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易中天文集》第十三卷前言 本卷所收之《品三国》（下），初版于2007年3月。收入前一卷的《品三国》（上），则初版于2006年7月。上下两册，时间差了八个月，难免要被批评为“故意炒作”或者“别有用心”。其实，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下册出得晚，是因为出上册的时候，下册还没有写出来。不能等到全部完稿再一齐出，则是被盗版集团逼的。 我在前一卷的前言说过，我上“百家讲坛”，原本没有思想准备。栏目组的同仁，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2005年，已经有了《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但是，2006年播出《品三国》的时候，大家心里还是忐忑。实话实说，我们估计到它会火，也希望它能火。至于火到什么程度，甚至能不能火，都只能听天由命。《品三国》（上）刚一出版就创了记录，成为当年的“头号畅销书”，就更是没人能够想到。 想不到是当然的。实际上， 2006年5月22日，《品三国》（上）的专有出版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无标底招标”时，大多数出版社的态度都很谨慎，只有上海文艺出版社报出了“首印55万册”的“天文数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疯了”。事后，各大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也都认为风险极大，很可能“赔定了”。上海文艺社的总编辑郏宗培和责任编辑赵南荣，压力其实不小。 然而盗版集团的反应却异常迅速。梅地亚招标的消息发布不到一周，各式各样假冒上海文艺出版社名义的《易中天品三国》，便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这些书，甚至称不上是“盗版”。因为“正版”还没出，书稿还在我的电脑里，就连责任编辑都还没看到，如何“盗”？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把“百家讲坛”节目的字幕抄下来，做成一本书。这个还算靠谱，因为那些话总归是我说的。另一种，则是干脆盗印一本别人写的书，装上伪造的《易中天品三国》封面，忽悠读者。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坑蒙拐骗了。其实就连第一种做法，也损害了读者的权益。因为讲稿与书稿，并不完全一样。书稿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文字，也要严谨、规范得多。何况像他们这样出书，会经过一二三审吗？不会吧！会有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吗？也不会吧！这些都没有，图书的质量，谁来保证？ 显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作者，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出版社，都无法容忍这种欺诈和坑害 ──《易中天文集》第十三卷前言 本卷所收之《品三国》（下），初版于2007年3月。收入前一卷的《品三国》（上），则初版于2006年7月。上下两册，时间差了八个月，难免要被批评为“故意炒作”或者“别有用心”。其实，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下册出得晚，是因为出上册的时候，下册还没有写出来。不能等到全部完稿再一齐出，则是被盗版集团逼的。 我在前一卷的前言说过，我上“百家讲坛”，原本没有思想准备。栏目组的同仁，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2005年，已经有了《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但是，2006年播出《品三国》的时候，大家心里还是忐忑。实话实说，我们估计到它会火，也希望它能火。至于火到什么程度，甚至能不能火，都只能听天由命。《品三国》（上）刚一出版就创了记录，成为当年的“头号畅销书”，就更是没人能够想到。 想不到是当然的。实际上， 2006年5月22日，《品三国》（上）的专有出版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无标底招标”时，大多数出版社的态度都很谨慎，只有上海文艺出版社报出了“首印55万册”的“天文数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疯了”。事后，各大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也都认为风险极大，很可能“赔定了”。上海文艺社的总编辑郏宗培和责任编辑赵南荣，压力其实不小。 然而盗版集团的反应却异常迅速。梅地亚招标的消息发布不到一周，各式各样假冒上海文艺出版社名义的《易中天品三国》，便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这些书，甚至称不上是“盗版”。因为“正版”还没出，书稿还在我的电脑里，就连责任编辑都还没看到，如何“盗”？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把“百家讲坛”节目的字幕抄下来，做成一本书。这个还算靠谱，因为那些话总归是我说的。另一种，则是干脆盗印一本别人写的书，装上伪造的《易中天品三国》封面，忽悠读者。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坑蒙拐骗了。其实就连第一种做法，也损害了读者的权益。因为讲稿与书稿，并不完全一样。书稿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文字，也要严谨、规范得多。何况像他们这样出书，会经过一二三审吗？不会吧！会有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吗？也不会吧！这些都没有，图书的质量，谁来保证？ 显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作者，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出版社，都无法容忍这种欺诈和坑害 ── 《易中天文集》第十三卷前言 们去？再说了，政府都没管了的事，我管得了吗？ 另一种，则是找几个“枪手”，胡乱整几本书，然后说是我写的。出版社，自然是上海文艺；责任编辑，自然是赵南荣。书号、定价、版权页、条形码，包括“CCTV10百家讲坛”的标志，都一应俱全。不熟悉情况的读者，当然信以为真。曾经有读者在我演讲时发言，说我不赞成你“品《红楼梦》”中对佛教的观点。我只好告诉他，我从未写过这本书，你上盗版集团的当了。这位读者听完，居然还将信将疑，自言自语说，不像呀！唉，假作真时真亦假，你让我说什么？ 这两种伪书，市场上都有。我自己手头，除别人写的或枪手写的《易中天品三国》外，还有所谓“易中天著”之《先秦风云人物》、《品明朝》、《品纪晓岚》、《品水浒传》、《品红楼梦》和《品中华文学》等。这当然只是部分，我没能收全，也收不全。就连这为数不多的“藏品”，也是有心人帮我收集的。现在我把这部分伪书的封面，也放在卷首，算是说明和抗议，也算是“纪念”。 易中天 2010年12月3日 初稿 2011年3月23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三卷收录《品三国（下）》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8月3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本卷所收之《品三国》（下），初版于 行为。但是打击盗版和伪造，又非我们所能。惟一的办法，是尽快印出正版书。这就不能再等下册书稿了，只能先出上，后出下。 实际上，这样做是有风险的。风险之一，是下册出版时，热乎劲已经过去。结果是上册畅销，下册没人买。或者大家以为《品三国》就只有一本，不知道还有下册。结果是上册卖得多，下册卖得少。事实证明，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何况尽快出书，本身就有问题。什么问题？萝卜快了不洗泥，粗糙之处难免，错漏之处也难免。本书后来被人诟病，甚至找茬，这是原因之一。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反复想过，这个时候，如果还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地写出全稿，然后再从容不迫、精雕细琢地出版全书，盗版集团的假冒伪劣产品，就会铺天盖地占领所有市场，不知多少读者会被他们误导、坑害。这，岂非更不负责？ 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先把上册印出来。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完全正确。《品三国》（上）正版还没印出，上海文艺出版社接到的定单就达60万册之多，超过了他们投标时承诺的55万册。一个月以后重印，就翻了一倍，印到110万册。最后，单本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这样大的数量，如果都对盗版集团拱手相让，则受害的读者，被欺骗的读者，真不知有多少！因此，我想请批评者设身处地想一想，遇到这种情况，换了你，会怎么做？ 何况本书的“硬伤”，也并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么严重那么多。许多错漏，经唐让之先生和读者指出，已经改正。收入文集前，又请金文明先生审看。相信那些无心之过，都能得到纠正。如果还有不足之处，那就实在是水平有限，跟态度无关。当然，我会在文集的总后记中，对所有读者致歉和致谢。 盗版集团，却仍然是防不胜防。几乎我所有的著作，都有盗版，还都像模像样。比方说，由于柳斌杰署长现场办公，《帝国的终结》一书封底，印上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案保护图书·严禁盗版”的字样，盗版书居然也照印不误，你说有多猖狂。 不过，最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伪书”。 伪书也有两种。一种是盗印别人写的书，把作者换成我的名字。这是侵犯另一位作者的著作权，同时又要我来承担罪名。曾经有一位被侵权的作者写信给我，问我为什么不管，我只有哭笑不得。盗版集团，可谓“明明看得见（贩卖盗版书），就是摸不着（不知谁印的）”，我上哪找他 2007 年 3 月。收入前一卷的《品三国》（上），则初版于 2006 年 ──《易中天文集》第十三卷前言 本卷所收之《品三国》（下），初版于2007年3月。收入前一卷的《品三国》（上），则初版于2006年7月。上下两册，时间差了八个月，难免要被批评为“故意炒作”或者“别有用心”。其实，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下册出得晚，是因为出上册的时候，下册还没有写出来。不能等到全部完稿再一齐出，则是被盗版集团逼的。 我在前一卷的前言说过，我上“百家讲坛”，原本没有思想准备。栏目组的同仁，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2005年，已经有了《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但是，2006年播出《品三国》的时候，大家心里还是忐忑。实话实说，我们估计到它会火，也希望它能火。至于火到什么程度，甚至能不能火，都只能听天由命。《品三国》（上）刚一出版就创了记录，成为当年的“头号畅销书”，就更是没人能够想到。 想不到是当然的。实际上， 2006年5月22日，《品三国》（上）的专有出版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无标底招标”时，大多数出版社的态度都很谨慎，只有上海文艺出版社报出了“首印55万册”的“天文数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疯了”。事后，各大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也都认为风险极大，很可能“赔定了”。上海文艺社的总编辑郏宗培和责任编辑赵南荣，压力其实不小。 然而盗版集团的反应却异常迅速。梅地亚招标的消息发布不到一周，各式各样假冒上海文艺出版社名义的《易中天品三国》，便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这些书，甚至称不上是“盗版”。因为“正版”还没出，书稿还在我的电脑里，就连责任编辑都还没看到，如何“盗”？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把“百家讲坛”节目的字幕抄下来，做成一本书。这个还算靠谱，因为那些话总归是我说的。另一种，则是干脆盗印一本别人写的书，装上伪造的《易中天品三国》封面，忽悠读者。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坑蒙拐骗了。其实就连第一种做法，也损害了读者的权益。因为讲稿与书稿，并不完全一样。书稿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文字，也要严谨、规范得多。何况像他们这样出书，会经过一二三审吗？不会吧！会有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吗？也不会吧！这些都没有，图书的质量，谁来保证？ 显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作者，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出版社，都无法容忍这种欺诈和坑害 7 月。上下两册，时间差了八个月，难免要被批评为“故意炒作”或者“别有用心”。其实，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下册出得晚，是因为出上册的时候，下册还没有写出来。不能等到全部完稿再一齐出，则是被盗版集团逼的。 ──《易中天文集》第十三卷前言 本卷所收之《品三国》（下），初版于2007年3月。收入前一卷的《品三国》（上），则初版于2006年7月。上下两册，时间差了八个月，难免要被批评为“故意炒作”或者“别有用心”。其实，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下册出得晚，是因为出上册的时候，下册还没有写出来。不能等到全部完稿再一齐出，则是被盗版集团逼的。 我在前一卷的前言说过，我上“百家讲坛”，原本没有思想准备。栏目组的同仁，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2005年，已经有了《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但是，2006年播出《品三国》的时候，大家心里还是忐忑。实话实说，我们估计到它会火，也希望它能火。至于火到什么程度，甚至能不能火，都只能听天由命。《品三国》（上）刚一出版就创了记录，成为当年的“头号畅销书”，就更是没人能够想到。 想不到是当然的。实际上， 2006年5月22日，《品三国》（上）的专有出版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无标底招标”时，大多数出版社的态度都很谨慎，只有上海文艺出版社报出了“首印55万册”的“天文数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疯了”。事后，各大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也都认为风险极大，很可能“赔定了”。上海文艺社的总编辑郏宗培和责任编辑赵南荣，压力其实不小。 然而盗版集团的反应却异常迅速。梅地亚招标的消息发布不到一周，各式各样假冒上海文艺出版社名义的《易中天品三国》，便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这些书，甚至称不上是“盗版”。因为“正版”还没出，书稿还在我的电脑里，就连责任编辑都还没看到，如何“盗”？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把“百家讲坛”节目的字幕抄下来，做成一本书。这个还算靠谱，因为那些话总归是我说的。另一种，则是干脆盗印一本别人写的书，装上伪造的《易中天品三国》封面，忽悠读者。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坑蒙拐骗了。其实就连第一种做法，也损害了读者的权益。因为讲稿与书稿，并不完全一样。书稿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文字，也要严谨、规范得多。何况像他们这样出书，会经过一二三审吗？不会吧！会有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吗？也不会吧！这些都没有，图书的质量，谁来保证？ 显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作者，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出版社，都无法容忍这种欺诈和坑害       我在前一卷的前言说过，我上“百家讲坛”，原本没有思想准备。