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

OhMyMedia | FT中文网:中国年轻人的焦虑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席佳琳          倪璐(音译)按部就班地计划着自己的生活。这位上海姑娘说:“给自己设定一个未来3年或5年的目标,是最现实的事情——再长就无法控制了。”   她的中短期目标包括少工作一些、到处旅游;找个人结婚然后生孩子。   这位志向远大、在互联网公司盛大(Shanda)任职的24岁白领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写照。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明显不同,在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30岁以下的人群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中长大的,他们经历了越来越富裕(即使富裕程度还有限)的生活,因此会怀有一定期望。   “这些人患有我所说的中产阶级焦虑症,”位于北京的中国社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研究员李春玲说道。“他们都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想让其他人尊敬自己。”   这种现象很常见。   随着持续扩大的需求让中国成为全球一切商品的最大市场(从手机到汽车),加之中国人对奢侈品产生了强烈兴趣,中国年轻人的未来规划和期望也似乎越来越像西方靠拢,他们似乎有着同样的社会地位象征和愿望。   但在中国,实现这些看似简单的梦想的道路与欧美截然不同。   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正迅速发生变化。农村正以惊人的速度城市化,就业市场日新月异,媒体和娱乐业格局正在经历彻底变革。   这些环境造就了很多暴富的机会,但也给年轻人实现期望中的中产阶级目标制造了巨大障碍。   李春玲表示:“因此,他们感受到很多压力。”   无可否认,年轻一代的生活千差万别,这取决于他们出生在大城市还是农村,是来自富裕或是有着良好社会关系的家庭还是简单的农民家庭。   李春玲表示:“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对于他的未来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在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正开始有所减速。”   但各个社会群体中的年轻人所共有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以及对一件事实的清醒认识:实现这一理想可能需要相当痛苦的奋斗,甚至有可能完全失败。   对于城市中的年轻人而言,房子或许是最大的问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China Youth Research Centre)研究员王晓东表示,“房价太高。”   对于在小城镇或农村长大的年轻男女而言,白手起家通常似乎相对容易。   特别是在最贫困的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辍学,到更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工作。   “一开始,每月都能有自己的钱这件事让我激动不已,”现年25岁的四川人卓宏(音译)说道。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西部省份。他15岁离开农村老家,在出口制造业中心东莞的一家工厂工作。   但卓宏现在发现生活很难继续下去。他一直在攒钱准备结婚,但他已不再肯定自己希望回到那个所有年轻人都已离开的村子,在那里,道路泥泞,也没有工作。   留在东莞也很困难,因为他赚的钱不够在那里买房。他说:“但我已过了重新开始的年纪,或许我10年前出来的决定是错误的。”   那些现在离开农村、比他更年轻的人通常不希望在工厂工作。卓宏表示:“他们不能吃苦。”   很多更年轻的农民工设法在服务业找工作,而非建筑业和工厂。   尽管城市中的年轻人有着更多选择,但他们经常感到同样的困惑。倪璐表示:“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何方,我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   她现在信教,几十年前,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种事情还是不可想象的。她每月去一次上海的静安寺,“与佛祖聊聊天。我认为,有些信仰是件好事。”   译者/梁艳裳 原文: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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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迷惘 大陸年輕人的焦慮

