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五:《被出卖的台湾》–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电影里的台湾之五: 《被出卖的台湾》——白色恐怖   文/ 马军(国立台北大学)       严格意义上说《被出卖的台湾》不是一部台湾电影,而是一部美国电影,原著、编剧和导演都是美国人。按照维基百科上的解释,这部电影的灵感取材于四个历史事实:江南案、陈文成案、美丽岛案以及国民党留学生对在美的台湾学生进行监控。这部片子上映于2010年,类型上算是政治题材惊悚片,在台湾也引起了一些反响,尤其是独派人士的大力推崇,据说还专门召开过针对这部电影的学术研讨会。但我必须要首先说明的是,这是一部烂片,槽点无数,Bug频出,可以说吐不完,如果大家想看这部片子的话,需要做一些心理上的准备。然而之所以还是要在这个系列里选择这么一部电影,是因为这部电影所反映的内容确实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即白色恐怖时期。 这部电影看上去制作成本应该很低,拍摄也比较的粗糙。可能导演极力地想把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独裁统治拍摄的淋漓尽致,但是显然功力不够,让中国人看起来整部片子显得不伦不类。我记得看过一个帖子,说《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女士只会写好人,不会写坏蛋。同样的,我觉得美国人只会写民主,不会写独裁。我从头到尾看完过一部叫做《白宫风云》的美剧,发现美国编剧笔下的美国政治和白宫里实际发生的几乎完全一样,连美国政客都说“我们简直就是按照他们的剧本治国”。但是一涉及独裁专制的剧目,从《V字仇杀队》到《被出卖的台湾》,美国编剧就显得弱爆了,把专制行为描写的太过于简单了。很显然,他们过惯了简单的生活,像专制统治这么复杂的事情,显然已经在他们理解范围之外了。 这部电影关于台湾的部分全都是在泰国取景,雇佣的演员也大部分都是泰国人,所以电影里头充斥了大量的泰文招牌、东南亚典型的拥挤小街道以及很费劲才能听懂的东南亚式中文,让观众很容易走神,难以一直专注于影片。其实江南案和白色恐怖是非常好的电影题材,但是被这部电影给毁了。 总之,如果你想了解一点关于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这部电影还是多多少少能够提供给你一些相关的内容,但是如果你只是想看一部好电影的话,就建议你直接绕过这部电影了。因为对于我来说,这部电影更像是一部赤裸裸宣传台独思想的政治宣传片。不是说宣传片就一定不好,但是私货携带得太明显,就不免让人厌烦。就比如《地雷战》,你如果把它当战争纪实片,就难免觉得太唬烂,但是如果把它当作是反强拆抗城管题材教学片,则还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 在上一篇讲二二八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在台湾总统府的正前方偏左,有一个二二八纪念公园,里头矗立着二二八纪念碑。而二二八纪念公园正对面,总统府的正前方偏右的地方,则立着另一块碑,即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我不知道马英九的办公室是不是有面向凯道的窗户,如果有的话,只要他站在窗前,视野的左面就是二二八纪念碑,视野的右边就是白色恐怖纪念碑,看着这么个景象,不知道他会如何感想。 白色恐怖纪念碑的碑文是这么写的: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巨,史称“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纪念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 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委员会谨立 2008年4月7日 按照这个碑文的说法,白色恐怖的时期应该长达四十多年,在这四十多年里,台湾出现了非常多的反抗当时国民政府统治的个人、团体和行动,本电影所呈现的江南案、美丽岛等事件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接下来,本文就重点的说一些白色恐怖时期台湾政治抗争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和事件。     白色恐怖戒严始   之前在讲到《多桑》的时候,曾经提到了台湾意识的一个很大的来源就是台湾曾被日本殖民50年的经验,而讲到台湾意识萌发的另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所谓的“恐共心态”,在这一部电影里我们就能明显的看到所谓“恐共心态”的影子。白色恐怖时期,台湾的“恐共心态”主要体现在防止大陆共产党的渗透,其压制的程度是全方面的。左翼思想在台湾被归为“倾共”思想的派系。之后,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两岸关系的缓和,在台湾的中央政府取消了戒严,开放台湾老兵大陆探亲,反共政策有所调整。但是其“恐共心态”一直存在。 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恐共心态”逐渐变为“恐中心态”,在这种心态的转变过程中,台湾民众的自我意识逐渐的增强。李登辉时期的“千岛湖事件”以及“导弹危机”等两岸之间的不愉快事件被成功的操作成了中国打压台湾的印象,强化了台湾民众的“台湾意识”,使得反共意识和台独主张捆绑在了一起。李登辉时期为台独打下了基础,而陈水扁时期则全力推动着台独,并且把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国民党成功地捆绑到了一起。 2008年马英九胜选,国民党再次执政,两岸关系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虽然两岸已经签署了ECFA,但是在政治层面上的交流却很少。一方面,碍于台湾目前内部强大的政治压力,马英九及其执政团队不敢在政治领域与中国大陆有很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马英九本人其实也是有反共意识的,其曾经明确表示有生之年不会希望与中国统一。 而“恐共心态”的最初表现形式就是戒严,1949年5月20日,对大陆已经取胜无望的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施行了戒严令,对内对外都严格管控。对外的方面就是封锁港口,港市宵禁等,对内就是禁止集会、罢工、请愿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战争情况下的常态。但是有一点对台湾政治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之后,因为处于交战状态,或是防共反攻的需要,很多中央级别的官员,包括总统和国大等等都无法改选。于是蒋介石就一直连庄下去,也就有了一个笑话,说蒋介石死后遇到孙中山,孙中山问他卸任后继任者是谁,蒋介石回答于右任(余又任),吴三连(吾三连),赵元任(照原任),赵丽莲(照例连)。 这里就要多说一句了,其实在讲到《多桑》的时候已经提到,日本在撤离台湾的时候,就在台湾已经留下了一个民主制度的雏形,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当即也开放了县一级的直接选举。所以说,在当时的台湾不能说是没有民主的地方,只是最高级别还没有选举而已,地方行政长官靠选举产生的意识在当时还是存在的。只是因为和共产党交战的原因才使得当时的执政党有“正当的”理由不开放最高级别的选举。这一点和韩国很像,韩国军政府也是因此占据领导位子很久。正是这种强势的政府操控着社会,也操控着经济,才使得当时的韩国和台湾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赶上了世界经济起飞的一次大好时机,各自都成为了东亚四小龙之一。当然,这种理由显然并不能撑很久,民众有了低阶官员选举的经验之外,势必会产生对更高的甚至最高级别的官员选举的要求和呼声。我之前经常思考,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其实还是比较平顺的,牺牲和流血相对比较少,这和台湾本身就有低阶官员选举的民主制度是有很大关系的,从低到高的争取民主,显然要比从无到有,要容易一些。   雷震与《自由中国》   雷震早年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好,1949年以前也在国民党内部担任过高官,最高担任过政务委员。因为雷震早年留学,主修宪法学,所以对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比较青睐,属于一个自由派文人。雷震创办《自由中国》的构想最早是在大陆萌发的,1949年在上海他和胡适等人就准备创办这么一个杂志,当时的主要目的还是以反共为主,深受蒋介石赞同,但是因为战局未能办成。当年10月,雷震来到台湾,在当时的教育部长杭立武的帮助下终于办出了《自由中国》的创刊号,身在美国的胡适担任发行人。而当时的蒋介石需要做出一副比较开明开放的姿态,来吸引美国的援助,所以对雷震这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是采取重用,再加上《自由中国》早期的反共立场,使得《自由中国》和蒋介石还是有过一段蜜月期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中国》反共的色彩越来越少,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强,反蒋独裁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再加上蒋介石已经获得了美国的援助,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作势,所以雷震与蒋的关系越来越差,到1954年,雷震被蒋介石“双开”,不仅官职没了,连党籍都被注销了。 1960年,雷震参与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第三任连任总统的连署,并写文章呼吁台湾要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因为当时还有民社党和青年党两大花瓶),并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后因此在当年9月被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处了十年徒刑。 雷震在监狱里坐满了十年牢,于1970年出狱,1979年逝世。后来一直到了2002年,阿扁在任的时期,中华民国政府才正式宣布雷震案为冤案,算是为雷震平了反。     柏杨的《大力水手》   大家都知道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和《丑陋的中国人》,也可能都知道柏杨先生坐过牢。其实在那个时代坐牢似乎成了文人一定要做的事儿,不坐几年牢不被禁过几本书好像都不好意思称自己是文人。但是柏杨坐牢的原因是很有意思的。 1967年,柏杨任职《中国时报》的时候,翻译美国的漫画《大力水手》。其中有一则故事是大力水手父子两个流落到一个小岛上,两人闲来无事竟然在岛上竞选总统玩儿,其中大力水手演讲时的开场白“Fellows”被柏杨先生顽皮的翻译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要知道,“全国军民同胞们”是蒋介石的演讲御用开场白,其象征意义和辨识度基本等同于“too simple”之于那谁以及“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之于那谁。所以柏杨先生当即就被国民党政府抓了,以“共产党间谍”以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在坐了九年牢,写了包括《中国人史纲》在内的三部书之后,在美国人的干预下被释放,但是国民政府依旧对柏杨提出四项限制,最有意思的一条是“不许揭示人的本性”。我一直想找到这幅漫画,却一直找不到,如果有读者知道这幅漫画的链接,还烦请告知我。   陈文成案与江南案   他们两个,一个是在美国的台籍大学教授,后来在台湾被杀;一个是在美国的台籍作家,后来在美国被杀。《被出卖的台湾》里头表现了一个在美国的台籍大学教授在美国被杀的故事,其原型大概就是陈文成和江南的综合。 陈文成在台大拿到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取得密歇根大学博士文凭,并赴卡内基美隆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在美国期间,陈文成就非常关注台湾民主人权的运动和发展,在1981年7月回国探亲的时候,被台湾警备总部约谈喝茶,第二天被发现陈尸台大研究生图书馆旁的草坪上。国民党当局起初认定此事为“畏罪自杀”,但是因为陈文成拥有美国国籍,所以美国验尸官来台验尸,认为陈文成是被毒死的。但是其到底是怎么死的,直到今天仍是一个悬案。 就在今年,台大里还有很多的学生连署要求在陈文成陈尸的草坪处设立一个陈文成纪念碑,但是由于台大的校长和一些老师在这件事上的模糊态度而作罢。 