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成杰

All

Latest

【河蟹档案】给人民一个胶带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墨鉅:杨佳被处死了,曾成杰也被处死了;夏俊峰被坐牢了,王功权也被坐牢了。中国人的确也有共同的梦想,但肯定不是这样的梦。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这不是美国梦,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 2013-09-14...

徐贲 | 中国情非得已的“在商言商”

徐贲 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上提倡企业人士应该“在商言商”,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据报道,这不是他一时兴起,随口一说,而是他由来已久的想法。2012年他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就表示过: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2013年5月,他接受央视专访时又进一步阐述,“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 期待企业、商业领域能与政治分离,以不干涉政治换取企业、商业的平安自保,这在当今中国并不是柳传志一个人的想法,也不是企业、商业领域中人才有的想法。其他领域中的许多人也有类似的想法,这是一种以“专业主义”为名的犬儒主义,与大学里的只谈专业、莫问政治,以及社会上的反对“公知”多管闲事互相呼应。它主张,只要把本行的事情做好了就行,至于其他的事情,尤其是过问政治,那只是无用的多管闲事,既然管了也没用,那还不如不管,不必自找麻烦。它把一种本来是情非得已的权宜之计标榜为本该如此的行业原则或普世之道,迎合和扩散着一种早已在中国社会中弥漫的政治冷漠和无作为的末世情绪。 一 什么是“在商言商” 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是社会活动的不同领域被区分开来,不同领域保持相对独立的自主、自理和主导价值。这也是现代公民社会相对独立与政府权力而运作的基本原则。从一开始,这便具有政治意义,而不是非政治的。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现代商业开始发展出自己独立领域的历史时刻,“在商言商”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它要求商业领域在道德和价值观上摆脱基督教和教会的控制,建立起自己的规范。商业领域是新兴的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中的市民自治、自理有助于完善整个市民社会,也有助于提高市民普遍的自我管理能力。“商业”或“商务”(business)的最初意思是“公共事务”,而任何公共事务都不可避免是政治性的事务。 文艺复兴时期的“在商言商”为商业领域选择和确立的价值观是,追求财富是正当的,但财富不是它本身的目的,而是市民生活、国家和文明的基础。这种财富观与政治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商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生存和繁荣的根基,但基督教的财富观,尤其是圣法兰西斯倡导的“守贫观”与城市的市民生活严重脱节。从15世纪初开始,佛罗伦萨的知识精英积极肯定财富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财富是幸福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因素。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莱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指出:“财富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不但对拥有它的人是一种荣耀,而且也是他们实践美德的手段。它也有助于他们的儿孙后代,他们可以利用家财轻而易举地获得有尊严和显著的地位,犹如我们的诗人所说‘出身寒门的才子很难平步青云’。因此,为了我们自己,更重要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增加我们的财富,因为在哲学家的眼中,财富属于美好事物之列,而且与幸福密切相关。” 商业领域的区分使得它可以在道德观上摆脱基督教的传统观念,例如,基督教所鄙视的“贪婪”在商业领域中得到了肯定,而这更是对自然包含贪婪的“人性”的肯定,这样的人性观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正如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在《贪婪论》中所指出的,“贪婪”或“占有欲”是人的本能,追求财富是符合人性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物质占有欲和财富是市民生活、国家和文明的基础,否定财富,否定人的占有欲就是动摇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类文明生活的根基。这些都无疑是最早的“在商言商”的政治见解。 与历史上富有政治进取心和变革精神的“在商言商”相比,当今中国的“在商言商”提出的是“非政治”的要求,它是一种但求偏安,不求政治进取的,无原则的忍让、妥协和退却。由于完全没有政治抱负,它的最高“成功”目标只能是赚钱,它的基本价值也只能是“赚钱就好”和“为赚钱而赚钱”。不管国家的政治状况如何,也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政治权力,它都能逆来顺受、泰然处之。这种对权力的迁就与公民社会要影响和制衡权力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在商言商”只会攀附权力,并强化它无所不在的控制权力,而不可能成为公民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自治和自理领域。在这一点上来说,“在商言商”已经从它历史上的政治变革动力蜕变为一种政治上的反动。中国企业界人士有的并不认同这样的“在商言商”,并且已经有所抵制的行动,因此没有理由对公民意识在中国的觉醒抱悲观的态度。 在民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企业人士并不是一些只善于赚钱,光顾着自己一心赚钱的人们,他们是公民群体的重要部分,并积极地为发展和维护公民社会有所贡献。19世纪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对美国的公民素质和公民社会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感叹普通美国公民的民主知识和实践能力,认为他们对政治懂得比欧洲的政治家们还多。他说,“只有长期以来惯于自治和政治知识普及到社会下层的民族,才适于采用这套(民主治理的)办法。我对美国人在解决来自联邦宪法的无数难题方面表现的高超知识和能力,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令托克维尔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些美国公民中也包括了美国的商人。 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美国人:建国的经历》中说,美国的商人(businessmen)是一些非常关心公共事务的精明的公民。他们是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时期西部新兴城市的产物和缔造者,“他们并不是欧洲城市中那种富有野心的银行家、商人或者制造商在美国的翻版。他们也不是美国的富格尔(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意志金融家家属)或梅迪西(佛罗伦萨银行家和统治者)或罗思柴尔德(18、19世纪的犹太银行家)或者柯克赖特(18世纪英国棉纺大亨),他们乃是迥然不同的人。他们的事业和理想是美国人对社会的理想的一种象征,因为他们是巨大发展时期朝气蓬勃的美国城市居民生活方式所产生和培育起来的”。美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是以公民社会自治为主要特点的,这样的生活方式离不开人数众多的精明的公民,也造就了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和公民商人,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叫他们“公民企业家”。 这个意义上的“商人”或“实业家”与人们今天所熟悉和鄙视——尽管在心里暗暗羡慕——的“生意精”是不同的。这些生意人确实非常精明,但他们的精明是用在为自己发财,甚至发不义之财上。他们与政治权贵结成不神圣的同盟,是公众利益的损害者。但是,在早期的美国,若说一个人是“办理实务的人”(man of business),则主要是说此人从事公共事务。1752年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就把公元前5世纪杰出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说成是“办理实务的人”。