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專訪

“江澤民大病一場導致很多人轉向”

明鏡記者柯宇倩/一位熟知重慶民間與官場情況的人士向《明鏡》透露,重慶模式,表面上是“唱紅打黑”,實際上,是江澤民勢力的一步棋;如果王立軍和薄熙來不出事,十八大後,重慶模式準備向全國鋪展開來。江澤民在2011年的一場大病,也是之後出現薄王事件的根本原因。 江澤民大病一場導致很多人轉向 薄熙來落馬前,傳胡錦濤曾請示江澤民,江認為應該從嚴處理薄案。渝定江對《明鏡》分析,薄熙來出事,主要源自兩個原因,一是江澤民對政權的控制是一種軟控制,江不如鄧小平的強硬,雖然什麼職務都沒有,還是能控制國家,此外,胡溫上台後的10年來,力量也逐漸增強,相對來說,江澤民的力量減弱。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江澤民2011年大病一場。江澤民的大病,讓中央許多人猜想,假如江澤民在十八大之前去世,是否意味著政權的實際主控權將落在胡錦濤、溫家寶手中?也有許多江系的人猜想,若是江澤民不行了,他們會不會出事?渝定江說,由於胡溫與江澤民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意見不一致,雙方關係鬧得越來越僵,因此當江系人馬面臨了自身的利益、前途與生死的選擇時,就會順應時事、靈活應變,因此,江澤民的這場大病,導致了很多人的轉向,這樣的轉向,奠定了胡溫可以拿下薄熙來的基礎。 “政治局常委中大部分都是江澤民的人,但當江澤民的病情好轉後,由於局勢的變化,使得他已無力控制,只能以退為進,要抓薄熙來就抓吧。”渝定江對《明鏡》說。 渝定江認為,如果江澤民的人馬力量仍很強,使得薄熙來案的反抗力量大、鬥爭複雜的話,十八大有可能延期,但如果江澤民勢力迅速削弱,在十八大之前將薄熙來以及其他延伸而出的問題完全解決的話,十八大就可能順利召開。 最終會如何處置薄熙來,渝定江認為還是取決於兩邊力量的對決,江澤民首先仍會先力保薄熙來,如果實在保不了,可能就得犧牲薄熙來,渝定江認為,現階段來看,要犧牲薄熙來不是簡單的事,因為他的背後有許多支持者,包括許多的紅二代,特別是有一部分的紅二代,父輩很早就退休,甚至很早就過世,這些人的父輩都是打過江山的,但在改革開放的30年間,在高官分配財富與權力時,這些紅二代沒有掌權、沒有得到任何利益,因此希望通過重慶模式,對財富和權力資源進行一場再分配,他們對薄熙來寄予厚望,絕對力挺薄。 “這些人雖然在黨內沒有掌握權力,但他們有很大的人脈和政治勢力,所以現在要處理薄熙來還存在很多的變數。”渝定江說。 至於軍方,渝定江指出,也是江派和倒江派都有,因此整個國家可說都分裂成江派和倒江派,兩邊都有軍隊,但兩邊都不敢把動作搞太大,因為投鼠忌器,兩邊都想維穩,一旦國家動亂,人民革命,鬧騰起來,共產黨建立60年的大廈立刻會轟然倒塌,倒時候江派和倒江派全都會被埋葬在這個大廈底下。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這也是現在中國怪象:改革不像改革的原因。要終止怪象、終止反覆循環,只有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走文明的道路,除此之外沒有第二條路道。 “我對中國政治改革的前景還是比較樂觀,因為整個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已經與從前不同,雖然中國的腳步比較慢,但曙光就在前面。這種改革的力量主要還是來自上層,因為來自民間、自下而上的就是革命,而如何自上而下,就有賴整個菁英、權貴階層的覺醒。”渝定江認為,溫家寶強調的人民覺醒,其實應該打問號,實際上該覺醒的是權貴菁英集團,如果依靠傳統的政治遊戲規則走下去,所有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十八大後,習近平即將接班,渝定江表示,雖然習近平立場比較中立,但也有一定的政治取向。“我相信習近平有一些來自父親習仲勛的政治承傳,習仲勛是中共建政後一個難得有良心、有人性的共產黨員,在歷史上多次重大事件中,習仲勛都表現出正直的一面,包括反對鎮壓六四學生、反對胡耀邦下台、高饒事件時與高崗談話,我對習近平能繼承父親的道義精神,推進中國的政改,還是蠻抱希望。”渝定江對《明鏡》表示,習近平和薄熙來是相反的兩個人,兩人在官場一路走來的作風很不一樣,習近平雖然是曾慶紅建議江澤民推薦的,因此不可能完全站在反對江澤民的立場,但胡溫也能接受習近平,渝定江期望中國在習近平手中,真正會有一番新局面。 至於海伍德案,渝定江表示他絲毫不感興趣。“中共歷來的政治鬥爭中,這些都只是花邊新聞,只是大餐中的配菜,沒有多少價值,在政治上要把一個人打掉,如果不找英國人的案子,也可以找個德國人的案子,所以不用去較真。薄熙來問題也不是貪了多少錢的問題,而是政治路線的問題。”   渝定江期望中國在習近平手中,真正會有一番新局面。(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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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出事, 十八大後重慶模式將全國推展”