江南,原名刘宜良,以江南的笔名在美国从事写作,以写过《蒋经国传》而闻名。1984年10月15日被三个台湾黑道杀手在旧金山著名的渔人码头开枪打死。由于当时因为中华民国政府被逐出联合国、美国转而和大陆建交不久,美台关系还处于震荡中,再加上江南的美国公民的身份,犯罪地点又是美国,所以此事造成了台美关系的紧张。美国认为,此事是台湾情报部门官员主使,也就是说,此案是一件台湾官方下令的杀死美国公民的案件。后来台湾也承认了江南案是情报官员主使,但是拒绝承认此事是高层授意的,纯属情报官员个人行为,并且把情报局长副局长抓起来入狱。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很多人认为此事主谋是蒋经国儿子蒋孝武,但没有证据,只是坊间猜测。此事过后,蒋孝武被派至新加坡,被解读为是“贬谪外放”。   “烈士”郑南榕   我在YouTube上无意中看到过一个只有几秒钟的视频,里头一个穿西装带眼镜的男人用台语讲到:“我就是郑南榕,我主张台湾独立”。面对着下面的掌声,这个人露出了一丝成分复杂的微笑。这个人就是被泛绿人士尊称为“建国烈士”的郑南榕。 郑南榕是一个自由作家,报人。其父是福州人,算是半个外省第二代,但是从小就“叛逆”,他大学读的是台大哲学系,但是没能毕业,原因是坚持不修“国父思想”这门必修课。从大学出来之后郑南榕一直参与政治活动,为他人辅选过,也写文章批判当时的政治体制,呼吁台湾独立,创办杂志。在民进党成立以前,他这种人被称为是党外人士。 1987年郑南榕与朋友一同成立了“二二八和平促进会”,要求平反二二八,冲击当时的社会禁忌。1988年他在自己所办的杂志上刊发《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并因此收到“涉嫌叛乱”的法院传票。郑南榕出庭之后就拒绝再次出庭,直到1989年4月7日,台北警方前往郑南榕所在杂志社拘捕郑南榕的时候,郑南榕自焚身亡。一个多月后在支持者给郑南榕举办的葬礼上,另有一名郑南榕的支持者自焚抗议身亡。 当然,对于郑南榕自焚的这件事有不同的说法,绿营基本上认为郑南榕是为了自由民主以及台湾独立事业自焚殉道,而很多蓝营媒体认为郑南榕是以身抗法,在以汽油弹攻击警方的时候不慎点燃汽油引火自焚。目前,绿营执政的台南市已经宣布每年4月7日为“言论自由日”。而在台北,几个月前也刚刚在郑南榕自焚的地方设立“自由巷”,以纪念郑南榕。对于郑南榕,李敖也有评价,他认为现在台面上那些主张台独的政治人物都是借由台独的口号来给自己谋取政治利益,而郑南榕是真台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中坜事件   1977年台湾县市长进行选举,在桃园县的选举中,有两个人参选,一个是国民党提名的欧宪瑜,一个是自行宣布参选的许信良。许信良也曾是国民党党员,而且是国民党籍的台湾省议员,因为和欧宪瑜争夺提名失败,所以宣布自行参选,因此还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 在戒严时期,虽然台湾也有常规的选举,但是在选举中国民党经常采取买票、窃听等等手段保证自己提名的人当选,再加上欧宪瑜这个人是调查局背景出身的人,政治背景不招选民喜欢,所以此次选举很多选民都和国民党对着干。再加上许信良有一定的号召力,当时的很多党外人士也都站队站在了许信良这一边,所以这次选举格外引人关注。 11月19号,投票当天,因为中坜国小投票所检察主任故意将两位老人的选票说成是废票,恰好被党外人士看到,声称国民党的检票员“做票”,引发了群众的不满。同时其他地区“做票”的消息也传来,群众迅速围攻了中坜警察分局进行示威。在示威过程中,警察开枪打死一名中央大学的学生,这点燃了群众的怒火,他们打烂警察局的门窗,烧毁警车,后来冲进警察局烧毁设施,直到许信良当选的消息传来,民众才散去。 这次事件中,一共烧毁警车8辆,摩托车60辆,中坜警察局被焚为平地,民众参与两万多人,是二二八之后台湾爆发的最大的群众运动。但是在这场运动中,蒋经国并没有采取武力镇压的办法,而是下令不许开枪,基本上挨打受伤的都是警察。这件事给蒋经国政府带来很大的震撼,蒋经国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觉得党外势力成了气候,高压政策施行不下去了,而党外势力则在这件事中锻炼了队伍,获得了信心,士气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美丽岛大审与林宅血案   1979年,台湾的一批党外人士创办了一个新的杂志,取名《美丽岛》,这个杂志为后来台湾政局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社长就是许信良,副社长是黄天福和吕秀莲,总编是张俊宏,总经理是施明德,都是后来影响台湾政治响当当的人物。这个杂志影响力很大,不到半年发行量就超过了8万册。 1979年的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美丽岛》杂志借此名义在高雄准备游行集会以示纪念。但是多次申请之后高雄警方一直不批准《美丽岛》的游行申请。于是杂志的主办方决定照原计划进行游行。于是高雄警方如临大敌,想尽办法阻碍游行的进行,在游行前一天抓了《美丽岛》的两名义工。这一下引发了众怒,很多本来不想参加游行的党外人士和民众后来都决定要参加这场游行。 12月10日的游行中,爆发了群众和军警的冲突,在冲突中,军警出动装甲车和催泪瓦斯,民众则以石块棍棒进行还击,双方打到半夜。冲突中无人死亡,但是民众有人受伤,军警受伤更多,一时之间游行民众被媒体指责成为暴民,更是激化了官民矛盾。 事情发生之后,政府决定逮捕党外人士,施明德、黄信介、陈菊、吕秀莲、林义雄等人被捕,在军事法庭受审。在受审的过程中,也就是1980年的2月28日,台湾一个很敏感的日子里,被捕的林义雄的母亲和他的双胞胎女儿被杀死在家里,成为了震惊社会的林宅血案,林宅血案和第二年陈文成案一样,到今天都是未破的悬案。 最后,美丽岛的事件的八个主要案犯全都被判有罪,其中施明德判的最重,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14年,剩下的六人都被判了12年。值得一提的是,给美丽岛案犯辩护的15人律师团中,很多人也因此一举成名走上了政治之路,现在活跃在台湾政坛的苏贞昌、谢长廷都是当时的辩护律师,当然,其中最有名的律师还是陈水扁,他借此踏入政治道路,一直坐到总统大位。讽刺的是,阿扁贪腐事发之后,轰轰烈烈的倒扁红衫军的大头目,就是当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施明德。 总体来说,台湾的民主转型成本的确比较低,没有特别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可以说是通过了一场“宁静革命”来达成的。当然,台湾的选举,尤其是在早期也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下一篇,我将通过一部叫做《黑金》的电影来讲一些台湾选举中的故事。     (采编:姚昕毅;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三:《多桑》——父辈的故事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四:《悲情城市》——光复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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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电讯(9.19)——吃地沟油的命……

作者: 信力建   1.刘震云:我是一个书生,弱势群体,手无缚鸡之力。但通过“编瞎话”能让人知道这个“瞎话”背后可能比真话更接近真实,以这样的途径跟大家交流。如果一辈子能有那么10来次,甚至20来次通过出书这种途径,我觉得我生活得挺好。 2.【交警也是弱势群体】南京交警拦截一辆逆行还闯红灯的军车,军车不但不停车,反而顶着交警往前推!见交警不让开,军车司机探出头来,指着交警骂脏话。见交警还是要执法,坐在军车后座的男子下车,指着交警威胁到:“信不信,我整死你!” 3.【国庆买票难】1、上联:票难买车难上座下更是难;下联:站着累蹲下挤上厕更费劲;横批:查票了,查票了啊!2、我国火车专用对联:上联:啤酒饮料矿泉水;下联:花生瓜子八宝粥;横批:让一下,让一下啊! 4.央行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外汇占款余额为256400.83亿元,较7月末减少174.34亿元。外汇占款已经连续两个月负增长。分析称,外汇占款出现负增长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另一方面则与跨境资金出现一定程度的流出有关。 5.CNBC报道称,据财富研究公司Wealth-X17日公布的年度报告称,中国的超级富豪群体净资产在 2011年8月1日到2012年7月30日之间一共缩水1600亿美元,占比近三分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产权投资市场表现不佳,在这段时期内,上证综合指数下降了20%。 6.18日,广东省政府公布《广东省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确定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期间,广东所有收费公路、机场高速对小客车实行免费,并从今年国庆假期开始实施。 7.【胡雪岩精彩语录】1、银子是用得完的,朋友才是一辈子的事。2、与其晚失败,不如早失败;与其早成功,不如晚成功。3、要请别人帮忙就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4、做人要先学会听话,然后再学会讲话。5、一个人应该具备四识知识、常识、胆识、见识。 8.国羽退出日本羽毛球公开赛。世界羽毛球联会18日宣布,中国羽毛球队所有球员退出9月18-23日在东京举行的2012年世界羽联日本公开赛。由于中国队退赛,日方不得不重新调整赛程和种子排位。根据原计划,中国队将派出伦敦奥运会金牌组合,此次退赛将影响国羽的积分和排名。 9.美国财政部9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增持美债趋势未变,中国增持速度明显放缓,日本持有美债总量则逐渐逼近中国。如当前增持趋势不变,日本在半年后可能取代中国,成为美债最大持有国。 10.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周二表示,已经取消了9月至11月期间,中日航线的1.88万个预定座位,在所有被取消的座位中,3800个座位是日本飞往中国的航班,1.5万个座位是中国飞往日本的航班。这显示出中日两国之间的领土之争正在如何影响着旅游业。 11.凤凰卫视报道,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8日晚在日本TBS电视台的一个谈话节目中表示,在中国反日示威行动中遭受损失的日本企业应该得到中国政府的赔偿。他称:“你的行为造成了别人损失,就一定要赔偿的,一般来讲本来应该这样做的。” 12.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深圳地铁5条线路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至23:30.无车日当天,深圳地铁共安排83列车于管内罗宝线、蛇口线、环中线上线运营,并有6列备用车随时待命,全天共计划开行载客列车1033列次。 13.英国《金融时报》称,俄罗斯已经同意免除朝鲜拖欠了几十年的110亿美元债务中的90%,表明莫斯科和平壤可能会推进新的双边经济和政治关系。 14.英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宣称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一处小行星碰撞形成的陨石坑,其中蕴藏丰富钻石资源,储量之大可持续开发3000年。据悉,这个弹坑名为波皮盖坑,直径约100公里,蕴藏钻石量达数万亿克拉,超过全世界现有钻石储量。 15.人民日报海外版今日发文关注美联储出台QE3(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称美国开动印钞机这一放任美元贬值的做法,有转嫁危机之嫌。业内人士认为,受美元“兑水”影响,人民币短期内或将重返升值通道。 16.【1700万,到此一游】8月17日,郑州王先生的手机收到394条提醒短信:账户进账1700万,他瞬间成千万富翁。但他还是到银行说明情况,银行方面称可能是系统出问题。18日,王先生收到近400条钱被转出短信,1700万又飞了。 17.【水是最好的“药”】色斑:清晨一杯凉白开;感冒:要喝比平时更多的水;便秘:大口大口喝水;恶心:用盐水催吐。发热:间断性、小口补水为宜;肥胖:餐后半小时多喝水;咳嗽:多喝热水;失眠:洗澡泡脚,热水是强效安神剂;烦躁:多喝水;心脏病:睡前一杯水。 18.中美是夫妻,貌合神离但绝不会离婚,毕竟有三万亿共同财产,离婚代价太大。日本是小三,找点刺激,钓钓鱼可以,但必须严加防范,否则会登堂入室搏上位。菲律宾和越南是小姐,争过去争过来就是为点儿小费。放心吧,该出手时就出手,揍它小日本,不会出大事!——李敖 19.法新社报道,在美国访问的昂山素季18日表示,美国与缅甸加强关系,很自然就会引发是否会让中国遭受损失的问题,但这一情况不会发生,美缅交好不应被视为对中国的敌视行为。昂山素季还希望中美能够建立友好的关系,因为这对缅甸惠莫大焉。 20.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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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四:《悲情城市》——光复二二八

