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逾百市民自發到長洲清理膠粒 對比北京當局應付水災，香港政府處理十號颱風的應變手法成熟有效，然而「膠災」一役，則突顯官僚體系處理非常規性的突發事件能力仍然有限。與此鮮明對照，香港民間社會通過網上平台與新媒體迅速跟進，市民自發奔赴受災海灘清理膠粒。 圖、文/周澄、黃麗萍 颱風「韋森特」7月23日襲港，除了造成逾千棵樹倒塌外，一個多星期後始在媒體曝光的「膠災」事件，深刻突顯政府在災後環境評估與善後工作的失責。數以噸計的聚丙烯膠粒，在颱風中隨貨櫃（集裝箱）跌入海中，近日隨海浪潮汐相繼沖上海岸。數以百計的巿民在事件曝光後第一時間，自發地來到多個受影響海灘，以最原始的手法在沙中「淘膠」，與官方的「闊佬懶理」後知後覺，疏於通報的缺乏危機處理意識，形成強烈對比。 政府反應遲緩 颱風過後兩個星期，《陽光時務》記者8月5日到長洲東堤海灘，觀察巿民自發「清膠」情況，發現災情較想像中嚴重。當日所見，現場近二百人。雖然當地不像「重災區」南丫島東澳，出現成片的大堆透明膠珠，但是仔細一看，膠粒其實已遍佈整個沙灘，混入沙中更難清走。有市民逐粒撿拾，有人則用筲箕於海邊打撈。 有市民更想到好方法，把含膠粒的沙粒倒進水裏，加以攪動，待膠粒浮起後再撈起。只可惜他們再努力，也只撈到一少部分，撈完這批，新的膠珠又隨著下一個浪湧上來。有人說：「未到之前也沒想到這樣嚴重，今次真的『好大鑊』（大災難）。」 「也不知何時才可以打撈完。」自發清膠粒的韓小姐指著那個不到五分一滿的黑色膠袋說：「我們這麼多人這樣努力地清理，清理了兩個多小時，都不知道有沒有清理到百分之一。」她又批評：「政府太遲開始處理，完全低估了整件事。發生了兩星期也不公佈。如果早一點處理就不用這樣辛苦。」 對於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呼籲市民不要到南丫島保護區深灣，以免打擾海龜繁殖，又指政府自會派員處理，韓小姐氣憤地說：「處理？怎樣處理？要清走沙中的膠粒是要很花心機的，我們是逐粒清理的。政府怎樣處理？又把工作外判然後隨便清一下就叫處理？」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認為，對比北京當局應付水災，香港政府處理這次颱風的應變手法相當成熟、有效率，然而「膠災」一役，則突顯官僚體系處理非常規性的突發事件能力仍然有限。 「最大的責任應是『新丁』局長黃錦星，他對於判斷事件性質、回應民情和領導公務員應對這次突發事件都不合格，對環境事務的認知上也似門外漢。」蔡子強說。 政府部門缺乏協調 颱風「韋森特」在7月24日離開香港後，海事處已收到報告指有兩個貨櫃漂浮在南丫島對開海面，卻在25日才聯絡船公司，發現共有六個貨櫃墮海。食物環境衛生署和環境保護署在26日起，接獲投訴指多處岸邊發現聚丙烯膠粒。直至31日，海事處尋獲五個貨櫃，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才知悉事件。環保署在8月2日才向漁護署通報事件，同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始知悉事件。 三日後，行政長官梁振英在8月5日開始五天休假，黃錦星和高永文分別到海灘視察，被在場撿膠粒的義工質疑政府拖延漏報。直到8月6日，即距離颱風襲港近兩個星期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才首次召開跨部門會議商討善後安排。 相對於政府，民間對這次「膠災」的反應，明顯快得多。最早在大嶼山愉景灣海岸發現膠粒的環保組織DB Green成員Gary Stokes，7月25日起便在日誌紀錄進展。