明鏡記者柯宇倩/一位熟知重慶民間與官場情況的人士向《明鏡》透露,重慶模式,表面上是“唱紅打黑”,實際上,是江澤民勢力的一步棋;如果王立軍和薄熙來不出事,十八大後,重慶模式準備向全國鋪展開來。江澤民在 2011 年的一場大病,也是之後出現薄王事件的根本原因。 整治文強,社會效果好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到重慶一年多後,就開始為“打黑”物色典型人物,選擇人民群眾特別痛恨的人,其中,有兩個人的舉報材料特別多,一個是前重慶市市長王鴻舉,一個是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 渝定江回憶,有次和北京信訪局的朋友喝茶時,對方告訴他:“你們重慶有兩個人恐怕要出問題。一個姓王、一個姓文。”渝定江立刻猜出是王鴻舉和文強。沒過多久,文強被逮捕。 2009 年 9 月 26 日,文強和原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因涉嫌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和涉嫌受賄等職務犯罪被警方執行逮捕。渝定江對《明鏡》指出,文強是非常典型的人物,他“三位一體”:既是大警察,又是大富豪、大官, 官、警、富都有了。 “ 為什麼不選王鴻舉?因為他只佔兩條,只有大官、大富,但不是警察。”渝定江說,其實在收拾文強前,另一個人已經被收拾了:原重慶高院執行局局長烏小青;只是烏小青案並未達到預期的社會效果。 烏小青出事前,渝定江曾在烏小青涉嫌侵吞一名企業家財產的事件中出過力,最後,事主找上谷開來的事務所,渝定江說,就是這個企業家的案子讓把烏小青弄翻的。 2009 年 6 月 9 日,烏小青因涉嫌收受賄賂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檢察機關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 11 月 1 日,此案進入審查起訴程序。根據官方公佈的情況, 11 月 28 日,被羈押在重慶市第二看守所的烏小青留下遺書後,趁監友午睡時,避開監控錄像,用棉毛褲腰繩上吊自殺。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烏小青在牢房中自殺,讓案子走到半路就終止了,使得烏小青並未被實際壓上刑場,所以沒有形成很大的公共效應,只是在重慶官場造成的影響較大。 因此,渝定江表示,薄熙來抓了文強並判其死刑,也是想看社會效果如何,結果效果非常好,超乎原本的預期,但官場因為前頭死了一個烏小青,後頭又殺了一個文強,因此氣氛特別緊張,加上王立軍在重慶官場中幾乎全天候地監聽,更弄得人人自危。 渝定江說:“幾乎所有當官的手機都是被監聽的,我們一起吃飯時,他們都要把手機電池拿掉。” 渝定江對《明鏡》指出,王立軍之所以要監聽,就是想找到抓“新三種人”的證據,雖然“打黑”可以什麼都往筐裡裝,但還要有點蛛絲馬跡,通過監聽,王立軍能發現某人跟社會上哪些人物有所聯繫,再順藤摸瓜找證據。 但這樣大規模的監聽,只是弄得重慶官場噤若寒蟬,渝定江表示,這三年來,重慶是冰火兩重天,老百姓歡欣鼓舞,官場、富人整天膽戰心驚。 原預計十八大後推展重慶模式 2010 年 7 月 7 日,被以受賄等罪判處死刑的文強,在重慶歌樂山一刑場被執行死刑,渝定江對《明鏡》指出,殺文強只是開個頭,一旦社會反響好,以江澤民為核心的勢力就會把工作推展開來, 按照他們的計畫,推展工作會在中共十八大後進行,重慶只是個試驗地,十八大後,薄熙來接周永康職位,王立軍接任孟建柱,下一步就是把重慶模式推向全國,只要“新三種人”有任何一個民眾的舉報材料,就立刻抓人。 渝定江表示,這意味著,這是一場比文化大革命要深刻得多、範圍要廣得多、影響程度要大得多、性質要殘忍得多的歷史性大清洗。“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多的貪官、壞人,六四後,官場菁英幾乎沒有幾個好人,就算沒有什麼證據就將這些人殺害,好像也不太冤枉,這就是溫家寶感到岌岌可危、說話打顫的原因,因為刀就架在他們的脖子上。” 渝定江對《明鏡》分析,薄熙來與王立軍“打黑”,肯定有“黑打”的成分,但他們的主要目的不是剷除政敵,而是造勢,並且觀察滅掉“新三種人”後的老百姓反應,如果老百姓歡呼,他們就會繼續做,所以一開始還不是殺政敵的時候,殺政敵,是十八大後才要做的事。 一般對中共政治派系的劃分,不外乎是太子黨、團派、上海幫等,渝定江認為,不能簡單以這些類別區分,而是應該分成江派和倒江派,因為一部分太子黨和上海幫實際上也參與到倒江派中。 對江派勢力來說,渝定江對《明鏡》表示,所謂的政敵,就是以溫家寶為首的一幫人。溫家寶為什麼近年來一直講改革,並非是他在作秀,而是他想保命。或許溫家寶談改革,有真正想為人民做事的心態在,但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自保,如果自己的身家性命不保,如何談為國家、為人民做事? 