在今天的中国,公民“商人”这个早期的重要政治含义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商人”或“企业家”指的是那些纯粹从事金钱商业活动,以赚钱为业,以牟利为最终目标的人士。 所幸的是,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与福祉的那种在商业和公共事业上都很有成就的“企业家”和“商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迹。今天美国的比尔·盖兹、戈登·摩尔、沃伦·巴菲特,都是起源于美国本土的一些早期实业家的传统。用布尔斯廷的话来说,“只需稍微了解一下美国早期的‘实业家’是何许人,他们干些什么,以及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如何想法,就可以看出把他们描述为仅是从事商业活动是何等的不确切”,“把他们说成是一种特殊的、美国型的社会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倒更恰当些。在他们起先的信念中,公众和个人的兴旺发达是融合在一起的。他们是从欧洲旧世界所未见到过的一种社会状态中诞生的,他们是美洲新世界的特殊产物”。在美国有许多这样的实业家事例。从身份和经济实力上说,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但是,社会精英并不自动就是在起社会作用的好公民。而且,社会精英更不等于是社会正义的推动者和积极变革的领导者,至少在今天的中国,像柳传志这般鼓吹“在商言商”的那些精英们,他们是不可能担当这种社会角色的。 二 “在商言商”与政治 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多种社会领域的区分,政治领域只是其中之一,不应该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令其他领域对它的宰制无可奈何、望而生畏。经过区分的宗教、经济、政治、科学和文艺领域,它们各自发展出相对独立的价值观,如信仰、利润、权力、客观知识、美和创新,等等,这一发展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完善是同步进行的。 从一开始,“商业”这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以及整体社会就有联系,即使在它最基本的价值“利润”上也是这样。做生意的、经商的、办企业的人们是要赚钱,但他们不能不择手段地赚钱,就在“贪婪”前所未有地得到肯定的文艺复兴时期,也还是有对“贪婪”的道德限制——有的东西是钱不能也不应该买到的,有的手段是被禁止用来赚钱和牟利的。文艺复兴时期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对“贪婪”和“赚钱”的必要限制,钱不能用来买人肉,不能用来害人性命。同样,在今天,企业家、商人都要赚钱,都要发财致富,但他们不能靠坑蒙拐骗、造假卖假、生产有毒食品、建豆腐渣工程赚钱,也不能靠勾结权贵、破坏自然环境、对子孙后代的资源疯狂地竭泽而渔来发财致富。限制“在商言商”的唯利是图和昧着良心发财,这个力量必须来自社会舆论,而且也必须更直接地来自民主的公共权力和宪政法治的制度。 许多遵纪守法的企业家、商人害怕政治,不愿意与政治沾边,不仅仅是因为觉得政治很肮脏,而且更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手握政治权力的人卡住脖子,敲诈勒索。政治权力不民主,不公正,它对社会正义形成威胁并造成危害,这是企业界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公共领域的根本原因。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指出的,多种社会领域的区分和真正自治、自主、自理,并不是社会发展的自动趋向,而是民主政治及其价值观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不同社会领域的区分,不仅造就了自由,也造就了平等。宗教自由消除了政治和神职官员的强制性权力,这既形成了由世俗信众主导的自由教会,也使人人能平等地为自己的灵魂负责。学术领域中任何人都必须以理服人,不得以暴力强制他人。学术自由造就了“学问”、“知识”或“真理”面前的人人平等。公职服务领域的自由同时确立了应以才德和能力,而非部属、门庭、裙带关系加入竞争的平等原则。私人或家庭生活的自由使得国家不得干涉任何人的私生活,而不只是权贵者的私生活,这就是人人私生活的平等。商业的自由使得政客不得因为眼红商人手里有钱,有想方设法出台什么政策,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 如果政治权力可以任意干涉其他领域,那么其他领域就不可能真正与政治领域有所区分。因此,坚持商业、教育、艺术等等领域与政治领域有所区分,不是指这些领域不要去管政治,更不是指它们必须用“非政治”来要求自己,而是指应该明确坚持,政治这个领域不过是社会多个领域中的一个,它不应该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不应该成为宰制它们的粗暴、专横力量。 这种坚持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要求,因为它要求改变霸道、专横的政治形式,要求一种能够有效限制这种政治权力,并把它牢牢关进笼子里去的民主制度。现代社会中的公民们,他们要在各自能够区分的领域中享有自由和平等权利,首先需要的就是,任何领域中的优势都不应该转化为另一个领域中的优势。用沃尔泽的话来说就是,“要讲区分就得坚守区分,政治权力不得左右教会,宗教不能牵制国家,以此类推。”区分是一种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传统,但维持和确保领域间的区分却是国家在管理社会时应尽的一项职责。为了保障真正的“在商言商”而这样要求国家权力履行它的职责,其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 社会不同领域虽然相对独立,但并非绝对隔离。由于人们同时生活在不同的领域中,不同的领域必然经由他们相互影响。国家权力是对其他领域影响最大,也是最特殊的一个。国家的职责是保持和维护其他领域的独立。正如沃尔泽所说,“尽管每个领域的成员都应尽力保护自己,但当他们受到威胁时,他们最终还是得要求国家的保护。”国家保护的重要性甚至表现在,即使在人们受到国家权力本身威胁时,他们也得要求国家来保护。在这时候,他们只能向政府的另一些部门申诉,或者以公民共同的声音来抗议政府。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他们便只能贿赂官员,或者用其他的方法,花钱来摆平无法通过正当法治程序办成的事情。 企业家和商人是社会中最有钱的人,他们也是最经常有需要,并且最有能力用花钱的办法来摆平政治人物和政治权力的人。有的人习惯于把自由市场当作对抗政治专制、自动形成民主社会的力量。但是,在“自由市场”的精英们不想对抗政治专制,也对形成民主社会力量不感兴趣的情况下,财富本身便会成为专制的帮凶,甚至成为另一种专制的形式。我们对此必须有所警惕。许多口喊“在商言商”的企业人士其实是很懂政治,也很善于利用政治的。不碰政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更有直接为某些人的政治利益服务的企业家。《南方日报》2010年1月24日报道,在广东省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上,广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鹏智公然提出,官员不是百姓奴隶,财产不必公开。他认为,纪检部门本身已经有各种手段监督官员,向公众公开官员财产不一定是最佳方式。他说:“我提倡可以向组织申报财产,但不一定对公众公开,越是这样,社会风气越不利于公平公正,要警惕一些人打着‘民意’的旗号搞民粹主义。”他还进一步追问:“要官员公开财产有法律依据吗?全国人大有公布财产公开的法律吗?官员也是人,也有隐私;官员是公仆,不是老百姓的奴隶。” 无论是为了求自保而躲避政治,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依附于政治,政治总是在那里,你不改变它,它就一定会改变你。越是躲避政治就越可能把一切交给政治,或者就是按造政治现在的样子与它结成不神圣的同盟。金钱可以影响和控制政府官员,操纵各级政策和决策,让有钱人肆意剥削、压迫和凌辱无力保护自己的弱势阶层。只要存在这种权金勾结和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有效的市场经济。公正的市场理念是作为对抗专制政治的策略出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市场经济不是要让金钱财富为所欲为,它需要有一个以社会正义为基本价值的结构和制度环境。市场经济并不能维持它本身。它需要由制度、规则、规范和习惯行为来维持。建立这些制度和价值只能通过宪政法治和民主政治才有可以实现,而这正是一件所有的公民,包括企业家和商人,都应该积极参与的事情。 相关日志 2013/08/04 -- 王瑛:企业家可能要面对一次从未有过的站队 2013/07/30 -- 薄熙來“家奴”徐明的官商勾結路 2013/07/29 -- 胡少江:中国的马云们怎么啦? 2013/07/29 -- 马云背后不为人知的4个政商关系圈 2013/07/27 -- 神木民间借贷案近5千起 银行官员损失优先处理 2013/07/26 -- 四川政商两界持续震荡 2013/07/22 -- 曾成杰:国进民退祭坛上的羔羊 2013/07/19 -- 另一面:湘西非法集资事件内幕大揭底 2013/07/19 -- 刘远举:中国企业家从未拥有“不谈”的权利 2013/07/18 -- 曾成杰被处死刑的真正原因曝光!

