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 所谓坚守，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极为困窘到陷入绝望之境时，也要永葆自己内心深处一种源于精神的圣洁！那是对于自由意志的一种真正想望，对于邪恶权势迎头相向或掉头不顾的极度轻蔑。”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 自序》 话说前段时间有人让我给徐晋如先生说说，如果可以，让他到一五一十开博，于是没等两天，我真的给他这个“文化遗民”发了一张纸条，准备实施我的邀请，为了显示我的诚意，清楚的记得还顺口编辑了几句顺口溜的东西。“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翘望九州，悲兮痛兮；独立苍茫，与君神交。” 在谈他的“回信”之前，先说说这个“文化遗民”的出处。在徐晋如看来，在这个媚俗成风的当代中国，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文化遗民，而且还可以“以文为证”：“‘ 我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文化遗民。我是古典中国的孑孽。我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我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惟有国诗才符合我的身份。’徐晋如这样描述自己。” 这是一篇题为《徐晋如：选择做一个“文化遗民”》的文章里的第一句话，作者是一位唤作“阚菲菲”的女士，因为是《中华读书报》里的文章，那么也许是一位采访记者吧。 我感兴趣的是这篇文章的这几句话。“在向称保守的清华，他无疑是异端，但当他终于转入中国文人向往的最高学府——北大时，他的独特、敏锐，让他仍然显得格格不入。他的个性终于导致他没有能获取保送研究生的资格，而不得不选择就业。当他失去保研资格以后，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回到北大的费振刚教授，在学校的党组会议上说：‘我们北大的研究生保送制度有问题。我们中文系最有学术天份的学生，竟然没有被保研。’” 不止如此，我也非常感触这几段。“没有从学校学会生存技能的他，在刚毕业时，不得不为生活而奔波，跳槽、挣钱、买房子，也不能免俗地上网聊天、发帖子，骂人或者挨骂，经常困顿不堪。但其锋芒毕露的才华无疑对他人生历程的改变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年，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永正教授未见其人先见其诗，惊为‘天才’，也全因着这一份推崇，使其跳过硕士阶段直接进入中大读博。陈永正教授为了等徐晋如投考，甚至推迟了一年退休。陈教授对他的挚友吴承学教授说：‘像晋如这样的人，生存在这个世上会吃亏的。我招他，就是为了要多保护他三年！’读完博士之后，由于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先生一直对其赏识有加，徐晋如得以顺利执教深大。” 其实我从没与徐先生见过面，当初我在新浪试博，读过他几篇文章，很受感动，于是发出加为“好友”的试探，其实狡黠的我也是有两层用意：一，想看看作为一位自我标榜不避嫌猜的“草根名士”，窥测这些“名人”有多少风度，多少气度，多少辨识度。当然，为了显得自己也不是攀附之徒，于是又顺口胡诌了一首打油歪诗，“重峦叠嶂山本色，小桥流水旧人家，我有奇思发一叹，天地万物驻芳华。”二，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实话实说，对于真正欣赏感佩的人，我从来不吝于表达我的“仰慕之情。” 可喜的是，他居然成为了我的“神交已久”的“好友”。而且我每次发去“纸条”的时候，据说很忙的他，还是坚持予以回复，而且每次都是那么“言简意赅”，不温不火，颇有点镇定自若的名士风度，换了小气而又多虑的人，也许微微会有一些不快，但我觉得，这或者就是他的特色吧，中国传统文化推许的所谓“素交”，或者，正在这种地方体现。 所以，这一次，当他回复说由于自己“很忙”，没有时间“再另外打理一个博客了”，还说“谢谢”我的好意的时候。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其实，客观讲，我与徐先生在很多问题上也有“分歧”的，比如对于民主的看法，比如他似乎对于儒家推崇过甚，又比如他对胡适的态度，还比如他瞧不起梁启超顾准这样的所谓“思想家”，而极为推崇他心目中真正的国学家：康有为，钱穆，潘光旦与徐复观。但是，我向来认为，真正的朋友其实并不需要在所有观点上强求一致，重要的是，是否在基本的“价值观”上，与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上保持在可以相互接受的程度，这才是成为朋友互相砥砺的关键。 在我看来，徐晋如先生虽然与我素未谋面，可在我心里，常常也许是“非常武断”的认为：在时下浮躁喧嚣的中国，他就是一位有良心、有热情、有着自己操守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且在某种可以比拟的层面上，我与他不但有共同的追寻与期许，而且在很多生活经历上也有共同的遭遇与心路历程，因为我也不怕脸上贴金的说：我也是个不妥协的人，虽然我也时或感到生活的逼仄，谋生的不易，求人时那种看人脸色的难堪，以及这种难堪带给我内心的痛苦与焦躁、自嘲、愤懑、孤傲、勇毅、彷徨等等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情感纠结。 有一天，我又跑去“拜访”他，突然又看到这篇文章：《关于龙应台的一段对话》 “阿渐：龙应台写了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相当肉麻。她说作为失败者的后代她为坚守了某种价值感到骄傲。我在想她隔岸观火坚守了啥子？骄傲个啥子？有本事走不脱留在大陆洗脑三十年她还能这么矫情•••那她就是余含泪——估计是看中大陆这个市场了。 我：这本贱书非常流行，老子一个字都看不下去。” 关于龙应台女士，作为一名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如雷贯耳，我是比较欣赏的。最早知道她应该是在十多年前吧，那时我拿着家里的钱开着一个书店，从一本《名家经典随笔选》中读到北大退休教授吴小如写的一篇题名《张爱玲与於梨华》的文章，知道吴先生到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讲学时受到了龙应台的接待，并赠予他张爱玲的全集，从此知道“龙应台”这个“杂文家”的名字。据说风格很犀利，很有鲁迅的遗风兼雄风，但对于鲁迅也有自己的批评，比如在一次读书访谈节目中，她说很欣赏鲁迅这个人，但对于“后期的鲁迅”很多论争文章不太欣赏，觉得有“意气用事”的地方或嫌疑，让我对她又多了一层了解。 但她的那些杂文集（比如《野火集》就是她的专栏文章结集，据说曾经风靡台湾）我倒是一页也没翻过，也许是觉得自己要看的书太多了，也许是觉得她对鲁迅“后期”的评骘，也未必有我了解的“深入”吧，虽然也不能说她没有自己的根据与见地。因为在我看来鲁迅是有一些见识不周或言论不谨之处，比如有人所谓误信主义，但正如古语所称执于一隅，贤人不免。如果讲论争，以杂文撰写粗略分期：“前期”与梁实秋的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争辩或有意气的地方，但“后期”与“创造社”或“太阳社”的争执，甚至蛰居上海时与那些什么“洋场文痞”或“清客帮闲”的唇枪舌战，我看也谈不上什么意气，这一点恐怕龙先生也有点“失察”了。 至于这本《大江大海》（台湾天下杂志出版），其实我在网上早知道，一直没有机会翻阅，一来网上也好，一五一十也好，对于这本书已经有过很多读者的评述，或者大致也了解了怎么一回事，于是就“有待来日”了；二来觉得无论就杂文而论，还是文学而言，恐怕她的文章也未必就很对我胃口，何况，我虽读书不多，但对于现代文坛却偏偏比当代文坛涉猎得多，似乎单从散文随笔杂文而言，我也偏偏喜欢现代的几位作家多一点，这或者一方面源于我的学识不够的固执，一方面也是我个人独有的偏见作怪吧。 对于龙先生这本从特殊视角进行透视，文学味道很重，材料完备，而且带点“钩沉”式还原性质的历史大著，我虽没有捧读，但想来或者还是深有所见的，否则也不会这么流传，应该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上面徐晋如博客里的短文，我却有些自己的看法，尽管我对于这位“阿渐”最后那句“看中大陆市场”的话，很不以为然，对于徐先生后面的“粗口”也着实不敢苟同，觉得以龙先生多年的文坛宿将的地位，为了一点可以博利的市场而有所作为，未必有点小看别人了，以我之见，根据时下读书界的一些反应来看，龙先生断不会那么势利与功利的。这恐怕有点“小人之心”了。 另外徐先生的话也或者非常武断，怎么看都没看，或看了一点，或是没有读完，就说“很贱”呢？虽说古人读书有“望气”一说，钱钟书引语所谓“不用细看所评的书，把鼻子一嗅，便知好歹的”，但用错了地方，也是不是有点“不够圆通”呢？ 但是，对于这句话，“她说作为失败者的后代她为坚守了某种价值感到骄傲。我在想她隔岸观火坚守了啥子？骄傲个啥子？有本事走不脱留在大陆洗脑三十年她还能这么矫情••••••”我却有点自己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如果真有其“事”并非“阿渐”同志的“杜撰”，那我就觉得，至少就这句话而言，龙先生的确有点——矫情了。当然真正的坚守是在于内心，也并非硬碰硬的完蛋，才能算数。只不过这话应该别人说，自己说就多少有点标榜。 因为我真正觉得，比较而论，放眼整个现代文坛学坛艺坛等等所谓知识分子群体，海峡两岸真正谈得上是在“坚守”，以笔者愚浅之见，台湾的李敖算是一个，大陆的傅雷与陈寅恪算另外两个，原因我想不用我来多说，在“切身处地”面对熏天的权势时，还有谁能比坐牢的李敖与上吊的傅雷还有瞎了眼睛的陈寅恪，以及胆敢以一介书生对抗蒋大总统的安徽大学的刘文典教务长，更能“坚守”呢，除了“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梁漱溟先生，马寅初先生，还有康同壁女士，以及台湾的雷震先生，殷海光先生……恐怕以我不多的阅历，就没有几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谈得上其实很不容易的“坚守”吧。 