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

一五一十 | 转帖:别用过时的口号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上)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访问者:“政见”观察员 方可成 王磬 受访者:潘鸣啸 日期 :2012年2月7日 观点预览:   ◆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   ◆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   ◆我不同意中国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   ◆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   ◆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如果马克思看到,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轰轰烈烈的高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整整43年后的2011年12月22日,以研究知青问题闻名、并出版了著作《失落的一代》的法国汉学家、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潘鸣啸(MichelBonnin)在北京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潘教授不仅谈及了知青问题,更针对“文革”评价、左右派之争、农民工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1-1 字数: 430000 开本: 16开 ISBN:9787500082545 定价:¥45.00——小平注) 一、谈知青、谈“文革”: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   【政见CNPolitics】您曾经说过,之所以对中国感兴趣,到中国来做研究,其实跟您年轻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一种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您才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   【潘鸣啸】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都是比较亲左派的。但大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比较失望,觉得太官僚主义,没有什么革命的意义;而当时中国却有一个领导人,自己说“造反有理”,鼓励年轻人参加革命,这是很特别的。   不过,当时我没有参加那些毛派的组织。对于“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觉得不像是马克思主义。   【政见CNPolitics】您当时在法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潘鸣啸】对,我们当时只能看到中国政府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里面有很明显的个人崇拜,这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想象。不过,当时我仍然觉得中国很特殊,也比苏联有作为。当时我正在念哲学硕士,对中国哲学格外感兴趣,特别是道教,比如老子、庄子,就是因为这些才想学中文。   【政见CNPolitics】您来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西方对“文革”是一种怎样的描述?   【潘鸣啸】大家普遍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反对官僚主义,这很有意思。   当时我觉得在法国学中文很难,便利用工作几个月赚的一笔钱,来到了香港,那是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因为当时没办法到北京。到香港后,中国就发生了913林彪出逃事件,社会上开始产生怀疑情绪。我觉得,这段经历也是让我和中国的知青一代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当时的红卫兵听到,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竟然是一个叛徒,于是开始对毛泽东也产生怀疑,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也开始觉得,这个政权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革命了,而是自己搞了一些权力斗争,这令我有点失望。   后来开始有人写关于“文革”的事情,很多信息传到了香港。我就看到:“文革”中有这么多人被伤害,被打死。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些从大陆偷渡过来的知识青年。我发现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对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很感兴趣。从他们的口里,我开始知道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的经历很特殊,要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种庞大的试验,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我采访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与中国朋友一起合编了一本法文书叫做《20岁在中国农村》。   实际上,我在法国的时候准备做一项关于儒教的研究,可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觉得当下的中国更有意思,于是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之前对孔子也很感兴趣?   【潘鸣啸】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怎么评价孔子。那时候也有批林批孔的运动,我觉得这也是件很荒谬的事情,林彪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想知道孔子对当代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也值得关注。有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潘鸣啸】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很多年轻人并不太了解“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发现了不少新的观点。当然,有这样一场讨论,也是一种进步。可是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理解,不能凭这样的一些讲话就来评论现实。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另外一些年纪大的人,怀念“文革”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去,他们不一定会真的愿意。他们是在选择性地记忆,只记住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别是知青那一代中的很多人,回了城,没有找到好工作,这些年或者下岗、或者退休,逐渐地被边缘化,他们希望找回自己的价值,所以强调这些经历。   我跟一些知青说:尽管整个知青运动是很失败的,但是你们的经历是有价值的、很特别的,也让你们变得成熟。