后，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楼顶冒出了阵阵黑烟。这栋大楼属于东德秘密警察机关“斯塔西”，正式名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因德语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缩写为STASI。这个恶名昭彰的机构自1950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对内进行言论压制和政权维持的有力武器。然而当1989年东德政权开始崩溃之时，这个庞大的机构逐渐感到自己正在成为民愤的替罪羊，慌忙决定销毁总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档案。有关极权国家压迫人民40年的罪恶记录，旦夕之间就可能被毁掉。   　　然而埃尔福特的火光却引起了一名正巧经过的女医生的注意。她立刻意识到这异样的情形意味着什么。凭着勇气与正义感，她与市民们赤手空拳地冲进了埃尔福特斯塔西大楼，强行从接管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档案。   　　抢救斯塔西档案的行动蔓延至首都柏林与全国各地，1990年1月15日，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了斯塔西总部大楼，他们看见的是推挤如山的碎纸——这些来不及焚烧或者投入粉碎机的海量档案仅凭人手被撕成碎片，装满了足足16000个大麻袋，甚至于大楼内所有的碎纸机都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统统陷入故障。除此之外，仍有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排起来可达180公里长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被市民完整接收。   　　1991年，统一后的的德国宣告了“前东德国安档案联邦管理局”的成立，开始了对浩如烟海的斯塔西档案的复原与整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处理前共产国家秘密档案的国家机构。迄今二十年来，工作人员几乎全凭人力对这座“纸片之山”进行整理。他们首先根据档案纸张颜色、笔迹、墨水等进行初步分类，然后再尝试拼接。在最开始的阶段，一个工作人员一天只能拼对出10页纸。而在第一个十年中，他们仅修复了2.5%的破碎档案，相当于90万张纸的内容。他们需要靠靠手工粘贴这些碎片，将碎片铺在大桌子上，然后核对名字、笔迹和签名，根据这些信息并使用打字机、镊子、放大镜，努力进行拼图，每一张纸都要花费15欧元的人力成本。而按这样的速度，整个修复工作将需要至少四个世纪。   　　为了加快复原的速度，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经过招标参与了电脑复原程序的设计。这个被称为“反碎纸机”的项目将是世界商最精密的辨认设备，耗时10年，花费600万欧元研制，其还原文件的能力高达80%以上。传送带上的每一张碎纸片都将被双面扫描存档，，通过分析纸屑的形状、颜色、纸质、厚薄等，定义它们两两之间的接近可能性大小，最终在电脑中拼凑还原成原来文件纸页的电子图像。虽然这大大加快了修复整理的速度，但是碎片拼好后，还需要人工校对。而如果用作法律证据的话，碎片仍需手工拼贴。   　 　枕边的线人 　　【“WIR SIND UBERAL”(德语：我们无所不在)】 　　——斯塔西的格言 　　斯塔西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对内情报组织与秘密警察机构，自建立之初，它的使命就是不是保障宪法和公民权益，而是不惜代价维护政权的稳固，肃清任何可能的敌人。这个可怕的组织曾经监视监控超过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公民;在80年代，平均每天就有八人被斯塔西秘密逮捕，很多人从此下落不明。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执行效率，在历史上从无出其右者。   　　回到上世纪80年代，环保主义者迈克尔·贝雷特斯在他祖国的生活犹如奥威尔式的黑暗，恰好可以说明斯塔西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在大学，他的学业被无缘无故地中断，在学术上的努力从来无法得到任何回应，不能出国旅行，也永远无法得到任何晋升机会——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祖国就像一个深渊。而暗中为他设计这样的生活的，正是无所不在的斯塔西。   　　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贝雷特斯只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并不属于任何一种激进的反对派。作为一个环境保护分子，他从未尝试挑战党与政府的权威，只是积极地提出自己对于社会与自然的看法——作为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人民一员，他当然明白如果他对政府叫板的后果，因此他谨慎地拿捏着自己活动的界限。然而他当时并不知道，他仍然被斯塔西暗中监视，而执行这些任务的却都是他的平日熟人。而所有针对他的惩罚，诸如出境限制，同样也是秘而不宣的。   　　1992年，贝雷特斯“有幸”成为了前东德地区第一个阅读自己绝密卷宗的人，在这本由斯塔西在两德统一前为他秘密写下的档案中，他的任何私下的不良言行都被记录下来，经由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一一向组织汇报。像这样的个人秘密档案，有超过600万份，而当时东德总人口仅仅1800万人。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斯塔西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而像贝雷特斯身边的这些“非正式合作者”(常简称“IM”)，更是数以十万计。   　　