“斯后近半世纪,台湾长期戒严,朝野噤若寒蝉,莫敢触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郁积,终须宣泄,省籍猜忌与统独争议,尤属隐忧。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沉疴不治,安和难产,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 电影里的台湾之四:《悲情城市》——光复二二八   文/ 马军(国立台北大学)     我想,只要是对台湾电影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不会没看过这部电影,最起码的,都不会没听说过这部电影。同样的,只要是对台湾政治有一点点了解的人,也不会不知道二二八。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二二八的时候,很多同学都给我留言说知道这件事儿,说这就是台湾政治史上的“六四”事件。的确,二二八是台湾政治史上不得不提的一件大事儿,给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冲击也是非常的大,至今二二八依旧是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一件“原罪”。但是若是将二二八直接等同于“六四”事件,似乎却又有些牵强。的确,二二八事件为之后的台湾民主化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就事论事的来看,二二八事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关于民主诉求的事件,更多的是表现对当时执政者的以及外来人士的一些抗议,所以,我想,若是想更多的了解二二八的性质,将二二八和大陆前几年在疆藏地区发生的“七五”事件和“三一四”事件做一个类比,可能更准确一些吧。   还是先来说说电影本身,《悲情城市》是一部侯孝贤的电影,于1989年发行,由于当时台湾刚刚解严不久,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舆论的自由程度还远不及今天,所以在当时拍这么一部片子,可以说是直接挑战了台湾的禁忌话题。但是这部片子并未遭到删减,更没有遭到禁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部片子在威尼斯拿到了金狮奖,成为了第一部在世界三大影展获奖的台湾电影,这种国际荣誉给了国民党当局比较大的压力,才使得这部片子过审,和观众见面,并引发了台湾关于二二八的一个大讨论。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部电影没有拿到当年金马奖的最佳影片。此外,这部电影还带动起了九份和金瓜石地区的旅行热,很多游客去九份游玩的时候,除了在老街逛,还要找悲情城市的拍摄原址看一下。 插一句,上一篇我讲的《多桑》那部电影,也是以九份和金瓜石为故事背景和拍摄地的,九份和金瓜石以盛产金矿而兴盛,矿藏挖掘殆尽后没落了,其兴盛和衰落的时间和日本占领台湾的时间大致吻合,所以以此地为背景的片子大致都与日本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提起九份和日本最为人熟知的关联,恐怕就要数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了,这部动画电影里的小镇,就是以九份老街为原型的,若有读者想去台湾旅行,九份是我强力推荐的一个地方,当然,去之前把《悲情城市》看一遍,就再好不过了。 回想一下,这部片子我大概看了三遍。第一次是大学时候看的,只是觉得侯孝贤的镜头很长,整部片子很稳,关于整部电影的内容并无太深的印象。第二次是在厦大听邱毅演讲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回去又看了一遍,并查了一些关于二二八的东西。第三次是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结合最近读到的东西,这才看出片子里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可以说把当时台湾的局势刻画的非常到位,也体现了编剧和导演的功力吧。哦,对了,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就是之前讲到的那部电影《多桑》的导演,吴念真。 电影在日本天皇的鹤音中和生孩子女人的痛苦呻吟声中开始,陈松勇扮演的林家老大林文雄在电影的一开始得到了一个儿子,取名林光明。日本战败,新生命降生,取名光明,谁都知道这代表着什么。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给林文雄生孩子的这个人是林文雄的小妾,而且是说广东话的,这一方面可以说在1945年的台湾,还保留着重男轻女和娶妾这样的传统,一方面可以说经济上和大陆的往来还是比较密切的,而且经济比较好,会有讲广东话的南洋女性愿意嫁过来作妾。 本片中除了占主体地位的台语,还能在其中听到日语,上海话,山东腔调的国语,广东话以及几乎不能称得上是国语的绍兴方言。从这些复杂的语言中就能听出当时台湾社会的复杂,战败的日本人,经商往来的南洋人,随国民党到台湾的阿山(唐山人,即大陆人),在台湾从事商业甚至不法走私的上海人,还有接管台湾做行政长官的浙江人(陈仪)。这些不同背景不同理念不同利益不同文明程度的人共同交织出了台湾当时的背景。 而林家的背景从历史上和空间上都勾勒出了当时台湾人的生活状态。林家的老爸,台湾著名布袋戏大师李天禄(侯孝贤另一部电影《戏梦人生》就是以其为主演和故事原型拍摄的)扮演的林阿禄,日本时代因为维护村庄的利益被日本人视作流氓而屡受欺负;陈松勇扮演的林家老大林文雄全力经商维持自己大家族的家业,最后被大陆人枪击致死;电影里未露面的林家老二林文森因会医术,随日本军队前往吕宋岛参军做军医,生死未卜;高捷扮演的林家老三林文良在上海为日军做翻译,染病发疯,治愈后因拒绝与大陆人做走私生意被以汉奸罪治罪,旧病复发成为疯子;梁朝伟扮演的林家老四林文清自幼耳聋,开照相馆为生,喜欢读左派书籍,结交文人,最后因为二二八清肃入狱被关。 此外,另外一些人物因二二八的人生轨迹以及其他细节在电影里也有展现:日本战败后日籍人士和台湾人的友谊,日籍人士的撤退,大陆记者在台湾的生活,台湾米糖的外流等等,都能在电影里看得到。侯孝贤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从个体的层面反映了当时台湾宏大的历史背景。那么,二二八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发生,怎么发生的,又给现在留下了多大的影响,我想,这还是要从1945年开始说起。 祖国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当时和大陆一样,台湾也陷入了一股喜悦的情绪之中。两个月又十天之后,也就是10月25日,中国台湾行政长官总署兼台湾警备区总司令陈仪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堂接受了日本末代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书,也正是因此,每年的10月25日,被定为台湾的光复节。 然而在台湾最初光复的一段时间之内,台湾民众的喜悦情绪一直不敢太过于爆发,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在台湾还有非常多的日本军队的存在,这些军队和警察系统会不会做出狗急跳墙的事情,当时的台湾人谁也摸不准。其实当时的日本人也不敢乱动,也不知道自己上街之后会不会被台湾人暴打一顿。一直到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一些日本人由于迫于生计,捡起手艺,从事一些战前的工作,比如开一些理发店、糕点铺之类的工作。由于这些人以前在日本就是从事这样的职业,所以有些日本人的店铺和生意做得比当时的台湾人要好,再加上日本人受教育程度、现代化程度以及文明程度都要好过于当时的台湾人,所以台湾人对日本人的有着非常微妙的态度:一方面这些是已经战败了的敌人,一方面这些人又很有文化、很文明,甚至有些和台湾人已经建立起了朋友的关系。影片中交代了宽美日本好友的撤离,就能体现这种态度,宽美的日本好友及其父亲是小学的老师和校长,用现在的话说这些人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以日本虽然是敌国,但对台湾人来说,日本人却不见得都是敌人。 对日本感情的微妙并没有影响台湾人回归祖国时的喜悦,10月17日,当国军70军在基隆港登陆的时候,基隆一片欢腾,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旌旗招展,人山人海。当时,台湾民众传颂着陆游的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唱着欢迎歌迎接着国军进入台湾,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台湾今日庆升平,仰首清天白日清,六百万民同快乐,壶浆箪食表欢迎,哈哈!到处欢迎,哈哈!到处欢迎,六百万民同快乐,壶酱箪食表欢迎。”也从这可以说当时民众对光复还是非常高兴的,当时的台湾也没有所谓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撕裂,这些问题都是之后的事情了。 在这里需要说一下的就是,现在在台湾很多的台独理论之中,对于光复的问题和一般的理解还是有一些争论的。一般认为,台湾光复代表着是台湾回到中国怀抱,中华民国对台湾行使主权。但是有一些“台湾地位未定”的观点会认为,当时割让台湾的国家是大清帝国,主权移交的时候是国民政府,所以光复一词并不合适。甚至也有人扣一些字眼,说《开罗宣言》只是新闻公报,不是正式条约,所以不具备法律效力,这些观点还说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只是向同盟国集团放弃对台主权,并没有指定说还给谁,所以将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湾的管制和之前荷兰、西班牙、明郑、清朝和日本在台湾的统治等同起来,而并未将其视为中国政权在台湾的一次延续,这种历史观点为一些台独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支持。 然而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却深深的伤害到了台湾人民单纯而又喜悦的心情。当时国民政府派到台湾的第一任长官是陈仪,浙江绍兴人,我们在这部电影里听到的那两次安抚人心的广播,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蒋介石的声音,后来才反应过来应该是陈仪的声音。陈仪在1935年的时候曾经到过台湾,参观过台湾的一些代表现代化的单位和工程,比如日月潭水电站、基隆港,台北帝大等,再加上其在福建担任过七年多的公职,深谙闽情,所以陈仪应该是当时国民政府能拿出来治理台湾的不二人选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不二人选,在台湾的治理可以说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最后引起了二二八。 首先需要在这里交代一下的就是,很多史书和文章包括李敖都认为陈仪这个人是一个廉洁奉公的爱国者,贪污的那些人都是陈仪的手下,制造台湾人和本省人矛盾的甚至也有老百姓的原因,二二八的爆发原因不能都扣在陈仪一个人的脑袋上,陈仪冤啊。我认同这样的说法,但是群体情绪就是这样,怨气不一定,甚至说一定不会撒在直接相关责任人的头上,但是当民间情绪需要爆发的时候,这个历史的名声落在了谁的头上,只好自认倒霉。 二二八的发生是有当时的社会基础的,当时的台湾的社会局势可以分两方面来概括: 首先,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非常的严重。由于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下经历了50年的时间,有意无意的都养成了遵守法律的习惯,在这种遵守法律的风习之下,还建立起了一系列的非明文的约定。比如台湾在当时就有提供自行车租赁的服务,不用缴交押金,只需交付租金即可,当大量的外省人初到台湾租赁自行车的时候,很多台湾店家连租金都不收,表示友好,但是这些自行车很多都有去无回,导致后来很多店家再也不租车给外省人。同样的故事还有雨衣等版本。这些小事传播起来很快,也很容易被夹杂进一些谣言和不实,但正是这些小事经过传播,逐渐在人心里,增加了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隔阂,让台湾人对外省人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厌恶。 