栏目组的同仁，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 2005 年，已经有了《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但是， 们去？再说了，政府都没管了的事，我管得了吗？ 另一种，则是找几个“枪手”，胡乱整几本书，然后说是我写的。出版社，自然是上海文艺；责任编辑，自然是赵南荣。书号、定价、版权页、条形码，包括“CCTV10百家讲坛”的标志，都一应俱全。不熟悉情况的读者，当然信以为真。曾经有读者在我演讲时发言，说我不赞成你“品《红楼梦》”中对佛教的观点。我只好告诉他，我从未写过这本书，你上盗版集团的当了。这位读者听完，居然还将信将疑，自言自语说，不像呀！唉，假作真时真亦假，你让我说什么？ 这两种伪书，市场上都有。我自己手头，除别人写的或枪手写的《易中天品三国》外，还有所谓“易中天著”之《先秦风云人物》、《品明朝》、《品纪晓岚》、《品水浒传》、《品红楼梦》和《品中华文学》等。这当然只是部分，我没能收全，也收不全。就连这为数不多的“藏品”，也是有心人帮我收集的。现在我把这部分伪书的封面，也放在卷首，算是说明和抗议，也算是“纪念”。 易中天 2010年12月3日 初稿 2011年3月23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三卷收录《品三国（下）》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8月3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2006 年播出《品三国》的时候，大家心里还是忐忑。实话实说，我们估计到它会火，也希望它能火。至于火到什么程度，甚至能不能火，都只能听天由命。《品三国》（上）刚一出版就创了记录，成为当年的“头号畅销书”，就更是没人能够想到。       想不到是当然的。实际上， 2006 年 5 月 22 行为。但是打击盗版和伪造，又非我们所能。惟一的办法，是尽快印出正版书。这就不能再等下册书稿了，只能先出上，后出下。 实际上，这样做是有风险的。风险之一，是下册出版时，热乎劲已经过去。结果是上册畅销，下册没人买。或者大家以为《品三国》就只有一本，不知道还有下册。结果是上册卖得多，下册卖得少。事实证明，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何况尽快出书，本身就有问题。什么问题？萝卜快了不洗泥，粗糙之处难免，错漏之处也难免。本书后来被人诟病，甚至找茬，这是原因之一。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反复想过，这个时候，如果还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地写出全稿，然后再从容不迫、精雕细琢地出版全书，盗版集团的假冒伪劣产品，就会铺天盖地占领所有市场，不知多少读者会被他们误导、坑害。这，岂非更不负责？ 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先把上册印出来。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完全正确。《品三国》（上）正版还没印出，上海文艺出版社接到的定单就达60万册之多，超过了他们投标时承诺的55万册。一个月以后重印，就翻了一倍，印到110万册。最后，单本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这样大的数量，如果都对盗版集团拱手相让，则受害的读者，被欺骗的读者，真不知有多少！因此，我想请批评者设身处地想一想，遇到这种情况，换了你，会怎么做？ 何况本书的“硬伤”，也并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么严重那么多。许多错漏，经唐让之先生和读者指出，已经改正。收入文集前，又请金文明先生审看。相信那些无心之过，都能得到纠正。如果还有不足之处，那就实在是水平有限，跟态度无关。当然，我会在文集的总后记中，对所有读者致歉和致谢。 盗版集团，却仍然是防不胜防。几乎我所有的著作，都有盗版，还都像模像样。比方说，由于柳斌杰署长现场办公，《帝国的终结》一书封底，印上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案保护图书·严禁盗版”的字样，盗版书居然也照印不误，你说有多猖狂。 不过，最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伪书”。 伪书也有两种。一种是盗印别人写的书，把作者换成我的名字。这是侵犯另一位作者的著作权，同时又要我来承担罪名。曾经有一位被侵权的作者写信给我，问我为什么不管，我只有哭笑不得。盗版集团，可谓“明明看得见（贩卖盗版书），就是摸不着（不知谁印的）”，我上哪找他 日 ，《品三国》（上）的专有出版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无标底招标”时，大多数出版社的态度都很谨慎，只有上海文艺出版社报出了“首印 55 们去？再说了，政府都没管了的事，我管得了吗？ 另一种，则是找几个“枪手”，胡乱整几本书，然后说是我写的。出版社，自然是上海文艺；责任编辑，自然是赵南荣。书号、定价、版权页、条形码，包括“CCTV10百家讲坛”的标志，都一应俱全。不熟悉情况的读者，当然信以为真。曾经有读者在我演讲时发言，说我不赞成你“品《红楼梦》”中对佛教的观点。我只好告诉他，我从未写过这本书，你上盗版集团的当了。这位读者听完，居然还将信将疑，自言自语说，不像呀！唉，假作真时真亦假，你让我说什么？ 这两种伪书，市场上都有。我自己手头，除别人写的或枪手写的《易中天品三国》外，还有所谓“易中天著”之《先秦风云人物》、《品明朝》、《品纪晓岚》、《品水浒传》、《品红楼梦》和《品中华文学》等。这当然只是部分，我没能收全，也收不全。就连这为数不多的“藏品”，也是有心人帮我收集的。现在我把这部分伪书的封面，也放在卷首，算是说明和抗议，也算是“纪念”。 易中天 2010年12月3日 初稿 2011年3月23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三卷收录《品三国（下）》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8月3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万册”的“天文数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疯了”。事后，各大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也都认为风险极大，很可能“赔定了”。上海文艺社的总编辑郏宗培和责任编辑赵南荣，压力其实不小。       然而盗版集团的反应却异常迅速。梅地亚招标的消息发布不到一周，各式各样假冒上海文艺出版社名义的《易中天品三国》，便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这些书，甚至称不上是“盗版”。因为“正版”还没出，书稿还在我的电脑里，就连责任编辑都还没看到，如何“盗”？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把“百家讲坛”节目的字幕抄下来，做成一本书。这个还算靠谱，因为那些话总归是我说的。另一种，则是干脆盗印一本别人写的书，装上伪造的《易中天品三国》封面，忽悠读者。 ──《易中天文集》第十三卷前言 本卷所收之《品三国》（下），初版于2007年3月。收入前一卷的《品三国》（上），则初版于2006年7月。上下两册，时间差了八个月，难免要被批评为“故意炒作”或者“别有用心”。其实，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下册出得晚，是因为出上册的时候，下册还没有写出来。不能等到全部完稿再一齐出，则是被盗版集团逼的。 我在前一卷的前言说过，我上“百家讲坛”，原本没有思想准备。栏目组的同仁，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2005年，已经有了《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但是，2006年播出《品三国》的时候，大家心里还是忐忑。实话实说，我们估计到它会火，也希望它能火。至于火到什么程度，甚至能不能火，都只能听天由命。《品三国》（上）刚一出版就创了记录，成为当年的“头号畅销书”，就更是没人能够想到。 想不到是当然的。实际上， 2006年5月22日，《品三国》（上）的专有出版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无标底招标”时，大多数出版社的态度都很谨慎，只有上海文艺出版社报出了“首印55万册”的“天文数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疯了”。事后，各大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也都认为风险极大，很可能“赔定了”。上海文艺社的总编辑郏宗培和责任编辑赵南荣，压力其实不小。 然而盗版集团的反应却异常迅速。梅地亚招标的消息发布不到一周，各式各样假冒上海文艺出版社名义的《易中天品三国》，便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这些书，甚至称不上是“盗版”。因为“正版”还没出，书稿还在我的电脑里，就连责任编辑都还没看到，如何“盗”？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把“百家讲坛”节目的字幕抄下来，做成一本书。这个还算靠谱，因为那些话总归是我说的。另一种，则是干脆盗印一本别人写的书，装上伪造的《易中天品三国》封面，忽悠读者。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坑蒙拐骗了。其实就连第一种做法，也损害了读者的权益。因为讲稿与书稿，并不完全一样。书稿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文字，也要严谨、规范得多。何况像他们这样出书，会经过一二三审吗？不会吧！会有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吗？也不会吧！这些都没有，图书的质量，谁来保证？ 显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作者，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出版社，都无法容忍这种欺诈和坑害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坑蒙拐骗了。其实就连第一种做法，也损害了读者的权益。因为讲稿与书稿，并不完全一样。书稿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文字，也要严谨、规范得多。何况像他们这样出书，会经过一二三审吗？不会吧！会有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吗？也不会吧！这些都没有，图书的质量，谁来保证？       显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作者，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出版社，都无法容忍这种欺诈和坑害行为。但是打击盗版和伪造，又非我们所能。惟一的办法，是尽快印出正版书。这就不能再等下册书稿了，只能先出上，后出下。       实际上，这样做是有风险的。风险之一，是下册出版时，热乎劲已经过去。结果是上册畅销，下册没人买。或者大家以为《品三国》就只有一本，不知道还有下册。结果是上册卖得多，下册卖得少。事实证明，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们去？再说了，政府都没管了的事，我管得了吗？ 另一种，则是找几个“枪手”，胡乱整几本书，然后说是我写的。出版社，自然是上海文艺；责任编辑，自然是赵南荣。书号、定价、版权页、条形码，包括“CCTV10百家讲坛”的标志，都一应俱全。不熟悉情况的读者，当然信以为真。曾经有读者在我演讲时发言，说我不赞成你“品《红楼梦》”中对佛教的观点。我只好告诉他，我从未写过这本书，你上盗版集团的当了。这位读者听完，居然还将信将疑，自言自语说，不像呀！唉，假作真时真亦假，你让我说什么？ 这两种伪书，市场上都有。我自己手头，除别人写的或枪手写的《易中天品三国》外，还有所谓“易中天著”之《先秦风云人物》、《品明朝》、《品纪晓岚》、《品水浒传》、《品红楼梦》和《品中华文学》等。这当然只是部分，我没能收全，也收不全。就连这为数不多的“藏品”，也是有心人帮我收集的。现在我把这部分伪书的封面，也放在卷首，算是说明和抗议，也算是“纪念”。 易中天 2010年12月3日 初稿 2011年3月23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三卷收录《品三国（下）》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8月3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何况尽快出书，本身就有问题。什么问题？萝卜快了不洗泥，粗糙之处难免，错漏之处也难免。本书后来被人诟病，甚至找茬，这是原因之一。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反复想过，这个时候，如果还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地写出全稿，然后再从容不迫、精雕细琢地出版全书，盗版集团的假冒伪劣产品，就会铺天盖地占领所有市场，不知多少读者会被他们误导、坑害。这，岂非更不负责？       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先把上册印出来。 行为。但是打击盗版和伪造，又非我们所能。惟一的办法，是尽快印出正版书。这就不能再等下册书稿了，只能先出上，后出下。 实际上，这样做是有风险的。风险之一，是下册出版时，热乎劲已经过去。结果是上册畅销，下册没人买。或者大家以为《品三国》就只有一本，不知道还有下册。结果是上册卖得多，下册卖得少。事实证明，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何况尽快出书，本身就有问题。什么问题？萝卜快了不洗泥，粗糙之处难免，错漏之处也难免。本书后来被人诟病，甚至找茬，这是原因之一。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反复想过，这个时候，如果还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地写出全稿，然后再从容不迫、精雕细琢地出版全书，盗版集团的假冒伪劣产品，就会铺天盖地占领所有市场，不知多少读者会被他们误导、坑害。这，岂非更不负责？ 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先把上册印出来。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完全正确。《品三国》（上）正版还没印出，上海文艺出版社接到的定单就达60万册之多，超过了他们投标时承诺的55万册。一个月以后重印，就翻了一倍，印到110万册。最后，单本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这样大的数量，如果都对盗版集团拱手相让，则受害的读者，被欺骗的读者，真不知有多少！因此，我想请批评者设身处地想一想，遇到这种情况，换了你，会怎么做？ 何况本书的“硬伤”，也并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么严重那么多。许多错漏，经唐让之先生和读者指出，已经改正。收入文集前，又请金文明先生审看。相信那些无心之过，都能得到纠正。如果还有不足之处，那就实在是水平有限，跟态度无关。当然，我会在文集的总后记中，对所有读者致歉和致谢。 盗版集团，却仍然是防不胜防。几乎我所有的著作，都有盗版，还都像模像样。比方说，由于柳斌杰署长现场办公，《帝国的终结》一书封底，印上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案保护图书·严禁盗版”的字样，盗版书居然也照印不误，你说有多猖狂。 不过，最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伪书”。 伪书也有两种。一种是盗印别人写的书，把作者换成我的名字。这是侵犯另一位作者的著作权，同时又要我来承担罪名。曾经有一位被侵权的作者写信给我，问我为什么不管，我只有哭笑不得。盗版集团，可谓“明明看得见（贩卖盗版书），就是摸不着（不知谁印的）”，我上哪找他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完全正确。《品三国》（上）正版还没印出，上海文艺出版社接到的定单就达 60 行为。但是打击盗版和伪造，又非我们所能。惟一的办法，是尽快印出正版书。这就不能再等下册书稿了，只能先出上，后出下。 实际上，这样做是有风险的。风险之一，是下册出版时，热乎劲已经过去。结果是上册畅销，下册没人买。或者大家以为《品三国》就只有一本，不知道还有下册。结果是上册卖得多，下册卖得少。事实证明，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何况尽快出书，本身就有问题。什么问题？萝卜快了不洗泥，粗糙之处难免，错漏之处也难免。