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核心提示：谷开来的判罪被认为已成定局，因为中国的警察、法院和检察官都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下，且大多根据预先的安排行事。但是，呈堂证供、获准发言的证人以及最终对谷开来判决的轻重都将反映出共产党打算如何处置薄熙来。 原文： Gu Kailai murder trial to begin, as China's leaders hope for an end to BoXilai saga 发表：2012年8月8日 作者： Keith B. Richburg 发自安徽合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路透社图片。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与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冷血杀手还是替罪羔羊？谷开来仍是一个谜，她正因谋杀案受到审判。此案震动了执政的共产党，将其隐秘的政治特权世界暴露于高度关注之下。】 谷开来杀人案定于明天开审，她是遭罢免的共产党官员薄熙来的妻子。这将标志着中国执政党开始设法为近些年来最具分裂性和最令其颜面扫地的事件划上句号。 围绕薄熙来夫妇的长达六个月的风波涉及针对腐败、谋杀和阴谋的可怕指控，共产党”红色贵族”的高层成员卷入其中。它打开了一扇罕见的窗口，使人们窥见中国政治高层通常隐秘的世界。如今，随着领导权交接将在今年秋天进行，所有迹象都表明，共产党想让薄熙来事件迅速尘埃落定，以弥补损失并继续前进。 在严格的安保措施之下，广受期待的审判周四在安徽省省会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警察在法院外的街道上设置路障，让所有大小车辆改道。法院本身也是步步设岗，警察肩并肩站在主要楼梯上。一群记者和旁观者被拒之门外。大约9点，两个显然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开始呼喊口号，他们迅速被警察带走。 谷开来和其家庭仆人张晓军被控毒杀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据称他与谷开来有经济纠纷。薄熙来没有被指控任何罪行，但在春季被剥夺了所有党内职务，原因是未明确的”严重违纪”。 谷开来的判罪被认为已成定局，因为中国的警察、法院和检察官都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下，且大多根据预先的安排行事。但是，呈堂证供、获准发言的证人以及最终对谷开来判决的轻重都将反映出共产党打算如何处置薄熙来。 颇具感召力的薄熙来是毛泽东时代一位革命英雄的儿子，他被认为在国内仍有一众追随者，特别是在所谓的”新左派”内部。新左派对中国收入差距日益悬殊和社会主义理想丧失感到幻灭。一些分析人士说，对于应当对薄熙来给予何种处罚，目前正在参加北戴河会议的党内高层领导人仍然分歧极大。 另一方面，也有观察人士说，一些人不仅希望罢免薄熙来的党内职务，还希望对他追究刑责，以断绝这个因具备平民感召力而成为威胁的人卷土重来的任何可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学者李成说：”他有可能重返政坛。严惩薄熙来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但是据说薄熙来仍有盟友，他们认为应当对其给予较轻的党内处分（相当于批评），特别是如果没有证据显示他参与了海伍德谋杀案或对此知情。 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薄智跃（此人不是薄熙来亲戚）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罢免他之后平息这一问题。问题并不仅仅在他。他代表了社会上的一种思想倾向”，比如说支持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财富。”党内许多高层赞同这种观点。薄熙来仍拥有许多政治资源，比如他在太子党和军方的私交……他仍然有许多影响力，在党内也有支持者。因此很难彻底打倒他。” 薄智跃研究员还说：”他们在如何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如果他们能永久性地削弱薄熙来，那么所有人都将顺应他们，党也可以避免四分五裂。否则，党的团结将面临危险。” 薄熙来的命运可能会在党于北戴河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决定。同时，谷开来的未来将由安徽省的法院决定，这里远离被控罪行发生地。 自从1981年公开审判四人帮以来，这可能是中国最受关注的案子。上次的审判中包括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审判由国家电视台转播，向中国人民公开发出信号，江青和她的同党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与之相比，谷开来的案子将主要是闭门审判，尽管公众和媒体极为关注，但给记者提供的席位有限。考虑到海伍德的国籍，英国外交官也被允许旁听。 法院表示谷开来和张晓军的家庭各自有两个旁听席位。两家都雇佣了北京的律师来帮助打官司，但法院拒绝接受他们，而是指定了安徽当地的律师。 本周早些时候，部分辩护提纲被披露出来，与张晓军家庭有关系、了解情况的人说张不认识海伍德，没有谋杀他的动机。关系人士说张只是遵守谷开来的指示，并且张声称并不是执行谋杀的人。   关系人士将33岁的张晓军描述为对谷开来极为忠诚，他曾经在军队中短暂地为谷开来的父亲、已故的谷景生将军担任勤务兵。一位家族亲戚说张晓军已与政府”合作”，接受其指定的律师。在一封给家里的信件中，他表达了将会很快回家和妻子以及还是婴儿的儿子团聚的信心。   与此案无关的北京法律专家说，在谋杀案中，被作为同谋犯的被告人——没承认实际谋杀的——常常得到从轻的判决。   同时，谷开来的家族成员抱怨谷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其从北京聘请的律师不被接受。家族成员说谷开来多年来一直受到抑郁症的困扰，很少离开家。 Zhang Jie在北京补充报道。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经过超过一个世纪的演变发展，今天的奥运会已成为混杂着商业化、职业化、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熔炉。”   赛场上的政治挂帅   英国时间7月25日，本届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尚未举行前便遭遇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在当天晚间于格拉斯哥的汉普顿公园球场进行的一场朝鲜队对哥伦比亚队的女足预赛上，由于场边记分牌上原本应该摆放朝鲜国旗的位置被错放成了韩国国旗，震怒之下的朝鲜女足以集体罢赛相抗议，比赛为此足足推迟了40分钟。 组织者事后承认，这的确是他们的失误，并向朝鲜队和奥组委道歉，承诺将确保此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但其实，类似的失误远不止于此——英国国奥队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将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英国女足队称作“英格兰队”，只不过这不至于引起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人像朝鲜运动员那么大的愤慨罢了。 关于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会，我们听到最多的往往是“和平”和“友谊”。的确，理论上说，它应该是一次远离政治和铜臭的纯粹的竞技或游戏。但真实的情况是，自从1896年法国人顾拜旦创立现代奥运会以来，它几乎从未有一天完全实践过这一理想。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奥运会一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国际政治的风云变迁。 一般认为，现代奥运会——尤其是其开幕式——的商业化和偏离奥运精神，始于1936年的柏林。当时希特勒粗暴而毫无顾忌地把奥运会的宏大场面及相关活动当成了宣扬仇恨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柏林奥运会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政客们从此意识到，可以通过操纵奥运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冷战时期它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的战场，东西两大阵营甚至因为互相抵制在对方国家内举办的比赛。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伦敦奥运会赛场上窥见变幻莫测的当今全球热点政治的缩影。 