他透露，膠粒的製造商——中國石化，27日曾聯絡他們的一位成員，商討清理安排並協助追查膠粒去向，但他們聯絡過的政府部門卻一度拒絕承擔責任，直至8月3日海事處才開始派員清理海灘。此外，他也對主流傳媒「慢一拍」的反應感到失望。 蔡子強指出，這次引發社會關注「膠災」的是網上平台與新媒體，然後才牽動主流傳媒跟進，官僚體系的反應相對遲緩。他謂環保署助理署長陳英儂8月4日出席公開活動時，曾以「事件不涉及其職務範疇」為由兩度拒絕回應事件，正顯示問責制與官僚分工造成卸責。 香港綠色和平項目主任江卓珊，批評政府反應遲鈍、冷漠：「事件曝光後，我們只聽到政府頻頻表示膠粒無毒，但其實很多市民並非只是關注會否影響食品安全，而是關注自己的海洋環境生態。除了消息公佈遲緩，也反映出政府往往都不把環保納入優先考慮之列。」她要求政府要就事件作出全面的環境評估及善後方案。  

「辦一所打工子弟學校，不是我的夢想；我的夢想是所有孩子都能有學上。唱了幾首破歌，也不是我的夢想，我的夢想是所有人都能開口歌唱。」 文/朱曉玢 北京朝陽區的金盞鄉皮村，和許多北京城鄉結合部一樣，容納了為數不少的外來打工人口。這裏人口流動性極強，沒有市中心的燈紅酒綠，也鮮見尋常農家連片的炊煙。一到夜晚，人們從市區進入皮村，似走入無人之境。數據顯示，金盞鄉常住人口約28,600人，外來人口達到約24,000人，單皮村一個村，外來人口就佔近九成。 然而在這個被遺忘的荒涼角落中，活躍着內地最為活躍的工人藝術團體之一——新工人藝術團。他們唱着歌下工地、工廠，為城市中的工人們志願表演、表達訴求已經十年。這個夏天，他們在皮村所創建的打工子弟學校——同心實驗學校，經歷的一次關停風波，令更多人關注打工子弟的命運。 同心學校的成長 孫恆是新工人藝術團的團長，也是同心學校的創辦人之一。大學畢業後，孫恆曾在家鄉河南一所中學做音樂老師，1998年他帶著音樂夢想北漂，輾轉陸續在北京各地打工子弟學校，為學生唱歌、寫歌。這段時間的經歷，令孫恆對打工子弟的教育需求有了非常直觀的感受。然而真正辦一所學校卻非易事，要有資金、找場地、找老師，程序繁複。 2004年，機緣巧合，新工人藝術團準備錄給工友聽的一盒demo帶，打動了京文唱片的老總。他們在唱片公司的策劃下發行了自己的第一張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獲得七萬多元的版稅收入，這個契機令多年來盤踞在心中的想法塵埃落定——拿這筆錢辦一所打工子弟學校。他們租下1970年代皮村廢棄的小學校舍進行整修和改造，向社會招聘老師，舉各方之力，建立起同心實驗學校。如今在讀學生數658名，教職工32名。 同心教學之餘，也為學生安排各種社會實踐。2011年5月學校與ERT緊急救援訓練中心合作高級野外生存和急救訓練課程；12月學校參與新公民計劃，評選新公民園丁；學生每年都有機會前往市區參觀紀念館和企業。學校也曾受到中央電視台的採訪；和全國婦聯、北京市團委等國家政府機構交流經驗。 孫恆說，打工子弟和城市中的孩子教育需求不一樣，他們生活的環境多有局限，眼界不如城市孩子開闊。他認為除了課本的知識，一個孩子思考問題的能力、行動的能力、參與社會的程度對未來的成長大有影響。 學校關停風波 同心實驗學校靠著新工人藝術團的知名度和與社會的廣泛接觸，七年來成為北京打工子弟學校中的明星學校，然而這仍不能令它逃脫停辦的危機。2012年6月19日，學校收到了來自鄉教育衛生科的告知書，要求關停。告知書中說：「同心在區、鄉相關職能部門多次聯合檢查中，在房屋安全、消防安全、用電安全和衛生保健等方面存在嚴重安全隱患。」 對每年都參加教委及區鄉聯合檢查及自查的同心學校而言，「嚴重安全隱患」的關停理由很難令人接受。七年耕耘換來一紙冰冷的告知書的事實，讓孫恆有感而發創作了《家在哪裏》，用敘述的口吻回憶同心的一路走來。 「我們用自己的雙手，年輕人的熱情和夢想，一磚一瓦建起了同心學校」、「城市在發展，學校被取締停辦，哪裏是我們心靈的家園？」 