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

贫困县的“帽子戏法” 文/魏英杰 经济学家许小年提到，有次他去一个贫困县讲课，一进门看到三大桌子酒席，中华烟、茅台酒伺候，他当场“都晕了”。这还不算最离谱的，近些年来有的贫困县用公款追星，还有的地方赫然名列百强县却不摘贫困县帽子，类似现象早已见诸报道，为众人所知。 贫县露富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地方真穷，但这并不妨碍官员大把花钱；二是装穷，目的在于保住贫困县所能享受的各种资金扶持和政策照顾。日前，类似这种 “富县戴穷帽”、“争当贫困县”的怪现状，再度引起了舆论关注。有专家因此建议，干脆取消划定贫困县，万事大吉。 无论这些贫困县真穷还是装穷，这都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相关扶贫开发政策存在很大弊端。这不光是因为目前贫困县名单十年未更新，不符合形势发展，更在于这种通过公权力之手配置扶贫资源的手段，本身就已埋下了隐患。 正如诸多报道所披露，部分贫困县之所以脱贫不脱帽，甚至把保住贫困县帽子当作政绩，就在于担心摘帽后各项扶贫优惠措施将随之消失，这不仅将增加地方财政压力，还等于断了地方政府的一条财路。在这背景下，地方政府当然热衷于玩“帽子戏法”，以连续保“级”成功为荣。但是，正由于扶贫措施出自公权力之手，资源配置也经由公权力之手，各种相关利益已然成为地方政府的竞逐目标，结果老百姓根本得不到多少好处。 这就好比，张三要给李四100元，但他却把钱给了王五，让王五转交。这时候，如果李四不知道张三给了多少钱，张三也没有找人问钱给了没有，难保王五会把钱拿去乱花，或者只给李四10块钱作数。可见，各方信息不对称，再加上缺乏必要监督，极易导致政策失灵。设立贫困县以进行扶贫开发的办法之所以效率不高，乃至于产生各种贪腐现象，道理也在于此。 干脆取消贫困县，这当然省心。但不妨想，国家通过转移支付来扶持落后地区，提高当地老百姓生活水平，这是理所应当的政府职责。这意味着，取消贫困县后国家还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履行这一职责。所以，贫困县取消与否倒在其次，关键在于如何转变扶贫开发机制，更有效地扶持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这问题上，可供选择的路径，一是绕开中间环节，直接补贴到户；二是加强监督，以期扶贫政策资金落实到位；三是广开渠道，建立多元扶贫济困机制。直接补贴见效虽快，却可能造成“懒人效应”。而在当前，所谓加强监督云云也很容易沦为空谈，结果是“江山依旧，本性难移”。相形之下，逐步建立和形成多元化的扶贫济困机制，方才是长久之策。 因此，面对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贫困人口帮扶现状，除必须重新审视当前扶贫的行政机制外，还应当把重心放在培育市场机制和扶持民间力量上。给贫困县一座金山，还不如在当地办一家企业。这样的话，贫困地区官员才不会将眼光死死地盯住有限的扶贫政策和资金上，而那些其实已经不贫困的地区，也才可能自觉摘下贫困县这顶并不光彩的帽子。 当贫困县不再成为公权力竞逐的利益对象，“帽子戏法”不再受地方政府追捧，眼下这些贫县露富、富县装穷的现象，想必也将失去存在的理由了吧。 2011年10月10日

淘宝应从“涨租事件”反思什么？ 文/魏英杰 10月11日晚，淘宝商城遭遇数千名卖家集体攻击，多家大卖家店铺遭遇恶意购买和差评。据悉，此举是针对淘宝商城刚出台的2012年招商续签新规。在稍早前公布的商城新规中，淘宝大幅提高了技术服务费和保证金数额，众多中小卖家对此感到难以接受。 目前，事态仍在蔓延。面对抗议，无论马云还是淘宝商城方面的态度是“绝不妥协”。淘宝这么做，应该有自己的理由。今年6月，淘宝公司分拆为淘宝网、淘宝商城、一淘网三个独立公司。其中淘宝网延续原有C2C业务，淘宝商城致力于打造B2C商务平台。淘宝商城称，政策调整的出发点在于规范商家经营行为，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但在部分卖家看来，相关政策更像是“过河拆桥”，即通过提高门槛来赶走中小卖家，而从中受益的是淘宝商城和那些大卖家。这是众多卖家集结起来攻击商城的一个重要理由。必须说，这些卖家的做法是绝对错误的。不管怎么讲，其他卖家都是无辜的，没有理由因部分卖家与淘宝商城的矛盾而遭到如此不公对待。那些恶意发起攻击行为的卖家，应当有心理准备接受相关法律的惩罚。 话说回来，淘宝商城坚持自己的政策固然有一定理由，但发生这一风波后，淘宝也应反思自己究竟哪里做错了。如果淘宝商城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初衷没错，不去反思具体操作是否存在漏洞，那么不仅会激化双方矛盾，还可能让商城变成一座“伤城”。 淘宝商城经过这次政策调整，年费由原来的6000元提高到3万元和6万元不等，涨了5倍到10倍，保证金也从1万元提高到3万、5万和15万元三档，一下子上涨5倍到15倍。这不由让人想问，政策调整幅度这么大，涉及这么多中小卖家，其理由是否足够充分？