可是另一方面,你们不应该单纯地美化这些东西,这些经历是个人宝贵的财产,但并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了这个经历,而要去美化这整场运动。我觉得这是要分开的,你的价值是你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整个政策的价值。很多人思维很混乱,从来没有全面地分析。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也提到,很多知青对于上山下乡的经历抱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对知青的书写更多是出于文学化的美好想象。您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采用的是怎样的方法?   【潘鸣啸】张承志曾经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幸运的一代,遇到了这样的历史契机。当然,作为一名作家,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要跟别的资料比较,我采访了那么多的知青,我听到他们说:知青生活进行到一年、两年以后,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城。这是不是证明:张承志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而且,张承志本人也没有留在农村,他很快就回了城,并且变成了“特权(阶级)”的一分子,很快就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研究了知青运动结束时的情况,那些知青罢工、绝食,要求回城,这是事实。那么,张承志你觉得这个运动很好,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那里没有经历什么苦痛,你当然可以怀念。也许还有一些知青也是这样认为,但这是非常非常少的现象。他们回城以后,当然可以怀念他的青春,怀念在农村的美好,怀念风景啊、淳朴的农民啊,都可以,我们不要丑化这场运动。可是,不能因为有了个人的美好记忆,就要绝对地说:我们是幸福的、幸运的。   事实上,我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损失很大的一代——除非你觉得读书无用,一辈子当一个农民非常好。那张承志为什么没有当一个农民?太多的中国人说的和做的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说:不要忘记历史事实是什么样的。当一个艺术家、文学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的事实混在一起。 二、谈改革、谈左右之争:不要用过时的口号解决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对“文革”的态度分化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左右分化越来越明显,在左右之争中,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鸣啸】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历史,还说大话,这非常令人吃惊。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真的有人想要回到那个社会吗?这样的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也证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思想,只能利用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东西,拿来作为他们的理论依据,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觉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关于左右之争,还有一个问题:在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您非常重视历史的资料,每一页下面都会有许多注脚,帮助解释清楚历史事件的经过,试图去完整地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这是不是意味着您重视事实胜过重视立场?您觉得研究中国政治,事先区分左右是必要的吗?   【潘鸣啸】我不是政治家,是学者。学者的原则是越客观越好,在社会科学方面绝对的客观也许不存在,但它应该是一个目标。那么你怎么能接近客观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资料整合起来比较,从这些资料中寻找各个历史时期的事实,评价历史必须要有根据,要跟当时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联系在一起。我的书就尽量在做这件事。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上山下乡运动跟后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有间接的联系。您怎么评价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呢?   【潘鸣啸】毛泽东曾经非常极端地不想放弃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去世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这种转变是一种非常“修正主义”的政策,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彻底得多。为什么这么彻底?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就是因为毛泽东太极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正如中国一个成语所说的:矫枉过正。   毛泽东没有解决革命后中国的建设问题,他还是留在革命时期的想法,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本来要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没有按照这个方向走,他要搞一个乌托邦的国家。斯大林死后,毛很希望可以在世界性的革命上有创造性的成果,有这个希望很好,但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十几亿人。他去世以后的领导人不得不完全否认他的精神遗产,一些人开始非常激烈地批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策。事实上,邓小平也参与了这场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他绝对需要为毛泽东保留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所以就中断了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研究。   【政见CNPolitics】所以就定了一个“三七开”的结论。   【潘鸣啸】对,“三七开”就完了,你们都不要再评论了。这也许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可是如果坚持下去,坚持到现在,有不利影响。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那一段历史改变了中国,你应该要面对这个遗产。到了今天,中国还是不准许谈这些,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政治研究非常不好。特别是那时候我听到几个北大学生那样讲,他们根本不理解历史,用那样的口号来评价中国的当下,我觉得这正是由于真相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讨论。   至于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个进步,可以说是一个不够彻底的进步,但是肯定是个进步。