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成杰

【河蟹档案】给人民一个胶带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墨鉅:杨佳被处死了,曾成杰也被处死了;夏俊峰被坐牢了,王功权也被坐牢了。中国人的确也有共同的梦想,但肯定不是这样的梦。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这不是美国梦,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 2013-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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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 中国情非得已的“在商言商”

徐贲 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上提倡企业人士应该“在商言商”,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据报道,这不是他一时兴起,随口一说,而是他由来已久的想法。2012年他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就表示过: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2013年5月,他接受央视专访时又进一步阐述,“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 期待企业、商业领域能与政治分离,以不干涉政治换取企业、商业的平安自保,这在当今中国并不是柳传志一个人的想法,也不是企业、商业领域中人才有的想法。其他领域中的许多人也有类似的想法,这是一种以“专业主义”为名的犬儒主义,与大学里的只谈专业、莫问政治,以及社会上的反对“公知”多管闲事互相呼应。它主张,只要把本行的事情做好了就行,至于其他的事情,尤其是过问政治,那只是无用的多管闲事,既然管了也没用,那还不如不管,不必自找麻烦。它把一种本来是情非得已的权宜之计标榜为本该如此的行业原则或普世之道,迎合和扩散着一种早已在中国社会中弥漫的政治冷漠和无作为的末世情绪。 一 什么是“在商言商” 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是社会活动的不同领域被区分开来,不同领域保持相对独立的自主、自理和主导价值。这也是现代公民社会相对独立与政府权力而运作的基本原则。从一开始,这便具有政治意义,而不是非政治的。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现代商业开始发展出自己独立领域的历史时刻,“在商言商”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它要求商业领域在道德和价值观上摆脱基督教和教会的控制,建立起自己的规范。商业领域是新兴的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中的市民自治、自理有助于完善整个市民社会,也有助于提高市民普遍的自我管理能力。“商业”或“商务”(business)的最初意思是“公共事务”,而任何公共事务都不可避免是政治性的事务。 文艺复兴时期的“在商言商”为商业领域选择和确立的价值观是,追求财富是正当的,但财富不是它本身的目的,而是市民生活、国家和文明的基础。这种财富观与政治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商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生存和繁荣的根基,但基督教的财富观,尤其是圣法兰西斯倡导的“守贫观”与城市的市民生活严重脱节。从15世纪初开始,佛罗伦萨的知识精英积极肯定财富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财富是幸福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因素。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莱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指出:“财富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不但对拥有它的人是一种荣耀,而且也是他们实践美德的手段。它也有助于他们的儿孙后代,他们可以利用家财轻而易举地获得有尊严和显著的地位,犹如我们的诗人所说‘出身寒门的才子很难平步青云’。因此,为了我们自己,更重要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增加我们的财富,因为在哲学家的眼中,财富属于美好事物之列,而且与幸福密切相关。” 商业领域的区分使得它可以在道德观上摆脱基督教的传统观念,例如,基督教所鄙视的“贪婪”在商业领域中得到了肯定,而这更是对自然包含贪婪的“人性”的肯定,这样的人性观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正如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在《贪婪论》中所指出的,“贪婪”或“占有欲”是人的本能,追求财富是符合人性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物质占有欲和财富是市民生活、国家和文明的基础,否定财富,否定人的占有欲就是动摇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类文明生活的根基。