情感上的厌恶只是内心的隔阂,而工作待遇上的差别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了。国民政府接管了台湾之后,基本上所有的领导岗位都是由外省人把持,本省人从事的几乎都是低层次的工作,甚至干脆失业,这一点在《悲情城市》中也有交代。外省人的祖国心态使得他们对本省人颐指气使,工资津贴又高,本省人受指挥,工资又低,动不动又被看做是奴化教育下长大的人,难免内心不服气,“我们哪里愿意被奴化,还不是清朝割给日本的。” 这仅仅是不同省籍的民众之间互动出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则出在官方和民间的一些互动上。首先,在国民党接管的一开始,台湾的工厂很多职员和技术人员的岗位都被安排上了外省人,导致本省人的失业率上升很多。而且物价波动的非常厉害,电影里说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之下,米价上涨了250倍,而实际上还有米价上涨了400倍的记载。物价上涨、失业率高还引发了很多的治安问题,民众发现生活水平还不如日本在台湾的时候。 此外,官方的贪污、腐败、收受贿赂以及侵吞资产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在接收日本留台物资的时候,这些官员通过伪造和销毁清册的手段将很多的资产归为己有。当时一个著名的案件就是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案,陆桂祥贪污五亿元台币,结果在彻查的时候台北县政府着了一把火,所有的单据清册一把火烧光,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让民众怨恨不已。 和大陆一样,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够引起的只是民愤,而远不能引起民变,引起民变的一定是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件,比如说是经济问题,或是环保问题,所以贪污处处有,民众上街的地方只有启东和什邡。所以,最让当时台湾老百姓不能忍受的还不是以上的事件,而是官方与民争利的事件。当时的官方制订了非常严苛的产业管制政策,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断了老百姓的活路。日本时期,台湾的私营煤矿金矿产业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国民党接管之后全部归为官方收购,价格由官方指定,官方以定价收购物资,再以市场价卖出,一买一卖之间差价巨大。这种管制,大到煤矿小到文具涵盖范围极广,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米糖的走私也是一个问题,台湾盛产米糖,自给自足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管是私人和官方,都大量的通过走私的手段向大陆运送米糖,使得台湾的大米和糖的供应跟不上,导致米荒,引发民众恐慌。影片里的林家老三就是因为拒绝参与米糖的走私才被上海人陷害入狱的。 烟酒的专卖也是一个大问题,如上篇文章所讲,台湾烟酒的专卖制度是由日本建立的,但是日本时期私人小规模的烟酒买卖还是存在的,而由于烟酒有比较大的利润,导致国民党政府全面收归公有专卖,私烟私酒不得买卖,而专卖的烟酒质量极低,该辣的酒清淡如水,不该辣的纸烟则发霉呛鼻。公营的产品质量如此低劣,于是就有人尝试倒卖私烟私酒,这也为二二八的爆发,点燃了导火索。 “城管”闯大祸   1947年2月27日傍晚,六个“台北专卖局”的警察在台北延平北路进行“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名叫林江迈的妇女在偷偷的贩卖私烟,于是决定没收其所有香烟,并且搜走了身上的所有钱财。林江迈育有一子一女,是个寡妇,生活拮据,于是苦苦哀求执法人员能不能归还一部分香烟及钱财,双方发生纠葛摩擦。而此时,围观群众越聚越多,使得执法人员压力山大,准备逃走,情急之下用枪击打了林江迈的头部,导致其当场头破血流。这样一来,围观群众不答应了,开始包围甚至围攻执法警察,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警察开了一枪,不小心打死一个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市民。对于这一枪,有说法认为是警察开枪示警误杀民众,有人说是围观群众抢警察的枪导致走火。然而不管怎样,当时的场面是控制不住了,六名警察逃至附近的警察总局,结果警察总局被数百名群情激奋的民众包围,要求立即交出肇事警察并当场击毙,用李敖的话讲,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警察局长会答应这样的要求。群众的要求没有得到解决,导致了第二天事态的扩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警察总局离中山堂非常的近,一年多前台湾民众刚在这里见证了日本的投降和回归祖国的喜悦,一年多后就爆发了这样的事件,民心转变之迅速,可见一斑。 28日上午,民众们再次围聚到派出所门前抗议,市民纷纷罢工罢市,表示支持。在台北专卖分局的抗议过程中,民众打死了两名工作职员,打伤四名,并烧毁了很多台北专卖分局的物品。之后民众又冲向了陈仪办公所在地的行政长官公署,结果卫兵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朝民众开枪,群众死伤数人。这枪声打散了民众,也点燃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之火,本省人打不着陈仪,便开始在大街上围攻外省人,首先攻击的是穿中山装、大褂以及旗袍的外省人,其次是殴打不会说台语的外省人,后来是殴打不会说日语的外省人。电影里梁朝伟扮演的林文清就因为耳聋听不见台湾话,差点被打。 二二八当天,据传闻就有十几名外省人被在大街上打死,并且也有外省女性被轮奸的传闻出现,于是警备司令部当天下午紧急宣布台北戒严,并派出军警上街维护治安,在维安过程中又爆发冲突,有本省民众被打死。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大街上殴打外省人的本省人主要是一些日本时代流下来的亲日派流氓以及大量从海外回到台湾的无就业的兵士,他们下手狠毒凶残。在电影里也能看出,宽荣在火车站看到的景象中,并非所有本省人都围打外省人,主要的打手基本上都是统一着装的流氓。而当时还有很多本省人保护外省人的新闻与记载。 事情远没有就此结束,在台北发生的事件迅速波及到了台湾岛内其他的地方。台中、嘉义、云林、高雄等地全都爆发了对抗国军的武装冲突事件,就连阿里山的原住民都参与了反抗的活动。以嘉义为例,嘉义市几乎所有学生全体动员参加与国军的战斗,在战斗中,市长公馆被占领,警察局被缴械,军火库被攻陷,民众还成立了“台湾民主联军”,与驻守军队激战。一开始,民众部队占据优势,一直到3月21日,增援部队到达时驻守军队才开始反扑并逐渐掌握局势,并且在嘉义市火车站之前先后枪毙上百人,血染嘉义火车站,成为二二八事件中一个很大的惨剧。 二二八发生之后,在本省籍民意代表和知识分子的建议之下,陈仪政府颁布了几条处理意见,也就是我们在电影里听到的一些关于“不追究责任、释放被捕人员、给予安慰金”等处理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一些进步乡绅、左派人士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电影里宽荣、林文清等文人被捕,就是因为参与了此事件。在当时的社会,读马克思等左派的书籍被看做是非常进步的事情,就连李登辉,也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所以,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存在着“政府残忍镇压民众”和“政府武力平叛”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的情况下,大陆也有其自己对二二八的定位,大概意思就是二二八事件是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带领的反抗国民党暴政的一次起义活动,并举办了很多次的活动纪念,据说还发行了纪念邮票,有意思的很。 在暴力事件逐渐平息,尤其是当大陆援兵到达之后,陈仪开始在台湾推动了清乡运动,对可能对政府进行反抗的人士进行捕杀,其中捕杀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社会名流、乡绅以及一些异议人士,这些异议人士很多都以叛国、联共等罪名被枪决,由于杀害的大多数都是台籍的文化精英,所以清乡行为更遭到台湾民众内心的痛恨,大陆拍的一部电影《云水谣》,里头陈坤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在清乡期间从台湾逃出来的左派青年,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二八事件对后来台湾政局的变化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到1980年代,整件事几乎还是台湾社会中一个禁忌的话题,官方视二二八事件为一场反对国民政府的民变,也经常拿共产党说事儿。但是这件事丰富了日本时代所留下的“台湾意识”的内涵,“台湾人”的概念正式形成,并且在这个概念里添加了反抗国民政府的理念,甚至添加了反抗中国的理念。之后的历史也证明,台湾之后的“台独运动”很多都以二二八为一个诉求,将反国民党独裁的民主运动与反外来统治的台湾独立运动合流,成为了现在台湾一个很大的政治势力的历史基础。 反思与纪念     现在在台北,总统府正前方,有一个二二八公园,里面设立一个二二八的纪念碑,碑文如下: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消息传来,万民欢腾,庆幸脱离不公不义之殖民统治。讵料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肩负接收治台重任,却不谙民情,施政偏颇,歧视台民,加以官纪败坏,产销失调,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濒于沸点。”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专卖局人员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缉私烟,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台北群众游行示威,前往长官公署请求惩凶,不意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由是点燃全面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与消除积怨,各地士绅组成事件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不料陈仪颟顸刚愎,一面协商,一面以士绅为奸匪叛徒,迳向南京请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闻报,即派兵来台。三月八日,二十一师在师长刘雨卿指挥下登陆基隆,十日,全台戒严。警备总司令部参谋总长柯远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及宪兵团长张慕陶等人,在镇压清乡时,株连无辜,数月之间,死伤、失踪者数以万计,其中以基隆、台北、嘉义、高雄最为惨重,事称二二八事件。” “斯后近半世纪,台湾长期戒严,朝野噤若寒蝉,莫敢触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郁积,终须宣泄,省籍猜忌与统独争议,尤属隐忧。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沉疴不治,安和难产,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 “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谨立。” 爆发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由于一直被定性为是反政府暴乱,所以一直是一个禁忌。一直到80年代末期才能被公开的提起,真正意义上的平反应该要算到李登辉的公开道歉了。1995年台湾政府宣布定每年的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翌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将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公园,这才有了上边提到的纪念碑和碑文。 除了官方态度之外,民间和艺术界对此事也有很多的记录和创作,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悲情城市》这部电影。而当时,有一名叫做柯乔治的美国外交官,正好在台湾经历了整个事件,在此的启发下结合一些历史事件写了一部叫做《被出卖的台湾》的小说,后来被拍成了电影。下一篇,我们就来说说这一部电影。   (采编:姚昕毅;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三:《多桑》——父辈的故事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二:《赛德克巴莱》——纯爷们的故事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一:《一八九五》—孤儿的第一滴眼泪 <北辰·且调鼎去>君子远庖厨 世间多少事——《悲情城市》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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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 | 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