所以龙先生的所谓“坚守”，在我看来，假如放在一个更宏阔的空间，作出更严苛的解读，或者的确值得商榷考究。 记得李敖先生有一次在《全美华人协会颁奖典礼录像音演讲》里曾说过这样几句话，“佛兰克林就指出：‘哪里有自由，哪里便是我的祖国。’……不过，尽管在美国落地生根，对中国不落叶归根，各位在感情上，对中国总有一股难舍的成分，这种难舍的、依依不舍的成分，就是‘全美华人协会’成立的根源。”在对赴美的华人同胞做了一些“感同身受”的体谅与鼓励以后，李先生话锋一转，觉得全美华人还有待努力，用以色列总理梅尔夫人到美国谋求犹太人慷慨解囊的事实，相较之下，“说明全美华人还有待努力，努力去做一个去者的身分，以一个离去的人的身分，努力帮助留守在中国的同胞，而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多了。” 于是李敖先生最后把“哪里有自由，哪里便是我的祖国”挪移一下，变成，“哪里有祖国，我要使它变得自由。”言外之意，在台湾当时蒋家王朝权势熏天的时刻，无论墙里墙外，只要你肯尽心，为台湾的民主事业有一份力出一份力，原则上不管你身在何处，都是无可非议，但最值得称道以及最能称得上坚守的，恐怕还是像他李敖一样，“哪里有祖国，我要使它变得自由。”等而下之的当然就是人在海外，既谈不上有什么真有帮助的动作，与精神上的慰勉，又不能归国与“李敖们”一起面对丑恶现实“共赴国难”，至少也要实实在在尝尝生活的艰辛，那就有点——没种了，矫情了，或怎么了。 在一部为了生存自由人格理想奋斗不息的人类历史上，既有斯宾诺莎、伏尔泰、茨威格这样“远赴海外”被动捍护自身伟大人格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有像曼德拉、甘地、马丁路德金这样主动争取的杰出实干家，或者无论何去何从，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感慨唏嘘到不能自已的，就是我最喜欢的俄国作家纳博科夫，尽管自己大半生流亡在外，作为一个真正的精神贵族，鞑靼人的俄化后裔，就像他那本《说吧，记忆》里他的那位身为法学家兼政治家的父亲一样，作为俄国历史上第一届“国家杜马”（议会）的首批议员，尽管世代贵胄，养尊处优，却毅然用自己的良心“坚守”着，宁愿身处囹圄，也要与沙皇的开明专制（这话不矛盾，如果你稍知那段历史的话）进行决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却在苏维埃当政以后逃到柏林，竟在流亡期间一次演讲活动中，为了以身护友，倒在了极端保皇党的一位刺客的枪口之下，这应该说给了因为深知政治的丑陋与庸众的盲动，于是就绝不过问政治却避不开政治对他的过问的纳博科夫很大的刺激与震撼，让他这位对于个人遭遇一向淡然的不世文豪，毕生把自己的父亲视为一种骄傲，视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与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贵族典范，一位普希金那样伟大的诗人一样的人物，尽管他的父亲虽有极高的文学天赋，写过很多法学政治著作，却没有写过什么优美的诗篇。 纳博科夫曾经这样评论他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俄国伟大的无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一员，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认为把我送到一所以其民主的原则，在阶级、种族和宗教信仰方面一视同仁的政策和现代化的教育方法著称的学校去学习是正确的。”（第214页）“他熟知好几个国家的散文与诗歌，能够背诵几百首诗（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普希金、邱特切夫和费特——他发表过一篇关于费特很好的文章），是一个狄更斯的权威，除了福楼拜之外，还高度评价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依我之见是三个令人生厌的平庸之辈。”（见上海译文出版社纳博科夫《说吧，记忆》第205页译者王家湘。） 按照有些人的思维定势，既然遭受了苏维埃的迫害，纳博科夫又是著作等身的人，一定会在笔下予以强烈的暴露宣泄与无休无止的咒诅，但是对于这些我也曾想当然的揣测，纳博科夫也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他对于苏维埃政权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倒是没有多少嫉恨与遗憾，就像钱钟书《围城》里那些自夸被日寇毁夺的那些其实未必存在的“巨大财物”的人一样，他似乎最为痛惜的，就是苏维埃政权对于无比优美的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摧残与蹂躏，那是一种愚昧与野蛮的表现，对于人类最为珍贵的自由精神的灼伤，这才是他最为痛心的事情，并与他强烈的思乡情结融为一体，而凝固为一团无法化开永不磨灭的苦痛与哀愁。 “下面的一段不是为一般读者所写，而是为某一位白痴所写，他由于在某次危机中失去了大量钱财，就认为自己能够理解我。 我和苏维埃专政的旧怨（一九一七年以来）全然和任何财产问题无关。我彻头彻尾蔑视那些因为他们‘窃取’了自己的金钱和土地而‘仇恨赤色分子’的流亡者们。在所有这些年里，我心中怀藏的对过去的思念是对失去了的童年的一种极度复杂的感情，而不是对失去了钞票的悲伤。 最后，我为自己保留了向往适合的生态一隅的权利： ……在我的美利坚的 天空下怀念， 俄罗斯的那独一无二的地方。”（第69页） 他只有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才能抒发自己作为一个“文化遗民”的忧郁与沉痛。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终生对那种“使命文学”或“主体思想”深恶痛疾的一个重大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总在各种场合对于亵渎文化僵化思想的人和事，充满了不屑一顾的嘲弄与夸张犀利的讽刺，而且在剑桥大学毕业后，为了谋生，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行业：网球教练，拳击教练，昆虫研究员，临时演员，家庭教师，报刊编辑，大学教授，职业作家等等，在我眼里，他既有狂放的一面，也有深沉的一面，集学者的精深博识与艺术家的天马行空于一身，对人性的理解又是那么细致到只有乔伊斯能够与之媲美，最特别的就是他在表现与玩弄语言方面的卓越天赋，这些都与他前半生漂泊流离的生涯既有联系，又能以一种非常平静写意的方式，形成一些决然不同的鲜明对比： 生活的动荡与内心的坚定，人事的丑陋与在艺术追求中捕获的美丽——犹如他最喜爱的蝴蝶那样五彩斑斓，身世的坎坷与心胸的豁达，媚俗之风的猖獗蔓延与高雅情趣的越发沉淀，等等，仿佛正是这些交织在现实与梦幻之中给他力量的东西，让他忍受着，支撑自己穷困潦倒而又兴趣盎然的流亡生涯，因为他有时竟然在大热天蹲到盥洗室中奋笔疾书，挥洒他与众不同的写作艺术与不凡遐想，但是如果你不细细品味，又怎么能够从他那些轻逸超妙的诗意盎然充满智慧的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中，察觉到他其实拥有一种矢志不移的对于真正的文化事业的坚守之情呢？他是真正的文化人，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既不媚俗于大众，也不谄媚于权力——无论何种形式的权力，相反，如果你不能从他幽默、诙谐、机智、潇洒、另类、卓异、高雅、超绝的天才般的所有作品感受到那些质素，你就领会不到无论墙里墙外，什么才能称作真正的——坚守。 所谓坚守，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极为困窘到陷入绝望之境时，也要永葆自己内心深处一种源于精神的圣洁！那是对于自由意志的一种真正想望，对于邪恶权势迎头相向或掉头不顾的极度轻蔑。   （黄慕春，文学评论家。原文链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a674329705b23da1 ）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台北 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有人预言她将是第一个辞官的高官，8个月过去，龙应台还在 会议后，龙应台阅读在“白色恐怖”时期遇害的两位左翼人士的遗书（图/本刊记者 梁辰）   龙应台与小儿子菲力浦（受访者提供）   18岁的龙应台（受访者提供）   左起：林青霞，安德烈，龙应台（图/本刊记者 大食）   在办公室的时间几乎被各种会议覆盖，赶上晚餐时间就边吃便当边开会。图右是次长林金田（图/本刊记者 梁辰）   离开办公室前跟秘书最后确认次日的行程（图/本刊记者 梁辰）   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时夜幕已降临（图/本刊记者 梁辰）   1999年11月6日，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左）与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右）在文化局成立茶会中一同敲锣，宣告文化局进入崭新的一页   台北西门町街头（图/本刊记者 梁辰）   引子 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蓝。下午，龙应台出现在台北火车站，背一个咸菜绿双肩背包。她穿得像一个大学生：白衬衣束进牛仔裤，白色运动鞋，短发被一顶咸菜绿灯芯绒帽盖没。她跟随80位艺大的学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动，有点笨拙，但充满活力。 龙应台生于1952年。朋友们说，很少有人在她这个年龄还能保有一团真气，一身热气。 