这些都无疑是最早的“在商言商”的政治见解。 与历史上富有政治进取心和变革精神的“在商言商”相比,当今中国的“在商言商”提出的是“非政治”的要求,它是一种但求偏安,不求政治进取的,无原则的忍让、妥协和退却。由于完全没有政治抱负,它的最高“成功”目标只能是赚钱,它的基本价值也只能是“赚钱就好”和“为赚钱而赚钱”。不管国家的政治状况如何,也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政治权力,它都能逆来顺受、泰然处之。这种对权力的迁就与公民社会要影响和制衡权力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在商言商”只会攀附权力,并强化它无所不在的控制权力,而不可能成为公民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自治和自理领域。在这一点上来说,“在商言商”已经从它历史上的政治变革动力蜕变为一种政治上的反动。中国企业界人士有的并不认同这样的“在商言商”,并且已经有所抵制的行动,因此没有理由对公民意识在中国的觉醒抱悲观的态度。 在民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企业人士并不是一些只善于赚钱,光顾着自己一心赚钱的人们,他们是公民群体的重要部分,并积极地为发展和维护公民社会有所贡献。19世纪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对美国的公民素质和公民社会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感叹普通美国公民的民主知识和实践能力,认为他们对政治懂得比欧洲的政治家们还多。他说,“只有长期以来惯于自治和政治知识普及到社会下层的民族,才适于采用这套(民主治理的)办法。我对美国人在解决来自联邦宪法的无数难题方面表现的高超知识和能力,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令托克维尔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些美国公民中也包括了美国的商人。 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美国人:建国的经历》中说,美国的商人(businessmen)是一些非常关心公共事务的精明的公民。他们是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时期西部新兴城市的产物和缔造者,“他们并不是欧洲城市中那种富有野心的银行家、商人或者制造商在美国的翻版。他们也不是美国的富格尔(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意志金融家家属)或梅迪西(佛罗伦萨银行家和统治者)或罗思柴尔德(18、19世纪的犹太银行家)或者柯克赖特(18世纪英国棉纺大亨),他们乃是迥然不同的人。他们的事业和理想是美国人对社会的理想的一种象征,因为他们是巨大发展时期朝气蓬勃的美国城市居民生活方式所产生和培育起来的”。美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是以公民社会自治为主要特点的,这样的生活方式离不开人数众多的精明的公民,也造就了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和公民商人,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叫他们“公民企业家”。 这个意义上的“商人”或“实业家”与人们今天所熟悉和鄙视——尽管在心里暗暗羡慕——的“生意精”是不同的。这些生意人确实非常精明,但他们的精明是用在为自己发财,甚至发不义之财上。他们与政治权贵结成不神圣的同盟,是公众利益的损害者。但是,在早期的美国,若说一个人是“办理实务的人”(man of business),则主要是说此人从事公共事务。1752年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就把公元前5世纪杰出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说成是“办理实务的人”。在今天的中国,公民“商人”这个早期的重要政治含义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商人”或“企业家”指的是那些纯粹从事金钱商业活动,以赚钱为业,以牟利为最终目标的人士。 所幸的是,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与福祉的那种在商业和公共事业上都很有成就的“企业家”和“商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迹。今天美国的比尔·盖兹、戈登·摩尔、沃伦·巴菲特,都是起源于美国本土的一些早期实业家的传统。