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一)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二)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三)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四)  〔编者按：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陈小鲁口述；徐绥之，黄晓一采写；编辑：陈晓彬 米鹤都〕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善后和转业 “六四”清查和整党结束以后，政改研究室被撤销。我没有受处分，当时还是留守的党委书记，负责这帮弟兄们的遣散、善后。工作组找我谈，说，现在这些人都各回各单位了，你的情况，不归我们管。但是我们愿意给你出个证明，证明你表现不错，你是正局级，如果部队需要的话，你还是应该争取一下，级别应该动一动。我想，也对，我们“六四”后就被当成赵紫阳的人了，我也不想在部队干了，也别给领导添麻烦，提你不是，不提你也不是，转业算了。 所以，我当时就找二部副部长姬胜德，提出转业。我说，我想转业。他说，“转业好啊。部队，没劲!我都想转业。”我说，我转业，你能不能给我调一级?我1976年调到总参二部的时候，我已经是副团职了。到现在还是副师。我在政改研究室，中组部给我出函证明我是正局。如果你给我调到一个正师，我转业在地方工作，还能多领俩钱儿吧。 结果他说，“哎呀，很困难呀，这个东西很复杂。”我说，“好吧，实在不行就算了。那就还是副师吧，我只是提出我的想法，不行就算了”。其实，我1976年到二部任副团职的时候，熊光楷当时还是正连职;姬胜德还是副连职。他们这时已经提到了正军和副军职，蹦了多少级?我还是副师，常理上我是比较亏，不过我这一辈子，对当官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我当时为什么转业呢?也是对整个“六四”的情况很不满意。一个是开枪。我在英国，前面提到的人家处理防暴枪的态度，不能随便拿枪去打人的，是有底线的。另外呢，党内斗争比较激烈。中央开会批赵紫阳的时候，那份19号文件怎么说呢?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扩大的，我不敢说别的，政改研究室这一块基本上没有真的。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经过文化大革命，真的没有接受教训。到了现在，还是搞这种手段。赵紫阳下台，不是很容易吗?老邓一句话就行了。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不是他的问题，栽到他头上?还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政改研究室这段经历，就是知道了中央决策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我有点心灰意懒了，没法奉陪了。我下了个决心，就是从此不在体制里干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不能再说违心话了。 ◇　在国外讲学 1992年1月，政改研究室正式解散。全部工作做完，财产封存，文件封存，人员全部安排了。因为我是借调的，没有什么安排，我就回原单位了。回部队以后，通知我去学袁木〔27〕讲的什么三套——“三代”领导班子。当时我讲，第一，我要学，就学马列著作，学小平著作，他那个不是马列主义;第二，他讲的错误很多;第三，我现在已经要求转业了，要找工作，没功夫。 当时，外国专家局的局长是我的朋友。在英国的时候，他是三秘，我是武官，大家谈得来。他一听说我要转业就说，“哎，到我这儿来吧，你太适合干这个活儿了，有外事经验，思路又开阔。”我当时说，我不想做具体的，你给我个虚职，把我从部队转出来就行了。 中组部赵副部长亲自找我谈话，对我还不错，问我去哪儿。因为外专局那边要，我就说去外专局。他说到局里安排比较困难。我说，我不要求到局机关，就想到挂靠外专局的人才交流中心、协会什么的。另外，我对级别无所谓，副师就是副局级，我到那儿也不当什么局长、秘书长，给我个研究员什么的就行了。过段时间，我就下海。他说，那问题不大。 结果还是不行——换人了，外专局新来的局长坚决不要我。后来赵部长没找我，他秘书打电话告诉了我。我说，我很理解。换了我，我也不要。因为我这个身份，干好了不会添什么彩;干不好他拿我没办法，还是大麻烦。我说，我太理解了。感谢赵部长，我自己再找吧。 我就找体改委贺主任，他给证监会打电话。那时证监会正在搭班子筹建中，刘主任那边说，欢迎!要做哪个局的局长随便挑。我说，哎!老贺，我真是对官场寒了心了。这样吧，你就出个函，我把档案放体改委下面的联办〔28〕。后来老贺看我挺坚决，就说好吧。他后来就向部队发了文，就把我从总参调出来了。我把档案就没往体改委放，直接就放到联办的人才交流中心去了——自由啦! 后来阎明复〔29〕找我，说民政部彩票中心缺个主任，要我去。我说，官方、半官方的，我都不想干了，我下海。阎明复说，那你就给找个人过来吧。我就把原来政改研究室的办公室主任推荐过去了。我开玩笑说，你知道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委吗?中顾委、中纪委，还有一个知道吗：“中募委”——“中国福利彩票募集委员会”，这个可厉害，钱也不少。怎么样，去吧。结果就把他推荐去了。他去了，干的还不错，跟老阎也搞的挺好。 这时，美国华盛顿大学邀请我做冷战史研究，是访问学者。因为我当年在战略协会的时候，有朋友找我参加一个中美学者的讨论会，他说，这是中美双方学者第一次交换对朝鲜战争的看法，讨论会缺一些军界的人。我当时还有军衔，所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们谈了谈，大家感觉挺好的，我就参与了。然后我就为此采访了杨尚昆、乔木、师哲等人，还有一些军界的学者，写了一篇文章《1949-1950年的中国对美政策》，参加这个会。好像在陶然宾馆，开了五天，和美国学者面对面的交流。李慎之参加了，他算领导，下面是一些青年学者。这第一次，大家还交流得不错，挺高兴的。以后我就介入这个圈子了。后来，美国方面邀请我去访问，因为在部队的身份去不了，我就没去。 这时我是自由之身了，也没去过美国，我就答应了。我以个人身份，去了三个月。我的研究课题就是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同一年，我还去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去讲了一次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六四”后，我是下决心不在体制里干了，不能再说违心的话了。