[学者约翰·科勒在其《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一书中认为，IM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而另据一位匿名的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IM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这意味着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灵魂的寻人启事 　　【“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1984》 乔治·奥威尔著 　　可以想象，在迄今整整二十年的修复时间中，什么样的惊天秘密正在被一一复原。虽然德国历史学家认为，如果能将它们全部恢复，将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幸存的文件碎片被解密后，已经对德国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导致一些家庭婚姻破裂，许多友谊也在一夜间走到了尽头。二十年来，这些秘密档案曾经供人们公开查阅。可是，沉痛的“真相”成为人性难以承受之重。秘密警察曾把1800万人口中的600万纳入了秘密监视之列。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使这个民族拖着长长的心理阴影。   　　夺得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窃听风暴》，正是还原这一历史的精彩电影。从告密、出卖、伤害，到掩护、同情、转变。影片精彩地描述了一个冷漠的斯塔西秘密警察是如何在一次监听行动中良心发现，最终作出了人性的选择。电影关乎国家罪行，也关乎残酷的大时代下个人的选择。主演乌尔里希·穆埃的表演克制、冷静、内敛却极其细腻，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也曾是斯塔西的受害者，被挚爱的人出卖。   　　穆埃曾经的妻子简妮·格罗尔曼是东德著名的话剧明星，与穆埃曾是一对在东德时代就家喻户晓的名人伉俪，然而最终离婚并成为陌路人。当《窃听风暴》上映后，穆埃向媒体自爆他曾经挚爱的简妮就是斯塔西的线人，曾经替国家暗中监视自己的丈夫。已经卧病在床的简妮也不甘示弱，与穆埃对簿公堂，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当穆埃从档案处调取了自己往日的机密档案来佐证时，简妮却突然撒手人寰，不久之后穆埃也辞世而去，让这银幕外的一切纷扰显得愈加无奈与悲剧。   　　早在1991年，德国议会即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详细规范了对这批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多方事项，并规定民众有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的权利。希望了解真相是人的一项本能欲求。迄今为止，提交查看档案申请的德国人共有 170万人，相当于前东德人口的10%。很多人曾经担心，一旦受害者查看了自己的档案，从中发现了那些告密者，那些曾把他们送进监狱的人的名字，他们会采取报复行动，会有新的流血事件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民众面对真相时的态度比一些政治家所预言的要理性得多。   　　1993年，前东德著名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被指认曾在60年代为斯塔西充任线人，专职监视文艺界的危险言论。曝光之后，她曾矢口否认，直到解密的档案将白纸黑字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称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说自己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然而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   　　在黑暗的时代下，国家机器往往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恐惧之兽。然而性本善的万千民众何以愿意示弱于专制与恫吓，甚至出卖正义感与勇气，最终成为铁血体制与思想控制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沉默、屈服和献媚，使得人性终结于蔓延泛滥的猜忌和怀疑,。这是一个现代国家能发生的最让人痛心的事。二十年来，斯塔西档案的逐渐揭开，拷问的是数十万个有名有姓的良心。而在每份碎片档案中逐渐清晰的当年善恶一念之择，也曾是无数个历史的转折。   　　前东欧秘密警察组织 　　民主德国 　　国家安全部 STASI 　　雇员总数 91,000 　　占人口比重 1:180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理事会 Sigurimi 　　雇员总数 10,000 　　占人口比重 1:300 　　波兰人民共和国 　　公共安全部/安全服务处 UB/SB 　　雇员总数 87,000 　　占人口比重 1:350 　　苏联 　　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雇员总数 290,000 　　占人口比重 1:600 　　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局 UDBA 　　雇员总数 15,000 　　占人口比重 1:1400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局 Securitate 　　雇员总数 13,000 　　占人口比重 1:1500