倘若必须这么做，商城在政策推出前是否与卖家进行过充分沟通，相关善后措施又是否到位？如果事前既没有充分沟通，推出后又没有耐心听取市场反馈，那么可以说，尽管淘宝商城有充分理由这么做，其具体操作也一定存在弊端。 例如，淘宝商城强调此举是为了提高商城品质，赶走假冒伪劣卖家。但这么说却存在概念混淆之处，因为实力并不完全等于品质。有些中小卖家可能实力不足，却不失为诚信卖家，而有些大卖家虽说实力强大，但也可能存在店大欺客行为。因此，规范商城卖家，提高商城形象和品质，与是否交得起足够多的年费或保证金并没有必然关系。 退一步说，提高准入门槛也许能让部分不诚信卖家知难而退，但这何尝不是“泼脏水连孩子一起倒掉”？况且，如果真有必要这么做，是不是可以根据卖家营业额来确定相关费用呢？既然商城可以根据年销售额等指标按比例返还年费，这么做恐怕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淘宝商城目前的处理方式也让人难以认同。“涨租事件”发生后，淘宝商城除表示坚持既定政策外，还声称这场攻击是一群号称“淘宝小店家”的人士在刻意操纵，淘宝曾严厉打击过的“刷钻”和“恶意差评”机构在其中也有参与，这些卖家的攻击行为是“赤裸裸的流氓暴行”。应该说，这些卖家中可能不乏淘宝商城所定义的这些人，但更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不少卖家确实是因为对相关政策感到不满和无奈，才会这么做。眼下，淘宝商城对待这些卖家的态度似乎并无区别，这无疑在抢占道德高地的同时，也漠视了部分卖家的合理诉求。 攻击其他卖家固然不足取，但淘宝商城更应反思的是，自己是否给过持合理诉求的卖家充分的表达渠道？又是谁给这些卖家攻击其他卖家的管理漏洞？可见，如果淘宝只是一味地指责这些卖家而不自我反思，这明显过于骄纵自大了。众所周知，淘宝以集结中小卖家的力量“起家”，阿里巴巴也一贯宣称要扶持中小企业。马云曾表示，谁不关注中小企业，谁就不在关注自己的未来。可如今，为什么淘宝商城却不惜走向自己的反面？ 近年来，马云在运作阿里巴巴时，经常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坚持自己的价值理念，这也许正是阿里巴巴和淘宝能做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原因。但也要看到，坚持有时候可能是对的（例如前段时间的VIE事件），但也有可能是错的。就算马云这次仍然是对的，谁又敢肯定，他的员工就一定是不折不扣地贯彻了他的意图？ 面对这么大规模的集体抗议，淘宝不能没有基本的反省意识。否则的话，淘宝真的要成为“独孤求败”了。 2011年10月13日

生态城市与环境正义 文/魏英杰 近些年，建设生态城市成了国内许多城市的发展目标。日前，天津举行一场以“低碳发展与生态城市”为主题的国际生态城市论坛，吸引了众多专家和知名企业的参加。虽说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已有不少，相关政府决策也体现了对生态的高度关注。可个人感觉，其中尚存在一些误读或偏颇之处。 生态型城市，顾名思义是指以生态的指标和规范来进行城市化建设。一提生态城市，许多人以为这是要保护自然环境，这样才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当然是没错的。不过，生态城市建设不仅涉及自然生态，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维护“人的生态”。 城市是人聚集活动的地方，城市的生态系统也就包括人与自然环境。建设生态型城市，意味着要注重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妨说，城市的生态系统中包括了人和自然这两个要素。还要看到，在城市这个生态系统中，人是居首位的。这不仅是因为人是城市的主体，还在于生态建设最终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人（包括以后的人）服务。 人本身就构成了生态的重要一环。从这个角度看，建设生态型城市首先有必要让人的活动符合生态发展要求。有论者称，城市生态化就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演进过程。这里头，社会、经济因素明显指涉人类活动，而自然生态保护也取决于人类的行为本身。所以也可以说，人是建设生态城市的第一要素。 人在生态城市建设中起了什么作用，又该如何发挥作用呢？应该说，这一方面是指人类活动要尊重社会和自然规律（也就是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指，要让城市维持一个良好稳定的运作状态。前者不用说也明白，比如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等等，都是生态型城市建设的需求。而于后者，常常为人所忽略。实际上，有效管理城市、服务民众，也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不妨想想，一个城市如果道路拥堵、空气污染严重，还能叫生态型城市吗？ 