  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 笑蜀     今天的主题是 “ 平民视角的平权台湾 ” 。平民视角是指我的视角,普通人的视角,以这样的眼光打量,台湾是什么样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定位是 —— 平权的台湾。   一个平权的台湾其实是一个普通人的台湾。台湾属于普通人,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都最大限度向普通人倾斜,这就叫平权。我眼中的台湾就是这样的平权台湾,即平民的台湾,普通人的台湾。      平权首先是人权上的平权。没有人权上的平等,其它一切平等都无所依托,这是台湾最重要的特点。我们过去老是讲它的民主,它的法治,它的社会保障,这都没有问题。但在我个人眼里,还有一个最根本、最高的特点,就是人权上的平等。   怎样对待异端和反叛者是人权的试金石       我在台湾游历的第一个景点,是台北市的马场町纪念公园,它对我冲击很大。马场町是1950年代,也就是台湾白色恐怖最厉害时的一个主要刑场。大陆知道马场町的人可能不多,但若提到电视连续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在台湾最重要的女间谍朱枫,包括同样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四兵站陈宝仓中将,大家就不陌生了,他们都是在马场町被枪毙的。在马场町被枪毙的绝大多数人犯,都属于不折不扣的中共地下党员或左翼人士,尤其是不折不扣的中共谍报人员。也就是说马场町在台湾的意义,类似耶路撒冷的哭墙之于犹太人的意义,马场町是台湾左翼的一块圣地。台湾的制度架构用大陆的定义是 “ 资本主义 ” ,在这样的社会中,左翼或者共产主义的理想当然是异端的乃至反叛的。在白色恐怖时期、冷战时期,更属于一种敌对的思潮和力量。          但今天的台湾是怎么对待异端乃至反叛的思潮和力量呢?马场町算一个例子。说到这里我把话扯远一点。我在台湾访问时跟台湾一批学者喝茶,我身边有一个也从大陆去的自由派作家,思想很新锐、很先锋。我们一起谈到二二八,谈到国民党怎么给二二八死难者平反、赔偿。那个作家想不通,他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不杀他们杀谁?杀他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平反?当时的台湾朋友听到非常惊讶,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言论。当然这个作家也很惊讶:今天的台湾怎么会对台湾反政府的共产党这样的宽容、包容。两岸的知识阶层、主流阶层对人权理解的巨大差异,这是一个小例子。          马场町公园现在叫做“马场町纪念公园”,是政府出钱修建的,每年秋季都会举行非常隆重的悼念活动。对过去的异端和反叛者,对他们的亡灵给予了最高的尊重和礼遇。马场町公园有一块石碑,碑文称当年被枪杀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为 “ 当年追求社会公正的热血志士 ” 。这是他们对共产主义者、对异端和反叛者的定位,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和解,而且是最大限度的肯定和包容。台湾社会不可能想象台湾会接受共产主义,但台湾社会对共产主义理念给予最大限度的平等待遇,这就是人权上的平等,这就叫平权。什么叫包容?主要是看你对异端的态度,而台湾的马场町公园是最经典的例子,大家去台湾旅游可去那儿感受一下。      所谓现代文明,我认为最根本的含义是尊重,对异端最大限度的尊重是尊重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这一点今天的台湾已经做到,他们已经走过这个阶段,  已经告别了 不同理念之间互不相容、你死我活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跨入了现代文明。跟欧美那些国家,在文明程度上没有多大落差。我们经常讲美国的南北战争,胜利一方对过去敌对的一方,对以李将军为代表的南军将士怎样尊重、怎样善待,没有清算,没有报复,而是充分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当年美国做到了,现在的台湾也做到了。   人权教育从娃娃抓起       台湾人权上的平权,其次表现为官民关系,用连战的一句话来概括,就叫做 “ 人民最大 ” 。          (图片1)这是我在立法院门口跟警察的合影。这反映警察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他不担心游客会抢他的枪。   (图片2)我去嘉义本来要拜访一个NGO组织,看到对面的广告牌上,写着两个人的大名,一个是我熟悉的蔡英文,一个是我不熟悉的李俊邑,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去处。陪同的台湾朋友说,李俊邑是立法委员,这是他在嘉义的选民服务处。我马上决定改变行程,先进去参观参观。    门口的工作人员都微微鞠躬迎候,满脸堆笑,真把我当选民了。办公桌上堆的都是群众来信,但不是上访和投诉,而是请帖,都是嘉义市民邀请他们出席形形色色的红白喜事。但凡收到请帖,立委都要尽量去,不去也得送礼。国家会给他一笔经费,但这笔经费有限,只能在大的场合派上用场,小的场合都是立委自己掏,无法报销。   参观 之 后,当地朋友请我吃晚饭。走不到500米,看到街边很多花圈,都是红色的,代表喜事。原来是当地一个新庙开张,亲朋好友都得送花圈庆贺。而且不能只送一个,必须送双。当地所有官员、所有议员都得送。庙有多大?就一个小庙,但也要照顾到,不能有丝毫疏忽。         这次参观之后,我有一个感慨:我对当官本来没有兴趣,在威权时代当官扭曲自己的人格,在民主时代当官也不情愿,因为太累,那不是当官,是当孙子。 但 去台湾之前我还有个假想:不当官,当个议员总可以吧?但台湾之行后,这个想法也打消了,我没想到当个议员也那么累,李俊邑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嘉义选出来的,办公室一个在嘉义,一个在台北,必须每天早上坐高铁一个多两个小时去台北上班,当天赶回嘉义;但回嘉义不是直接回家休息,而是到选民服务处接着上班,处理当天嘉义选民给他的各种信件,选民有任何求助,都必须回应。甚至如果选民去了花莲和台东,刚巧碰到旅游旺季买不到回程车票,他也得想办法帮着买,实际上当议员也是当孙子,而这在经济上没什么回报。大的花费由国库报销,但很多小花费报不了。这是第二个亲历。          (照片3)这是我在新港的马祖庙参观时拍的。旁边是一个派出所,随便我怎么拍照,警察给我搬凳子,跟我端茶倒水,跟我合影。这是第三个亲历。   (照片4)这是第四个亲历:我去不久,碰到一个台湾朋友入籍台北,马上就收到市长郝龙斌寄来的大礼包:一封郝龙斌签名的欢迎函、一张贺卡、一张市民意见调查表。还有一套瓷器。   这些都体现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平权,政府对人民的体贴。当然这方面台湾也有一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这样。如果倒退到20年前、15年前,当时的警察跟人民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也很强势、很霸道。但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之后,首先对台北官场进行了一番改造,比如开放参观,官员的办公桌放矮,等等。后来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对整个台湾的官场进行了改造。国民党只能萧规曹随,不可能反着来。政府跟人民的关系就走到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些是台湾人权上的平权、政治上的平权的大致情况。但当然都是得来不易,经过了几十年的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在台湾两个月的考察,主要可以概括为 “ 人权之旅 ” 、 “ 转型之旅 ” 。即主要考察台湾人权进步的历程。时间有限,只重点看了几个景区,它们已经全部辟成博物馆或人权文化园区。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一个是绿岛人权文化园区。现在台湾当局正计划这两个园区整合起来,最后升级成为 “ 国家人权博物馆 ” 。          人权博物馆这个庞大的计划代表了台湾的另一面。台湾有个口号,这个口号最近通过微博、互联网传递到中国大陆 —— 据说是马英九提出的“人权立国”。这才代表着台湾制度最根本的特色。但它其实并非马英九首创,而是陈水扁上任就已确定的根本方针。人权立国首先要通过教育实现,首先需要庞大的人权教育系统来支撑,没有人权教育也就无所谓人权立国。这次台湾之行给我最重要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人权教育普及而持久。那些人权博物馆、人权文化园区每周都有非常之多的人权教育活动,这种活动不只针对普通市民,更深入到台湾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包括台湾的中学、小学教育。台湾的中学生经常去考察那些人权文化园区,然后写相关的论文。人权教育在他们那儿真正做到了从娃娃抓起。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充满血和泪       除了这两个人权文化园区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景点。最早的景点是二二八纪念馆。台湾的政治改革通常从80年代讲起,这是不准确的。我从我的台湾之旅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从二二八讲起。我原来认为二二八无非是台湾版的突尼斯革命:由小贩引发暴动,由暴动发展成席卷整个国家的革命,进而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权、政治制度。区别只在一个成功了,一个没有成功。但我去台湾之后发现,二二八不仅仅是官民平反,揭竿而起,这只是二二八前期。二二八中期,从暴乱迅速转向政治变革。当时社会的主要诉求,比如民众自治机关叫处置委员会,他们提出的全部要求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怎么改?最重要的内容是自治,主要体现在处置委员会提出的 “ 32条 ” 大纲中,政治方面的第一条是制定自治法,把自治法作为全省最高的政治规范。同时要求开放政权,本地人参政,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整个政权、整个财权基本上被外省人垄断。本来台湾精英刚开始对祖国抱以最高期待,因为他们对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是不满的。日本的殖民统治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客观说,台湾整个现代化的基础,比如教育、交通、文化、医学等是在日本统治时期打下的;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确实有相当程度的排他性,以致台湾精英只能从两个方面找出口:一是医学,二是律师。别的方面都没有出口,为什么?都被日本人垄断。台湾精英在日本殖民时期是二等公民。正因为这样,他们对祖国抱有最高期待和美好的想象,认为一旦回归祖国,台湾精英全面参政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当时台湾精英参政热情非常高。比如1946年台湾省参议会选举,30个参议员席位,参与竞选的台湾精英有1100多人,反映当时台湾精英参与政治的热情是多么的高涨。但回答他们的却是冷冰冰的现实。国民党到台湾后政权并不开放,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18个重要的部会机关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湾人,其他全部是外省人。