在书里我也说,1978年以后就不可能有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了,因为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前面,你就不可能再去搞一个伤财、伤人的政策。我认为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特别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改造知识分子、青年人的思想而做出的决策。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改革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呢?   【潘鸣啸】我觉得应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共产党领导中国,认为自己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应该比较全面地听各个阶层的看法和问题。那时候把城市青年强迫性地送到农村,完全不符合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有农民城市化的历史时期,这很正常,但中国的做法恰好相反。   现在让农民进城,对国家的经济非常有好处,你看这些新的楼房和道路,都是农民工建的。不能忘记这个。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还是用户籍制度,不给他们合法的在城市生存的身份,那还是有问题的。他们完全是二等公民,他们的下一代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其实在法国我也发现,移民的第二代,到了新的地方,他在原来的家乡就已经没有“根”了,不再属于那个社会。移民法国的第二代,已经不属于北非国家,而变成了法国人。我觉得中国农民工的下一代也是城市人,他们的一生也是在城市,偶尔回去,住在祖父母家,但那只能是暂时的,他们还是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如果不让他们融入,会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不让这些孩子进正常的学校,又不允许农民工自己办学校,不给它们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接受不到好的教育,他们将来怎么办?在城市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学校办得很好,我有一个杭州学生,曾专门以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个案研究进行调研,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但这是个别的情况,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麻烦很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至少是行政问题,有一些人应该要做决定。   贫富差距很大也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西方的做法,至少应该让各个阶层都有发言权,让他们说说自己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怎么解决。如果政府听到这些声音,可以找一些办法来解决。可是如果连发言权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当然,光说出来不够,还得让有决策权力的人知道情况是怎样,然后再想办法。而且不应该只听一些人的想法,不听另一些人的想法。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何况它自己说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它的责任就是解决各个阶层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觉得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社会条件吗?   【潘鸣啸】我是搞历史的,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说现在是“刚性稳定”,稳定是用一些强迫的措施来维持,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刚才我说,政府要听各个阶层的诉求,而不是只顾及某几个阶层的利益。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以及有特权跟无特权的阶层差距太大,说不定会爆发一些什么事情。当然,中国政府是非常注意这些事情的,比如说不允许社会上有一些组织去代表一些阶层的利益。可是另一方面,有些阶层根本没有代表的话,他们又终归需要解决自己阶层的问题,于是总有一天会爆发。爆发的结果,大概不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完全冲突性、暴力的,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通道,就只能通过暴力。暴力当然不好,没有人喜欢暴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不要乱。我也同意不要乱,这是社会的责任,更多的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解决好这个问题,比较公平地对待各个阶层的利益,就不会乱。如果它不这样做,就有乱的可能。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谈论这个问题,说我们不要暴力,要告别革命,比如说朱学勤曾经批评法国革命。我说英国革命当然比较好,但那是因为英国贵族聪明,他们肯让步,自己改变自己,搞了改良,而法国贵族太顽固、不让步,终于人民把路易十六的头砍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政见CNPolitics】事实上中国政府2011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就是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概念?   【潘鸣啸】我不能说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有比较多的社会学家朋友,他们现在有不少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这表明政府还是比较希望了解社会现状。   我觉得要管理社会,不只是要注意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也要注意人的一些基本要求。比方说参与,一个人从一开始够吃饭了、小康了,之后会有别的要求,会想要参与跟他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这些东西,要在制度上有所允许。不能只是从上面管理这个社会,政策不能只靠上面的干部来决定,应该让公民参与进来,有渠道可以说话,让社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好的政策,也应该要让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有所改善。 (待续) 【本文刊发前经潘鸣啸教授本人审订】 原文地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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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祥: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失及隐忧