因此，建设生态型城市不仅需要个人和企业自觉参与，也要政府部门加强管理服务力度，以满足民众的生活、工作的正常需求。比如节能减排，这是因为高能耗与生态建设相背离。城市车辆激增、道路拥堵，这显然也不符合建设生态型城市的要求。可话说回来，缓解道路拥堵，光靠限购限行并不够，这还得看管理部门是否下足了工夫，满足了民众正常出行的需求。 在国外，与生态城市建设息息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环境正义”（也被称作环境公平、生态正义等等），由此还掀起了一场方兴未艾的环境正义运动。这个概念并非字面看上去那样的仅限于关注自然环境，而是更多关注人类自身的处境。 依照相关解释，所谓环境正义，一般是指所有人，不分世代、国籍、民族、种族、性别、教育、区域、地位、贫富等，都平等享有秩序、整洁及可持续性环境的自由以及免受环境破坏的危害之权利。1982年，美国瓦伦县居民举行游行，抗议政府将当地作为有毒垃圾掩埋场。这是“环境正义运动”的肇始。可见，环境正义更多关注的是“环境保护中存在着的不公平现象”，特别是涉及边缘地区和弱势人群的不公正现象。 简单讲，现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保护更多着眼于人的因素，而我们才刚刚明白要“敬畏自然”。虽说这大概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所决定的，但从中有必要借鉴一点，即建设生态型城市的主要目的应在于——尊重人与自然，维护人类生存的价值与尊严。这就是说，建设生态型城市还是要“以人为本”。如果不把人的因素放首位，生态城市建设便很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 2011年10月1日

“邵氏孤儿”缘何成为无头公案 文/魏英杰 湖南邵阳计生部门被指以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为名，将十余名婴幼儿强行抱走送入福利院，并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该事件曾被媒体以“邵氏孤儿”为题进行曝光，引发舆论极大震动。9月28日，邵阳公布相关调查结论，表示未发现买卖弃婴行为，对12名相关责任人员分别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处分。 一起轰动海内外的事件，最终却似乎成为一桩无头公案。这实在出乎意料之外，同时也让人深感无奈。从相关报道看，当地计生部门抢婴儿是事实，福利院送养“弃婴”并获取利益也是事实，可按照相关调查说法，其中并不存在买卖弃婴行为，却也是个事实。这就像一枚硬币，虽然许多人看到的是这一面，可官方翻过另一面给你看，你却又不能说那不是一枚硬币。 例如，报道所涉十余名婴儿，部分婴儿被指实为当事人亲生子女而非弃婴。这是相关报道曝光后，引起舆论震惊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调查结论称，所涉5名婴儿为当事人隐瞒血缘关系，将抚养的婴幼儿说成“弃婴”。这话意思是，这些婴儿被当成弃婴送养，责任并不在计生部门或福利院，而是家属自己的责任。 这么说有没有错？很难说相关部门这么解释是错的，可这样解释又让人感受到某种残酷。因为，包括当地官员都知道，一些婴儿出生后（包括头胎生育），其父母为逃避计生和缴纳社会抚养费，往往会隐瞒其中血缘关系。也就是说，这本来是有些人为规避政策而采取的手段，如今却成了计生部门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不必再去追问当地为何一边否认相关事实，另一边又对责任人作出处分，仅从这一点看，相关调查的说法已是迹近泼皮耍赖。 这种推卸责任的耍赖手段，还见诸其他调查结论。 例如，相关调查称：调查中没有发现买卖行为。高坪镇计生办、民政办与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没有发生经济关系。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接受外国收养人、收养组织的自愿捐赠，符合民政部《外国人在中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的规定以及国际收养惯例。 是的，这些说法也可以说都没错。但这根本没法掩饰，当地抱走这些婴儿，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收取社会抚养费——即便这不是全部原因。否则的话，人们就很难解释当地曾在计划生育督察通报中所称的“有些乡镇将社会抚养费作为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这一现象。上述说法也难以否认，在一些地方，福利院送养弃婴，就是为了赚取所谓的“捐赠”。否则同样难以解释，湖南衡阳市多家福利院何以通过收买婴幼儿来牟利的这一事实。 不完整的事实，有时候就是一种虚假。刻意强调问题的某一面，有时候就是一种掩饰。