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專訪

大事件記者柯宇倩／薄熙來落馬引發中共政壇地震，傳軍方也受影響。美國中央俄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Oklahoma）歷史系系主任、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長李小兵在接受《大事件》專訪時分析，薄熙來和軍隊的關係並非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導致現在薄熙來出事，軍方就想與薄做切割。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改革家？ 李小兵認為，薄熙來在中共改朝換代期間，自己採取政治手段、急於入常，不但步調並未和中央一致，還打亂中央的計畫和部屬，因此不被中央大多數人接受，使得薄熙來的個人問題變成組織和路線上的問題。 李小兵對《大事件》表示，中國的官場有鬥爭、有門戶觀念，但並沒有明確的派系分別，“薄熙來被劃為太子黨，但實際上他是單槍匹馬，現在牆倒眾人推，很多人還落井下石，其他太子黨並未出手相助，所以政治鬥爭中，只有有太子黨背景的人，沒有太子黨派系。” 但也有人認為中共未來的改革，就需要薄熙來這種獨樹一幟的人。不少人對胡錦濤的“無所作為”感到失望，認為他謹小慎微、不願冒險的個性，令他只會按部就班做事，而沒有改變既有格局的魄力。 李小兵對《大事件》表示，薄熙來這種從下到上的重慶模式，是過去沒有出現過的，因此中共的改革或許還需要這種和中央不同方針者，如果按部就班，改革的步子反而沒什麼變化。“中共首先想要黨內政治改革，也需要新人物、新方法，但這個人還是應該立黨為公，有遠見，可開闢一條新途徑，同時被中央所接受。” “其實中央前一段時間也是在觀察重慶的改革，希望薄熙來能唱一台好戲，能成為胡溫最後的政績，只是沒想到薄熙來只為了自己。”李小兵說。“薄熙來受薄一波影響很大，薄熙來有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思想，比較容易唱高調。” 今後的中國政經改革，李小兵認為還是由下而上更有希望。“有了地方影響力後，讓其他地方跟進，不要只等中央有英明領袖、時代偉人出現，不會有的，像朱鎔基、溫家寶，他們雖然清廉，但想改革也都不容易。” 薄熙來可能輕判 目前中共僅稱尚在調查薄熙來的違紀，對薄熙來是否會被判刑、會遭判多重的刑期，外界有諸多預測。李小兵對《大事件》表示，薄熙來還有民意支持度，一些人看來對薄熙來還有些保護作用，如周永康，因此中央對這問題遲遲無法做結論。 李小兵指出，薄熙來是江澤民最早提拔的人，薄熙來會如此張揚，也是因為他認為江澤民的勢力很大，江澤民對胡錦濤和溫家寶也不是很滿意，所以胡溫對薄熙來問題的處理，可能在往後給江澤民作為一個藉口，胡溫可能為了給江澤民留面子，對薄的處理打折扣，李小兵判斷，薄熙來的判刑應該不會像陳良宇、陳希同這麼嚴重。 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判18年刑期，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被判16年刑。李小兵說：“薄熙來的父親是中共元老，陳良宇、陳希同都沒有這樣的背景。” 江澤民早年與薄一波的交情，讓薄熙來被視為獲得江的蔭庇。江澤民4月17日在北京會見了前來中國參觀的星巴克集團總裁舒爾茨（Howard Schultz），分析認為這代表江澤民仍有影響力。 江澤民早年與薄一波的交情，讓薄熙來被視為獲得江的蔭庇