(中央社台北4日電)「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何方,我還沒有認真地考慮過這個問題」,「我有遠大理想,但不知如何實現」隨著中國崛起,諸如此類迷惘心聲,已成大陸年輕一代心情寫照。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報導,中國30歲以下的年輕人是在一個相對穩定社會中長大,他們對未來有一定期許;然而,人們普遍認為出生於城市或農村等家庭背景影響未來發展,巨大的壓力讓他們倍感焦慮。 「他們都追求高品質生活,也想讓其他人尊敬自己」,這些人或許已患有「中產階級焦慮症」,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春鈴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報導形容,在大陸最貧困的農村地區,有越來越多年輕人輟學,轉往更發達的沿海地區工作。 一名25歲的四川人卓宏說,一開始到東莞賺錢讓他非常激動、開心,也一直存錢準備結婚。不過他發現,現在生活很難繼續下去。 卓宏說,他賺的錢不夠在東莞買房子,但他已不想再回到那個道路泥濘,也沒有工作的家鄉。「我已過了重新開始的年紀,或許我10年前出來的決定是錯的。」 卓宏並稱,還有很多比他年輕的農民工積極往服務業找工作,而非建築業和工廠。 儘管城市裡的年輕人有更多選擇,但他們也感到同樣的困惑。上海一名24歲的倪小姐表示:「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何方,我還沒有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曉東則認為,對於城裡的年輕人而言,「房價太高」等或許是最大的問題。 一名上海年輕人說,幾十年前,在毛澤東時代,這種事情還是不可想像的。他現在漫無目的,只能每月去一次上海靜安寺,與佛祖聊聊天。「我認為,有信仰是件好事。」10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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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经济学人》中国的动乱 危险的一年

核心提示:在中国,经济情况和社会媒体正在让抗议变得更常见—— 对该国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微妙时刻。 原文: Unrest in China|A dangerous year 来源:经济学人 发表:2012年1月28日 发自成都、东莞和乌坎村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乌坎村的抗议】 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省省会成都的一个工业区附近, 一幅色彩鲜艳的标语宣称工厂群落的扩张是“创建快乐、 和谐和幸福小区”。1月初, 当成千上万愤怒的钢铁工人为了要求更高的工资举行游行经过此处的 时候,想必对这块标语要退避三舍。 这场为期三天的罢工对一家国企来说规模异乎寻常地大。不过,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更多这样的骚动正时隐时现。 国营媒体对这场1月4日开始的青白江地区爆发的抗议保持沉默, 这个区距离成都东北大约40分钟车程, 高速公路穿过一片错落有致的菜地和竹林灌木。 罢工的消息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 来自攀钢集团成都钢钒厂的大批工人聚集在一起, 被警察方队堵在的高速路旁一条湿滑小道上的图片在微博上流传。 传言说警方试图用催泪瓦斯驱散工人。结果, 毫无疑问是在政府的授意下,工厂的官员们(至少是部分地) 退让了。工人们得到了加薪,虽然比他们想得到的幅度要小。 经理们的工资则被冻结。 近年来,私营企业的罢工也日益频繁, 往往涉及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或更好的工作条件。 私营企业和国营的一样,常常是强势的一方, 官员们可以用钱收买罢工者。 他们盘算的是有条件的让步就能继续让新闻报道“捂盖子”, 便可阻止动荡的蔓延。然而,中国式Twitter(译注: 指微博)的爆炸性增长让抗议者更容易向大量读者进行实时报告、 传递图片。共产党要阻止骚动如涟漪般扩散开来的能力正在减弱—— 正如经济环境正在让更多麻烦出现一样。 底层的愤怒 在青白江一家平民餐馆里,就在攀钢员工宿舍大院对面, 脏兮兮的钢铁工人抱怨说,政府只承诺每月额外增加260元($ 41),这远远不够。