很多公营事业,甚至台湾精英想做一个小小的主管都不可能。这种排斥程度比日治时期更厉害。这是他们想不到的第一点。          相关的第二点,是个人的上升通道突然大面积中断。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立即强制推行国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立即废除日语。但台湾精英在日本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下,尤其是1930年代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后,他们的基本语言已经是日语,不是国语,一下把日语全部废除,台湾精英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沦为文盲后,一是个人的上升通道被打断,社会精英的流动性没有了;二是精神上的巨大羞辱。这是二二八之前的状况。      所以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众要求,除了要求自治,就是要求开放政权。但这些诉求被扭曲,根本没有办法传递到国民党中枢机构。怎么被扭曲的?主要是有两大集团:一是陈仪代表的江浙财团。江浙财团把台湾当做他们的殖民地,当然不可能允许他们自治,陈仪后来被枪杀我认为罪有应得,他对二二八负有直接责任,他是当时江浙财团在台湾的最高代表。二是国民党的情治机构尤其是军统。军统把整个二二八歪曲为夺权、叛乱、造反、阴谋,向蒋介石传递了各种各样的虚假情报,比如说台湾有12万日本军人不甘心失败杀回台湾,才有二二八暴乱等等。情治机关扭曲了整个事件的真相,给最高决策者很大的误导。       (图片5)二二八事件事实上一直在情治机关掌控之下。处置委员会下面有一个机构,叫忠义服务队,是民众自己的保安机构,一种强制力量;忠义服务队的总队长 许德辉 就是军统特务。二二八事件中,要求攻打圆山,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最激进的头目,往往是军统的卧底。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总清算时,最激进的头目恰恰容易全身而退,受到中统、军统的庇护,其身份不言自明。二二八事件的整个进程被他们暗中控制,这是当时二二八结局惨烈的主要原因,民众政治改革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善意回应,因为真相全被扭曲。          惨烈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死亡人数之众。这点现在有争议,我到台湾时争议刚刚爆发,台湾前“行政院”院长、也是国民党老军头的郝伯村,刚在《中国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很多人说“二二八”死亡成千上万,他说那是耸人听闻,实际死亡不过200-300人。这马上引起舆论强烈反弹,被很多人骂,因为很多死亡在当时没法统计,仅仅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推断死亡人数当然是不科学的。          二是台湾精英的夭亡。台湾精英在“二二八”事件中基本被干掉。省参议会死伤过半,比如国大代表、省参议会议员、议长、副议长,包括嘉义市的议长副议长、基隆市的议长和副议长,领袖级人物大多被枪毙。除了议员,死亡最多的人群是律师,然后是医生、法官、媒体人。很多精英被枪杀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比如煽动暴乱,不是的。恰恰是因为他们是整个事件中比较温和的一群人。“二二八”有不同路线,最极端、最激进的是谢雪红代表的中共地下党,主张武装斗争,暴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再一个是以省参议会的议员、律师、媒体人、大学教授为主体的温和、渐进、中间的力量。第二种力量主张协商、对话,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但后来杀得最多的恰恰是他们,而且被杀的直接原因就是调停。比如台湾最著名的画家、整个台湾美术界的鼻祖陈澄波,他同时也是嘉义市的议员,嘉义是“二二八”的重要现场,杀的非常惨烈,他们想跟军队沟通,看能否说服军队温和一点,几个省参议员、市参议员包括陈澄波等8人去谈判,结果都被军队杀掉。所以我的另一个结论是,当极端狂潮席卷而来时,没有温和的、中道的空间,这时候任何温和、中道的努力都是徒劳,一切都应该在极端大潮来临之前做最大限度的努力,一旦来临,就什么都完蛋了。台湾一代精英的夭亡给我的教训就是这样的教训,并不是因为他们极端、暴力,没有,他们都是理性、平和、中正的,但这恰恰是他们被杀的原因,因为这个时候只要不跟政府站在一边,都是政府的敌人。另外,我个人怀疑对精英的屠杀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因为只有这样,外来的力量才可以站稳。          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篇幅讲 “ 二二八 ” ,主要因为它是整个台湾政治改革的一个起点。二二八之后台湾转入清乡镇压,1949年5月19日台湾全岛戒严,进入白色恐怖时期。就有了马场町公园枪杀现场,就有了景美看守所,这是整个白色恐怖时期。          整个白色恐怖时期在我看来有三个最重要的地标:一个是前面说的马场町公园,一个是景美看守所,一个是绿岛山庄。知道景美人权公园的大陆读者不多,但如果说到施明德,说到美丽岛,说到吕秀莲、陈菊、李敖、柏杨等诸如此类的名字,大陆读者则会非常熟悉,而他们都是成千上万景美囚徒中的一部分。他们的案子,比如说美丽岛案,比如江南案,都是在景美军法处的军事法庭和第一法庭审理的,最轰动的当然是1980年2月20日开幕的美丽岛大审,它是台湾人权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原来台湾的所有政治案件都是暗箱操作,所有政治犯都不受普通法律的审判,都是以平民之身受军事审判,军事审判对统治者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想怎么操作就怎么做。整个台湾的政治犯的命运全部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蒋介石,所有案件都经过他,量刑轻重、大小都归他决定。所有的侦查程序、所有的审判程序都是演戏,所谓的证据都是打出来的。美丽岛大审根本改变了那样的情况。因为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尤其是国际舆论压力,蒋经国顶不住了,所以同意整个审判全部公开,同时允许媒体旁听,给了台湾反对派千载难逢的机会。          景美基本上是两个机关的所在地,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戒严时期都是军事统治,军事统治的主要机关、执行机关是警总。警总之下有军法处,专门审政治犯;另一个重要机关是台湾军情局的军法处。他们主要有三个职能:一是军事审判;二是羁押,因为很多政治犯并不是一抓进来就审判,一般关一年以上才开审,这一年多时间基本上是羁押时间;三是移送功能,审判后犯人分两部分,一部分移送其它监狱,另一部分是代监执行,即军法处经监狱授权,犯人不移送,就在景美服刑。       犯人在景美服刑做什么?主要是生产,里面有很多监狱工厂,有洗衣厂、缝衣厂、手工艺厂。          (图片6)很多人在监狱工厂被培养成工艺大师,田志敏就是其中一个。他进监狱之前没任何技能,入狱后学了一门手艺。政治犯出狱,一般都找不到工作,一是用人单位不敢接收,二是接收了警察会找上门恐吓。田志敏出狱后也找不到工作,就去了难友翁廷倩创办的一家工艺品商店,找到一个饭碗。不仅找到饭碗,还找到了爱人,他跟翁姓老板的妹妹廖桂珍爱上了,很快结了婚。之后开了自己的工艺品商店,作品远销日本、菲律宾等国。      (图片7)景美看守所医务室。这里有一段传奇故事。当时台湾有很多政治犯,但蒋介石政府根本不承认,在国际上说台湾从来没有政治犯。国际社会对台湾人权状况关注很强烈,但一点辙没有。后来有一个重大突破。突破雷区的是景美看守所的犯人医生陈中统。陈毕业于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院,回国看望老父亲,然后结婚,没想到结婚的第16天就被抓了。看守所让他做监狱医生。当医生本来就比普通犯人自由,而他确实医术高明,看守所长官经常让他出去给自己的太太、孩子看病,所以他的自由空间更大。 中间有则趣闻。台湾有个著名的政治犯叫崔小萍,一次到医务室看病,一边打吊针一边跟陈中统聊天。崔问陈有没有孩子。陈说没有。为什么没有?陈说我结婚时间那么短就被抓,怎么可能有?崔说未必吧,时间短也可能有的。陈说:我的技术没那么高明。可后来他却有了两个小孩。服刑期间怎么会有孩子?主要原因是他经常外出给看守所长官的家属看病,就利用这时间跟夫人幽会,所以他服刑期间一点没耽误。后来李敖还写文章开他的玩笑,说“ 陈中统 的精子翻越了监狱的高墙。” 从以上对话可以看出,陈中统是个非常老实、非常质朴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心机,而是大智若愚。所以才干出惊天动地的事:因为医生的特殊身份,他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患者,知道很多有名有姓的政治犯,因什么事而进来,什么罪名,判多久等等,都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把400多人的政治犯名单寄到海外。美国、日本、欧洲的媒体都做了报道,炸弹一下子爆炸,搞得蒋介石政府非常难堪。整个国际政治救援就此展开。       (图片8)这是一段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他们被捕之前就恋爱了,双方都觉得自己很危险,不愿牵连对方,决定分手。但结果还是双双被捕,女生丁窈窕被判死刑,男生郭振纯被判无期徒刑。女生在自己被枪决之前,偷偷将诀别遗书和一缕自己的头发装在烟盒里,托人转交给爱人留作纪念。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是血和泪、苦难、冤案堆砌起来的。后来台湾当局做了道歉和补偿       景美园区还有一个景点,就是汪希茗被抓关在景美,条件非常好,除了铁门像监狱外,里面简直是一个小别墅,有会客室、书房、高级卫生间、散步的小院。      景美而外,最重要的人权景点是绿岛。   (图片9)这是绿岛人权纪念碑,与大海只有一步之遥,上面都是受难者的名单,柏杨题字: “ 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他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 。这个碑不是指向天空,而是通向地下,我认为是象征一个幽暗的时代,走出去就是阳光,就是大海,就是今天,昨天跟今天如此之近,一步之遥。          绿岛以前是所谓新生训导处,有点像大陆的劳教,不是正式服刑。1972年泰源监狱发生暴动,然后就在绿岛新建了一个全封闭性质的重刑监狱,叫绿岛山庄。现在山庄的主体建筑已经变成展览馆。当时很多作家关在绿岛山庄,比如吕秀莲、李敖、柏杨等。 (图片10)这是绿岛山庄的监室,也就是李敖他们当年坐的监室,小池子是卫生间,一个房间关10 — 20人,共用一个卫生间,这个卫生间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国民党跟苏联的很多政治词汇是相通的,比如 “ 同志 ” 、 “ 革命 ” 、 “ 思想改造 ” 等。他们的洗脑教育也非常重要,政治犯尤其是绿岛的政治犯是工作一天、学习一天,工作是用石头修建囚禁自己的监狱。学习就是所谓的思想改造,全部接受反共教育,还有正儿八经的考试,如果考试不过关会加重刑期。   绿岛政治犯与绿岛居民互动很多,还互动出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悲情故事。政治犯在岛内经常户外活动,比如巡回演出,原住民看病,给原住民的孩子补课等等。这跟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差不多。一个叫曾国英的政治犯和本地姑娘苏素霞,就因为经常一起巡回演出,日久生情,爱上了。但这给曾国英招来弥天大祸,一个姓刘的政战官也在追求苏素霞,听说曾苏之恋,大怒,把满腔怒火发泄到曾国英身上,把曾关进海边的碉堡里面,碉堡空间极其狭窄,不能躺不能站不能坐,一天只送三个面包。一连关了好几天。苏素霞听说后很着急,为了救出曾国英,只好答应了刘姓政战官的求婚。但等到曾国英回到原单位后,她却在婚礼当天自杀殉情。          (图片11)绿岛还有一个重要去处,即十三中队公墓。政治犯和看守他们的官兵如果死在绿岛,就葬到这里。很多官兵是从大陆去的,死后联系不上家属,所以没有后人扫墓。我去现场时,很多墓碑基本被野草淹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犯和看守他们的官兵是同一个命运,都被社会完全抛弃。这是绿岛的一个特殊景观。绿岛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阳光、明媚、青春,但十三中队墓地是另一种气质,阴森恐怖。       