本书后来被人诟病，甚至找茬，这是原因之一。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反复想过，这个时候，如果还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地写出全稿，然后再从容不迫、精雕细琢地出版全书，盗版集团的假冒伪劣产品，就会铺天盖地占领所有市场，不知多少读者会被他们误导、坑害。这，岂非更不负责？ 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先把上册印出来。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完全正确。《品三国》（上）正版还没印出，上海文艺出版社接到的定单就达60万册之多，超过了他们投标时承诺的55万册。一个月以后重印，就翻了一倍，印到110万册。最后，单本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这样大的数量，如果都对盗版集团拱手相让，则受害的读者，被欺骗的读者，真不知有多少！因此，我想请批评者设身处地想一想，遇到这种情况，换了你，会怎么做？ 何况本书的“硬伤”，也并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么严重那么多。许多错漏，经唐让之先生和读者指出，已经改正。收入文集前，又请金文明先生审看。相信那些无心之过，都能得到纠正。如果还有不足之处，那就实在是水平有限，跟态度无关。当然，我会在文集的总后记中，对所有读者致歉和致谢。 盗版集团，却仍然是防不胜防。几乎我所有的著作，都有盗版，还都像模像样。比方说，由于柳斌杰署长现场办公，《帝国的终结》一书封底，印上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案保护图书·严禁盗版”的字样，盗版书居然也照印不误，你说有多猖狂。 不过，最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伪书”。 伪书也有两种。一种是盗印别人写的书，把作者换成我的名字。这是侵犯另一位作者的著作权，同时又要我来承担罪名。曾经有一位被侵权的作者写信给我，问我为什么不管，我只有哭笑不得。盗版集团，可谓“明明看得见（贩卖盗版书），就是摸不着（不知谁印的）”，我上哪找他 万册之多，超过了他们投标时承诺的 55 万册。一个月以后重印，就翻了一倍，印到 行为。但是打击盗版和伪造，又非我们所能。惟一的办法，是尽快印出正版书。这就不能再等下册书稿了，只能先出上，后出下。 实际上，这样做是有风险的。风险之一，是下册出版时，热乎劲已经过去。结果是上册畅销，下册没人买。或者大家以为《品三国》就只有一本，不知道还有下册。结果是上册卖得多，下册卖得少。事实证明，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何况尽快出书，本身就有问题。什么问题？萝卜快了不洗泥，粗糙之处难免，错漏之处也难免。本书后来被人诟病，甚至找茬，这是原因之一。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反复想过，这个时候，如果还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地写出全稿，然后再从容不迫、精雕细琢地出版全书，盗版集团的假冒伪劣产品，就会铺天盖地占领所有市场，不知多少读者会被他们误导、坑害。这，岂非更不负责？ 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先把上册印出来。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完全正确。《品三国》（上）正版还没印出，上海文艺出版社接到的定单就达60万册之多，超过了他们投标时承诺的55万册。一个月以后重印，就翻了一倍，印到110万册。最后，单本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这样大的数量，如果都对盗版集团拱手相让，则受害的读者，被欺骗的读者，真不知有多少！因此，我想请批评者设身处地想一想，遇到这种情况，换了你，会怎么做？ 何况本书的“硬伤”，也并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么严重那么多。许多错漏，经唐让之先生和读者指出，已经改正。收入文集前，又请金文明先生审看。相信那些无心之过，都能得到纠正。如果还有不足之处，那就实在是水平有限，跟态度无关。当然，我会在文集的总后记中，对所有读者致歉和致谢。 盗版集团，却仍然是防不胜防。几乎我所有的著作，都有盗版，还都像模像样。比方说，由于柳斌杰署长现场办公，《帝国的终结》一书封底，印上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案保护图书·严禁盗版”的字样，盗版书居然也照印不误，你说有多猖狂。 不过，最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伪书”。 伪书也有两种。一种是盗印别人写的书，把作者换成我的名字。这是侵犯另一位作者的著作权，同时又要我来承担罪名。曾经有一位被侵权的作者写信给我，问我为什么不管，我只有哭笑不得。盗版集团，可谓“明明看得见（贩卖盗版书），就是摸不着（不知谁印的）”，我上哪找他 110 万册。最后，单本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这样大的数量，如果都对盗版集团拱手相让，则受害的读者，被欺骗的读者，真不知有多少！因此，我想请批评者设身处地想一想，遇到这种情况，换了你，会怎么做？ 行为。但是打击盗版和伪造，又非我们所能。惟一的办法，是尽快印出正版书。这就不能再等下册书稿了，只能先出上，后出下。 实际上，这样做是有风险的。风险之一，是下册出版时，热乎劲已经过去。结果是上册畅销，下册没人买。或者大家以为《品三国》就只有一本，不知道还有下册。结果是上册卖得多，下册卖得少。事实证明，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何况尽快出书，本身就有问题。什么问题？萝卜快了不洗泥，粗糙之处难免，错漏之处也难免。本书后来被人诟病，甚至找茬，这是原因之一。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反复想过，这个时候，如果还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地写出全稿，然后再从容不迫、精雕细琢地出版全书，盗版集团的假冒伪劣产品，就会铺天盖地占领所有市场，不知多少读者会被他们误导、坑害。这，岂非更不负责？ 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先把上册印出来。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完全正确。《品三国》（上）正版还没印出，上海文艺出版社接到的定单就达60万册之多，超过了他们投标时承诺的55万册。一个月以后重印，就翻了一倍，印到110万册。最后，单本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这样大的数量，如果都对盗版集团拱手相让，则受害的读者，被欺骗的读者，真不知有多少！因此，我想请批评者设身处地想一想，遇到这种情况，换了你，会怎么做？ 何况本书的“硬伤”，也并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么严重那么多。许多错漏，经唐让之先生和读者指出，已经改正。收入文集前，又请金文明先生审看。相信那些无心之过，都能得到纠正。如果还有不足之处，那就实在是水平有限，跟态度无关。当然，我会在文集的总后记中，对所有读者致歉和致谢。 盗版集团，却仍然是防不胜防。几乎我所有的著作，都有盗版，还都像模像样。比方说，由于柳斌杰署长现场办公，《帝国的终结》一书封底，印上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案保护图书·严禁盗版”的字样，盗版书居然也照印不误，你说有多猖狂。 不过，最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伪书”。 伪书也有两种。一种是盗印别人写的书，把作者换成我的名字。这是侵犯另一位作者的著作权，同时又要我来承担罪名。曾经有一位被侵权的作者写信给我，问我为什么不管，我只有哭笑不得。盗版集团，可谓“明明看得见（贩卖盗版书），就是摸不着（不知谁印的）”，我上哪找他       何况本书的“硬伤”，也并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么严重那么多。许多错漏，经唐让之先生和读者指出，已经改正。收入文集前，又请金文明先生审看。相信那些无心之过，都能得到纠正。如果还有不足之处，那就实在是水平有限，跟态度无关。当然，我会在文集的总后记中，对所有读者致歉和致谢。       盗版集团，却仍然是防不胜防。几乎我所有的著作，都有盗版，还都像模像样。比方说，由于柳斌杰署长现场办公，《帝国的终结》一书封底，印上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案保护图书 · 严禁盗版”的字样，盗版书居然也照印不误，你说有多猖狂。 行为。但是打击盗版和伪造，又非我们所能。惟一的办法，是尽快印出正版书。这就不能再等下册书稿了，只能先出上，后出下。 实际上，这样做是有风险的。风险之一，是下册出版时，热乎劲已经过去。结果是上册畅销，下册没人买。或者大家以为《品三国》就只有一本，不知道还有下册。结果是上册卖得多，下册卖得少。事实证明，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何况尽快出书，本身就有问题。什么问题？萝卜快了不洗泥，粗糙之处难免，错漏之处也难免。本书后来被人诟病，甚至找茬，这是原因之一。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反复想过，这个时候，如果还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地写出全稿，然后再从容不迫、精雕细琢地出版全书，盗版集团的假冒伪劣产品，就会铺天盖地占领所有市场，不知多少读者会被他们误导、坑害。这，岂非更不负责？ 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先把上册印出来。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完全正确。《品三国》（上）正版还没印出，上海文艺出版社接到的定单就达60万册之多，超过了他们投标时承诺的55万册。一个月以后重印，就翻了一倍，印到110万册。最后，单本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这样大的数量，如果都对盗版集团拱手相让，则受害的读者，被欺骗的读者，真不知有多少！因此，我想请批评者设身处地想一想，遇到这种情况，换了你，会怎么做？ 何况本书的“硬伤”，也并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么严重那么多。许多错漏，经唐让之先生和读者指出，已经改正。收入文集前，又请金文明先生审看。相信那些无心之过，都能得到纠正。如果还有不足之处，那就实在是水平有限，跟态度无关。当然，我会在文集的总后记中，对所有读者致歉和致谢。 盗版集团，却仍然是防不胜防。几乎我所有的著作，都有盗版，还都像模像样。比方说，由于柳斌杰署长现场办公，《帝国的终结》一书封底，印上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案保护图书·严禁盗版”的字样，盗版书居然也照印不误，你说有多猖狂。 不过，最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伪书”。 伪书也有两种。一种是盗印别人写的书，把作者换成我的名字。这是侵犯另一位作者的著作权，同时又要我来承担罪名。曾经有一位被侵权的作者写信给我，问我为什么不管，我只有哭笑不得。盗版集团，可谓“明明看得见（贩卖盗版书），就是摸不着（不知谁印的）”，我上哪找他       不过，最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伪书”。       伪书也有两种。一种是盗印别人写的书，把作者换成我的名字。这是侵犯另一位作者的著作权，同时又要我来承担罪名。曾经有一位被侵权的作者写信给我，问我为什么不管，我只有哭笑不得。盗版集团，可谓“明明看得见（贩卖盗版书），就是摸不着（不知谁印的）”，我上哪找他们去？再说了，政府都没管了的事，我管得了吗？ 行为。但是打击盗版和伪造，又非我们所能。惟一的办法，是尽快印出正版书。这就不能再等下册书稿了，只能先出上，后出下。 实际上，这样做是有风险的。风险之一，是下册出版时，热乎劲已经过去。结果是上册畅销，下册没人买。或者大家以为《品三国》就只有一本，不知道还有下册。结果是上册卖得多，下册卖得少。事实证明，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何况尽快出书，本身就有问题。什么问题？萝卜快了不洗泥，粗糙之处难免，错漏之处也难免。本书后来被人诟病，甚至找茬，这是原因之一。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反复想过，这个时候，如果还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地写出全稿，然后再从容不迫、精雕细琢地出版全书，盗版集团的假冒伪劣产品，就会铺天盖地占领所有市场，不知多少读者会被他们误导、坑害。这，岂非更不负责？ 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先把上册印出来。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完全正确。《品三国》（上）正版还没印出，上海文艺出版社接到的定单就达60万册之多，超过了他们投标时承诺的55万册。一个月以后重印，就翻了一倍，印到110万册。最后，单本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这样大的数量，如果都对盗版集团拱手相让，则受害的读者，被欺骗的读者，真不知有多少！因此，我想请批评者设身处地想一想，遇到这种情况，换了你，会怎么做？ 何况本书的“硬伤”，也并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么严重那么多。许多错漏，经唐让之先生和读者指出，已经改正。收入文集前，又请金文明先生审看。相信那些无心之过，都能得到纠正。如果还有不足之处，那就实在是水平有限，跟态度无关。当然，我会在文集的总后记中，对所有读者致歉和致谢。 盗版集团，却仍然是防不胜防。几乎我所有的著作，都有盗版，还都像模像样。比方说，由于柳斌杰署长现场办公，《帝国的终结》一书封底，印上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案保护图书·严禁盗版”的字样，盗版书居然也照印不误，你说有多猖狂。 不过，最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伪书”。 伪书也有两种。一种是盗印别人写的书，把作者换成我的名字。这是侵犯另一位作者的著作权，同时又要我来承担罪名。曾经有一位被侵权的作者写信给我，问我为什么不管，我只有哭笑不得。盗版集团，可谓“明明看得见（贩卖盗版书），就是摸不着（不知谁印的）”，我上哪找他       另一种，则是找几个“枪手”，胡乱整几本书，然后说是我写的。出版社，自然是上海文艺；责任编辑，自然是赵南荣。书号、定价、版权页、条形码，包括“ CCTV10 ──《易中天文集》第十三卷前言 本卷所收之《品三国》（下），初版于2007年3月。收入前一卷的《品三国》（上），则初版于2006年7月。上下两册，时间差了八个月，难免要被批评为“故意炒作”或者“别有用心”。其实，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下册出得晚，是因为出上册的时候，下册还没有写出来。不能等到全部完稿再一齐出，则是被盗版集团逼的。 我在前一卷的前言说过，我上“百家讲坛”，原本没有思想准备。栏目组的同仁，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2005年，已经有了《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但是，2006年播出《品三国》的时候，大家心里还是忐忑。实话实说，我们估计到它会火，也希望它能火。至于火到什么程度，甚至能不能火，都只能听天由命。《品三国》（上）刚一出版就创了记录，成为当年的“头号畅销书”，就更是没人能够想到。 想不到是当然的。实际上， 2006年5月22日，《品三国》（上）的专有出版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无标底招标”时，大多数出版社的态度都很谨慎，只有上海文艺出版社报出了“首印55万册”的“天文数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疯了”。事后，各大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也都认为风险极大，很可能“赔定了”。上海文艺社的总编辑郏宗培和责任编辑赵南荣，压力其实不小。 然而盗版集团的反应却异常迅速。梅地亚招标的消息发布不到一周，各式各样假冒上海文艺出版社名义的《易中天品三国》，便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这些书，甚至称不上是“盗版”。因为“正版”还没出，书稿还在我的电脑里，就连责任编辑都还没看到，如何“盗”？