CNM报 | 7月份微博热点月考卷

@CNM报:七月份新浪微博月考试卷新鲜出炉,请自觉参加考试。考试期间可翻阅资料,不准交头接耳。不及格者,请自觉关注小编,满分者,罚看一个月新闻联播!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微博客服遇到的奇葩问题 呵呵呵呵,新浪微博成中国大陆首家串接Facebook的社交平台 微博就是这么个玩意,两拨犯人耍的还挺嗨 微博比胸大赛 十大“敢动微博人物” 无觅

爱思想|陈行之:在法的门前

  1   标题是卡夫卡一篇小说的名字。关于这篇小说,我以前曾经谈到过(见《禁锢:戮害知识分子的法外之法》,2008-12-9),由于当时谈论的是历史话题,所以在那篇文章中我没有展开对现实问题的讨论。最近一些日子,很多牵涉到法的问题——聂树斌案,唐慧案、李天一案、曾成杰案——拥挤到眼前,似乎想躲也躲不开了。   之所以再提卡夫卡这篇小说,除了我长期以来一直喜欢卡夫卡作品之外,还由于就法的本质来说,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比文学家卡夫卡的直觉来得更深刻(卡夫卡小说几乎全部直接或者间接涉及了法的问题),很有必要通过卡夫卡来对照一下现实,弄清楚我们现实的人生处境,而不要被那些处于特殊集团利益链中的的专家、学者引诱到云天雾地的迷幻世界中去,把冷峻的现实问题抽象化为某种可以带来快感和收益的谈资。   卡夫卡这篇小说不长,下面是全文——   在法的门前站着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请求进门去见法。守门人说,我现在不能放你进去。乡下人想了想,问过一会儿是不是可以放他进去?“也许有这种可能,”守门人答道,“但现在肯定不行。”   由于通向法的大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守门人又走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探着身子朝门里边窥望。守门人看到了,笑着说:“你既然这么感兴趣,不妨试试在没有得到我许可的情况下走进去。不过你要注意,我可是有权力的,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守门人,里边的大厅一个连着一个,每个大厅门口都有守门人站岗,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力。就说那第三个守门人吧,他摆出的那副模样,就连我也不敢多看一眼。”   这些困难是乡下人没有料到的,他本来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见到法的,然而待他仔细端详了这位穿着皮外套、长着又大又尖的鼻子、蓄着细长而稀疏的鞑靼人的胡子的守门人以后,他决定最好还是等得到许可以后再进去。   守门人给他一只凳子让乡下人坐在门边。他就在那儿坐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为了能够获准进去,乡下人反复做了多次尝试,不厌其烦地请求守门人。守门人时常和他聊几句,问问他家里的情况和其他事情,但是谈话的口气甚为冷漠,就像所有大人物和小人物谈话时的那个样子,而且说到最后总是那句话: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   乡下人出门时带了很多东西;他拿出手头的一切送给守门人,再值钱的也在所不惜,希望能够买通守门人。守门人把那些东西都收下了,但是每次收取这些东西的时候,总要说上一句:“这个我收下,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   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乡下人几乎在不停地观察着这个守门人。他忘了其他的一切,对他而言,这个守门人似乎是横亘在他和法之间的惟一障碍。开始几年,他大声诅咒自己的厄运;后来,由于衰老,他只能喃喃自语了。他变得孩子气起来;由于长年累月的观察,他连守门人皮领子上的跳蚤都熟悉了,他甚至想请求那些跳蚤帮忙说服守门人改变主意……最后他的目光模糊了,他不知道周围的世界真的变暗了,还是自己的眼睛在欺骗他。然而在黑暗中,他现在却能清晰地看见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投射出来。   现在他的生命已接近终点。弥留之际,他将整个等待过程中的所有体会都凝聚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还从来没有问过守门人——他无力抬起自己正在变得僵直的躯体,只好把守门人招呼到跟前。守门人不得不低着身子听他说话,他们之间的高度已经相差很多,乡下人愈发显得瘦弱矮小了。   ‘你现在还想知道什么?’守门人说。“你简直就没有满足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到达法的跟前,”乡下人道,“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来求见法,怎么会是这样呢?”   守门人看出乡下人已经筋疲力尽,听力也正在衰竭,于是在他耳边喊道:“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获准进入这道门,因为它是专门为你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   文学和哲学有很大的不同,文学是歧义性的,哲学则要求精准,所谓“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林黛玉”,讲的文学的道理,倘若你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种辩证法”,就不合哲学的道理了。卡夫卡小说不胫而走,除了他独一无二地描绘了20世纪初的人类精神图景(或者说困境)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奇异的故事所展现的不可穷尽的歧义性,真可谓“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卡夫卡的世界”。《在法的门前》更是这样的作品,近百年来,对它有万千种解释(我甚至曾经从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的法律教育教科书中也读到它,并且很信服那里给出的解释)。在所有这些解释中,卡夫卡本人的解释当然是最重要的。   看得出来,卡夫卡非常重视也非常钟爱他的这个小说,当他把它嵌入到长篇小说《审判》中的时候,通过教士和K的对话,对它做了长篇大论的解释。我的理解距离这些解释其实并不遥远,我曾想扣住卡夫卡的论述阐述我的观点,但是随后我发现这样做需要很长的篇幅,我害怕读者会失去耐心,所以决定直接进入阐述,让这些阐述尽可能与当下发生的几桩法律案件产生呼应,这样,读起来会轻松愉快一些。   尽管这样,我仍然想建议读者最好直接阅读卡夫卡的《审判》。   2   在李天一案中,我们曾经听到一个新的法律用语:“轮流发生性关系”,不管真实情形如何,这大概是世界上对“轮奸”罪行最新奇的法律解释了。无独有偶,最近几年,诸如此类的法律的和非法律用语,不断被作为国家统治机器的部门和个人推陈出来,譬如所谓“临时性强奸”,也叫“临时性的即意犯罪”,例:浙江南浔两个协警在宾馆趁女子醉酒不省人事之时实施强奸,南浔法院根据犯罪事实,考虑到两人属临时性的即意犯罪,事前并无商谋,且事后主动自首,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给予酌情从轻处罚(中国新闻网,2009年11月);譬如所谓“带幼女开房”,例:2013年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六年级女生集体失踪,引起老师和家长极度恐慌,原来该6名小学女生被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及万宁市政府单位的一名职员带走开房,目前校长等二人已被警方刑拘(法制网,2013年7月11日)。其他诸如:某人在派出所不正常死亡被解释为“玩儿躲猫猫死亡”、城管人员明明用秤砣袭击了瓜农,却被解释为瓜农“突然倒地而亡”……不一而足。   上述案例都在用并不规范的用语稀释原本极为严谨的法律概念,它们的共同特征,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在为明确无误的罪犯的犯罪行为脱罪,这些事件之所以在网络上引起大面积愤慨,就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他们的行为是对法律的公然强奸,是对良知的粗暴践踏、是对公众智力的恣意侮辱。   然而这只是浅层次的问题,深层问题是:他们为什么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这种荒唐、荒诞、荒谬的事情?同样的事情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民主国家有可能发生吗?如果同样的事情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发生了,那么,那些“走邪路”的国家的司法、新闻机构将面临何种危机?那些国家的政治家将不得不承担何种政治后果?   我信手拈来一件最近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涉嫌绑架并囚禁3名女子10年的阿里埃勒·卡斯特罗现在面临近1000项刑事罪名指控,正在等待接受法庭审理。2013年7月12日,检方新增了648项罪名指控,加上以前提出的329项罪名指控,卡斯特罗如今面临977项罪名指控,包括绑架、强奸、严重暴力伤害人身以及非法持有武器等。凯霍加县检察官蒂莫西·麦金蒂12日告诉媒体记者:“今天的起诉书让我们离解决这一可怕案件又近了一步。”检方正在考虑是否要求法院判处卡斯特罗死刑,因为他涉嫌用暴力致使其中一名女性流产。法庭定于2013年8月5日开始审理卡斯特罗涉及的案件(深港在线综合2013年7 月14日报道)。   如果凯霍加县检察官蒂莫西·麦金蒂同志告诉媒体记者的不是这些情况,而是:“据查,犯罪嫌疑人阿里埃勒·卡斯特罗涉嫌在长达10个月时间里与3名女子轮流发生性关系,属于长期的临时性即意犯罪,基本上是一种与少女开房的行为。”美国人民会作何感想?我想那个世界非得闹翻天不可,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得不到消停,也得出面给美国人民一个说法,否则愤怒的美国人民一定会给奥巴马和美国司法机构一个说法,参众两院一定会陷入极度混乱。所幸的是美国的事情是在惯常轨道上运转的,没有出现这种情形。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美国绝不会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公然发生了呢?一件事情之所以在甲地发生而不在乙地发生,需要有特殊条件,比如两户人家比邻而居,甲家突然就着火了,把房子烧塌了架,乙家却风清日朗,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后来一了解,原来是甲家的儿子因为找不着对象突然疯掉了,在堂屋放了一把火,而乙家没有这样的儿子,孩子都很乖顺很勤勉,日子过得好好的。在两个家庭的对比中,“儿子”就是“特殊条件”。   那么,在我们谈论的话题中,“儿子”是什么玩意儿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了这些事情只能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发生,却绝对不可能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发生呢?   话语权,或者说自由表达权。   3   “陈行之先生,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儿傻啊?!这明明是法律范畴的事情嘛,怎么会跟政治范畴的话语权发生联系了呢?”   请容我慢慢道来。   所谓话语权,我理解就是思想、意志的自由表达权,用政治学语汇表述,就是具体的新闻、出版、言论和结社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有还是没有这个东西,广大人民拥有这个东西还是一部分特权人群拥有这个东西,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系统的质地和结构,直接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生存形态,正是这个东西奠定了“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的本质区别。   我仍旧举李天一案有关的例子,来说明法律范畴的事情是在何种情况下进入到政治范畴的。   最近一些年,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首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似乎成了为豢养者啼鸣报晓的家禽养殖场,成了最卑劣最无耻的“专家、学者”团伙的聚集地,经常就会在社会热点问题出现的时候跳出一个或几个什么东东指鹿为马,大放厥词,与弱者为敌,与公众舆论对抗,或者干脆赤膊上阵,直接咒骂、欺辱和打压柔弱的底层民众,大有东京街头泼皮牛二的风采,我不知道蔡元培先生如果活着会不会羞愧到不得不在身上绑缚一块窨井盖投未名湖而死?谈到李天一案,最近又有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跳出来放言:“即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要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引起广大网民的揶揄和声讨,结果这位教授急眼了,用国家领导人(并且不是一般的国家领导人,至少是总书记、国家主席之类吧?)的语气断然宣称:“网络是暴民的天堂,必要时国家可以断网。”虽然据说这位教授谈把上述话语收回了,并且辩解说他没说过“断网”的话,但是湖南政府官员还说城管没用秤砣砸死瓜农呢,瓜农的家属在得了政府付给的巨额赔偿以后,也改口不再追讨说法了,说我们现在情绪很稳定,我们很感谢党和政府……在这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所以在清华大学教授说还是没说那些话这件事上,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清华大学教授谈的是李天一案,确实是法律范畴的事情,但是他这些话的主要根系,却延伸到了中国的深层政治领域,这里边至少牵涉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公民自由问题。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强奸性质取决于被强奸人群的社会地位,对社会地位低的人群的强奸要比强奸良家妇女的危害性小……按照这位教授的逻辑推断,妓女或良家妇女似乎都负有被强奸的责任和义务,而强奸者天生享有强奸被强奸者的自由,法律责任反而成了次要问题……教授的言论无意间道出了一个残酷的政治现实,那就是这个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被潜规则支配的极度不平等的丛林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教授显然处于生物链的上端,所以他才有这种超乎寻常的优越感。这是怎样的一种社会政治境况呢?我们反过来说吧!假设在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如果被侮辱和损害的妇女或者她们的代表与这位教授处在同等政治地位,譬如在参议院或众议院,她们的代表会不会愤怒地扇打那个无耻教授的耳光,就像被我们的官方媒体经常嘲笑的“全武行”一样?资本主义的媒体记者会不会开着电视转播车一天24小时追踪这位不说人话、不拉人屎的教授,将其每一天的生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位已经成为议员的家伙会不会断送政治生命?从此去过耗子一样的卑微生活?我想会的。   第二个是言论自由问题。这位教授不过是一个道德水准不高、智力中等的肉眼凡胎(我不说酒囊饭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08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大西洋月刊 | 危牆下的中國刑事辯護律師