所以我讲话也没有顾虑。我讲的主要观点，就是改革开放肯定要继续下去，而且中国的发展前途很好。 当时听众也有很多问题，与学者们交流也谈到一些观点。比如美国的奥森伯格教授，很有名的汉学家。他对中国很熟悉，他说，你看，毛泽东怎么样，邓小平如何，说到江泽民，他说nothing——什么也不是。我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nothing的领袖。因为这个社会的体制在转换。当时我有个观点，“六四”当然是个悲剧，但是也有“好处”。它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人人关心政治，恨不得大家都要来管天下大事，这就乱了。实际上，分析所有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和最不民主的社会，“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有那种理想中的大民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政改研究室就讲的，没有那种纯民主，什么都投票。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美国也一样。当然了，它的形态比你高一点。“六四”后，中国人迅速地世俗化了。所谓“世俗化”，就是关心自己，然后去发财。这样一来，社会就有一个稳定器了。另外呢，它也打破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大家知道自己努力了，靠组织，靠不住了。那个组织有它自己的利益。 讲完以后——他说，咦!你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当时美国总统是克林顿，我说，克林顿是什么?克林顿也nothing。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列宁那句话，“持常人见解”的路线。“常人”就是平常人，不是像毛主席那样的“神人”。神人有很多思想，但是他脱离实际。老江离实际会更近些，体会到普通人想什么，所以他说，发展经济呀，让大家生活有所提高啊。他就求实了嘛。 　 　◇　改革开放变不了 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要发挥制度的作用，领袖不能老改变制度，那不行，那样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比如改革，老邓有他的想法，换个人可能想法就变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要政党去做呢?我认为政党代表制度，领袖代表个人。 当年耀邦下台时，很多人看到耀邦就这么给搞下去了，觉得比较忧虑和悲观。我当时就讲，不要着急。现在老邓在，老邓靠什么起家?靠得是改革开放。老邓跟毛老爷子，有什么不同?就是在改革开放上不同。老邓的观点我们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其中，讲“四个坚持”，那毛老爷子比老邓在这点上要坚决得多。讲四项基本原则，列宁就是呀，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也是，直到江青还是。我说，老邓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就是改革开放。所以，老邓奋斗这一辈子，就整出个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开放拿掉，就没有邓小平了。这是他的旗子，他能这么扔掉吗?不可能的。可能是我看到事物的本质了，或者，我看到他的人性了。这是从最高领导的思想来看，他不会改变的。 “六四”以后我还这么说。第一条，不说别的，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他们在想什么?看看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能够回去吗?不要说“右派”了，就看看那些“左派”们的子女，他们能回去吗?他们要真是“清如水，明如镜”，倒让人害怕了，那很可能还真要回到五十年代了。第二条，江泽民当时讲什么：小商贩，要“把他罚得倾家荡产”，这是文件上写的。但是过两天他就不说了，“倾家荡产”?当时两千万个体户，一亿人口，你赎买下来?你养不养?你给他解决就业问题?你解决得了吗?你还得允许他，甚至还要发展他。李鹏那时候讲，乡镇企业是和国企争资金、争人员……我说，他懂不懂，乡镇企业当年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干两年就知道了。 很清楚，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你收不回来了。老邓厉害就在这个地方。比如搞股票，他表态说，“允许试”、“不行就收”嘛。其实，允许试是真的，不行就收是假的。他早想清楚了，别人可能没想清楚。允许试，就试呗。反正后边有句话，不行就收。收?怎么收?靠行政命令收?收得了吗?你发了那么多股票，要花多少钱再把老百姓的股票买回来?你花钱买，正好给大家“解套”。再者，你有这笔钱吗?你政府要是有钱，何必搞这个呢?所以没法收!老邓这个人，比较聪明。战略上他想透了，后一句话，就把那些反对者的嘴堵上了。别的老头一听，啊，允许试，可以收，好啊。可一试，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反杜林论》的那一段话，非常精辟：“平行四边形”。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他的意义，只要有一个“力臂”，社会运动轨迹就要改变一点点。老邓的思想符合多数群众的利益，获取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所以成功了。毛老爷子开始也是，文化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啊，多数人都支持他。可慢慢的，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他再坚持也没有用。最后，老邓往这边一偏，就整个“打左转灯向右转”了。 这个笑话它有点道理。搞改革开放，老邓的想法，无非还是要搞社会主义，要把中国搞强。毛老爷子和邓老爷子的想法，都是这样的。江青的想法就是搞“穷社会主义”吗?也不是。