29日，朝鲜男子举重运动员严润哲以挺举平世界纪录的出色成绩夺得一枚奥运金牌。他不出所料地将功劳归因于已故“伟人领袖”金正日和他的儿子与接班人“伟大同志”金正恩。“没有什么秘密。我提高成绩以及获得金牌的原因就是来自伟人领袖金正日和伟大同志金正恩温暖的爱。”而他的手下败将、本项目银牌得主、中国运动员的吴景彪则在赛后痛哭流涕是表示，自己“对不起祖国”以及“关心爱护他的全国人民”。 以体育扬国威是金日成主席的遗训，特别是在今年，为了向金日成主席诞辰100献礼，朝鲜国内舆论响彻着“要让国旗飘扬在伦敦上空”的豪迈口号。据说，金正恩曾亲自激励运动员们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而如果朝鲜代表团如愿以偿地在伦敦获得创纪录的奖牌数，这也将适时地提升这位年轻领袖的形象。   赛场外的外交纷争   今年恰逢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战争30周年，由于阿根廷国内政治势力的操弄，近来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为此，除了对可能的恐怖袭击不敢稍有松懈外，英国政府最大的担心便是阿根廷人在伦敦奥运会上“搞破坏”。据说，英国外事部门已接到的情报显示，阿根廷运动员有可能利用比赛期间电视镜头向全球转播的机会出其不意地作出有关马岛主权问题的示威，而阿根廷国内的激进民间组织也计划前往伦敦参与抗议活动。 实际上，早在几个月前，两国已经为阿根廷播出的一部该国运动员备战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的电视宣传片而发生了激烈的口水战。在那部宣传片中，阿根廷曲棍球队队长费尔南多•齐尔伯贝格跑步经过福克兰群岛首府斯坦利港的好几座地标性建筑，并在为纪念一战阵亡英国水兵而修建的“一战纪念碑”的石阶上做运动。电视中的广告语说：“为了在英国土地上比赛，我们在阿根廷土地上训练。”当时它遭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的猛烈抨击，也收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谴责，称“这是将奥运会用于政治目的的无耻企图。”但阿根廷政府却坚称宣传片并没有故意挑衅的意思，它相反理直气壮地认为，阿根廷人应该为英国人在许多年前霸占了自己的领土而愤怒。 奥运会引起或惹出的外交麻烦远不仅这些。 我们在27日那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幕式上看到了许多外国政要的熟悉面孔，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等，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也都赫然出现在了出席开幕式的领导人名单中。不久前再度出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也已表示，他或许在晚些时候飞到伦敦观看柔道比赛。 然而，伦敦也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许多大人物。早在今年5月中旬，伊朗总统内贾德就表示想在今年夏季探望在伦敦参加奥运会的本国运动员。但英国政府却并不欢迎他，因为它曾声称“英国拒绝那些对公众造成不利影响的个人入境”。被英国拒签的还有试图前往伦敦保障俄罗斯运动员安全的俄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但当遭到欧盟禁令制裁的白俄罗斯总统兼白奥委会主席卢卡申科以及与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关系密切的叙利亚奥委会成员也被拒之门外时，毫无疑问引起了不小争议。 而因奥运话题而起的外交口舌发生在传统的“友邦”之间，则多少显得有些滑稽。有望代表共和党在今年秋天与奥巴马一起竞选美国总统的罗姆尼在奥运会期间精心策划的伦敦之行却使自己陷入了一场风暴，他在25日接受NBC采访时称英国的奥运筹备工作“令人不安”，还质疑伦敦人是否会支持奥运会。这刺激得英国首相卡梅伦立即予以了辛辣的还击：“我们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忙碌、最有活力、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如果在什么穷乡僻壤举办奥运会的话，当然要容易一些。”他影射的是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罗姆尼曾负责运营在那里举办的奥运会。 相对于首相的英国式幽默，伦敦市长约翰逊就要直率和不留情面得多了，他在开幕前海德公园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上对6万名观众说：“有些人绕了地球一圈儿来到这里，却对我们过去七年为奥运会所做的准备工作全然不知。我听说，有个叫米特•罗姆尼的家伙想知道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毫无疑问，罗姆尼的失言也给了竞争对手奥巴马阵营以又一次抨击他的好机会。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尖锐地指出：“英国是我国的亲密朋友和盟国。我们要维护好美英特殊关系。奥巴马总统就明确表示，在英国完成主办伦敦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之际，他对英国信心十足。”奥巴马总统竞选团队的高级战略师戴维•阿克塞尔罗德讽刺说，“罗姆尼是想表明，他在对外政策领域是个高手，他想展示外交能力。但回报可不怎么给力。”   奥运政治的两面性   当然，就像其他体育赛事，奥运会也不失为一个极佳的外交沟通与公关宣传平台。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对准正值多事之秋的朝鲜半岛——22日，由于行程安排出错，朝鲜和韩国的两支举重国家队同时抵达伦敦Excel场馆。但运动员们默契地抛下了南北间正一触即发的政治紧张“大局”，友好地共同参加了一场训练。这立刻被敏感的新闻媒体冠之以“杠铃外交”，并使人自然联想起了8年前朝韩两国代表团在雅典奥运会上联合入场的团结场景。 如果说奥运会使整个联合王国处于全球聚光灯下的话，那么，认识到这一极佳宣传展示的机会的绝不仅是英国的政界和商界，还有工会。就在开幕式前一周，伦敦边境署工会宣布，他们将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天举行24小时罢工，而且从7月27日到8月20日期间拒绝一切加班，以此抗议裁员、要求提高待遇。这将使原本已经天天排长龙的希思罗国际机场雪上加霜，到时甚至有可能致使成千上万来看这场体育盛会及其盛大开幕式的游客和嘉宾延误。 很明显，工会正是想以此来要挟政府。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底，英国最大的工会就发出威胁要搅乱伦敦奥运会，以作为反对削减公共部门养老金斗争的一部分。联合工会秘书长莱恩•麦克拉斯基说得非常好直截了当地：“工会以及社会大众有足够的权利开展抗议活动。如果奥运会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我们就应该抓住它。” 对工会来说，国家的“全局利益”以及爱国主义热忱让位于切身的具体利益，这大概是“奥运政治”的另一种体现吧？虽说边境署员工计划中的罢工在政府的软硬兼施下最终取消了，但这一胎死腹中的计划又一次充分展示了奥运赛场的政治潜力。 好在奥运扯上政治也不全是坏事，在我看来，缺乏重大主题的本届伦敦奥运会最值得称颂的里程碑式成就恰恰就与政治紧密相连——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奥运代表团都有女运动员参赛，这是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次。由于海湾地区的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君主国沙特、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联酋、阿曼以及东亚的文莱先后同意派女运动员赴伦敦，这一国际奥委会多年来一直努力争取的目标终于首次实现。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难掩对这一“非常积极”的消息的兴奋之情，他说，“通过国际奥委会与沙特奥委会的密切合作，我很高兴看到我们之间的长期对话终于有了成果”。 经过超过一个世纪的演变发展，今天的奥运会已成为混杂着商业化、职业化、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熔炉。说句实在话，真的完全祛除了政治元素，奥运也许就不成其奥运了。就拿这次人们印象深刻和广受热议的开幕式来说，它对英国工业革命的描述既令人振奋，又令人心碎。它启发观众思考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如何改变了英国乡村、世界经济和人类状况，而这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复杂多面体，就像奥运会的政治化本身一样。   （陈季冰：媒体人。原文链接：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82270 ）