2012年11月,李金星挽救了一個人的生命。他並沒有抬起一輛汽車,也沒有自己的身體擋住子彈。但是,考慮到中國的死刑案件歷史,他做了一件非凡的事情:他為當事人雷立軍(音)爭取到 “無罪”判決。李先生是刑事辯護律師,也是北京緩慢發展起來的維權事業老手。 然而,稱他為“律師”可能會使西方的讀者對他有誤解。 在美國,這個行業有一定的尊榮,這不僅因為許多律師收入可觀,還有別的原因。相比之下,在中國,大多數律師的收入只夠過活而已。只有少數得到大型跨國公司聘用的才會成為巨富。 此外,在美國,律師面臨的個人風險相對較少:在履行完法務職責之後,他們就可以過自己的生活。在專利法,兼併收購,或私募股權投資的世界裏,這是相當不言自明的。即使是那些代表恐怖分子、戀童癖者以及其他“低等生命”的律師在美國對抗性法律制度的重要地位也一樣得到普遍接受。當然,那些在民事訴訟個案中大量投資的美國律師可能會面對使人心碎的局面。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可以照樣工作,因為他們確知某些極端的報復形式—比如親人被綁架等—不會發生。相比之下,北京維權律師的經驗使他們了解到,甚麼事情都有可能。

云之 | 谈谈中国式逻辑:胡思乱想(转)