倒江派體認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岌岌可危,引發了薄熙來落馬的政壇震盪。渝定江說,除了監聽外,重慶在王立軍出事前,已經開始進行一項大工程:在所有大街小巷安裝攝像頭,在全重慶市建立起全天候、大統一、無所不包無所不控的監控系統,據悉總共是幾百億的預算,並且已經安裝到一半。“王立軍被抓時,我剛好在重慶,我那些官場的朋友都非常高興,喝酒慶祝,說終於可以打手機了。” 重慶模式有積極進步的作用 在免去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一職前,溫家寶在任內最後一次的記者會強調“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事件 是一次重大黨內政治分歧的鬥爭;對於應該用什麼方法來延續共產黨的政權,江澤民、薄熙來一系認為,該用清除“新三種人”的手段,這種方法與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有些類似,因此溫家寶在 任內最後一次 記者招待會上,才會不斷提及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的問題,並且警告可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劇。 渝定江指出,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剷除政敵,也就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一幫政敵,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收取民心。共產黨執政多年來,老百姓從對共產黨極端擁護和擁有熱情,逐漸開始變成對共產黨有了意見,特別是餓死了幾千萬人後。 1957 年已經發生過一場反右運動,運動平息之後,民間的情緒又逐漸積累起來,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 毛澤東是非常聰明的政治家,他知道收攏民心是最重要的事,因此發起文化大革命、鬥走資派,就是讓老百姓發洩不滿,等到老百姓氣消了,回頭又把一些表現好的老幹部解放出來,完成了這一個過程,也達到了鞏固政權的目的。 雖然重慶模式與文化大革命近似,但 渝定江說,中國 不會再重複一場文化大革命,因為手段不一樣;文化大革命是發動群眾,但現在無法發動群眾,一發動可能要出大事,共產黨可能反而把自己弄垮,因此,與其讓人民革命來殺“新三種人”,倒不如自己通過所謂的法律程序來解決這三種人。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 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確實在中國歷史上有積極進步的作用,它把現在鐵桶一樣的共產黨統治,分裂成了兩塊;重慶模式為埋葬集權統治奠定了基礎,給另外的政治力量提供了進入政權的契機,也為中國社會下一步的大變革提供契機,如果江澤民、胡錦濤、薄熙來、溫家寶都一心一意維護共產黨鐵桶一般的統治,則人民永遠沒有希望。 重慶模式得民心,因為它不僅是“打黑”,也同時進行民生工程。 渝定江認為, 薄熙來個人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注重形象,一個是注重個人形象:他露面時總是外表光鮮,絕不會衣衫藍縷;一個是注重政績形象:他走到哪裡,都把當地建設得很漂亮。 渝定江對《明鏡》強調,他並 不贊同重慶模式,只是給與客觀分析,不贊同的原因,是重慶模式只是在重複中國幾千年來政治制度運行的規律: 亂、治、 亂、治,成王敗寇,不斷循環往覆。 “ 今天你把我打下去,我又再起,把你打下去,結果你又上來,這樣的形式始終在現代文明之外,國家非旦永遠沒有進步,還會離文明越來越遠,不管經濟發展得再好,都是虛的,因為政治一直沒有進步,人心始終險惡。” 渝定江認為, 薄熙來的民生工程也只是表面東西,目的是籠絡民心,只是一個政治家,如果能透過正常的、現代化的方式籠絡民心,就是對的,國家就會健康方展,但如果是通過傳統政治手段籠絡民心,則政績也只是暫時的。 “ 他今天殺這三種人,清除政敵了,老百姓很開心,歸心了,接下來他又慢慢收拾老百姓了,等老百姓受苦到一定程度,上頭又來一場這樣的政治運動,始終反覆。” 渝定江說。   渝定江 認為 ,重慶模式不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它代表的是中共內部的一股政治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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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媒體越來越“紅”了?