用布尔斯廷的话来说,“只需稍微了解一下美国早期的‘实业家’是何许人,他们干些什么,以及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如何想法,就可以看出把他们描述为仅是从事商业活动是何等的不确切”,“把他们说成是一种特殊的、美国型的社会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倒更恰当些。在他们起先的信念中,公众和个人的兴旺发达是融合在一起的。他们是从欧洲旧世界所未见到过的一种社会状态中诞生的,他们是美洲新世界的特殊产物”。在美国有许多这样的实业家事例。从身份和经济实力上说,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但是,社会精英并不自动就是在起社会作用的好公民。而且,社会精英更不等于是社会正义的推动者和积极变革的领导者,至少在今天的中国,像柳传志这般鼓吹“在商言商”的那些精英们,他们是不可能担当这种社会角色的。 二 “在商言商”与政治 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多种社会领域的区分,政治领域只是其中之一,不应该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令其他领域对它的宰制无可奈何、望而生畏。经过区分的宗教、经济、政治、科学和文艺领域,它们各自发展出相对独立的价值观,如信仰、利润、权力、客观知识、美和创新,等等,这一发展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完善是同步进行的。 从一开始,“商业”这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以及整体社会就有联系,即使在它最基本的价值“利润”上也是这样。做生意的、经商的、办企业的人们是要赚钱,但他们不能不择手段地赚钱,就在“贪婪”前所未有地得到肯定的文艺复兴时期,也还是有对“贪婪”的道德限制——有的东西是钱不能也不应该买到的,有的手段是被禁止用来赚钱和牟利的。文艺复兴时期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对“贪婪”和“赚钱”的必要限制,钱不能用来买人肉,不能用来害人性命。同样,在今天,企业家、商人都要赚钱,都要发财致富,但他们不能靠坑蒙拐骗、造假卖假、生产有毒食品、建豆腐渣工程赚钱,也不能靠勾结权贵、破坏自然环境、对子孙后代的资源疯狂地竭泽而渔来发财致富。限制“在商言商”的唯利是图和昧着良心发财,这个力量必须来自社会舆论,而且也必须更直接地来自民主的公共权力和宪政法治的制度。 许多遵纪守法的企业家、商人害怕政治,不愿意与政治沾边,不仅仅是因为觉得政治很肮脏,而且更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手握政治权力的人卡住脖子,敲诈勒索。政治权力不民主,不公正,它对社会正义形成威胁并造成危害,这是企业界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公共领域的根本原因。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指出的,多种社会领域的区分和真正自治、自主、自理,并不是社会发展的自动趋向,而是民主政治及其价值观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不同社会领域的区分,不仅造就了自由,也造就了平等。宗教自由消除了政治和神职官员的强制性权力,这既形成了由世俗信众主导的自由教会,也使人人能平等地为自己的灵魂负责。学术领域中任何人都必须以理服人,不得以暴力强制他人。学术自由造就了“学问”、“知识”或“真理”面前的人人平等。公职服务领域的自由同时确立了应以才德和能力,而非部属、门庭、裙带关系加入竞争的平等原则。私人或家庭生活的自由使得国家不得干涉任何人的私生活,而不只是权贵者的私生活,这就是人人私生活的平等。商业的自由使得政客不得因为眼红商人手里有钱,有想方设法出台什么政策,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 如果政治权力可以任意干涉其他领域,那么其他领域就不可能真正与政治领域有所区分。因此,坚持商业、教育、艺术等等领域与政治领域有所区分,不是指这些领域不要去管政治,更不是指它们必须用“非政治”来要求自己,而是指应该明确坚持,政治这个领域不过是社会多个领域中的一个,它不应该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不应该成为宰制它们的粗暴、专横力量。 这种坚持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要求,因为它要求改变霸道、专横的政治形式,要求一种能够有效限制这种政治权力,并把它牢牢关进笼子里去的民主制度。现代社会中的公民们,他们要在各自能够区分的领域中享有自由和平等权利,首先需要的就是,任何领域中的优势都不应该转化为另一个领域中的优势。用沃尔泽的话来说就是,“要讲区分就得坚守区分,政治权力不得左右教会,宗教不能牵制国家,以此类推。”区分是一种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传统,但维持和确保领域间的区分却是国家在管理社会时应尽的一项职责。为了保障真正的“在商言商”而这样要求国家权力履行它的职责,其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 社会不同领域虽然相对独立,但并非绝对隔离。由于人们同时生活在不同的领域中,不同的领域必然经由他们相互影响。国家权力是对其他领域影响最大,也是最特殊的一个。国家的职责是保持和维护其他领域的独立。