在孫恆看來，打工子弟學校本就不應該存在。它的存在全因當地教委並沒有承擔起九年制義務教育的責任。「政府說打工子弟學校這不好，那不好。是不好，可是政府的責任是幫助它們改善，而不是一關了之。打工子弟學校的合法性在於孩子有學上符合孩子最基本的受教育權利。」 經過2011年北京關停打工子弟學校的風波，人們開始對政府以「整頓」為名的關停失去信任。去年北京在關停一批打工子弟學校時，曾承諾不會讓一個孩子失學。但一年過去了，政府提供的學校卻與當年的承諾仍有距離。以同心附近的一所教育委託辦學的學校為例，校舍和其他打工子弟學校一樣，也是採用彩鋼房；學費從承諾時的每學期200-300元增加到每學期800元，遠遠超出了家長的承受能力；新生入學的手續證件從五個變為七個；每年限額招收100名學生，比以往門檻更高。許多孩子反而上不了學。 和同心學校一同被叫停的還有金盞鄉另外三所打工子弟學校，四所學校共容納了3000多名學生。一但悉數被關停，政府新建的學校按理將承擔所有的學生數量，但是據了解，新學校只能容納1500名學生。剩下的孩子去哪裏就學？傳統公立學校通常在每學期始接收新生。對流動性很強的打工子弟來說，很多孩子這個月來下個月就走了，公立學校願意接收他們嗎？ 今年7月26日，崔永元、劉忱、卜衛、沈原、溫鐵軍、李昌平六人聯名發出倡議信《請保留「同心實驗學校」》，寄往教育部長袁貴仁。信中呼籲行政部門捍衛孩子們受教育的權利，肯定打工青年為這所學校所做的投入。 同心的命運充滿戲劇般的轉折。8月2日，鏟車強行開到學校門口，以維修水管為名，使學校出現斷水；8月4日，同心向社會發出公告，說明其經過政府、教委、家長、媒體及社會各界的關注與支持，恢復了供水，學校門口的圍欄工程也被拆除。北京市官方發言人微博和人民日報的官方微博也公開為同心聲援。 舒一口氣後，學校與政府的溝通仍在繼續。 同心是幸運的。新工人藝術團令同心贏得了比其他學校更多的關注。更多的打工子弟學校，沒有如他們般同樣強大的底氣。它們沉默地生長，沉默地消失。 為工人維權的藝術團體 「辦一所打工子弟學校，不是我的夢想；我的夢想是所有孩子都能有學上。唱了幾首破歌，也不是我的夢想，我的夢想是所有人都能開口歌唱。」今年七月初，新工人藝術團應香港半邊天公益邀請，在中環Grappa’s Cellar舉辦了一場小型音樂會。 彩排時，孫恆唱起了《家在哪裏》。 從打工青年藝術團到新工人藝術團，多年來，孫恒夥伴們和體制保持著小心翼翼的聯結。對他們來說，這才是唯一安全和長遠的辦法。他們參加政府舉辦的各種活動，不介意自己被當作「打工者」的積極典型去傳播。文化部曾帶著新工人藝術團，在全國各地大型工地，如鳥巢、首都機場航站樓的工程演出。雖然樂團的歌曲不會表現出太強的抗爭性，但是孫恒們堅持的底線，是真實地講工人們自己的故事。他們曾在歌中為打工者討工錢，演出時被工地的老闆轟走；也曾經為富士康員工寫歌、鳴不平，反抗社會對「富士康員工心理狀態不健康」的指責。 孫恆告訴陽光時務，無論最後同心學校怎麼樣，它都屬於藝術團的一個真實的奮鬥階段，也許這首歌能讓更多人關注孩子們的生存狀況，不止是同心的孩子，也是全國各地打工子弟的生存狀況。 團長孫恆還是工友之家NGO的總幹事，他們2002年辦NGO，為外來打工者提供援助。身兼多重身份，孫恆的起點始終是一個熱愛音樂的人。他曾經為了音樂理想辭工、北上、漂泊。走到今天，已少了些年輕時的迷惘與無力，開始更理智看待自己的工作。他說，「音樂是有教育功能的，音樂讓人思考，給人感受，改變人的思想。」 「我嚮往共產主義。」在孫恆的理解裏，共產主義是每一個人都處在獨立自主自由的狀態下，每個人可以通過自願的勞動選擇自己要做的事，互相幫助、互相支持。 以下是陽光時務與孫恆的專訪提要: 陽光時務：何時創作《家在哪裏》這首歌？ 孫恆：6月19號我們接到鄉教育衛生科給我們下達的一份告知書，要求我們關停學校，所以那兩天的心情特別糟糕，我們一直在回憶七年來辦同心學校的各種經歷。