明鏡網記者范方華/香港記者協會 2012 年的最新調查指出,有超過八成的記者認為曾蔭權任內的 7 年來,新聞自由有所倒退,媒體自我審查現象趨嚴重,同一時間,香港銷量最高的英語報紙《南華早報》也爆出總編輯王向偉打壓旗下記者與敏感新聞的事件,似是呼應了香港記者協會的調查。 6 月 28 日,香港中文時事電子雜誌《陽光時務》刊登了資深美國記者慕亦仁( Paul Mooney )的文章,這位已在中國大陸居住多年的自由撰稿人,大爆自己“為什麼被踢出《南華早報》”,引發輿論關注。 《南華早報》是香港唯一的英文收費報,同時也是香港銷量最高的英語報,但自從 2011 年起便不斷傳出人員流失、打壓新聞自由的事件,如今,慕亦仁“忍無可忍”,投書媒體,說明近兩年來自己的採訪稿是如何被斃掉的,為《南華早報》的自我審查情事再添一樁。 在慕亦仁文章曝光之前的 6 月 24 日,香港記者協會已先發佈了一篇新聞稿,公布針對曾蔭權治下的新聞自由的最新調查結果。香港記者協會呼籲港府訂定資訊自由法,營造開放空間,以扭轉官員箝制新聞自由的風氣和手法,否則不單新聞自由這核心價值岌岌可危,香港作為區內資訊中心的地位亦可能如江河日下。 在此調查中,香港記者協會向新聞業界發出 1154 分調查問卷,回收 663 份,調查顯示, 29.7% 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有些倒退, 57.2% 的人認為有明顯倒退;認為沒有變化的,只有 6.2% ;而認為有進步的,則更少至 2.7% 。 香港記者協會的調查中, 35.9% 的受訪者承認自己或上司有自我審查,在慕亦仁看來,《南華早報》的總編王向偉就屬於自我審查的一群。 慕亦仁接受 明鏡網 專訪時表示,他與《南華早報》的 合約跟 其他人 不 太 一樣, 他的是 一年一簽,領 的是月薪而非稿費 , 雖然 沒有規定一個月 必須 交幾篇稿,但 他 沒有其他的 勞工 福利。 依照規定,慕亦仁所撰寫的稿子只能提供給《南華早報》,若有稿子《南華早報》不用,在知會《南華早報》後,慕亦仁可用筆名將稿子投到其他的媒體。這些另覓落腳處的稿子,有的報導人權問題,有的報導西藏、新疆議題,幾乎都是與政治相關的內容。 香港的新聞社會學專家、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在接受 明鏡網 採訪時表示,香港媒體確實有自我審查的情況,且照現在的情況,新聞自我審查和言論自由的情況不會好轉,但各媒體新聞自我審查的程度不同,表現也不一樣,香港媒體也確實有些大陸化傾向,但不能說新聞自由受到重大威脅、媒體自我審查嚴重,或情況將很大程度地惡化,因為香港人和香港新聞界仍對這類事件很敏感,會站出來反對,所以制衡力量仍在,因此需要重視,但不用感到很悲觀。 全文將刊於《內幕》月刊   資深記者慕亦仁。 《南華早報》總編王向偉 《南華早報》報導李旺陽事件的第一個版本中,篇幅明顯。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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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廣:其實中國人和美國人沒有兩樣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怕害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編織出一段跨越 30 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 , Riverhead 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從父親處得到文學啟發 目前居住在芝加哥的黃文廣,白天擔任某企業美國總裁的講演稿撰寫人,平時則給《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基督科學箴言報》、《芝加哥論壇報》、《巴黎評論》等媒體撰寫與中美議題相關的評論, 2003 年開始,黃文廣投入翻譯書籍的領域,第一本翻譯書為中國作家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 The Corpse Walker ),廖亦武的《上帝是紅色的》( God Is Red ,中文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中國作家楊顯惠的《上海女人》( Woman from Shanghai )也由黃文廣翻譯成英文。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試圖用娓娓道來的方式,自嘲式幽默、低調的手法來撰寫故事。“這才是真正的人生,人生不都是戲劇化、高潮跌起的。” 