收入最低的许多人月薪只有$190。 但工人们知道,钢铁行业正在挣扎求生——如果持续坚持闹事的话, 情况可能会激化。一则警方的通知警告说,对胆敢继续” 扰乱公共秩序“的罢工者会采取法律行动,包括监禁。 安全人员在一辆没有标记的车里跟踪记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刺激经济的开支计划和不顾后果(很多人会说是鲁莽)的银行贷款措施,为了遏制由此产生的膨胀至少是经济放缓的部分肇因。新的建设项目减少了;对钢材的需求一落千丈。 青白江的攀钢工厂在亏损经营。九月,亏损运营的钢铁厂是9家, 到了十月就有25家。 尽管政府现在对通货膨胀比几个月前要少一些担忧, 并把捏紧的闸门松开了一些, 钢铁行业预计还会经历困难的一段时期。一些公司可能不得不关闭。 整体经济增长仍然强劲。在2011年的最后三个月, 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是几乎令任何其他人都要羡慕的8 .9%,不过这仍然是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低的增长率。 经济到目前为止还算软着陆,政府同时也在努力防止过热。 但是这并不能让官员们停止担忧:来年可能会异常艰难。 欧洲是中国商品的最大买家,欧元区的低迷已经让许多中国 制造商陷入绝望。 欧美的需求走低对诸多工厂来说已经敲响了关门大吉的警钟。 钢铁工人的罢工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多起之一, 这些罢工大部分都在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中心的沿海地带(见地图)。 中国出口商现在面临的冲击比在2008年年底的那次要小,当年, 金融危机造成需求突然间直线下降, 有多达2000万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但那一次, 中国的复苏很迅速,靠的是四万亿人民币(按今天的汇率, 超过了63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以及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刺激项目的帮助。 对农民工的影响恰好又和农历新年的长假重合, 经济下滑最严重的时候大部分农民工则返乡度过了长假。 这一次出口商面临的是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增长的放缓, 还有欧元区的困难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中国的决策者不希望贷款继续增加, 因为金融体系在上一次的借贷狂欢中已经积累了不少坏账, 继续雪上加霜不是良策。中国相对较低的预算赤字( 2010年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 让它有空间可以在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 为小企业和消费者补贴减税等方面增加支出。 这些可以帮助促进私人消费——不过要等到最后。 顶层的紧张 中国的长期计划是减少对出口和投资项目——如公路, 铁路和价格过高的房地产项目——的依赖, 并计划让国内的商品服务消费在助力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这种再平衡将是一场长期的、艰苦的长跑。官员不想采用“ 休克疗法”,因为那可能威胁到那些来自农村、 为中国的出口提供廉价劳动力的1.6亿农民工的就业机会。 对共产党来说,这种经济困境已变得更加尖锐, 这也是政治上的微妙时刻。今年晚些时候(大概在十月或十一月), 党将举行五年一度的代表大会, 是自1921年成立以来的第18届, 彻底改变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的大戏将开始上演。 大会将“选举”出一个新的300名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事实上,都是被高层领导人钦点的)。 这将立即得到新政治局的橡皮图章式的任命, 政治局是一个目前有25名成员的机构。 在政治局的核心层是由九名常委组成的小圈子, 其中七名都将被替换。有两人的任命是确定: 副主席习近平将接替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之后的代表大会上成为党的总书记,明年三月再成为国家主席); 李克强则会接替他现在的领导——总理温家宝, 他也会在明年三月得到任命。其他的职位则正在激烈争夺之中。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这是第一次要经历这么大规模的领导层替换,这也是十年之最, 又恰逢这样一个经济动荡的时期。上一次,1988年, 通胀的爆发把邓小平的接班人计划完全打乱, 让保守派有了充足的弹药可以攻击邓的自由派追随者。