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劲松

发课公司涉税听证会前夕，公司经理刘正刚和会计胡明芬仍然下落不明，艾未未的效仿者，瑞典留学生应斯文因在网上批评中国无民主无自由，并召集宣扬言论自由聚会而被驱逐出境。 北京地税局定于本周四举行发课公司涉税案不公开的听证会，然而在距听证会召开不足三天的情况下，发课公司及律师依然无法与重要当事人公司经理刘正刚、会计胡明芬取得联系了解情况，而警方却称他们已经被释放。自六月二十三号，艾未未被取保候审之后，一度遭到北京税务机关人员上门恫吓威胁，官方媒体声称公安机关已查明其控制的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存在逃避缴纳巨额税款、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等犯罪行为。但是作为重要证人的发课公司经理刘正刚和会计胡明芬却一直未能出现在公众和媒体面前。 本台记者星期一致电给胡明芬丈夫询问。 记者：“我想要找胡明芬，请问你妻子现在在哪？” 胡明芬丈夫：“她现在不能接触外人。” 记者：“有关偷税漏税案即将开庭，她知道吗？” 胡明芬丈夫：“这个事情我不清楚。” 记者：“为什么？你没有跟她接触吗？” 胡明芬丈夫：“再说吧。” 记者：“你可以联系到你的妻子吗？” 本台记者尚未问完问题胡明芬丈夫便挂断电话。 艾未未的母亲高瑛告诉本台记者，艾未未跟她说，如果这些人受到株连，他愿意担负起责任：“前天我去看他了，我和艾未未说既然和没有关系怎么能…他说他们是受我株连的，如果没有艾未未的事情他们就不会被关进监狱里，他们的健康身心受到损害都是因为我造成的，我要负责任的。要是以后他们整出一个有漏税的事情还是我儿子要承担的。” 中国近几年的案件中，法庭上证人无法出庭或在出庭前被打压情况已不鲜见，司法公正永远是中国公民们一个美丽的梦想而已。多年前陈光诚被指控犯有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两项罪名，该案件在证人被失踪情况下开庭，陈光诚的辩护律师之一李劲松要求延期再审此案，遭法庭拒绝。而艾未未本人也因为谭作人作证而在开庭前遭到国保威胁甚至殴打，这些都被艾未未以镜头纪录下来，拍成纪录片“老妈蹄花”。 温家宝虽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但事实往往提醒人们：现实和法治及正义相差是多么遥远。 公开声称支持艾未未并愿意效仿的上海复旦大学留学生瑞典籍应斯文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妨害社会管理”罪名驱逐出境，此前应斯文曾在网上发出三封公开信，第一封发表于4月8日，指中国没有民主和自由，并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共产党国”。第二封致胡锦涛的公开信发表于6月18日，批评中共掩盖真实历史，要求公开历史真相。应斯文的第三封公开信，是在6月27日，他公开声援艾未未并表示愿意效仿艾未未，促进中国民主，准备在中共建党90周年当天的下午5点多时，在上海外滩举行“快闪活动”，他呼吁网友前往参加，参加时身上写上“自由”二字。上海警方7月1日以涉嫌“妨害社会管理”约谈应斯文，并没收其护照，在国保的护送下，应斯文7月9号启程离开中国。七月一日除这一上海快闪活动被夭折外，本台也报导过北京13位行为艺术家曾计划在七一以裸体形式表达看法，但他们在活动前抵达浙江嘉兴时立即被警察带走。 北京当局近期打压文化艺术界的活动，艾未未在内众多艺术家被警告、拘留、查封工作室甚至被劳教。3月份因在北京宋庄艺术馆表演行为艺术，讽刺大陆艺术界堕落的行为艺术家成力，被判劳教一年，当时与他一起在艺术展中表演了茉莉花相关作品的黄香、追魂也一度被关押后释放，但行动及发言等仍受限制，追魂告诉本台记者：“我们有六个人，六个人都不能提艾未未，他给你一张纸，取保候审期，最长一年不能呆在北京，他会定期不定期的过来盘查。把我们当成恐怖分子一样看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2011年7月8日） 一 中国官方处罚地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责任人员的消息，是市场化媒体今日头条首选。若是赞许，便如《现代快报》，标题作“土地问责动真格：73名官员被处分”；若是平铺直叙，便如《京华时报》，《首次土地问责73官员受处分，新一轮土地问责有望9月底开始，将追究每一地块责任人》；若是略感失望，则是《新京报》或者搜狐的标题做法，“最重处罚为降级”或者“仅涉三四线城市”。