这几个景点所浓缩的历史,我认为能够概括性地代表台湾的民主进程、人权进程,这是充满着血和泪的进程。蒋经国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当然需要蒋经国的远见卓识,需要决断,但更重要的,是这三十多年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要求人权的民间压力倒逼促成的,没有这样的前提,不可能有蒋经国启动变革。          我游历的最后一个台湾人权景点,是高雄的美丽岛站,这儿有个人权学堂,我刚才讲台湾对人权教育高度重视,这就是一个例子。台湾还有所谓“国家级”的人权咨询委员会,地方各级政府也都有自己的人权委员会,这是高雄市的人权委员会。   高雄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首先是因为美丽岛事件在这儿发生。其次,人权学堂所在的高雄地铁站,则是全世界最美的地铁站,排名第一。   经济低迷收入下降为什么并未影响社会稳定?          平权台湾的另一个特点,是经济平权。考察台湾两个月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台湾太特殊,台湾太幸运,所以台湾转型最成功。众所周知,台湾民主已经走向规范,走向成熟,但最重要的不在这儿,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台湾今天的民主多么成功,而是它的转型多么成功,它的转型成功世上少有,最值得华人社会骄傲。为什么转型最成功?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是转型成本的大与小。在蒋经国决定解严后,经过李登辉、陈水扁到今天的20多年,台湾转型震荡很小,因而代价很小,虽然有过陈水扁时代的一点震荡,但相对其它国家的血与火和巨大的经济成本、生命成本,这点震荡之微不足道,世界范围都没多少可比的。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等第四波的国家,都不能比。能够比的,我认为只有东欧几个国家,比如捷克、波兰、匈牙利。在这意义上可以说,台湾转型的成功是世界先进水平,是台湾最可骄傲的。          台湾转型最成功,在于其特殊和幸运,这特殊和幸运大半因为经济平权。经济平权是什么意思?主要是均富。台湾的均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基本兑现。一方面完成了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另一方面,没有以贫富悬殊为代价,而是均富和经济腾飞同步,经济腾飞的进程也是整个社会均富的进程。因为均富,台湾基本上消灭了底层、穷人,也就消灭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消灭了痞子革命的可能。财富的均衡培养了台湾的一个重要元素:社会理性。也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双方都能控制在临界点以内。网友中年格瓦拉回忆他当年做社会运动尤其街头运动,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不能太常规太平静,因为那就没有媒体素材。需要冲突,但冲突必须是有限的、可控的,比如最多把政府门上的牌子摘下来,最多打破两扇玻璃。以一个限度为底线:不流血、不死人。我听说台湾有个重要的社会运动领袖,能做到队伍需要什么时候拉出就拉出,需要拉出多少人就多少人,需要拉到什么地点就什么地点。这其实不是哪个领袖的本事,而是基于群众的理性。我曾问台湾的钱永祥老师,听说百万红衫军时,红衫军内部有个提议:冲进总统府;是不是有这回事?他的回答是有过这提议,但从来没有成为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也就一两个人说说而已。我问:为什么它不能成为议题?钱老师的解释是:你知道红衫军是什么样的队伍吗?哪怕最普通的群众,哪怕上街游行,看到红灯都会马上停下来。人们有最基本的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而这是从均富当中来的,消灭了底层即穷人阶层,因此台湾整个的社会运动是有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具备基本理性。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能收放有度。          经济平权的另一个内容,是消费平权。这是大陆、香港和美国都缺乏的。消费平权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已不需要多高的价钱,因而不需要多高的收入,只要有一份基本收入,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都可以享受到。比如,大陆顶级演出我很少去,其中一个原因是收入不高,消费不起,最多一年去两三次。但在台湾,我到国家音乐厅看演出,15排以前的座位票价折合人民币一百多块钱,台湾故宫的门票折合人民币才不到三十块钱。所以台湾的精神消费,普通人都能支付,富人能享受的,普通人也能享受。      物质上更是这样。比如我在台湾高铁吃份盒饭,折合人民币不到20块钱,质量很好。我在台湾两个月期间,基本上都是在街头小摊吃饭,每餐消费平均下来不超过20块钱。再一个是行,台湾比较贵的交通是高铁,除此而外,台湾无论是大巴还是普通的火车都非常便宜,低于大陆的平均价格。我算了一下,如果在物价相对最高的台北生活,包括房租在内,一个月收入35000台币,折合人民币7000块钱可以活得很好,没有压力。而且台湾7000块钱跟大陆7000块钱的含金量不一样,不仅是因为物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指数。大陆7000块钱一个月,一家老小的支出,孩子的读书、老人养老、自己的开销,全在这当中开支,什么都只能靠自己。但台湾不一样,你这7000块钱一般只是日常消费,其它该有的社会保障都有,最重要的保障是健保,台湾的健保水平是世界级的,比美国、香港、欧洲很多国家做得好。我的一个朋友生大病住院动手术,全部花费8万多台币,最后自费是5000多台币,折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其它都由健保承担。所以台湾月入7000块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很扎实的7000多块钱。 正因为如此,尽管台湾经济不景气,民众的实际收入下降,但并没有什么大的动荡,整个社会非常平静,平静的承受了经济低迷、实际收入下降,而且不是一年,是连续十多年。台湾一个大学生现在的收入还不如十四、五年前,但显然台湾今天的物价水平远远超过十四、五年前。为什么经济低迷收入下降并未影响社会稳定?原因我想有这几点: 第一,有社会公平支撑。我收入下降,但整个社会都在下降,想得通。第二,有社会保障支撑,所以日常花费不高,不需要很多钱也能保证基本的生活品质。第三,有藏富于民支撑。台湾是小政府有限政府,政府没法与民争利,整个经济腾飞就是一个藏富于民的过程,因此台湾多数人都有比较丰厚的积蓄,经济低迷时期、收入下降时期可以靠积蓄来抵销一部分损失。 台湾的一个特点,是人们的心态都很从容、平和,原因就在这里。从这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平权、消费平权是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缓冲带,能极大降低社会的风险指数,支撑社会理性。      对台湾的第三个感受也是最大感受,是人文台湾。这首先体现为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尤其对普通人的关心和尊重。这是发自内心的,我在台湾的两个月中有太多体验。其次体现为人际交往中的谦卑。我在大陆碰到无数有教主气派的人,但在台湾没见一个,而我在台湾遇到了很多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都很低调,都夹着尾巴做人。在台湾,哪个精英敢放肆,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他们要放肆只能跑到大陆放肆,在台湾是绝不敢的。这也是平权台湾的一个侧面,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很多大陆人去台湾观光,觉得台湾没什么了不起,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台湾的人好,而我认为,人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我在大陆写过不少文章,也做了一点事,总的目标就这个目标,即追求一个人好的社会,追求一个人和人友善相待的社会。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至少30年50年的距离。            ——(本文为作者在腾讯燕山大讲堂讲话原文,根据记录整理。原载《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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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梁文道、陈冠中:香港、盛世中国与公共知识分子

陈冠中:1949年後香港整个文化圈,受台湾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以我个人为例,中学时阅读的《明报月刊》,当时就常刊登殷海光或谈论知识分子的责任等言论,大一时在偶然的机缘下我又走进了一间书店——“文艺书屋”,里面大多都是台湾的书籍,像是《文星》、《皇冠》、白先勇、余光中、李敖、柏杨、张爱玲的着作。这些书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   1960-70年代,香港文化界老一辈人仍旧热衷谈论中国政治问题。1970年代初因为钓鱼台等事件,兴起了青年运动。当时有一本亲北京的杂志叫《七十年代》月刊,另一本完全由年轻人办的叫《七○》双周刊,两本完全不同取向的刊物。後者的许多成员之後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或托洛斯基份子,前者的成员与读者则很重视中国问题。当时大学生间有很多毛派与四人帮的支持者,也有反对毛派的左翼大学生,虽然两派在大学仍属少数,但算是大学生参与社会、关心国家的一个兴盛时期。1976年四人帮倒台後,毛派都消失了,有些进入了外商公司、後来也都成为爱国人士。我在那时出版《号外》杂志,刚开始也有批判性的西方式新左文章,但同时也有很多介绍波希米亚及雅皮文化生活的内容。在1980年代香港金融地产起飞,整个思想市场被自由市场基本教义派占据後,文化气氛也转向世界城市的品味风格,批判的态度逐渐消失了。之後的不同时期我在台湾和大陆都经历过类似的文化氛围的转向。   1990年代到了中国大陆之後,很多情况是不一样的,他们知识界用的话语仍旧是香港1960-70年代的话语,像是知识分子责任、中国往何处去、革命还是告别革命等,仍要讨论人文的商品化问题,这是香港80年代後一度已经比较少谈论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参与,很多人希望我谈中国大陆的问题,但我当时认为自己对中国的理解仍然不够,不好意思过於介入。直到2005年钱永祥叫我为《思想》写关於中国的问题时,我才好好思考如何去论述中国。虽然文章写的不满意,但透过写作过程,我才慢慢整理我的思绪跟想法。大陆的问题意识与香港、台湾是有点不太相同的,要理解他们必须进入他们的语境中,这样的态度也会对於我们理解香港、台湾本身有所帮助。後来我观察到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就是梁文道,他是真正engage,我从他身上学得很多观察的视角。目前,大家很难脱离中国大陆的框架去思考问题,不参与其中也仍会受它的影响,而不参与将会很被动。现在不能再以隔岸观火的态度去看待大陆,而是要真的参与它的公共事务、公共领域,但是需要尽量的理解大陆思想界的问题意识,作为知识分子,发出我们的声音。   梁文道:关於香港我有个想法,九七年後香港内部的问题是没有把解殖或去殖作为真正的课题集中探讨,更不用说作为政治、社会的变革日程表的一部分。香港虽然已经回归,但解殖或去殖并不是宗主或主权谁属的问题,而在於这个政治结构与社会肌理如何在殖民时代被组装、被建构成一套体系,而这套体系在香港有没有被更动的问题。   1997年前有一段“香港热”,很多国际文化研究或後殖民研究都讨论香港的问题,但我觉得遗憾的是它们并未触及政治解殖的层面。这个问题不仅未被讨论,而且被另一个问题给置换,也就是如何保持香港的平稳过渡,最关键的词汇是“一国两制”、“50年不变”。这组词汇是来自於中英双方的角力,加上香港普遍表达对共产中国的恐惧,於是最终决定保持原来的样子:北京政府必须保证香港如同之前一样,用基本法的框架大致把它封存下来,而且保证保鲜期50年。结果香港进入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状态,到现在为止香港等於冷冻、封存了英国的殖民体制。这是在中国、英国、香港三方都接受的情况下造成的。