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核心提示：华盛顿和北京就陈光诚问题达成的协议让很多人振奋和乐观，但反对声音令这种乐观蒙上阴影。中国政府会信守他们保证陈光诚在自由生活和工作的承诺吗？周三 晚些时候，陈光诚告诉他的朋友们以及外国新闻媒体，他改变了主意，想和他的家人一起离开中国。 原文： Contradictions Temper Optimism in Deal on Chinese Lawyer 发表时间：2012年5月2日 作者：ANDREW JACOBS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过去的六天，陈光诚，这个自学成才的盲人律师蛰伏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他让中国领导人干瞪眼了吗？美国外交官们会否后悔他们代表他达成的协议？ 周三，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在得到美国官员保障他和他的家庭的安全后，陈光诚离开了大使馆，随后的几个小时，中国人权活动家和华盛顿的官员们开始争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签订的协议是否真正意味着陈光诚的胜利，或者只是对中国威权政府的权宜之计和愚蠢的退让？ 而且，对于能否相信中国保证他和他的家人安全呆在中国的承诺，陈光诚似乎开始有了另外的想法。 美国外交官和陈光诚的朋友们说，因为他没有寻求美国的政治避难，而是想留在中国继续法律倡导工作，对于这样一出紧张的外交闹剧，这个协议是最好的结果。这出闹剧威胁到本周即将举行的一系列会谈即美中战略经贸对话，损害对双方而言都是日益重要的双边关系。 陈光诚被转移到北京一家医院接受医学治疗时，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他通了电话。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希拉里·克林顿说：”我很高兴，我们能够以一种反映他的选择和我们的价值观的方式，为陈光诚在美国大使馆的停留和离开提供便利。” 中国国内外的许多人权活动家曾同意这种乐观主义，但当天晚些时候，陈光诚告诉他的朋友们以及外国新闻媒体，他改变了主意，想和他的家人一起离开中国。这种乐观开始蒙上了阴影。 陈光诚周三晚上告诉支持者，他接受协议，是因为中国官员威胁他要打死他的妻子。美国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但这将使一开始看上去是美国的外交胜利变成一个黑暗的、模糊的传说。 过去曾经为陈光诚提供法律支持的律师滕彪说陈光诚是在抵达医院并与妻子和支持者交谈之后改变主意的。周三，滕彪在医院里通过电话说，陈光诚看到很多便衣警察出现，而且意识到美国官员在晚上离开了医院，这让陈光诚特别紧张。滕彪说：”中国政府有不遵守承诺的传统。”他说警告过陈光诚如果留在中国的潜在风险。 英国电视节目Channle 4新闻也采访了陈光诚，报道中说陈表示：”我最大的愿望是和我的家人离开中国，休息一段时间。我已经有七年的时间没有休息过一天了。” 中国人权捍卫组织国际主管Renee Xia说，奥巴马政府天真地接受了北京给陈光诚自由的保证，包括继续工作和批评中国未能实施长期滞后的法律变革。 她说：”中国承诺给陈的安全和自由是无法执行的。政府没有公信力，反面记录数不胜数。我相信这个协议将会一直困扰奥巴马政府。” 得克萨斯的美国基督教促进团体中国援助组织主席傅希秋说，他担心在周四的会谈开始之前陈光诚受到双方的压力而同意这一协议。他说：”我很惊讶陈光诚这么快接受了协议。我认为在经历了7年的创伤和这6天过山车一般的日子后，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思维状态。”傅希秋是一位流亡的中国异议分子，在华盛顿有相当的影响力。 但是很多人权活动家说，考虑到共产党领导人极不情愿对来自外国政府或个人异议分子的压力作出让步，北京同意讨论陈光诚提出的条件已经具有重大意义。他们提到，即使陈光诚的法外监禁是由山东省的官员们实施的，但政治局成员完全了解他的困境，并且本可以干预的。 他们补充说，多年来陈光诚案被无数外交官们提到，包括克林顿夫人。在2006年，是北京的公安人员在首都绑架了他和他的家人。在他们被遣送回三百英里之外的山东后，陈光诚受到审判并被判处4年多的监禁，中国法律学者们说对他指控的罪名是捏造的。 纽约大学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Jerome Cohen）认为前行之路将是崎岖不平的，但他说这一协议意义重大，因为它将陈光诚从当地政府的继续迫害中解放出来。孔杰荣说，他认为中国方面不太可能食言，因为这样做将会极大影响与美国的关系。 “仍然有许多细致的工作要去做，但对于人权律师而言，它将是一条前进的新路，”孔说。他长期以来是陈光诚的支持者，曾为陈提供了一台为视觉障碍者特制的笔记本电脑，后来被公安人员没收。”问题在于他从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能够得到多少支持，因为他们在这项工作上拥有一个利益。” 活动家们说，陈光诚最终是通过进入美国大使馆达到目的，但他上周也录制了一段视频发布到网上，恳求中央政府干预此事。视频中他向温家宝总理发出呼吁，只谴责地方官员迫害他并大肆践踏中国法律。 分析家认为，这一策略为北京提供了一个表现机会去寻求公正。 很多人权活动家在周三说，他们仍然对美国官员表述的这一协议感到吃惊，协议满足了陈光诚的众多要求。他们认为，对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其潜在的政治成本不会是无关紧要的。 尽管批评有加，但人权观察组织的裴克凛说这一协议——如果得以坚持——可能改变当局处理讨厌的异议分子的方式。身在香港的裴克凛说：”我很震惊于北京以如此公开的方式屈从陈光诚的要求。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可信任地长期遵守承诺。然而就现在而言，他们正将一个意义重大的胜利拱手交给活动家，交给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一位活动家。” 北京的Edy Chin, Shi Da and Mia Li对报道亦有贡献。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吴敬琏：挣快钱、挣大钱的日子要过去了 进入专题 ： 中国经济    ● 吴敬琏 （ 进入专栏 ）       迎接新挑战，备战中欧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2012级春季班开学典礼主题演讲          欢迎新同学成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员！我今天想要跟同学们谈的主题是”迎接新挑战，备战中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现在面临竞争的形势，遇到严峻的挑战；第二，为了迎接挑战要做准备，中欧这个地方是做准备的一个最好的学校。希望同学们能够利用学习机会做好准备，在下一步中国企业的发展中，亮出你们的身手来。     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新挑战来自何处；第二个问题，为了迎接新挑战需要做哪些准备；第三个问题，如何在中欧做好准备。     第一个问题：新挑战来自何处？     我们要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所处的态势，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企业所处的环境做一个估量。我们要非常冷静地认识到，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发展应该说是很顺利的，在短短30年间，中国从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发展到一个高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准备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     中国现在的经济活动总量是世界第二，在很多方面都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们要很冷静地认识到，这样一个30年的顺利发展，或者说我们的企业能够在短时期内就挣快钱、挣大钱，这个情况很快就要过去了。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你只要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过去这30年，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很多企业从一个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变成了一个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业，他是靠的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靠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在许多方面迅速发展起来了：     第一，改革解放了中国人所具有的企业家的创业能力。在过去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民间创业是被禁止的，哪怕一块自留地、家庭副业都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长途贩运叫做刑事犯罪。所以人们都说，中国人、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但是大陆的华人除外。改革开放就解放了华人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现在民间创业的企业，包括个体企业，有几千万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这是我们这30多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基本动力。     第二，改革打破了过去的发展模式。我们过去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叫做”城乡隔绝”，由政府主导进行强制性的投资来实现工业化，这样的模式效率极低。改革以后打破了这个模式，使得一些很重要的基本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地利用。最明显的是劳动力资源。过去因为城乡隔绝，大量的具有很好素质的、很好纪律的、吃苦耐劳的劳动者，在农村处在低就业状态、半失业状态。改革以后，大致上有1.5亿到2亿的农村劳动力转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这样从一个低效率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比较高的效率的状态，就使得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大地提高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生产力呢？这是可以想像的。另外就是大量的农用土地和荒地变成了城市用地，或者是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办公楼用地，土地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了。有多大面积呢？超过爱尔兰这个国家的全部国土面积。     第三，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推动。一个方面是大家都明显看得到的出口大量增加。出口大量增加使得我们整个市场需求大大地扩大了。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特别是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常常产生一个问题：要大量地投资，于是投资率在GDP里面占的比重就越来越高，而消费率就相对地降低，这样就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对外开放打开了国际市场。中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大国，而且有大量的外贸盈余，所以出口的需求就补充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大范围的需求的提升成为支撑我们高速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外开放使得我们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完全依靠原始型的创新，在过去的200年间，使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相比较，积累了极大的差距。对外开放以后用短短的大概20年的时间，一般性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的一般水平相比，差距迅速地缩小。     总结刚才讲到的这几方面：改革一方面使得资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资项目增加了。这就是说要素的数量得到了增加，支撑了我们的快速发展。