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

“最年轻县长”该被追问的不是年龄 文/魏英杰 邯郸市换届调整县级领导，未满30岁的闫宁被提升为馆陶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目前遭到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在相关报道中，这位刚满29岁的官员甚至被列为“史上最年轻县长”。 干部年轻化曾被视作改革象征，如今为何饱受质疑？可以认为，许多人质疑的并非提拔年轻干部，而是当事人背后有无权力关系背景。实际上，闫宁所受质疑与周森锋等人是一样的，这就是：在当前这种官场潜规则盛行的背景下，若非有后台或者走关系，这些年轻人何以能够获得青睐？ 所以，与其说人们质疑的是这些人年纪轻轻就手握大权，不如说人们追问的是这种权力的来源及其正当性。正因为人们无从获知这些官员的详细任职情况，更无从了解其施政理念和政绩，因此当这些人因年龄因素进入公众视野，舆论难免对其进行聚焦与审视。以闫宁为例，他三年获四次升迁，官运不可不谓亨通，可当人们想了解其相关教育、工作背景时，却被告知“县长的简历是机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不让人们产生疑问和猜测。 从这角度看，人们对“最年轻官员”的追问，恰是出于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渴求。县长是政府工作人员，所作所为皆是为公众服务，可为何公众却不能对其有所了解？更何况，代县长尚未经过人大选举，不公开相关信息，相关机构怎么履行合法职责？又或者说，相关官员的情况只能对少数人（比如人大代表）公开。那么，这样即便能够获得投票通过，老百姓对此又该怎么看怎么想？ 有志不在年高。多少风云人物走上历史舞台时，不也正当青春年华。年纪从来不是职务高低的唯一判断标准，任职资格及其正当性才是正确的评判标准。可如果人们对相关人选的情况一无所知，又怎么去作出评价？可见，信息公开也是政府官员任职的一个必要前提。对于一个连简历都是机密的县长人选，人们当然只能往最黑最脏的地方想。就这点而言，当地越是遮掩闫宁的相关任职信息，越是会增加人们的怀疑，从而让这位年轻官员陷入舆论危机。 2011年9月21日 发于《新京报》

变味的114与缩水的公共服务 文/魏英杰 网上有事问百度，查询号码问114。“竞价排名”曾让百度身陷形象危机，而如今，不无相似的“优先报号”也让114台受到舆论质疑。上海有消费者投诉，很多知名品牌家电的维修点，打114都说查不到；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李鬼”维修点却受到热情推荐。 原来，只要缴纳费用，相关企业就可享受114台的优先推荐“增值”服务。114台沦为商业服务机构，这并非上海一地的现象。比如，在有的城市打114“号码百事通”，就可预订餐厅、客房和机票，查询到号码后，服务平台还会直接将通话转接至对方。问题是，在人们眼中，114台是不折不扣的公共服务平台，那么运营商这么做是否具有正当性？ 114台搞“优先报号”、介入商业运作，问题可能比“竞价排名”更为复杂。如果说“竞价排名”的主要毛病在于企业人为介入搜索结果、涉嫌不当得利，114台涉及的问题却不仅于此。这是因为，百度是一家互联网商业公司，而114台所属机构的性质却没那么单纯。据报道，114台在北方由中国联通经营，南方由中国电信经营，成立初衷是打造一公共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相关查询服务。这两家公司均为国有公司。国有公司能否把公共服务平台的公信力转化为商业利益，这本身就很值得怀疑。 应该说，正是114台所属机构的企业定位不清，这才造成了类似这种公共服务和商业运作混淆的状况。在现实中，人们也可看到，这些公司虽然属于国有（或国有控股），承担着相当的公共服务职责，可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的本事却一点也不小。其中问题就在于，这些企业要么过于追逐自身利益，要么刻意掩饰其所具有的公共服务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期待这些企业强化公共服务意识，只能是缘木求鱼。 