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民主是不断减少弊端的较好制度。他幽默地指出,“徳先生”和“赛先生”原来是一对老搭档,擅长合作演唱“二人转”。现在德先生没有拿到“签证”。赛先生一个人前来,要他遵命办理他没有办过的“朝廷企业”和“官僚工厂”,感到“水土不服”。由于“徳先生”的缺席或受冷落,那些出场的“赛先生”不敢说真话,或许“赛先生”本人也是假名牌而被赶去充当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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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下)

     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上)     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中)   五、宪政主义的兴衰   辛亥革命以后,主导民国初年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当属自由主义。195自由主义是当时政治社会的思想与信仰系统,是民初政治转型的准则。196民初自由主义在政治层面的核心是宪政主义。人们关于政体、地方制度、政党制度、公民人权等宪政要旨的争论,197则是宪政主义内部的分野。   关于政体制度的争议主要是民国应该实行美国式总统制还是法国式内阁制。最初的争论开始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当时同盟会内部存在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议。孙中山主张总统制,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198而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度。在孙的坚持下,南京临时政府采用总统制度。南北统一前夕,当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已成定局,同盟会内部意见又重新统一于内阁制的主张。国民党成立后,内阁制的看法一直没有再变化。从1913年初开始,国民党将内阁制内容归纳为“国家元首不负责任,而内阁完全负其责任是也。”199主要的理由是“采用内阁制有二长,第一在预防专制政体之复活,第二在使政治上富有弹性。”200内阁制的其他益处还有可以消灭党争于无形,清内患而御外侮等。201   主张内阁制的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等原立宪党人。康有为承认中国既已革命,英国宪法不复可用,因法国政制最接近虚君共和,所以在所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以法国宪法为蓝本,主张内阁制度。202梁启超是内阁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在拟定的宪法草案中,梁特列“国务员”一章,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国务员,国务员拥有对大总统发布文书的副署权。203张东荪则坚信“内阁为行政权之渊源”,“行政权由总统而转移至内阁,此吾人确信之主张也。”204当时持独立立场的章士钊也是倡导内阁制度。205   袁世凯是倾心总统制的,尽管他并没有公开表达。但是他提出的关于总统职权的意见,认为总统应该拥有宣布法律、官员任命、外交、解散国会、否决等重要权力。206所有这些都是实权总统的权力设计。还有一部分学者也表达了对总统制的支持。在《独立周报》、《东方杂志》上有论者认为议会制度容易引发国会专制,“夫智者怀抱野心,愚者不谙国政,激烈者遇事争攘,平和者凡百退缩。”人们容易为感情所激动,“当国势未大定时,尤便于感情用事。法国革命时其明证也。吾常谓法国革命时有强有力之独立行政部,以箝制国会,则所谓黑暗恐怖时代当不至发生。”207“若用总统制,则行政之权为立法所箝制。立法之权亦为行政所箝制。”可以实现两权之间的相互制约。208 “吾国果用内阁制,则数年将日闻辞职解散不信任弹劾之声。而内阁制将为激励党争之具。”209   以上分析表明,宪政主义已经为民初各党派各界人士普遍接受。就是袁世凯后来的君宪运动,至少在形式上宣称遵循立宪主义。210但是国人对宪政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仅从知识水准来看,包括梁启超在内的知识精英,主要还是停留在学习西方宪政基本理论、法规的程度。对各国宪政历史经验或者了解不多,或者有所了解,但是重视程度不够。他们只看到民主政治光明的一面,而不了解民主政治在现实政治中黑暗的一面。贿选、腐败、交易、不公正等政治现象在民主社会中也是不同程度不同地存在的。现代政治研究表明:“在所有社会中,不论其政体如何,都可以找到腐败、低效率、不称职和少数特殊利益操纵的现象。”211   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君主立宪政体思潮再次流行。杨度、古德诺等人鼓吹“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与其行共和而专制,不若立宪而君主”,只有恢复君主制度,才能实现立宪政治。袁死后,君主立宪思潮基本退出舆论舞台。与此同时,共和政体思想继续鼓吹。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杂志是《甲寅》,其中以章士钊著文最多。针对民初民主政治失败后,一些人鼓吹开明专制与复辟帝制,认为民主政治不适用于中国的言论,章反驳说共和政治相对于专制政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而且任何一种制度实行起来,都会有弊端,重要的是在实行中精心防止弊端的发生,并逐步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制度。章对民初民主政治试验的评价相当中肯。对重新树立人们对于民主政治的信心,有着积极的作用。212   由于袁世凯独裁期间曾采用总统集权制度,袁死后,在历次政体讨论中,“竟不敢再说美制,一说美制,便以为行政权不免过大。”213在1923年宪法完成之前,内阁制一直是各界人士的主流意见。1923年宪法虽然受到直系操纵,最后并没有采用总统制度,依旧延袭《天坛宪法草案》的内阁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联省自治”运动期间,张君劢在1922年国是会议宪法草案中设计出一种新的政体。与过去不同的是,总统不再由议会选举,而是采取人民间接选举的方法。首先由参议院依法选举6名总统候选人,再由各省省议会与法团组织选举会,以二轮多数投票法,在候选人中选出大总统。联省政府总统除拥有外交、任免、军事、赦免、紧急命令、解散、否决权外,又增加了戒严权、直接任命国务总理权。这种行政权力结构,有论者认为是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混淆。一方面总统自定政策,任命国务总理,不必经议会同意,所有国务员赞襄大总统,似乎是总统制;一方面又规定阁员由总理推荐,而不是由总统自己选择,并且内阁的进退全视国会能否信任,这又是内阁制的内容。214实际上这是一种类似于当代法国半总统制的行政体制。   关于地方制度的争议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如何分配。一种看法是主张绝对中央集权,要求“全国统治于中央之下,庶能收指臂相使之效,而谋国运之发展” ,215不过这种意见是少数。即使是北洋派也不要求绝对中央集权。从1912年7月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省制草案说明书来看,其指导原则是外交、军事、司法权力专属中央,而内务、财政权力分属中央。216其中财政分税制度更是类似于联邦国家的做法。地方制度中焦点问题是省行政长官(总监)的产生问题。北京临时政府主张省总监由中央任命,依法律命令同时执行本省行政与中央行政事务。217   国民党坚持美国式的联邦分权。宋教仁认为:“准中国情形立论,有若干权应属诸中央者,有若干权应归之地方者,如是故吾人主张高级地方自治团体,当畀以自治权力,使地方自治发达而为政治之中心。”218黄兴也认为应该效法美、法,在各省实行地方自治,“养成国民自治之能力,发挥共和活泼之精神。”219国民党籍宪法学者王宠惠在自己草拟的宪法草案中,极力主张对于各省权限,应取列举主义。军政、财政、外交、司法等权力归中央所有,而民政、产业、教育,则由中央委任地方行使。同时省为自治团体,省长由省议会选举,省内各官员也由省长任命。220胡汉民、李烈钧等国民党地方都督更是坚决反对中央集权,支持地方分权。   