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评论

（2011年5月11日） 一 北京读者可以在昨天早晨看到醉驾获刑第一人双手背在脑后，在《新京报》上发誓“下辈子也不喝了”，下午又会在《北京晚报》上发现，另有一人昨晚连撞三车被刑拘。而且这个上午写下悔过书的司机是个“明星名人”——高晓松。 作为一份本不以“视觉冲击力”见长的报纸，《北京晚报》把高晓松三个字推向了头版头条粗黑体。其内版刊出证明其“超标两倍”的酒精检验报告，引述交警描述称，前晚10时许，这位音乐人驾驶越野车在东直门外与前方三辆轿车相撞。在刊出高晓松那段“对不起，永不酒驾”的悔过书内容时，这份北京畅销的报纸称：“上午，在东城交通支队事故科，高晓松躲在屋里，死活不见记者。” 与《北京晚报》硬拼下午市场的《法制晚报》则表现得更兴奋。其摄影记者的确有资格兴奋，因为他们拍到了现场照片。画面中，高晓松走下肇事车辆，被警方带走。这家以社会新闻见长的京城新兴报纸，用整个“最后消息”版描述高晓松是如何“站不稳”、“被扶上警车”的，最大的一张肖像正是他坐在警车栅栏后昏黄的灯光中。 央视和新华社的报道昨日午时均已到来，商业门户已经为这桩醉驾事故建立专题。根据腾讯网易引用的好友转述，“高晓松反倒觉得这是件好事，因为可以借此沉淀一下。他说需要平静下内心。”搜狐再度展现其在娱乐报道领域的投入，傍晚以新闻首页二条位置推荐中新社稿件称，“略显疲态”的高晓松向外界鞠躬致歉，他“或将被判处一至六个月的拘役”。新浪微博上，流传着由他担任评委的东方卫视选秀节目临时换人消息。 醉驾先驱，且为名人，还持美国护照，巨大的新闻价值，也反映在了今晨出街的各地都市报上。平时出现在娱乐版的高晓松照片来到了要闻版，甚至直接跳上头版。山东《生活日报》头版四个大字加感叹号：“真丢人啊！”；宁夏《新消息报》是“这次玩大了”；《东莞时报》不仅把那酒后踉跄的脚步放满封面，更借用其成名曲调侃一句“酒桌的你”；《东方早报》感伤情怀，《是错误的夜晚，但不掩盖他为我们撰写的最美的青春纪念》；《新京报》在版面上放上一幅表现四车连撞的示意图，称高晓松面对记者提问，共说了12次对不起，而有其粉丝致电警方求情，“喝酒也不是什么大事”。 事发之后，对高晓松的指责中有一重要背景，即他早前评点药家鑫案时曾问“漠视生命的人会爱音乐吗”，于是便有人“还治其人之身”。除“醉驾触刑为公众人物敲响警钟”（刊《齐鲁晚报》）、“名人常人须一起过关”（刊《华商报》）之类的标题之外，多有评论者联系前情，加以指责。《新京报》把这句名言直接做成了标题。《青年时报》评论标题说的更明白，《高晓松离药家鑫有多远》：“当20多天前高晓松咄咄逼人、厉声说出这质问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这一质问最后会调转头来，指向了自己……一个人‘漠视生命’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自我判断、自我约束的理性，高晓松醉驾如此，药家鑫杀人也是如此，都跟是否‘漠视生命’没有关系。”《天府早报》7版头条评论用“乌鸦站在猪身上，就看见别人黑了”来形容这个恃才傲物的音乐才子：“他总是把话说得很满、很重，不给自己留后路，仿佛笃定自己总是站在正确和正义的一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我一直认为“善心与善行”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善心既非善行的充分条件，也非善行的必要条件。因为善行是事后去看，事先你无法穷尽未来所有的不确定性，所以不可能在事先就认定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好事。何况好心办坏事的例子也是“罄竹难书”的。 因此聚焦在慈善动机上的争议，除了浪费社会资源之外，并不会对公益慈善事业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实际上，中国整个公益慈善领域的改革极其滞后，1949年之后，慈善国有化，国有企业承担了不少社会职能，使得不仅企业的效率比较低下，社会的自我空间也未能因此生长壮大。而后的国企改革剥离了社会职能，提高了效率，但被剥离的社会职能没有相应的承载空间。熊培云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重新发现社会》，正是提到这被忽视的社会里有一些自我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需要被重新尊重和使用起来。 放在这个宏观背景下，再来看陈光标最近被质疑的个案，你就不难发现，目前不少媒体质疑陈的动机，陈反过头来怀疑媒体的操守，两厢里互相比较谁的道德更高尚，这种与公益慈善完全无关的口水仗，是浪费了。 对于公益慈善行业来说，善心有助于锦上添花，但与这个行当的专业程度并不相关。我们经常听说一些动物保护组织出于善意去救助流浪狗流浪猫，这种善心值得珍视。但其行善方法却有可以商榷之处。