许多镜头对着她。其中一台摄像机后面站着黑衣墨镜的大导演王童，他会将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拍摄成纪录片。稍后，许多话筒伸向她。“我是身体很笨的人……”她一边用纸巾拭汗，一边微笑着解释这个名为“艺术席卷空间”的活动。 星期四晚上10点，她来彩排过。面对汗涔涔的舞蹈系学生，她用悦耳的声音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不仅仅是练舞室里的舞蹈，还是空间的释放。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忙，心里积压了很多东西，他们经过这里，看到你们，被邀请一起跳舞，也许心里会有些小小的幸福感。”一双双年轻的、干净的眼睛注视着她。 再早几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14楼的小办公室里开会，同下属敲定“释放”的每一个细节。白衬衣、黑马夹，最普通的短发样式。 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13年前，龙应台由德国初回台湾，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有一天，她踅进一家设计感颇强的美发沙龙，小妹一声“局长我是你的读者吔”，听得她欣慰：台湾文化有希望。于是晕陶陶被设计，又烫又剪，弄成一个“戴安娜王妃头”。她掏出七百多元（新台币）结账，赫然发现看错一个零，这“王妃头”价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干净口袋，在发廊员工一字排开的“欢迎再来”里落荒而逃，回去就问同事“台北物价怎么这么高”，被告知挨宰，“王妃头”实属“冤大头”。 处理公务时的龙应台表现得思路清晰，心细如发。她的指间夹一支笔，不时在空中点划，如同乐队指挥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请不要忘记”来起承转合，是高度灵敏的倾听者和反应者；她的想象力甚至延伸到现场在电视画面中的样子。 在她右侧的墙上，悬挂《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90岁时的手泽：“取舍由时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会议室两面书架上，是台湾各区、县、镇的地方志，《二二八事件辞典》之类的台湾史，以及琦君、赖和、张我军、李乔、周梦蝶等上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有几层架上，是她的十几种著作，从《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海》，她自己掏钱买来赠送往来宾客的。她在扉页上的签名，像一条不羁的龙。 空间释放的创意来自龙应台的欧洲经验。她从YouTube上找来几段放给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场，歌剧演员扮演的卖菜人突然开唱，市场陡然生色；在丹麦的车站，旅客愉快地被卷入突如其来的舞阵，肢体醒了。龙的一位同仁也亲历过在纽约梅西百货买鞋，柜台旁冷不丁有人开唱音乐剧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龙应台对我说，这些观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养。 彼岸的文化与本地的生活匹配吗？在这个女性都会拖着长音嗲嗲说“是～”、开计程车的男性习惯被称“先生”而非“师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么反应？机要秘书邓宗德告诉我，成人通常会害羞，若是一对小情侣，女的开跳，男的会跟随。两天里，我看到广场上不少用餐者举起手机录影；看到流浪汉光脚坐着看和听，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滚圆的中年妇女被音乐和节拍感染，从身体到容颜都动了起来；也看到许多人，瞄一眼，匆匆走过。 就在几天前，车站广场大厅里拉起红线，阻止休息日到此集聚的外劳（外国劳工，台北有许多菲律宾、马来西亚籍务工者）进入。通常他们把这里当作台北的草坪，假日里三五席地而坐，说说闲话。我看到电视里有个女的忿忿不平：我们也不愿来这里“占用公共空间”、“有碍观瞻”，但休息天我们想出去的话，还能去哪里？这件事被视为侵害了外劳的人权，遭到舆论广泛批评。龙应台“敏感于人权”，与交通部长商议后，特别在议事会上强调邀请外劳参与“释放”。但不知什么缘故，头一场只见舞者，不见弱者。第二天，即使温和派报纸也表达了“一个车站，两种标准”的婉转批评，暗暗指向车站管理部门，这不是龙应台希望看到的。部委之间的沟通合作，本部门的上令下达，各个细密的齿轮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如何艰难咬合、负重运作，13年前她就有领教。如今，由局长而部长，意味着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 一 广场表演告一段落，龙应台去窗口买了开往高雄的高铁车票，往屏东老家去，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哥哥。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浩告诉我，你见到龙家人就会知道，什么叫作淳朴。 母亲应美君多次出现在她的著作里：浙江淳安人，杭州绸缎庄小姐，不顾家人反对下嫁湖南衡山人龙槐生，1949年随人潮涌向台湾，刚到高雄时，手里还抱着刚出生的龙应台的二哥龙应达。她用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租下一个小菜摊，卖西瓜、卖面粉、卖五金，卖自己包的粽子，卖一切难民需要的东西。她在有尿味的戏院里卖过票；编过渔网，半个月编好一张，换80元；她养过猪；她开口向邻居借钱，以便第二天交龙应台的学费……她像一株又柔又韧的水草，帮衬丈夫，带领4个孩子，在荒滩恶水中存活了下来。 童年时龙应台看美国电视，常常有感于母亲的“不优雅”：讲话的声音是那么大，跟邻居讲到高兴时笑得惊天动地，开骂时正气懔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她的生命里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满豪气的东西。龙应台说，在有些方面，她像母亲。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条巷子里听见一位老妇的哀号，浙江口音的哀号，心有所动，“多管闲事”过问起来——写过《大江大海》，她知道这岛上每一位七八十岁的人，身上都藏着一部颠沛离散史。她在巷子里东问西问，得到的结果是，老妇人精神有问题。她拨通了市长郝龙斌的电话。市长出差，她又拨副市长的电话，副市长自国外派人调查。龙应台刚上火车，就收到回馈：社会局已派人上门了解情况，这位邓女士确实精神异常，已享受社会福利中心的照顾，他们会继续，并“谢谢龙部长的通报”。龙应台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我受不了。” 摄影师还捕捉到她在办公室里流泪的一刻，当时她面前摊着几封写于42年前的遗书。写信的人，都在那个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时期被枪毙了。 龙应台有两兄两弟，长兄当年被逃难的母亲交给婆婆，留在大陆，1985年相认。在她心里，兄弟，不仅意味着因了共同的父母常聚，还意味着“在彼此的容颜里看见童年”。 从台北到屏东，就是在台湾岛的地图左侧自北向南划一条长长的曲线。一路向南，阳光愈发炽烈，空气愈发湿热，责任、公文、秘书、随护渐远，童年渐近。 童年，因为父亲是公务员，三年换个地方，一家人总在台南的乡村里迁徒，龙应台总是面对需要融入的新环境。她跟多数军警公教人员的子女不同，能交道，但不凑热闹；眼睛清澈，但看法独特；跟3个男孩一起长大，别有一种帅气豪情。 列车到高雄。龙应台背着她的双肩背小包，脊背挺直地在人群中行走。这背影，深深印在好友林青霞的记忆里。林告诉我，她第一次见龙应台大约是2003年，香港，在徐克和施南生家。 那天，南生介绍说，她当过台北市文化局长。她长得娇小，声音非常悦耳，我们聊得很愉快。晚饭后她急着要走，因为小儿子飞飞在家。我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人，背一个很细的包包，脊背挺得笔直走出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就想，这个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想了解她。朋友与否，往往是一种直觉。 　　后来我们走近，常听她跟母亲、跟儿子通电话，很不寻常。她的母亲失智了，但她在电话里总说：“你的名字叫美君，我是你的女儿龙应台，我是小晶……”那种孝顺，那种对儿子的爱，让我感动。 　　她很有一种性感，一种糅合了女人的柔顺和男人的果断的美。到任何环境，她能很快掌握气场，进退有度，我觉得她做什么都会成功。有时候会惊叹，她小小的身体里怎么会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这力量大到有时候会伤了她自己。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情有谋有略，比方写一本书，该怎样收集材料，怎样计划、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观察事物很敏锐，写东西很入骨，一针见血，刺激到你的神经腺。我读《目送》里“四郎探母”一节，大颗的眼泪往下落。 　　在生活上她不大懂得照顾自己，写作起来更是一投入就不能停下来。她写《大江大海》的时候，有几次我去送饭，发现她写得昏天黑地，到厨房取个碟子都拿不住，掉在地上打碎了。 　　她惟一不敏感的是她的外表，她不懂打扮。我曾经送她一条裤子，两只裤脚管各有一根带子系住。有一天见面，我发现一只裤管的带子不见了，另一只还绑着。我没好意思说。