明鏡記者柯宇倩／王立軍與薄熙來案發生至今，即使外界傳聞不斷，但中共高層始終口徑一致。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政治科學系教授傅禮門（Edward Friedman）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表示，中共當局比大多數人想像的更擔心自己在中國的合法性，也比大多數的旁觀者更認為中國可能不穩定，薄熙來事件讓中共領導層更加小心維持一致性，同時更謹慎評估是否讓每個利益團體都感到滿意。 傅禮門為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畢業於哈佛大學政治系，專長中國大陸政治與外交、美中關係、台灣政治、國際政治經濟、革命，曾任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顧問，著有《一黨獨大制下的政治轉型》、《亞洲地區合作和其敵手》、《社會主義下的中國鄉村》等多部著作。 傅禮門對《明鏡》分析，薄熙來視習近平只是另一個聯盟建設者（coalition-builder），不願意承擔風險，因此他有必要成為帶領中國往前邁進的那個人，有了在重慶的經驗後，薄熙來也認為自己能動員民眾、改變現狀，薄熙來的高度企圖心加上其餘牽扯出的案件，都讓此案與陳希同案、陳良宇案完全不一樣。 傅禮門認為，薄熙來案爆發後，政治局常委裡的薄熙來主要支持者會立刻被孤立，但其他人也都同意，隨著真相一一被揭發，他們必須立刻行動，且討論的重點應該放在維持統治階層的穩定與一致。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定罪名。傅禮門對《明鏡》表示，拉下薄熙來後，政治局常委必須考慮的是，該如何給薄熙來定罪的問題，以及審議薄熙來的所作所為時，勢必要回到毛澤東身上，此時也需要對毛澤東重新評估，此外，由於薄熙來案所涉及的複雜利益關係，拉下薄熙來對仍掌握權力的人有什麼影響，也會是權衡重點。 “對於薄熙來案，當局應該還在全面蒐集資訊，但也已經掌握了一些不願公開的訊息，不願公開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高層不願讓薄熙來與某些事有連結，而這些事可能將所有高層的領導都捲入案件中，所以我猜測高層傾向侷限這個事件的發展，對薄熙來的指控也會有所限制。”傅禮門對《明鏡》說。 全文將發表於《明鏡》 傅禮門

　　明鏡月刊記者柯宇倩／“這是一個長期的鍛鍊與過程，肯定不是經過一、兩次的大事件，或幾次的微博圍觀運動就能實現，但微博給了老百姓一個做中國公民的機會。” 　　在互聯網發達的今日，微博給了老百姓一個“做中國公民”的機會、提升了社會的公民精神。中國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敦福在接受《明鏡月刊》採訪時表示，如果民眾在一次次的事件中不斷累積憤怒情緒，即使短時間內官方有能力控制民意，長久下來，這種“剛性”的統治方式仍舊難以經得起考驗。 　　張敦福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上海大學博士生導師，曾參與或主持多項國際合作課題、國家重點課題、國家社科基金等，譯或編有《自亞當夏娃以来——人類性行為的進化》、《現代社會學教程》，著有《區域發展模式的社會學分析》。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敦福 　　速度放前頭，管理落後頭 　　中國打造鐵路網的速度舉世無雙，短短幾年內，8300公里的高速鐵路在中國境內鋪開，還預計在2020年達到1萬6000公里的傲人成績。支持中國發展高鐵系統的一方，認為工程帶來海量的工作機會，建成之後，將大大抒解傳統交通工具的載客負擔、降低能源的使用量、更符合環保的標準，而且沿線城市也能獲利更多。 　　但不斷擴建的高鐵，也遭遇了境內外輿論的質疑，包括營運的高成本、昂貴的票價、施工品質，乃至高鐵是否能回本，都是反對者批評的對象，尤其在貧富差距增大、腐敗事件頻傳的中國，高鐵的高造價和高票價引發更多的疑問。有些地區因為建造高鐵，傳統鐵路路線大幅削減或不再營運，民眾只剩下票價較高的高鐵可選擇，因而傳出“民眾缺的不是時間，而是錢”的抱怨，“被高鐵”一詞也應運而生。 　　