她是为了打倒对立面，即使“宁要社会主义草”也行。这是手段，就用这个把你打倒。其实那一段，四人帮在上海搞得相对还比较好。因为他们已经控制和巩固了上海这个地方。 ◇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他的种种东西，应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单民主墙。特别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的是《毛选》，学的是“雷锋”。我们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你得出的结论能走出多远啊?说实话，当年在党内没有人敢跟毛主席辩论，不论谁都说不过毛主席，都会折服于毛主席的雄辩。毛主席批彭德怀，多“精彩”，别管他有没有道理。 过去有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愿意反思的话，文化革命就不是历史吗?就红军长征是历史?说起来，红军长征是不错，延安精神是不错，但它们毕竟是在夺取政权当中创造的这种传统。现在是建设时期了，这期间我们党内最大的财富，应该说，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难道不要了?本来应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全党，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们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训，现在就要建立一种机制，要能不断地调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对手。过去的政治斗争，每个人在反对对手的时候都打出一个“崇高”的旗号，说对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自由化”等等，无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达到一个共识，容忍对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护对方的权利。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民主党、共和党不论谁上台，对美国都不是灾难。我们则不是这样，而是只有我上台，中国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灾难、就是“复辟”、就是“自由化”。所以斗争变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极端手段，动不动就要动用军队等“专政”手段。 我们需要宽松的机制，我就不明白这个：他们为什么老说，中国“国情”不适于搞这个。这是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在阻碍。所有当权者都一样，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分权，与虎谋皮是做不到的。那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种制约、一种限制，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但这些东西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否则做不到这点。现在你看不到这种改变。 当然，新的变化也是有的，比如领导人终身制的结束，这是从老邓开始的。这只是进了一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不能总是自我copy(复制)。两个党竞争，它们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我们现在是自我copy，这就造成血缘上的“近亲繁殖”。结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就弱化。现在就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因为在共产党的体系里，在权力中泡得太久了，就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历史的惰性。毛主席讲“最聪明的人是战士”，就是说，可以从不同的地方选拔人才，来打破这种惰性。所以，文化革命的所谓的“合理性”呢，就是毛老爷子想要探索出这样一个体系。他当时对官僚体制很不满意了，想改造这个体系，所以他把王洪文从工人中选拔起来。但他不是从搞文官制度、搞政党竞争这个思路来做的。 ◇　商场上的洗礼 大约1993年，海南三亚市要开发亚龙湾。原来有一个亚龙湾开发公司，资金也不够，没搞起来。后来由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公司，我也参加了，是这家“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借着发法人股，当时想多敛点钱吧，按两块钱一股，发了3亿人民币的股。敛了一部分钱，然后把开发的土地征下来了。 但我在那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一个就是1993年底，朱镕基那时正在搞“宏观调控”，钱不让进海南，由银行把口，钱就是不让进。另外，我们那儿有个失误。就是一开始想搞点综合经营，搞了块地，投了一个多亿，结果因为一调控，就没钱了。而那个项目又是海南旅游的重点项目，“国家旅游度假区”，当时是国家旅游局搞的，但是计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当时香港有一个中粮集团下属的鹏利国际，一方面他们有钱，另外当时度假村的理念在国内还不清晰，而他们比较明白。既然我们没有能力，就交给他们做吧。于是我们就扩股，转让了股份，鹏利拿钱进来，当了大股东，当然我们就要退出了。 1994年3月份，我们离开了。他们继续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后悔，但是我说，要是我们接着搞，没有钱，也难以为继。那么大个项目，我们当时把规划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当时也有点儿烦。特别是在亚龙湾那儿，看见的事也挺黑的。就说派出所借摩托车吧，他们找我说，我们派出所要帮着你们拆迁，需要交通工具。