黃文廣開始對文學產生興趣,可追溯至小時候父親的口述故事。黃至有過去是個京劇戲迷,飽讀古書,經常對黃文廣講述各式各樣的故事,《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中不時穿插傳說故事,令整個故事更加生動。 黃文廣記得父親說過賣瓜的孫鐘由於幫助三名灰鬚仙人,得到仙人們的回報,孫鐘的兒子孫堅後來統領吳國。黃至有想藉由故事鼓勵兒子幫助他人、孝順長輩,故事也確實對黃文廣影響極大:黃文廣每當見到街上的遊民,尤其是灰白鬍鬚爺爺或衣衫藍縷的奶奶時,都要猜想他們的真實身份是否是仙人,而黃文廣通常確實會丟下幾塊錢,若有時忽視他們,黃文廣則感到愧疚。 1976 年發生了許多事,先是周恩來病逝,接著發生唐山大地震, 9 月時,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出,也在這一年,黃文廣有機會讀到許多舊書。 10 月時,黃文廣的寄宿學校停課兩個月,在空蕩蕩的家中,黃文廣開始翻找父親的櫃子,發現一大疊 1950 年代京劇雜誌和書籍,黃文廣對《新史記》說,文革時代是沒有書可讀的乾渴狀態,因此父親的雜誌與書籍帶給他的影響很大。那段時間裡,他經常一讀就是幾小時。 黃文廣收到《紅小兵:家庭回憶錄》的樣本書後,覺得一件大事告終,特地安排回西安一趟,在清明前把書燒給父親。黃文廣表示,他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償還對父親的虧欠,第二,希望在身為美國移民與擁有中國文化背景之間,找到平衡點,第三,希望讓一般美國讀者更了解中國,這樣的瞭解不應該僅是從政治體制上瞭解。 讓美國讀者產生共鳴的故事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過去許多談中國的書,講的是作者如何在文革時受迫害,但黃文廣身在一個普通人的家庭,在文革中並未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此他著重在中國如何從毛澤東時代走到改革開放,並從中找出一個美國人也能引起共鳴的部分。“雖然美國與中國政治體制不一樣、文化根源不一樣,但家庭觀是一種共性,其實真正的中國人和美國人沒有兩樣。” 黃文廣在積累多年的文字功力和洞察力後,第一次以作家身份闖蕩文壇就受到相當的關注。《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書 4 月 26 日上市,上市前已掀起一股熱潮。《出版人週刊》( Publishers Weekly )將此書評為 2012 年春季 10 大最佳回憶錄;《基督科學箴言報》(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把此書列為 2012 春季最值得關注的非小說之一;《奧普拉雜誌》( The Oprah Magazine )將此書排為春季推薦 10 本書的第二名;《圖書館期刊》( Library Journal )則列此書為 10 大關注回憶錄之一。此書也被舊金山記事報(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選為最佳開頭語書籍之一。 4 月 26 日書籍上市當日,《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太陽報》等多家媒體也刊出書評。 黃文廣對《新史記》指出,在華人故事中找到與美國文化間的共通點,是他認為書籍成功的因素之一。“很多美國婦女讀者,對中國一點都不瞭解,但她們很喜歡這本書,因為這主要是一個家庭故事,只是剛好發生在中國。” 黃文廣對說,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把華人的文化介紹到美國。“目前很少有寫華人的回憶錄進入美國暢銷書行列,一個中國國內的海外文學經紀人曾告訴我,華人作品很難進入美國主流市場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中國的作品‘沒有腿’,沒辦法走出文化的障礙,跨不出中國或華人圈。” “ 所以我沒有拼命講葬禮的細節、拼命講孝順,而是描寫一個人的成長、描寫對家庭成員的再認識,家庭的衝突和愛,從中找到共通的話題與價值觀。”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希望這個關於人性、關於親情的故事能跨越文化隔閡,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至於華文讀者,黃文廣認為更能從故事中找到自己過去的影子。“這本書主要是對我父親一個再認識的過程,但我也想探討家中三個人物:父親、祖母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因為現在這樣的家庭結構很多,當父母忙碌時,祖父母幫忙照顧孩子,這話題對華人來說更有連結性。” 