正如沃尔泽所说,“尽管每个领域的成员都应尽力保护自己,但当他们受到威胁时,他们最终还是得要求国家的保护。”国家保护的重要性甚至表现在,即使在人们受到国家权力本身威胁时,他们也得要求国家来保护。在这时候,他们只能向政府的另一些部门申诉,或者以公民共同的声音来抗议政府。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他们便只能贿赂官员,或者用其他的方法,花钱来摆平无法通过正当法治程序办成的事情。 企业家和商人是社会中最有钱的人,他们也是最经常有需要,并且最有能力用花钱的办法来摆平政治人物和政治权力的人。有的人习惯于把自由市场当作对抗政治专制、自动形成民主社会的力量。但是,在“自由市场”的精英们不想对抗政治专制,也对形成民主社会力量不感兴趣的情况下,财富本身便会成为专制的帮凶,甚至成为另一种专制的形式。我们对此必须有所警惕。许多口喊“在商言商”的企业人士其实是很懂政治,也很善于利用政治的。不碰政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更有直接为某些人的政治利益服务的企业家。《南方日报》2010年1月24日报道,在广东省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上,广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鹏智公然提出,官员不是百姓奴隶,财产不必公开。他认为,纪检部门本身已经有各种手段监督官员,向公众公开官员财产不一定是最佳方式。他说:“我提倡可以向组织申报财产,但不一定对公众公开,越是这样,社会风气越不利于公平公正,要警惕一些人打着‘民意’的旗号搞民粹主义。”他还进一步追问:“要官员公开财产有法律依据吗?全国人大有公布财产公开的法律吗?官员也是人,也有隐私;官员是公仆,不是老百姓的奴隶。” 无论是为了求自保而躲避政治,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依附于政治,政治总是在那里,你不改变它,它就一定会改变你。越是躲避政治就越可能把一切交给政治,或者就是按造政治现在的样子与它结成不神圣的同盟。金钱可以影响和控制政府官员,操纵各级政策和决策,让有钱人肆意剥削、压迫和凌辱无力保护自己的弱势阶层。只要存在这种权金勾结和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有效的市场经济。公正的市场理念是作为对抗专制政治的策略出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市场经济不是要让金钱财富为所欲为,它需要有一个以社会正义为基本价值的结构和制度环境。市场经济并不能维持它本身。它需要由制度、规则、规范和习惯行为来维持。建立这些制度和价值只能通过宪政法治和民主政治才有可以实现,而这正是一件所有的公民,包括企业家和商人,都应该积极参与的事情。 相关日志 2013/08/04 — 王瑛:企业家可能要面对一次从未有过的站队 2013/07/30 — 薄熙來“家奴”徐明的官商勾結路 2013/07/29 — 胡少江:中国的马云们怎么啦? 2013/07/29 — 马云背后不为人知的4个政商关系圈 2013/07/27 — 神木民间借贷案近5千起 银行官员损失优先处理 2013/07/26 — 四川政商两界持续震荡 2013/07/22 — 曾成杰:国进民退祭坛上的羔羊 2013/07/19 — 另一面:湘西非法集资事件内幕大揭底 2013/07/19 — 刘远举:中国企业家从未拥有“不谈”的权利 2013/07/18 — 曾成杰被处死刑的真正原因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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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M报 | 7月份微博热点月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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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陈行之:在法的门前

  1   标题是卡夫卡一篇小说的名字。关于这篇小说,我以前曾经谈到过(见《禁锢:戮害知识分子的法外之法》,2008-12-9),由于当时谈论的是历史话题,所以在那篇文章中我没有展开对现实问题的讨论。最近一些日子,很多牵涉到法的问题——聂树斌案,唐慧案、李天一案、曾成杰案——拥挤到眼前,似乎想躲也躲不开了。   之所以再提卡夫卡这篇小说,除了我长期以来一直喜欢卡夫卡作品之外,还由于就法的本质来说,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比文学家卡夫卡的直觉来得更深刻(卡夫卡小说几乎全部直接或者间接涉及了法的问题),很有必要通过卡夫卡来对照一下现实,弄清楚我们现实的人生处境,而不要被那些处于特殊集团利益链中的的专家、学者引诱到云天雾地的迷幻世界中去,把冷峻的现实问题抽象化为某种可以带来快感和收益的谈资。   卡夫卡这篇小说不长,下面是全文——   在法的门前站着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请求进门去见法。守门人说,我现在不能放你进去。乡下人想了想,问过一会儿是不是可以放他进去?“也许有这种可能,”守门人答道,“但现在肯定不行。”   