第二年, 学生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更大的自由, 党内的内乱也随之公之于众。 今天,党面临的威胁非常不同, 但领导们对大规模动乱的恐惧仍挥之不去。在过去的十年里,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中产阶级——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有40% 的城市人口之多——和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巨大的迁徙潮。 党不能掉以轻心。大批便衣民警永远会在天安门广场和周围查看。( 自2008年以来,要进到这个大广场, 旅客们不得不接受机场式的扫描和搜查。)去年年初, 网上流传起匿名的呼吁, 让同情阿拉伯世界的起义的公民们聚集在北京市中心, 指定的位置不是天安门,而是王府井的购物街附近。 警方的对应之策是在那里部署大量警力严阵以待。 在珠江三角洲,这里生产中国出口产品的近三分之一, 也出现了许多疲软迹象。在东莞的一家台资工厂的外面, 十几名警务人员头戴钢盔、手持木棍,瞪着一小群愤怒的工人, 他们抱怨说厂主已经跑掉了。这家生产按摩椅的工厂无法偿债务。 他们担心这一次农历新年的假期之后,他们回来以后就没有工作了。 一名便衣警察试图让他们安静。接着,一名穿制服的官员过来了, 带着一台摄像机,大部分工人撤退了,保持了谨慎的沉默。 在珠江三角洲的其他人则不那么沉默。11月, 在东莞的一家台湾鞋厂,数千名工人上街抗议工资被削减, 这是因为订单量下降造成的。抗议者掀翻汽车,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浑身是血的工人的照片在网上流传。 最近几个星期又出现了进一步的抗议。 广东省在2010年也曾出现过罢工浪潮。当时, 主要是汽车行业的工人们只要求有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条件。 这些纠纷大多被迅速、和平地解决,而很少出现上街行动。 最近接连发生的对抗看起来有些不同。 在成都附近的国营工厂的钢铁工人希望加薪,但是, 这些天来他们对改善际遇已经不大抱希望, 多数是在抱怨工资和工作被裁减。罢工者们看起来也更加冲动。 本月初,中国社科院(CASS)公布的一份报告说, 与2010年相比,2011年的罢工组织得更好,更具对抗性, 更容易引发跟风行动。在香港的一家非政府组织, 中国劳工通讯的Geoff Crothall说:“ 这一次工人们不愿接受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的说法了, 一是他们已经做出了足够大的牺牲, 二是有更少的工人愿意收拾行李回家。” 何处是归途? 政府希望失业的农民工返回故乡, 在农村他们和家人仍然享有小小的土地权,他们可以生存, 或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找到工作。许多人是能找到:过去几年, 由于政府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激增,希望能够让经济均衡发展, 在内陆地区的工作机会也增长了。 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重庆,那儿的富余劳动力大批去往沿海地区, 去年重庆在本地雇佣的人数首次超过了出去打工者。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认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之一。 他一直试图把重庆打造成为吸引农村劳动力典范, 这包括为了建设让农民工容身的廉租房而投入的大笔资金。 不过,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统计, 大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已经超过了60%, 他们本身就是农民工的后代,没有务农的经验。 他们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即使他们没有城市居民享受的诸多福利。 他们比父母一代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也更加自信。去年6月在大屯— —广东的另一个制造业城镇,主要生产牛仔裤—— 爆发的骚乱体现出,如果二代农民工失去希望, 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一名城管粗暴地对待一名孕妇引发了两天的骚乱, 数千名农民工点燃了多辆汽车,还有政府大楼。 根据CASS的报告, 沿海工厂的罢工现在主要是二代农民工在参与。 这种动乱不是要推翻党。中国官员神经紧张, 正在努力弄明白阿拉伯世界的动荡、 俄罗斯的示威和缅甸的压制放松,这些都会带来什么影响, 他们从中国前后一致的民意调查中获得了一些安慰。 这些调查结果似乎表现出对中央领导的高度信任, 对党统治下的未来也显得乐观。