进步党更多地主张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调和。如梁启超提出国权与民权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调和、中央与地方权调和。他对进步党宪法草案第一条“中华民国永远定为统一共和国”的解释是“共和加上统一大业两字,示别于联邦制也。”221张东荪批评王宠惠的宪法草案,认为:“王氏注重地方分权,然其于省制谓宜采用加拿大之制。夫加拿大各省,其权重行政方面,而不在立法方面。”222   一些民间学者则提出调和的看法。高劳认为:“以行省之大,事务之繁,中央政府,欲尽其监督之责,其势良难。惟区自治事务于官治之外。自治事务,听民选省长之执行,受民选议会之监督。”“盖集权云者,非收集地方之行政权于中央,使地方失其自治之能力。乃收集国家之行政权于中央。使国家得举其统治之实而已。”高主张效法普鲁士的地方制度,州长由州议会选举产生,经国王认可。223著名学者杜亚泉也持同样看法。224   民初国会政治失败后,国民党人与一些学者开始倡导联邦制,曾经主张调和的原进步党人也提出联邦自治。1914年7月戴季陶在《民国杂志》上发表《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章士钊、张东荪、李剑农等分别在《甲寅》、《改造》、《东方杂志》上参与鼓吹联邦制。对联邦制讨论的高潮是在1920年前后。蔡元培、熊希龄、胡适、王宠惠、徐谦、章太炎、孙几伊、王正廷、张继等各党派政学界名流都参与此一行列。225《太平洋》杂志第3卷刊出“联省自治专号”,《改造》第3卷“自治问题研究”与“联邦问题研究”两个专号。《东方杂志》第19卷的“宪法研究号”与《申报》、《民国日报》都刊登了大量的相关言论。人们围绕联邦制,广泛讨论自治问题、宪法问题、省区问题、地方制度与联省政府等问题。   学界以章太炎、李剑农为标准的联邦主义者。章太炎提出自治实行步骤:以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成立全国联省政府为第三步,自下而上逐步实行。而李剑农从1917年冬天开始,三次以“民国统一问题”为题,说明中国由一个单一国家,成为一个事实上绝不统一的“联邦”状态。李指出袁世凯死后的中国,地方势力,已非中央所能制,而此统一之被破坏,非由联邦分权之说,实由中央集权之误,所以中国要想统一,必须“以制定联邦宪法为起点,以废去督军为止境。”而且“欲废督必先裁兵,欲裁兵必先统一,欲统一必先确定联邦制。”226政界人士以陈炯明见解最为深刻,“国乱有年,非谋统一不可。但真正统一,须建筑于法治上,乃能永久运用,而不再分裂。民国纷乱,在于中央地方权限不分,军事民政各不归位,故民政应分权者,中央乃改而集权,军事应集权者,中央反令各省据为已有。今欲塞乱源,制治本,应从制宪着手,略取美宪法,定为联邦宪法。”227国民革命开始后,随着联省自治运动的失败,一度盛行的联邦思想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政党政治也为时人所非常关注。228人们讨论的主题是政党的概念、功能、内部组织、组党方法与两党制度的优点等。一般认为政党的概念包括6个方面的含义:1、部分国民之任意的结合;2、具有永久结社之性质;3、抱始终一致的政见;4、运用光明之手段和投票之方法;5、为政治上之共同活动;6、求获优势于政界以行其政见。229对政党作用的称赞言论也不少,“立宪国中政治策之行也,不能不重舆论,而舆论之为物,广泛无定,未易推求,有政党以标示政纲,为全国人民商榷,则其赞成反对之数,视其对于国中党派之赞成或反对而知之,而舆论因而实现。”230   学者张玉法认为当时一般政论关于政党组成问题约有三派意见,一为党魁派,一为党纲派,一为党纲党魁并重派。党魁派认为政党成立的最大关键在于有全党崇信之首领,能指挥号召,唤起一党的精神。党纲派强调政纲在政党政治中的作用性。“政党集合多数之分子,为党纲之行动机关,党纲表现政党之意思,为团体之共同目的。无正确之党纲,则其政党不能成立。”231《东方杂志》刊文呼吁以政见之争代替意气之争,指出:“党争固至有价值而非常宝贵者,其争也,为政见而争,为国计而争,为力图党纲之进行而争。”232《独立周报》也有文章认为凡一政党,必有鲜明确实之政条若干事,公布于国人。此政条第一必不与他党雷同,第二必党员共同遵守,第三必深契国民心理,第四必以利国福民为归宿。233并重派认为政党有三种,以相同政见聚集成政治团体的,称作政纲政党;信任领袖而组成政团的,称为领袖政党;最后是参杂这两种性质的政党。234   两党政治思想兴起于晚清,在民初一度盛行。梁启超是两党制度的鼓吹者,认为“欲行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235在两党政治问题上,进步、国民两党罕见的一致。进步党认为“宪法政治之下,则必有扶植政府之政府党,于一方面则又必有反对政府之反对党。故一党在朝,以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之不敢为恶。”236国民党在成立宣言中也同意“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237如何形成两党制,独立政论家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说”在社会上反响很大。238章的观点指出了将革命党改造成议会民主党的理想途径。   20年代初,苏俄政党政治思想开始流行并运用于实践。国民党接受“以党治国”的思想,即由一党统治,一党独裁,政治取决于一党全体党员,以别于民主制度的政治取决于全体公民。党治时期由一党独占政权,不仅不许他党过问政治,而且不许他党合法存在。239在“党治”下,国民党对政府实行控制,直至县级都设立党部,县政府的施政纲领须送到国民党党部审核,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将影响扩大到民众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在各类产业、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中建立党组织。1923年孙中山就因为司法院长赵士北提出“司法无党”将其撤职。240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指出国民党与过去不同,“此次新章所订之组织方法,其意义即在从下层构造而上,使一党之功用,自横面言,党员时时得有团结之机会,人人得以分担责任而奋斗;自纵面言,各级机关,完全建筑于全体党员之上,而不似往时之空洞无物,全体党员亦得依各级机关之指挥而集中势力,不似往时之一盘散沙。”241学界中也有人认为国民已经觉醒,称赞国共合作是国民运动发展的标志,呼吁建立健全强大的政党组织。健全的政党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鲜明一贯的政治纲领不至中变;二是党员须经严格选择;三是纪律严明与内部团结;四是绝对不和敌党妥协或调和。242议会政党思想逐渐在20年代中期沉寂下来。   保障公民人权是宪政主义的核心内容。在政府与民间所拟的各种宪法草案中,公民权利一般都是放在首要位置。其中关于公民权利的强调,都是各党派、各界人士的共识。公民有人身、财产、言论、宗教、集会、选举、请愿各项自由权利。243章士钊推崇英国的自由人权,在一系列政论中就特别提到保护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与司法平等。章曾批评临时约法中的人权条款只是虚文,认为宪法中关于人民自由权的规定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划定自由范围;保证自由;遇紧急时限制自由。临时约法对保障自由之法却没有规定。因此这种公民自由只是“猫口之鼠之自由”。24420年代初各省省宪(省宪草案)都重视人权、民生、教育条款。湖南省宪草案制定者认识到《临时约法》的不足,反对对人权条款作限制性补充规定,认为这样做其实是为政府剥夺民权制造借口。自民国成立以来,已经有政府制定的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本草案对于人民各种权利之规定,力求其实际之明确,法文形式之参差在所不计。”245因此湖南省宪中人民人身自由权特别规定:“除现役军人外,凡人身自由被剥夺时,施行剥夺令之机关,至迟须于二十四小时以内,以剥夺之理由,通知本人,令其得有即时提出申辩之机会;被剥夺人,或他人,皆得向法庭请求出庭状,法庭不得拒绝之。”246有论者评论湖南省宪内容促进民权的扩张,“选举权普及于男女两性,省长的产出须经全省公民决选的程序,公民或法团并享有创制权、复决权与直接罢免权。”