我说那好吧，送你们个摩托车吧。他们不要，说借用吧。我觉得他们还不错，只借不要。下面的同事说，什么呀，陈总，你不懂，他当然不要，因为摩托是借的，所以坏了你得给他修，汽油你得给他加。你要送给他，我们就不用管这些了。哎哟，人家想得真精。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感觉真不好。 后来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说，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过年，夜夜兴奋”。我难受，干不了。后来这话被传到海南的领导耳朵里，他很不高兴，说我，“陈小鲁才黑呢!他发股票，一块钱卖两块”。我不否认这点。但是，发股票的钱是给海南开发用的，还不是给你海南弄钱?我又没有拿这个钱。我当总经理，当时的工资是两千块钱，仅此而已。 从海南回来以后，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面，搞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说，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万块钱，成立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标准国际”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几个项目的海外上市做顾问。当时，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刚刚准备起步。由于做投资顾问的都是老外，一些领导不大信任，就想找个中国顾问，心里有底。这样子，我们正好就找到了客户，就担任中方的顾问，去搞些撮合啊，咨询啊。不过这个赚不了多少钱。而且我们这种人，就不是经商的料。 比如，广深铁路H股在海外上市，我们做它的顾问。他们上市收入了5亿美金，当时我们的上市顾问费是30万人民币。可是由于铁道部内部的矛盾，我们被拖了两年。关键是有两个问题要我们协调。一个问题是火车票定价问题。当时，铁路价格是国家统一制订的，车票由计委物价局统一定价。可是要没有自主定价权，在海外就等于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人家凭什么买你的股票啊?为这个，我就找计委的副主任。那时候正好闹涨价呢，计委主要怕涨价。我说，按现在的情况，它不会涨价，可能还要往下调。因为它面临着高速公路和飞机的竞争。最后，由我们公司写了报告给计委，他批示，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浮动”，但是不“放开”，但给它一定的定价权。这样子在国外还有卖点。 这是一个难度多大的问题啊，等于要改变一个体制的事儿啊!这个最后我们帮他拿到了。这价值多少钱?没法计算。但是计委给它的这点儿权力，公司就募集了5亿美金。 此外还有一件事。它那条铁路有个特点，是从广州到九龙，所以它有外币收入。公司把这些外币打包，给了一个中资的金融公司，等于给卖了。国家规定，外汇进、出都是要报告的。这样，一千多万美金的外汇就没了。一年半以后，铁道部内部矛盾解决了，又重新启动上市了。人家一看，财务报告又不对了，每年的一千多万美金收入没了。这就没法上市了。于是他们决定回购。这一回购，又麻烦了。有钱有贷款，但是没有外汇指标。为了让它能上市，这又成我们顾问的事了，我就出面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我说，你批给它一千万美金的额度，拿这个回购外汇。这样，它上市后能拿回来5亿美金的外汇。外管局领导说：但是它违规。我说，两边都是国家的事，这事铁道部也着急。外管局领导说：就这样吧，但是我们得罚它。最后给了它指标，但罚了8万美金，问题解决了，它就上市了。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企业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加倍给了60万人民币。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人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两件事，就挣了60万人民币，发什么财?不过，这件事儿，我们总算做成功了。 ◇　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 下海几年，感觉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挺没意思的。除了文化领域还没有介入过，不论军事、政治、经济，我感到我跟这个社会整个地不适应。就是说，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太不一样了。我是有点理想主义化，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除非你说服我。你说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但是有一条，我这个人也不愿给人找麻烦。如果老接触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挺难受，大家都会挺难受。我不行，我离开还不行吗?1997年，我身体不好，后来高血压。主要还是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就退下来了。 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请我当个独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个项目，邀我参加呀。我有一条，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门面，但是不参加管理。而且我也不问待遇，愿意给多少给多少。所以大家都觉得处得挺好。 我现在是博时基金和江西长运两个上市公司的独董，都是朋友邀请的。因为是邀请我去，不是我主动去找的，这样我就比较超脱，可以好好考察一下这个公司。我不是一般的股民啊，而是要当它的独立董事啊。所以，我就调来资料看，发现这两家公司还不错，比较规范。就做了它们的独董。独董，就是代表小股东监督大股东，让大股东不要做危害小股东的事。在基金，就是对基金持有者的责任。另外一个是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要合规经营，并不是说赚的钱越多越好。