转按:当“土改”“公私合营”的毒害还没肃清、其导致的恐惧还没消除,对于权利和自由,还是有许多误读(如以为权利就是特权、自由就是随心所欲),缺乏权利意识、没有自由界限的人一有机会就要挤压侵占他人的空间,这简直是一种精神胜利,哪里会觉得没有教养和素质。当然,在“学而优则仕”或“作而优则仕”仍然是主流传统的国度,读书仍然是成为“人上人”的途径而与对真善美(刚刚听老同学说,这三个字因为被XX功常用已经成为敏感词)的追求无关,由此也可以理解国人特有的层级观念。   谈谈中国式逻辑:胡思乱想 Posted on July 17, 2013 by Jun Gu     今晚与好友出去小聚,顺便闲聊,边聊到了一些有关体制的话题。同时联想到昨日发生在湖南的曾成杰事件以及数月前贵阳的黎庆洪打黑,外加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刘志军案件,我发现有一个话题很有意思。那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到底是如何的?与之前的 关于读博之困 的讨论类似,这个话题注定会充满争议。同时,这个话题非常复杂,属于社会学范畴。所以,我只是就个人理解谈点看法,不实之处欢迎指正。     对于初到中国的外国友人而言,有一点他们是看不懂的。那就是,传统媒体的论调和网上的差异巨大。新闻联播的题材永远是祖国大步前进,红色江山一片大好。以至于曾有戏言,说某外国友人在观看一周新闻联播后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申办中国护照。然而,当我们转向普通BBS,微信和微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世界第三次工农革命就要开始了。以我父母为例,他们虽知道社会的险恶,由于只看官媒,却不知政府嘴脸。或许有人会说,在欧美也是一样,因为BBS上可以看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但是报纸上没有。但是你有见过那种完全有悖于民调的新闻报告吗?     记得刚来英国时候,我曾看不懂报纸,以至于这后来也成了我的一道招牌菜。每当有好友来问我如何了解英国社会,我都会建议他买当日《泰晤士报》,《独立报》,《每日邮报》和以清凉女子为卖点的《太阳报》各一份。曾记得我当年来英国之时,英国政府正开始经济衰退,保守党上台开始大力削减政府开支。于是泰晤士报开始表示,此等行为能够进一步压缩政府的开支,进而好钢可以用在刀刃上。而独立报却开始开喷,说此等决定如何2B,因为这涉嫌歧视。毕竟公共开支的一大部分是照顾英国社会的低保户和弱势群体。我当时看到这两份报纸就晕了。我该信谁?对于一个习惯了一切通稿的读报者,这种”一事各表“的做法我是真难以理解。     随着英文的进步,我终于在可以”懒的查字典“(看清楚,不是不用查,是懒)的情况下大概看懂Economist,也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看懂BBC的电视节目,也终于了解了一些英国人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和思维模式的理解对我是有莫大好处的。首先,我毕竟暂时生活在这个国度,不了解周围人的想法显然是不行的。尽管英国人,尤其是学校里,大多对于异族文化比较宽容。国人有句老话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了解这个”异“,对于我等,显然意义深远;而另一点,则是与我工作有关。因为专业原因,我们需要讲故事,而大多数的故事,都需要用英文的逻辑讲出来。能够从文化上去理解,哪怕是初步的,对于提升写作也是大有帮助的。     而渐渐地,我也会不知不觉使用这种逻辑来分析思考我周围的事情,我所熟悉的国度以及我过去所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我一好友称这种过程为”西化“。而在我看来,这种过程其实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习惯。曾记得两年前应党论的邀请去中大访问,席间一位老师很不友好地问道:“我的学生英文不比你差,为何拿不到Offer,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没有?”。当时我并未想多,同时也顾及党论的面子,便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但是现在想来,问题恐怕在于,我们认为优秀的学生并未一定是国外教授认可的优秀。更重要的是,从这位老师的逻辑可以看出,他的学生恐怕会比较恃才傲物而未必懂得如何去尊重所有人。如果以我现在来评判,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代表着一种中国式的逻辑。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里面谈到了国人的阶层思想。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是常见的。如我之前提到那位老师可能就从心眼里没看得起我。至于理由?很简单,毕竟他的学生师出名门,而我只是个野路子。曾记得我上专科之时,系里的本科生和老师皆看不起我们,监考时候直言“本科生不要帮助专科生”;在转本后,直接读本的看不起转本学生,甚至于曾发生调课通知不通知我们班的事情;而读研以后,老师又会看不起外校的学生云云。以至于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来了英国才知道被尊重的感觉如此好!     而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看不起?因为这种事情社会上更多。赚钱多的看不起赚钱少的;开宝马的看不起开桑塔纳的;开桑坦纳的看不起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的看不起跑路的。同样的,住在城里拿着2000一个月的看不起农村的生意人;娶不着老婆的城里屌丝还看不起来自农村的外地媳妇;自己不学无术看不懂人家的风俗习惯直接评价别人的制度落后,却从来看不见自己的贪婪和无知;昔日的同学在当上了一个小职位以后就开始翻脸不认人并无视曾经上下铺的兄弟;有钱的看不起家里的保姆和餐馆的服务员,却不曾记得自己的父辈可能还不如他们。于是乎,我们赵大叔的《卖拐》走红全国却在美国差点被人告上法庭;周立波同学的“笑侃”也差点引起“中国南北战争”。     而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这种看不起的自负心理其实是来自于某种不自信,或者对周围某些不确定因素的恐惧而产生的一种自保策略。而这种情况在我看来,一般发生在供求完全不平等的情况下。这种供求关系包括经济地位,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人身安全,产品消费,教育资源等方方面面。这种资源的稀缺和分配机制不公,最终映射到了人和人之间的阶层差异。比如很多幼儿园和小学优先照顾公务员子女;北京四环内的经济适用房给公务员特供;普通病人轮不到病房和病床安排,但是医院却斥资大力修建高干病房;年轻的科研人员拿不到科研经费和足够的生活必须工资,而不学无术的教授却可以拿着科研经费到处游山玩水。于是,地位不平等带来的物质条件差异,也促进了这种相互歧视的发生。     然而,这并不正常。因为其实按照我们以前政治课所学,这部分超额收益来自于所谓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榨取。显然,我对于政治经济学这套学说从来只当笑话看。然而,即使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这也不太正常。因为它在满足了一小部分群体的同时,却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这显然有悖于福利经济学。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而政府应该通过行政干预,让社会的大多数人甚至于所有的成员的生活标准和质量都得到提高。而这恰恰就是英国社会税收制度和政府运作的最基本套路。在英国,如果需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政府会买掉大部分的单。但是如果需要更好的服务,比如私人医生,有机食物,价格就会高的吓人。当然,这些显然离不开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支持。     而要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则是教育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国人的心理到达今天的状态则基本都出在了教育上。可以说,我们的教育,无论是什么学历毕业,几乎都离不开一个“骂”字。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没有被教会如何尊重人,更没有学会如何思考和感恩。当然,也没有教会一个孩子正确的思考方式。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讲理。嗓门大,脖子粗就是道理。我曾在深圳火车站看到,一个人拿了三张身份证要买9张火车票。在遭到拒绝后,他拒绝离开,大喊大叫,保安过来劝阻无效。最后还是卖给了他。其实如果在英国,这个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美妙。因为客服可能会报警。而同样,其实这种态度在英国很容易被服务员怠慢,因为人家会觉得你没有素质。     而另一个问题则是:当你遇到不公时,应该如何表达?由于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教育思想就是要听话,要服从。一个想法太多的孩子永远不会得到领导和老师的关照。久而久之,在寻租理论的作用下,我们可能开始习惯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更不会懂得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根源。于是我们开始怨天怨地怨出身。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我周围的亲戚和朋友大多非社会精英,于是这类抱怨听得就非常多。当然,随着现在网络的普及,这种事儿就更多了。当然,有时候我会尝试告诉他们,这是制度问题。他们的答案则千篇一律,我不能改变这个政府,我只能怨我自己。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每个人都能恪守道德底线,社会还会是现在这样么?     于是我们看到,在房屋限购令出台的时候,大家都排着队去离婚;当石油要涨价的时候,的哥的姐们排着队去加油;当奶粉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排着队从香港去买奶粉;当香港奶粉开始禁售的时候,我们开始大骂香港人。其实假离婚也好,排队去香港生宝宝也好,排队加油也罢,在西方有个专门术语叫Regulatory Arbitrage。但是却没有人,当然也没有渠道去表明制度的不合理。在一个新闻需要审查,网站需要监督的国度。此种寻租行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在政策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人们便有了这样一种心态:他们边骂政府不给力,边瞅准机会进去捞一把。     从辜鸿铭先生一百年前讨论的中国人精神,到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再到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尽管核心类似,但是基础却在变化。尽管我们依然没有丢掉看到洋人时候的自卑感,但是在对待自己人的心态上,却已经没有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谦和。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滥用,教育的失误已经造成了一辈不会思考却只会投机取巧谋小利的民族。充斥社会的种种鄙视,我们或许理解为社会阶层的不同,或者是素养不够。但是,他们真的是如此简单么?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想撤销中国大学的文科,其用意或许也有此? http://blog.gujun-sky.com/2013/07/revisiting-chinese-characteristics-good-or-bad/