第二天见面，她还穿那条裤子，还是一有一无。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一条裤腿的带子不见了？她说，是吗？没有了吗？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爱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个不停。 　　她常常出现在演讲场合，要上镜头，要present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凉鞋；还有一条裤子穿了25年，裤管起了毛边，看得一班朋友很急。我后来送她一双黑色麂皮的包头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议她只穿黑或白；我建议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带点休闲才好，至于颜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样配都不会出错。 　　这次她回台湾做文化部长，我为她准备了几件最简单的化妆品：一盒粉，一支大刷子，很简单，不用打底，刷墙一样涂匀就可以了；一个腮红，一管口红，也很简单，不用描边描线，只要涂上抿一下就可以了。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她曾经说。 　　她确实有思想，而且敏锐。一道看电影，她常有独到的见解，一语道破那种。 　　她思考的时候不笑。我就提醒她，做一个公众人物，看到镜头就要笑，微笑，哪怕你在思考。她现在很会笑了。 　　这个选择在她，是需要勇气的，也是一种使命。她还能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再下去可能就没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所以她去了。我认为，对于台湾的文化建设，她看到了、说出来，她就有能力改进，她是能做事情的人。面对问题，以前她畅所欲言，现在走出去，去行动，有很大不同，要有很大的包容力。有些人攻击她，她只能隐忍。政治，在考验她的容量和耐心。以前她对我说，青霞，困难其实是考验一个人的智慧，我相信她有面对政治的智慧。她不止是作家。 　　本性里，她是一个纯真的小女孩，至今保有童真，她常常会雀跃。 　　这次离开香港，她对我说：青霞，不要放弃我。这是她表达友情的方式，很特别。 关于龙应台在日常生活上的低能与混乱，陈浩也讲了不少故事。比方说，她不知道怎样用台湾式的电饭锅；她常常写到饿极了，发现家里没吃的，“如果不是朋友救她，她就饿死了。”她也根本不懂吃，经常胡乱塞一堆东西了事。 几个月前，龙应台穿着球鞋去“立法院”，被“立委”批评“不尊重立法院”。很快，在部长办公室的一格小柜里，躺着一双鞋底中部特别厚的黑鞋子，那是林青霞送来的，“英国律师出庭常穿，站5小时不累。”林还通过媒体对大家说：不要太苛求她。 二 龙应台的手机里时有短信传来，等她处理一宗棘手的、埋有“地雷”的事务。她最近有点忧虑。她没有笑，背着小包，背脊挺直走在人群中。然后，她遇到了郭金坤。 “哗，部长哎。”高雄市计程车司机郭金坤载上龙应台。 “哗，他们都没有认出你？他们够烂。”郭司机好口才，两语三言道破龙前不久遭受的挫折（文化部提名的第5届公共电视董监事名单未获通过）：“这么好的名单通不过，够烂！这跟民进党没关系，就是国民党内部在搞。你应该告诉马英九，搞什么搞！叫舆论去骂，他们就会收敛一点。你知道吗，那些部长都一样，私人时间出来都还带一个秘书帮背包包，招呼计程车看都不看我们，不是你这样的……如果台湾每个官员都像你……不过你待不久啦。” 龙应台哈哈大笑：“郭先生，你觉得我会干多久？” “一年啦。公共电视那件事以后，还好你没有马上说我不干了，不然马英九会更丢脸。坦白讲，看不下去走就好了，文人不要这么委屈自己。政治就是利益分配，台湾的政治跟经济会压得你什么都做不成。”郭先生又说：“今天倒阁案（指由民进党立委柯建铭等43人提交的针对“行政院长”陈冲的不信任案）没通过（表决结果46票赞成，66票否决），过了你就不用做了嘛。”龙应台放声大笑。 郭先生最后认真地说，当龙部长宣布下台，他会很留意看报纸。 几天后，当我面对“中研院”钱永祥先生，他对台湾政治作了一番分析：民主制度当然有很多好处，台湾不仅应该实行，而且做得也不错。但今天的台湾政界很消耗人，它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状况：执政党和反对党斗得很厉害，两党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互相绊对方，就是怎么让对方做不成事，怎样令其出丑。所以，有点理想的政务官很难有所作为。官僚政治化也带来公务员的“常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同一天，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温和地说：“台湾政治是另一种综艺节目。” 几天前，当我拜会刚退休的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夏铸九教授，他细述了台湾从50年代以来一步步走向民主、又“何以至此”的历程。“看2000年以来的蓝绿两党轮替，如同看连续剧，戏剧效果太强了。”夏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文人从政的龙应台有其优势：她是文化明星，举手投足引人关注。媒体在台湾政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许多官员“立委”都在绞尽脑汁谋划怎样明天上报纸，龙应台在这一领域有足够的号召力，而且她的影响横贯两岸四地华人世界。但作为龙应台的老朋友，夏也替她捏着三把汗：一，面对一个组装起来的老衙门，官僚气很重，她能否拖得动；二，蓝绿营的国族认同不一样，会带给她政治压力，文化纠缠着政治议题，其中布满“地雷”；三，台湾过去的文化官员多半并不真爱文化，龙应台如何立文化？ 当年龙出任文化局长，李敖断言她做不到3个月，结果她做满一任，3年零3个月。舆论送行时说：“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龙应台则将这一段归纳为“实践平等观念过程中的受伤笔记”。 这一次，也有人预言她将是第一个辞官的部长，结果财政部长第一个辞职；9月28日，劳工部长含泪卸任；10月7日，“行政院”发言人请辞获准；8个月过去，龙应台还在。 从作家龙应台到官员龙应台，这个案本是一个小奇迹，令人看到背后那个相对宽松、活泼的环境—— 1999年7月，正当龙应台筹划着带两个孩子沿莱茵河岸单车旅行，她接到台北市长马英九秘书的来电，大意是邀请龙教授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 龙不假思索答道：“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嘛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 几天后，她接到马英九的越洋电话。交谈中，她知道，这位市长还真读了“那些没什么意思的书”。 又过几周，接到电话：市长将到法兰克福，“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 “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龙应台答得三分玩笑、七分认真。 于是，马英九从台北飞到罗马，在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余，只身与秘书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找到了龙应台离城20里的乡下的家，风尘仆仆…… 这不仅是一段现代版“三顾茅庐”的佳话，也是马英九综合考量的结果。中正大学传播学系罗世宏副教授告诉我：如果兼顾台湾本土和大格局下的历史文化，兼顾华人世界的影响力，在台南农村的清贫中长大，会说台语、汉语、英语，至今只拿一本台湾护照的龙应台是不二人选。她的影响力，也能从台湾媒体几年前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得见：龙应台、林怀民、严长寿……名单通常是这样。 从此，一个一贯批评政府的作家进入了政府。而且，她得到来自台湾文化界的拥抱远多于挤压。夏铸九说，“她是内行，所以跟文化界的朋友关系比历任文化主管官员都要真切紧密。我曾经向她抱怨，自从参与宝藏岩案（一片城中村性质的空地，在龙应台和文化界人士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一座艺术村），我开的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只是，政坛非菜坛，无处不尘埃。官场的重点也不在做事。眼前就是例子： 9月26日，“立委”陈学圣在质询时说，有些部会送“立委”进口大葡萄当中秋贺礼；有些部会送香烟，一出手就是10条；只有文化部什么都没送，让其他部出糗、成为箭靶。龙应台说，文化部从未编列预算送礼给“立委”，以后也不会送。 “但这个错，我为你喝彩。”陈学圣说。 “我能感受到你的诚恳。”龙应台说。 “你这是对我的侮辱。”陈学圣说。 “为什么？”龙应台问。 底下众“立委”笑。太多的官场潜台词，她还不熟悉。有报纸在第二天报道这一幕后，添了一句：“一位作家说过：龙应台笔下犀利，私底下是个傻大姐。” 龙应台以她的人气、血气面对官场的习气、阴气，多有挫折。她以镜头之外的无奈、无言表明：政治是斗争，是行动与后果的算计，是台上与台下的演出，是步步为营。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 三 住在香港9年间，龙应台每两周回一次屏东看望母亲，如今人在台湾，倒有些勉强。她每周要去“立法院”两次参加施政备询，去“行政院”至少一次，无数个部门会议等着她去开，无数份红皮公文等着她阅批，还有，无数个“看到镜头就微笑”的场合等着她莅临。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有些恍惚：眼前分明是80年代那个写文章的“胡美丽”在扮演这个“官员龙应台”。确实，当年许多读者以为龙应台才是笔名。 