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使得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们在过去30年，不但是投资增加使得我们的增长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我们的效率提高，即经济学讲到的索洛余量，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来说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在赶超型经济的前提下，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和协调的能力也助推了我们的经济增长。     但是，到了大概世纪之交，我们就逐渐发现，原来这些优势逐渐逐渐地衰退了。比如说劳动力的结构转移，在大概5、6年以前出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了。所以要靠劳动力的结构变化去提高效率，余地不大，而且劳动成本迅速地提升，从5年前就开始了。     当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国外的技术水平差别很大的情况之下，可以利用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甚至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迅速地实现差距的缩小。但是当我们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差距无几的情况之下，这就要靠原始型的创新了，就不能把技术拿过来就解决问题。就是说，原来的优势已经消退了，而原来有些做法的副作用可是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政府，政府在我们过去的发展中，在动员资源投入他指定的方向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追赶的时候这是有效的，利大于弊的，当你要力争成为领跑集团的一员的时候，要靠创新。创新的不确定性非常地大，政府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决定的。     在过去两年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发展新兴产业不确定性太大，而政府投入资源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全国各地政府都把资源投向新能源的时候，没过几天就发现这个方面的需要压缩了，出现大量的过剩、大量的亏损，这就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过去我们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语言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点就在于过去所依赖的推动增长的因素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增长的因素，而且能够让这些因素发生作用。     前一阶段，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各种路径、方案的选择，做了一份《2030的中国》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一条是下注在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上，要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新的驱动增长的因素上，即效率提高。一种语言就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另外一种语言就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讲到提高效率，应该说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不转不行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的资源状况、生态状况，以及宏观经济状况。用过去的增长方式，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就靠发行货币来支撑增长，结果货币超发所引起的宏观经济问题，使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叫做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紧了怕它崩盘，减速减得太快，但是又不能松，松了以后我们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并没有解决，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上降低。所以这种办法已经不行了，一定要转变。     转变又碰到一个问题，为什么30多年都解决不了呢？是因为体制有问题，就是30年前就提出过的，叫做体制性障碍。根本的办法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就要推进改革，要改变我们落后的经济体制。应该说过去这些年，大致上有10年左右，我们改革放慢了。所以现在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更加有竞争强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我们的创新，保证效率的提高。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上面来说，从顶层来说，要强调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一个网络设计中间提出的一个说法，叫做top-down design，从最上面往下来进行设计。首先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是一个政府控制着整个市场、整个社会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一个法治、有规则的市场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大系统，它有许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要进行设计，这是从去年以来最热的一个话题。     另外一方面，因为有实际的需要，所以从下到上的一些制度创新的春天到来了。惊蛰已过，新制度创新从基层往上，在出现一些新的现象。比如说，上海的增值税扩容，主要是使得我们的服务业不至于受到营业税的多重征税的限制，让我们的服务业能够发展起来。     比如说广东省最近的关于企业注册的改革，就体现出市场经济所必要的”非禁即入”，即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进入的都自由进入，简化企业的注册登记的手续。像这样一些改革正在各个地方有很多新的创新。增值税扩容是从上海开始的，开始的时候好像中央的财政和税务机关都是表现得比较被动，比较保守，害怕减收，但是很快就在全国推行。现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积极地到处推行，而且保证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给这种改革以政府的补助。     顶层设计和从下到上的制度创新，这两个力量正在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我们在今年秋天以后政府就换届，新的一届政府很有可能就会迎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而改革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只有正面的影响没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改革会加强竞争度。竞争是能够造成繁荣的，但是对每一个企业来说，它要面对很严酷的竞争压力。     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形势，大的改革会使得整个市场的竞争度加强，企业要适应这种状态，适应这种新的经营环境，迎接新的挑战。     为了迎接这个新的挑战，企业家就要做好准备。我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正好是这么一个学府，是一个帮助企业家吸收新的知识，更新知识结构，来迎接新挑战的一个很好的学府。     为了迎接新挑战，就需要对过去我们的经营活动作出总结。过去那种在靠拼资源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容易地挣快钱的方法，在新的形势之下恐怕就不行了。The party is over。那怎么办呢？就需要爬坡。     新的更规范的市场上的竞争，可以说是一场恶战。希望我们的学员能够在中欧这个环境下，做好新的、激烈的，当然是规范的竞争环境中的各种准备工作。     过去在中国不很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可以靠一些前市场经济的办法，比如说结交官府、拿到特殊政策来发财致富。但是，在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就不行了，而要靠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对社会做出贡献来提升自己的盈利水平和收入水平。     中国过去的企业家常常向一本小说去学习，那本小说叫《胡雪岩》。胡雪岩的基本办法就是结交政府，而不是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通过自己对社会做出贡献，使得自己的企业、自己的事业能够发展。     中国将会有一个更加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要迎接这个挑战，就需要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企业家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迎接新挑战，备战中欧。我们作为教员，也希望在企业家备战中欧中完成我们的任务。希望我们能够在教学相长、在合作中，使得学员们的经营能力、在竞争中取胜的能力能够得到提升。     我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有句话叫”中国深度、全球广度”。希望我们的学员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     我的讲话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取得成功，让我们共同努力。谢谢！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75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吉兹格尔兹·爱克尔：东欧后共产主义变革 进入专题 ： 东欧 共产主义    ● 吉兹格尔兹·爱克尔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3月20日刊登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院资深学者吉兹格尔兹·爱克尔特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变革》，全文如下：          东欧和中欧20年空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结果，是该地区摆脱共产党统治的时候人们所未曾预料到的。尽管人们最初对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景感到悲观，但是几个国家已经制订了牢固的民主制度、顺利运转的市场经济和高效率的民主国家，实行了范围广泛的福利政策，使不平等现象变得较少。类似地，虽然有确凿的依据可以怀疑，东欧的公民社会能否有朝一日从共产党压制的几十年中恢复过来，但是生机勃勃的自由媒体和组织完善的社会生活也在那里出现。这些国家与传统的西欧民主国家并没有很大不同。在中欧和东欧，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领导着给人印象深刻的经济现代化，实现了多年的经济高增长率。虽然欧盟的新成员国曾经被认为是经济上最为薄弱的和最容易陷入危机的，但是它们较好地经受住了当前的金融危机——匈牙利和拉脱维亚也许是例外——它们的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是欧盟国家中最低的。     但是，这些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成就与人们在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所见到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尽管这些国家最初抱有希望，也取得了实际的政治成果，但是其中多数国家要么恢复了专制统治——尽管是一种不同类型的专制，要么保持了半改革的和未经巩固的国家。虽然资本主义在前共产主义的天地中占居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它在太多的地方演变成了一种国家主导下的、腐败的和寡头统治的制度。其结果是，中欧新的欧盟成员国和其它国家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前苏联阵营的次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差异变得很牢固。