像114台这样的公共服务缩水、变味现象，其实也出现在许多著名国企身上。就拿四大国有银行为例，近几年来这几家银行任意增加收费项目、动辄提高服务费用，颇受公众诟病。个中关键在于，虽然公众仍把这些银行看作公共服务机构，却不知道它们早已委身于市场化，成为高度逐利的商业机构。这种角色错位，既造成了公众的失落感，也让相关机构的运作偏离既有轨道。 114台已然蜕变，公众却仍以老眼光看待，这自然容易造成人们过于轻信相关机构，而相关机构却拿这种公众信任来博取经济利益的局面。从114台服务变味，不难看到国有公司伪市场化之后果。所以，必须界定清楚企业性质，让商业的归于商业，公共服务的归于公共服务，这样才不会让人无所适从，乃至于上当受骗。只有拆穿相关机构的变色外套，这种借公共服务名义行商业经营之实的现象才会有所减少。 2011年9月21日 发于京华时报  

豪车撞人案中的舆论心态与媒体角色 文/魏英杰 18日夜里，温州市区发生一起奔驰车撞人事故。在满街都是豪车的温州，这起事故却遭到千人围堵，可谓罕见。引燃围观者怒火的，不光是肇事者的蛮横行为，还在于据传肇事者当时说了一句“我爸是市长”。 这句话事后被证实为谣言。实际上，肇事者本人并未说过这话，而他的父亲当然也不是什么市长。然而，这句话之所以在现场流传，导致千人围堵，以及事发后网上和媒体的若干表现，却值得引起思考。 目前尚不知这句话是怎么流传开来的，但可以猜想，这恐怕是围观者在边上谈论时提及，然后又被其他人讹传所致。又或者是，有人故意利用围观者心理，放出这种煽风点火的话。可资佐证的是，在此之前类似“我爸是XX”的句式早已流行网上，成为权力傲慢的一种标志。而这句网上热语，恰好就是由热闹一时的李启铭交通肇事案演变而来。在这起交通案件中，肇事者李启铭被指曾放言“我爸是李刚”，从而引发网络热议。 不管这句话是谁说的，围观者一听这话就火冒三丈，不让警车离开，这一现象本身可堪玩味。这形象地反映了人们的脆弱和紧张情绪。肇事者固然十分嚣张，可围观者对执法者并不信任，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围观者相信肇事者将依法受到处理，只待警方抵达现场，人群自然会陆续散去。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这只能说围观者和代表法律的执法人员之间的信任链条已经出现破裂。 所以现在需要追问的是，这种舆论心态是怎么来的？笼统而言，这与当下的贫富分化、道德紊乱以及法制缺失均有一定关系。但从根本上讲，形形色色的豪车撞人案之所以备受关注，很难说这是肇事者的狂妄行为所致，还是围观者仇富仇权意识所引发，甚至也不能把全部原因归结于司法不公。应当说，这些因素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豪车撞人案这一“新闻奇观”。 还必须指出，媒体报道在这其中也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渲染作用。从70码到李启铭案再到药家鑫案，豪车、富二代、官二代、90后俨然已被媒体过度消费。那些浮现于媒体报道的交通事故，倘若不是豪车撞人，肇事者一定也是个富二代或官二代，其言行肯定极具挑衅性。当然，这些现象肯定存在而且不可能消失，这种案件显然也更受舆论关注。问题是，并不是每桩车祸都有一辆豪车在场，也不是每个肇事车主都是富二代。其实，无论在哪里都可看到开车横冲直撞，不顾及路人安全的现象。豪车撞人案背后，还有大量不被关注的普通交通事故，这是构成当前交通文明的一大底色。 这表明，媒体在强调某类交通事故的同时，很可能因此忽视其他类事故的存在。尤其是，当媒体为追求公众关注度而刻意渲染这些事故，不仅可能偏离客观事实，还可能强化公众的紧张情绪。这就像出了一个南京彭宇案后，各地纷纷“发现”各种版本彭宇案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媒体议题设置的作用。这种一窝蜂的“同类合并”（还可能是“非同类合并”）报道形式，最终伤害的不止是公众信心，还会是媒体公信力。 媒体追求关注度没错，报道豪车撞人案也是一种舆论监督，但舆论报道的前提是关注事实、追求公正。开豪车者的素质未必不如开普桑的，开普桑的道德水准也未必高于富二代。除去肇事者身份，媒体更应关注造成这些事故的直接原因和社会因素。许多交通事故的发生并非人的身份所致，而是和人的自身素质有关。过于强调身份标签，很容易让人忽视这背后的道德与法制问题。就像温州这起奔驰车撞人事故，部分舆论和媒体报道不问事实只问身份的做法，就明显偏离了上述准则。 2011年9月21日 发于深圳《晶报》  