现在，官员龙应台回到小晶，搂着她86岁、当年强悍无比的母亲。母亲已经不认得女儿，但熟悉她的拥抱。曾经，在作家龙应台时段，她买来颜色各异的指甲油，帮母亲一个指甲涂上一种颜色，再抹口红，再上胭脂，消磨母女二人的黄昏。现在，母亲已经瘦弱得像个孩子，强大的女儿轻轻倚在她的身旁，闭上眼，不说话。每周印发各司局的密密的部长行程里，没有一栏供她表达：我累了。 在眼睛闭上片刻的世界里，小晶也许想到父亲，那个会用湖南话吟诵《陈情表》或《告子下》的乡村警察。当女儿成为作家，他没有表示什么，但女儿做了局长，他在人前有掩不住的骄傲。他没能看到女儿当上部长。 中国传统里，科举制度是为选拔官员。一般人心目中，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士与仕的结合才是正途。这传统在台湾今天的仕途高端仍看得见——马英九的本届“行政院”里，有47位博士（共27个部会）。只是时代不同，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士的考题也瞬息万变。20世纪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渐次上演耐人寻味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独立却空谈，实践却扭曲（或曰忍辱负重），这吊诡本身就提出两个命题：1.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不是知识分子最珍贵的品质？2.知识分子的说和做，哪个对社会更有用？ 关于前者，许多年前，龙应台和马英九之间有一番对话—— 龙问：“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马答：“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关于后者，稻田电影工作室的王小棣导演认为，在大学教书的龙应台是位好老师，她会影响许多学生；作为文人的龙应台也能胜任“社会的朋友”，她会影响民众。这些角色在王看来，都比当局长、部长更有价值；而当官，很可能令龙应台的人生减分。但，这是她的选择。 那么对于个人，对朋友眼中“天真的高中女生”、“初入文坛只有单纯的正义感而对政治的认识为零”、“至今不懂政治”的龙应台而言，这压力或张力会将她扭成何种形状，又会将她引向何处？底线在哪里？ 数月前龙应台在“立法院”接受民进党“立委”段宜康的质询，被称“厚脸皮”、“马团队中最耀眼的花瓶”，被穷追猛打要她对国民党在白色恐怖时期的罪孽表态。龙应台拨了一下讲台上的话筒拂袖而去，留下一个颤抖的话筒在台上。几分钟后，她又重新站回到备询席上。这段视频被广为传播。 龙应台告诉我，之所以拒绝回答，是因为反对表态文化，这有悖于她一贯坚持的宽容原则。“宽容是说，在你认为对的事情里，也要留一点空间给别人，不能拿着你的对去压迫别人表态。” 我拜访了“外省二代”、在台湾政坛表现特异、口碑不错的段宜康“立委”。 龙应台在当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我在台北市当议员，我跟她有一些冲突。我对她的观察是这样：她其实不适合当行政官员啦，她适合写文章。因为她对行政事务没有耐心，她喜欢的是包装得很漂亮的东西，我们讲的“放烟火”，就是能让她有所表现的活动。许多文化事务是长期的、打底子的工作，虽然她有很强的光环，大家对她有很高的期待，可惜都没有做好。比方讲，许多年来，台北都没有一个能代表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她跟大部分人一样，做的是硬体（硬件），然后委托经营，这是最轻松的。 　　此番她上任文化部长，我观察的结果与12年前仍然一样，她缺乏去做文化深层奠基的能力。台湾最大的问题出在教育，不是指专才教育，是指培养观众。我们从小的教育都有标准答案，它指向惟一正确。这样环境里成长的人，很难真正尊重别人的审美、尊重别人的主张跟我不一样，尊重别人支持国民党，这是台湾文化和民主最欠缺的部分。看起来很多元，版本可以有许多，但答案依然只有一个。蓝看绿，看支持阿扁，就觉得没有水准，就是糟糕的；民进党看国民党，就是要出卖台湾。没有这回事嘛，为什么要搞到水火不容？搞演出，搞文创园区，搞艺文补助，这不是文化部。文化部如果有存在的必要，就是要去养育那个多元，它的根源在教育，这是很吃力的事情——推动全社会，学会尊重。 　　 我面前的段委员彬彬有礼，谈吐不俗，毫无镜头前咄咄逼人、有失尊重的形状。 同是“立委”的高金素梅告诉我，当她初次以“立委”身份进“立法院”，看到电视拍不到的部分，也是愕然：啊，台上骂来骂去，原来台下是可以握手的。甚至，罗世宏续上：等下一起去喝酒。“立委”（民意代表）多半是镜头前的表演动物，如今的台湾人已经见怪不怪。龙应台说，每次她站在那里备询，都要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这不是真的，这只是表演，不要被激怒。 我也注意到，段宜康和龙应台在很多理念上是一致或相近的。如果他们只是文化部同仁，也许会合作愉快。是什么，令他们“冲突”？ 所有受访者异口同声：政治，已沦为某种游戏的民主政治。狂飙如李敖者，甚至告诉我：民主是假的！言论自由是假的！只是这两个字，太诱人。 四 15岁那年，龙应台就想过：将来要做一个不需要向别人敬礼的工作。在进入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之后，她一度仍不按规则出牌，多有“突围”之举。譬如，她曾拒绝为配合马市长剪彩办美展、搞演出，此举虽也得到市长支持，但长此以往别具一格，市长也要承受来自整部机器的压力。 文化圈中人说，因为文人气质和率真性格，龙应台常有随兴之举，有些人却“不爱看她那个调调”。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她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纪念馆馆长叶博文先生就曾将与龙应台的“冲突”写在一本书里。市长时期的马英九对龙应台的“礼让三分”，也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 那时候的龙局长雀跃着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16个小时，自述“整天顶着头盔上战场”。王小棣曾见她伏在市政府大门边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一问，她说正要出门，有些事还没想好，想到就写下来。王小棣对我说，当年文建会的工作是相当粗糙的，而龙应台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翻开台北市文化局2003年编写的《东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龙局长的事迹：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她还推动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铸九教授与我见面的紫藤庐，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伟的故居。 王小棣对龙做事的韧性印象深刻：在拍摄与《大江大海》有关的一部纪录片时，龙跟着叙述者踩着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码头，穿着平底鞋，跑了将近半小时，当时她57岁。 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龙应台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而理直气壮，是1986年《野火集》横空出世时的动人之处。 夏铸九说，有过不那么愉快的局长经验，如今的龙应台已不那么简单，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斩钉截铁，什么时候该动用柔软示弱。 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说，龙应台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上。 上任第一天，龙应台走了16个“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谈两个人童年都待过的乡下新竹，很快又去拜访各部各会。“这些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政府机构里，每一个部会都是本位主义的，对于其他部会在做什么是没有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样。如果想让社会进步，一定要合作。”龙对我说。 9月22日，我看到她与交通部长毛治国、艺大校长朱宗庆站在一起，站在火车站起舞的学生中间。我听到她说感谢。 龙就任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设想是“让文化从村落做起”。她想知道，台东县达仁乡、南投县中寮乡等收入最低乡镇的孩子，跟台北市信义区的同龄孩子，能否享有同等的文化权？这个命题来自她的早年经历，当年她到台北念书，发现同学听的音乐、谈的话题、见的事情，她通通不知。但缩小贫富差距这件事不是文化部能独立完成的，要跟教育部、经济部合作，才能让以下这些行动不浮于表面：云门舞集到乡下庙前的广场上演出，画家、作家下到偏乡中小学去交流，装满书的文化列车开到苗栗乡下人家的门前去播种，乡下孩子到台北的博物馆来开眼界…… 眼下的台湾媒体非常乐意向公众报告一个“放柔身段，有所妥协”的龙应台。但她说，我没有变。“一个人所抵抗和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作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流露在举手投足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官员龙应台，充满细节。9月19日，圆山饭店，台北电视节。龙应台在致辞中照顾到远道而来的欧美客人，插入大段英文讲话。