该地区今天陷于分裂，分裂各方包括日益繁荣和民主的东中欧、陷入困境的巴尔干地区（尽管该地区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大多数方面却仍然落后）、正在政局动荡和专制主义之间不安地寻找平衡的东斯拉夫各国，以及仍然陷入专制统治的牢牢把握之中的中亚各国。     这些结果自从90年代末以来就固定下来，由于2004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当选连任俄罗斯总统以及8个东中欧国家同年加入欧盟而进一步稳定下来。从那时以来政治上的变化不大，尽管发生了旨在在几个倒退的国家中恢复自由主义方面的承诺的“颜色革命”。由于欧盟的继续扩大可能性很小，所以新的欧盟成员国和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边界已经变得牢固和永久。简而言之，一种新的政治与经济地理学已经出现。这个以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乏味和单调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地区所恢复的多样性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样子，就像是穿越时空到过去的旅行。这种不同的道路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而另外一些国家却未能建立自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本文将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答案。          后共产主义：结果的出人意料的多样性          1989年以后，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后共产主义各国十分相似。它们都有具有鲜明特征的列宁主义的过去：一党统治、国家对经济资产的所有权、计划中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以及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策。虽然人们承认，整个这一地区的共产党政权都已经以具有鲜明特征的方式发生了演变，但是它们都在几十年里强有力地再造了本国的社会——摧毁了可能会为自由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提供便利与支持的各种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     人们以充分的理由认为，后共产主义是建立自由的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最不适宜的环境。因此，学者们预言，在短暂的民主时期过后，该地区会恢复到“蛊惑人心的政客、神父与上校”的统治，或者出现“绩效低下的、制度好坏参半的市场经济，以及不完善的、精英主义的权贵民主制度”。     事实上，最初的情况在全地区都很可怕。使一场继承的经济危机和地区内部经济关系的中断雪上加霜的是，摆脱共产主义的行动牵扯到了若干制度领域的再造与变革。这些同时发生的转变意味着四项严峻的挑战：建立一个有效的民主制度；把国家控制下的经济改造成自由市场经济；建立基于法治的高效率的国家；以及再造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从而为有效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奠定必要的基础。人们认为，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不兼容的。它们涉及不同的时限，很可能会引起旧制度的受益者和在经济变革中遭受损失的人们的强烈反对。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在最初阶段采取悲观态度。     尽管如此，最初的政治变革是比较迅速的，基本上也没有采取暴力手段——一个悲剧式的例外就是南斯拉夫——并发生了朝着自由主义的明显转变。但不久后，这些前共产党国家就开始沿着日益不同的轨迹前进。21世纪头10年结束时，该地区出现的多样性已经是惊人的，尽管还有类似的挑战与阐明的目标、似乎无限的机会，以及适宜于民主的、提供支持的国际环境。经过20年，政治结果出现了惊人的稳定性，而且缺乏意见的趋同。虽然一些国家享有优质的民主制度，但另一些国家却受到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政权的侵害。据（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说，在28个后共产主义国家当中，只有8个今天可以被列为牢固的民主国家。     在东中欧各国，出现了与旧的欧盟15国之间的比较迅速的趋同，尤其是在民主的质量、法治、政府问责性与福利政策方面。这些国家比较富足，贫困较少，收入分配也比较平均。它们还在吸引最为大量的外来直接投资方面获得了成功。中欧各国把GDP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社会福利，提供了人们在发达的福利国家中所期望获得的全部范围的福利和服务。它们的公民受教育水平较高，也比较健康，寿命也较长。这些国家当中的几个按照许多社会标准衡量都大大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     相比之下，巴尔干各国——包括2007年加入欧盟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记录给人留下的印象不那么深刻，尽管10年来，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改善，部分地是由于欧盟提供的重大财政转移和监督。再进一步向东看，通常被用来衡量社会与经济福利的大多数指标的情况迅速恶化。此外，根据自由之家对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评级，在前苏联阵营的四个传统的次地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几乎每一项指标方面，10年来的差别都基本上保持不变。     总之，共产党政权垮台后20年的今天，该地区有范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共产党垮台后的各国沿着三个截然不同的轨迹前进。东中欧的先进的、实行民主制度的福利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与欧美的欧洲大陆各国趋同。来自苏联内部的各国，除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之外，则往往具有专制主义的或者混合性的政权、较高程度的贫困与不平等，以及吝啬得多的福利政策。其经济为国家所主宰，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基础上。腐败问题达到了失控的程度。它们往往很像一些拉美国家，而不大像欧洲国家。东南欧各国介乎两者之间，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改革也严重地停滞不前。就连欧盟新的东南欧成员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往往在所有重要方面都落后于所有其它欧盟国家。          解释共产党垮台后的成功变革          共产党垮台后的变革的不同模式得到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范围广泛的辩论。人们对该地区的初步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种观念的影响，就是消除共产党的遗产会很麻烦和棘手，即使不是不可能消除。然而，这种悲观情绪很快就烟消云散，因为在几个国家中，政治与经济改革都很成功。     有关后共产主义的评估的第二个浪潮采取了一种比较性的做法，假设虽然共产党政权不同于别的专制主义统治形式，但后共产主义的挑战仍然可能与南欧或者拉美的转型中所存在的挑战很相似。因此，有关该地区问题的以后的许多文献尽量地贬低了历史因素的作用，强调了政治精英的重要作用。以及政治变革的不同阶段中精英阶层的战略选择。这种对策积极地支持了政策的设计，以及辨别各种选择和政策的努力。这些选择与政策往往确保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结果。     在这一文献中，常见的解释将注意力集中在近似的因素上面。摆脱共产主义的转型模式被认为是重要的。建立在执政的精英阶层和反对派力量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基础上的、通过谈判实现的转型看来为巩固民主创造了较好的先决条件。在国家创建时举行的选举中改革派所取得的一场胜利预示着更为大力的和具有连贯性的改革。改革的谨慎的设计和排序被认为十分重要。同时发生的变革被看作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只要改革得到迅速而前后一致的实施。波兰经济的休克疗法和捷克的大规模私有化被认为是应当加以仿效的正确战略。具体的宪法和制度选择也被认为很重要：实行按比例的代表制的议会民主被认为是最好的宪法框架，因为它提供了灵活性，对各种利益与偏好采取开放态度，鼓励了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合作与共识。     尽管如此，人们作为原因加以识别的因素所提出的问题，与学者们试图解释的结果一样多。为什么改革派和反对派积极分子能够在一些国家，而不是另外一些国家赢得最初的选举？为什么所有中欧国家都选择了议会民主制，而更加靠东的所有国家却都宁愿实行总统制？单单转型模式、最初的选举结果和精英阶层的选择，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贯穿整个这一地区的变革的不同发展道路。因此，转型时刻的精英选择和谈判被认为与其说是造成结果的原因，不如说是结果的需要解释的一部分。     因此，分析棱镜越来越多地转向过去，因为最近的研究成果强调了历史遗产的重要性，而牺牲了早些时候的文献中所强调的政策与制度选择。更为出人意料的是，对于跨越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长期历史遗产，加大了解释的力度，却忽略了最近的共产党遗产。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结构性因素，譬如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具体的地理位置，以及冲突、战争和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或者外部行为者的参与，可能会大大影响政权更迭的政治结果。     从这种观点来看，共产党垮台后的政治变革应当被看作整个欧洲大陆上的一场持续不断的和长期的民主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共产党统治仅仅是这一进程中的一场短暂的偏离。历来一直倾向于欧洲大陆的西部核心的东中欧各国的情况尤为如此。这种长期的历史观点显示出了与过去的引人瞩目的连续性。在制度选择、精英与公众的偏好、政治竞争的轮廓，比较普遍而言还在政治文化中，这种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简而言之，这些国家的前共产主义遗产中的差异看来为该地区的可能性规定了边缘的极限。     还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西方国家和领导人在转型的关键时刻插手，并做出了前后一致的长期经济与政治承诺。其最好的例子就是北约东扩和欧盟的扩大政策。这种情况可能会对政治变革的轨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最后，越来越明显的是，民主诉求可能会最终轻而易举地以专制主义而告终，就像以巩固民主而告终一样容易。证据表明，一旦路径得到确定，改弦易辙的可能性极小。自从2000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大大提高了其在自由之家非政府组织的政治评级。然而，也没有任何重大的倒退。后共产主义转型以后出现的新的政权看来在整个这一地区都得到了巩固。     后共产主义变革的记录向政策制订者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一些解释强调地理位置、重要的历史先决条件以及与西方保持密切关系的亲和力。这些解释对我们有关可以被其它地区所借鉴的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思维构成重大的限制。毕竟，改变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或历史不是一项可行的选择。尽管如此，从后共产主义转型的具体经验中得出了什么笼统的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吗？     首先，我们知道，结构性因素和各种历史遗产以及先决条件十分重要。转型之初的该地区最发达和最富裕的各国今天是民主国家，俄罗斯除外。因此，我们不应当轻易地忽略比较陈旧的社会科学文献。这些文献涉及民主的先决条件，仔细考察了各种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民主结果的持久性。当代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在于如何走向民主。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民主制度建立以后阻止民主实践的变质，以及如何制止倒退到专制主义统治。     