從藝術團發行唱片、到動員很多志願者一磚一瓦建起這個學校， 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所以如果要停掉的話，很多孩子上學會出現困難，老師怎麼辦，那麼多學生家長怎麼辦。 有一天晚上，我怎麼都睡不著覺，就寫了這首歌《家在哪裏》。我想不止是同心的孩子面對這個問題，十年來我們的身邊遇到過很多很多這樣的工友，他們為這個城市付出了青春，可是，他們的家在哪裏？他們回不去農村，也留不下城市，長年累月地來回流動，沒有家。中國人有一句俗話叫安居才能樂業，我覺得這不僅是同心學校面對的問題，可能是我們身後近三億打工人群都要面對的問題。 陽光時務： 打工文化的意義在哪裏？ 孫恆：這個時代主流的文化中聽不到工人的聲音，聽不到勞動者的聲音，聽不到底層民眾的聲音。我們所能看到聽到的更多是代表資本和官僚的這種利益的文化。我覺得，打工文化更確切一點是我們提倡工人文化或者勞動文化，勞動文化我覺得是人的文化，它是關於人，一個勞動者在生活在工作中他的情感，真摯的心聲的表達。它是讓人成為人的文化。 陽光時務：印象中較為深刻的演出經驗是？ 孫恆：我們的《團結一心討工錢》，講一個建築工人辛辛苦苦幹了一年，結果被拖欠工資。那首歌就是講工人團結起來鬥爭，進而爭取到自己權益的故事。我們第一次演出是在一個建築工地，沒有經驗，歌中唱到「團結一心跟他幹，條件一個結工錢」，唱到這句的時候，全場的工人就舉著拳頭跟我們一起唱，當時老闆嚇得不得了，說唱的什麼亂七八糟的，把我們給轟走了。 在我看來，音樂還是有一定作用的，它可以讓人們反思自己的生活，意識到自己的權益。 陽光時務：如何看待音樂改變社會的能力？ 孫恆：最開始我們去工地給工人唱歌，其實那個時候想法很單純，就是自娛自樂。可是我們唱著唱著就會發現很多現實問題，比如工人的權益問題，孩子上學問題，在中國現在有三億的工人群體，但是我們聽不到工人的聲音。我們就想，音樂可否參與社會的變化，促進社會的進步。 所以，（藝術團成立）這十年來，我們堅持去工地、去工廠為工人唱歌，我覺得還是有一點影響，最起碼讓更多的人通過我們的歌聲聽到工人的聲音，看到工人的貢獻。 另一方面，我覺得音樂對社會的影響，力量還是非常微薄的。因為這個社會不是說工人沒有自己的想法，沒有自己的情感，而是說這個社會太欠缺給底層人民表達的途徑。 陽光時務： 怎麼看社會抗爭？ 孫恆：在我看來，抗爭並不是你不好我要把你打掉。抗爭是我們真實地表達我們的意見，真實地傳遞我們發自內心的聲音，真實地反映社會的現實。 陽光時務：你的創作足夠自由嗎？ 孫恆：作為個人來講，我覺得創作是自由的，因為你自己怎麼思考沒有人可以去管。但另一方面你創作出來是不是可以自由地去表達是另外一回事。我覺得我是可以自由創作的，但自由表達空間還是有一點限制。 陽光時務： 曾經被禁唱或禁演過嗎？ 孫恆：富士康事件發生以後，我們更多地聽到的是資方的聲音，聽不到工人的聲音。那時我們在北京專門為死難的工友舉辦了一個音樂會。我們身邊的工友、大學生為死難的工友寫詩、唱歌，其中有一首歌叫《生命之歌》。 在我們看來，富士康的工友們並不像心理學專家所說「年輕的工人心理素質低」，不是這樣子的。我們認為他們是在用他們的生命去抗爭，去維護做人的尊嚴。所以，我們那首歌叫《生命之歌》，現場演出完之後放在網上，兩、三天就有好幾萬人看，很快這首歌就被封了。