她特别建议第一次到台北的外国人去孔庙看看，去西门町转转，“We have a lot of gay bars，台北是对同性恋最宽容的城市之一”；她反复提及Chinese speaking world。这些细节，提示了她的视野和角度，可能是未来作为的立足点。 媒体人邱立本曾经发问：内战心态还在两岸华人中存在，怎样超越？台湾之行也令我感受到：内战心态也在台湾党人中存在，怎样超越？ 2012年中秋前夕，龙应台笑着说：“闽南谚语讲，‘欢喜做，甘愿受’，只要我在，就做。”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0/3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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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东阳   文 郑东阳 对我这样的大陆青年来说，“北平”这个词似乎只存在历史课本中。在台大徐州路校区附近，有家“北平龙门客栈饺子店”，踏入门帘便会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这家上世纪60年代由随两蒋迁台的外省人开设的饭馆，墙上都是一些字画，正中的柱楣上头是孔子在台湾的第七十七代嫡长孙孔德成的题字“龙门客栈饺子馆”。| 第一次带我到这家饺子店的朋友是外省二代，父亲是四川老兵，饭馆里昏黄的灯光总能让人想起眷村里的味道。对于不少1949年迁台的外省人和他们的后代来说，眷村就像北京的大院一样，拥有和外面完全独立的世界，但又多了一丝乡愁。在整个岛屿沉浸在一种压抑、极度敏感的紧张的年代，眷村里的人们沉浸在失去家乡的流亡之痛里，而眷村外的本省人则是在家乡的流亡者。 和北京大院一样，眷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以及后代教育都自成体系，鲜少受眷村外环境的影响，虽然眷村的建筑并不豪华，甚至很简陋。部分眷村里子弟也会流露出体制内的优越感。有一位台湾好友L，解禁前曾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虽然国民党“催台青”计划正在吸引更多的本省青年，但像L这样的眷村二代，能到党中央公干，根正苗“蓝”是很重要的加分因素。在蒋经国的世界里，台湾公务员公餐只能点“梅花餐”（四菜一汤，组成梅花图案），但L出差时，他们不属于公务员系统，属于党务系统，地方党部总是会招待他们“八菜两汤”，梅开二度。 直到后来他下海，成为市场化媒体《中国时报》一名记者时，他才真正走入外面的世界。他的新工作一度还被眷村里的发小嘲笑，认为这样的饭碗不牢靠。发小当时在《新生报》上班，《新生报》的主办单位是“台湾省政府新闻处”，属于体制内。如今，《新生报》几乎没有台湾人会提及，成为一份提供养生知识的小报。 他滔滔不绝和我说这些故事，然后批判一些本省人的“福佬人（闽南）沙文主义”。在眷村的对立面，民主化后的台湾，本省籍精英们也形成另外一个“眷村”，在那个世界里，嘲笑马英九不标准的闽南语的人们认为，不会说闽南话的政客是在犯错。这两个族群一直到这二十年才加速融合，哪怕今天，每逢选举到来，出了台湾北部，就像是另外一个国度。 和大院不同的是，并不是每个眷村人都属于体制。在那个李敖还算靠谱的年代，反体制的外省籍精英雷震、殷海光、柏杨都是“高级外省人”。每次看到龙应台、赖声川、王伟忠、侯德健、李立群、邓丽君时，总是闻到一股相似的气味。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老文艺青年大多数是外省人。在领袖很浓的江浙口音还可以在校园广播里每天播放的年代里，文艺作品的描述对象也是眷村。 当然，眷村里，也有底层的人们。今天还保留的少数眷村，只剩下年迈的“国军”。比如台北市爱国东路闹市区的眷村，150多户国军老兵至今仍住在阴暗、拥挤的房子里，全村共用一个公厕。眷村也被称为“闹市里的贫民窟”。 在年初的台湾大选期间，在台北地铁台大医院站，我看到一群挥舞着国民党旗帜、拄着拐杖的老人，刚参加完造势活动的他们用四川话聊选情。他们是国民党最忠诚的粉丝，是体制内的弱势者，在体制已经消失的今天，更是如此。 出了地铁站后，一位台湾统派政党新党的青年才俊W正在附近的明星咖啡屋——这家蒋经国和夫人生前最喜欢的西餐店等我。这位台南青年比我还热爱祖国大陆，而且口音也带有北方的味道，虽然儿化音显得有点别扭。因为加入了新党，他得以有机会参与到看起来很显高贵的老外省人场合——一些台北的上海或者江浙饭馆，老头和老太太们会用语蒋家父子一样的江浙方言夹杂着国语对话，气氛十分怀旧，一位老先生听到王的口音后，惊呼“你祖籍北平吧？” （第七期《壹读iread》杂志，《台湾边角料专栏》，最后刊登版有部分改动，转载请注明出处，联系作者可微博私信：http://t.sina.com.cn/dongyangyu）

“ 结果这 次 导弹危机成功的成为了李登辉上任的助选团，大陆越是 “ 打压 ” ，李登辉 得 票数越高。这件事成功的把以前国民党对共产党那种渲染和宣传而产生的 “ 恐共意识 ” 给打造成了中国人欺负台湾人的 “ 恐中意识 ” ，不仅影响到了台湾的这次选举，而且和 1994 年的千岛湖事件一起，成为了台湾民意中有关 “ 国家认同 ” 和 “ 族群认同 ” 的黄金分割点。 ”     电影里的台湾之六 《黑金》——选举那些事   文/ 马军（国立台北大学）     这是一部港片，上映于1997年，出品人是麦当雄和向华强，导演是麦当杰。港片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拍黑社会，港人在香港把警匪题材的黑社会片拍绝了，这下又到台湾拍政治题材的黑社会片。说实话，这部片子的剧情设置是非常有台湾风格的，里头的每一个人物几乎都能找得到现实原型，但是整个片子呈现出的视觉，不管是飞车枪战还是最后的高速公路上汽车大战直升飞机，都是很港式的风格，所以这部电影给人的感觉很像是在台湾夜市里卖港式点心的味道。 其实在香港电影里涉及台湾政治的片子不少，1996年上映的《古惑仔之猛龙过江》里，就有三联帮帮主选立法委员的剧情，2000年上映的《古惑仔之胜者为王》也有关于台湾政党轮替的剧情，2010年上映的《弹道》更是取材于2004年大选阿扁中弹的情节。但是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的时候，《黑金》两个字貌似还是惹了一些的麻烦，最后以《情义之西西里岛》的名字上映，可见对当时的台湾来说，“黑金”这两个字还是有一定禁忌的。 “黑金”一词其实指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黑道”，一个是“金牛”。分别指的是在政治中，尤其是在选举中使用黑社会力量和贿选力量达到胜选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全世界都有，但是在台湾转型的过程中非常的普遍，国民党因为“黑金”政治形象不佳，民进党以清新的形象上台，但是阿扁在任八年，照样因贪污A钱下台入狱，可见黑金在台湾的影响，不是某个党的事，而是整个政坛的事。 这部电影以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访台开始，这也交代了时间，1994年。1994年唐树备的那次访台是中共高级官员第一次访问台湾，所以民进党的人士对唐树备是非常的“热情”，一路上呛声抗议，投掷鸡蛋，并且还跳上了唐树备的车子，据说把雨刮器都给拔下来了。现在唐树备任职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名誉院长，去年还曾去过台湾，不过时代早已变了，即使是在民进党大本营的南部地区，唐树备先生也没有遭受任何的抗议了。 当然，唐树备在电影里以“真人真事”的形式出现是在新闻上呈现的，主要是为了交代一个时间背景，但是电影里头很多人物很多事情还是都有原型的。梁家辉扮演的周朝先在电影里扮演的是一个电玩赌博业的商人，也是一个很有势力的黑社会老大，最后还当选了立法委员。周朝先的原型应该是周人参，在九十年代中期，周人参号称是是台湾的电玩天王，曾经以贿赂的方式勾结警察保护自己的产业。结果1996年此案爆发，涉案警察一百多人，震撼了当时的台湾社会。 刘德华扮演的那个调查局干员的原型应该是侯宽仁，1996年主办周人参电玩弊案的就是这个侯宽仁，他还侦办过太极门养小鬼案等等著名的案件，是台湾非常有名的扫黑人士，现在侯宽仁是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查缉黑金行动中心的检察官。 当然，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是，电影里面那个长的很帅喜欢跑步的法务部长的原型就是马英九。马英九在1993年被任命为法务部长，在任内马英九最大的政绩就是向选举中的黑金宣战，在马英九三年任内，起诉贿选涉案人七千五百多人，力度很大，赢得了很好的名声。据说当时马英九的施政满意度最高的时候能到88%，比现在他当总统的时候高好几倍，被群众誉为马青天。有意思的是，后来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的特别费案被起诉，起诉他的那个检察官，就是上一段讲到的那位侯宽仁。 其实这个片子里头还有一个人是有原型的，就是那个号称会分身的“宋妙天”大师，他的原型就是在台湾火热一时的宋七力大师。我大概是初中的时候知道宋七力的，那时候听哈狗帮的一首歌，歌名忘记了，但是歌词还记得一句：“我不是宋七力，不会四处分身，只有在这里可以看到我的本尊。”但是当时只知道有这么个名字，却不知道这个人是干嘛的，直到看了这部电影才清楚了一点点。宋七力号称自己能够分身，并因此成为了新型宗教界的一个领袖型人物，信徒众多，最著名的信徒就是台湾政治人物谢长廷，谢长廷的老婆游芳枝还帮忙宋七力写书宣传。1996年台湾著名主持人，时任台北市议员的璩美凤揭发宋七力，说宋七力涉嫌借助宗教活动诈骗敛财，并指责谢长廷收受了宋七力的政治献金，“宋七力事件”爆发。后来经过台湾的法院审理，认为游芳枝宣传宋七力并不涉嫌牟利，所以无罪，宋七力的行为属于宗教行为，法院管不了，所以无罪。至于说分身之术，有人说是骗局，也有人信以为真，心甘情愿的把钱送给宋七力，法院也管不了。 电影里还有一个场景，就是选举中不同阵营的计程车（出租车）斗殴的场面。这个场景也是有原型的，即全民计程车暴动事件。