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把“百家讲坛”节目的字幕抄下来，做成一本书。这个还算靠谱，因为那些话总归是我说的。另一种，则是干脆盗印一本别人写的书，装上伪造的《易中天品三国》封面，忽悠读者。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坑蒙拐骗了。其实就连第一种做法，也损害了读者的权益。因为讲稿与书稿，并不完全一样。书稿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文字，也要严谨、规范得多。何况像他们这样出书，会经过一二三审吗？不会吧！会有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吗？也不会吧！这些都没有，图书的质量，谁来保证？ 显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作者，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出版社，都无法容忍这种欺诈和坑害 百家讲坛”的标志，都一应俱全。不熟悉情况的读者，当然信以为真。曾经有读者在我演讲时发言，说我不赞成你“品《红楼梦》”中对佛教的观点。我只好告诉他，我从未写过这本书，你上盗版集团的当了。这位读者听完，居然还将信将疑，自言自语说，不像呀！唉，假作真时真亦假，你让我说什么？       这两种伪书，市场上都有。我自己手头，除别人写的或枪手写的《易中天品三国》外，还有所谓“易中天著”之《先秦风云人物》、《品明朝》、《品纪晓岚》、《品水浒传》、《品红楼梦》和《品中华文学》等。这当然只是部分，我没能收全，也收不全。就连这为数不多的“藏品”，也是有心人帮我收集的。现在我把这部分伪书的封面，也放在卷首，算是说明和抗议，也算是“纪念”。 ──《易中天文集》第十三卷前言 本卷所收之《品三国》（下），初版于2007年3月。收入前一卷的《品三国》（上），则初版于2006年7月。上下两册，时间差了八个月，难免要被批评为“故意炒作”或者“别有用心”。其实，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下册出得晚，是因为出上册的时候，下册还没有写出来。不能等到全部完稿再一齐出，则是被盗版集团逼的。 我在前一卷的前言说过，我上“百家讲坛”，原本没有思想准备。栏目组的同仁，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2005年，已经有了《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但是，2006年播出《品三国》的时候，大家心里还是忐忑。实话实说，我们估计到它会火，也希望它能火。至于火到什么程度，甚至能不能火，都只能听天由命。《品三国》（上）刚一出版就创了记录，成为当年的“头号畅销书”，就更是没人能够想到。 想不到是当然的。实际上， 2006年5月22日，《品三国》（上）的专有出版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无标底招标”时，大多数出版社的态度都很谨慎，只有上海文艺出版社报出了“首印55万册”的“天文数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疯了”。事后，各大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也都认为风险极大，很可能“赔定了”。上海文艺社的总编辑郏宗培和责任编辑赵南荣，压力其实不小。 然而盗版集团的反应却异常迅速。梅地亚招标的消息发布不到一周，各式各样假冒上海文艺出版社名义的《易中天品三国》，便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这些书，甚至称不上是“盗版”。因为“正版”还没出，书稿还在我的电脑里，就连责任编辑都还没看到，如何“盗”？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把“百家讲坛”节目的字幕抄下来，做成一本书。这个还算靠谱，因为那些话总归是我说的。另一种，则是干脆盗印一本别人写的书，装上伪造的《易中天品三国》封面，忽悠读者。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坑蒙拐骗了。其实就连第一种做法，也损害了读者的权益。因为讲稿与书稿，并不完全一样。书稿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文字，也要严谨、规范得多。何况像他们这样出书，会经过一二三审吗？不会吧！会有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吗？也不会吧！这些都没有，图书的质量，谁来保证？ 显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作者，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出版社，都无法容忍这种欺诈和坑害     们去？再说了，政府都没管了的事，我管得了吗？ 另一种，则是找几个“枪手”，胡乱整几本书，然后说是我写的。出版社，自然是上海文艺；责任编辑，自然是赵南荣。书号、定价、版权页、条形码，包括“CCTV10百家讲坛”的标志，都一应俱全。不熟悉情况的读者，当然信以为真。曾经有读者在我演讲时发言，说我不赞成你“品《红楼梦》”中对佛教的观点。我只好告诉他，我从未写过这本书，你上盗版集团的当了。这位读者听完，居然还将信将疑，自言自语说，不像呀！唉，假作真时真亦假，你让我说什么？ 这两种伪书，市场上都有。我自己手头，除别人写的或枪手写的《易中天品三国》外，还有所谓“易中天著”之《先秦风云人物》、《品明朝》、《品纪晓岚》、《品水浒传》、《品红楼梦》和《品中华文学》等。这当然只是部分，我没能收全，也收不全。就连这为数不多的“藏品”，也是有心人帮我收集的。现在我把这部分伪书的封面，也放在卷首，算是说明和抗议，也算是“纪念”。 易中天 2010年12月3日 初稿 2011年3月23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三卷收录《品三国（下）》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8月3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易中天                                                                                                                             2010 年 12 月 3 们去？再说了，政府都没管了的事，我管得了吗？ 另一种，则是找几个“枪手”，胡乱整几本书，然后说是我写的。出版社，自然是上海文艺；责任编辑，自然是赵南荣。书号、定价、版权页、条形码，包括“CCTV10百家讲坛”的标志，都一应俱全。不熟悉情况的读者，当然信以为真。曾经有读者在我演讲时发言，说我不赞成你“品《红楼梦》”中对佛教的观点。我只好告诉他，我从未写过这本书，你上盗版集团的当了。这位读者听完，居然还将信将疑，自言自语说，不像呀！唉，假作真时真亦假，你让我说什么？ 这两种伪书，市场上都有。我自己手头，除别人写的或枪手写的《易中天品三国》外，还有所谓“易中天著”之《先秦风云人物》、《品明朝》、《品纪晓岚》、《品水浒传》、《品红楼梦》和《品中华文学》等。这当然只是部分，我没能收全，也收不全。就连这为数不多的“藏品”，也是有心人帮我收集的。现在我把这部分伪书的封面，也放在卷首，算是说明和抗议，也算是“纪念”。 易中天 2010年12月3日 初稿 2011年3月23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三卷收录《品三国（下）》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8月3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日 初稿                                                                                                                           2011 们去？再说了，政府都没管了的事，我管得了吗？ 另一种，则是找几个“枪手”，胡乱整几本书，然后说是我写的。出版社，自然是上海文艺；责任编辑，自然是赵南荣。书号、定价、版权页、条形码，包括“CCTV10百家讲坛”的标志，都一应俱全。不熟悉情况的读者，当然信以为真。曾经有读者在我演讲时发言，说我不赞成你“品《红楼梦》”中对佛教的观点。我只好告诉他，我从未写过这本书，你上盗版集团的当了。这位读者听完，居然还将信将疑，自言自语说，不像呀！唉，假作真时真亦假，你让我说什么？ 这两种伪书，市场上都有。我自己手头，除别人写的或枪手写的《易中天品三国》外，还有所谓“易中天著”之《先秦风云人物》、《品明朝》、《品纪晓岚》、《品水浒传》、《品红楼梦》和《品中华文学》等。这当然只是部分，我没能收全，也收不全。就连这为数不多的“藏品”，也是有心人帮我收集的。现在我把这部分伪书的封面，也放在卷首，算是说明和抗议，也算是“纪念”。 易中天 2010年12月3日 初稿 2011年3月23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三卷收录《品三国（下）》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8月3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年 3 月 们去？再说了，政府都没管了的事，我管得了吗？ 另一种，则是找几个“枪手”，胡乱整几本书，然后说是我写的。出版社，自然是上海文艺；责任编辑，自然是赵南荣。书号、定价、版权页、条形码，包括“CCTV10百家讲坛”的标志，都一应俱全。不熟悉情况的读者，当然信以为真。曾经有读者在我演讲时发言，说我不赞成你“品《红楼梦》”中对佛教的观点。我只好告诉他，我从未写过这本书，你上盗版集团的当了。这位读者听完，居然还将信将疑，自言自语说，不像呀！唉，假作真时真亦假，你让我说什么？ 这两种伪书，市场上都有。我自己手头，除别人写的或枪手写的《易中天品三国》外，还有所谓“易中天著”之《先秦风云人物》、《品明朝》、《品纪晓岚》、《品水浒传》、《品红楼梦》和《品中华文学》等。这当然只是部分，我没能收全，也收不全。就连这为数不多的“藏品”，也是有心人帮我收集的。现在我把这部分伪书的封面，也放在卷首，算是说明和抗议，也算是“纪念”。 易中天 2010年12月3日 初稿 2011年3月23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三卷收录《品三国（下）》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8月3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23 日 改定   ──《易中天文集》第十三卷前言 本卷所收之《品三国》（下），初版于2007年3月。收入前一卷的《品三国》（上），则初版于2006年7月。上下两册，时间差了八个月，难免要被批评为“故意炒作”或者“别有用心”。其实，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下册出得晚，是因为出上册的时候，下册还没有写出来。不能等到全部完稿再一齐出，则是被盗版集团逼的。 我在前一卷的前言说过，我上“百家讲坛”，原本没有思想准备。栏目组的同仁，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2005年，已经有了《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但是，2006年播出《品三国》的时候，大家心里还是忐忑。实话实说，我们估计到它会火，也希望它能火。至于火到什么程度，甚至能不能火，都只能听天由命。《品三国》（上）刚一出版就创了记录，成为当年的“头号畅销书”，就更是没人能够想到。 想不到是当然的。实际上， 2006年5月22日，《品三国》（上）的专有出版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无标底招标”时，大多数出版社的态度都很谨慎，只有上海文艺出版社报出了“首印55万册”的“天文数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疯了”。事后，各大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也都认为风险极大，很可能“赔定了”。上海文艺社的总编辑郏宗培和责任编辑赵南荣，压力其实不小。 然而盗版集团的反应却异常迅速。梅地亚招标的消息发布不到一周，各式各样假冒上海文艺出版社名义的《易中天品三国》，便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这些书，甚至称不上是“盗版”。因为“正版”还没出，书稿还在我的电脑里，就连责任编辑都还没看到，如何“盗”？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把“百家讲坛”节目的字幕抄下来，做成一本书。这个还算靠谱，因为那些话总归是我说的。另一种，则是干脆盗印一本别人写的书，装上伪造的《易中天品三国》封面，忽悠读者。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坑蒙拐骗了。其实就连第一种做法，也损害了读者的权益。因为讲稿与书稿，并不完全一样。书稿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文字，也要严谨、规范得多。何况像他们这样出书，会经过一二三审吗？不会吧！会有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吗？也不会吧！这些都没有，图书的质量，谁来保证？ 显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作者，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出版社，都无法容忍这种欺诈和坑害   《易中天文集》共 ──《易中天文集》第十三卷前言 本卷所收之《品三国》（下），初版于2007年3月。收入前一卷的《品三国》（上），则初版于2006年7月。上下两册，时间差了八个月，难免要被批评为“故意炒作”或者“别有用心”。其实，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下册出得晚，是因为出上册的时候，下册还没有写出来。不能等到全部完稿再一齐出，则是被盗版集团逼的。 我在前一卷的前言说过，我上“百家讲坛”，原本没有思想准备。栏目组的同仁，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2005年，已经有了《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但是，2006年播出《品三国》的时候，大家心里还是忐忑。实话实说，我们估计到它会火，也希望它能火。至于火到什么程度，甚至能不能火，都只能听天由命。《品三国》（上）刚一出版就创了记录，成为当年的“头号畅销书”，就更是没人能够想到。 想不到是当然的。实际上， 2006年5月22日，《品三国》（上）的专有出版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无标底招标”时，大多数出版社的态度都很谨慎，只有上海文艺出版社报出了“首印55万册”的“天文数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疯了”。事后，各大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也都认为风险极大，很可能“赔定了”。上海文艺社的总编辑郏宗培和责任编辑赵南荣，压力其实不小。 然而盗版集团的反应却异常迅速。梅地亚招标的消息发布不到一周，各式各样假冒上海文艺出版社名义的《易中天品三国》，便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这些书，甚至称不上是“盗版”。因为“正版”还没出，书稿还在我的电脑里，就连责任编辑都还没看到，如何“盗”？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把“百家讲坛”节目的字幕抄下来，做成一本书。这个还算靠谱，因为那些话总归是我说的。另一种，则是干脆盗印一本别人写的书，装上伪造的《易中天品三国》封面，忽悠读者。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坑蒙拐骗了。其实就连第一种做法，也损害了读者的权益。因为讲稿与书稿，并不完全一样。书稿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文字，也要严谨、规范得多。何况像他们这样出书，会经过一二三审吗？不会吧！会有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吗？也不会吧！这些都没有，图书的质量，谁来保证？ 显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作者，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出版社，都无法容忍这种欺诈