黃文廣表示,對於在 70 、 80 年代中成長的人來說,能從書中找到同樣的經歷。“寫作時,我一提到自己與爺爺奶奶的關係,很多人都說他們也有類似的過去,有個朋友看完故事後,為自己的每一位兒女都買了一本書並對他們說:這就是當時爸爸生長的環境。所以這個故事反映的其實不是很特別的事,而是我們這一代的一個普遍家庭經歷。” 黃文廣在書中反映了幾個大事件,包括周恩來、毛澤東與胡耀邦的逝世,以及後者所引發的六四事件。黃文廣對《新史記》說,這些都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一點一滴改變著他的生活,例如改革開放讓他有機會到國外進修,同時讓中國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 從共產主義到自由主義 黃文廣成長的時代,也是許多觀念相互摩擦碰撞的時代。從小受共產黨教育的黃文廣,在學校學得、在外面聽到的是一套,回到家後,對父母盡孝道的觀念又被放到第一位,毛澤東文革時代,家庭倫理遭破壞,丈夫和妻子互相檢舉,兒女也能批鬥父母。 到了復旦大學後,黃文廣開始變成自由主義的追隨者,但在倫敦學習時,黃文廣坦承他的國家主義情緒又時常湧現,從小在學校習得的觀念並非能輕易抹去。 “ 我們受教育在文革後期,被洗腦得蠻厲害,但社會長期封閉後,我們又遇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上一代比起來,我們的世界觀還沒完全成形時,就接觸到外來東西。我 20 歲到英國,後來到美國,在思想形成中,接受到各種各樣的思想,所以現在既有對小時候洗腦的記憶,又有西方的東西。”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可說是受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影響的綜合體,但他也瞭解到,不管政治情勢如何變動,家庭都是社會中的穩定環節,而 父母對兒女的愛,不管何時都能成為一個人的依靠。 或許就是因為成長過程中經歷許多思想的碰撞,黃文廣認為自己更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現在再看一些中國發生的事,更可以用客觀角度去看它,我如果在國內待著,可能看不到錯誤點或不理解事件的原因。” 黃文廣發覺一個有趣現象是,許很多在美國有成就的中國移民,反而是從小接受共產黨爭取平等、反對資本家教育的人。“這些人現在都比資本家更資本家。”黃文廣笑道。     黃文廣。(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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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維明:平反六四說法不正確

明鏡記者柯宇倩/隨著中國大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旅居美國的中國雕塑家陳維明確實感覺到,在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時,阻力也越來越強,但他對《明鏡》表示,如今中國已經變成一個火藥筒,連官員都寧可背負叛國投敵的罪名,逃到美國總領事館中,在這樣一個變革的前夕推動民主女神像,是很好的時機。 來自中國杭州的雕塑家陳維明,目前旅居美國洛杉磯和拉斯維加斯,6月中,《明鏡》記者趁著陳維明到紐約參與“六四”紀念活動之際,專訪到這位長年推動中國民主的藝術家。 陳維明對《明鏡》坦言,中國大陸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前一段時間確實讓他有種推動紀念“六四”運動和民主化越來越困難的感覺。“中國在經濟方面的快速發展,好像讓世界感到意外,但現在給世界的更大意外,是中共高官也要投奔西方,像王立軍一樣。” 陳維明認為,中國大陸已經變成一個火藥筒,中共官員完全知道這個政權的恐怖,他們知道如何把人“被失蹤”、“被自殺”,相對來說,他們也知道自己可能陷入這樣的危險中,因此甘冒背負叛國投敵如此大罪名的風險,也要逃到美國總領事館中。 “六四”23週年之際,曾傳出中共或有意平反“六四”的消息,陳維明對《明鏡》表示,其實“平反”的說法不正確,因為中共執政沒有法理依據,一個合法的政權應該是人民選出來的,所以它的平反沒有任何意義。“一個劊子手怎麼可以給受害者平反?他們是罪人,沒有資格為六四平反,只有劊子手被送上法庭的時候,才是正義得到伸張的時候。” 全文將刊於《明鏡》月刊。 陳維明(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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