台湾的计程车司机因为常年在街上逛，接触的人三教九流各式各样，所以对时政局势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一点貌似两岸的司机都一样。计程车司机平时都以电台联系，台湾的地下电台有很多，所以很容易形成不同的小圈子和政治认同，再加上管理原因导致计程车竞争激烈，不同车队之间的司机经常爆发冲突。1995年大丰车队和全民车队的两辆车碰撞，最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斗殴。除撞车外，斗殴扩大的原因中就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原因，所以这部电影就把这个情节拿过来，安在了周朝先的头上。     片子里还有一个情节是真实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周朝先拼了命也要选上立委的原因，那就是“一清专案”。“一清专案”是当时还在戒严时期的台湾政府发起的一次严打，主要针对的是黑帮，后续还有“二清”和“三清”。这次严打的操盘手就是现在国民党的荣誉主席吴伯雄。上一篇讲《被出卖的台湾》的时候有讲到江南案，在美国暗杀江南的那个人叫陈启礼，就是当时竹联帮的老大，在一清专案的时候就被捕了。当然，当时被捕的黑道还有很多，大多数都被关进了台湾的绿岛监狱。我曾经去过绿岛，现在岛上依然还有监狱，也有很多监狱的遗址。这些在一清专案中入狱的黑道分子在狱中还成立了很多的帮派，集中力量介入选举，戏中诸多黑道分子泡温泉的那场戏，反映的就个事。 哦，对了，这部电影里还出了两首好歌，一首是《世界第一等》，一首是《孤星泪》，都是伍佰写的，刘德华唱的。 台湾的政体 我的原意是通过《黑金》这部电影给大家讲讲台湾选举中发生的那些事儿，但是为了怕说不清楚，所以还是得从台湾政体的变迁开始说起。 其实说到台湾的政体，得从中华民国在南京开会开始说，因为现在台湾的政体是当年从大陆完整版过来的中华民国政体和经过几十年本土化改革的结合。说来也挺有意思的，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台湾最高行政长官是陈仪，正式的名称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主官，但是陈仪干了两年，期间还整出一个二二八事件来，所以就被撤换了。接下来台湾最高长官叫做省主席，一共两任，魏道明和陈诚。但是1949年12月中华民国行政院搬来了台北，台湾最高长官变成了行政院长，当时是阎锡山。后来过了一年，蒋介石又来到了台湾，台湾最大的行政长官就变成总统了。 现在大家知道，台湾延续了孙中山的设想，使用了五院制，即除了总统府之外设五个院。即管行政的行政院，管立法的立法院，管司法的司法院，管公务员的考试院以及管弹劾审计监察的检察院。后三个院的新闻不多，大家关注的新闻大多是总统府、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消息，立法院就相当于国会，是主要的政党政治运作的平台。但是实际按照孙中山的构想以及最早南京政府的实践来说，最高的权利机关是国民大会，简称国大。也就是先选出国大代表，然后再有国大代表选举出总统副总统。看过《建国大业》的都知道，电影里选举出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的那个会议就是1948年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大家都知道，既然叫做国民大会，就得有一定的国民代表性，也就是说每个省都得有代表才是，所以当这个国大转移到台湾之后，问题就出现了，也就是因为大陆在共产党的手里，没有办法换届，所以就得一直运作下去。第一届的国民大会一直运作到了1991年，这些国大代表被戏称为“万年国代”，后期的时候都是挂着吊瓶尿袋被人推着轮椅抬着担架去国大投票，场面滑稽的实在是没法看。为了反对“万年国代”，台湾的大学生在中正纪念堂还掀起了著名的野百合运动。最后1990年大法官会议决定，强制国大、立法院和其他一些的无限期留任的代表必须退休。随即在台湾又举办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国大代表的选举，配合当时的李登辉进行了宪法的修改，并允许了总统的直选，为1996年总统直选奠定了法制的基础。最后，2005年举办了最后一次的国民大会的选举，选举出的国大代表投票，宣布废除了国民大会，被称为任务型国大。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次国大，也就是任务型国大的议长叫做叶菊兰，他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自焚的郑南榕的遗孀。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就曾经讲到，自从日本撤离之后，台湾一直都存在着地方的选举，各县市的县市长以及议员都是民选的，只是涉及到最高级别的官员的选举才不开放直选。总统副总统一直都是万年国代投票选举，台湾省长和福建省长也一直是官派，北高两市也因为是直辖市，直辖之前市长是民选，直辖之后的市长都是官派，一直到1994年北高市长才重新选举，台湾省长也是当年选的，而总统要等到两年以后的1996年才开始选，而选举中也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接下来我就捡几个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下。 1994 年台北市长选举 199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是非常热闹的选举，因为台北直辖之后市长一直都是官派的，在还没有总统直选的当时，首善之区的台北市长选举是当时最高规格的一次选举了，所以在台湾当时特别受到重视，大陆的网站上可以找到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的一次竞选辩论，大家可以看看。 此次选举，一共有三个人参加，民进党推出当时的政治明星陈水扁，国民党推出寻求连任的市长黄大洲，而新党则推出了自己的政治明星赵少康。说到国民党，大家肯定很熟悉了，民进党也不陌生，是由当时的一些反对国民党的党外人士在1986年成立的台湾政党，现在是台湾两党政治中很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而新党，则是从国民党分离出来的。在蒋经国死后，李登辉即位，由于李登辉在国民党内推行本土化的政策，导致很多人尤其是外省人对李登辉不满，随即在党内成立“新国民党连线”来冲击党中央，结果被排挤的很厉害。于是这些人在1993年成立新党，最初想在内政部注册“新国民党”的名称，结果内政部不准，于是才改称新党，曾经是台湾第三大党，红极一时，在都市尤其是台北市有一定的影响力，现在依旧是台北市议会的第三大党。 大家如果看过那场辩论就知道，主要是陈水扁和赵少康在进行争夺。由于民进党历来的街头运动经常爆发出暴力事件和台独的政治倾向，所以赵少康在选举的过程中一直以“保卫中华民国”为口号来攻击陈水扁，把民进党和希特勒、义和团对比。而陈水扁则非常的聪明，他打出了“走出悲情、迎向希望”的口号，想摆脱掉民进党过于悲情的形象，因为作为都会区的台北市不太吃这一套。辩论会非常的好看，陈赵二人互相攻击，唯一的共识就是批判国民党的市长黄大洲政绩太烂。至于黄大洲，是国民党传统的那种官员，口才仅限于念稿子，辩论是在是不行，在辩论上被打得乱七八糟。最后，陈水扁获得44%选票，赵少康30%，黄大洲26%，陈水扁当选，蓝营因为分裂，没能选上。 当年的省长选举，国民党提名的宋楚瑜以56%的高票击败民进党的陈定南和新党的朱高正，获得胜利，成为台湾省长。这一点说来有意思，中华民国当时还有两个省长，一个是台湾省长，管着除了台北高雄两大直辖市的台湾本岛的其他地方。一个是福建省长，管着澎湖金门和马祖，政府设在金门。因为台湾省长管辖的地方和总统管辖的地方基本上差不多（总统比省长多管澎湖金门马祖和台北高雄）后来李登辉宣布精省，就是把省政府精简掉了，还保留着机构，但是不运作不上班了，省长都直接官派了。这也惹恼了宋楚瑜，为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埋下了伏笔。 1996 年总统直选和导弹危机 1996年的总统直选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总统直选，所以备受瞩目。当时由于国民党继续提名已经执政八年的李登辉搭档连战参选，所以当时的国民党两个副主席宣布脱党，林洋港和郝伯村在新党的支持下进行参选，而民进党则推出了彭明敏和谢长廷进行选举。由于这次选举打出的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元首的直选，所以大陆非常紧张，这就引出了1996年的导弹危机。结果这次导弹危机成功的成为了李登辉上任的助选团，大陆越是“打压”，李登辉得票数越高。这件事成功的把以前国民党对共产党那种渲染和宣传而产生的“恐共意识”给打造成了中国人欺负台湾人的“恐中意识”，不仅影响到了台湾的这次选举，而且和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一起，成为了台湾民意中有关“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黄金分割点。 这里再说多两句千岛湖事件。这个事情大家可能不太熟，一提到千岛湖都知道农夫山泉，不太了解千岛湖事件。1994年3月31号，24个台湾旅客乘船游玩千岛湖时在船舱内被烧死。由于当时处理此次事件的浙江公安部门一直说此事是一个意外，在压力之下后来又改口说是遭到抢劫并纵火。新闻的封锁和案件的遮掩被台湾方面大肆批评，再加上最后破案时案犯身着军绿色衣服，又被台湾媒体认为是此案是有大陆军人所为，政府是共犯，所以掩盖新闻。李登辉在台湾公开演讲说大陆政府是土匪。从那时候起，台湾民意中的认同开始发生变化，支持独立的民众超过了支持统一的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民众数量也大幅的攀升。 2000 年总统大选蓝营分裂，阿扁得力 2000年大选一共有五组人马进行选举，民进党的陈水扁吕秀莲、国民党的连战萧万长，无党籍的宋楚瑜、新党的李敖以及从民进党脱党参选的许信良。