由于通向法的大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守门人又走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探着身子朝门里边窥望。守门人看到了,笑着说:“你既然这么感兴趣,不妨试试在没有得到我许可的情况下走进去。不过你要注意,我可是有权力的,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守门人,里边的大厅一个连着一个,每个大厅门口都有守门人站岗,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力。就说那第三个守门人吧,他摆出的那副模样,就连我也不敢多看一眼。”   这些困难是乡下人没有料到的,他本来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见到法的,然而待他仔细端详了这位穿着皮外套、长着又大又尖的鼻子、蓄着细长而稀疏的鞑靼人的胡子的守门人以后,他决定最好还是等得到许可以后再进去。   守门人给他一只凳子让乡下人坐在门边。他就在那儿坐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为了能够获准进去,乡下人反复做了多次尝试,不厌其烦地请求守门人。守门人时常和他聊几句,问问他家里的情况和其他事情,但是谈话的口气甚为冷漠,就像所有大人物和小人物谈话时的那个样子,而且说到最后总是那句话: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   乡下人出门时带了很多东西;他拿出手头的一切送给守门人,再值钱的也在所不惜,希望能够买通守门人。守门人把那些东西都收下了,但是每次收取这些东西的时候,总要说上一句:“这个我收下,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   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乡下人几乎在不停地观察着这个守门人。他忘了其他的一切,对他而言,这个守门人似乎是横亘在他和法之间的惟一障碍。开始几年,他大声诅咒自己的厄运;后来,由于衰老,他只能喃喃自语了。他变得孩子气起来;由于长年累月的观察,他连守门人皮领子上的跳蚤都熟悉了,他甚至想请求那些跳蚤帮忙说服守门人改变主意……最后他的目光模糊了,他不知道周围的世界真的变暗了,还是自己的眼睛在欺骗他。然而在黑暗中,他现在却能清晰地看见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投射出来。   现在他的生命已接近终点。弥留之际,他将整个等待过程中的所有体会都凝聚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还从来没有问过守门人——他无力抬起自己正在变得僵直的躯体,只好把守门人招呼到跟前。守门人不得不低着身子听他说话,他们之间的高度已经相差很多,乡下人愈发显得瘦弱矮小了。   ‘你现在还想知道什么?’守门人说。“你简直就没有满足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到达法的跟前,”乡下人道,“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来求见法,怎么会是这样呢?”   守门人看出乡下人已经筋疲力尽,听力也正在衰竭,于是在他耳边喊道:“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获准进入这道门,因为它是专门为你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   文学和哲学有很大的不同,文学是歧义性的,哲学则要求精准,所谓“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林黛玉”,讲的文学的道理,倘若你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种辩证法”,就不合哲学的道理了。卡夫卡小说不胫而走,除了他独一无二地描绘了20世纪初的人类精神图景(或者说困境)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奇异的故事所展现的不可穷尽的歧义性,真可谓“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卡夫卡的世界”。《在法的门前》更是这样的作品,近百年来,对它有万千种解释(我甚至曾经从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的法律教育教科书中也读到它,并且很信服那里给出的解释)。在所有这些解释中,卡夫卡本人的解释当然是最重要的。   看得出来,卡夫卡非常重视也非常钟爱他的这个小说,当他把它嵌入到长篇小说《审判》中的时候,通过教士和K的对话,对它做了长篇大论的解释。我的理解距离这些解释其实并不遥远,我曾想扣住卡夫卡的论述阐述我的观点,但是随后我发现这样做需要很长的篇幅,我害怕读者会失去耐心,所以决定直接进入阐述,让这些阐述尽可能与当下发生的几桩法律案件产生呼应,这样,读起来会轻松愉快一些。   尽管这样,我仍然想建议读者最好直接阅读卡夫卡的《审判》。   2   在李天一案中,我们曾经听到一个新的法律用语:“轮流发生性关系”,不管真实情形如何,这大概是世界上对“轮奸”罪行最新奇的法律解释了。