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 王 琳 《东方早报》2011年9月15日 　　 “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过去多年却仍没有定论，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真凶”王书金至今也没有拿到他的终审判决书，案件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为避免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化聂案早该到来的正义和公道，9月11日，贺卫方、何兵等学者和六十位律师在石家庄召开研讨会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人民网9月14日） 　　 事实上，这六年来，法律界和传媒界为聂树斌平冤洗白的呼吁从未停歇。记者赵凌长年跟踪“聂树斌案”，先后为《南方周末》采写五篇报道，为延续舆论对聂案的关注起了关键作用。遗憾的是，再审程序仍迟迟未予启动。2005年4月，聂案曝出“一案两凶”后，河北省政法委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对聂案重新调查。其时，河北方面对全国媒体宣称，将尽快公布调查结果。 　　 这个承诺始终未兑现。2009年11月11日，赵凌又一次在《南方周末》发表聂案报道。与以往的积极和期待不同，这篇题为《“聂树斌案”翻案渺茫》的报道充满了深深的失望。 　　 从事实和法律上看，启动再审应无争议。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负责此案侦查的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迅速将嫌疑人聂树斌抓获。经过二审后，河北省高级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聂树斌有期徒刑15年，以故意杀人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1995年4月27日，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聂树斌的冤死有其时代背景。其时，律师广泛不受待见，律师行使辩护权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1995年正是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大修前夕，有罪推定、疑罪从有、流水作业、偏重打击、刑讯逼供等，仍是刑事司法的常态。相信聂树斌冤案的发生，既有来自上面的破案压力，又有来自公检法兄弟单位的通力“合作”。 　　 但到了2005年，真正的凶嫌突然出现。一位叫王书金的在押人员交待称，曾在河北省强奸多名妇女并将其中4人杀害。河北广平县公安局将王书金押回，并带其到所供述的作案现场进行指认。王的供述和指认，后来证实与当年聂树斌案中的犯罪事实高度一致。 　　 真凶落网日，应是冤狱昭雪时。就像当年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一般，都是“被害人”死而复生回到家乡，才让村民们真正认识到佘祥林、赵作海身上所背负的冤。 　　 这一年，离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大修已过去了９个春夏。那次被各界赞誉颇多的修正，也已施行了9个春夏。在程序正义、无罪推定等大旗下，我们实在找不到拒绝为聂案平反的理由。惟一的理由就是，当年的办案人如今还活跃在当地政法机关，有的甚至担任要职。若是聂案平反，必伴随着一系列问责。 　　 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撇清与一起冤案的关系，拖延就成了关联人物自然而然的选择。既然已经不能期待涉案法院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矫正自己，吁请最高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提审，就是可行而又合乎法度的选项。从1994年到2005年，刑诉法已然换了新妆。难道现在仍要坚持有错不纠，有冤不雪，有法不依？ 　　 事实上，聂树斌案已经成为检验中国刑事司法进步的一块试金石。对于民众和具体的受害人来说，他们期待的进步不仅停留在法条的变化，更在于一案一正义的达成。司法公正的冤魂正在聂树斌的坟头游荡，最高法院无权“保持沉默”。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但对于具体的当事人，以及正在流失的司法公信来说，迟来的正义也好过没有正义。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Justice by death in China Reshma Patil , Hindustan Times Beijing, September 17, 2011 按：这是印度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印度斯坦时报》对中国最近死刑动态的一篇报道。   With a bullet in the back of the neck or lethal injection, China has executed thousands of prisoners in the decade since the assassins of Rajiv Gandhi paced death row in India. In China, perhaps more than in any of the 58 nations enforcing capital punishment, the public demand an eye for an eye.     “Most Chinese people can’t imagine a society without death penalty,’’ rights lawyer Teng Biao told HT in Beijing. “They don’t have the chance to know of an alternative.’’   The Communist Party this year cut its list of capital crimes — forging tax invoices, for example, is no longer a deadly sin.