在那句“国土部称合情合理”的概括下，这两家媒体还引用央广采访录音，突出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表态，“这次问责做到了精准问责、合情合理、让被问责对象心服口服。” 同样转载一篇纸媒稿件，凤凰网“无中生有”，在首页标题中发明“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形容方式；网易则擅对比，除了“仅涉三四线城市”的主标题外，再配上“未涉京沪广深以及省会城市”、“官员最重处罚仅为降级”的副题说明，最后加注“国土部：确实动真格”。《第一财经日报》有心调查，据其今日头版头条所云，“经过本报记者仔细核对发现，国土部的土地问责官员中，仅一人降级，但无一人撤职，且有官员早已升迁。” 同样招致媒体人士“政令疲软”非议的，还有“三公”消费公开。公款招待、公务出境及公务用车这三项经费支出的“糊涂账”状态长受诟病，民间人士连年累月呼吁公开监督。今春，官方通报称，国务院决定6月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纳入“三公”经费支出，而后，5月底，温家宝宣称“中央国家机关要带头严控‘三公’支出”更是成为一时热语，媒体据此多有期待。 然而，6月底的时间表已到点，虽然延时一周，却也只有2家做到了“由本部门向社会公开”。最新消息是，继科技部和中国工程院后，国家文物局昨天在其官网上公开了“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情况，其中包括去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数和今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除了播报这一进展，《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均刊出对北京律师李劲松的访问，由其讲述“申请公开三公消费数据，发改委等3部门拒绝”的经历。文中更引全国人大代表、预算专家叶青之言，称“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财政部公布的中央单位三公消费总数据，来自于每个部门的数字叠加，这说明各部门数据早已计算统计出来，因此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不公开。” 社论上阵。《新京报》直斥“拖拖拉拉、遮遮掩掩”：“现在看来，首先是对公开的时间缺乏问责等硬性约束机制。应对各部门的拖延战术，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制定明确的细节公开的标准”；《南方都市报》则自叹当初“似乎过于浪漫了一点”，批评“各部门的岿然不动既是对中央政府的失职，更是对公众的一种失信……这种呼吁在任何一个有责任感和廉耻感的公职人员耳里，应该自有其分量”；《京华时报》评论员劝上一句，“三公消费早公开顺大势得民心”：“我们期盼更多的中央部门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地方当好表率”。 《东方早报》独辟蹊径，宣布“‘三公’经费公开再无回旋余地”。由《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潘洪其撰文，分析媒体和公众对3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产生“误读”、对大多数中央部门没有公开“三公”经费产生了“误解”，进而强调：“这种‘误读’和‘误解’本身，反映了公众对全面公开中央财政预算和决算，特别是全面公开‘三公’经费的强烈吁求和殷切期待——以至于无暇严格区分一些专业性概念，而‘本能’愿意相信国务院下达过今年6月中央部门须公开‘三公’经费的要求。被‘误解’的中央部门似乎有些冤枉，但反过来看，谁能说媒体和公众有多大过错呢？”

2008年春节前夕，春节前的聚餐后，李劲松律师约我在家里聊聊。谈的是胡嘉的事情。2006年，在救援陈光诚的行动中，胡嘉和我都分别聘请李劲松担任个人法律顾问，处理出现个人危机的事情。2007年底，胡嘉被刑事拘留和批捕后，胡嘉家人继续聘请李劲松担任他的代理律师。前一段时间，李劲松律师不断被派出所和国保骚扰，而居无定所、在办公室住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