这些给流浪猫流浪狗喂食的成本相对来说很低，但要给它们节育则需要花费高额的代价，因此很多好心人因为能力所限只做了上半段，没有意识到缺乏节育可能使得流浪猫和流浪狗的数量激增，乃至需要更多的喂食，进一步增大了喂食者的压力。好心反而陷入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导致要救助的流浪猫和流浪狗的数量不减反增，就好心的意图而言，是彻底失败了。所以公益慈善行业从不缺少善心，只是需要更加专业化的操作。 换这种角度来理解陈光标事件，就会发现陈与部分媒体相互指责动机的行为并不专业。因为公益慈善行业的不专业，所以才会出现陈这种大派现金的“高调”、“粗暴”的行善做法，也才会出现媒体纠结于动机，而不去探索如何使得陈这种不专业的行善能专业起来。 当然，对于陈光标而言，既然是好心人办好事，就应该将媒体的质疑和监督当成自己行善专业化的一个契机。而对于媒体而言，这同样是一个机会来反思是不是有比质疑动机更好的监督方式。双方如果能各自转换视角，或许可以把公益慈善事业真的往前推进。即便不能推进一大步，推进一小步也是“很大的善行”。 话说回来，这种技术上的专业化固然重要，但如果制度性的障碍没有消除，公益慈善的专业化还是无法真正实现。不妨问为什么陈光标不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将公益慈善事业与江苏黄埔集团分开来，以免媒体和公众上这个企业的网站还以为是一个公益组织？为什么企业不能通过自己设立社会责任基金来行善，而非要将钱捐给有天价饭局丑闻的官方慈善机构？为什么那些捐赠收据原本媒体可以轻易获得，现在却非要大动干戈才能从各种片言只语里抽取信息？为什么这诸多问题说了多年，却依旧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整个公益慈善行业看起来依旧是个“山寨”呢？ 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指向国家垄断和主导公益慈善行业这个体制性的障碍。如果设立私人基金会很容易，如果信息公开透明，并且有高效的监督，本就不会发生陈光标事件。而政府之所以不愿意放开公益慈善行业，除了寻租者在其中获得灰色利益外，主要还是因为一种被误导的担忧，即以为放开民间慈善，民心就会转向民间组织，威胁和谐稳定。事实上，正是改革开放为稳定保驾护航，公益慈善领域也不例外，民间组织承担社会职能恰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不妨以各种慈善领域的争议事件为开端，进一步推进慈善领域的改革开放。  

读到《人民日报》的文章《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文中说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想起1992年我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写的《辩护词》，我写道： “发表政治见解是需要法律加以保护的，这便是当代文明，然而文明之光尚未照遍地球的每个角落。所以还有人把言论看作行为，这种看法属于野蛮的范畴。不过，这种看法在中国仍有很大的市场。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先生，我是幸运儿。与我的老师、兄长和战友——王申酉烈士相比，我是幸运儿。他仅因一篇未写完的文章，未经认真的预审，更谈不上辩护，就被认定为反革命犯，遭到枪决。而我，今天却能在法庭上合法地行使我的辩护权。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为了这么一段历史距离，许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中包括王申酉烈士的鲜血。 同时，我又是不幸者。与我们的下一代相比，我是不幸者。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将可以用口头或书面的语言，自由地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并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我今天却因为用书面语言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而走到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准备承受许多年的监禁生活。这本身又是历史进步所需要的阶梯。我与许多人还必须付出代价。” 我还写到：“十八世纪的先哲伏尔泰说，‘即使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也要用生命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是很高的境界，但二十世纪有了更高的境界。” 