熊出没 鹤守门 熊秉元 贺卫方按：在网上我看到熊教授的这篇大作，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点成绩能够得到熊先生和他所指导学生的关注和过誉，我很欣喜也很惭愧。这些年来，我也从阅读熊先生的著作中获益良多。本文里，熊先生提出的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也是很具启发意义的。其实，不同学科所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视野与方法的差异正是各自的价值所在。有机会相见，我也期盼能够拜读到熊先生提到的佳作。 ————————————————————————————   “法律经济学”是新兴学科，利用经济分析的思维，探讨法学问题。在台湾和中国大陆，这个学科都还处于萌芽蓄势的阶段。 　　 利用学术休假，我安排好到几所大陆法学院，密集地教这门课。除了课程的教材之外，还布置了几个家庭作业，要修课的硕博士生们，以组为单位完成。第一个作业，是我提供30篇《熊出没注意》的专栏文章，同学们写读后心得。目的有二：希望没有接触过经济学的人，能体会到经济分析的精髓和趣味；同时，希望能由阅读中，试着把学理和生活经验作一连结。 　　 贺卫方成北大传奇 　　 以此为基础，第二个作业要求更高的智识投入：我再提供30篇专栏文章，同时建议几位人选；同学们选择其中之一，然后比较我和另外这位学者的文章。这些学者的知名度都很高，而且都有大量的文稿作品。比较的重点有二：在处理的主题上，两人异同如何？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两人又是如何取舍？ 　　 令我意外的是，几个不同学校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选了贺卫方。贺卫方（1960-），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本身就几近是一页传奇。他文采斐然，风度翩翩，辩才无碍；无论演讲或下笔，都散发出巨大的热情。而且，一向直言无讳，主张废除死刑，强调司法独立等等。他的博客名为“守门老鹤”，每年有数十万人次点阅；在许多年轻学子的心目中，贺卫方是他们不折不扣的偶像。 　　 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是北大任教多年后，于2008年接受浙江大学的邀约，决定到光华法学院任教。在北大的毕业典礼上，他发表令人动容的告别演说；然而，他却没有到浙大报到。个中原因，和法学解释一样，有甲说乙说和随便说。通说有二：一，他到南方、自由风气更盛的浙大，言论尺度会更开放，可能会伤害党和国家的利益；还是留在北京，能就近看管较好。二，他是法学界和社会的稀有动物，极其珍贵；万一在南方有了闪失，对党和国家的利益伤害太大。 　　 因此，理由不同，殊途而同归；他办了离校手续，但是没走成。结果是，他必须先到新疆去支教（支援教育）2年，才能回北大复职！他在新疆时笔耕不辍，充分反映了他的韧性，对生命和志业的热情！ 　　 规范字眼凸显差异 　　 学生缴的报告，内容五花八门，甚至对姓氏名称发挥联想：熊代表积极攻击，而鹤代表稳健守成；熊在山林出没，而鹤在天际翱翔！不过，针对作业要求，报告内容都言之有物。两人文章的涵盖面虽有不同，但都涉及司法制度和死刑存废等。两人之间的差异，并不特别明显。 　　 在论述和分析方式上，两人则是迥然不同。和大多数法律学者一般，贺卫方采取的是规范式论述，先标明一些理念，再以理念处理个案。我的方式，则是让事实来说话，基本上不作价值判断。吉林大学法学院的一组报告，让我眼睛一亮。他们把两位作者同一时期的文稿，辑成两个大文档；然后计算在文档里，两人各自用了多少规范式的字眼，如“我认为、我觉得、我想、应该”等等。统计结果，大概是1：15；我很少用规范性的字眼，而贺卫方笔下有浓厚的主观价值。这种差异反映了两个学科的特质，也反映了两位作者有意无意的取舍。 　　 其实，这个作业还有一些额外的用意。因为要比较，所以要细读精读；而透过这种深度阅读，由一系列的作品里，可以琢磨作者对文章的构思，以及论理说情的方式。对于自己写文章处理问题，有他山之石的效果。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机会碰上贺卫方；如果有缘相见，我会送他一、两篇报告里的佳作！ 　　 （作者系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科技大学讲座教授）   原文链接： http://www.dffy.com/faxuejieti/xuezhe/201107/242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