东有个说法，当时很流行。意思是说，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就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跟工农群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 问：哈，按照这个标准，你当然是革命的。 答：而且，那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还没开始。因此，我还是“老革命”。我革命的时候，现在那些“左愤”还没生出来，或者还穿开裆裤。他们挺革命？那就唱唱“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也上山下乡去吧，别尽在网上唱高调了！ 二 文革之前：唱红歌也唱《鸽子》 问：呵呵！请问“老革命”，啥时候学会唱红歌的？ 答：三四岁吧，能唱歌时就会。那时，万方乐奏有于阗，红歌已经是主旋律了。 问：都唱些什么？ 答：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曲目也不同。比如上小学，入了队，队歌是要唱的。 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答：这是后来的，我们那时没有这个，队名也不叫“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叫“少儿队”（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是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现在我还会唱──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歌是进行曲速度，歌词一共三段，段与段之间有逻辑联系。比如第一段最后一句是“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第二段开头就是“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第二段最后一句是“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第三段开头就是“我们要拥护青年团，准备着参加青年团”。但每段都有“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这句话。 问：拥护青年团？共青团吧？ 答：那时叫“青年团”，全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成“共青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1957年5月的事。 问：那你参加了青年团，或者共青团吗？ 答：呵呵抱歉，没有。只入了队，还是中队委员。也有臂章，两道杠。 问：没弄个“五道杠”什么的？ 答：哪有这种事？那时三道杠就到顶了。就算“三道杠”，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当“两道杠”，三姨奖励我一条绸子红领巾，也不敢戴。那是老师、辅导员才有资格戴的。 问：戴上了红领巾，就只唱红歌了吗？ 答：倒也不会。“文革”前，总体上还算宽松。五十年代，还有六十年代初，甚至有半公开唱《鸽子》的。 问：《鸽子》？ 答：对！一支由西班牙作曲家在古巴谱写、在墨西哥首唱、具有阿根廷音乐风格的爱情歌曲 ，当时很流行── 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 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 天上飘着明亮金色的彩霞 亲爱的姑娘靠在我身旁 亲爱的我愿你一同去远航 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 问：为什么只能半公开地唱？ 答：内容，形式，风格，都很容易被看作“靡靡之音”，所以有一定风险。 问：没有风险的呢？ 答：风险比较小的，是革命题材电影中的某些插曲，比如《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九九艳阳天》，当然还是比较革命的。因为最后的结论，是“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也就是革命高于爱情。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很难说算不算红歌了，虽然那花儿是红的。结果，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和清算。 问：只能唱《九九艳阳天》？ 答：也不能。就连《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后来也在禁唱之列。前面说的《鸽子》，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然更是严禁。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文革期间，从1966年开始。 三 1966：全国山河一片红 四 那个岁月：激情燃烧，也头脑发热 五 凝聚人心的，不仅只有红歌 六 在田间地头，跟毛主席学说人话 七 偷听《梁祝》，把“黄歌”唱“红” 八 人性是共同的，普遍的，也是永恒的 九 传统必须尊重，左倾更要警惕 本文刊载于《白纸黑字》一书。该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鄢烈山主编 一 我是唱着红歌参加革命的   问：请问，你唱红歌吗？ ，当时很流行── 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 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 天上飘着明亮金色的彩霞 亲爱的姑娘靠在我身旁 亲爱的我愿你一同去远航 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 问：为什么只能半公开地唱？ 答：内容，形式，风格，都很容易被看作“靡靡之音”，所以有一定风险。 问：没有风险的呢？ 答：风险比较小的，是革命题材电影中的某些插曲，比如《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九九艳阳天》，当然还是比较革命的。因为最后的结论，是“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也就是革命高于爱情。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很难说算不算红歌了，虽然那花儿是红的。结果，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和清算。 问：只能唱《九九艳阳天》？ 答：也不能。就连《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后来也在禁唱之列。前面说的《鸽子》，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然更是严禁。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文革期间，从1966年开始。 三 1966：全国山河一片红 四 那个岁月：激情燃烧，也头脑发热 五 凝聚人心的，不仅只有红歌 六 在田间地头，跟毛主席学说人话 七 偷听《梁祝》，把“黄歌”唱“红” 八 人性是共同的，普遍的，也是永恒的 九 传统必须尊重，左倾更要警惕 本文刊载于《白纸黑字》一书。该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鄢烈山主编 答：当然。我们那一代，没有人不唱。我自己，就是唱着红歌参加革命的。 问：那是哪一年？ 答：1965年，高中毕业。 问：参加什么革命工作？ 答：屯垦戍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当“军垦战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问：怎么会想到去呢？才18岁。 答：有好多原因。一个，是想当解放军。那时，我们兵团的全称，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前面有“新疆军区”四个字。这就很牛！而且还给发军装。那时取消了军衔，军装也只有两种，干部服和战士服。干部服四个兜，战士服两个。我们的是战士服，没有帽徽领章吗，但穿上还是感觉很好。不明就里的小孩，还追着叫“解放军叔叔”。 问：怎么会这样？ 答：因为兵团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半军事化”体制，而且执行的也是双重任务，即屯垦和戍边。所以跟部队一样，也有师、团、营、连、排、班建制。干部的职务名称，也是司令员、政委，连长、指导员等。文革前，兵团的司令员是陶峙岳，上将；第一政委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政委王恩茂，中将。但平时的任务，是生产建设，有农业师和工业师。农业师下面，有军垦农场。军垦农场的基本成员，是农业工人，简称“农工”，美其名曰“军垦战士”。军垦战士穿军装、干农活、拿工资，亦工亦农亦兵，全了。 问：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参军？ 答：哈，体育课都常常不及格，还当兵？也就能混个山寨的。 问：第二个原因呢？ 答：读了一本苏联小说。顺便说一句，是“苏联”，不是什么“前苏联”。说“前”，得有“后”。比如西汉叫“前汉”，是因为有“后汉”（东汉）。那么，有“后苏联”吗？没有。因此，也没有“前苏联”，只有“苏联”。苏联的文学作品，对我们那代人，影响很大。 问：把你影响到新疆去的，是一本什么书？ 答：薇拉·凯特琳斯卡娅的长篇小说《勇敢》，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去建设“共青城”。我就想，到了新疆，好好体验生活，也能写一部中国的《勇敢》。 ，当时很流行── 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 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 天上飘着明亮金色的彩霞 亲爱的姑娘靠在我身旁 亲爱的我愿你一同去远航 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 问：为什么只能半公开地唱？ 答：内容，形式，风格，都很容易被看作“靡靡之音”，所以有一定风险。 问：没有风险的呢？ 答：风险比较小的，是革命题材电影中的某些插曲，比如《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九九艳阳天》，当然还是比较革命的。因为最后的结论，是“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也就是革命高于爱情。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很难说算不算红歌了，虽然那花儿是红的。结果，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和清算。 问：只能唱《九九艳阳天》？ 答：也不能。就连《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后来也在禁唱之列。前面说的《鸽子》，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然更是严禁。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文革期间，从1966年开始。 三 1966：全国山河一片红 四 那个岁月：激情燃烧，也头脑发热 五 凝聚人心的，不仅只有红歌 六 在田间地头，跟毛主席学说人话 七 偷听《梁祝》，把“黄歌”唱“红” 八 人性是共同的，普遍的，也是永恒的 九 传统必须尊重，左倾更要警惕 本文刊载于《白纸黑字》一书。该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鄢烈山主编 问：就唱着苏联的红歌去了，比如《共青团员之歌》，对吧？ 答：不，我唱的是中国红歌──   ，当时很流行── 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 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 天上飘着明亮金色的彩霞 亲爱的姑娘靠在我身旁 亲爱的我愿你一同去远航 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 问：为什么只能半公开地唱？ 答：内容，形式，风格，都很容易被看作“靡靡之音”，所以有一定风险。 问：没有风险的呢？ 答：风险比较小的，是革命题材电影中的某些插曲，比如《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九九艳阳天》，当然还是比较革命的。因为最后的结论，是“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也就是革命高于爱情。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很难说算不算红歌了，虽然那花儿是红的。结果，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和清算。 问：只能唱《九九艳阳天》？ 答：也不能。就连《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后来也在禁唱之列。前面说的《鸽子》，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然更是严禁。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文革期间，从1966年开始。 三 1966：全国山河一片红 四 那个岁月：激情燃烧，也头脑发热 五 凝聚人心的，不仅只有红歌 六 在田间地头，跟毛主席学说人话 七 偷听《梁祝》，把“黄歌”唱“红” 八 人性是共同的，普遍的，也是永恒的 九 传统必须尊重，左倾更要警惕 本文刊载于《白纸黑字》一书。该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鄢烈山主编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一 我是唱着红歌参加革命的 问：请问，你唱红歌吗？ 答：当然。我们那一代，没有人不唱。我自己，就是唱着红歌参加革命的。 问：那是哪一年？ 答：1965年，高中毕业。 问：参加什么革命工作？ 答：屯垦戍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当“军垦战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问：怎么会想到去呢？才18岁。 答：有好多原因。一个，是想当解放军。那时，我们兵团的全称，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前面有“新疆军区”四个字。这就很牛！而且还给发军装。那时取消了军衔，军装也只有两种，干部服和战士服。干部服四个兜，战士服两个。我们的是战士服，没有帽徽领章吗，但穿上还是感觉很好。不明就里的小孩，还追着叫“解放军叔叔”。 问：怎么会这样？ 答：因为兵团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半军事化”体制，而且执行的也是双重任务，即屯垦和戍边。所以跟部队一样，也有师、团、营、连、排、班建制。干部的职务名称，也是司令员、政委，连长、指导员等。文革前，兵团的司令员是陶峙岳，上将；第一政委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政委王恩茂，中将。但平时的任务，是生产建设，有农业师和工业师。农业师下面，有军垦农场。军垦农场的基本成员，是农业工人，简称“农工”，美其名曰“军垦战士”。军垦战士穿军装、干农活、拿工资，亦工亦农亦兵，全了。 问：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参军？ 答：哈，体育课都常常不及格，还当兵？也就能混个山寨的。 问：第二个原因呢？ 答：读了一本苏联小说。顺便说一句，是“苏联”，不是什么“前苏联”。说“前”，得有“后”。比如西汉叫“前汉”，是因为有“后汉”（东汉）。那么，有“后苏联”吗？没有。因此，也没有“前苏联”，只有“苏联”。苏联的文学作品，对我们那代人，影响很大。 问：把你影响到新疆去的，是一本什么书？ 答：薇拉·凯特琳斯卡娅的长篇小说《勇敢》，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去建设“共青城”。我就想，到了新疆，好好体验生活，也能写一部中国的《勇敢》。 问：就唱着苏联的红歌去了，比如《共青团员之歌》，对吧？ 答：不，我唱的是中国红歌──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祖国啊祖国 养育了我们的祖国 要用我们的双手 把您建设得更富强 问：唱这歌时，什么感觉？ 答：加入革命队伍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问：为什么这样说？ 答：因为毛泽 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祖国啊祖国 养育了我们的祖国 要用我们的双手 把您建设得更富强   一 我是唱着红歌参加革命的 问：请问，你唱红歌吗？ 