无独有偶,最近几年,诸如此类的法律的和非法律用语,不断被作为国家统治机器的部门和个人推陈出来,譬如所谓“临时性强奸”,也叫“临时性的即意犯罪”,例:浙江南浔两个协警在宾馆趁女子醉酒不省人事之时实施强奸,南浔法院根据犯罪事实,考虑到两人属临时性的即意犯罪,事前并无商谋,且事后主动自首,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给予酌情从轻处罚(中国新闻网,2009年11月);譬如所谓“带幼女开房”,例:2013年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六年级女生集体失踪,引起老师和家长极度恐慌,原来该6名小学女生被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及万宁市政府单位的一名职员带走开房,目前校长等二人已被警方刑拘(法制网,2013年7月11日)。其他诸如:某人在派出所不正常死亡被解释为“玩儿躲猫猫死亡”、城管人员明明用秤砣袭击了瓜农,却被解释为瓜农“突然倒地而亡”……不一而足。   上述案例都在用并不规范的用语稀释原本极为严谨的法律概念,它们的共同特征,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在为明确无误的罪犯的犯罪行为脱罪,这些事件之所以在网络上引起大面积愤慨,就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他们的行为是对法律的公然强奸,是对良知的粗暴践踏、是对公众智力的恣意侮辱。   然而这只是浅层次的问题,深层问题是:他们为什么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这种荒唐、荒诞、荒谬的事情?同样的事情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民主国家有可能发生吗?如果同样的事情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发生了,那么,那些“走邪路”的国家的司法、新闻机构将面临何种危机?那些国家的政治家将不得不承担何种政治后果?   我信手拈来一件最近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涉嫌绑架并囚禁3名女子10年的阿里埃勒·卡斯特罗现在面临近1000项刑事罪名指控,正在等待接受法庭审理。2013年7月12日,检方新增了648项罪名指控,加上以前提出的329项罪名指控,卡斯特罗如今面临977项罪名指控,包括绑架、强奸、严重暴力伤害人身以及非法持有武器等。凯霍加县检察官蒂莫西·麦金蒂12日告诉媒体记者:“今天的起诉书让我们离解决这一可怕案件又近了一步。”检方正在考虑是否要求法院判处卡斯特罗死刑,因为他涉嫌用暴力致使其中一名女性流产。法庭定于2013年8月5日开始审理卡斯特罗涉及的案件(深港在线综合2013年7 月14日报道)。   如果凯霍加县检察官蒂莫西·麦金蒂同志告诉媒体记者的不是这些情况,而是:“据查,犯罪嫌疑人阿里埃勒·卡斯特罗涉嫌在长达10个月时间里与3名女子轮流发生性关系,属于长期的临时性即意犯罪,基本上是一种与少女开房的行为。”美国人民会作何感想?我想那个世界非得闹翻天不可,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得不到消停,也得出面给美国人民一个说法,否则愤怒的美国人民一定会给奥巴马和美国司法机构一个说法,参众两院一定会陷入极度混乱。所幸的是美国的事情是在惯常轨道上运转的,没有出现这种情形。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美国绝不会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公然发生了呢?一件事情之所以在甲地发生而不在乙地发生,需要有特殊条件,比如两户人家比邻而居,甲家突然就着火了,把房子烧塌了架,乙家却风清日朗,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后来一了解,原来是甲家的儿子因为找不着对象突然疯掉了,在堂屋放了一把火,而乙家没有这样的儿子,孩子都很乖顺很勤勉,日子过得好好的。在两个家庭的对比中,“儿子”就是“特殊条件”。   那么,在我们谈论的话题中,“儿子”是什么玩意儿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了这些事情只能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发生,却绝对不可能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发生呢?   话语权,或者说自由表达权。   3   “陈行之先生,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儿傻啊?!这明明是法律范畴的事情嘛,怎么会跟政治范畴的话语权发生联系了呢?”   请容我慢慢道来。   所谓话语权,我理解就是思想、意志的自由表达权,用政治学语汇表述,就是具体的新闻、出版、言论和结社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有还是没有这个东西,广大人民拥有这个东西还是一部分特权人群拥有这个东西,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系统的质地和结构,直接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生存形态,正是这个东西奠定了“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的本质区别。   