由于制度设计具有局限性，所以明显的政策策略是通过支持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的现代化，并促进与西方的密切关系来形成适宜于建立民主制度的条件。长期目标是改善可以让民主扎根的环境。如果民主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先决条件很重要，那么我们就需要忽略寻找短期的制度解决办法，而是注重长期的政策策略。在促进民主方面，核心问题应当是提倡和改善教育与学术交流、信息的流动、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建设公民社会以及旅行。不应忘记冷战的经验。当时，各种政策的目标是支持人权，同时提倡西方的价值观与知识和信息的自由流动。     第二，虽然制度选择可能是次要的，并取决于一国的宪法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忽略制度的设计。波黑提供了应当加以避免的教训。其制度安排包括一个国家、两个自治实体、三个民族和五个治理层次。这造成了世界上人均最高数量的总统、总理和部长。从1995年到2003年，51亿美元的外援被用来维护这一体制。这是制度设计出现差错、业绩平平的一个例子。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成功民主化的案例所得出的笼统的经验教训就是，促进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散以及把各种行为者纳入政策制订过程的制度，对为巩固民主提供便利最为有利。但是，如果制订过于野心勃勃的目标，就会招致失败。确保多种抱有善意的结果的努力不仅造成不必要的和令人困惑的复杂性，而且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从而加重各种集团之间的隔阂，不利于合作。     第三，与西方地理上的接近、文化上的联系与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很重要。在一个民主国家林立的地区，巩固民主也比较容易。而在一个不民主的环境中，民主则比较难以维持。此外，与发达的民主国家接壤或者位于其附近也是有帮助的，就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不那么被严重边缘化的国家一样。因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是，尽管地理位置是固定的，国际关系却是灵活的。显然，最成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与欧盟建立了最为密切的关系，得益于欧盟的援助和监督、制度与知识的借鉴与转移、外国投资，最重要的还有一种实际的前景，就是加入欧盟，以此作为对实行全面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奖赏。欧盟所提供的好处和制约因素影响了国内政治竞争的性质，为许多政治与经济行为者的议程制订提供了信息，扩展了改革者的机会。虽然欧盟的扩大进程可能已经完成，而且不可能在别的背景下复制，但通过各种政治和经济工具以及长期的承诺来做出全面的努力，以支持民主变革十分重要。二战结束后西欧的重新民主化过程中的马歇尔计划，以及后共产主义时期欧盟的扩大过程都是坚持长期的承诺的出色实例。虽然要想成功地利用这种工具并不一定要有共同边界，但是相互信任、文化上的亲和力与有意义的激励因素至关重要。即便如此，外来行为者的有效性也始终都会存在局限性。     第四，以前就拥有民主的经验是有益的。最成功的东欧民主国家以前就经历过民主的短暂时期，苦苦挣扎，但却往往未能成功地建立和维持民主制度。事实上，过去维护民主的这种失败可能会有利于今后巩固民主。因此，虽然专制主义的倒行逆施令人遗憾，但却只能使人们更加努力支持与西方的联系，支持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和公民社会行为者。西欧加强民主的过程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目睹了多次失败和反复。在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中，没有任何丧失的事业，只有遭受挫折的短期期望。     第五，在过去的政权转型期间，社会福利问题时常萦绕在人们心间。民主的失败往往是由与欠发达、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等相关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造成的。因此，关注社会安全网和福利政策十分重要。成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保持了高水平的福利开支，实现了收入的比较公平的分配，实施了积极的社会政策。事实上，东中欧国家的成功转型的最惊人的特色之一，就是在迅速的福利改革和社会补偿方面及早地做出承诺，从而部分地保护了弱势群体，譬如领取养老金的人们，以及经过结构改造的产业中的工人。把市场改革与民主化相结合的成功转型，有赖于对转型中潜在的或实际的遭受损失者所经历的冲击起缓冲作用的政策。这种政策了解，也必须了解对国家而非公民的责任的范围广泛的憧憬。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立即采取了自由民主的轨道，以加入欧盟为目标。在那里，欧洲扩展社会权利和福利保障的传统对政策设计显然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在这些国家的弱势群体当中，设计适当的福利政策在消除反对基于市场的经济改革的意见方面起了作用，从而使民粹主义的吸引力减少。     第六，巩固民主、卓有成效的国家与法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后共产主义经验表明，一个高效率和具有问责性的国家——具有受到保护而免遭政治竞争的职业官僚机构、高汲取能力、强有力的反腐败政策，以及独立的司法机构与监管机构——是十分重要的。成功的东中欧国家对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和职业公务员队伍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增强了国家的能力，开发了具有问责机制的官僚机构。支持国家机器的建设、提高效率和加强问责性也许是加入欧盟进程中的最重要的方面。因此，民主建设实质上和必然地与国家机器的建设联系在一起。协助和促进后者确保了民主的结果。          二十年以后：新的挑战？          即使是在最佳条件下，民主的建设也是困难和不确定的。历史经验表明，失败要比成功更常见，即使是在自由民主制没有什么对手的时候也是如此。虽然人们经常提到1989年以后的变革，认为这些变革是成功的民主化的典范，但是只有在少数后共产主义国家，自由民主制才扎下根基。20年过后，摆脱了共产党垮台的这28个国家显然地不同，并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它们建立自由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决心也是参差不齐的。     本文提出的研究结果提供了有些混杂的信息。新的欧盟成员国和少数剩余的候选成员国看来牢牢地建立在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具有多元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实践。因此，尽管人们最初抱有悲观的期望，但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带来的是一些具有竞争性政党制度和活跃的公民社会的、得到巩固的民主国家的出现。此外，尽管不仅在转型初期，而且在最近的金融危机期间，都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经济改革的高昂代价，但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在精英阶层还是普通公民当中，对民主的支持和实行经济改革的决心都仍是比较大的。     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正在夯实基础，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专制主义政权，急于控制经济资源，限制自由，利用支持其政策并可以被动员起来反对支持自由主义的力量与运动的组织来开拓公共空间。俄式“普京主义”已经不仅成为习惯的政治做法，而且日益成为一种把“管理下的”民主制度与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条理清晰的政治纲领，供抱有专制主义野心的其它国家领导人效法。因此，自由主义的政治计划的替代选择不仅正在亚洲，而且也正在东欧出现。     尽管如此，正如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最近的政策所表明，即使是在中欧，积极的自由主义结果也并非完全是安全可靠的。欧洲的这一地区具有一段黑暗的历史。在不太遥远的过去，它曾经是右翼和左翼极端主义、严重的民族主义和惊人的暴行的发生地。前南斯拉夫的暴烈的垮台提醒人们，这种传统很容易再次出现。类似地，从车臣人到罗马尼亚人的少数民族所受到的待遇也并不令人产生很大的信心。因此，中欧地区取得进一步的民主进步对于巩固欧洲的这一地区一个世纪之久的争取民主的斗争来说至关重要。     此外，正在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正在对欧洲的各个边缘经济体产生不利影响。这些新的成员国很可能会面临多年的经济缓慢增长、高失业率和反复采取的紧缩措施，以减少赤字和政府债务。经济困难还可能会影响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与发展提供生命线的欧盟结构性基金的规模。一些专家预测，民众的不满情绪将会不断高涨，可能会挑战这些新生民主国家稳定的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将会抬头。这场危机很可能会宣告欧盟的任何进一步扩大的终结，例外的是克罗地亚，也许还有另外一些巴尔干小国，从而宣告有史以来所发明的建立民主的最有效的机制的终结。这可能也会使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变得对于正在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寻找平衡的各国来说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专制主义的统治者们可能会欢迎不自由的政策作为他们所认为的西方病征的一种合理的替代选择。     东欧成功的民主国家能够为别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典范吗？东欧的成功的三项关键条件是：从前就经历过短暂的民主时期，历来与西欧关系密切、较高水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欧盟所提供的支持和条件性框架。这些条件在其它背景下很难复制。因此，后共产主义的成功转型的经验可能并非可以直接借鉴，因而只能为政策的制订工作提供有限的依据。     正如迈尔克·麦克福尔曾经说，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在民主派享有决定性的权力优势的国家出现了民主。”民主需要知情的公民、政治上的参与以及一种宽容和有节制的文化。最终，民主建设是以创造这种公民为目标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培养民主的习惯可能会花费很长时间。但只有在这种习惯蔚然成风的地方，民主才会生存下来。后共产主义的欧洲表明，轻而易举的民主化已经结束。民主的支持者们应当做好准备，进行漫长而艰难的跋涉。          （尹宏毅译）         进入专题： 东欧 共产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比较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92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20 次 更新时间： 2012-05-02 09:40:00 赵启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进入专题 ： 知识分子    ● 赵启强        之一：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          俄罗斯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下了一个非常简炼的定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他预见到并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当代另一位著名的文化批评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A·W·萨义德对知识分子有过相似的定义：“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生活的浪漫、兴趣及挑战在于对现况提出异议”，是“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无论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     是的，无论哪个时代，知识分子都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对社会罪恶的愤怒，对人民苦难的敏感和同情，承认良心至高无上，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仗义执言，“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世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正义，强迫你违背你的良心，你要不屈不挠。