信力建 | 商人不保护,国家没希望

作者: 信力建   现代社会中,商人的地位不言而喻:从最直接的缴税和解决就业两点而言,其作用就非同小可:前者关乎政府生存,后者决定社会稳定,都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大事。从理论上讲,商人是自由贸易得以开展的载体,而自由贸易对整个世界的意义又正如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所言“贸易促进社会分工,更细的劳动分工促进专业化水平的提升、生产力的提高,后者进而带动需求与供给的增加,需求与供给的上升又进一步回过头来促进贸易的发展,使市场容量与深度发生新的升华。”他进而认为:一个国家可以继续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征服(其他领地)以及保持独有的垄断地位来赚取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就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让别人有钱了,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 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商人青眼有加,认为他们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但另一方面,也很难说在实质上对商人有多重视。最近湖南发生的曾成杰案就是例子:土地承包商人曾成杰因为民间集资发生挤兑风潮,于 2013年7月12日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死刑。曾成杰2000年在湘西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调动民间投资和企业创业的积极性”的支持下出面向社会集资,其后的3年中,湘西州政府报告接连提出州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始终是“千方百计启动民间资金”(2002年州政府“计划草案报告”)、“拓宽融资渠道、激活民间投资”(2003年州政府工作报告)、“引导和推动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拓展民间资本的融资渠道”(2004年州政府工作报告)。然而到2008年,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及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在行经五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湘西民间借贷步入危机,进而引发挤兑风潮,结果却是商人曾成杰用自己的生命为这桩原是政府启动的民间集资案画上句号。这么着,一场持续数年、为政府所默许甚至推动的民间借贷热潮,在遭遇多重因素作用下,陡然变为灾难。为此,人们不禁要问:地方政府应有怎样相应的责任担当?参与其中的企业和企业主该如何担责?法律层面该如何严谨进行? 放眼世界各国,凡是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国家,无一例外对本国商人是爱护有加,因为他们明白:商人是母鸡,只有喂养好他们,才能得到更多的“蛋”(税收与就业人数),而杀鸡取卵无疑是最愚蠢的做法。我们的近邻韩国就是例子。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成功地推行以增长为主的经济政策,70年代之后正式走上发展经济的轨道,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韩国一改贫穷与落后的面貌,呈现出繁荣和富裕的景象,成为国际市场上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如今,韩国经济实力雄厚,钢铁、汽车、造船、电子、纺织等已成为韩国的支柱产业,其中造船和汽车制造等行业更是享誉世界。韩国的电子工业发展迅速,为世界十大电子工业国之一。近年来,韩国重视IT产业,不断加大投入,IT技术水平和产量均居世界前列。而这其中,韩国的民族资本家或者说家族资本占了半壁江山:据新华社电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显示,韩国资产规模居前100位的家族企业持有资产合计1446.76万亿韩元(约合1.26万亿美元),接近政府的资产总额水平。日常追踪企业财富的网站也发布报告,认定排名前100的企业截至去年年底所持资产相当于政府资产的95%,其中三星集团以279.08万亿韩元(2430亿美元)排名第一,现代汽车、SK集团、LG集团和乐天集团依次排名第二至第五。 一名专家告诉韩国联合通讯社记者,上述五家企业占前100家大企业资产总和的52%!事实上自二战后韩国经济起步直至1990年代,韩国工业由家族企业主导而缺乏现代经理人体制。韩国工业规模分布本应该呈两头多中间低的“马鞍形”——拥有众多小型私营企业加上少数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如同曾经的我国内地、香港乃至意大利和法国。但很显然,韩国构成了一个反例,私营家族财阀主导的韩国经济结构更像日本、德国和美国。其秘密就在于二战后韩国政府对家族企业集团崛起的强大推动。 这些家族企业的崛起应该归功于一个人——从1961年到1979年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其对本国民族资本家的保护可谓不遗余力。韩国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国家角色在推动企业发展和促进企业走向“机构化管理”上的力证。尽管规模和结构相像,韩国家族财阀不同于日本家族财阀的根本之处在于,韩国家族财阀并不掌控国际的金融体系。韩国国家控制各大银行,这点与我国一模一样。韩国政府通过给不同产业和企业的信贷、利率、财政补贴及贸易补贴宏观调控着产业结构,这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韩国不同家族企业的命运。在韩国经济起飞的1970年代,韩国的纺织和成衣制造业几乎被全面清洗,因为政府决定退出与东南亚国家在这些行业的竞争而进入产能和产值更高的出口行业。银行立刻响应这一决定,1976年近80%的国家主导投资投向了重型产业—建筑、造船、钢铁和石油行业。现代集团更是史无前例地从先前1万吨的造船吨位一跃到制造26万吨的巨型油轮。无疑,韩国政府通过干预经济刺激财阀企业的做法,放在今天这可谓是“超级凯恩斯”。 具体说来,这项扶持本国商人的做法有这样两点:首先,韩国政府以借贷和优惠政策为条件,迫使和推动众多家族企业逐步聚拢形成大规模的网络型企业机构。和日本财阀企业和后来的连锁型集团一样,韩国家族财阀企业及相关的众多家族企业都通过相互持股形成网络。其效果之一,防止了外资的进入,这方面效果好坏尚有争辩。效果之二,商业网络帮助家族企业弥补了规模上不足。后者的效用在日韩乃至欧洲的家族企业都得到印证。其次,韩国政府推动网络型企业机构同时,积极主动地推动跨不同行业和企业的通用文化建设—推动现代制造业的管理手段、调和劳资关系、协助家族企业不断吸纳韩国国立大学培养出的一代代精英成为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换言之,推动机构化管理—让家族财阀集团企业像机器般地运转,而不是靠家族首脑发号司令。韩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不断推动商业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也不断迫使企业和从业人员接受更高的行为标准。为此当时韩国政府不惜将行为不检点、令公众反感的公司首脑推上法庭,令其企业破产。 实际上,日本在扶持本国民族(家族)企业上,也可圈可点。这首先表现在贷款资金上的支持。战后,政府每年在预算方面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日本在平成16年度的预算方案中,整个政府的中小企业对策预算为1703亿日元。用于完善经营支持体制、刺激创业者和风险企业、促进技术革新和产学官合作、补助新产品试生产费用、搞活地区产业和中心市区。设立各都道府县贷款机构,为准备创业者和小企业提供无息贷款,为找不到担保的企业代其采购所需设备并以分期付款方式销售或租赁给该企业。设立“改善小企业等经营贷款制度”,向信用度和担保能力较弱而贷不到资金的小企业以无利息、无担保人发放贷款。其中金融方面的制度会具体在金融政策一部分加以讨论。日本在经济政策特别是在金融政策方面无论是结构还是实施都非常扎实,中国许多政策都处于刚刚出台或即将出台的过程之中,政策的落实和适应性及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将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逐渐显现出来。其次,则是税收上的支持。为了进一步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日本在平成16年度税制修改中对于从创业到继承事业各环节继续减税。中小企业实行低税率为使民间资本更多地注入中小企业,投资家能够搞活投资企业,实行“天使税制”,即对满足开发实验费用占销售额的比例超过3%,创业未满五年等一定条件的中小企业,个人投资家进行股票投资而股票出现转让损失时,停止保留金征税时间延长为两年。改革事业继承税收制度。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风险企业的养老金制度,确保公积金免税额度。延长中小企业促进投资税制、中小企业加强技术基础机制和购置信息通信设备税制。 在政府这种对商人企业家的支持和爱护下,日本的松下、本田、索尼,逐步由小企业起步,成长为世界级的大企业。还值得指出的是:韩日这种对商人的支持是对“商人”的支持,而不是对权贵的支持——如果这种国家主导投资和市场是指向权贵,或者是官二代之类,则势必带来腐败。与韩国一起走向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就是例子。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从1965年到1998年获得巨大财富的主要成功因素是家族企业。到他下台之时,他六个已成年的孩子全部在印尼经济中都拥有重大资产,而且主要家庭和商业物产散布于新加坡到洛杉矶等各地。这些是战略投资,而那些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对经济有重大意义,范围延伸至收费公路、出版业、航运、电视台、化学塑料制品和酒店。家族对航空线的兴趣也不断延伸,几乎垄断了印尼到麦加圣地的空中通道。到苏哈托离职之时,家族总财产估计达到150亿美元,这大概创造了“第一家庭”的财富纪录。苏哈托如何成功积累这笔钱?如何将这个辽阔的国家统一在一起?如何在任期内保持GDP超过5%的增长率?成功的关键在于专业集团党的成立。专业集团党支配着他总统任期下的大局,并确保他从1973年到1998年五次连任。专业集团党的财政基础在于苏哈托帮助促成的交易,尤其是在林业、电力和银行部门,这些被描述为“特许权”,要向总统或者其指定代理人支付租金特别是向直接为其家族敛财的几个基金会。群殴结果当然是离现代化越来越远。 中国今天正在现代化路上蹒跚,如何象韩日那样保护商人合法权力的同时,避免走上将这种保护实际上落在权贵的头上,应该是当局和全国民众严重关注的事情。