雖然購買高鐵票較容易，座位也更舒適，但乘坐火車的大部分為農民工，“被高鐵”後，火車票價從原本不到100元人民幣，躍升一倍甚至兩倍，對白領或企業老闆來說，幾百元的價差或許容易負擔，但對一年到頭省吃儉用的農民工來說，不是一筆小數目。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敦福便認為，鐵道部對於乘客的組成未做過仔細的調查，農民工在決策者制訂政策的過程中沒有發言的機會，那些能影響決策者的，可能只是富者或政治菁英。 　　澳籍華裔作家、《世界華人週刊》總編輯楊恆均指出，普通中國民眾對高鐵這個“世界最高速”的看法，是“國強”的標志，但卻和“民富”脫節。如今，溫州動車事故讓老百姓乘坐高鐵的意願更低。京滬高鐵開通後，航空業受到衝擊，票價大幅下調，上海至北京最低票價只有人民幣400元，加上燃油稅和機場費後，與高鐵二等座價格相差不遠。動車事故發生後，許多原本計畫乘坐動車或高鐵的乘客，轉而購買飛機票，使得高鐵沿線的機票價格上漲。 　　溫州事故從追尾到後續處理的過程中，也暴露出中國高鐵建設快速向前衝的情況下，並未好好照料到的部分。雖然官方稱此次事故的原因為信號設備設計上存在嚴重缺陷，使得設備遭雷擊後出現故障，原本應顯示紅燈，卻錯誤地開了綠燈，才使得後面的D301次動車追撞了前方的D3115車；但張敦福對《明鏡》表示，這次的意外在他看來仍舊人禍多於天災。首先，中國鐵路建設速度太快，管理和技術層面沒跟上，使得此次事故的發生和善後出現缺失，其次，“獨立王國”鐵道部的壟斷，導致該部門在同產業中沒有競爭者，失去了提升自身水準的動力。 　　一名不具名的中國鐵路研究專家也對《明鏡》表示，溫州事故暴露了中國的技術有許多亟待完善的地方。此名專家指出，中國的高鐵技術並非世界第一，與德、日等國相比仍有差距，這個差距不是能夠拿錢買來而消除的。決策者不願意從最基本的技術研制開始，而是採用“拿來主義”，還一味追求高速度和世界第一，這種思想毒害太深，包括目前的大飛機項目，也是如此。 　　微博鍛鍊公民精神 　　溫州動車事故不只引來民眾的聲討，連媒體也不惜“抗命”加入批評的行列。事故發生後第一天，有傳媒爆料接到中宣部指示報道主題應該“大災面前有大愛”，並且“不質疑、不展開、不聯想、個人微博也不要轉載發”，但《新快報》、《南方都市報》、《人民日報》、《經濟觀察報》、《新京報》等媒體都重點報導追尾事件並問責政府，中央電視台評論員白岩松更大膽比喻：“他心臟功能四十歲像二十歲，肝、肺都是四十歲像二十歲。但是他弱智。你能說他健康嗎？” 　　7月29日中宣部祭出禁令，要求“不再做任何報導和評論”，眾家報紙撤版、記者與編輯忙成一團，但報紙不能刊，不代表記者們的心血將完全白廢，許多人將遭撤下的稿件發表在微博上，順便在微博上抒發心情，雖然大部分的文章馬上就被刪掉，但據悉手腳快速的網友已把內容拷貝下來，準備集結成冊。 　　微博在此次事件中傳播的，還包括普通民眾的第一手訊息。張敦福對《明鏡》表示，傳播快速的微博在溫州動車事故發生過程中，發揮非常明顯的作用，溫州動車事故最早為人所知，就是通過微博發出消息。其後，微博仍舊不斷發出許多重要的現場訊息，同時及時反映了網友對事件的看法，在目前民意沒有其他順暢疏通管道的情況下，微博是一個重要的發聲渠道，現在的中國，正歷經一場微博的革命。 　　不只溫州動車事故，先前北京地鐵雙井站電扶梯故障的消息，最早也是由網友爆出，故障照片發佈到微博上後，3小時內就被轉發逾1萬次，顯見微博傳播的力量。據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統計，2010年底微博的使用者人數為6311萬，到2011年6月底已大幅增加至1.95億。中國新聞網指出，微博的背後強大的社會組織作用值得關注，例如青海玉樹地震時，一名網友成功透過微博募集到數噸物資。 　　微博的傳播力將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影響。