  “ 过度商业化与时代趋势已经越来越背道而驰，一方面过度保护越来越难以奏效，同时对于奥运会的损害也会越来越大。”   不容置疑，今天奥运会之所以如此辉煌，与奥运会成功的商业化运作密不可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过度的商业化，无止境的商业化，也给现代奥运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商业化是好的，是必要的，但是，必然是有界限的。 将奥运会过度政治化，是不对的。将奥运会过度商业化，也同样是有害的。更何况，这是一个全新的博客时代。也就是说，全新的开放式的社会传播新时代开始了。而奥运会的过度商业化，是以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作为前提的。这种矛盾越来越凸显。本来，自下而上、开放式、全民的博客传播模式，与奥林匹克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为了维护不断提升的商业利益，奥运会不得不做出各种不合理的规定。比如我们简单举几例吧： 1、这一界奥运会还好，终于运动员开禁可以写博客了。而上一届奥运会，严格禁止所有运动员写博客。这一进步还是远远不够，对于运动员写博客的限制苛刻得近乎偏执：除了视频，包括图片，以及内容，都有很多禁令。所以，迄今为止，运动员的博客寥寥无几，而运动员博客本来应该是奥运会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是运动员与全世界爱好者互动的最佳方式。但是，运动员博客还是戴镣铐的。 2、观众个人上传图片和视频受到严格限制，甚至受到犯法的警告。如今，是人人都有摄影手机的时代，是DV平民化的时代。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每一个到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都会有冲动，自己动手，拍摄一些精彩比赛照片和视频，然后通过博客与众多朋友们分享。想想看，千千万万的大众能够与自己的图片和视频来呈现奥运会，将是多么精彩，也是博客时代无与伦比的，也是奥运会走入千家万户的最佳方式。但是，对观众对网站过度严厉的限制，完全破坏了博客奥运的魅力。 3、本届奥运会开幕式，美国无缘享受实况转播。许多重要比赛，也无法在第一时间看实况转播，要等 12个小时看录像重播。主要是NBC拿着垄断权决定不实况转播，谁也就都看不到了，搞得无数观众大骂。NBC在1988年买断了奥运会的转播权，其他电视台报道奥运会比赛新闻时，连短镜头都不容许出现，只能播出记者传来的照片。 4、这一次，面向全球的CCTV 4因为所有上星的电视不能转播，所以无法转播开幕式和比赛。因此，全球华人就无法及时欣赏北京奥运会最精彩的中文电视内容。而且因为新闻联播涉及一些奥运内容，搞得CCTV 4连惯常的新闻联播都无法转播了。这种过度保护，损失的不仅仅是观众，实际上也损害了奥运会本身。 如此种种，还有更多不合理的方面。可以说，过度商业化与时代趋势已经越来越背道而驰，一方面过度保护越来越难以奏效，同时对于奥运会的损害也会越来越大。博客奥运会，不仅仅众民狂欢的时代，也是奥运会要与时俱进的时代。否则，这种冲突与挑战，最终会影响奥运会的可持续发展，实质性损及奥运精神！只有顺应时势，商业化适度，不但可以让奥运更加精彩，也可以更深入人心，更发扬光大！   （方兴东：互联网传播专业人士。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20427 ）

  “政治对奥林匹克运动是有着深刻影响的。政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它也存在于体育领域。”   无论任何级别的体育比赛，运动员首先享受的就是快乐。不过遗憾的是，当前世界性体育比赛的纯洁性已经遭到了质疑，国际性体育运动和政治相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体育运动被政治化了。国际性体育比赛不再是运动员个人或者运动队之间表演的舞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展现自己实力的政治工具。 以奥运会为例，现代奥运会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因此摆脱不了政治对其的影响。现代奥运会本身就是一个有政治目的社会运动，顾拜旦在创立奥运会时就想到“它将可能是一贯潜在的，也许是间接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可见，顾拜旦在恢复奥运会时曾希望通过体育比赛来替代国家之间的战争，但事实是百年来战火并未平息，种族、信仰、国籍、政治立场都深刻影响着奥林匹克运动。可以讲，自从现代奥运会产生之日时起，体育与政治就密切结合在一起。参加奥运会已经逐渐超越了纯粹的体育运动场竞技行为，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示。正因为奥运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奥运便显示出了其独特的政治功能，即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民族的平等，促进国际间正常关系准则的确立等。 国际奥委会始终在为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独立性而努力，在承认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同时，拒绝成为任何国家的政治工具。国际体育运动的历史充满着政治干涉，体育和政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尽管《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奥林匹克运动是运动员之间的比赛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对抗，奥林匹克的宗旨——更高、更快、更强——对政治首脑和运动员同样适用，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运动员是其各自所属国家的代表。然而，在原则上，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说法，参加奥运会的任何运动员仅仅代表他们自己以及全世界的青年人，但实际上每一个运动员都代表着一个单独的国家，于是政治问题、政治角度的分析、政治方面的辩论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奥运会的考虑范围之内。其结果是，民族主义情感使得奥林匹克成为国际竞争的舞台，把奥运会作为宣传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的现象也经常出现。   1 奥运会的政治功能  政治干涉体育竞技的历史已经有很长时间。自从古希腊时起，国际体育运动场同时也就成为了各国政治表演的舞台。在古代奥运会上，政治元首们自己也会参加比赛。如果他们不能自己参赛，通常也会派遣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并且在本城邦给予其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运动员获胜就会对有关的城邦以及其统治者带来荣耀，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今天的运动员。 尽管全球化和商业化已经抢了体育竞技的风头，但在奥运会上抢尽风头的诸多事项中，一些问题主要是政治性的，其他的则是社会经济或组织性的问题。政府干涉奥运会的理由包括诸如推行外交政策、国家宣传、反对、合作、外交承认或不承认、推进人权或经济发展、抵制等 7 。把奥运会作为政治工具的合法性与否取决于有关政府利用政治干涉体育运动的目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以及史例表明，奥运政治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国际体育界的认可，也促进了国际体育法律制度的发展。而与影响国际体育运动的其他因素不同的是，奥运会对于国际体育运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比赛期间，在比赛举行的间隔里，政治对奥运会的影响也是持续不断且不容回避的。可以讲，所有的奥运会都受到了参赛国之间意识形态、政治差异方面的影响。所以，要求奥运会完全不受这些外来的影响是不现实的。   1.1 引发冲突  任何主权国家或者单个人或者组织如果利用体育运动挑起冲突的话都是违法国际法的，这在《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3和4款中规定得非常明确。尽管体育比赛可能导致观众之间发生流血冲突，但是利用体育运动尤其是在诸如奥运会等大型体育比赛举办过程中制造骚乱是明显的引起国际冲突的行为，虽然这样的事例是比较罕见的。