答：当然。我们那一代，没有人不唱。我自己，就是唱着红歌参加革命的。 问：那是哪一年？ 答：1965年，高中毕业。 问：参加什么革命工作？ 答：屯垦戍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当“军垦战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问：怎么会想到去呢？才18岁。 答：有好多原因。一个，是想当解放军。那时，我们兵团的全称，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前面有“新疆军区”四个字。这就很牛！而且还给发军装。那时取消了军衔，军装也只有两种，干部服和战士服。干部服四个兜，战士服两个。我们的是战士服，没有帽徽领章吗，但穿上还是感觉很好。不明就里的小孩，还追着叫“解放军叔叔”。 问：怎么会这样？ 答：因为兵团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半军事化”体制，而且执行的也是双重任务，即屯垦和戍边。所以跟部队一样，也有师、团、营、连、排、班建制。干部的职务名称，也是司令员、政委，连长、指导员等。文革前，兵团的司令员是陶峙岳，上将；第一政委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政委王恩茂，中将。但平时的任务，是生产建设，有农业师和工业师。农业师下面，有军垦农场。军垦农场的基本成员，是农业工人，简称“农工”，美其名曰“军垦战士”。军垦战士穿军装、干农活、拿工资，亦工亦农亦兵，全了。 问：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参军？ 答：哈，体育课都常常不及格，还当兵？也就能混个山寨的。 问：第二个原因呢？ 答：读了一本苏联小说。顺便说一句，是“苏联”，不是什么“前苏联”。说“前”，得有“后”。比如西汉叫“前汉”，是因为有“后汉”（东汉）。那么，有“后苏联”吗？没有。因此，也没有“前苏联”，只有“苏联”。苏联的文学作品，对我们那代人，影响很大。 问：把你影响到新疆去的，是一本什么书？ 答：薇拉·凯特琳斯卡娅的长篇小说《勇敢》，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去建设“共青城”。我就想，到了新疆，好好体验生活，也能写一部中国的《勇敢》。 问：就唱着苏联的红歌去了，比如《共青团员之歌》，对吧？ 答：不，我唱的是中国红歌──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祖国啊祖国 养育了我们的祖国 要用我们的双手 把您建设得更富强 问：唱这歌时，什么感觉？ 答：加入革命队伍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问：为什么这样说？ 答：因为毛泽 问：唱这歌时，什么感觉？ 答：加入革命队伍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问：为什么这样说？ 东有个说法，当时很流行。意思是说，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就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跟工农群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 问：哈，按照这个标准，你当然是革命的。 答：而且，那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还没开始。因此，我还是“老革命”。我革命的时候，现在那些“左愤”还没生出来，或者还穿开裆裤。他们挺革命？那就唱唱“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也上山下乡去吧，别尽在网上唱高调了！ 二 文革之前：唱红歌也唱《鸽子》 问：呵呵！请问“老革命”，啥时候学会唱红歌的？ 答：三四岁吧，能唱歌时就会。那时，万方乐奏有于阗，红歌已经是主旋律了。 问：都唱些什么？ 答：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曲目也不同。比如上小学，入了队，队歌是要唱的。 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答：这是后来的，我们那时没有这个，队名也不叫“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叫“少儿队”（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是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现在我还会唱──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歌是进行曲速度，歌词一共三段，段与段之间有逻辑联系。比如第一段最后一句是“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第二段开头就是“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第二段最后一句是“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第三段开头就是“我们要拥护青年团，准备着参加青年团”。但每段都有“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这句话。 问：拥护青年团？共青团吧？ 答：那时叫“青年团”，全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成“共青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1957年5月的事。 问：那你参加了青年团，或者共青团吗？ 答：呵呵抱歉，没有。只入了队，还是中队委员。也有臂章，两道杠。 问：没弄个“五道杠”什么的？ 答：哪有这种事？那时三道杠就到顶了。就算“三道杠”，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当“两道杠”，三姨奖励我一条绸子红领巾，也不敢戴。那是老师、辅导员才有资格戴的。 问：戴上了红领巾，就只唱红歌了吗？ 答：倒也不会。“文革”前，总体上还算宽松。五十年代，还有六十年代初，甚至有半公开唱《鸽子》的。 问：《鸽子》？ 答：对！一支由西班牙作曲家在古巴谱写、在墨西哥首唱、具有阿根廷音乐风格的爱情歌曲 答：因为毛泽东有个说法，当时很流行。意思是说，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就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跟工农群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 问：哈，按照这个标准，你当然是革命的。 答：而且，那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还没开始。因此，我还是“老革命”。我革命的时候，现在那些“左愤”还没生出来，或者还穿开裆裤。他们挺革命？那就唱唱“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也上山下乡去吧，别尽在网上唱高调了！   二 文革之前：唱红歌也唱《鸽子》   问：呵呵！请问“老革命”，啥时候学会唱红歌的？ 答：三四岁吧，能唱歌时就会。那时，万方乐奏有于阗，红歌已经是主旋律了。 东有个说法，当时很流行。意思是说，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就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跟工农群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 问：哈，按照这个标准，你当然是革命的。 答：而且，那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还没开始。因此，我还是“老革命”。我革命的时候，现在那些“左愤”还没生出来，或者还穿开裆裤。他们挺革命？那就唱唱“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也上山下乡去吧，别尽在网上唱高调了！ 二 文革之前：唱红歌也唱《鸽子》 问：呵呵！请问“老革命”，啥时候学会唱红歌的？ 答：三四岁吧，能唱歌时就会。那时，万方乐奏有于阗，红歌已经是主旋律了。 问：都唱些什么？ 答：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曲目也不同。比如上小学，入了队，队歌是要唱的。 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答：这是后来的，我们那时没有这个，队名也不叫“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叫“少儿队”（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是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现在我还会唱──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歌是进行曲速度，歌词一共三段，段与段之间有逻辑联系。比如第一段最后一句是“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第二段开头就是“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第二段最后一句是“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第三段开头就是“我们要拥护青年团，准备着参加青年团”。但每段都有“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这句话。 问：拥护青年团？共青团吧？ 答：那时叫“青年团”，全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成“共青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1957年5月的事。 问：那你参加了青年团，或者共青团吗？ 答：呵呵抱歉，没有。只入了队，还是中队委员。也有臂章，两道杠。 问：没弄个“五道杠”什么的？ 答：哪有这种事？那时三道杠就到顶了。就算“三道杠”，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当“两道杠”，三姨奖励我一条绸子红领巾，也不敢戴。那是老师、辅导员才有资格戴的。 问：戴上了红领巾，就只唱红歌了吗？ 答：倒也不会。“文革”前，总体上还算宽松。五十年代，还有六十年代初，甚至有半公开唱《鸽子》的。 问：《鸽子》？ 答：对！一支由西班牙作曲家在古巴谱写、在墨西哥首唱、具有阿根廷音乐风格的爱情歌曲 问：都唱些什么？ 答：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曲目也不同。比如上小学，入了队，队歌是要唱的。 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答：这是后来的，我们那时没有这个，队名也不叫“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叫“少儿队”（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是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现在我还会唱──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一 我是唱着红歌参加革命的 问：请问，你唱红歌吗？ 答：当然。我们那一代，没有人不唱。我自己，就是唱着红歌参加革命的。 问：那是哪一年？ 答：1965年，高中毕业。 问：参加什么革命工作？ 答：屯垦戍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当“军垦战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问：怎么会想到去呢？才18岁。 答：有好多原因。一个，是想当解放军。那时，我们兵团的全称，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前面有“新疆军区”四个字。这就很牛！而且还给发军装。那时取消了军衔，军装也只有两种，干部服和战士服。干部服四个兜，战士服两个。我们的是战士服，没有帽徽领章吗，但穿上还是感觉很好。不明就里的小孩，还追着叫“解放军叔叔”。 问：怎么会这样？ 答：因为兵团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半军事化”体制，而且执行的也是双重任务，即屯垦和戍边。所以跟部队一样，也有师、团、营、连、排、班建制。干部的职务名称，也是司令员、政委，连长、指导员等。文革前，兵团的司令员是陶峙岳，上将；第一政委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政委王恩茂，中将。但平时的任务，是生产建设，有农业师和工业师。农业师下面，有军垦农场。军垦农场的基本成员，是农业工人，简称“农工”，美其名曰“军垦战士”。军垦战士穿军装、干农活、拿工资，亦工亦农亦兵，全了。 问：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参军？ 答：哈，体育课都常常不及格，还当兵？也就能混个山寨的。 问：第二个原因呢？ 答：读了一本苏联小说。顺便说一句，是“苏联”，不是什么“前苏联”。说“前”，得有“后”。比如西汉叫“前汉”，是因为有“后汉”（东汉）。那么，有“后苏联”吗？没有。因此，也没有“前苏联”，只有“苏联”。苏联的文学作品，对我们那代人，影响很大。 问：把你影响到新疆去的，是一本什么书？ 答：薇拉·凯特琳斯卡娅的长篇小说《勇敢》，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去建设“共青城”。我就想，到了新疆，好好体验生活，也能写一部中国的《勇敢》。 问：就唱着苏联的红歌去了，比如《共青团员之歌》，对吧？ 答：不，我唱的是中国红歌──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祖国啊祖国 养育了我们的祖国 要用我们的双手 把您建设得更富强 问：唱这歌时，什么感觉？ 答：加入革命队伍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问：为什么这样说？ 答：因为毛泽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当时很流行── 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 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 天上飘着明亮金色的彩霞 亲爱的姑娘靠在我身旁 亲爱的我愿你一同去远航 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 问：为什么只能半公开地唱？ 答：内容，形式，风格，都很容易被看作“靡靡之音”，所以有一定风险。 问：没有风险的呢？ 答：风险比较小的，是革命题材电影中的某些插曲，比如《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九九艳阳天》，当然还是比较革命的。因为最后的结论，是“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也就是革命高于爱情。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很难说算不算红歌了，虽然那花儿是红的。结果，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和清算。 问：只能唱《九九艳阳天》？ 答：也不能。就连《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后来也在禁唱之列。前面说的《鸽子》，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然更是严禁。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文革期间，从1966年开始。 三 1966：全国山河一片红 四 那个岁月：激情燃烧，也头脑发热 五 凝聚人心的，不仅只有红歌 六 在田间地头，跟毛主席学说人话 七 偷听《梁祝》，把“黄歌”唱“红” 八 人性是共同的，普遍的，也是永恒的 九 传统必须尊重，左倾更要警惕 本文刊载于《白纸黑字》一书。该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鄢烈山主编 这歌是进行曲速度，歌词一共三段，段与段之间有逻辑联系。比如第一段最后一句是“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第二段开头就是“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第二段最后一句是“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第三段开头就是“我们要拥护青年团，准备着参加青年团”。