十九年过去了，今天《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总算引用了伏尔泰的名言，承认了十八世纪的境界。但在现实中我仍然看到刘晓波因言治罪；刘贤斌又因言重判十年；艾未未被无端拘禁；曾多次坐牢的朱虞夫仅因为表示支持茉莉花行动又被逮捕；无数人因传播茉莉花的信息被失踪、被劳教、被逮捕、被判刑，我感叹中国在精神和政治领域的进步竟如此缓慢！   对官方的言论不必当真，共产党夺权之前就唱过自由、民主的高调。我关切的是几个月来面对茉莉花革命惊惶失措、草木皆兵的北京当局突然放出了“包容异质思维”的信息，这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这意味着面对绵延不断的茉莉花革命、面对上海工人的大罢工、面对几千名云集北京的上海访民，迷恋暴力维稳的僵硬派已经山穷水尽、黔驴技穷，走到了尽头。知识界文艺界，民间和党内的不同声音获得了表达的空间。此时此刻，我希望社会各界，包括党内的有识之士，抓住历史时机，充分表达异质思维，变局就在前头！希望稳定又希望改变的广大民众将和你们站在一起！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2011年5月4日） 一 《东方早报》今日头版头条引用新华社电稿：“国务院设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督促加强网络信息管理，负责审批和监管网络新闻，国新办主任王晨任主任”。 午前，门户网站开始推荐新华社答问稿，一位负责人强调：“国际上少数人不顾基本事实，搞双重标准，对中国的互联网管理说三道四，意在抹黑中国，完全是别有用心，是站不住脚的。”据称，这个将专门负责监管网络的办公室将贯彻“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 二 “精神病人”徐武的名字今天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九版和人民网头条。 在这篇《“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中，作者承认，“人们关注‘徐武事件’，既是关切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还因为它与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处……尤其在此前数位‘精神病人’都被证伪的背景下，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性质疑，确需拿出十分过硬的依据”；而后建议：“对于类似精神病的鉴定，我们应该回到医学本身，让精神病的强制收治遵循程序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高级记者”白方或许会后悔自己低估了当今记者的技术能力。这位武钢新闻发言人的“温泉电话”录音自前晚流出后，原本似乎要悻悻而归的记者们精神抖擞，再次投入战斗。 “飞越疯人院”的故事重回凤凰网新闻首页，据其转载消息，人民网昨日下午得知“温泉门”后派出记者联系白方，这位发言人称，“该事件非常复杂，媒体不应进行炒作……记者是被利用的，记者在被利用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不当手段，有很多不实的报道，编造了诸多事实，设了很多圈套，采取了一些卑劣的手段。” 武钢等来的不只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还等来了一些借由此机将目光重新投向“疯人院”的媒体，而这当中最特殊的可能要算《羊城晚报》。 作为《新快报》的母报，这份广州老牌晚报在昨日午后出刊的“网事”版头条上书“温泉没泡好，怪罪女记者？”但在整篇报道中，始终以“广东某报”指代《新快报》。 《第一财经日报》今天也冲了进来，刊出署名“江诚”的报道，在简述事件进程及白方“温泉门”引起轩然大波后，引述称，徐武父母于5月3日傍晚被带走，“武钢方面还提醒包括徐武邻居在内的知情人士不要再跟记者接触。”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思璟的微博自述，昨晚她在武汉采访“精神病”上访户时，遭遇包括警方在内的干扰，后经多方声援得到解救。于是，自“鸿忠抢笔”以来，就对湖北舆论环境愤愤不平的记者同行们，开始继续嘲笑说，4月30日“《湖北日报》们”头版刊载的李书记“重视并善于通过舆论引导推动实际工作”的指示，是多么“叶公好龙”。 三 虽然不能向读者贡献有关“飞越疯人院”、退还公务员津贴、乃至咸宁那场持续四个月的出租车罢运消息，但湖北媒体至少可以谈论一下“五道杠”。 黄艺博，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是在过去几天内和徐武齐名的新闻主角，而且，他们都来自江城，区别是，“精神病”获得声援，“五道杠”遭遇戏谑。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