譬如1969年，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两国因为足球比赛而引发了一场“足球战争”，最终导致仇恨和冲突升级，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开始了因为足球而爆发的战争。战争进行了4天，还是由美国出面，双方签署休战协定。 虽然体育场上还会出现类似球迷骚乱引起的冲突，但这种冲突与国家或者极端组织支持下的冲突性质上不是一样的。受到政治力量左右而产生的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冲突本身是与《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精神相违背的，也是与一般国际法的原则不一致的。类似事件的发生表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体育运动与政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单独依靠国际体育组织自身是不能控制类似事件的发生的。   1.2 外交合作  当有关国家之间关系出现紧张之时，体育运动可以被用来作为缓和关系和发展合作的工具，它预示着新的外交关系和酝酿新的国际合作。中国与美国的乒乓外交以及2000年南韩和北韩共同组队参加了悉尼奥运会就是明显的事例。在冷战后，随着政治争端的重要性急剧消退，国际体育运动中最显著的问题是单个运动员的比赛资格、体育运动的商业化、兴奋剂滥用、种族或者性别歧视以及观众暴力等，这些问题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尤其是国家之间可以利用体育作为外交宣传或增强威望的工具。冷战后期的一个表现就是，奥林匹克运动帮助结束了美苏两国及其同盟互相抵制对方举办的奥运会的情形。由于政府的支持，在国际奥委会的发起下美苏两国奥委会签署了一个反对抵制和合作协定，并被两国政府予以接受是冷战即将结束的一个早期暗示。同样，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曾建议在北朝鲜举行一些比赛，因此缓和了可能出现的紧张冲突。尽管平壤最终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依国际奥委会的看法，国际奥委会根据《奥林匹克宪章》而在南北两个朝鲜之间所进行的斡旋至少是有助于保全北朝鲜的声望，确保在汉城的奥运会正常进行。国际奥委会的涉足促使两韩进行了后来的交流，结束了两韩兄弟近四十年的对立。通过这种方法，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了体育官员之间更加广泛的合作，并且最终发展到外交关系的合作。 可以讲，尽管奥运会对严肃的外交领域影响甚微，但它们被广泛应用于公开的外交场合之中。换言之，当涉及主要国家利益时，奥运会与政治无关，政府官员不会把奥运会应用到与重大国际国内政策相关的谈判上。但是当涉及为不同国家的政府官员提供文化交流和一般沟通的渠道时，奥运会往往会派上用场，其可以为这些官员提供会面、谈判的机会，即使它不会影响讨论的话题和结果。譬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正在南美访问，每次双方正式会谈前，主人都会先跟吴副总理聊聊正在举行的奥运会，对中国运动员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体育不是政治，但体育在客观上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   1.3 外交承认或者不承认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利用体育为外交服务。体育既可以达到改善国际关系的目的，也可以达到反对某种政治势力的目的。通常的情况是，如果两国之间有敌对情绪的话，新成立的国家通常得不到另一国的承认。而且如果一个国家不允许其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或者其运动员没有得到参加比赛的许可，那么该国通常是没有得到外交上的承认。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的代表队参加了奥运会，通常也就意味着该国已经得到了其他参赛国的承认。譬如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前，中国政府指出如果台湾的“中华民国”获准参赛的话就要抵制本届奥运会。加拿大政府拒绝给以“中华民国”名义参赛的台湾运动员办入境签证，除非他们以“台湾”的名义参赛。尽管该决定遭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反对，加拿大还是拒绝撤回自己的决定，并同时声称要遵守自己本国的外交政策，也即不承认“中华民国”。最终，“中华民国”拒绝以“台湾”的名义参赛，退出了本届奥运会。加拿大政府的行动也表明，国家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干涉奥运会，是对体育运动政治化的一种滥用，理应在将来得到限制及至禁止。 根据国际法，国家可以利用体育运动作为外交承认的一种形式，包括奥运会在内的体育运动可以促进相关国家之间建立或者恢复外交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不允许具有特定国籍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时，这就同要求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国际奥委会规则相冲突，因此就出现了外交承认或不承认问题，而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国际体育组织作出的决定通常同国际实践相一致。譬如1992年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全部参加了本届奥运会，其中南也门和北也门、东德和西德各合并为一个国家奥委会；新独立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黑共和国、纳米比亚等国的奥委会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由于推翻了种族隔离制度，南非代表队也在32年之后第一次重回奥运大家庭；尽管前苏联发生了剧变，但是一支由独联体组成的联合队伍依然成立了；同时在巴尔干半岛，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仍然在继续，而南斯拉夫、波斯尼亚—黑塞戈维纳和克罗地亚都各自派出了自己的队伍以个人名义前往巴塞罗那。不管怎样，主权国家利用奥运会可以更好地促进国际合作，缓和有关国家之间紧张的外交关系，这已经得到了举世公认。   1 . 4 为国争光和形象宣传  原则上讲，《奥林匹克宪章》第53条禁止把奥运会作为一种宣传的工具。事实是，有关国家或者组织通常把奥运会作为宣传自己形象的工具。对于东道国来讲，举办大型国际体育比赛不仅能够为东道国带来某些政治上的实惠，而且也有助于东道国借此宣传自己的形象和开展对外关系，吸引外来投资和经济开发。只要有关的比赛没有导致歧视或者纯粹的民族主义的话，国际奥委会等国际性体育组织一般都认为主权国家利用体育运动增加自己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 5 。而且举办大型比赛也能促进当地建设和国际贸易，电视报道可以更好地提高举办城市和东道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譬如，当南韩获得1988年汉城奥运会主办权后，北韩对南韩因之而获得的国际声望深感不安，于是就请求古巴到国际奥委会游说，商谈两韩共同举办奥运会的可能性。国际奥委会也曾经试图讨论由两个国家合办奥运会的可能性，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和最初一样由南韩独办。 而对于参加奥运会的参加者来讲，利用奥运会也是宣传自己的有力方法。譬如，中国体育界多年来一直盛行“为国争光” 的口号，为达此目的而做出的某些有违体育公平竞争以及侵犯相关运动员权益的行为（譬如乒乓球的让球事件）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当然，如果类似为国争光的口号喊得太响或者有些过渡的话，其结果就是奥运会可能被政治化。而对于某些组织来讲，利用奥运会来制造某项新闻也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手段，譬如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的五个成员所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至少使该组织在国际体育运动领域“臭名远杨”。 当试图通过奥运会宣传自己形象的想法与政治意识相挂钩的时候，这就需要提升宣传的档次，而其是与《奥林匹克宪章》的非政治目的不相容的。譬如，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希特勒利用奥运会宣传法西斯统治的做法就是一例，希特勒上台后把柏林奥运会变成了宣传纳粹意识形态和种族偏见的工具。 