247   从20年代开始,宪政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其影响也日益缩小。胡适等人提出的“好政府主义”是这一时期宪政主义最后的挽歌。“直接民权”与“国民革命论”的盛行,标志着倡导代议制与渐进改革的英美宪政主义的衰落。在谈到欧美政治思潮对近代中国影响时,朱学勤先生特别强调英美思潮与欧陆思潮的相互角逐,“前者在时序上占先,以终局失败为结束,后者起步虽晚,但后来居上,终以压倒前者为胜。”248不久,国民党北伐成功,党国体制取代民国宪政制度,此后英美式宪政主义不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以上是民国早期政治发展的基本概况,同时也是影响制宪政治与民主转型的外部结构性因素。政治学家通常认为民主转型的过程应该包括两个或更多的发展,如社会从底层开始的多元化与流动性、社会经济政策的自由化、政治活动的宪政化、官僚机构的自由化与可能的民主化等。249十九世纪北欧国家民主转型客观条件情况也表明,“经济发展、工业化、都市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和出现、工人阶级的发展及其早期的组织、经济不平等的逐步缩小,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十九世纪北欧国家的民主化运动中发挥了某种作用。”250   同样地,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在不同程度上也有这些发展。与英美民主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民主转型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点。其中既有一些促进民主化的积极因素,如分权制度的创建、政治合法性的转变、宪政主义的盛行等,也有不少制约民主转型成功的消极因素,如政体制度缺陷、市民社会弱小、政治参与激进等。所有这些外部条件构成了制约民国早期中国宪政制度选择的客观条件。具体而言,在民国初年、国会第一次恢复两个时期,民主潜流不断涌现,客观环境对制宪政治与民主转型是比较有利的。而在其他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宪政试验所处的政治环境是比较恶劣的。   但是正如亨廷顿所说:“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部条件的出现绝不足以产生民主。”251邹谠也认为:“社会及经济上的各种因素、各种结构,只能用来说明它们对政治行为的制约和提供的机会。在这个结构性的基础上,关心政治的人物作出选择,从事政治活动,改变政治关系、政治结构,运用社会和经济结构提供的机会,接受它们的制约,改变社会经济的环境,成立一个新的政治系统。”252在邹看来,必须在充分重视结构约束和历史偶然事件重要性的同时,确认人的选择的重要性,包括人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选择的重要性。253因此,本文在承认宏观结构背景重要性的同时,更多的关注是在转型进程中政治精英的政治行为,其中与民主化失败结局关系最为密切的焦点就是国会的制宪活动。   195 薛君度曾指出辛亥革命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民主。参见《辛亥革命新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2585页。   196 自由主义具有丰富的含义,其政治含义主要是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对自由主义的阐述参见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381页。   197 下文有关民初政府制度、国家权力争议的论述主要参考张玉法《民初对制宪问题的争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期,1983年)。   198 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页。   199 《内阁制度论》,《上海民权报》,《民国汇报》第1卷第3号。   200 《告反对内阁者》,《民权报》,1913年1月6日,《民国汇报》第1期。   201 岑楼:《中华民国非政党内阁不能救亡论》,《国民杂志》第1年第2号,1913年5月15日。   202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发凡》,《康南海文钞》(上海:民国三年)。   203 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庸言》1卷18号。   204 分别参见张东荪《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略评》(《庸言》第1卷18号)、张东荪《行政权消灭与行政权转移》(《庸言》第1卷21号)。   205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1903-192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206 《专电》,《中华民报》,1913年4月20日。   207  张申父:《内阁制果适于我今日之政情乎》,《独立周报》,第2年第18、19号。   208 《内阁制与共和精神》,《时事新报》,1913年1月5日。   209 《内阁制与党争》,《时事新报》,1913年1月7日。   210 杨格(Ernest P·Yang)特别强调这一点。参见杨格(Ernest P·Yang)《现代化的保守人物—袁世凯》,   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四)民初政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85页。   211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28页。   212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第128-129页。   213  孙几伊:《制宪问题底理论与实践》,《东方杂志》19卷21号,1922年12月。   214  朱经农:《评国是会议所拟宪法草案》,《东方杂志》第19卷21号,1922年12月。   215 《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民国汇报》第2期。   216 《省制省官制及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草案说明书》,《申报》1912年7月19日。   217 《省官制草案》,《申报》1912年7月28日。   218 《宋钝初先生演说辞》,《民立报》,1913年2月20日。   219 《在屋岑华侨欢迎会之演说》,《黄克强先生全集》,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第99页。转引自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56页。   220  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转见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   221 《庸言》1卷4号、18号。   222 《庸言》1卷17号。   223  高劳:《省制仿普鲁士州制之商榷》,《东方杂志》第9卷第5号。   224 伧父:《论省制及省官制》,《东方杂志》第9卷第3号。   225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111-112页。   226  李剑农:《民国统一问题》,《太平洋》第3卷第7号。   227 陈定炎:《陈炯明研究·研究资料》网络版,转引自刘军宁:《联省自治:二十世纪的联邦主义尝试》,《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5期。   228 本文政党政治的争论主要参考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中国现代史论集(四)民初政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   229  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第25页。   