張敦福對《明鏡》指出，微博在推動中國社會改革上有助益，因為微博讓不少人知道自己還有一個表達觀點的渠道，而且有參與溫州事故討論的權利、義務、自由，通過閱讀或撰寫微博，許多人從中鍛鍊了自己的公民精神，與關注公共事務的程度。 　　《中國青年報》報導，武漢大學傳播學教授沈陽在微博點評，博友和傳統媒體最早報道隔40分鐘，提示微博原生態報道的“黃金1小時”優勢，微博是“網絡人民大會堂”，“到了用網絡倒逼改革的時候了”。 　　但在民間發聲的同時，官方的管制也未鬆懈，因此張敦福認為，輿論對於改革有推動作用，但若說“到了用網絡倒逼改革的時候”，張敦福還持保留態度。“一是中國老百姓的輿論受到比較嚴格的控制，因此微博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有關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哪些地方動、哪些地方不動，更大程度取決於中央領導。” 　　張敦福對《明鏡》表示，有關重大事件的一些文章、鏈接與視頻，不是看不到，就是隔一陣子就被刪，但在發帖與刪帖的過程中，公民社會仍會透過微博逐漸建立起來。“這是一個長期的鍛鍊與過程，肯定不是經過一、兩次的大事件，或幾次的微博圍觀運動就能實現，但微博給了老百姓一個做中國公民的機會。” 　　事故拉大官民間的不信任 　　溫州事故也為官方帶來民意支持度的考驗。張敦福指出，事故增大了民眾對鐵道部門，乃至官方管理機構和中央的不信任，拉大了官民間的距離。雖然在一段時間內，民意會受到官方的重視，但張敦福認為，決策者基本的態度是控制、管理好民眾，不出大亂子，而不是順從民間的力量和聲音。“這種局勢下，不可能出現大的改革步子，或指望民間力量推動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改革。” 　　張敦福對《明鏡》表示，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事件後，對於不公的情況，許多老百姓已經有些麻木，但民眾的憤怒仍會累積，而不是事情過了之後，百姓的不滿就歸零，因此總有一天，當忍耐到達極限時，情緒終會爆發。 　　在《明鏡》先前的採訪中，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懷默霆（Martin K. Whyte）指出，中國有各式各樣的不滿情緒，更關鍵的是公眾對官僚體制濫用權力、貪腐和其他程序不公等議題的不滿，尤其是濫用權力的情況，當民眾覺得自己受到地方官員和雇主的不公平對待，又無法有效解決這個問題時，民眾的不滿就可能爆發。 　　張敦福表示，目前來說，民眾所爆發出的不滿情緒，是這個行業出現一場、那個行業出現一場，或是這個地區出現一次、那個地區出現一次，因為目前中國政府的管理能夠各個擊破，因此不會看見大規模聯合起來的示威行動。 　　但長期來看，張敦福對《明鏡》說，這樣的管控方式不可持續、難以經得起長久的考驗，官方必須改變政策。“現在的管理方式很剛性，長久下來也很脆弱，因此應該有一種靈活、柔性的管理方式，確實做好公共服務，抒解民間的怨恨，在我看來，更好的方式是主動解決老百姓的問題，而不是出了問題或矛盾產生後，才像救火似地去處理，或動用硬的力量，比如警力，來處理事件。” 　　張敦福認為，此次事故中，鐵道部的處理不夠開明與負責任，鐵道部或相關部門如果要修復與民眾間的裂痕，首先必須將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真實地對民眾公布，並真誠地向全國人民道歉，同時提升整體管理的水準，不能因自己是一個壟斷的國家企業，就故步自封，不在顧客服務上進行改善。 　　“我相信這次的事故對官方來說是一次相當大的教訓，不只是對鐵路行業，對其他行業來說都是如此，它反映了改善管理方式和改革的必要，只是，將這種教訓轉化為實際行動的程度會如何，現在還很難說。” 張敦福對《明鏡》說。（《明鏡月刊》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