事实是，《奥林匹克宪章》一方面规定奥运会是运动员或者运动队之间的比赛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对抗， 另一方面也强调运动员代表的是其各自所属的国家，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必须经过其所属国家的奥委会指派才能代表该国参加奥运会。在爱国主义或者为国争光的问题上，国际奥委会本身也是难以自圆其说。譬如改变国籍的运动员事后如果想代表入籍国参加奥运会的话，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通常是入籍后满3年才能代表新国家参加奥运会。如果讲奥运会是运动员之间的比赛而完全排除国家因素的话，这种改变国籍3年期限的限制性要求就应当废除。不过事实是，如果有关的运动员因为某些政治问题而不能代表某国参加奥运会的话，国际奥委会也允许有关的运动员以个人的名义参加比赛。前述南斯拉夫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巴塞罗那25届奥运会比赛就是一例。   1.5 维护人权  奥运政治化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把奥运会作为与人权问题进行斗争的前台。尽管《奥林匹克宪章》禁止任何形式的种族、宗教或者政治歧视，但是现实生活中有违人权基本原则的事例还是经常出现。国际奥委会面临的问题是是否应当严格地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有关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其在作出有关决定的时候不得考虑任何有关人权问题的事项。但是事实是，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重要国际组织都极力反对世界各地出现的严重危害人权的行为，这种现象也促使国际奥委会逐渐意识到了人权问题的重要性。而从另一角度来讲，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也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以及国际人权法的基本规定，因此为保护人权的目的而把国际体育运动政治化也有其合理合法的一面。 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3411（E）号决议，呼吁“所有政府、体育组织和其他组织采取实际行动来抵制南非体育组织或者运动队参加国际比赛”。第二年，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6（F）号决议，呼吁制定《反对体育运动中的种族隔离国际公约》并成立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委员会。最终，1977年，联合国通过了《反对体育运动中的种族隔离国际公约》。这也促使国际奥委会必须把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驱逐出奥林匹克大家庭，当时主要就是南非。联合国自身并不反对体育运动，其只是认为，为了保护运动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人权免遭非法侵害，抵制也是必要的。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实践证明，国际奥委会已经把保护人权作为一项重要的问题来加以对等。譬如，在利用体育运动促进人权发展方面，消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艰巨运动也在体育运动领域得到了体现。由于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支持下，国际社会开始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南非实行制裁。迫于法律的压力，1960年，国际奥委会禁止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参加罗马奥运会，1970年，国际奥委会取消了南非奥委会的会员资格，直到1992年，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才获准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前，国际奥委会不允许南非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因为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与《奥林匹克宪章》的精神相违背的。通过国际奥委会不间断地限制和实施反种族隔离运动，也彰显了国际体育法律制度在迫使南非政府在国际体育运动领域放弃种族隔离政策方面的作用，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国际体育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及合法性正在逐渐得到认可。1991年，南非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最终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结果也表明，国际奥委会以及国际体育联合会的措施有助于在体育运动场内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保护人权，但对于体育场外的人权保护制度能够做出多大贡献就需要时间来加以证明了。 还有两个非常典型的国际体育运动政治化的研究对象，也即奥运抵制和奥林匹克休战。作者认为，鉴于这两部分内容的重要性，有必要单独进行研究。   2 奥运会抵制与政治工具  国际体育运动中的抵制是很常见的，而奥运会抵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尽管远离政治一直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追求，但是现实中的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又常常不可避免地渗入政治因素。譬如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前，由于苏联出兵入侵匈牙利，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参加以和平世界为主旨的奥运会，有些国家如西班牙、瑞士和荷兰，拒绝参加本届奥运会。埃及、中国和伊拉克则是因为抗议以色列介入苏伊士运河，也选择了以退出本届奥运会的方式表示抗议。其他的抵制奥运会的事件还有1964年印尼和朝鲜抵制东京奥运会、1976年30个非洲和中东国家抵制蒙特利尔奥运会、1980年美英德瑞澳等国家公开抵制或者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等。 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利用奥运会抵制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合法性本身就有疑问。从国际角度来讲，抵制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奥林匹克宪章》要求不论以何种身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人员或者组织都要遵守《奥林匹克宪章》条款的规定，并应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尊重国际奥委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权力。有关实施抵制的国家长期派队参加奥运会，这足以说明其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支持者，也应当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否则抵制行为就有违利用国际体育运动促进友谊和合作的宗旨。更何况，“奥运会是运动员个人和运动队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比赛”，抵制本身也是与其相冲突的。 不过根据惯例，在体育运动与人权保护以及其他形式的官方种族主义行为作斗争方面，如果遵守类似反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规定，联合抵制通常是能够被接受的。然而，国家因经济地理上或纯粹政治上的目的而强加的抵制行为在国际法上是否有效就需要更加详细的个案分析。尽管具体情节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基本情况是类似的。有关体育组织不能忽视政治决策，但不允许为控制其政策或决议而施加压力，也不许对已被承认的国际活动实施政治上的联合抵制。自从1980年和1984年奥运会的互相抵制而导致强有力的负面效应以来，国家的实践行动普遍支持这项原则。 