230 《国民协会干事长温宗尧演说辞》,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元年,第61页,转引自同上。   231 《政党内阁之预备》,《国民日报》,《民国汇报》第1卷第3号。   232 沙曾诒:《论中国今日急待解决之三大问题》,《东方杂志》第9卷3号。   233 “严伟致独立周报记者书”,《独立周报》2年5号,民国2年9日。   234  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第28页。   235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民国元年4月,转引自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注77。   236 王灿:《党论》,《谠报》第3期,民国2年6月20日。   237 《国民党宣言书》,转引自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注83。   238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1903-1927年)》,第79-80页。   239 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台北东华书局,1988年,第189页。   240 陈峰:《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有学者认为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和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这方面基本形态类似。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第275页。   241 《总理最近致海内外同志书》,《中国国民党周刊》,期10,转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专刊(57),1989年)第537-538页。   242 化鲁:《对于政党前途的希望》,《东方杂志》21卷4号,1924年2月25日。   243  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第二章,转引自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第81-85页。   244 行严:《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有关研究参见邹小站《章士钊社会   政治思想(1903-1927年)》第40-58页。   245 《湖南省宪法草案说明书》,《太平洋》第三卷第一号。   246 湖南省宪第6条。浙江省宪第7条,广东省宪第6条均有相似规定。   247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2002年,第490页。   248 朱学勤、王丽娜:《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   249 Andrea Bonime-Blanc, Spai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making,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7,P6。   250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47页。   251  同上,第120页。   252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6页。   253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121页。    作者系上海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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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 | 建议小孩子读胡适

2012年03月07日 07:10:04   (这篇为凤凰网写的专栏,原题为《向胡适说感谢》。)     刚刚过去的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看到邵建老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用“风雨苍黄”四个字概括了胡适之后的五十年。       我最早知道胡适,应该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说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记得当时还考过一道题:陈独秀写过一篇《文学革命论》,胡适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看他俩谁更牛。标准答案是老陈更牛,因为他是“革命”,更坚决更彻底,而胡适是“改良”,太温和,太妥协,缺少革命精神。类似的“思考题”还有一道,通过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发表的抗日宣言,比比他俩谁更抗日更坚决,标准答案是毛更牛。       高中开始看李敖的书,李敖自认是胡适之的小朋友,但对胡适讥诮多于尊敬,倒也贯彻了他《老年人与棒子》一文的精神。通过零散片段知道了一点胡适,但是有限,只知道他整日笑嘻嘻的,怕老婆,常陪老婆打麻将等花边。中学语文里鲁迅骂梁实秋和新月派的时候,胡适也被语文拉出来展览过,好像说《新月》是小资产阶级杂志,一帮文人小骂大帮忙,没鲁迅柔石胡也频他们厉害,敢拿命跟国民党死磕云云。       上大学以后,一位讲《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老师给我正式“开了蒙”,这位胖胖的、气喘吁吁的老师,用半个学期讲了一下胡适,说胡适其实是个大牛人物,无论写诗还是搞学术,随便一弄就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没长性,兴趣太容易转移,老是弄半拉子工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截到死也没写出来。那位历史老师犯过“政治错误”,很多年学校不给他分房子,我好像去过他家一次,一家三口一个单间,一个大床,门外做饭。但我到底但没有去过?记忆有点模糊了。     那时候太晚熟,老师讲的好多东西,都没记到心里去,但我开始真正想一些事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到现在都很感激他。     工作以后,正好碰到民国热开始起步,从张爱玲钱钟书周作人他们开始,到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直到胡适微笑着走出来,民国热的主题演出才“哗”地正式拉开帷幕。随即,要“革命还是改良”、“救亡还是启蒙”、“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鲁迅属于20世纪胡适属于21世纪”、“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谁重要”等篇目依次出场,各种论战,煞是精彩。现在回过头看,那几年是知识界十年来最好的时光,当今思想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就是在那几年走上舞台的。     那也是对我至关重要的几年。我在青少年时期喝下了太多“狼奶”,大学时开始“断奶”,但苦于找不到解药,毕业的几年才正式开始“吐奶”,至今仍觉得余毒未净。但已经不错了,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启蒙,我现在得是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呢。每想到这儿,心里就几分庆幸,几分痛恨,又有几分感激。     