我仍旧举李天一案有关的例子,来说明法律范畴的事情是在何种情况下进入到政治范畴的。   最近一些年,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首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似乎成了为豢养者啼鸣报晓的家禽养殖场,成了最卑劣最无耻的“专家、学者”团伙的聚集地,经常就会在社会热点问题出现的时候跳出一个或几个什么东东指鹿为马,大放厥词,与弱者为敌,与公众舆论对抗,或者干脆赤膊上阵,直接咒骂、欺辱和打压柔弱的底层民众,大有东京街头泼皮牛二的风采,我不知道蔡元培先生如果活着会不会羞愧到不得不在身上绑缚一块窨井盖投未名湖而死?谈到李天一案,最近又有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跳出来放言:“即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要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引起广大网民的揶揄和声讨,结果这位教授急眼了,用国家领导人(并且不是一般的国家领导人,至少是总书记、国家主席之类吧?)的语气断然宣称:“网络是暴民的天堂,必要时国家可以断网。”虽然据说这位教授谈把上述话语收回了,并且辩解说他没说过“断网”的话,但是湖南政府官员还说城管没用秤砣砸死瓜农呢,瓜农的家属在得了政府付给的巨额赔偿以后,也改口不再追讨说法了,说我们现在情绪很稳定,我们很感谢党和政府……在这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所以在清华大学教授说还是没说那些话这件事上,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清华大学教授谈的是李天一案,确实是法律范畴的事情,但是他这些话的主要根系,却延伸到了中国的深层政治领域,这里边至少牵涉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公民自由问题。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强奸性质取决于被强奸人群的社会地位,对社会地位低的人群的强奸要比强奸良家妇女的危害性小……按照这位教授的逻辑推断,妓女或良家妇女似乎都负有被强奸的责任和义务,而强奸者天生享有强奸被强奸者的自由,法律责任反而成了次要问题……教授的言论无意间道出了一个残酷的政治现实,那就是这个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被潜规则支配的极度不平等的丛林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教授显然处于生物链的上端,所以他才有这种超乎寻常的优越感。这是怎样的一种社会政治境况呢?我们反过来说吧!假设在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如果被侮辱和损害的妇女或者她们的代表与这位教授处在同等政治地位,譬如在参议院或众议院,她们的代表会不会愤怒地扇打那个无耻教授的耳光,就像被我们的官方媒体经常嘲笑的“全武行”一样?资本主义的媒体记者会不会开着电视转播车一天24小时追踪这位不说人话、不拉人屎的教授,将其每一天的生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位已经成为议员的家伙会不会断送政治生命?从此去过耗子一样的卑微生活?我想会的。   第二个是言论自由问题。这位教授不过是一个道德水准不高、智力中等的肉眼凡胎(我不说酒囊饭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08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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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 | 危牆下的中國刑事辯護律師

2012年11月,李金星挽救了一個人的生命。他並沒有抬起一輛汽車,也沒有自己的身體擋住子彈。但是,考慮到中國的死刑案件歷史,他做了一件非凡的事情:他為當事人雷立軍(音)爭取到 “無罪”判決。李先生是刑事辯護律師,也是北京緩慢發展起來的維權事業老手。 然而,稱他為“律師”可能會使西方的讀者對他有誤解。
在美國,這個行業有一定的尊榮,這不僅因為許多律師收入可觀,還有別的原因。相比之下,在中國,大多數律師的收入只夠過活而已。只有少數得到大型跨國公司聘用的才會成為巨富。

此外,在美國,律師面臨的個人風險相對較少:在履行完法務職責之後,他們就可以過自己的生活。在專利法,兼併收購,或私募股權投資的世界裏,這是相當不言自明的。即使是那些代表恐怖分子、戀童癖者以及其他“低等生命”的律師在美國對抗性法律制度的重要地位也一樣得到普遍接受。當然,那些在民事訴訟個案中大量投資的美國律師可能會面對使人心碎的局面。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可以照樣工作,因為他們確知某些極端的報復形式—比如親人被綁架等—不會發生。相比之下,北京維權律師的經驗使他們了解到,甚麼事情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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