需要明白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抵制只有对弱小国家才有用，对于类似苏联或者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讲没有任何作用，即使对于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前南非政府效果也不是很明显。譬如，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并没有阻止苏联人继续占领阿富汗，苏联继续不顾美国卡特政府的反对而对外扩展。而在对蒙特利尔奥运会抵制后，带头的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也在1980年放弃了对奥运会的抵制，理由是非洲将会因为其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而得到更好的支持。事实是，当时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仍然继续存在。 而对于想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来讲，抵制也是不公平和不明智的。作出抵制决定的政府以及对政府行为无能为力的国家奥委会侵犯了运动员的基本民事权利，并且试图从政治角度来操纵运动员的行为，这是不公平的。而参加被抵制奥运会的运动员所获得的成绩也是不真实的，毕竟并不是当时所有的世界级顶尖运动员都参与了有关的奥运会。由于连续发生的抵制事件，奥运抵制被滥用，其结果只能是阻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正常发展。 一般来讲，作为利用体育运动干涉政治的一种手段，奥运会抵制有违《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精神，尤其是其剥夺了有关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权利。国际法和国际习惯的基本原则表明，如果基本的人权受到了侵犯，那么对人权的保护应该大于参与国际体育比赛的权利，因此如果有关国家认为奥运会主办国的某些行为违反了国际人权法，那么其抵制奥运会的应当被认为是合法和有效的，尤其是其中的某些抵制行为也得到了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认可，譬如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不允许南非代表团参加奥运会就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不过需要明白的是，那些被指责的与奥运会相挂钩的侵犯人权行为必须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认的违反人权的做法，譬如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或者指责。如果仅仅是由于某些国家的内部指责而就抵制奥运会的话，其合法性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就有可能会出现滥用抵制来达到政治目的的现象。不管怎样，有一点需要明白的是，抵制体育比赛就剥夺了有关运动员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和机会，这是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原则的。   3 奥林匹克休战与国际和平  体育是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不同信仰沟通的桥梁。体育是一门全世界都能附带使用的语言，它可以让不同种族、背景、宗教信仰、经济状况的人走到一起，并且可以让人们学到和解、配合和宽容，对促进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具有积极意义。 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和平共处。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处于战争状态的三个国家的国王签署了一个有关奥运会期间休战的条约，确保有关的运动员、艺术家和其家人能够平安地参加奥运会以及顺利返回各国家。现代奥林匹克充分利用了“奥林匹克休战”（Olympic Truce）这一古老的奥林匹克精神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借助这一全球公认的概念，国际奥委会希望能够鼓励政府首脑采取维持和平的行动，调动年轻人发扬奥林匹克精神，促使敌对国家之间进行对话，以及对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帮助。而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奥林匹克休战就是为冲突各方提供一个对话、和解和解决争议的机会。也即，在一个充满战争与对立的社会里，奥林匹克休战体现的是通过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和和平的世界。 1992年，为保障奥林匹克休战的顺利进行，国际奥委会采取了第一次行动，也即呼吁所有的国家和国际/国内体育组织在奥运会开幕前7天到结束后7天内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规定，并同联合国协商允许前南斯拉夫运动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自从1993年第48届联合国大会起，联合国就不断以大会宣言的形式表明其对奥林匹克休战的支持态度，在每届奥运会开幕前通过类似“通过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建设一个和平和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决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27届奥运会前，联合国180个成员国于1999年一致通过了名为《通过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建设一个和平和更加美好的世界》的 “奥林匹克休战”提案，同时也创造了联合国历史上的一项纪录。在每次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开幕前，联合国都要审议同“奥林匹克休战”有关的议题。据此，联合国要求其会员国应单独或者共同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其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目标是一致的，也即，通过和平和外交方式解决国际冲突，承认国际奥委会在促进人类共存和国际谅解方面的重要性。恰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言，“奥林匹克精神也是联合国的精神，即宽容、平等、公平竞争以及和平，其中和平是最重要的。” 具体来讲，1994年被联合国命名为“国际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年”，其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呼吁使得前南斯拉夫运动员参加了法国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国际奥委会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对仍处于战争状态的萨拉热窝进行了访问，表达了其与这个曾经举办过1984年冬奥会的城市团结一致的态度。1995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出席了联合国代表大会，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期间，与会各国对奥林匹克休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伊拉克战争，联合国派遣的调解代表团和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1999年，有18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表明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奥林匹克休战的决定，而在有150多个国家的和政府的首脑参加的2000年联合国千年峰会上通过的“千年宣言”包括有支持奥林匹克休战的内容。同年的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在同一个朝鲜半岛旗帜的指引下，南北韩代表团共同进入了体育场。此后的盐湖城东冬奥会、雅典奥运会以及都灵冬奥会前，联合国都通过了类似的决定，要求其成员国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合作，和平解决可能发生的任何争端。