但每段都有“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这句话。 问：拥护青年团？共青团吧？ 答：那时叫“青年团”，全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成“共青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1957年5月的事。 问：那你参加了青年团，或者共青团吗？ 答：呵呵抱歉，没有。只入了队，还是中队委员。也有臂章，两道杠。 问：没弄个“五道杠”什么的？ 一 我是唱着红歌参加革命的 问：请问，你唱红歌吗？ 答：当然。我们那一代，没有人不唱。我自己，就是唱着红歌参加革命的。 问：那是哪一年？ 答：1965年，高中毕业。 问：参加什么革命工作？ 答：屯垦戍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当“军垦战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问：怎么会想到去呢？才18岁。 答：有好多原因。一个，是想当解放军。那时，我们兵团的全称，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前面有“新疆军区”四个字。这就很牛！而且还给发军装。那时取消了军衔，军装也只有两种，干部服和战士服。干部服四个兜，战士服两个。我们的是战士服，没有帽徽领章吗，但穿上还是感觉很好。不明就里的小孩，还追着叫“解放军叔叔”。 问：怎么会这样？ 答：因为兵团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半军事化”体制，而且执行的也是双重任务，即屯垦和戍边。所以跟部队一样，也有师、团、营、连、排、班建制。干部的职务名称，也是司令员、政委，连长、指导员等。文革前，兵团的司令员是陶峙岳，上将；第一政委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政委王恩茂，中将。但平时的任务，是生产建设，有农业师和工业师。农业师下面，有军垦农场。军垦农场的基本成员，是农业工人，简称“农工”，美其名曰“军垦战士”。军垦战士穿军装、干农活、拿工资，亦工亦农亦兵，全了。 问：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参军？ 答：哈，体育课都常常不及格，还当兵？也就能混个山寨的。 问：第二个原因呢？ 答：读了一本苏联小说。顺便说一句，是“苏联”，不是什么“前苏联”。说“前”，得有“后”。比如西汉叫“前汉”，是因为有“后汉”（东汉）。那么，有“后苏联”吗？没有。因此，也没有“前苏联”，只有“苏联”。苏联的文学作品，对我们那代人，影响很大。 问：把你影响到新疆去的，是一本什么书？ 答：薇拉·凯特琳斯卡娅的长篇小说《勇敢》，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去建设“共青城”。我就想，到了新疆，好好体验生活，也能写一部中国的《勇敢》。 问：就唱着苏联的红歌去了，比如《共青团员之歌》，对吧？ 答：不，我唱的是中国红歌──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祖国啊祖国 养育了我们的祖国 要用我们的双手 把您建设得更富强 问：唱这歌时，什么感觉？ 答：加入革命队伍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问：为什么这样说？ 答：因为毛泽 答：哪有这种事？那时三道杠就到顶了。就算“三道杠”，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当“两道杠”，三姨奖励我一条绸子红领巾，也不敢戴。那是老师、辅导员才有资格戴的。 问：戴上了红领巾，就只唱红歌了吗？ 答：倒也不会。“文革”前，总体上还算宽松。五十年代，还有六十年代初，甚至有半公开唱《鸽子》的。 ，当时很流行── 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 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 天上飘着明亮金色的彩霞 亲爱的姑娘靠在我身旁 亲爱的我愿你一同去远航 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 问：为什么只能半公开地唱？ 答：内容，形式，风格，都很容易被看作“靡靡之音”，所以有一定风险。 问：没有风险的呢？ 答：风险比较小的，是革命题材电影中的某些插曲，比如《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九九艳阳天》，当然还是比较革命的。因为最后的结论，是“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也就是革命高于爱情。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很难说算不算红歌了，虽然那花儿是红的。结果，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和清算。 问：只能唱《九九艳阳天》？ 答：也不能。就连《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后来也在禁唱之列。前面说的《鸽子》，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然更是严禁。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文革期间，从1966年开始。 三 1966：全国山河一片红 四 那个岁月：激情燃烧，也头脑发热 五 凝聚人心的，不仅只有红歌 六 在田间地头，跟毛主席学说人话 七 偷听《梁祝》，把“黄歌”唱“红” 八 人性是共同的，普遍的，也是永恒的 九 传统必须尊重，左倾更要警惕 本文刊载于《白纸黑字》一书。该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鄢烈山主编 问：《鸽子》？ 答：对！一支由西班牙作曲家在古巴谱写、在墨西哥首唱、具有阿根廷音乐风格的爱情歌曲，当时很流行──   一 我是唱着红歌参加革命的 问：请问，你唱红歌吗？ 答：当然。我们那一代，没有人不唱。我自己，就是唱着红歌参加革命的。 问：那是哪一年？ 答：1965年，高中毕业。 问：参加什么革命工作？ 答：屯垦戍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当“军垦战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问：怎么会想到去呢？才18岁。 答：有好多原因。一个，是想当解放军。那时，我们兵团的全称，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前面有“新疆军区”四个字。这就很牛！而且还给发军装。那时取消了军衔，军装也只有两种，干部服和战士服。干部服四个兜，战士服两个。我们的是战士服，没有帽徽领章吗，但穿上还是感觉很好。不明就里的小孩，还追着叫“解放军叔叔”。 问：怎么会这样？ 答：因为兵团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半军事化”体制，而且执行的也是双重任务，即屯垦和戍边。所以跟部队一样，也有师、团、营、连、排、班建制。干部的职务名称，也是司令员、政委，连长、指导员等。文革前，兵团的司令员是陶峙岳，上将；第一政委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政委王恩茂，中将。但平时的任务，是生产建设，有农业师和工业师。农业师下面，有军垦农场。军垦农场的基本成员，是农业工人，简称“农工”，美其名曰“军垦战士”。军垦战士穿军装、干农活、拿工资，亦工亦农亦兵，全了。 问：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参军？ 答：哈，体育课都常常不及格，还当兵？也就能混个山寨的。 问：第二个原因呢？ 答：读了一本苏联小说。顺便说一句，是“苏联”，不是什么“前苏联”。说“前”，得有“后”。比如西汉叫“前汉”，是因为有“后汉”（东汉）。那么，有“后苏联”吗？没有。因此，也没有“前苏联”，只有“苏联”。苏联的文学作品，对我们那代人，影响很大。 问：把你影响到新疆去的，是一本什么书？ 答：薇拉·凯特琳斯卡娅的长篇小说《勇敢》，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去建设“共青城”。我就想，到了新疆，好好体验生活，也能写一部中国的《勇敢》。 问：就唱着苏联的红歌去了，比如《共青团员之歌》，对吧？ 答：不，我唱的是中国红歌──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祖国啊祖国 养育了我们的祖国 要用我们的双手 把您建设得更富强 问：唱这歌时，什么感觉？ 答：加入革命队伍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问：为什么这样说？ 答：因为毛泽 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 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 天上飘着明亮金色的彩霞 东有个说法，当时很流行。意思是说，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就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跟工农群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 问：哈，按照这个标准，你当然是革命的。 答：而且，那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还没开始。因此，我还是“老革命”。我革命的时候，现在那些“左愤”还没生出来，或者还穿开裆裤。他们挺革命？那就唱唱“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也上山下乡去吧，别尽在网上唱高调了！ 二 文革之前：唱红歌也唱《鸽子》 问：呵呵！请问“老革命”，啥时候学会唱红歌的？ 答：三四岁吧，能唱歌时就会。那时，万方乐奏有于阗，红歌已经是主旋律了。 问：都唱些什么？ 答：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曲目也不同。比如上小学，入了队，队歌是要唱的。 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答：这是后来的，我们那时没有这个，队名也不叫“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叫“少儿队”（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是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现在我还会唱──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歌是进行曲速度，歌词一共三段，段与段之间有逻辑联系。比如第一段最后一句是“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第二段开头就是“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第二段最后一句是“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第三段开头就是“我们要拥护青年团，准备着参加青年团”。但每段都有“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这句话。 问：拥护青年团？共青团吧？ 答：那时叫“青年团”，全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成“共青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1957年5月的事。 问：那你参加了青年团，或者共青团吗？ 答：呵呵抱歉，没有。只入了队，还是中队委员。也有臂章，两道杠。 问：没弄个“五道杠”什么的？ 答：哪有这种事？那时三道杠就到顶了。就算“三道杠”，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当“两道杠”，三姨奖励我一条绸子红领巾，也不敢戴。那是老师、辅导员才有资格戴的。 问：戴上了红领巾，就只唱红歌了吗？ 答：倒也不会。“文革”前，总体上还算宽松。五十年代，还有六十年代初，甚至有半公开唱《鸽子》的。 问：《鸽子》？ 答：对！一支由西班牙作曲家在古巴谱写、在墨西哥首唱、具有阿根廷音乐风格的爱情歌曲 亲爱的姑娘靠在我身旁 亲爱的我愿你一同去远航 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 东有个说法，当时很流行。意思是说，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就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跟工农群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 问：哈，按照这个标准，你当然是革命的。 答：而且，那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还没开始。因此，我还是“老革命”。我革命的时候，现在那些“左愤”还没生出来，或者还穿开裆裤。他们挺革命？那就唱唱“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也上山下乡去吧，别尽在网上唱高调了！ 二 文革之前：唱红歌也唱《鸽子》 问：呵呵！请问“老革命”，啥时候学会唱红歌的？ 答：三四岁吧，能唱歌时就会。那时，万方乐奏有于阗，红歌已经是主旋律了。 问：都唱些什么？ 答：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曲目也不同。比如上小学，入了队，队歌是要唱的。 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答：这是后来的，我们那时没有这个，队名也不叫“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叫“少儿队”（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是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现在我还会唱──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歌是进行曲速度，歌词一共三段，段与段之间有逻辑联系。比如第一段最后一句是“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第二段开头就是“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第二段最后一句是“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第三段开头就是“我们要拥护青年团，准备着参加青年团”。但每段都有“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这句话。 问：拥护青年团？共青团吧？ 答：那时叫“青年团”，全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成“共青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1957年5月的事。 问：那你参加了青年团，或者共青团吗？ 答：呵呵抱歉，没有。只入了队，还是中队委员。也有臂章，两道杠。 问：没弄个“五道杠”什么的？ 答：哪有这种事？那时三道杠就到顶了。就算“三道杠”，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当“两道杠”，三姨奖励我一条绸子红领巾，也不敢戴。那是老师、辅导员才有资格戴的。 问：戴上了红领巾，就只唱红歌了吗？ 答：倒也不会。“文革”前，总体上还算宽松。五十年代，还有六十年代初，甚至有半公开唱《鸽子》的。 问：《鸽子》？ 答：对！一支由西班牙作曲家在古巴谱写、在墨西哥首唱、具有阿根廷音乐风格的爱情歌曲   问：为什么只能半公开地唱？ 答：内容，形式，风格，都很容易被看作“靡靡之音”，所以有一定风险。 ，当时很流行── 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 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 天上飘着明亮金色的彩霞 亲爱的姑娘靠在我身旁 亲爱的我愿你一同去远航 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 问：为什么只能半公开地唱？ 答：内容，形式，风格，都很容易被看作“靡靡之音”，所以有一定风险。 问：没有风险的呢？ 答：风险比较小的，是革命题材电影中的某些插曲，比如《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九九艳阳天》，当然还是比较革命的。因为最后的结论，是“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也就是革命高于爱情。