何清涟 | “人民社会”:华丽尸袍下的黑暗世界

何清涟 2013年有点特别,各种阿谀文字升级版频出。新出炉的有“人民社会论” 与“中共天命刚健论”。“人民社会”论属于共产文化话语体系,“天命刚健论”与“党权神授论”、“宇宙真理论”属于“准宗教”话语体系,已经将“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信仰推向“准神学”边缘。这些奇谈怪论的作者的目标相同:为陷入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中共献上“理论”以解困纾难。 7月下旬胡鞍钢与王洪川联名发表“人民社会是‘中国梦’最大动力”,试图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语言为中共唱支招魂曲。该文引经据典,以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开篇,然后将中国的“人民社会”“与西方公民社会相比”,这一比真是了不得,竟然比出了若干“优越性”。 “人民”这个词属于极权政治下常用的集体名词之一,经历过80年代新启蒙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般都知道在极权政治下,“人民”只是统治者用来展示合法性的工具,“人民意志”更是统治者用来打压异己的骗人工具。2003年1月,我曾专门写过一篇“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对人民这一集体名词被共产文化挟持后的遭遇进行过详细分析。本文只择要分析胡文展示的人民社会与现实中国,其间差别正好是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即悲惨现实,虚幻颂歌。 胡文说,“人民社会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社会,即以人民为主体,保障人民福利,追求人民幸福,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这样一个“人民社会”只存在于中共的政府文件之中。 1949年以后中共建政后,以“人民”的名义垄断政治、垄断资源与垄断真理,人民的共同贫困与中共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特权并存;1978年以后进入改革年代,邓小平虽然声称要“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但现实是贫富差距过大,共同富裕遥遥无期。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7月中旬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否定了胡文的“人民共同富裕”之说,指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 家庭收入累计占所有家庭总收入0.1%,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却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是前者的234倍——这项调查涉及的家庭显然并未包括中国那些著名的红色家族在内,因为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拥有的财富,是中共的“国家机密”。若将他们的财富考虑在内,差距应该更大。 胡文说,“人民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这种“当家作主”的成就感与快感,可能只有中共各级政府官员才能体会到。占人口90%的“人民”主体,其实一直被政府在当家作主。号称“人民代表”组成的人大与社会各界代表人物组成的政协,成了道道地地的富豪俱乐部。据胡润报告的统计,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83名富豪代表的平均资产约为33.5亿美元。而被中国斥为金钱政治的美国众议院以及内阁最富有的83人平均资产为5640万美元。2013年参加两会的富豪人数较一年前上升了17%。中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红二代”出身的两会代表逐年都在增加,这种以家世与财富为考量的两会代表从产生机制到其功能,都与真实的民意无关,当然更谈不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结果。胡鞍钢本人的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就不是“人民意志”的结果,是“领导者”对其的酬庸。 胡文说,“与西方的公民社会相比,人民社会由公有、公益、公平、公正等基本原则所组成”,“正是有了整体性的公利和公益,才会有了每个人的私 利、私益。” 中国的国家资源名义上“公有”,但这“公有”的所有权虚置特质决定了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只能是政府及官员,与“人民”的个体完全无关。作为个体的“人民”,不仅无法实现自己对名义上归人民所有的公共资产的所有权,即使是分配给自身的耕地,甚至住房权,也经常被政府以城市建设等“公益”名目掠夺,所以这“公有”只是为政府掠夺资源提供了制度性通道。成千上万因反抗拆迁征地而失去生命或被严重伤害的“人民”的存在,证明这个“人民社会”既没有公平也没有任何公正可言。通过这种掠夺实现的“整体性的公利和公益”,最后保证了利益集团成员的“私利、私益”。早在2008年,我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中,在大量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政府已经蜕变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一、社会分配与社会福利向政府公务员严重倾斜;二、巨额财富集中于少数权贵家庭;三、政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地位的传承呈自利化趋势。这种政治利益集团的私利、私益还体现在官民“死刑双轨制”(王进文语)上,平民动辄死刑加身,腐败案过亿甚至逾数亿的高官,法院主动为其寻找减刑依据,比如最近同时宣判的曾成杰因集资判处死刑,而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不仅374套房产不翼而飞,还以死缓结案。 胡文说,“人民社会的根本特征是和谐社会”。 写下这段话时,两位作者完全“忘记”了中国近年来每年10-20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已使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追比军费,高达6000-7000亿之钜;“忘记”了那些在无数个“马三家劳教”痛苦呻吟的卑微生命;“忘记”了政府隔三岔五整治互联网钳制舆论;“忘记”了那些被压迫至绝望的生命的反抗;“忘记”了发生不久、阴影未曾消散的厦门公交车爆炸案、湖南瓜农邓正加被城管殴打致死案,以及冀中星北京机场自我爆炸案。这样的社会,正在反证着“和谐”二字离现实中国相差十万八千里。 两位作者走笔至“人民社会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确保人民社会的建立”,此篇奇文算是“千里长堤,到此结穴”,苦心用谎言堆积一个“人民社会”只有一个目的,即保证中共的“永久执政权”。 “人民社会”为何优于“公民社会”?那是因为在“人民社会”中,“人民”只能作为一个集体名词存在,“人民意志”由中共臆造掌握,任意捏弄。一旦作为个体表达了自己的利益主张,这一个体就被从“人民”队伍中剔除出去,成为“人民的敌人”。独裁者为何不喜欢“公民社会”?道理也很简单,公民个人可以作为权利与责任的主体存在,有选举政治、舆论管道、集会游行、组织结社等各种利益诉求管道,统治者不能任意制造虚构“公民意志”来强奸民意。 这些知识精英的“理论探索”之路,不仅为自身,还为中国当代思想史留下一笔不光彩的纪录。 相关日志 2013/07/26 -- 薄熙来被公诉 官媒敲打“挺薄”派 2013/07/25 -- 中国公民运动再遇严打 2013/07/25 -- 中共新政比前任更无耻了? 2013/07/23 -- 何清涟:“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 2013/07/22 -- 政治局会议吵翻天 汪洋带头向刘云山发难 2013/07/22 -- 「六四」中央智囊吳稼祥:「習近平左傾僅是假動作」 2013/07/20 -- 葛兰素华润出事据称乃胡德平系太子党遭敌系报复 2013/07/20 -- 胡鞍钢“人民社会优越论”引发争议 2013/07/19 -- 奇文录: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 2013/07/19 -- 高毅:“传知行”遭取缔 公民运动受压制

张平 | 北京观察:谁在中国非法执法?