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令你害怕。”（《俄罗斯知识分子》P27）     顾炎武说过“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中国老百姓也爱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是让没有学识、不占有任何社会资源的平民百姓来关心、思考或承担国家兴亡的责任，确实强人所难；对于国家的衰落，尤其当社会因权力肆虐而民不聊生，或因世风日下而出现如李汝珍所感叹的“人心不古，都尚奢华”时，恰恰应该由学者、知识分子站出来承担责任——敢于向权力直言，迫使其改弦易辙，以救祸乱；敢于声讨世间的邪恶势力，迫使其改恶为善；敢于向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浮躁、贪欲挑战，而绝不媚俗。     这些特点注定了知识分子的宿命——他是权势的挑战者，是民族苦难的承载人。他不可逃避地面对着某个强大的势力，为民众的苦难呐喊，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抵制权力的迫害或者诱惑，他与权力斗、与恶势力斗、与恶习斗，也与自己面对力量悬殊的对手时所产生的动摇和懦怯斗；在这些搏斗和挣扎中，我们看到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单薄的，孤独无助的，但正是有了这些惨烈的、寡不敌众的搏斗，即使最黑暗的历史也会经常闪现出瑰丽的光芒。     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是关于知识分子作品的永恒主题。中国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封建专制几千年，现代政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从无数次历史变革的成败、悲喜中迎来了一次次精神的升华或者沉沦；但无论是一次次精神上的凯旋，还是一次次沉沦和堕落，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来都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与权力的抗争中或者光辉灿烂，或者黯淡失色，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延续千年不变的生存状态：抗争胜利了，知识分子便获得了社会的主体资格，有了与权力不相上下的话语权、也有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辉煌；有时，知识分子被国家逼向社会的边沿，被权力扭曲成见风使舵、或噤若寒蝉的可怜虫，躲在破残不堪的象牙塔内瑟瑟发抖……     但无论如何，中国知识分子总是顽强的存在着，在与权力的对抗中，他们从没有过全军覆灭的惨败，从没有过被权力彻底消灭、或整体性收买的悲剧——升华、沦落，辉煌、黯淡，周而复始，知识分子抗争、失败、崛起，再失败、再抗争，它永远存在，并且与权力共同支撑起一片“天下”……     知识分子的存在如此重要，如果他沉默了，权力便会腐败；如果他倒下了，“天下”便会坍塌一块、给社会留下一片精神的废墟；如果他堕落了、败坏了，那问题将更加严重——整个民族便会如见鬼了、着魔了似地失魂落魄……     一个失魂落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恰恰在中国上演了，而且来得十分突然，就如清代纪昀所言：“既不炳烛，又不扬声，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     这先生是知识分子，这鬼便是近十多年来横扫中国社会的金钱。     金钱对中国的扫荡来势凶猛，它以神话般的力量直指国家，也直指知识分子；它在颠覆了权力之后，又立即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颠覆。     知识分子还没有搞清楚那力量是敌是友，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从没有过的前后夹击。那真是一次猝不及防，突然遭遇的战争，仅仅几个回合，知识分子便败下阵来，并且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到新世纪开始时，有人发出了沉痛地诘问——今日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     是呵，今天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如果没有了知识分子，中国将会怎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冰心老人就发出过这样的质问——当时，有人以这样三句话提醒当政者：“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冰心老人敏锐地觉察到其中没有提及知识分子，从而对说话人藐视知识分子的社会存在表示极度的不满，她当即著文，尖锐地问道：“无士则如何?”     历史的回答严酷而斩钉截铁：“无士则亡！”     著名学者陈寅恪也作过类似地回答：“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陈寅恪的假设已成为当今中国的现实。     最近二十多年，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次败北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二十多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二十多年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最好的二十多年；打败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是权力，而是权与钱的合力夹击。     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被权钱合力打翻在地，还被金钱所肢解、所阉割；直至整体性地被夺去魂魄。     探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轨迹，就是要把权力和资本——主要是资本——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过程揭示出来。     说通俗一点，是要搞清楚官员和富人——主要是富豪——是如何影响并最终改变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感情；     说文雅一点则是，我们想通过权力中国、财富中国、文化中国三者相互对抗、撕扯、合流、交融的全过程，来解读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搏斗、挣扎和最后的变异……           之二：民族心灵秩序大崩溃          高经济增长给中国带来什么？     最近二十年，中国富了。这是好事，也很让人得意。即使我们的富裕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意味着温饱，也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了！因为仅仅二十年前，我们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仅仅五十年前，我们这里还发生过数千万农民死于饥荒的悲剧……     我们这个民族对贫穷和饥饿的记忆太深刻了！     其次，1989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习以为常的大灾大难少了——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动乱、没有政治运动，更没有大规模的中国人对中国人自己地宰割和蹂躏……这更是让中国人心怀感激的历史进步！     中国——尤其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什么时候有过连续二十年的安定？中国的老百姓什么时候过过连续二十年的安稳日子？中国政府什么时候可以在二十年的时期内一心一意地关注生产而不分心于对人的整治？     没有。     随着这两个历史性巨变，中国的言说也变了。     我们的媒体骄傲地宣传我们取得的成就——     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外汇贮备世界第一，即使因为美国的存在，我们的经济总量暂时还只能屈居第二没，但在国人的感觉里，除了美国，就该数咱中国了；而且，即使和美国比，我们也有许多骄傲——磁悬浮列车的商业运营世界第一，网民人数世界第一，高铁速度和营运规模世界第一；尤其，当我们豪气十足地用数千亿的投入搏得了奥运金牌世界第一之后，我们的民族自尊心空前高涨：这所有的言词都凝结成一句话：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对未来的预测更加令人鼓舞——     据某权威的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GDP按美元计，约为17.5万亿美元；即使美国走出此次金融危机，也最迟到2025年，中国就可以超过美国，成为货真价实的“老子天下第一”了!     然而，我们在清点这二十年的物质财富的增长时，我们是否关注我们的灵魂，关注过我们这块大陆上人的变化？！     我们非常仔细地绘制着经济发展的各种图标，并为那条直线上升的坐标骄傲不已，但我们是否也绘制?一幅精神轨迹的坐标，看看它似乎能与经济发展的坐标重合？     我们在计算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是否也盘点过我们的精神财富，看看我们到底是赢了，还是亏了？是富了，还是更穷了？     尽管这一两年，我们已经开始懂得，GDP的增长并不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我们已经开始喊出“关注民生”的口号，并已经试着将生态环境的改善，作为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标准。     这是一个进步。     但如果我们对人的关怀，仅仅停留在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没有涉及中国人的精神状态，那么这个进步还非常微小；因为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来说，民族精神的升华无疑更加重要。     因此，我们必须看一看，这二十年来，这个经济总量节节高升的国家，她的国民的精神世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是我们必须探视，又必定是痛苦的一瞥——     我们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们将要探视的那个世界，已经很久没有阳光照晒，很久没有清水洗涤了，我们不知道里面霉烂到什么程度？     我们犹犹豫豫、战战兢兢地把关切的目光投向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时，我们伤心地发现，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价值观在经济转型中被扭曲了——来势凶猛的市场经济在毫无法律防线的中国长驱直入，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突破了以诚信为根本的道德底线。     这是我们为高增长付出的代价。     市场经济以神话般的速度打进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它所鼓动起来的财富欲望，甚至在原本不应该与利相关的政界、学界也如洪水般泛滥起来，它使所有的中国人，都焦虑地盼望着能尽早加入到“先富起来”的行列……     这种欲望激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它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年，就创造出令世界惊讶的富裕、阔绰……     但如果我们的探视能穿过这表面的、物质的富裕而直指灵魂，我们就能发现，我们不仅没有整体富裕起来，连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也是一片赤贫……     有了伤心的发现，就有了痛苦的追问——     为什么GDP的上扬，并没有拉动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     为什么物质条件的改善，并没有制止住人文环境的恶化？     为什么物质欲望在无限度膨胀，而精神世界却日渐萎缩？     ……     这是一些让中国人——尤其是关爱这个民族的中国人——既痛心，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历史性问题。     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混乱的心灵秩序     今天，中国比任何历史时期都强调国家的“和谐”、“安定”和“秩序”，我们一再向世界表明，中国的经济成就来自二十多年的社会稳定，我们十分担心和警惕地注视着任何一个小小的不安定因素，生怕它会破坏稳定发展的大好形势；然而，我们在努力营造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时，是否重视过中华民族的心灵秩序？     