许多中国的普通人蔑视当地领导, 但仍然相信北京的领导人是好的。 微博的力量 但是,根据北京的一家民意调查机构,零点公司的Victor Yuan的说法,市民对自己的生活的满意度, 和对政府的信心虽然高,在2010年却经历了“大幅下滑”, 并且去年也没有恢复。对政府的信心已经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 达到60%左右。 袁先生说,微博的快速蔓延对这种下降很有影响。到去年年底, Twitter(本身在中国被屏蔽)的中文版本:微博, 已经广为人知,根据政府下属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5. 13亿上网的中国人中,有近一半(见图表)都使用微博。 这比用电子邮件的都略高,比前一年则上升了近四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春玲(音)估计,90% 年龄在30岁以下的城市互联网用户都用微博。 微博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公共话语。三、 四年前比较容易被当地官员压制、 淡化或忽视的新闻现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即时传播。 曾经只有寥寥数人知道的地方抗议或丑闻现在的微博用户们都讨论得 热火朝天。政府非常努力地要控制讨论,但大多数时候并不奏效, 控制方式主要是通过屏蔽关键词和删除揭发丑闻的用户。 但规避的方式也很容易找到。12月以来,政府已推出了新的规则, 实名制。到目前为止,用户似乎还没有被吓退。 【原文配图: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回家】  为了准备18大,中国领导人会特别紧张, 防止出现对党来说尴尬的事。微博可能给他们制造了一些困难—— 至少去年12月,在广东沿海的乌坎村, 警民之间长达十天的对峙得出了这个教训。 村民们的抗议是中国农村每年成千上万起的动荡中典型的一次: 投诉地方官员占用农地,用于私人开发。然而,这一次的特别在于, 乌坎人把党棍和警察赶出了村庄,控制了整个村子。 在微博上流传的胜利的村民们在村庄中心集会的图片让官员警觉, 这和22年前在天安门的学生们相似,(点击这里看图) 他们通过屏蔽乌坎这个名字和地名试图制止新闻的流传, 不过失败了。 12月21日,在广东省领导人少有地高调介入之后, 他们允诺要调查村民的抱怨,村民们停止了抗议。值得注意的是, 1月15日,抗议的领导者林祖鸾被任命为村里的新党委书记( 前一位党委书记消失了,人们认为他被羁押了)。在这个问题上, 即使是在北京的党的喉舌报纸也打破了沉默, 称地方官员应停止把公民当作敌人。 广东省的党委书记汪洋被认为是今年政治局常委的一名有力竞争者, 他表示,这一事件表明,人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 他呼吁官员不要忽视公民的心声。 很少有人把乌坎当作是党要转变的转折点。 至少有人目击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位抗议者与往常一样被警察拖走。 但乌坎事件已经引起了辩论,至少在网上如此, 党应该如何应对抗议活动和其他形式的公众压力。 而乌坎的村民们警告说,除非他们能夺回土地,否则是不会满意的。 一名抗议领导人说有可能出现另一场“更大的”抗议。 在十八大之后接手的领导层将很快面临处理社会动乱的考验。 即使中国不会出现阿拉伯世界的起义, 许多中国学者说未来几年也会看到不断冒出的不稳定, 经济增长放缓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会加剧这一情况。 中国即将离任的领导人试图压制有关改革政治体制的讨论, 也闭口不谈能否让公民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许多分析家认为,这种改革是迫切需要的。今天的“中国模式”, 在西方经济体三年前跌入低谷之后中外都有人谈论这一模式, 看起来越来越难以为继。 中式轮盘赌 (译注:轮盘赌是一种在转盘上掷骰子赌输赢的游戏) 去年四月,一名著名的知识分子,张木生出版了一本书, 呼吁要回归到毛泽东时期曾出现的建设“新民主”这一目标, 这可算是意味深长的一瞥,党内至少某些精英在做何想。 毛泽东时代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公开支持这一想法。 张先生(其本人也是已故高级官员的儿子, 和另外几位新的未来领导人)说,新民主下,党会继续统治, 但会有更大的自由。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几乎没人相信持这种想法的领导者在切近的将来 能有什么机会。但张先生对当今中国的描述已经引起了共鸣( 在微博用户中也广为流传) 。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财经》 杂志中引用了张先生文中的一些话,他反驳了“中国模式” 的概念并呼吁政治改革。张先生的那句短语形容中国在玩“ 击鼓传花”,不过传递的是定时炸弹。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 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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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播音员向中国民众拜年即兴演示温柔播报