我喜欢鲁迅,也喜欢胡适,但与不少人的感觉相反,我在感情上与鲁迅亲近,对胡适更多的是敬重。鲁迅的严厉和苛刻,绝望和不宽恕,对我来说都可以理解,对其文章幽默之处也颇能领会,而对胡适,更多的是一种温情的敬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珍惜,因为如他这样理性又乐观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过稀少。     朱学勤写过一篇《愧对顾准》,在鲁迅和胡适之间,我自觉比较愧对胡适。鲁迅本来就有大绝望,他属于黑夜,而胡适相信未来,深信如果多研究些问题,这个世界会一点点变好,如果为个人多争一些自由,就会为国家争到自由,但自他加入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正好将近百年,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给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带去了最坏的消息。     所以对于胡适先生,我有一半感谢,另有一半惭愧。     韩寒和方舟子的论战,已经超越了论战,成为知识界的大检阅,结果令人悲观。在硝烟弥漫处深思,越发怀念胡适,他对待批评的理性态度,他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对“容忍”的以身作则,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空谷绝音。     有这样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胡适先生说的,问了几位朋友,也不能最后肯定。不舍得放弃,现摘录一下,因为可以用来评价很多事情,比如学雷锋。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建议家长给小孩子们选书的时候,给他们读一些胡适的作品,通俗易懂,说理透彻,有如清水,很有益于小孩子的身心。             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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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胡适说感谢

  潘采夫       刚刚过去的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看到邵建老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用“风雨苍黄”四个字概括了胡适之后的五十年。    我最早知道胡适,应该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说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记得当时还考过一道题:陈独秀写过一篇《文学革命论》,胡适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看他俩谁更牛。标准答案是老陈更牛,因为他是“革命”,更坚决更彻底,而胡适是“改良”,太温和,太妥协,缺少革命精神。类似的“思考题”还有一道,通过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发表的抗日宣言,比比他俩谁更抗日更坚决,标准答案是毛更牛。    高中开始看李敖的书,李敖自认是胡适之的小朋友,但对胡适讥诮多于尊敬,倒也贯彻了他《老年人与棒子》一文的精神。通过零散片段知道了一点胡适,但是有限,只知道他整日笑嘻嘻的,怕老婆,常陪老婆打麻将等花边。中学语文里鲁迅骂梁实秋和新月派的时候,胡适也被语文拉出来展览过,好像说《新月》是小资产阶级杂志,一帮文人小骂大帮忙,没鲁迅柔石胡也频他们厉害,敢拿命跟国民党死磕云云。    上大学以后,一位讲《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老师给我正式“开了蒙”,这位胖胖的、气喘吁吁的老师,用半个学期讲了一下胡适,说胡适其实是个大牛人物,无论写诗还是搞学术,随便一弄就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没长性,兴趣太容易转移,老是弄半拉子工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截到死也没写出来。那位历史老师犯过“政治错误”,很多年学校不给他分房子,我好像去过他家一次,一家三口一个单间,一个大床,门外做饭。但我到底但没有去过?记忆有点模糊了。    那时候太晚熟,老师讲的好多东西,都没记到心里去,但我开始真正想一些事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到现在都很感激他。    工作以后,正好碰到民国热开始起步,从张爱玲钱钟书周作人他们开始,到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直到胡适微笑着走出来,民国热的主题演出才“哗”地正式拉开帷幕。随即,要“革命还是改良”、“救亡还是启蒙”、“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鲁迅属于20世纪胡适属于21世纪”、“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谁重要”等篇目依次出场,各种论战,煞是精彩。现在回过头看,那几年是知识界十年来最好的时光,当今思想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就是在那几年走上舞台的。    那也是对我至关重要的几年。我在青少年时期喝下了太多“狼奶”,大学时开始“断奶”,但苦于找不到解药,毕业的几年才正式开始“吐奶”,至今仍觉得余毒未净。但已经不错了,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启蒙,我现在得是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呢。每想到这儿,心里就几分庆幸,几分痛恨,又有几分感激。    我喜欢鲁迅,也喜欢胡适,但与不少人的感觉相反,我在感情上与鲁迅亲近,对胡适更多的是敬重。鲁迅的严厉和苛刻,绝望和不宽恕,对我来说都可以理解,对其文章幽默之处也颇能领会,而对胡适,更多的是一种温情的敬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珍惜,因为如他这样理性又乐观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过稀少。    朱学勤写过一篇《愧对顾准》,在鲁迅和胡适之间,我自觉比较愧对胡适。鲁迅本来就有大绝望,他属于黑夜,而胡适相信未来,深信如果多研究些问题,这个世界会一点点变好,如果为个人多争一些自由,就会为国家争到自由,但自他加入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正好将近百年,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给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带去了最坏的消息。    所以对于胡适先生,我有一半感谢,另有一半惭愧。    韩寒和方舟子的论战,已经超越了论战,成为知识界的大检阅,结果令人悲观。在硝烟弥漫处深思,越发怀念胡适,他对待批评的理性态度,他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对“容忍”的以身作则,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空谷绝音。    有这样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胡适先生说的,问了几位朋友,也不能最后肯定。不舍得放弃,现摘录一下,因为可以用来评价很多事情,比如学雷锋。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       建议家长给小孩子们选书的时候,给他们读一些胡适的作品,通俗易懂,说理透彻,有如清水,很有益于小孩子的身心。       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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