我们有没有问一问我们民族的心灵秩序是稳定的，还是混乱的？我们有没有看到那许多骚动不安的情绪、那许多蠢蠢欲动的欲望、那许多急功近利的浮躁、那许多不择手段的投机钻营，已经给我们的心灵秩序造成了多大的破坏，给我们民族精神造成了多大的损伤？！     这些混乱、动荡、破坏透支了多少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啊！     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然与我们的自然资源、科技资源、人力资源有关；然而，以长远论，一个民族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民族精神品质的提升和民族生机的勃发……     一个民族的生机来自精神价值——慈爱、善心、良知、诚信、正义、人道、崇高、廉耻；而一切与流氓、痞子、无赖、堕落、腐败、欺诈、卑鄙、背叛、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厚?无耻、无情无义、趋炎附势、逐利投机、蔑视理想、亵渎神圣相连的言行，都会被一个民族鄙视，并且引以为耻……     然而今天，这些肮脏、丑恶的言行不仅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我们越来越难得从这些丑恶者身上看到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难为情，更别说引以为耻的忏悔了；也越来越难以从旁观者身上看到痛恨和藐视，更别说痛心疾首地讨伐了！          紊乱了、颠倒了的价值系统          一切都是肆无忌惮、旁若无人的展示——在商界，在演艺圈，在官场；甚至，在神圣的校园里……     对美好引以为荣，对丑恶引以为耻，本是所有民族恪守的价值准则，为什么在我们这儿，这个人类的普适标准却失去了权威？     难道我这个民族的价值系统真的紊乱了、颠倒了？难道我们已经到善恶不分、美丑不分，甚至炫耀丑恶的地步？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说过，人与动物的差异非常“鲜明和直接地表现在羞感之中”；他说，“动物的许多感觉与人类相同，譬如畏惧、恐惧、厌恶甚至虚荣心，但是迄今为止的所有观察都证明，他们缺乏害羞和对羞感的表达”（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P165）     是啊，羞耻是人类精神价值取向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即使有了虚伪、有了丑恶，但只要还有羞耻，那么这个人、这个民族就还有救。     尽管我们前面罗列出的丑恶字眼是那么多，但仔细看看，却没有哪一项超越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我们在生活中所看到那些痞子化、流氓化的言行，并不像杀人强奸、投毒放火那类巨大罪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也不会像贪污、腐败那样招人切齿痛恨。但正因为如此，它才可能肆无忌惮地招摇过市而没有人喊打，才可能悄然地破坏我们民族的心灵秩序而无人阻挡，才可能吞噬我们的民族生机而无人警觉……      对民族精神痞子化、流氓化趋势，确实到了非关注不可的时候了；如果面对这个动荡不安、残缺不全的心灵秩序而无动于衷，那么，无论我们的社会有多么安定，无论我们的高经济增长能持续多久，中华民族也不可能顶天立地地站到世界的前列。     最近一两个世纪，中国人经历过无数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和考验，但没有哪一次的形势像今天这样严峻——我们面对的是失魂落魄的自己。     一个失魂落魄的民族，如何可能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我们必须有勇气高声召唤那丢失的灵魂，必须有耐心修补缺损严重的民族心理。这关系到我们民族精神是昂扬、还是沉沦，是生存、还是毁灭。     无论以前我们在与历史的搏斗中输过多少次，这一次是输不起的……     从这个意义讲，我们正处在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           之三：知识分子下海          新时期富人阶层的诞生，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最大；因此，在谈论中国知识分子之前，我们有必要再次将视线投向这些富人，追问一下这个新兴的财富阶层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成份构成？以及它的出现是如何让中国的精神坐标出现拐点的？          从体制外的游民中诞生的第一代富人          富人出现在80年代中期。他们填补了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空白，对当时的一两代人来说，富人是一个身份暧昧的新生事物。     最早的有钱人出现在80年代初期，但一直到80年代末期，国内才有人开始关注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并非常具有远见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没有文化的中国人有了钱以后会怎么样？这种人多了，中国又会怎样？     第一代的富人中的确很多是没文化的游民。     改革之初，最先富起来的是一些倒卖紧俏消费品的人和“傻子瓜子”那样的小商贩。这些没有单位的个体户，在短缺经济的中国轻而易举地发家致富了。但在开始，尽管他们中有人挣到了几万、几十万，但由于得不到国家的庇护和认可，他们始终是游离在体制外的游民。     90年代初，正是为了对新时期第一代富翁的关注，笔者曾经将一部纪实性很强的作品改编出来，拍摄成电视剧。     主人公是中国一个大城市的首富，一位靠倒卖火车票、开火锅店起家的残疾人。这位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富豪，是新时期第一代富豪的典型——     这位第一代富豪原始积累时期的形象是肮脏的，卑贱的：他蓬头垢面、拄着缠着破布的拐杖，将先天的不幸反其道用之：他“依残卖残”，霸住售票窗口倒卖车票；挣得一点本钱后，他开了个火锅店，开始了他的创业阶段。     创业时期的他一改初期的粗野、霸道，他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地应付各种刁难、敲诈……     曾经有顾客找茬，将死苍蝇丢进火锅里，并把卫生防疫站的人找来了。他向开罚单的公务员点头哈腰，然后将火锅里捞出来的死苍蝇放在手心里，仔细地看过后，对检疫员说：“哪里是什么死苍蝇，是油渣炸糊了！”说完，他将死苍蝇丢进自己嘴里，细细地咀嚼，同时笑眯眯地望着疫检员……     这种原始积累时期的创业气慨使他成了这个城市的火锅大王，并比一般人早一步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来，他占据了这个城市时装批发市场的半壁江山而成为这个城市的首富。     和当时许多出身低微的富人一样，这位富翁并没有因为有了财富而获得社会地位，可以说是富而不贵。他因此而自卑、苦恼。他常常叹息自己除了钱什么也没有，常常为了得到身份和资格而挥洒财富——     他捐巨资给这个城市的球迷协会，并当上了会长。他是瘸子，当然不可能真心爱上足球；他要的是资格；     他取了这个城市的“第一美女”为妻。他不仅身体残废，还因小时候患腮腺炎而永远失去了性功能；所以他要的不是美女，而是自以为当了第一美女的丈夫就有了第一男人的资格；美女是国家干部，他坚决反对妻子辞职在家享福，不是舍不得那点儿工资，而是要享受个体户“取国家作老婆”的心理满足。     当然，他的婚姻是一个悲剧，财富最终没有给这位瘸腿富翁带来幸福和人生价值；他的人生依然是残缺的。     在开放搞活的前几年，许多第一代富人都和这位瘸子富翁一样，属于二等公民——     那时，最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常常唉声叹气地发出“除了钱，我什么都没有”的低调；     那时，这些富人的财富并没有让国人心慌意乱；     那时，大多数中国人还能在政府、机关、学校、工厂里安安心心地端着铁饭碗、拿低工资，安安心心地尽自己的本分……     那时，最先富起来的“万元户”还没有飞扬跋扈的霸气；相反，任何一个在体制内端铁饭碗的人都可以藐视他们，可以因为自己是国家的雇员而在他们面前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感；     那时，这些“第一代富翁”并没有进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因而他们的财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没有对中国人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傍在权力身边的第二代富翁          第一代富人很快就或是被淘汰、或是过渡到第二代富翁。     完成这个过渡的不是财富，而是一个“官”字。     80年代后期，“官商”、“官倒”的词语开始在民间出现。在此之前，进入服务行业，或倒卖紧俏商品的人多是孤军奋战的个体户，所以他们是“私商”、“私倒”。     随着“搞活”的政策力度加大，价格双轨制从消费品市场扩大到生产资料市场，于是“官商”、“官倒”应运而生——因为生产资料大多集中在“中央企业”手里，它们的掌门人都是官、而且是厅局级、甚至省部级的官员；第一代富人要把生意做大就必须走进官员的领域，并与他们联手共同致富。     不过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的“官商”、“官倒”，既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名正言顺，基本上是偷偷摸摸、小打小闹，属于“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当时，所谓“官商”，不过是官与商联手；所谓“官倒”，也只是官在暗中给倒卖者一些优惠方便，从而为自己捞到一些好处；公正地说，此时官们得到的财富不多，因此还没有力量将他们从体制内分离出来。他们的主业还是官。     由于有了更多的钱，也由于经常出入官场和经常与官员交往，第二代富翁不再被制度歧视；相反，他们开始成为各级政府的座上宾，开始可以与政府官员联手做公开、或半公开的买卖了；     后来，他们可以进入到体制内当人民代表、当政协委员，可以跟政府官员称兄道弟了；     再后来，是许多政府官员，或政府官员的属下、智囊、三亲六故，也“下海”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之中了……     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结构调整——政府官员、或政府官员的亲友的加入，一下就使新时期的富豪增添了质量极高的新鲜血液……     有了官员或官员亲友的加入，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官商。     不过这种亦官亦商的过渡时期很短，在政府精简机构、留职停薪的号召和鼓励下，“官商”很快就冠冕堂皇地完成了从官到商的身份转换。     这一次的转换完成得非常迅速，很少有人看清它的具体过程；因此我们很难像前一节描写那个瘸子富豪发家过程那样，把这些人的致富过程清晰地、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一切都是迅速地在幕后完成的；而且，如果不投入国家的调查，很可能那许多第一桶金的挖掘，将永远是个秘密……     总之，有了这些人的加入，真正意义的富豪才算正式诞生了！     由“私商”、“私倒”构成的第一代富翁，终于被主要由“官商”、“官倒”组成的第二代富豪挤出市场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像他们的代表人物、那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的“傻子瓜子”年广九，尽管他多次成为媒体的焦点，几经风雨、几度沉浮、几次东山再起，尽管他的事迹甚至引起了***的关注并在“邓选”里留下了年广九的名字，他最终还是没能超越历史的局限，没能跨越到第二代富豪的行列。          钱给国知识分子搭建了一个巨大的舞台          由官商、官倒构成的第二代富豪的诞生，使最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不仅可以因为钱而扬眉吐气，还开始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就常常有了他们的声音和身影。     他们终于可以傲视还没有富起来的中国人，让曾经看不起他们的人从鄙视到羡慕，从羡慕到心慌意乱……     另一方面，尽管第二代富豪的财富大多与权力沾边；在他们这里，权钱的勾结还只是停留在表层，基本上属于投机倒卖、行贿受贿、小偷小摸之类（从数亿资产的国有企业搞个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只能算小偷小摸），第二代富豪虽然已有不少知识分子出身，但他们基本是带着官场的烙印走进商海的，他们有的只是政治资源，精通的只是暗箱操作，幕后交易。他们并不是靠市场经济致富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市场经济知识和实践，更不懂金融资本的运作。     中国要产生出靠市场经济起家的亿万富翁还有待时日，还有待一批懂得经济、金融，并能公开、合法地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完美结合起来精英分子；毫无疑问，这类人只能从知识分子群体中脱颖而出！     全中国的财富欲望已经鼓动起来，对财富的追逐从偷偷摸摸到肆无忌惮、再到政府的公开鼓励，钱已经给中国知识分子搭建了一个巨大舞台，只等着他们出山了……     价值天平的失衡，将知识分子抛弃到社会边沿！     先说知识分子下海前的生存环境。     