当时香港人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但这样的殖民地状态我想在1997後矛盾就逐渐出现。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香港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在全世界经济体的排名大概都在前三位。香港的政治体制是存在一个特首,虽然我们都认为他是北京所派命的,不过程序上仍是由选举委员会选出。这个选举委员会是由八百人构成,分别由界别委员会选出,这些界别包括文化界、金融界等,当然他们被配置的票数比例不太等同。这些界别所扮演的是社会的功能性团体,这个运作方式像是义大利法西斯时期所形成的政治结构,亦即把社会分成各种界别,再分配政治权力,用一套体制将彼此组织起来。这些界别看起来都可以发挥功能,但事实上仅被少数的界别掌握。举个例子,香港的几个大财团便垄断了这些界别。因此,八百个委员内,这些财团可以操控大约四、五百张票。因此,香港政治权力的分配同样也是不平等,而且贫富差距与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是重构的。因为,这个政治经济结构确保了最有钱的人同时也是最有权力的人。这在港英时期就已经出现,香港当时的港督背後有个行政局,行政局内部有几个当然的委员,例如汇丰银行的主席,这代表的是英国金融体系如何在殖民地内部进行政治统治。这个体制延续下来,现在只是换成了选举委员会与立法会的功能组别,但仍然确保商业与金融菁英垄断社会与政治的地位。香港是最服膺於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经济体,Milton Friedman曾赞誉香港是资本主义的天堂,香港人也很高兴,但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在亚洲四小龙里,是最晚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地方。这与香港政府不愿投入免费义务教育有关,因为一旦要投入公共支出势必得增加税收,而这是资本家所反对的。同样地,亚洲四小龙里,除了香港之外,其他三小龙都经历惨痛的产业升级,香港则无法走向第二阶段工业化,因为一旦采行工业化,便需要政府大量的投入,香港商界是不会同意像台湾发展新竹科学园区的模式。   香港在这样的内部矛盾下,2003年出现了50万人的“七一游行”,虽然这场游行如今看来具有反动的性质,但至少开启了一个社会运动的气氛。之後也出现许多保运活动,像是文化古?保育,许多青年与当地的居民结合,一起参与保护旧城区、历史古?的运动。这个运动在我看来,出现了香港的解殖想像。保护历史古?与解殖在香港产生了吊诡的关系,举例来说,前年有群香港年轻人在保卫皇后码头,这个码头传统上是英国港督就任或英国皇室成员来香港时上岸的码头。但政府规划要拆除,供财团进行大型的商业计画。香港年轻人的?I卫引来许多的批评,例如有些报章舆论认为他们是在迷恋殖民文化、在保卫英国殖民遗产。但在我看来这个保卫文化遗产的运动恰好是解殖的想像,因为首先,它并不否认殖民的历史,也不试图掩盖;其次,更重要的是,它不仅在保卫殖民记忆,也是在对抗香港城市发展的逻辑。香港城市发展的逻辑是我们有大概五成的土地是公园,其余狭窄的土地才来建筑、开发。这是政府炒作土地价格的作法,政府的税收就是从这些土地增值而来。这种作法造成地租昂贵,也限制了香港人有多样生活的想法。这个城市发展的模式正好是殖民时期主要的经济命脉之一,而香港主流社会也完全接受以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今年的反高铁运动,都是在这些脉络下伸展开来。只是目前真正的反殖意识有多强仍不够明确,里面的本土意识,在我看来并不是所谓的“港独”运动,而是在进行解殖的工作。因为,这些民主与社会运动都是针对香港整个政治经济体制的殖民地遗产进行的:一方面保护文化古?,另方面也要求民主参与、甚至释放刘晓波;追求本土并不意味放弃对中国大陆政治的关怀,甚至可成为中国与香港彼此之间社会运动的结合。例如Twitter里面有许多中国内地的朋友支持香港人反高铁及争取更多的民主参与。反高铁运动的意义不仅止於香港,在中国近年来发展的许多高速铁路,也牺牲了许多人民的生活、拆迁许多农村,香港反高铁必须提高到一个视野,反对高铁背後的意识型态,而这个反对诉求对於整个中国也非常有意义。    二、如何理解“盛世中国”?   陈冠中:1992年我到中国後,感觉到中国正发生剧烈的变化;但2008年的变化更是巨大,那年中国发生西藏三一四事件、五一二地震、奥运、西方金融风暴等,中国政府华丽转身,民众觉得西方并没有那麽好,而中国的发展使政府和民众的自信心都高涨起来,我感觉到中国人的盛世感在2008年逐渐浮现,我听到更多的是年轻一代人这样的想法。其实他们处在矛盾的状态,一方面生活压力非常大,很难进入好的大学、要靠关系找到好的工作、忧虑是否买得起房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特别忠党爱国,容不得有人批评中国,对他们的父辈一代对党和政府的批评也不耐烦,他们相信现在是很好的时代,所以他们特别支持政府。国家所传达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解释,他们完全内在化了。由此我似乎观察到下一轮中国的模样,时代提供一个故事给我,於是我写成小说。2009年1月份之後我开始动笔,写了半年完成。我把时间推延至2013年,事实上,是在写2009年;希望藉由时间的推延把2009年的情况更突显出来。我想问的是:如果这样一个盛世真的出现,知识分子如何自处,幸福的意义是什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崛起,这个21世纪的大国应该是怎麽样的大国?   对於大国崛起的事实,中国内部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非常兴奋的,愿意因此忽略或漠视许多问题。譬如说,中国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是否属於殖民主义,知识分子大都是不想也不能触碰这种问题。要知道甚至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也可以是实行、支持殖民主义的,法国第三共和就是法国殖民主义最盛的时期。   在近几年中国对於异议的声音采取更多样的压制方式,也就是说,面对这样的盛世,体制内已经不存在纠错的机制,每个有位置的人都在说官话,尽力附和政府,这种情况到这两年特别严重。而因为中央政府近年税收增加,非常富有,也提供了许多资源给予学者,导致学者为求做学问不愿多批评政府,许多产官学菁英都在政府的资源挹注下,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以致於知识分子虽然大都知道社会有问题,但不想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他们能够做到“不说真话,但也不讲假话”已经难能可贵了。   近年大陆思想界的分歧很厉害。我曾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与会者有自由派也有军方鹰派,主题是讨论中国的未来;鹰派的学者跟我说,他们支持中国的民主宪政,不过通往宪政的道路现在只能是军政;他们与自由派都批评政府,但军方鹰派对政府的批评主要是反对政府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指责政府对中国的未来缺乏强国应有的远见与战略。   反观,台湾或香港其实在以上和其他许多话题层面都可以着力,提供一些不同的想法。   梁文道:台湾与香港两地在谈中国的时候都有用中国来谈自己的倾向,就和中国人谈论美国其实都是在谈自己,美国只是个区分内部政治立场的座标一样。同样地,台湾与香港的大众媒体每次在谈论中国时,也都是在谈论自身。在香港,谈论中国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典型的反共反华,他们对中国的评论都是制式的,譬如说山西要是又发生了矿难,这类评论就非常简单,最後的结论就是一句话:因为共产党不民主。为什麽奶粉里会有三氯氰胺?答案也是因为它是独裁国家。所以谈中国谈了半天,只是不断地加深与固定原有的刻板印象,无法细腻而深入地让大家看到更多东西。另外一种类型的评论是这样的:他们会说中国很大、很复杂,不能用简单的价值来判断,例如刘晓波被抓,我认为言论自由是基本的底线,这样的作法绝对是不对的。但有一些学者似乎只是模仿中国官员的讲法,大谈“凡是都要有个过程”之类的论调。这两派言论表面上是在谈论中国,但其实都只是在投射自我主观的愿望,或者在表达与中国的某些关系罢了。我在香港常听到许多赞扬中国的声音,譬如曾经有个富豪找我去吃饭,问我为什麽对中国常有意见,他认为中国目前非常好,要做什麽马上就可以做、要盖什麽马上就盖起来。香港许多人很羡慕中国,认为这样才是魄力、效率、速度。然而,这些速度或效率背後的真实面却是很少被理解。他们这些意见只是反过来在批评香港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识而已。   这两种中国评论的类型,同样也发生在台湾。台湾舆论在谈论中国时也多是在谈论自己。香港与台湾都把中国当成座标,作为自己内部人群区分的方式,而非把中国视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这是两地今日要谈论中国最大的问题。   对於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课题,我观察到的是中国目前存在着一种法西斯的倾向。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出现几次的论辩,像是新左派与自由派的区分,双方都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有不同的判断。最近几年的论辩有着很巧妙的演变,除了新左派与自由派外,出现了另一组的立场,目前仍未有明确的名称去定位它,但一般称为保守主义者,或者国家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政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而他们从事古典学研究,目的在於陶养人格、培养政治领袖。国家主义者出现後,原有的新左派与自由派出现微妙的牵动。新左派过去批评英美的新自由主义,并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划上等号,然而,在经历金融风暴後,之前一些新左派成员如今的论点,却反过来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的。更有许多学者开始思考“中国模式”,全方位地从法学、政治、经济、社会阐释“中国模式”,例如有位中国法学的学者就不断提出中国宪法有自身的特色,它是党政军三位一体。“中国模式”具有吸引力之处,在於他们往往以挑战西方霸权与主流论述标榜自身,认为中国有自身的一套,不受西方宰制;他们预设了一个本体论上的中国,西方理论资源根本派不上用场。对外在西方的知识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对内则对政府的作法提供了正当性。新左派与保守主义出现了紧密的结合。这种趋势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这也是我忧心的,中国是否会出现一套国家主义的论述。    三、两岸三地的公共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   陈冠中:1970年代当我开始撰写文化评论时,对於上一代香港知识分子挂在口边的这个词汇是比较偏向玩世不恭的嘲讽,到了中国後,我也并不把自己定位成中国知识分子。当近年来英美思想界越来越多使用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後,也转而影响中文的语境,三地民间也逐渐较常用公共知识分子这说法,鼓动了读书人、文化界重新肩负一些改革与批判的使命。一开始我参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评论时,我并没有想被说成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希望能带给大陆不同的想法,主要座标是北京、上海、粤港的城市与文化,或者观察舆论中比较少人谈论的面向,提供一些新的想法,像是大陆出现维权运动,我就介绍美国的社区运动、消费者运动的资讯。我当时并不直接评论中国时政,直到受梁文道等人的一些启发,这三五年我才逐渐意识到我们不能把自己当成外人,或避免麻烦而不发言。我们对中国的认知只能透过直接观察与写作,才能厘清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否则仅是停留在对它片面的疑虑或不安。我想香港、台湾与海外都能够提供一些思考角度给中国,不能只是旅游、城市、饮食男女的文化书写;而中国也必须存在公共知识分子,若没有批判的声音,那麽中国这个准超级大国盛世的发展将是可悲的。今天我想说的重点是:台湾、香港的知识分子群体必须努力在大陆发出声音,成为大陆公共知识分子话语的一部分,介入大陆本身的知识分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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