联合国之所以支持奥林匹克休战，是因为其相信，奥运会培养的是国家之间和平共存而不是强烈敌对的理念。通过实施奥林匹克休战，整个世界借助奥运会加强了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为了能够更好地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国际奥委会在2000年7月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休战基金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Truce Foundation，简称 IOTF）。作为一个隶属于奥林匹克运动的非政府组织，IOTF的目的是推动发展维持世界和平、友谊和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尤其是促使古希腊的奥林匹克休战得以继续发展；通过体育运动、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以及联合所有的该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并借助教育科研规划以及促进奥林匹克休战的交流行动来阻止有关冲突的发生和解决有关争议。 在联合国组织内部，体育运动也正在被认为是促进发展和和平的重要工具之一。联合国一向重视体育运动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于2003年11月通过第5815号决议，也即“体育运动在推动教育、健康、发展和和平中的作用”，并将2005年确定为“国际体育运动年”（IYSPE2005）。2004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敦促各国政府考虑如何更加系统地把体育运动纳入到改善人们生活状况的规划内，对那些生活在贫穷、疾病和冲突中的儿童更是如此。在武装冲突中的难民和其他人用来消除痛苦不幸以及冲突后的和平重建和治愈战争创伤方面，体育运动被认为是一种相对简单和节俭的方式。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2005年“国际体育运动年”旨在宣传体育在推动社会教育、人类健康、世界发展与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必将加强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之间的密切合作，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全世界的平等、和平与发展。可以讲，2005年国际体育运动年被认为是利用体育运动促进和平发展的一个理想平台。   4 北京奥运会与人权政治化问题   2001年7月，北京获得了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权，与此有关的各种筹办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北京奥组委有关人员经常声称不应当把奥运会与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但是事实是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其与政治化联系在一起，北京奥运会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政治问题。譬如在2001年7月出席国际奥委会第112次莫斯科全会的北京申奥代表团成员中，就包括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以及担任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团长的北京市市长刘淇等政界人士，当然中国奥委会本身就是一个政府机关的性质也表明中国的体育运动更是与政治密切相关。鉴于篇幅所限，本部分内容以人权政治化为主要讨论对象。 如果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讲，人权问题不应当被看作是政治问题。但是在人权问题日益政治化的当今，人权确实又是与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以及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后，西方国家的媒体和反华人士就不断以中国的人权问题为由来反对北京主办奥运会。譬如，《纽约时报》在对北京申奥成功仅有的5篇报道中，每一篇都提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尽管如此，在2001年负责选举举办2008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国际奥委会112次全会上，时任国际奥委会的105个委员中有56人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投给了北京。在投票之前，委员们审查了由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所作的评估报告，该报告对每个申办城市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必要技术条件和要求进行了评估。尽管评估委员会的权力限制在技术设备方面，但是在其2008年第29届奥运会评估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忽略公众对诸如人权等政治焦点问题的争论是不可能的。与其对人权问题进行阐述还不如承认该事实的存在，但是其还是建议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在做作出自己的选择时要考虑申办国家的人权破坏情况。 国际奥委会最终选定北京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这种选择意味着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承认中国存在某些违反人权的事实，但是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不计。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委员们没有意识到，北京申办成功可能事实上会推动中国人权的发展而不是破坏人权的状况。不管怎样，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还是认为，“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将可以有效地促进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和社会关系。”诚然，如果按照国外媒体所言，中国的人权现状可能会存在某些问题，但是即便如此，这也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出现的一个问题。一句话，与北京奥运会促进我国人权发展相适应的是，中国应当完善自己的人权法制现状，进一步加强对国民人权的保护，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国际人权的发展和改善过程，而不要给别人留下大国不负责任的口舌。不管怎样，可以预料，在北京筹办和举办奥运会的全部过程中，“人权问题”仍将是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 《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从事体育运动是人的权利，每一个人都应有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事体育活动的可能性。北京奥运会同样应当充分体现保护体育人权的丰富内涵。根据现代奥运法治的权利趋向和适应北京奥运营造良好法律环境的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我国当前的整个体育法制建设尤其是奥运立法中有必要格外强化尊重人权的理念，突出保护人权的价值取向与核心地位，以此指导各种奥运立法与执法活动。   5 结语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奥林匹克运动和政治是不可分的，这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同。而从上面的实例也可以看出，政治对奥林匹克运动是有着深刻影响的。政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它也存在于体育领域。政治和体育应该共存并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 15 。正是基于国际体育运动与政治力量之间这种关系，才促使国际体育组织建立并加强了和联合国、地区性政治机构（譬如欧盟和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直接介入体育运动和青少年教育领域的政府间或非政府机构的合作。