李春姬向中国民众拜年   李春姬简介   李春姬1943年出生于江原道通川郡的贫困劳动家庭,于平壤话剧电影大学演员系毕业,自1971年2月进入朝鲜中央电视台担任播音员,1974年起担当主要播报员并一直受到朝鲜 视频:记者专访朝鲜女主播李春姬演绎温柔播报来源:CCTV新闻频道政府重用。   《朝鲜》画报介绍李春姬说“嗓音强劲有魄力,且号召力极强,拥有出众的口才,每当发表声明、讲话时,能让敌人们肝胆俱裂”等。图为中国央视23日截屏图。   晨报讯(记者 张璐)“我们在朝鲜首都平壤祝中国人民春节快乐。”昨日,被誉为朝鲜“功勋播音员”的李春姬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春五洲行》节目,向中国人民送上一份节日的问候。一向端庄威严、慷慨激昂的她还即兴演示了一段“温柔播报”。   李春姬是朝鲜中央电视台著名新闻主播,因其慷慨激昂的播报语气口吻而著名,曾荣获作为朝鲜播音员最高荣誉的“人民广播员”称号。事实证明,她不仅能用极富战斗力的嗓音让敌人“肝胆俱裂”,也能用温馨的问候让朋友“如沐春风”。在昨日播出的节目中,李春姬给中国民众拜年,并演示了一段语气和缓的即兴播报:“大家好,今天是朝中两国人民的民俗节日春节,朝鲜电视台现在开始播出节目。”   李春姬认为,每一个主播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让观众一眼就能辨别出来。播音方式要和内容匹配,有些新闻必须要读得充满战斗性,有些新闻却也未必。“(比如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样只是在喊,没有感情,没有对象,过去是这样,现在我们要把观众作为对象,像说话一样,温柔地说话”。   年近七旬的李春姬在播报新闻时向来严肃认真,昨日出现在播音台下的她亲切和蔼、快活爽朗。2012年1月,朝鲜中央电视台启用了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主播,换下了李春姬,新主播的播音声比李春姬平和了不少。而央视的新闻频道昨日在节目中透露,近几年,李春姬实际上已慢慢从台前退到了幕后,除了特别重大的新闻外,她很少露面,专心培养新人,把更多的机会让给了年轻人。李春姬对央视记者表示,“我现在播新闻的时候少了,看到年轻的同事很漂亮,她们确实很年轻,屏幕上确实需要漂亮年轻的。”   ■朝鲜动态   朝鲜要求粮食生产目标必须完成   新华社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23日报道,朝鲜内阁近日举行扩大会议,强调2012年的中心任务是着力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会议总结了去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指出着力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2012年的中心任务。国民经济先行部门、基础工业部门要切实贯彻朝鲜劳动党的复兴强盛战略。   会议强调轻工业部门要生产更多受到人民欢迎的优质消费品,农业部门必须完成今年的粮食生产目标。各道和中央机关要及时保障农用物资、设备、材料和电力。会议还提出了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冶金工业、铁路、机械工业、建设建材工业等部门的任务。    会议要求加强科技力量,发展技术集约型经济,改变国家经济面貌。会议还对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基础建设、国土管理和城市管理部门的任务进行了讨论。    会议通过了相关决定。崔永林总理出席会议,卢斗哲副总理作了报告。   朝鲜《劳动新闻》等3家报纸曾在1月1日发表的联合元旦社论中提出,2012年要在强盛国家建设的主攻战线轻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点燃总进攻的火炬,在电力、煤炭、金属工业、铁路运输、化学工业等国民经济先行部门和基础工业部门掀起革新,加快新世纪产业革命步伐,建设朝鲜式的知识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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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庙 | 由“窥探”和“偷拍”看监视器后台道德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 隐私权 , 监视 有一天晚上,我住临汾的99商旅酒店。