“邵氏孤儿”事件的调查结论，其实就是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的一种“事实”。从中不难认定，即便相关调查结论在逻辑上是自洽的，这也不是事件的全部真相。对于该事件，一个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应当是：这是基层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打着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旗号，肆无忌惮侵犯人权并借机牟利的事件。 这恰是相关调查不得不矢口否认事件真相的原因所在。因为在这其中，相关手段实在太恶劣，事件性质实在太严重了，倘若承认上述事实，不但会引起更大的舆论效应（包括国际舆论关注），其后果也将不是处理邵阳一地官员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只有绕开事件的真相，才能避开问题的实质，这样也才能将对事件的处理力度降低到最小。换言之，当地调查结论否认相关事实，意在避免引起更高层面的责任追究，而处分相关人员，则是为了应付公众对这一事件的高度关注。 在这种思维主导下，“邵氏孤儿”只能成为一桩无头公案。但这也意味着，那些受事件伤害的人们，只能接受现实，再也无从讨还公道。 2011年9月30日 首发经济观察网，转载请注明： http://www.eeo.com.cn/2011/0930/212821.shtml

　不可庸俗理解“读书改变命运” 　　 　　文/魏英杰 　　 　　这个标题很老套，想说的也不过是些常识。多年来，这问题不知已讨论过多少回了。让人纳闷的是，好像每回都能引发一番热烈争论，看来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相关讨论是因许多农村子弟放弃高考引起的。近日，《人民日报》刊文称：读书改变命运，正遭受现实的挑战，许多农村子弟放弃高考，而其他的向上通道也越来越窄。报道发出感慨：寒门真的再难出贵子了吗？如果没理解错的话，这反映了新一轮“读书无用论”的抬头。 　　 　　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究竟出自何人？网上有资料称，这是李嘉诚先生说的。不管这句话最早是什么意思，如今很明显的是，这里的“读书”被当成了“上学”。所谓读书改变命运，就等于“上学”改变命运，也就是“学历”改变命运。在现实中，许多人就是这么认为：上学是为了高考，高考是为了上大学，上大学是为了拿张文凭找个好工作，找到好工作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如今，考上大学也不等于能够找到工作，既然“读书”改变不了命运，不如放弃高考，早点出来闯荡社会。 　　 　　从这个角度理解，读书确实未必可以改变命运。问题是，“读书”难道就等于上学，或者说就等于上大学吗？如果“读书”在这里的意思是“获取知识”，那么这句话对不对？这样的话，“读书改变命运”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知识改变命运”。因为，上学固然也可获取知识，可获取知识的办法却不止于上学一途。然而我们看到，“读书”首先被简化成了“上学”，然后“上学”又被庸俗化理解成是为了找个好工作，所以一旦愿望落空，人们难免对这句话产生动摇。 　　 　　不仅读书（上学）未必能够改变命运，知识也一样如此。这是因为，知识更多改变的是一个人的思想境界，至于一个人的思想发生改变后，命运是否会随之发生变化，答案却是变化多端。有的人因为知识和思想的提高，因此有了更高的追求，进而有了动力去改变人生；但也有的人，空有一身本领却潦倒终生，郁郁不得志。就此而言，知识改变的是一个人的思想观念，而这只能说是改变命运的一个前提——当然，这个前提很重要。 　　 　　古人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必然。如果“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是李嘉诚说的，他本人就是一个形象的例子。李嘉诚没上过什么学，后来却成了成功人物。这本身就说明，“读书（上学）改变命运”的论调是靠不住的。话说回来，虽然李嘉诚没上过什么学，可谁又敢否认李嘉诚“不学无术”呢？类似例子还有许多。这也表明，上学未必能够改变命运，拥有知识（包括上学获取知识）却真的可以让人获得改变命运的钥匙。 　　  　　行文至此，有些人可能被绕晕了。其实这里要说的很简单，人们本来就不该相信“读书改变命运”，至少不能庸俗地理解这句话。换句话说，与其相信“读书改变命运”，不如信仰“知识改变命运”。还是培根那句名言有道理——知识就是力量。何以如此？因为上学可能让一个人更加无知，寻求知识却是一场发自灵魂深处的革命。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那些真正拥有知识的人，即便穷困潦倒，他的人生也一定过得很有意义。 　　 　　知识，其实是这么改变命运的。 　　 　　2011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