你不合规，你赚的钱多，你反而越容易出问题。当然，独立董事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因为你不在公司里，要想蒙骗董事，那太容易了。 从我做独董的这两个公司来讲，应该都还可以。博时基金非常不错的，在基金中排前三名。“长运”也是一个不错的搞交通运输的公司，非常稳健，号称是中国交通第一股。其实，一个公司的关键最终取决于其管理层怎么样。 多年来，我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为人处事一直在遵照这三个座右铭，没有做那些违心之事，也无愧于这个社会。孔子还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是圣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 　 　注释： 1.读chua，篮球进篮的象声词。 2.林彪之子，文革中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3.陈毅长子，后任对外友协会长。 4.指北京市的第四、第六和第八中学。 5.指文革初期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黑帮”。 6.指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人的“反党集团”。 7.彭真夫人。 8.指谭震林副总理。 9.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10.当时士兵的军上衣两个口袋，排长以上干部的军上衣四个口袋。 11.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 12.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的小名。 13.1960年代，一个少先队员刘文学，发现地主分子偷盗生产队的蔬菜，与之斗争而被杀害。当时被广泛宣传。 14.“三个世界理论”：指1974年毛泽东对当时世界战略格局的说法。“三个世界”即：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非、拉美及其他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 15.英国称其为福克兰群岛，英阿两国均称对此群岛拥有主权。 16.一种美制自动步枪。 17.鲍彤，当时任赵紫阳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 18.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谈到：“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20-343页。” 19.指新中国成立后，对接收下来的旧政府人员实行酌量减薪，作为稳定物价、克服财政困难推出的主要措施之一。见《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5页。 20.前苏联长篇小说《夏伯阳》，描写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红军指挥员夏伯阳足智多谋、顽强勇敢，但政治上不成熟，作风散漫。政委克雷奇科夫到任后，把他引上了正确道路。1934年《夏伯阳》拍成电影，在中国曾影响广泛。 21.“团结工会”：1980年11月成立，当年发展到1000万会员，瓦文萨当选为主席。1981年团结工会的《纲领决议》明确提出要改变现行社会制度，且不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同年12月，波兰当局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团结工会随后被取缔，瓦文萨等数千人遭拘捕。1989年4月团结工会再度成为合法组织。随即投入大选，在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中获得成功。翌年12月，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 22.“黑工事件”、“黑窑事件”：2007年5月，山西省洪洞县警方破获一起黑砖场虐工案，解救出31名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之后，数百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网上联名发帖寻子。案件引起中央震动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23.“军政、训政、宪政”：1924年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提出的建立“民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或称三步骤：⑴在军政时期施行军法，实行军事统治，既以兵力统一全国，又训练人民接受三民主义。待一省之内秩序完全安定后，就可停止军政，开始训政时期。⑵训政时期施行约法，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运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一省之内全部的县已实行自治时，就可以结束训政，开始宪政时期。⑶在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宪法颁布后，即“还政于民”，举行全国大选。民选政府成立，就是建国大功告成。《辞海》 24.“小舰队”：文革中，林彪之子林立果建立的一支以效忠林彪为宗旨的武装力量。 25.“团派”：指在共青团系统、特别是在团中央工作过的党内领导干部。1957年至“文革”前，胡耀邦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26.指邓小平1989年“4.25讲话”，认为学生上街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27.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六四”前后曾兼任国务院发言人。 28.全称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为中国最早引进股票市场设立的机构。 29.