一个思想很久的的计划也就在那一天成熟。 我是住在2001号房间。我在屋里支起了三脚架,安装好摄像机,然后把机器的镜头对准屋门……我在心底又诅咒了自己一回:你真变态!就好像喝醉酒的人却并不承认自己有醉一样,我依然顽固地按照之前的计划实施。 我打开朝向大通道走廊的屋门,这样,我在屋里的所为便被彻底坦露。对于如“窥探”和“偷拍”这样的词汇我都曾拿来权衡和评判过我现在将要做的事情。但最终我还是不能原谅那些走过我的房间门口时总要向内探视的人。也正是出于对如此恶习的愤怒,我一定要用纪录片的方式做以记录。 这样的记录非常成功,直到四个小时后。这期间仅有酒店保安来过一次,他告诫我关闭房门以保安全。保安用心良好,意思也不错,但我仍然坚持躲在盥洗室墙后用遥控器操控摄像机,完成了全部四个小时的拍摄。后来我在工作室里饶有兴趣地观看那些走过镜头,也就是走过我门前的人的表现时,竟然发现找不到一个不向我的住室窥视的人……那时候,我忽然浑身感到不自在:我这行为本身岂不也是窥探、偷拍吗?一时间正义与邪恶鬼怪难辨,好是纠结! 在百度实时热词排行榜上我看到过排位十分靠前的一些词汇,其中就有“窥探”和“偷拍”。可见那些原本很是隐秘,很私下,甚至是很不愿被他人见得的行为在被足够大的规模人群所关注,而关注者竟然也用的是“窥探”和“偷拍”手段,不过只是换了角色角度而已。我一直对此理解为人的好奇心,为人类天性使然。直到我们社会越来越多地出现无处不在处处在的监视器探头,使得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旮旯拐角,神经末梢都被探头所控制时。我忽然感到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威胁。因为那已经不是个人不良嗜好的表现,而是成规模,成合法化,成国家行政手段的重要一支而大行其道。而我所指的威胁正是基于被迫坦露在探头之下的个人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进而上升为公民个人隐私权是否得以保护的问题。 英国的荣格委员会在一份关于隐私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如果社会控制依赖于对个人隐私的监视或限制,其结果必然是‘由于紧张所致的精神疾病影响增强,而导致至少是整个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下降’”。“精神疾病”是否因此而发生我尚无觉察,因为我本身活得并不精致;“整个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下降”更不好去鉴定,因为在如此粗糙的无须(事实是不允许)独立思考的社会里“整个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实际就是一个屁。这从官媒娱乐版上那些胳肢你的腋窝想让你发笑,又对你说这就是“幽默”可以获得例证,真正的幽默是在我活到五十岁上,而且用上了手机后,那些通过无形电波不胫而传的政治笑话、荤段子里。因为在中国要求的是紧紧围绕在一个人的周围,稍有突兀,便是大逆,那么你又何谈“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提升呢?如此一看,果真探头十分可怕,它甚至直接威胁到了民族基因的正常发育。 在中国,我知道至少有两例不幸被视频公开的“窥探”和“偷拍”。其一、发生在上海复兴高级中学,校方组织全校师生收看摄像专题片《校园不文明现象》,而片子的内容竟然是校方采用“偷拍”方式获取的学生魏某和任某在教室里接吻的镜头http://news.sina.com.cn/o/2004-11-19/11234286163s.shtml;其二、2007年,上海地铁工作人员竟然将通过监视器拍摄到的一对情侣缠绵拥吻的镜头截取后上传至网络,这段2分48秒时长的视频在各大网络中疯狂传播,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 根据事后舆论对上述事件产生的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来看,绝大多数仅仅围绕在了“当事人行为是否属于隐私范围”上进行争执。绝少提及的是对待公共场所安装监视器探头其合法性本身的讨论,而不容忽视的恰是一切争议源头的“监视器”。当然,倘若按照这个世界尚无监视器诞生,或者说尚无将监视器用于公共场所做监视功能的话,那么在1960年以前的美国法律信条“公共场所不存在合法的隐私利益”是合理和可以理解的。而谁都看得懂的是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发展,尤其是电子监视设备的发明和不断实际应用化,实践一再证明,人的隐私是完全可以在某种公开的情况下,尤其是当事人不一定知晓的情况下存在于公共场合的。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监视技术的出现其根本目的是用于有利社会,比如公共治安需要,比如公共秩序运筹需要,比如商业管理、工业流水线需要等。