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很难说算不算红歌了，虽然那花儿是红的。结果，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和清算。 问：只能唱《九九艳阳天》？ 答：也不能。就连《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后来也在禁唱之列。前面说的《鸽子》，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然更是严禁。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文革期间，从1966年开始。 三 1966：全国山河一片红 四 那个岁月：激情燃烧，也头脑发热 五 凝聚人心的，不仅只有红歌 六 在田间地头，跟毛主席学说人话 七 偷听《梁祝》，把“黄歌”唱“红” 八 人性是共同的，普遍的，也是永恒的 九 传统必须尊重，左倾更要警惕 本文刊载于《白纸黑字》一书。该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鄢烈山主编 问：没有风险的呢？ 答：风险比较小的，是革命题材电影中的某些插曲，比如《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九九艳阳天》，当然还是比较革命的。因为最后的结论，是“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也就是革命高于爱情。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很难说算不算红歌了，虽然那花儿是红的。结果，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和清算。 问：只能唱《九九艳阳天》？ 一 我是唱着红歌参加革命的 问：请问，你唱红歌吗？ 答：当然。我们那一代，没有人不唱。我自己，就是唱着红歌参加革命的。 问：那是哪一年？ 答：1965年，高中毕业。 问：参加什么革命工作？ 答：屯垦戍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当“军垦战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问：怎么会想到去呢？才18岁。 答：有好多原因。一个，是想当解放军。那时，我们兵团的全称，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前面有“新疆军区”四个字。这就很牛！而且还给发军装。那时取消了军衔，军装也只有两种，干部服和战士服。干部服四个兜，战士服两个。我们的是战士服，没有帽徽领章吗，但穿上还是感觉很好。不明就里的小孩，还追着叫“解放军叔叔”。 问：怎么会这样？ 答：因为兵团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半军事化”体制，而且执行的也是双重任务，即屯垦和戍边。所以跟部队一样，也有师、团、营、连、排、班建制。干部的职务名称，也是司令员、政委，连长、指导员等。文革前，兵团的司令员是陶峙岳，上将；第一政委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政委王恩茂，中将。但平时的任务，是生产建设，有农业师和工业师。农业师下面，有军垦农场。军垦农场的基本成员，是农业工人，简称“农工”，美其名曰“军垦战士”。军垦战士穿军装、干农活、拿工资，亦工亦农亦兵，全了。 问：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参军？ 答：哈，体育课都常常不及格，还当兵？也就能混个山寨的。 问：第二个原因呢？ 答：读了一本苏联小说。顺便说一句，是“苏联”，不是什么“前苏联”。说“前”，得有“后”。比如西汉叫“前汉”，是因为有“后汉”（东汉）。那么，有“后苏联”吗？没有。因此，也没有“前苏联”，只有“苏联”。苏联的文学作品，对我们那代人，影响很大。 问：把你影响到新疆去的，是一本什么书？ 答：薇拉·凯特琳斯卡娅的长篇小说《勇敢》，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去建设“共青城”。我就想，到了新疆，好好体验生活，也能写一部中国的《勇敢》。 问：就唱着苏联的红歌去了，比如《共青团员之歌》，对吧？ 答：不，我唱的是中国红歌──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祖国啊祖国 养育了我们的祖国 要用我们的双手 把您建设得更富强 问：唱这歌时，什么感觉？ 答：加入革命队伍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问：为什么这样说？ 答：因为毛泽 答：也不能。就连《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后来也在禁唱之列。前面说的《鸽子》，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然更是严禁。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文革期间，从1966年开始。 ，当时很流行── 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 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 天上飘着明亮金色的彩霞 亲爱的姑娘靠在我身旁 亲爱的我愿你一同去远航 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 问：为什么只能半公开地唱？ 答：内容，形式，风格，都很容易被看作“靡靡之音”，所以有一定风险。 问：没有风险的呢？ 答：风险比较小的，是革命题材电影中的某些插曲，比如《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九九艳阳天》，当然还是比较革命的。因为最后的结论，是“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也就是革命高于爱情。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很难说算不算红歌了，虽然那花儿是红的。结果，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和清算。 问：只能唱《九九艳阳天》？ 答：也不能。就连《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后来也在禁唱之列。前面说的《鸽子》，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然更是严禁。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文革期间，从1966年开始。 三 1966：全国山河一片红 四 那个岁月：激情燃烧，也头脑发热 五 凝聚人心的，不仅只有红歌 六 在田间地头，跟毛主席学说人话 七 偷听《梁祝》，把“黄歌”唱“红” 八 人性是共同的，普遍的，也是永恒的 九 传统必须尊重，左倾更要警惕 本文刊载于《白纸黑字》一书。该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鄢烈山主编   三 1966：全国山河一片红 四 那个岁月：激情燃烧，也头脑发热 五 凝聚人心的，不仅只有红歌 六 在田间地头，跟毛主席学说人话 七 偷听《梁祝》，把“黄歌”唱“红” ，当时很流行── 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 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 天上飘着明亮金色的彩霞 亲爱的姑娘靠在我身旁 亲爱的我愿你一同去远航 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 问：为什么只能半公开地唱？ 答：内容，形式，风格，都很容易被看作“靡靡之音”，所以有一定风险。 问：没有风险的呢？ 答：风险比较小的，是革命题材电影中的某些插曲，比如《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九九艳阳天》，当然还是比较革命的。因为最后的结论，是“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也就是革命高于爱情。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很难说算不算红歌了，虽然那花儿是红的。结果，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和清算。 问：只能唱《九九艳阳天》？ 答：也不能。就连《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后来也在禁唱之列。前面说的《鸽子》，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然更是严禁。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文革期间，从1966年开始。 三 1966：全国山河一片红 四 那个岁月：激情燃烧，也头脑发热 五 凝聚人心的，不仅只有红歌 六 在田间地头，跟毛主席学说人话 七 偷听《梁祝》，把“黄歌”唱“红” 八 人性是共同的，普遍的，也是永恒的 九 传统必须尊重，左倾更要警惕 本文刊载于《白纸黑字》一书。该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鄢烈山主编 八 人性是共同的，普遍的，也是永恒的 九 传统必须尊重，左倾更要警惕   本文刊载于《白纸黑字》一书。该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鄢烈山主编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dudb.html ) – 那时我们唱红歌_易中天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2011年9月27日《中国青年报》第10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前两年，我回武汉大学做讲座。互动时，无意间谈到了老校长刘道玉。我原本寻思，是不是应该做点说明。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让我感慨万千。如果没记错，刘道玉先生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应该是在 1988 年。那时，这些 前两年，我回武汉大学做讲座。互动时，无意间谈到了老校长刘道玉。我原本寻思，是不是应该做点说明。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让我感慨万千。如果没记错，刘道玉先生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应该是在1988年。那时，这些80后、90后的学弟学妹，有的出生不久，有的还没出生。他们，怎么会对刘校长如此崇敬？要知道，二十多年的时光，足以将许多历史都洗磨得了无痕迹；何况“刘道玉”这个名字，还曾经是被刻意回避甚至封杀的。难道真如坊间所言，刘道玉已成为武大人心中“永远的校长”？ 也许是的，也许。 我并不认为刘道玉是圣人。当然，他也不是伟人或完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于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战士是会赢得敬重的，哪怕是“受伤的战士”；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事实上，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一贯正确”，更不因为他“完美无瑕”，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 80 后、 90 后的学弟学妹，有的出生不久，有的还没出生。他们，怎么会对刘校长如此崇敬？要知道，二十多年的时光，足以将许多历史都洗磨得了无痕迹；何况 “ 刘道玉 ，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2011年9月27日《中国青年报》第10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 这个名字，还曾经是被刻意回避甚至封杀的。难道真如坊间所言，刘道玉已成为武大人心中 “ 永远的校长 ” ？ 也许是的，也许。 我并不认为刘道玉是圣人。当然，他也不是伟人或完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于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战士是会赢得敬重的，哪怕是 ，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2011年9月27日《中国青年报》第10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 受伤的战士 ” ；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事实上，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 “ 一贯正确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 ，更不因为他 “ 完美无瑕 ” ，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这种精神，就叫 “ 改革 ” 。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 “ 弄潮儿 ” 和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 出头鸟 ” ，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 “ 教育改革 前两年，我回武汉大学做讲座。互动时，无意间谈到了老校长刘道玉。我原本寻思，是不是应该做点说明。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让我感慨万千。如果没记错，刘道玉先生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应该是在1988年。那时，这些80后、90后的学弟学妹，有的出生不久，有的还没出生。他们，怎么会对刘校长如此崇敬？要知道，二十多年的时光，足以将许多历史都洗磨得了无痕迹；何况“刘道玉”这个名字，还曾经是被刻意回避甚至封杀的。难道真如坊间所言，刘道玉已成为武大人心中“永远的校长”？ 也许是的，也许。 我并不认为刘道玉是圣人。当然，他也不是伟人或完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于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战士是会赢得敬重的，哪怕是“受伤的战士”；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事实上，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一贯正确”，更不因为他“完美无瑕”，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 ” 。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 “ 深圳特区 ” 。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那么，学校就应该 “ 以学科建设为中心 ” 。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 “ 极左思潮 ，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2011年9月27日《中国青年报》第10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 就不再甚嚣尘上， “ 好斗分子 ” 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 “ 任期 ” 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 “ 永远的校长 ” 。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中国青年报》第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10 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du3h.html ) – 改革是没有任期的_易中天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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