阎明复，“六四”前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六四”后改任民政部副部长。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埃贡贡克伦茨是民主德国最后一任党的总书记、人民议院主席和国防军委主席。民主德国在1989年夏秋开始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为了扭转局势，担任了18年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昂纳克辞职，作为昂纳克的接班人，党内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时年52岁的克伦茨于1989年10月18日接任民主德国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但是，克伦茨此时已经没有能力挽救民主德国了。1989年11月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决定开放柏林墙，12月3日，克伦茨辞职、政治局辞职，1990年10月3日，两德合并。从此，作为二战的产物，民主德国在世界版图中消失。 两德统一后，克伦茨被控多项罪名，陷入了长期的诉讼过程。他曾被控为恐怖主义分子、杀人犯、操纵选举等。最后，法庭判决的结果是，克伦茨刑期6年半，2003年底，克伦茨获释出狱。 今年4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原东德社会统一党总书记、人民议院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克伦茨，就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作主题发言。克伦茨曾于1989年10月初访华，参加中国40周年国庆活动。这次22年后克伦茨重游北京，笔者负责陪同，感慨颇多。 1.北京的街道上怎么都是年轻人？克伦茨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即来到天安门。漫步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他时常停下脚步，或远眺，或近观，并不断地发出感慨。忽然他问，为什么大街上都是年轻人，只有我一个老年人，中国的老年人都到哪儿去了？在后来几天的参观中，他经常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我们所有的解释都不能满足他对这个现象的好奇。路过北京饭店时，克伦茨驻足环视，告诉我，上次访华时，他就住在这个饭店。他还说，邓小平同志会见了他，听说他是邓小平同志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客人。江泽民、李鹏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都会见了他。在天安门广场伫立的大型彩色屏幕前，他久久地观看，一再重复地说，北京的变化真大，与1989年相比完全不一样了。 2.这是私人的，还是国家的？无论是路过，还是参观，无论是看到一家银行，还是一家公司企业，一家商场，或是一家大饭店，或是坐在出租车上，总而言之，无论到哪儿，无论看见什么，克伦茨都要问：这是私人的还是国家的？当他听到这家企业是民企的，那座大厦是外资的时，都要追问一句：私人经济会不会做到国家无法控制的程度？国家对私人企业是怎么管理的？本来我们想在会议前后，安排克伦茨游览一下北京的名胜古迹，但是，他一再强调，1989年来华时，已经看过一些，他此次来京特别想看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3.共产党人的同志情。在感叹中国变化的同时，克伦茨也从不忘记问每一个接待他的人：你是共产党员吗？如果回答是共产党员，他会立刻补上一句，“咱们是同志”。在告别的时候，克伦茨会与接待他的共产党员逐一以欧洲式的拥抱礼节再见，而与不是共产党员的接待人员则以握手的方式再见。在参观期间，克伦茨抓紧每一点时间问接待他的年轻人们，你们满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对未来有信心吗？你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吗？每次他都得到肯定的回答。当他听到这些回答时，那种由衷的高兴溢于言表。这可能是1989年时克伦茨在民主德国很少能感觉得到，但又非常希望能听到的回答吧。也可能是为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而高兴吧。10年前，在第一次见到克伦茨时，我根据西方的习惯，称他“克伦茨先生”。但是，他回应我的都是“同志”，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 4.北京烤鸭真好吃。每次吃饭，出于礼貌，都要问一下克伦茨有什么忌口的。他总是说，没有忌口的，只要是中国饭，什么都好吃。但我们发现，他爱吃辣一点的菜，爱吃肉，特别是北京烤鸭。在参观中，碰到德国旅游团时，克伦茨经常被人认出来。每次人们都是热情友好地问候他。有一次，几位老先生与克伦茨擦肩而过的瞬间认出他来，赶紧握手问候，显得很关切他。几位老先生离开之后，我问：他们是东德人吧？克伦茨说，他们是西部的德国人。我奇怪了，那怎么会对您——东德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么友好呢？克伦茨回答，我没有个人的恩怨和瑕疵，他们对我的所有指责都是政治上的。 5.北京真大，中国同志真友好。不算抵达和出发回国的两天，克伦茨在北京只有5天的时间，其中3天开会。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对北京的印象是：北京真大，比起北京，柏林就像一个小村庄；北京的道路真干净、真漂亮。其实，柏林并不小，只是北京更大一些而已。在开会和参观期间，克伦茨的那份信仰、自尊、执着、不屈，在他脚下的那双旧皮鞋里，在他那唯一的一套西装里，都清楚地展示给人们。克伦茨在京期间，没有买任何东西，他没有相机，没有手机，没有名片。 最后，克伦茨在机场一再叮嘱我，代他感谢所有接待过他的中国同志和中国朋友们。 光阴荏苒，苏东集团10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有8人作古。他们当中只剩下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民主德国的克伦茨。戈尔巴乔夫虽已80高龄，但仍在忙着挣钱。克伦茨负债累累，但心中的内疚和期盼共存。