原本宋楚瑜是国民党的人，台湾省长，但是由于李登辉惧怕叶利钦效应，怕宋楚瑜跟自己抢功，于是就主张废掉了省一级的行政机构，省长自然就撤了。而且安排宋楚瑜向时任行政院长的连战提交辞呈，引发连宋二人的心结，于是宋楚瑜辞职之后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蓝营再次分裂。 这次选举，连战携国民党党机器参选，陈水扁携民进党党机器参选，而宋楚瑜则携省长时期的高支持率参选，三个人竞争非常激烈，以至于选举当天三方全都做好了胜选的准备。这次选举中由于蓝营是分裂参选，所以出现了很多关于“弃保”的传闻，即集中选票，放弃一人支持另一人。但是一直因为连宋的民调相差不多，大家也不知道该弃谁保谁。这是爆发了四件影响选举的事，一是在台湾很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李远哲公开挺扁，被称为是阿扁当选的临门一脚；二是兴票案爆发，国民党立委指责宋楚瑜借儿子的户口进行政治黑金的操纵，打击了宋楚瑜；三是所谓“假民调”，当时台北市长马英九违反了选前一天不能提民调的选罢法规定，说自己看过内部民调，认为是连扁对决，宋楚瑜已经出局，导致部分蓝营民众弃宋保连，这也后来成为了马宋心结的很大一个原因；四是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强硬表态，“不管是谁，搞台独就没有好下场”，这句话也为陈水扁增加了不少的选票。最后阿扁以39.3%获胜，宋楚瑜获36.8%落选，连战仅获得23.1%的选票。这次选举之后，阿扁当上了少数总统，台湾朝小野大，长期在野的党执政，长期执政的党在野，大家都不太适应自己的新身份。台湾开始空转，竞争力逐渐衰退，从四小龙之首逐渐滑到最后一名。当时国民党的民众围攻了党中央，要求李登辉下台。马英九作为市长讲话要求民众冷静，被李登辉是为逼宫，马李心结埋下，又被民众认为是护李，被扔了一身鸡蛋。宋楚瑜在落选晚会面对支持者“组党”的呼声，不久后成立了亲民党。而大陆也学乖了，对台喊话也变了样，从“搞台独没有好下场”，变成了“我退休以后，就是爬，也要爬到台湾去”，身段软了很多。 2004 年总统大选与两颗子弹 对于85后的我来说，2004年大选应该是第一次直接接触到的总统大选，之前的几次都没怎么直接关注过，都是靠之后的文献和记录才逐渐的了解。2004年的总统大选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接近的一次选举，民进党的陈水扁吕秀莲仅仅赢了国民党的连战宋楚瑜千分之2.28，后来被民进党称是二二八冤魂保佑了阿扁的胜利。但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那两颗子弹的故事了。 投票前一天，即2004年的3月19日，陈水扁和吕秀莲在自己的大本营台南市扫街拜票的时候遭到枪击，一颗子弹打进了吕秀莲的膝盖，而另一颗子弹则打进了陈水扁的衣服，并在阿扁的肚子上蹭出了一条线，弹头落在了阿扁的夹克里。这件事当即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论，民进党指责国民党阵营玩儿黑的，而国民党则说当时自己一方的民调领先，没必要玩儿黑的，很可能是民进党的苦肉计。当然也有人认为此事是地下赌盘为了影响选举而采取的行动。著名的华裔神探李昌钰也从美国回来调查此事，后来也没发现什么蹊跷的事儿，十天之后，警方在台南海边发现一个叫做陈义雄的死尸，并认定这个陈义雄就是凶手，跳海畏罪自杀，就此结案。 2008年香港拍了一个叫做《弹道》的电影反应的就是这个事情，由任达华出演，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这次选举还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所谓的灌票。在台湾，每次选举都是当天下午结束，然后直接就开票的，晚上就能知道结果。每个电视台为了争取收视率，就在每个开票点设置记者，随时统计数据，实时播报。所以有的电视台为了体现自己比别的电视台消息迅速，就故意的进行灌票，比如现在甲组开出了100票，电视台故意灌水说是120票，反正等过一会儿也能开出120票。结果这次选举有的电视台灌爆了，以至于发生了我听讲座听到的一个故事，很多人在看电视认为连宋稳赢的情况下出门吃了个饭，回来发现阿扁反超了，而且连宋的票不升反降，他们看的应该就是那些给连宋灌票灌多了的人，再加上此次选举废票很多，双方差距很小，导致很多民众，尤其是蓝营民众认为阿扁做票。后来经验票法院裁定阿扁当选，台湾的媒体声誉因为此事大幅下挫。 04年之后的各次选举，大家可能都很了解了，在此，我也就不再赘言了。     （采编：姚昕毅；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五：《被出卖的台湾》–白色恐怖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一：《一八九五》—孤儿的第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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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这种机会可以造这种威权体制的反，多少压抑着的闷气在此时倾泻而出，这其实才是台大保钓运动的最大动力。这是当时台大学生的作家郑鸿生在其书“青春之歌”中的描述。 　　他所说的机会，是1971年初海外开始出现保钓运动，台港留美学生在在美国各大城市举行保钓游行，而在1971年的四月十日于华府的大游行达到高潮。 　　这段期间，郑鸿生和他的台大同学们收到海外的学长寄来的保钓资料，其中有许多猛烈抨击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文章，彻底震撼了他们。 　　他们，彼时正处于苦闷的心情。整个1960年代，是一个被白色恐怖笼罩的沉默年代──就在那一年，雷震被逮捕入狱。1962年，台大学生发起“自觉运动”，筹办刊物“新希望”，开始反思现实，但很快被禁。（后来自觉运动中的许多主角都成为岛内或海外保钓的要角。） 　　到了保钓运动诞生的前夕，岛内政治气氛高压盖顶，自由主义的异议者殷海光去世（1969），社会主义的异议者陈映真被捕（1968）。1971年春天，被党国体制封嘴数年的文星杂志主编李敖和谢聪敏、魏廷朝被捕入狱；在美国，留美学生黄文雄、郑自财在纽约刺杀准备接班行政院长的蒋经国未成。 　　但时代正在处于改变的气氛中：70年底，“大学”杂志改组，增加许多敢言的青年知识份子，对现实政治提出批判；1968年在台湾地区首次举行立法委员选举，出现了党外人士参选；外交上，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争夺战不断上演，俨然是山雨愈来。再加上许多知识与文艺青年看到美国六零年代的反越战运动、包括摇滚乐和民谣在内的反文化运动，都让有志青年不仅胸有热血，且关注国事。 　　郑鸿生和他的朋友（如在念台大哲学系的钱永祥）是受“自由中国”和“文星”杂志启蒙的一代。对他们来说，美国政府把钓鱼台送给日本这件事固然激起民族情感的愤怒，但他们看到海外留学生对政府“对内腐败、对外无能”的严厉批判却更令人振奋。他说，“我们这一伙人本来就不是追求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者，反而更敏感于国家机器的压迫性。” 　　于是当台大侨生率先打破台湾校园的死寂，贴出“钓鱼台是我们的”的大字报，他们在71年四月在学校一栋建筑挂起了大布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四月15日，以港澳侨生为主的学生走出校园去美日大使馆抗议──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学生上街示威。在六月十七日美国和日本正式签订移交包括钓鱼台群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的正式文书前十二小时，更有数千名台湾学生上街游行，分别向美国及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文书。 　　秋天，这群台大的保钓学生决定参与台大台大班联会竞选，以在校园内激起更多公共讨论。提出“代联会主席由台大全体学生普选”的反对派候选人王复苏第一次击败亲国民党的学生，当选台大代联会主席。之后，当保钓声音在校园中减弱，他们却一方面在校园刊物开始论述“言论自由”、“知识分子的责任”等话题，另方面举办“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辩论会，并将全文先后刊登于“大学杂志”上。 　　这些议题是战后首次得以在校园公开化，并且都是当时民间知识分子关注的政治议题，可以说校园内外的民主声音汇集在一起。郑鸿生说，当“海外保钓运动转化为中国统一运动时，台湾岛内保钓运动的动力则转化成校园民主运动。” 　　但是党国体制当然不会让这样的声音超出控制，尤其在72年接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巩固权力之后，更要开始镇压这些异议声音。如党报中央日报一个以“孤影”为笔名的作者连续六天刊登“一个小市民的心声”，批判台大学生运动，鼓吹社会稳定。台大教授陈鼓应、学生钱永祥等人先后被警总约谈，继而是十四位台大哲学系教授被解聘的“台大哲学系事件”－－这不仅给当时的校园运动给予最重的一击，也中断了台湾自由主义的火炬。 　　即使钓运或台湾的校园民主运动在72年以逐渐烟硝熄去，但他们确实标志着一个时代终结的开始。海外保钓学生固然有许多转向中国统一派，或者支持国民党的革新保台派，但在台湾这群青年，则有不少人后来参与党外政治运动，或者左翼统派刊物“夏潮”──而这两者都是党国体制下的民主运动。 　　和如今保钓不同的是，他们在运动中是去质疑政府权威，而不是把保钓运动单单作为一个爱国运动。正如郑鸿生所说： 　　“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们而言除了心理层次的满足外，不必然带给人民实质的解放与幸福，而保钓运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信念所传递给我们的，正是在于弱势者反压迫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