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之初的那段时间，国际政治格局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以及与殖民地人们之间的矛盾；一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成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开始成为主要矛盾，这一时期与国际体育运动有关的政治问题也多与这些矛盾有关。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有了新的变化，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近日来冷战对峙阶段，其次是60年代大量新独立国家的兴起也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加剧，再次是70年代开始持续到80年代的美苏争霸。尽管国际政治环境不同了，但政治问题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从未停止过，而且这种影响同样是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相关联的。 体育竞技场上升国旗、奏国歌已经成为体育传统的一部分，这也激励着运动员为国奋斗的精神。有关国家之间利用体育运动建立或者恢复外交关系也并不必然有违奥林匹克精神，利用体育运动来获得外国的正式承认也是国际法加以鼓励的做法，只要体育政治化没有达到滥用的程度即可，否则过渡宣传体育运动所带来的政治目的就有可能违背奥林匹克精神或者《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不过事实是，尽管有关国际体育组织的目的是尽力在国际体育组织规则许可的范围内控制体育运动的政治化，以免体育运动被某些国家政府加以滥用，确保对国际体育运动的政治干涉不得有违奥林匹克精神或者损害有关运动员的权益，但是体育运动的政治化仍然在继续发生。 一句话，无论如何，政治这一术语在其广泛的意义上一直是奥林匹克的一部分 25 。奥林匹克运动不可能如一些人所称的独立于政治。它们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也像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一样受到社会制约。  （黄世席：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编者注：本文载于网络时注释缺失。原文链接：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44109&Type=mod ）

隨著唐英年在特首選舉電視辯論中「呢個係我嘅主場」 的發言，「主場」這個詞逐漸發酵成網絡流行語，被很多香港人熟悉。而在上個月，香港一個新成立的新媒體網站乾脆取名為「主場新聞」。他們希望讓社交網絡變成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的自媒體，同時幫助香港人在這個他們土生土長的地方，建立一個「香港」的主場意識。 文/梁正燁 「主場」本來是體育術語，在主客場制的比賽中，主場的球隊在自己熟悉的場地，有自己支持的球迷，發揮往往能夠更好。但歷史上，香港人在香港，彷彿一直處於「客場作戰」的狀態。 新創辦的新媒體網站「主場新聞」創辦人之一劉細良 說，過去一百年，香港這個地方的人，都是過客。從最早的太平天國時期，到中共建制後的幾波大逃港，以前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以難民的身份來到香港，沒有把香港當作一個紮根的地方。 「我城、我觀點、我主場」 是「主場新聞」的口號，就是希望扭轉上一代的作客心態，將香港真正變成香港人的主場：「我們這一代是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長大，慢慢形成了一個本土的意識，會有一種新的觀點。」 隨著香港特首選舉電視辯論中的「呢個係我嘅主場」的聲音，「主場」這個概念通過電視傳播，又發酵成網絡流行語，漸漸被很多香港人熟悉。 新媒體新聞網站「主場新聞」 順應網絡潮流，以「主場」為概念和採編理念的核心。他們立志要做香港的《Huffington Post》 （美國著名新聞網站，集結了三千名以上在專業領域各有所長的專欄作者輪流撰文，網站內容涵蓋時政、財經、環保等多項領域），希望鼓勵香港人透過社交網絡成為自媒體，從而建立起香港人的主場意識。 為社交網絡而設網絡報紙 「主場新聞」的定位是一份網絡報紙，而它和傳統報紙在網上版本最大的區別是，「主場新聞」是一份專門為社交網絡而設的網絡報紙（online news paper for social media）。 Facebook 現時是其最重要的傳播渠道，讀者在主場新聞網頁或 Facebook 專頁閱讀的新聞，大都依靠讀者Facebook賬戶的轉載傳播開去。 創辦人劉細良說，「主場新聞」未曾公開宣傳的口號是——「人人黎智英，天天鐘庭耀」。 黎智英是《蘋果日報》創辦人，以有立場辦報聞名。「主場新聞」希望每位讀者看「主場新聞」的信息，然後通過自己的Facebook評論、轉載自己推薦的信息，每個Facebook賬戶，就是一個自媒體，通過篩選、點評「主場新聞」的信息，來表達、傳播自己的立場和意見。 而鐘庭耀則是港大民調中心的負責人，香港重要的民意調查都是出自他的團隊，讀者在Facebook中轉載重要新聞和評論，每條信息的贊（like）和分享（share）數量，直接顯示網友對信息的支持、關注程度，猶如小型民意調查，幾乎每天都可以進行。 社交媒體的讀者是「主場新聞」傳播信息的最重要途徑，同時也是網站形態以至內容的「話事人」。「主場新聞」每天都在觀察用戶使用習慣，調整和優化網頁內容。 「我們也不知道『主場新聞』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們的網頁每天都在改變。」「主場新聞」的數碼策略經理方嘉誠說，「這是『主場新聞』和一般新聞網站的最大區別之一。例如《蘋果日報》的這類傳統新聞網站會很久才改版一次，但是我們每天都在根據讀者的使用習慣作出改變。」 「主場新聞」的網站技術和功能設計在外包給網絡公司時，就被直接要求按照 HuffingtonPos t的模式做。此後，根據用戶每天瀏覽數據微調網站的設計，最終目標是能夠根據每位讀者不同的閱讀習慣顯示不同的主頁新聞。 讀者的喜好也指引著「主場新聞」編採團隊的內容選取。前幾天，「主場新聞」發了一條成龍指「（當下）中國是歷史五千年來最好的時期」的言論，並且轉載了惡搞成龍的洗髮水廣告的「霸王洗腦液」圖片，在Facebook獲得很多迴響。 劉細良笑言，「主場新聞」的編輯團隊以後一定會更加關注報道成龍的言論。他說，以前做報紙、雜誌等傳統媒體，要知道讀者的反應，只能通過發行商對銷量的反饋。但現在網絡媒體是直接獲得他們的反應，完全不同。 除了做些「吸引」、「迎合」的工作，「主場新聞」也希望繼續發掘更多新媒體的特性，讓一些令人覺得「悶」卻又重要的新聞題材，更易接受。 在國民教育的議題上，「主場新聞」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塊紅布》 的主場觀點，這個評論中還加入了崔健的歌曲《一塊紅布》的MV。劉細良說，在相當於報紙社論的文章中加入視頻MV，這是傳統媒體所不可想像的。香港立法會選舉臨近，「主場新聞」打算用「賭波」的概念，來「報道」立法會選舉的情況。 反國民教育，提前登場 劉細良認為，「主場新聞」的出現，也與中港矛盾，中港角力有關，「中港之間，既鬥爭，又合作，其實這就是一國兩制。」 7月29日，香港9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國民教育，仍在籌備中的主場新聞在那天提前開始營運，劉細良解釋道：「我們需要有個香港觀點的國民教育。香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維護，比共產黨的歷史還要長久。我們香港人也有一套自己的處理跟國家關係的方式，有一套自己的愛國方式。」 「主場新聞」的新聞不單純是新聞報道，更重要的是附加的觀點。「主場新聞」沒有外採的記者，不追求突發新聞。劉細良說，舊式的新聞媒體是追求Breaking News（突發新聞），現在新媒體更多在做的是Breaking Views（即時觀點）。以前的傳統媒體，編輯選題，然後採訪報道，再編輯印刷等等，第二天人們才能看到媒體的觀點。但是現在網絡的媒體的要求完全不一樣，新聞和觀點是同時出現，在新聞發生後，讀者希望立刻知道這個媒體的立場。 「我們的主場觀點，就是講香港的核心價值，而且一定是香港優先。」 但劉細良強調「主場新聞」所主導的主場意識、主場觀點，和台灣的去中國化，和香港自治運動的本土意識完全不一樣：「香港從晚清開始，已經是一個用新聞自由來影響中國的城市，《南華早報》的前身，《德臣西報》和《北華捷報》，它們的新聞就是關注中國內地的，所以說香港在一百多年前其實已經是中國新聞自由的中心。」 「香港的本土意識，本來就包含中國在裏面，香港從來都不是一個分離於中國的一個城市。」 劉細良認為，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其實並不矛盾，「我們是立足於本土，但並不狹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