「用歌聲吶喊，用文藝維權」是新工人藝術團的口號，他們以歌唱的形式，為城市中的工人伸張正義、表達訴求已經十年了。他們用唱片版稅建立起專收民工子弟的同心實驗學校，七年耕耘卻換來一紙冰冷的停辦告知書。幾天后，孫恆創作了《家在哪裏》。「自己對社會的影響，力量還是非常微薄的。因為這個社會不是說工人沒有自己的想法，沒有自己的情感，而是說這個社會太欠缺給底層人民表達的途徑。」今年七月初，新工人藝術團應香港半邊天公益邀請在中環Grappa’s Cellar舉辦了一場小型音樂會，孫恆彩排時唱起了這首《家在哪裏》。 新工人藝術團小檔案 新工人藝術團前身為打工青年藝術團， 成立於2002年5月，是一支由打工者自己發起創辦、以文藝的方式為打工者群體提供文化教育服務的社會公益性民間文藝團體，以「用歌聲吶喊，用文藝維權」為宗旨，赴建築工地、工廠、高校、企業、打工子弟學校及打工者聚居社區，為工友做義務演出三百餘場次。目前成員五人均是在京務工人員，包括孫恆、許多、段玉、鼓手姜國良、鍵盤手孫元。2004年曾發行首張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2005年新工人藝術團以唱片版稅收入在朝陽區金盞鄉皮村開辦打工子弟學校——同心實驗學校。 家在哪裏 詞曲：孫恆 演唱：孫恆 2002 年，我們成立了工人藝術團，我們開開心心把自己的歌來唱 我們進工地，我們進工廠，是工友們的掌聲給了我們力量 2004 年，我們出了第一張唱片，我們拿到了版稅七萬五千元 我們來到了中國皮村，租下來一個破廠房，心中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我們用自己的雙手，年輕人的熱情和夢想，一磚一瓦建起了同心學校 孩子們在這裏玩耍，自由地奔跑，臉上洋溢著歡樂與微笑 孩子們在這裏玩耍，自由地奔跑，臉上洋溢著歡樂與微笑 城市的邊緣，小小的空間，同心是我們心靈的家園 城市在發展，學校被取締停辦，哪裏是我們心靈的家園？ 城市的邊緣，小小的空間，同心是我們心靈的家園 辦一所打工子弟學校，不是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是所有孩子都能有學上 唱了幾首破歌，也不是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是所有人都能開口歌唱

　　中新网宁波8月10日电(记者 何蒋勇 通讯员 钟法)8月9日下午，浙江宁波市中院对宁波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贺富昌(副厅级)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贺富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6642686.80元，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认定，2000年至2011年6月期间，贺富昌利用其担任余姚市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宁波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变更用地性质、受让股权、职务升迁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索取人民币15800000元、美元30000元、港币15000元，以及价值人民币585720元的汽车、钻戒、手表等5件贵重物品，共折合人民币16642686.80元。宁波中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完)