这就出现了界定的问题,即最大发挥监视技术在有利社会和杜绝其无利于社会方面的反方向功能,正所谓一箭双雕。美国人在9.11事件发生后部分地接受了公共场合里监视器的功用。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原先被普遍认可的“隐私止于屋门之前”的看法也在逐步被突破,即隐私在太阳底下依然有存在的事实。 显然,公共场合里的监视行为在现代社会已经被严峻地搁置在了科学、法律以及道德的天平上。孰是孰非,万难定论!作为我这篇小文只在对上述现象作一个描述和简单梳理,未必都对也未必就是结论。但各派明显共识的却已经存在,那就是——监视器的后台道德。如何使监视器获取的城市影像不被其本始职能以外所用? 这样,我们的话题就又回到对中国社会法制水平的评价。 我曾经和陕西蓝田乡下的一位农民治安员谈过一次话: 我——显然你不算正式的公安了? 他——怎么不算,我这不是穿一身警服吗,看,还有特警的胸牌。 我——可是你那是买来的警服呀,大街上的劳保服装商店,甚至土杂品商店里都有出售的。 他——这就对了,有卖的不一定有敢穿的。我是正式的乡村治安员,虽然没有发服装,但穿着它并不心虚。 我——一件衣服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他——你是小看这警服啦,这警服带着法呢,穿着它,就是法,我就是法,谁敢皮干(陕西方言:嚣张)。 这位原本朴实的农民小伙子在村里负责两件事:一、对村镇集市上的监视器探头进行管理(这组监视的终端实际已经瘫痪,常年不开);二、对村上常年去北京上访的几个村民进行监视器实时监视和及时汇报。这后一个监视十分忙碌,几乎每天有“情况”可以向村干部汇报,根据监视器所拷贝的视频资料也已经有了十好几盘。在维稳的事业上大建伟业。 山东妇女访~民李春华的家中四周被秘密安装了监视器探头http://24hour.blogbus.com/logs/44190302.html,《南都周刊》的记者前往调查,村干部把记者骗去吃饭,一路解释说是监视器用于监视村道治安的。直到李春华家人从在自家对面五米开外的废弃土房里发现了监视终端的所有设备,村干还是坚持无理狡辩。 一些年来,对思想活跃人士的预防性监视更是甚嚣尘上,我们权且称其为“肉探头”。他虽然不是采用固定的光学设备完成监视,却对监视对象采取的是与监视器探头同样目的的监视。其耗用社会资源成本不亚于光学探头。而他们监视的理由又往往不在是否“嫌疑人”,而是被挂了号的人,但凡被挂,监视你的理由就只在是否敏感的日子,换句话说,监视你还是不监视你,不在是否“犯案”或者程序本身,而在于今天是什么日子,这就非常滑稽了。 我们注意到,上述三“案”均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和一个“权威身份”:警服带着法、监视村道治安、维护社会稳定的“堂而皇之”;警察(乡村协警)、村委会干部、国家安全人员的“权威”。在中国遍布天地间的百万、千万、亿万个,而且还在不断迅速增加中的监视器探头就是如此运作着他们那天罗地网般的伟业。这里甚至谈不上什么监视器后面的道德问题,而是直接进犯了人的权力。正是这样,就在大家津津乐道于公共场合下有无隐私的讨论之时,却忽视了我们的监视器探头其后的滥用公权力、假公济私、变态的道德沦丧……这些,正是一个法治不能完善,人治大行其道的国度所不可能解决的矛盾! 我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当公民认为在公共场所下,或者说太阳下不愿被监视的权利得以被支持的前提下,公民其隐私权即可认定得到了保护。正所谓“个人信息自决权”[德国学者迪特尔],而非消极和被动的“私生活不受干扰”。能够控制自己的信息的社会方才是真正进步的社会。 值得庆幸的是在开首举例的两桩中国“偷拍”案中,上海复兴高级中学的两名学生以“学校擅自录像、公开播放的行为侵犯自己的隐私权、人格权、名誉权”为理由,将复兴高级中学推上了被告席。(地铁热吻一事尚无后续资讯)。但愿这能够引起中国公民对监视器探头话题的深层次思考。 今天推出的视频《16号监视器》正是我的有感而发。也是我离开北京前四个小时坐守中国美术馆前五四大街的拍摄收获。在此,权当是我献给我居住20年的地方的“北京印象”吧。不过还请“原谅”的是,我依然采取了“窥探”和“偷拍”。 观看视频《16号监视器》http://24hour.blogbus.com/logs/185452924.html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中央军转战地方 / 2011-12-30 13:01 / 评论数( 6 ) 秘密观察:我亲历了现代“豆选” / 2011-12-22 06:31 / 评论数( 6 ) 新“出身论”乱象 / 2011-12-19 17:31 / 评论数( 2 ) 西去长安:枣难(04) / 2011-12-15 07:25 / 评论数( 2 ) 梧桐叶儿落 / 2011-12-11 06:50 / 评论数(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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