知识分子本是道义的担待者，是社会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的榜样。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在社会生活中起表率作用，是因为这个群体是产生社会精英的温床——学问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医生、律师、记者，我们谓之为主流社会的上层人士，无不是从这个群体脱颖而出。这些人的学识思想、道德操守、文化教养，以及高雅的言谈举止，文明的生活习性，自然而然地就成为社会精神架构中最为关键的部件。     然而，文明的生活习性和较高道德文化修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所以说，知识分子的优雅体面和榜样作用，是因为他们能依靠文化道德去获取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在这里，知识分子被尊重不仅是道义上的口号，而是较高水准的生存状态。     遗憾的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并不垂青学识和道德，它青睐投机取巧、胆大妄为，它趋炎附势、无视原则。与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的流氓法则一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信奉权力——谁的后台权势大，谁就可以发财；后来，它又信奉金钱——谁的钱多，谁就开以充老大、当成功人士，就可以无法无天、“赢家通吃”，就可以当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成为社会典范，就可以上报纸、上电视台向还没有富起来的中国人传授成功之道，指点他们如何生活和做人……     总之，这些成功人士终于有了钱、有了权、有了荣誉、有了社会地位、有了颐指气使的底气和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强大影响力……十多年前，他们感叹的“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终于颠倒过来——除了道德操守，他们现在什么都有了！     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社会信号：没有道德操守照样可以得到一切；更危险的是，坚守本分和道德操守的人却一无所有！     于是就有了“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不平和牢骚；     于是就有了最没有人格的人在管人，最没有卫生习惯的人在做食品餐饮，最没有文化的人在做文化艺术的怪现象；     于是就有了来自全中国的哀叹：下流的人过着上等生活，而有学识道德的上等人却处于社会的边缘或生活的底层……     于是，还没有富起来的中国人开始沉不住气了，他们心慌意乱地喊起来——“我的那一份到哪儿去了！”     继官员下海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下海了！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让人心慌意乱的时代，一个让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滴溜溜地盯住财富的时代，一个让每个人都做起了发财梦的时代……     然而，心慌意乱地喊叫也好，梦想着发财也好，大都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真正能在行动上作出反应的，是知识分子。     谁说中国知识分子崇尚清谈，寡于行动？     看到一些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人聚敛了大量财富、肆意挥霍：买房子、买车子、买别墅、包二奶……住在筒子楼里的知识分子，被他们不可一世的奢靡深深地刺痛了；后来，当核心价值的天平从“尊重知识”整个倾斜到“尊重金钱”时，知识分子终于无法保持“安贫乐道”的儒雅风度了。     80年代的最后几年，骚动不安的知识分子，终于有勇气放弃人事档案，放弃国家的庇护而掀起了一股被形容为“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流动潮。     这股追逐财富的浪潮，不是去从事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而是从双轨制中发现和抓住发财机遇：     ——在政府官员那里弄到“批文”，打通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关系，从而获得土地和紧俏资源；     ——与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企业联手做一些说不清是公还是私的交易，从而迅速将国有资产转移出来；     ——利用政策的宽松和漏洞，帮助海外资本以最有利的条件进入中国市场……     具有这些能力的人，当然是具有经济、金融、商贸、外语、法律等专业能力的知识分子，或是有相当官方背景的知识分子。因此这些人一下海就如鱼得水，成为第二代富翁的高参、高管；而一旦熟悉了那些土老财的致富勾当，他们很快就自立门户，自己下手了！而且靠着他们的知识和敏捷，很快就超越了他们的引路人，成为弄潮商海的佼佼者。     晚一步下海的是那些基础学科或冷门专业的知识分子。他们受市场经济的诱惑，耐不住清贫和寂寞，决心放下铁饭碗铤而走险。相比之下，他们的财富奋斗要艰难一些，成功率也低于前者。但他们的人数更多，而且正是有了他们的加入，才把知识分子向体制外的流动推向高潮。          海南淘金是这个高潮的点睛之笔          90年代初期，数十万人闯荡海南的狂潮中，知识分子是主流。他们告别了讲台，告别了安身立命的书斋，带着很少的资金和很大的决心，很少的经验和很大的野心，混迹在开发商、投机家、游民、流氓、无赖之中，要在那块美丽的岛屿上完成他们的前辈从来没有过的壮举——挖到第一桶金！     那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带有悲怆意味的大撤退、大逃亡。     当这些刚刚从校园、从办公室、从科研机关撤离出来的知识分子，面对着无数次机遇和欺诈，无数次诱惑和陷阱，经历了一次次怦然心动的狂喜、一次次张皇失措的茫然、一次次绝望的哭泣和成功的泪水之后，当他们最后撤离那个被“无法无天的市场经济”搞得千疮百孔的海南岛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变成了拥有百万、或千万资产的老板、富翁了……     90年代的海南，并不是知识分子在商战中的唯一战场，它只是当代知识分子下海生涯的一个缩影，是这场前所未有的战争的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事实上，90年代早期的中国，哪儿有“开放、搞活”的机会，那儿就成为知识分子进行这场陌生战争的主战场……           之四：知识分子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的三大战役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下海起始，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经历了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地位都发生了裂变式的蜕变。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未经历过的战争——          第一个战役——搞批文          千方百计地找到官方关系，搞到紧俏商品的“批文”，从钢材到彩电，从石油到汽车，从化肥到面粉，从“平价外汇”到进出口配额……然后将货物的计划经济价格转化为市场经济价格。于是，不出一个月，一个穷书生就有了第一桶金；     还有更简单的——他们不用找关系，不用去行贿，他们自己就是关系，只是父辈的一封信、一个电话，“批文”就到手了。然后不需本钱，不需时间，直接把数万吨钢材、或数万台彩电、或涉及亿万元进出口指标的“批件”卖了，转眼功夫，一个刚刚走出校门、或是刚刚走出国家机关的高干子弟就变成了百万富翁；而在此之前，发家致富的标准是进入“万元户”的行列；     还有更大的——他们挖到的不是一桶金，而是一座金山。他们同样是靠“批文”发家致富的，不同的是，他们要批的不是某家大中企业的紧俏商品，而是属于国家专有的土地。这个买卖更大，也更直接；只要打通国家的各级代理人，马上就可以拿到成片的土地。有了土地，就可以向银行贷款——因为银行也是国家的，既然可以打通管土地的国家代理人，当然也能打通管银行的国家代理人；或是直截了当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而开发商也是拿着土地批文去找银行，用银行的钱来开发。这样，一夜之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     对这些人来说，时至今日，土地和银行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他们挖走了金山，轻而易举，无声无息……     一切都是悄然无声地在幕后完成的，谁也没有看到他们是如何为财富而战的；这些战胜者留下的痕迹只是银行里的烂账，和曾经是海南岛一道景观的烂尾楼……     可以这么说，这些90年代的财富精英有多少财富，中国的银行里就有多少烂账、中国的大地上就有多少烂尾楼！     烂尾楼多了，地皮就不那么好卖了。当时，他们不具备远见，不能预测到另一次房地产开发热的到来只不过七八年的时间，所以他们立即从那些烂账、烂尾楼中抽身出来，转移到另一个战场……          第二个战役——盘活国有资产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空手套白狼”之战。     如果说“批文”之战，让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那么“盘活国有资产”一仗，则让他们中的许多人当上了总经理、董事长。     毕竟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懂得要完成这次的角色转换，必须有一定的文化资格。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年工商管理专业特别吃香的原因之一。那几年，读MBA不仅是时髦，而且是想打入实业界的知识分子下大本钱去做的一件实事——三四十万的学费，就是砸锅卖铁他们也咬着牙投了进去。因为他们深深懂得，这场战役需要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精于经济学上的复杂运算和官场复杂人际关系的巧妙梳理。在这个战场，只有他们知识分子出身、又深谙官场路数的人，才有一展身手的本领。     就凭这样的认识，就将他们与那些只知行贿、倒买倒卖的土财主区别开来。     面对这个千载一时的机遇，一些经济、管理，或不是经济、管理专业但正在读MBA的知识分子如鱼得水，如醉如痴。他们穿梭般地从资本雄厚的沿海地区飞到内地，又从国有资源丰富的内地飞到沿海；这边有资本，那边有权力——权和钱，这是我们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最具诱惑力的两样东西；谁如果能将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谁就能成为当代英雄。     毫无疑问，这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是当代英雄。他们只用几个小小的回合，就将数千万、或数亿的国有资产改换了姓氏。然后，他们在资本这边拿到了提成、或分到股份，或者，干脆就在那刚刚改了姓氏的企业里当上了总经理或董事长；而在权力那边，他们成了盘活国有资产的功臣，成了一些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的救命恩人。至于那些企业名义上的主人翁，那些在国有企业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老职工（年轻职工倒是留下了，因为还有被榨取的价值），却被他们以每年几百元的代价买断工龄，让这些一辈子只拿生活费而为国家积累了雄厚国有资产的老职工去自谋生路……     一次学界聚会，当谈及这些改制后的国有企业老职工的命运时，一位知识精英很不以为然地说，“必须有人为资本的积累付出代价！”     在这一类精英看来，资本积累是中国改革的必经之路，是他们寄予厚望的中产阶级的立身之本，因此让老百姓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资本运作、产权交易，已成为前些年下海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完成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也成为还没有下海的知识分子取悦权贵的八字真经。这个手段运用得如此广泛，以至几年后的今天，这个词汇已经和“人贩子”的丑恶勾当联系在一起了——     笔者就见过一些资本运作、产权交易高手，他们不花一分钱，就将一些实际上没有资不抵债、但将其审计成资不抵债的国企收归民营……之后，或通过地方政府出面，以“维护本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国有企业的形象”为由，让债权银行减免债务；或卖机器、出租厂房、变卖地皮，把这个无本生意就做得有滋有味，只赚不赔。     后来这种资本运作向更高级的MBO（管理层收购）发展，他们不仅盯住破产的、或效益不好的企业，还敢于向效益好的国有企业的下手，把这种空手套白狼的买卖做得更加轰轰烈烈了、震撼人心……     由于这样的事还在发生，它的后果正在慢慢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将在后边用专门的章节来谈。     如果上述两招不灵，那就转向社会，向社会融资——中国人不是富起来了吗？