核心提示：媒体的赞誉、网上的传奇和骗子杜撰的畅销书，让哈佛这样的美国顶尖名校被笼罩了一层神秘和崇敬的光环。尽管很多传奇和谎言已被拆穿，但这些顶尖名校仍然激励着中国学生努力奋斗以跻身其中。 原文： Lies and legends fuel China's Ivy League dream 发表：2012年8月6日 作者：Michael Evans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对于中国学生而言，哈佛神话激励着他们追逐成功的梦想，同时也滋生着他们对现状的批判。 【中国学生在哈佛。】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学生为跻身美国大学而奋斗，美国顶尖名校也被笼罩了一层神秘和崇敬的光环。媒体的赞誉、网上的传奇和一本已被曝光是骗子的艺术家所写的畅销书，这些都为美国大学生塑造出一副为追求知识艰苦朴素、勤奋不息的形象。 2008年，中国的互联网上首次出现一张哈佛大学图书馆凌晨4点钟还挤满学生的照片，现在这张照片已传遍了网上的每一个角落。自称目击过此景的人证实了照片的真实性，并称在开学后任何一个夜晚都可以看到这种座位上坐满了疲惫的通宵学习者的场景。 这种情形与现实大大的不符。因为美国的大学生绝不是神话中描绘的这样”头悬梁锥刺股”，即使是最好的学生。然而，中国的抱负是成为世界一流强国，所以不仅是哈佛，就连整个美国教育也成为了许多人眼中对中国大学缺点的有力控诉。虽然从1999年起每年的教育支出都增加20%，但到目前为止教育体制仍然令人失望。虽然教育支出目前为每年6000多亿元（合一千亿美元），是所有支出中最高的，但中国也从未培养出哈佛、耶鲁或麻省理工这样顶尖的院校。因此，学生只能到海外寻求理想中的高品质教育。 哈佛在名校中位列第一。据该校校友会说，今年将有40名中国学生进入哈佛，另外有288名学生进入了文理研究生院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还有254名中国学生进入了哈佛的专科学校。今年，中国已经超过加拿大成为哈佛最大的国际生来源。2010年10月，作家吴宝生（音）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关于他近期的美国旅行的文章。当然，他的第一站就是哈佛。吴描述了他曾在电视纪录片中看到的图书馆景象，印象深刻，于是他凌晨4点起来到哈佛校园中散步。 他回忆说：”在清晨阳光熹微的宁静中，学生们站在湖岸边、路上正进行着晨读。我走进哈佛图书馆，看见所有阅览室的灯都开着，每个座位上都坐着一个正埋头苦读的学生。” 其他自称游客的人也对哈佛校园的神圣发表过类似评论，他们将其描述为一个对学习孜孜不倦几近于修行的团体。 一家广州的报纸在报道一个哈佛学生的生活时说：”在校园里，你不会看见任何鲜艳的服饰或化过妆的脸。没有人闲逛，他们都迈着快速而果断的步伐。” 在中国，哈佛这个名字有着持久的魔力。2000年，《哈佛女孩》成为了中国畅销书，其中讲述了刘亦婷的故事。她从四川省到马萨诸塞州剑桥（ 译注：哈佛大学所在地 ）的经历激励了一代父母，他们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够如是。今天，那些诸如《哈佛家训》、《到哈佛去》的书名还在用着这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赢取急需建议的家长的信任。 2008年，《哈佛图书馆墙上的训言》成为了有关哈佛的畅销书。作者丹尼·冯称整个哈弗图书馆都贴着各种格言，而此书就是围绕那些格言写出的励志冥想。 20条励志谚语中的第一条就是”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 数月后，这个被拍下的图书馆格言又为中国迷信的哈佛神话增添了一个光环，上面两句常被放在各大网上论坛。冯的书赢得了整个中国的赞誉，而他的格言也被流行杂志翻印，甚至共产党的理论期刊也会引用。 广州《羊城晚报》2010年发表了一篇常被转载的文章，引用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人谢娟（音）的话，她回忆起会见一个去哈佛深造的北京女孩的情景。 