找外企维权，何必舍近求远 文/魏英杰 拖延3年多，历经媒体数度曝光，原苏州联建科技137名正己烷中毒员工的治疗和索赔诉求，至今依然未获完全解决。近日，媒体再度披露此事，发出感慨：面对大型外企，维权之路为何走的这么难？在相关报道中，由于这家工厂为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因此苹果公司又一次受到严厉谴责。 没记错的话，今年上半年，联建科技的母公司胜华科技表示，已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用于赔偿正己烷中毒员工。那么，如今究竟是所有中毒员工的赔偿问题均未获解决，还是部分员工不同意赔偿协议？可惜相关报道大多语焉不详，让人无处详细了解事态最新进展。个人分析，如果目前双方发生争议，很可能是有些员工希望提高赔偿，而厂商却不愿意承担更多责任所致。当时，胜华科技高管就称，不会在《劳动法》规定的赔偿要求之外增加赔偿。 但不论这一回谁说的更有道理，或者相关赔偿方案是否存在缺陷，一些报道和评论把苗头主要对准苹果公司，恐怕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例如，有评论指出：“一些国际大牌似乎瞅准了‘厚道’的中国消费者，吃定了‘宽松’的国内市场环境，对供应商不加规制，在中国肆无忌惮地捅娄子。对于耍大牌的企业，已经到了不管不行的时候了。”这类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部分人的心态。可问题是，苹果公司在供应商漠视员工职业安全与权利等问题上，究竟应当负多少责任，又该怎样承担责任呢？ 通过上游企业倒逼供应商承担责任，这是个不错的办法，而且也师出有名。在现代企业理念中，企业应当履行一定社会责任，否则将可能遭到消费者的质疑和抵制。出于上述理念，苹果公司有必要敦促和监督供应商，让其保证在生产过程中避免发生侵害工人权益的现象。尽管如此，发生类似员工中毒等现象，主要责任方依然是供应商，而不是苹果公司。说白了，这是因为苹果公司和供应商有生意上的密切合作，可以借此制约供应商。但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主要还是依靠法律途径，而不能仅是依靠道德呼吁或其它制约手段。 联建科技侵害了员工权益，员工应当找这家公司讨说法，监管部门也应找这家公司“算账”才对。现在的情形却是，相关报道和评论却拿苹果公司大做文章，这不仅避重就轻，而且也是舍近求远。说实话，真要打起官司，这些员工有可能把苹果公司列为被告吗？这么说并非为苹果公司辩护，而是因为，苹果公司所应承担的责任，与直接侵害员工权益的供应商有着很大区别，切不可搞错了方向。 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国内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的法规和措施确实不如人意，否则这些中毒员工当时也不必绕开法规，写信找苹果公司讨说法。他们之所以舍近求远，正是因为身边的法规和监管体制应对乏力。如果这些工人直接找厂商或有关部门，就能够讨到正义，如果相关监管措施可以让厂商不敢胡作非为，那么还有必要通过谴责苹果公司来制约供应商吗？胜华科技公然声称不会额外增加赔偿，这看上去似乎是遵循法规办事，而实际上何尝不是在叫板现行法规？ 外企的傲慢，恰恰暴露了国内法规的虚弱。在这方面，可资比较的是发生于渤海的溢油事件。这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康菲公司亦表现出不无傲慢的举动。且不说那句“我们就是骗你的”是否属实，这家公司应对事件的迟缓不力以及在赔偿问题上的遮遮掩掩，足以说明问题所在。近10年来，这家公司仅在美国本土就因涉及环境诉讼或纠纷，赔偿了约7亿美元。拿这个数字和国内“最高20万元”的相关处罚金额一比，换作哪家企业恐怕都会不屑一顾。从这角度看，这些外企的傲慢至少部分原因是由这些“本土因素”造成的。 因此，与其感慨找外企维权难，不如自己“雄起”。若是法规缺失，就该尽快完善，若是监管乏力，则应加强约束机制。总之，舍近求远去呼吁上游企业对供应商采取措施，或者望梅止渴般地羡慕人家的高赔偿率，这都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 2011年9月14日

