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重温】荣剑、秦晖、朱学勤:再议“告别革命”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的序言中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 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在书中,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 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并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 以及一切革命。《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发极大反响,呼应者甚众,“告别革命”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集体性反思革命史观的标志性思想事件。在当时,反对“告别革命”的声音并非没有,但相比之下近乎微弱。1999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刊登了李朝晖的一篇文章《革命之不可轻言告别》,文中写道:“反对那种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呼吁革命不可轻言诚然是正确的,但如果不能看到,革命之所以始终挥之不去,根本在于绝对的权力的不良运行,而不是野心家的推波助澜。那么,呼喊告别革命,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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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法国人托克维尔写过一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由于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推荐,这本写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历史哲学著作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尽人皆知,成了一本超级畅销书。中国人今天读此书,会有一个观感:这本书是如此贴近我们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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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许耀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示和国家治理

   由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全国金融系统青年联合会以及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4)”于9月18日至2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办。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原主任、教授许耀桐在发言时表示:“我想从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一个杰出代表王岐山,在他十八大甫一上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推荐阅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谈起,因为这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国家治理密切相关。”以下是发言的文字实录(修订):    许耀桐:关于国家治理,我讲三个关键词和三个观点:第一个关键词“急迫”,第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急迫的任务;第二个关键词“异同”,第二个观点就是,西方和中国都有治理,中西方国家治理的异同在哪里?第三个关键词“重点”,第三个观点就是,中国下一步治理的重点在哪里。    关于第一个关键词和第一个观点,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急迫的任务。    我想从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一个杰出代表王岐山,在他十八大甫一上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推荐阅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谈起,因为这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国家治理密切相关。托克维尔分析旧制度不行了,讲了三点,第一、官僚腐败。第二、社会两极分化。里面有一句话:18世纪的法国农民比13世纪时还悲惨。第三,国家基本上光说不干,甚至出尔反尔。比如,国王说劳动权是最神圣的,但是话没说多久,又把奴役制度和行会规则给恢复了,人们忍无可忍。    那么大革命呢,也不行。托克维尔分析了三点。第一,大革命是由知识分子,文人当政治家,文人政治家启蒙和指导大革命可以,但是治国无方。第二,大革命主要是底层力量,游民、农民、工人等只会破坏,不会建设。第三,综合起来无论是知识分子也好,底层也好,总的来说,他们制度创新的能力不行,只好回头恢复旧制度、使用旧规矩,不会创新。所以托克威尔讲了,历史是一个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太多。归根到底就是,当时法国的旧制度也好,大革命也好,在国家治理方面都不行。    我们国家在十八大之前也有三个悖论。第一个悖论,过去30多年我们创造了超过9%的GDP增长率,但是也创造了420万的贪官污吏;第二个悖论,我们有了一个先富起来的群体,拥有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富翁,但是我们在座大部分可能十年工资都没涨了,社会上充满着强烈的被剥夺感;第三个悖论,领导层也提出很多改革的方案、任务,基本上也没什么突破、落实,可以说基本上也是光说不干。我们对照一下这本书,情况非常相似。我想,王岐山同志推荐我们看这本书,其中的深意就在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启示我们一定要搞好国家治理。    第二个关键词“异同”和第二个观点,中西方国家治理的异同在哪里?    先讲相同点。第一个相同点,无论中国也好,在外国也好,“governance”在古代的意思都是统治,也就是说中西方都有皇权或王权时代,都经过专制、人治,有统治方式和艺术。第二个相同点,到了近代,西方搞了资产阶级革命,“governance”(统治)要实行民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实行民主。第三个相同点,西方国家到现在,他们提出的“governance”,就是治理,有了新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就是讲主体多元化,民主参与。那么我们中国讲的治理强调这一点。    那么不同点在哪里呢?第一,西方国家讲的治理是多元化的,认为治理有政府也可以,没政府也可以,更强调去政府化和去政党化。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它们不同,我们强调治理要有政党,党的领导,国家主导。第二,西方国家讲治理,主要是方法、手段的问题。中国讲治理,概念内涵丰富,既有很大的方面,也有很小的也非常小,而且更重视从战略方面的大的层面考虑如何治理。第三,西方国家的治理面较窄,主要就是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生态治理,中国的国家治理面很宽,治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包括政党、国防军队等。    第三个关键词“重点”和第三个观点,下一步中国治理的重点在哪里呢?时间不多了,我简单地提五个重点。1、要治理我们的政党,解决到底党在法上,还是党在法下等问题。2、要治理我们的政府,政府要简政放权,要转变职能。3、要治理我们的人大,是人大真正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场。4、要治理权力,现在有些地方的权力没有规矩、胡作非为,必须要在权力上限权、分权。5、要治理腐败,反腐败还没有结束。讲完了,谢谢大家!    本文责编:张容川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8188.html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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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崇明:国家主义的逻辑——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账号:ohistory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揭示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的逻辑的同时,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 阴魂不散的历史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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