作者:张平 从冀中星案、邓正加案到薄熙来案,没有法定资格的联防队员、城管、纪委、协管员、辅警、义务交通员以及无数“临时工”以各种非法手段“整治”着中国。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仇”,冀中星在一张纸条的末尾写下这两个字。他在前面写道:”让指使打人者调查打人者,就是没有打人者。”同样的内容,他又打印到另外一张纸上。北京《法治晚报》记者在山东菏泽富春乡冀中星的居所内,见到了这两份材料。 冀中星的复仇对象是广东东莞厚街新塘村治安队。该乡党政办负责人高金成说,2008年冀中星曾想买炸药去炸该治安队,但被及时制止了。据媒体报道,2005年6月,在广东东莞市开摩托车谋生的冀中星,遭到当地治安队员暴力殴打,致使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此后他多次上访,均无结果。 7月20日傍晚,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出口外,冀中星引爆自制爆炸装置,造成本人受伤,现场无其他人员伤亡。 幸免于被炸的东莞治安队成为舆论的焦点,尽管东莞市政府21日发布通报,称没有证据证明菏泽市鄄城县政府通报中确认冀中星在东莞市被治安队员殴打致残的事实。 根据《南方日报》2011年的一篇报道,在东莞,被媒体称为”公安杂牌军”的治安联防队有十几万之众。此种现象并不限于东莞。在广州总计16万人的”群防群治”队伍中,居(村)委治保员、联防员大约有10万人。 该报道说,警察是执法主体,但在一些地方,有警察却有意无意地把执法权”转让”给治安联防队,联防队员除了巡街、查居住证外,还充当着城管、交警的职能,抓”黑车”、驱逐摊贩、罚款等。很多联防队员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不仅维护不了社会治安,反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网络上简单搜索可见,治安队员殴打无辜民众,勾结黑恶势力,入室抢劫盗窃,强奸妇女,致伤致残致植物人及致死,案例比比皆是,劣迹遍及中国。 城管:”秤砣党”威风凛凛 在公众舆论中,对城管的执法资格和执法劣迹的质疑和抨击比治安联防队员有过之而无不及。 7月17日,湖南临武县瓜农邓正加与城管发生冲突。现场目击者称,城管围殴邓氏夫妇,用秤砣重击邓正加头部,致其重伤身亡。当地警方于20日对6名涉事城管实施刑事拘留,其中4人为协管员。 7月18日,哈尔滨又曝出城管执法人员打伤瓜农事件。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21日表示,经认真调查,已对当事协管员做出停职接受调查处理。 长期关注城管执法的杭州律师、浙江律师协会行政专业委员张学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城管制度没有法律依据,应该立即废除。张学辉说,”中国设立城管制度的直接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但是该规定是指某个行政机关可以行使本来应当由另一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权,而不是另行成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这样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来行使许多行政机关的部分处罚权。城管制度作为国务院及各级政府的试点,早该宣布失败。然而,它不仅未被废除,反而愈演愈烈。 人们曾对深圳在此方面的改革寄予希望。审议了近两年、两度延迟的《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于本月初获得当地人大表决通过,城管综合执法及编外”辅助执法人员”的制度得以延续,尽管新条例规定对重大案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综合执法部门可邀请公众评议。 城管僭越警察职能,成为中国治安执法一大诟病。当局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将城管上升或变相上升为警察机构,引起较大争议。目前,中国有40多个城市确立警察配合城管执法,其中长沙、郑州、南京等成立了城市管理警察支队,济南专门成立了城市管理警察分局。 “临时工”:凶恶的替罪羊 除了臭名昭彰的治安联防队员和城管之外,中国滥用执法权力的现象遍布于几乎所有的执法机构,如法院、检察院、交警、工商、税务、技监、卫生、水利、消防等各个部门。这些机构大量聘用编制外人员,称为协管员、辅警、义务交通员等等,也就是民众俗称的”临时工”。 据新华网7月24日的一篇报道称,”临时工”在一些执法机构的份额高达八成。专家分析认为,这些机构热衷于使用”临时工”,因为他们承担着”减少麻烦、逃避责任”的职责,除了替正式工分担些苦活、累活、脏活外,更重要的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惹事了,他们还能替领导分忧,去充当”替罪羊”。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各地房屋”强拆”行为中,政府房管、城建部门或其下辖的拆迁办将执法权授予开发商或承包拆迁工程的企业,这些企业雇佣地痞流氓,对被拆迁居民进行骚扰、威胁、恐吓、诬陷、殴打和绑架,手段极其下作,无所不用其极。 据”法治中国网”7月24日报道,山东临沐县居民崔社梅夫妇于5月28日深夜被赤身裸体绑架,随即家中房屋被夷为平地,全部家产和价值50多万元的财物也被埋在废墟之下。当地警方却表示,因为与拆迁有关,不便立案,并说这是普遍现象。 针对异议人士的非法软禁和盯梢中,”国保”对于编外人员的使用更加广泛。盲人律师陈光诚2010年至2012年被软禁在山东临沂家中时,当地地痞流氓被征用来监控他及阻止外人探访。藏人女作家唯色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她被软禁期间,监管者包括楼下院子里带红袖套的老太太。 针对媒体频频曝光的”临时工”暴力执法的问题,南京市委、市政府办公厅6月4日颁发新规,要求全面清理市级机关现有编外人员,行政机关编外人员员额总数原则上不得超出该机关行政编制的10%。舆论认为,这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滥用执法权力的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并非出自”临时工”。 纪委:”双规”治官 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将在山东济南市中级法院受审,有关消息已向重庆市官员干部通报。 据知情人士透露,薄熙来去年10月26日被正式刑事拘留。在这一天,全国人大罢免了他的人大代表职务。 然而,自去年3月14日温家宝记者招待会以后,薄熙来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当时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到4月10日新华社公布免除此职。4月9日,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当面对薄熙来宣布进行双规。 在被正式解除人大代表职务前,能否对他采取”双规”,受到他的支持者北京高校教师王铮等人的质疑。 其实,他被解除人大代表职务之后的半年”双规”,本身也于法无据。中共中央及各级纪委,是权力远远大过联防队员、城管及各种”临时工”的非法执法者。 根据中共《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这就是著名的”双规”或”双指 “。 “双规”条例这个”党内家规”本身与中国《宪法》及《立法法》中关于人身自由权的规定冲突,实际上的拘禁更是连这个条例本身有关”不得拘禁或者变相拘禁”的说法都违背了。 有学者指出,”双规”的实质是中共权力”家丁化”,通过秘密绑架、拷打等手段来整治队伍的”江湖行为”。”双规”存在不受任何制约的刑讯逼供,包括不准睡觉、模拟溺水、用烟头烫和殴打等,已是公开的秘密。 今年3月1日,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于其一从北京回来时,在机场”失踪”。直到4月9日,他的妻子才再次见到他,但他已经被医院宣布死亡。新华社报道说,在此期间他被”双规”了。 相关日志 2013/07/23 -- 李天一律师提请法院调查有关人员涉卖淫和勒索 2013/07/22 -- 曾成杰:国进民退祭坛上的羔羊 2013/07/22 -- “陪酒女”与“良家妇女”背后的荒唐标签 2013/07/21 -- 纽约时报:中国的“死刑双轨制” 2013/07/17 -- 立此存照:清华法学院教授易延友称强奸酒家女危害较小 2013/07/15 -- 德国之声:湖南秘密处死事件,律师指向高法院长周强 2013/07/15 -- 曾成杰死于打土豪? 2013/07/15 -- 曾成杰被秘密处决的真实原因 2013/07/15 -- 周方:硬伤累累的曾成杰案 2013/07/14 -- 长沙法院处死民间集资者

纽约时报 | 中国的“死刑双轨制”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有两个案子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与激烈争论。即7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受贿和滥用职权案,最终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另一个案件是7月1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湘西非法集资案主犯曾成杰执行死刑,该案因未通知当事人家属而被认为是秘密处决、暗藏黑幕。...

【河蟹档案】为了强国梦,值得吗?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凤凰网:【真怪】延安城管踩头那事儿一出,校长开房没人问了;雷政富被判那事儿一出,延安城管踩头没人问了;李天一那事儿一出,雷政富没人问了;唐慧打官司那事儿一出,李天一没人问了;刘志军死缓那事儿一出,唐慧没人问了;曾成杰那事儿一出,刘志军没人问了;邓正加那事儿一出,曾成杰没人问了(新周刊) 2013-07-20...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