芮成钢的代表与“被代表” 文/魏英杰 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央视主持芮成钢问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么问的：“大使先生，听说您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钱？” 这番提问在网上引起激烈反响。有人把这看作芮成钢在埋汰大使，有人认为这是提问者在显摆作秀，还有人觉得，这次芮成钢又在代表国人了。于是有人就说：既然芮成钢如此牛逼哄哄，为什么不代表广大民众质问或者也嘲讽一下我们某些官员？我倒认为，芮成钢这一次的表现没啥问题。提问是记者的职责，只要不乱代表一气，提什么问题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素质。 实际上我还觉得，和芮成钢前几次惹人注目的言行对比，他这次提问除了有点刻意想表现自己的美国式幽默外，还算找准了相关话题的切入点。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焦点议题是美元贬值和欧洲债务危机，而从一位美国大使乘坐经济舱说起——不管这是否一贯安排，确实是个不错的开场白。芮成钢在腾讯微博中也提供了提问的背景：“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等都有专属特别专机。骆家辉曾是享用政府专机内阁部长，现做大使飞经济舱也是传递奥巴马10年减1万亿美元开支决心……” 当然，关键问题可能不在这。有些人可能觉得，芮成钢脑子里总想挤兑美国人，以显示咱们的大国风范，可大家对他是否有资格代表国人则抱有强烈质疑。 这问题应当两说。一方面，记者怎么去挤兑受访者，这也是一门艺术。有时候，提问越刁钻越是能够从对方嘴里掏出干货或猛料。再说了，美国政客一向都被挤兑惯了，所以对记者提出任何问题一般都不会感到特别意外。事实也证明，骆家辉的回答非常巧妙，而且并不因此感到尴尬。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反倒是有些人显得大惊小怪了——这种提问也许对中国官员行不通，可对美国政客来说，他们早就司空见惯了。 另一方面，如果问芮成钢有没有资格代表国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个节目主持人可以代表自己，或许还可以代表所在媒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代表公众。上回芮成钢提问奥巴马之所以引人反感，那是因为他开口便称可以“代表亚洲”，这显然过于傲慢无礼了。且不说当时奥巴马明确表示要把提问机会留给韩国记者，就算是为了抢话筒，芮成钢也不应作出如此表态。但如果说芮成钢那次有代表他人的无知表现，这回显然他是“被代表”了。毕竟，这次芮成钢并没有声称自己可以代表谁，那么即便以他以前的思维来分析他的意图，也显得并不公允。 事实就是这样，谁也不能代表谁，谁也别轻易说自己可以代表谁——除非这经过合法授权。而从这场茶杯里的风暴，可以看到有些人在思维上其实和芮成钢在提问奥巴马中的表现如出一辙。看来，动不动就想代表谁，这大概并不仅是芮成钢一个人的毛病。而这或许又在于，我们从小到大都被别人代表惯了，所以难免有时候也会犯同样的毛病。说到底，这其实是一种“代表病”，暴露了一个社会的权力崇拜综合症。 代表意味着权力，被代表意味着只能屈从于权力，这也许就是许多人希望代表而不想被代表的一个原因。而实际上，这种思维逻辑也是错误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你要代表他人需要经过他人授权，而授权给你的那些人，才是真正掌握权力的人。问题就在于，这种权力授受在现实中并未经过合法性验证，所以才造成了类似的权力迷失现象。无论是芮成钢的“代表亚洲”，还是这回他“被代表”，都表明了一种民主理念在当下的缺失。 2011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