老百姓放在银行里的七八万亿存款是多大的一座金山呵！     于是就有了下海知识分子施展拳脚的第三个战场——股市。          第三战役——杀入股市          股市是这些当代英雄开辟出来的第三个战场。     企业有了，总经理、董事长的头衔也有了，但要让其赚钱为自己创造财富谈何容易？尽管他们有学历，有花了好几十万才弄到手的MBA学位，但他们这些年练就的本领只是对人——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地揣摩、协调和打通关系，而不是对物资的生产和销售。他们不懂产品和市场的开发，也不感兴趣。这些都是要耗费时间、耗费资金的（有时一个品牌的确立和市场占有需要一两代是的时间，这在快速致富的中国怎么可能有吸引力？！）他们没有这种耐心，更不愿花太多的本钱。他们已经习惯于一夜暴富、习惯于无本生意。     于是，中国股市就成为这些当代英雄从90年代开始直至今天施展雄才大略的巨大舞台。     就像唱片公司在推出歌星之前，首先要对歌星进行包装一样，他们将重组来的效益极差的企业进行包装和炒作，以获得上市资格：     ——编造后起死回生的神话；     ——编造立即从传统产品转入新经济的神话；     ——炒作新经济时代的创新概念；     ——炒作人才和先进管理模式是成功之本的概念；而他们正是人才和先进管理模式的化身，所以他们的进入，就意味着成功……     按说，能获准证监会的上市批准，应该是高增长企业，而他们以零收购得来的企业一般来说效益不太好（效益好的企业无需他们去“盘活”），但股市卖的是未来的成长性，而非眼前的增长率。而作未来预期、概念炒作又是这类知识分子出身的当代英雄的拿手好戏，再加上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去说服和争取证监会，也有足够的关系发动舆论攻势影响证监会。前些年，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工作处的副处长王小石被捕。其被捕原因是，通过向拟上市的企业“出售”证监会发审委委员名单，而获取暴利。     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工作处属于证券发行监管部，在证监会中主要负责企业上市申请和审核工作。共有25名委员，其中北京大学也占有名额（应该是经济学家吧！）为获准上市，这些被出售的名单中的委员们无疑就成了那些急于上市的公司不惜血本搞“公关”的对象。     一旦他们的公关成功，马上就可以拿到数十亿、数百亿资金。可以想象，为这样的买卖不惜血本，会是个什么样的数字？     因此，这些当代英雄不仅自己通过股市成为亿万富翁，他们一路过关斩将，还捎带让那些当委员的经济学家或他们的家属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     如果，包装上市的路走不通，他们可以找一个效益较差的小盘股，“买壳上市”；当然，所谓“买”，依然是那类“无本买卖”的“买”。重组也好，收购也好，他们很少实际出资的。他们或是向银行短期拆借资金完成一个大公司的注册，然后以大老板的身份进行收购、兼并，或是通过地方政府帮助减免债务的方式重组某个上市公司……     青海省一家百货零售业的上市公司被资本运作的过程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这家业绩平平的上市百货公司被深圳一家公司重组。当时，正赶上网络经济的崛起，华尔街以科技股为指标的纳斯达克指数已经突破了5000点大关，只要沾上科技两字，企业就能身价大涨。     重组后，这家百货零售企业换了个时髦的数码网络类之类的名字；并在在运作过程中，让媒体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操作这次重组的人是北大经济系出来的高才生。此举在客观上增大了此次资本运作的权威性，于是股民趋之若鹜，仅仅用了20几个交易日，就将这只股票就从3元多拉升到32元。当然，股民最后被深深套牢：没多久，这只股票又从最高的34元跌落到十几元；三年后，这只所谓的高科技股跌落到5元多，一年的每股收益也只有几分钱。     股市成了这些当代英雄又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搞虚假年报，开空头支票；配股圈钱，卖虚假未来；作恶庄、操盘，拉抬股价……     对他们，这是些驾轻就熟的小动作；对股民，则是灭顶之灾！     这些年，许多股票上市前被吹得天花乱坠，可刚一上市，第一次报表就出现亏损；这些坑害股民的恶性事件涉及金额之大，坑害股民之多，坑骗手段之恶劣，胆大妄为程度之深，是任何领域的犯罪都不可比拟的。     查一查这类犯罪，肯定有知识分子出身的策划高手在后面运作。真是哪里有这类知识分子出身的策划高手，那里就有权钱交易的猫腻、就有对国家或百姓财产实施明抢暗夺的犯罪勾当。     中国七八千万中小股民，大多投入的是辛辛苦苦一辈子的积蓄，还有的是下岗后挣的一点血汗钱；甚至，还有买断工龄的活命钱、养老钱……这些钱投到这几年的股市里，大多是只赔不赚——有的损失过半，有的血本无归……     中国股市从2007年10月的6100多点，跌到2008年的1600多点；再从2009年8月的3400多点，跌到2010年7月的2300多点，每次动荡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都会缩水数万亿人民币人民币。这个数字意味着数千万个中国家庭在股市中被这些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合谋剥夺一空！因此，当中国牛逼哄哄地宣称，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增长世界第一时，2010年的中国股市，是世界股票市场中唯一全年负增长的国家!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三大战役，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富豪阶层在中国诞生，并强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坐标……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人格底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880.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赵启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赵启强：“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 赵启强：匈牙利事件50周年祭——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 相同主题阅读 赵启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吕则征：胡耀邦的知识分子情结 杜君立：“公知”只是一个传说 资中筠：建国后百年的文化革新如何被“改造”成颂圣文化 冰心：无士则如何 木然：苏联知识分子的心灵与失灵 田三木：温柔的扒掉知识分子的皮 程映虹：越南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追寻和当代使命 蔡朝阳 梁卫星：中小学教师可能是知识分子吗？ 郑永年：知识分子的权力从何而来？ 戴建业：在兼善与独善之外 戴建业：我们为什么没有脊梁？ 李竞恒：毛泽东与中国底层知识分子传统的现代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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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香港 , 香港数码广播电台 , 编辑自主 , 郑经翰 , 民粹主义 , 陈景辉 文：陈景辉 明报编按：自去年6月， 香港数码广播电台邀请了一班80后青年开咪， 引起媒体关注。早前，传媒报道核心主持和节目监制双双辞职， 有说大班两度phone-in干预编辑自主、主持手法不够激烈，也有所谓风格上的未能磨合。到底是因为不同世代对公共广播理解迥异，还是另有原因，网上各讨论区都有不同版本。本版邀请了当事人陈景辉交代来龙去脉。 （※郑经翰，人称“郑大班”，现任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主席，曾担任电台主播，主持政论节目《风波里的茶杯》，亦曾任出版公司创办人。） 因为一次与泛民主派议员的电话访问，我决定离开香港数码广播电台。 事缘郑大班在本人主持的节目《80后，今晚起义》中的两通电话。4 月20日晚上的节目中，身兼听众、编辑兼老板的郑大班两度来电，批评 我们一众主持人没有炮轰之前电话访问中的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嫌我们“咁温驯、好似建制派、不够火气、要激啲”！ 坦白说，我是受宠若惊的，然而事前并无打算要与大班在节目中公开讨论节目的风格问题，那晚节目的原初设定和思路铺排因此都给打乱。 大班说意气话之后 事件过后，我和监制蔡嘉仪决定请辞，理由有二。一来，监制和作为核心主持人的我，未能好好把关，坚拒不接大班来电，坚持编辑自主。那晚我们第二次接到大班的来电，我们拒绝在话题已转的情况下再次接入，身为老板的他愤然说道“若不接入，我便立刻停止这个节目”；我深信这只是他火遮眼说的意气话，但无论如何，这番话不能接受，我相信这是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的最基本的底线。 二来，在这般情况之下，我们再无法完整呈现自己所相信的节目声音和风格，因此唯有离开。 与其说大班是我老板，倒不如说他是一位我相当敬重的主持人。出于赏识，他曾经说我这个“电台素人”可以成为“青年大班”。但半年来，晚晚开咪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除了发现自己没有成为“青年大班”的能耐之余，我更希望走的是另一条路。在今天香港的言论环境中，主流媒体要不是已被河蟹，就是以持平之名实行河蟹，例如吴志森的被封咪。事实上， 从“CCTVB”的衰败到亚视一天重播节目四次的“广播奇观”，已使新一代对主流媒体已不抱期望。然而，网络媒体又不见得是出路。那里充斥“闹爆”的达人，不断鼓吹一种庸俗的敌对性，并与个别激进民主派系的利益直接挂钩，违背言论自由精神。 结果，主流显得死气沉沉，而网络则是草木皆兵。然而，这是一次好经历。我们因“没有炮轰何秀兰”而被炮轰，足可说明香港媒体之病入膏肓，但也再次验证了，我在数码港难产了的媒体路线多么具有时代的迫切性。 于这一愈来愈激的政治化香港，许多人仿佛失聪，立场先行，分析次之。泛民在“网络23 条”（《2011 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下称“条例草案”）一役引发的骂战是完美示范。 何秀兰言谈被扭曲之后 当晚节目，何议员已公开表明，在二读、三读的程序中，她会就整个“条例草案”投下反对票，但在局部的修订上，那些好的条文，她则会投支持票（譬如提高刑责门槛的部分），以缓减“条例草案”一旦通过后的杀伤力。但许多人还是听不明白，一听见她支持“局部修订”，就以为是支持整个“条例草案”。更糟的是，连电视台记者也搞不清楚。在4 月26 日的电视新闻中，记者简单地将她报道成“支持政府修订”，网民立即声讨，弄得何议员又要急急公开澄清。 另一方面，大家在批评泛民时没有分辨中间的大不同，如陈淑庄、汤家骅和何秀兰已经是三个不同的取态，这方面我不赘了。 那大班为何要我炮轰她呢？他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反对就得彻底反对。 但我判断这只是民主运动的战略问题，私下来说，我跟大班立场完全没有两样；然而在一个公共平台上，我希望自己的节目能容纳社会中最广泛的进步力量，让听众有能力分辨他们时而重迭、时而分歧的声音。从踏入数码港的第一天起，我给自己订下的目标根本不是“激”，而是像搞“反高铁运动”一样，连结任何可以连结起来的进步力量。我相信，真正的激进并非不断四面树敌，而是壮大公民社会本身。我要闹爆的是真敌人，而非稻草人。 如果今次有所谓干预，那原因并非我们不够“激”，更非什么水平问题，而是在激进派的媒体想象里头，穷得只剩下“闹爆”，根本不存在重构公民社会的议程。在直播室，主播就是王，可以凌驾社会，这种名嘴逻辑又暗合了网台的闹爆生态。 遇上民粹主义 我想谈谈自己。 记得10年前，前辈嘱咐我们谨记，公共评论最重要的是极大化对手论点中的强处，而非找个最廉价的破绽放大。上大学的理论课时，教授也常常提醒得“向敌人学习”，不准思想懒惰，于稻草人前耀武扬威。从前以为，这只是做学问者的个人修养。但今时今日，我更觉得那是公共生活的伦理。 一来，在捕风捉影之下，我们放走了真正敌人。其次，如果公共对话只剩下“闹爆”，那么，社会合作，以及从对话中孕育最佳答案的公共媒体哲学ABC，又如何谈起呢？今时今日，由文化界而政坛而社运圈而学院，都背上了骂名。学者被称作云端上的学者，左翼被称作左胶，泛民被称作饭民，意见不同是投共，讲道德是乡愿（德之贼），不一而足，一街都是敌人。 正在此处，我们遭遇到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附带着强烈的反精英心理。煽动者“直接”鼓动人民，乐此不疲地贬斥他们口中腐败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精英阶层，最后结论是，旧有力量不再“反映”人民利益，没有回应他们的焦虑和恐惧。但民粹和“民主”有重要的分别，因为后者预设了的较为复杂的公共生活想象，例如公民之间的平等尊重、互相制衡、公共审议的理性，以及最为重要的：既冲突又合作的共同生活预备。今日香港之所以烽烟处处，声声闹爆，烧着的未必是敌人，更可能是你我的公民社会。 最后，虽然我和大班有路线分歧，而我不是他心目中“闹爆型”的主持人，也帮不了DBC，辜负前辈的培育和期许；然而，大班仍是我敬重的主持人，仗义执言，只是我们的风格有所不同罢了。之后，我将于网上重启评论节目，一个没有老板存在的评论节目。多谢郑大班的提携和赏识、感激听众们的支持和鼓励，江湖再见！ （刊于2012年4月30日《明报》副刊，明报编辑标题：《原来我不是青年大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