女孩说：”在哈佛我一周阅读的书籍量是我在北大一年的阅读量。” 但是同时，哈佛神话也反射出了两个国家教育方式的根本差异。 《羊城晚报》也引用了丘成桐教授的话。他是一位自1987年起就在在哈佛教书的华裔数学家，以批判中国教育体制闻名。丘成桐说，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高中都主要是在为重要的高考做准备。那些足够幸运通过的孩子能够在大学过着相对轻松的生活，这是大约九年的填鸭式教育后的一次解脱。相反，丘成桐说，美国模式是从小学开始逐渐增加学习的难度，在大学是最需拼搏的时候。 “中国大学生用四年来放松，而美国大学生此时却是最勤奋的时候，他们用这宝贵的四年积累生活经验，学习知识。” 至于结果，丘成桐并不讳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算拥有领先世界的高科技人才。” 其他一些批评更是深刻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美两国教育的本质差别。 《羊城晚报》引用的另一位”卢教授”的话：”美国教育的智慧在于，先让孩子开始理解，思考，然后再接触知识。” “通过让孩子有自己的理解，美国教育培养了中国教育所没有的一样东西——智慧。美国学生就有一样中国学生没有的东西，就是创造性。” 但是，当哈佛神话和它所隐含的批评在中国反响热烈之时，还有许多人怀疑那些极端言论的真实性，其中有一些已经是众所周知的谎言。 2009年12月，上海教师陈应宏指控丹尼·冯的《哈佛图书馆墙上的训言》一书纯属虚构。陈之前联系过哈弗图书馆，并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格言的事，得到的却是”从无此事”的答案。几周之后，冯承认是他自己编造的格言，而他的书也立即被停止出版。而那些”格言”却仍然大摇大摆地出现在社交网络和博客当中。 而中国互联网社区中也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 社交网络”豆瓣”上的一位网友写道：”外国的大学生可能在学习上会花很多时间，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也是人，而不是机器！”还有一些人戏谑地问照片上的”4点”究竟是美国时间还是中国时间。 但许多质疑这些谣传的人也说，需要解决的是这个传说所映射出的现实问题。 新浪网上最新的评论写道：”不管（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哈佛的学生比大多数中国学生勤奋是事实，哈佛培养的人才多于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也是事实。我们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一位网友在豆瓣上谈到丹尼·冯的《哈佛图书馆墙上的训言》一书：”我们不要再争论是真是假，这些格言仍旧励志。如果你的生活过得太舒适，那么你永远不会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在6月高考后，中国许多媒体都在关注国内的高考生，而显然这一学术奋斗的讯息已经深入人心。叶影娴（音）是广东省高考前十名，她对《南方都市报》说，她的成功要追溯到高一时期，那时她在网上浏览，第一次看见哈佛图书馆的那张照片。 叶回忆说：”第一眼看到它之后，我就难以忘怀。可能我永远无法和他们一样勤奋，但我却被他们的精神激励着。”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